不久顺治皇帝因爱妃董氏的病逝抑郁而终,也有人说顺治帝在心灰意冷之后,认为“四大皆空”,无所依恋,便舍弃江山,遁入空门,到五台山剃度修行,病逝于养心殿也许仅仅是个对外托词,实际上顺治并没有死,而是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了。后来康熙皇帝虽多次奉母后皇太后(孝惠章皇后)不远千里来到五台山,希求夫妻、父子相见,但顺治拒不相认,后终成正果。这位风流天子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于戏曲、小说,更演绎出诸多动人的情节,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动情,抛洒一把多情的泪水。顺治帝笃信宗教是事实,大约开始于顺治八年,由于当时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他认识了年近六旬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当时在宫廷供职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从此与之结下了“忘年之交”。又因其母孝庄皇太后拜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帝也就称之“玛法”(满语意为祖父、祖辈),并常召入宫中,请汤若望讲论天文历法,乃至宗教、政务等等。过从甚密,这也是顺治与宗教结缘之始。
传说中的顺治出家,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根据清宫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14岁时外出打猎曾会见过一位在石洞中默默修炼了9年的“别山”禅师,顺治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在京城西苑(今中南海)为他辟出一处“万佛殿”,供其前来修身。“别山”却仅仅入宫作了礼节性拜访后,又飘然而去,回他的山洞去了。这使顺治感动不已,思想渐渐超乎尘世,一心向佛,视尊崇高贵的皇帝之位如过眼烟云了。
从这以后,顺治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因身边太监的鼓动,遂于南海子召见了当时的佛教高僧憨璞聪。听了他的一番关于佛教经义的谈论后,顺治帝很是高兴,从此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又延纳南方高僧玉林琇、茆溪森,木陈忞等入京师,供奉于西苑万善殿,对他们崇礼优渥。十六年,顺治帝竟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其初不肯,固请之下依之,顺治自择“行痴”,号“痴道人”。后来在他的印玺铃章中竟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法号。顺治帝虔心佛事,每以讲经释教为常事,甚至董鄂氏也在他的影响下由不信佛到笃信于佛,直至“口呼佛号而终”。在顺治帝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中也说:“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典义,由是崇敬三宝,专心禅学。”
由于顺治帝沉迷于佛事,在他最心爱的人病逝这一无情现实的打击下,便产生悲观厌世的情绪,希望遁入空门,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他曾命茆溪森为其削发剃度,决心出家,孝庄皇太后百般劝解,他不听劝阻,说佛祖释迦牟尼、禅宗祖师达摩不都是放弃了王位的王子吗?坚决要落发为僧,痴心礼佛了。皇太后命人急召高僧玉林琇抵京,玉林琇闻知后,一面痛责弟子茆溪森,一面命人取来柴薪,倘若茆溪森敢引顺治帝为僧,就要将其烧死。并有针对性地劝导他,你的任务不是自己当一个和尚算了,佛需要你在世间护持佛法,保护寺庙,这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工作,且非做皇帝不能完成。无奈,顺治帝才勉强答应蓄发留俗。顺治出家不成,后来只好命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作替身,入悯忠寺修行。
顺治虽然年纪轻轻,但身体素来羸弱,又多情善感,爱妃的早逝,对他的身心都造成极大的伤害,结果,董鄂氏病殁后仅半年他就染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时称痘症。顺治帝身患痘症,自知命在旦夕,后事安排已刻不容缓。由于清初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立储制度,况且其膝下诸子尚幼,无一个成年皇子,嗣君为谁?这个问题使顺治帝躺在养心殿的病榻上辗转反侧,一时难以定夺。最后还是召来了自己与母亲孝庄皇太后都极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他虽为异邦之人,但他的话在顺治母子的心目中却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汤若望认为皇三子玄烨可立为皇太子。因为当时顺治帝的六子中(长子与四子已夭折),除二子福全和三子玄烨较大外,四个婴幼儿或刚刚呀呀学语,或尚在襁褓之中。而福全与玄烨虽均庶出,一为宁妃所生,一为佟妃所生,但玄烨自幼受到祖母的钟爱,想必汤若望也了解其中情况。而且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玄烨已然出过天花,而二子福全尚未出过,将来继承皇位,一旦染上此症,难免还会发生眼下类似的悲剧,这是当时的一大忌。因而,顺治采纳了他的意见,也得到诸王大臣的赞许。
对于顺治的死亡,正史上的记载是:“正月壬子,上不豫。丙辰,大渐。赦死罪以下。丁巳,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从壬子生病到丁巳驾崩,前后六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写下一篇千余字的遗诏,这份遗诏罗列了自亲政以来的十四条“朕之罪”:没将国家治理好,老百姓没能过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亲养老送终,罪二;父亲死时自己年幼,未能替父亲服三年之丧,罪三;未与祖父、父亲的子孙们常叙叔侄、兄弟之情,罪四;亲近汉族文士,疏远满族武将,罪五;对人要求过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长,埋没了人才,罪六;姑息养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称职,却不能及时罢斥(举有具体实例),罪七;国用浩繁,兵饷不足,只知让群臣商议减少俸禄,却不裁撤宫中费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损下,罪八;营建宫室,极尽精巧,却不体恤百姓之艰辛,罪九;董鄂妃逝世,丧葬过于优厚,罪十;不以明朝灭亡为戒,仍然委用宦官,致使其营私舞弊,罪十一;贪图安逸,接见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谊滞塞,罪十二;自恃聪明,不虚心纳谏,致使臣工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错,却不能及时改正,致使过错越积越多,罪十四。遗诏中除了这比较详细、比较具体的十四大罪状,就只剩下寥寥数语了,无非是让儿子玄烨即位、令鳌拜等四大臣辅政而已。
或许,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就看看他健康时的诏书吧:顺治十四年九月,京师地震,顺治帝便下诏道:“朕亲政七载,政事有乖,致灾谴见告,地震有声。”并要求文武大臣们对他的“阙失”“陈奏毋隐”。顺治十七年正月,又下诏说:自己当皇帝已经十七年了,却“民生犹未尽遂,贪吏犹未尽除,滇、黔伏戎未靖”,有负上天的托付、祖先的寄托与太后的教育,辜负了“四海万民之望”,深深地引以自责,并宣布,以后凡元旦、冬至及自己的生日,“庆贺表章,俱行停止”,又大赦天下,减免直隶地区的租赋。同年五月,沅州、镇远地区出现大旱灾,顺治再次下诏曰:以前屡次下诏引咎自责,今天细细思考,都是只做表面文章,很少有实际效果,如今“寇盗未息,民生困悴”,要求诸臣“凡国计民生利害,及朕躬阙失,各直言无隐”。于是大臣们上书将过失揽在自己身上,顺治又道:“朕下诏自责,你们却合辞引罪,是仍然将朕的罪己诏看成是做表面文章,没有领会朕真心改过的意图啊。而你们不能各抒己见以辅佐朕的不足,也是朕不能专心委任大臣的过失。今后朕一定专心委任,你们也要秉公持正,尽心辅佐啊。”再看看《清史稿》的修撰者对顺治的评价吧:“迨帝亲总万机,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袵席。”简直是人民的大救星了。修《清史稿》的赵尔巽、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不少是满清遗老,对清代诸帝自然是隐恶而扬善,溢美之词更是随处可见。不过平心而论,顺治帝福临虽算不上出色的帝王,却也不是个荒淫无道的暴君,比起暴虐的少年皇帝如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不知要强上多少倍了。沈淦:《顺治帝的罪己昭》。
顺治死后,朝廷依照他的遗嘱,将他葬在了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顺治十四岁那年的冬天,顺治在遵化躲避天花时发现并确定下来的。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不得不离开皇宫,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寒山冻水之间。对于天花,当时的人们几乎是谈之色变。为了不引起朝野的恐慌,清朝正史中有意隐去了顺治死于天花的事实,也是在情理之中。
顺治年间,一个叫张宸的官员在个人笔记中记载,正月初七这一天,朝廷传谕民间不许炒豆,不许点灯,不许倒垃圾。
顺治会见五世达赖图这些禁忌也只有在皇帝“出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史学专家们更加确信顺治皇帝就是因为天花死去的。
与平民百姓不同,封建社会皇帝的葬礼有着很复杂的过程,其中每一步程序的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制,都要形成文字记录,也就是档案。顺治从病重、去世、遗体安放、继任皇帝和百官不只一次地致祭、神位奉入乾清宫、择吉日再奉入太庙、遗体火化、宝宫奉安、地宫下葬,官方档案中都有时间、地点、仪式、人员等记录。与生前的顺治过往甚密的和尚们也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做了纪实的回忆。两相印证,内容完全一致。如果顺治假病逝,而真出家,与天下臣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官方与民间的记载均系遵从顺治的嘱托而造假,那绝不可能完美到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档案与文献不含一丝瑕疵。冯伯群:《揭秘清宫档案》,《解放日报》2006年7月18日。
顺治帝死后火化入葬,是清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自康熙皇帝始,便循汉制改为土葬了。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将顺治宝宫(即骨灰罐)送往遵化孝陵安葬,小皇帝玄烨亦要前往为乃父送葬,但因路途较远,经太皇太后及诸王大臣劝慰乃止。沿途自然有诸多皇家礼仪活动。至六月初六日抵孝陵,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与已逝的孝康章皇后(康熙生母)、孝献章皇后(董鄂氏)合葬。先期曾遣官祭把,陈奉纸锭3万、纸钱3万、纸帛3万,奠宴25席、全羊7只,酒15尊,并宣读祭文,奠酒行礼(《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至时,将世祖章皇帝宝位由大臣奉至地宫,安设宝床正中,孝康、孝献二皇后宝位分列左右。除了帝后“神位”外,地宫中只葬有3个骨灰罐,而无随葬珍宝。从此,顺治了却了一段尘缘,终于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了……《因爱而亡的皇帝——顺治》,华报网,2001年12月21日。
§§第八章 夺嗣之谜——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