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获利多寡之辩
嬴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征伐四方，一统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立国后，嬴政就觉得“秦王”的名号与自己的功绩不配，又对大臣们拟定的“泰皇”的尊称不满，就自称为功高“三皇五帝”的“始皇帝”。历史上称他为秦始皇。
在辉煌的颂歌和宏伟的建筑背后，秦始皇却极力隐藏着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卑、多疑和控制欲。他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疑问：他的出身如何？他与吕不韦是什么关系？他的童年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动荡、囚禁和逃难的儿时生活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能知道的是，嬴政成为了一位集暴戾、专制、孤独于一身的君主。他的人生之谜塑造了他的个性，最终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
秦始皇身世的诸多谜团，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造成的。
吕不韦，出生年月不详，卫国濮阳人（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做过商人、说客、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编辑出版家，最高曾出任了秦国相国。公元前235年自杀。代表作为《吕氏春秋》，被认为是战国百家中杂家的代表人物。
战国末期，位于四战之地的卫国已经沦为三流角色很多年了。卫都濮阳也是日渐衰败，了无生气。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吕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不韦。吕家在当地既非豪门，也不是城市贫民。因为吕不韦长大后并没有凭借家族的恩惠进入卫国宫廷，也没有为了生计整天奔波，食不裹腹，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商人。
吕不韦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职业，吕不韦和他的父亲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笔者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述一下这场对话的内容，因为它不仅深具指导意义，足可以走入当代的高级经济研修课堂，更是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经典入口。
年轻的吕不韦不治产业，游手好闲。这正是小户人家子弟的大忌。吕父不断地督促、责骂儿子。于是在父子间展开了关于职业选择的对话。
吕不韦首先向父亲发问：“耕田获利几何？”
吕父回答：“十倍。”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宝，利有几何？”
吕父答道：“百倍。”
吕不韦再问：“游说诸侯，策立国君，利润几倍？”
吕父亲思考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吕不韦笑了，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交游诸侯，立定策之功，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父亲，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不知道这位能力中庸的吕父听到儿子这般志向，做何感想。一个游手好闲又野心勃勃的平民子弟和一个游手好闲、庸庸碌碌的平民子弟相比，谁更是祸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吕不韦这样的人物一再出现，最终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心血乃至身家性命放到了政治上。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的特性决定的。这个社会一直没有产生清晰的分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没和政治分离开来。政治总括着社会的一切，包括个人的前程发展。当时，一个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余地非常有限，政治限制着所有的人。不论是继承父业还是其他，王朝政府都不会允许变更职业、云游各地的游民的出现。只有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才会有成规模的商人团体出现。即便如此，这样的时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仅此一次，这样的社会阶层也深受政府的压榨、限制和引导。年轻的吕不韦能够发现这一点，的确有过人之处。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认识基础。
史称吕不韦不久就成为了“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归纳吕氏商业成功的秘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极强的流动性，二是他寻找商机的敏锐触觉。
吕不韦从商时即离开卫国，在各国贩卖货物。大约在公元前265午，吕不韦来到了赵国国都邯郸。当时的邯郸是繁华的商业之都。因为形势所迫，秦与东方各国之间连横合纵不断。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邯郸是齐、燕、韩、赵、魏五国的地理与政治中心。楚国使节要与五国联系，要来邯郸；六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最为适当；秦国要打破六国合纵，也不断派人来邯郸。商业亦然。各国显贵、南北使节、东西说客、各方间谍、失业政客、商旅小贩、游医艺人都汇集邯郸。邯郸畸形地繁荣起来，成为巨大的冒险乐园、情报市场、通商通衢。
吕不韦也留恋于邯郸城的繁华。一方面，富有的他花天酒地，流连于歌楼舞榭之间。邯郸的繁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倡优女子，名闻天下。据说我国的名医扁鹊，云游各国行医。作为名医，他坐诊挂牌。扁鹊在洛阳挂的是“老人医”，因为洛阳为东周的国都，当地人尊老敬贤。而到了邯郸，他则改为“带下医”。因为邯郸多“贵妇”。所谓“贵妇”实际上就是对倡女的代称。她们浓妆艳抹，鼓瑟吹笙，应召游于过往诸侯的后宫，故都称为“贵妇”。贵妇多金，却有不洁之疾，扁鹊为了生意，所以专看“白带”。
这样的记载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但《史记》的记载透露了赵国的风俗。《扁鹊列传》说：“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货殖列传》描写赵地民风：“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可见，“贵妇”是当时赵国一种显著的社会风气。
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位或者多位这样的贵妇交往密切，其中还迎娶了一位姓赵的贵妇。
另一方面，吕不韦也是邯郸活跃的众多投机商人的一员。各地的商人都在邯郸搜索商机，以便获取更多的财富。投机商人中之大者，不仅贩贱卖贵，而且买空卖空，只为“暴利”二字。吕不韦关注国计有关的物资、珠玉奢侈品等的涨跌，也关注政治气候，尤其是身边政治人物的行情。而邯郸汇集的众多政治人物为像吕不韦这样的暴利投机者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机会。
时刻没有忘记获利的吕不韦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一本万利的“商机”。
在辉煌的颂歌和宏伟的建筑背后，秦始皇却极力隐藏着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卑、多疑和控制欲。他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疑问：他的出身如何？他与吕不韦是什么关系？他的童年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动荡、囚禁和逃难的儿时生活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能知道的是，嬴政成为了一位集暴戾、专制、孤独于一身的君主。他的人生之谜塑造了他的个性，最终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
秦始皇身世的诸多谜团，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造成的。
吕不韦，出生年月不详，卫国濮阳人（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做过商人、说客、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编辑出版家，最高曾出任了秦国相国。公元前235年自杀。代表作为《吕氏春秋》，被认为是战国百家中杂家的代表人物。
战国末期，位于四战之地的卫国已经沦为三流角色很多年了。卫都濮阳也是日渐衰败，了无生气。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吕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不韦。吕家在当地既非豪门，也不是城市贫民。因为吕不韦长大后并没有凭借家族的恩惠进入卫国宫廷，也没有为了生计整天奔波，食不裹腹，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商人。
吕不韦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职业，吕不韦和他的父亲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笔者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述一下这场对话的内容，因为它不仅深具指导意义，足可以走入当代的高级经济研修课堂，更是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经典入口。
年轻的吕不韦不治产业，游手好闲。这正是小户人家子弟的大忌。吕父不断地督促、责骂儿子。于是在父子间展开了关于职业选择的对话。
吕不韦首先向父亲发问：“耕田获利几何？”
吕父回答：“十倍。”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宝，利有几何？”
吕父答道：“百倍。”
吕不韦再问：“游说诸侯，策立国君，利润几倍？”
吕父亲思考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吕不韦笑了，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交游诸侯，立定策之功，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父亲，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不知道这位能力中庸的吕父听到儿子这般志向，做何感想。一个游手好闲又野心勃勃的平民子弟和一个游手好闲、庸庸碌碌的平民子弟相比，谁更是祸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吕不韦这样的人物一再出现，最终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心血乃至身家性命放到了政治上。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的特性决定的。这个社会一直没有产生清晰的分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没和政治分离开来。政治总括着社会的一切，包括个人的前程发展。当时，一个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余地非常有限，政治限制着所有的人。不论是继承父业还是其他，王朝政府都不会允许变更职业、云游各地的游民的出现。只有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才会有成规模的商人团体出现。即便如此，这样的时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仅此一次，这样的社会阶层也深受政府的压榨、限制和引导。年轻的吕不韦能够发现这一点，的确有过人之处。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认识基础。
史称吕不韦不久就成为了“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归纳吕氏商业成功的秘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极强的流动性，二是他寻找商机的敏锐触觉。
吕不韦从商时即离开卫国，在各国贩卖货物。大约在公元前265午，吕不韦来到了赵国国都邯郸。当时的邯郸是繁华的商业之都。因为形势所迫，秦与东方各国之间连横合纵不断。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邯郸是齐、燕、韩、赵、魏五国的地理与政治中心。楚国使节要与五国联系，要来邯郸；六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最为适当；秦国要打破六国合纵，也不断派人来邯郸。商业亦然。各国显贵、南北使节、东西说客、各方间谍、失业政客、商旅小贩、游医艺人都汇集邯郸。邯郸畸形地繁荣起来，成为巨大的冒险乐园、情报市场、通商通衢。
吕不韦也留恋于邯郸城的繁华。一方面，富有的他花天酒地，流连于歌楼舞榭之间。邯郸的繁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倡优女子，名闻天下。据说我国的名医扁鹊，云游各国行医。作为名医，他坐诊挂牌。扁鹊在洛阳挂的是“老人医”，因为洛阳为东周的国都，当地人尊老敬贤。而到了邯郸，他则改为“带下医”。因为邯郸多“贵妇”。所谓“贵妇”实际上就是对倡女的代称。她们浓妆艳抹，鼓瑟吹笙，应召游于过往诸侯的后宫，故都称为“贵妇”。贵妇多金，却有不洁之疾，扁鹊为了生意，所以专看“白带”。
这样的记载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但《史记》的记载透露了赵国的风俗。《扁鹊列传》说：“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货殖列传》描写赵地民风：“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可见，“贵妇”是当时赵国一种显著的社会风气。
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位或者多位这样的贵妇交往密切，其中还迎娶了一位姓赵的贵妇。
另一方面，吕不韦也是邯郸活跃的众多投机商人的一员。各地的商人都在邯郸搜索商机，以便获取更多的财富。投机商人中之大者，不仅贩贱卖贵，而且买空卖空，只为“暴利”二字。吕不韦关注国计有关的物资、珠玉奢侈品等的涨跌，也关注政治气候，尤其是身边政治人物的行情。而邯郸汇集的众多政治人物为像吕不韦这样的暴利投机者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机会。
时刻没有忘记获利的吕不韦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一本万利的“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