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国宝珍品的追讨历程——漫漫回归路
主要追讨人员：王世襄
开始时间：1945年10月
结束时间：1947年3月
杨宁史青铜器的追讨
中国是一个多难的国家，从迈进二十世纪的门槛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一直战事不断，而后又是自然灾害、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国宝就是民族命运荣辱的见证者。
据统计，中国文物的流失总数以百万计，其中精品就有几十万件，这些文物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战争中被掠夺走的。目前，藏有中国文物的国家涉及47个，其中英、法、美、日、俄的收藏数量较多，且精品占多数。但是，我国曾有很多人为保护文物作出过贡献，他们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都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捍卫了国家的利益。我们下面所讲述的就是一个曾经为保护国家文物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的人。
王世襄，号畅安，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家、文博大师。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王世襄就在这时参加了“清损会”的工作，最初他负责的是《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抗战胜利后，王世襄被任命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并于1945年10月27日搭乘美军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开始了他追讨国宝的艰辛历程。
王世襄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北海团城。上任伊始，他就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同时，他还在中山公园宴请了北平城内四五十名比较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进一步提供文物下落的情况。这些准备工作果然有效，王世襄从一位古玩商那里得到消息，有位名叫杨宁史的德国人，曾在日伪时期收购了大量的河南出土的青铜器。这个杨宁史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禅臣洋行的经理，在北平和天津都有洋行和住房。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呢？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王世襄打算先到位于东城区干面胡同的杨宁史洋行查看一下情况。进入洋行，他正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字，而打印的内容就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古玩商们所说的河南出土的那批青铜器的目录。他立即向女秘书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追问青铜器现在何处，女秘书说她并不知道青铜器的下落，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让她打的。听到这里，王世襄一阵惊喜，原来女秘书说的罗越恰好是他的邻居，他们早就认识。王世襄很快就找到了罗越，开门见山地问他关于青铜器的事。开始罗越并不承认，王世襄就跟他坦陈了利害关系，最终罗越承认目录是他所编，但器物却在杨宁史手中。追讨工作的线索明朗起来。
王世襄通过罗越联系到了杨宁史，希望他能来北平一趟，狡猾的杨宁史心里很清楚王世襄找他所为何事，于是找借口不肯来。王世襄便于1945年11月4日与罗越一起奔赴天津，直接找到了杨宁史。面对证人罗越，杨宁史不得不承认青铜器确实为己所有，但他怎么肯轻易放弃已经到手的宝贝，所以谎称全部青铜器均被封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用的天津住宅内，如果想要接收，请与军方接洽。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军政双方属于不同的体系，且素来矛盾重重，王世襄知道这是杨宁史的托词，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与国民党军方进行了联系，联系结果正如所料：军方不予配合。
王世襄只好愤然又无奈地返回北平，又通过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与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出面协调，自己也两次亲赴天津，但均无结果。最后，他只好请德高望重的朱桂老出面。朱桂老，即朱启钤先生，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内务部长及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时任北方总代表，1949年以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也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创建者之一。王世襄找到朱桂老后，向他简单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朱先生很痛快地答应帮忙。
此后的几天，朱老先生那边没有任何音讯，王世襄心急如焚。他担心杨宁史会将文物运到国外，但朱老先生并没有让他等太久。一天，朱桂老电召王世襄，说：“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此事，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子文曾多次在电台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也曾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出力。他知道这件事后即答应派人办理。
1946年1月22日，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杨宁史以“呈献”的名义交出了这批文物。当王世襄先生亲眼看到这批珍贵文物入了故宫库房时，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杨宁史收购的这批文物中有一件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器身上栩栩如生地刻画着178人和94只鸟兽，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年前的社会风貌，制作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史学和审美价值，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珍品。
其他追讨事件：
1946年2月，王世襄又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帮助下，巨资收购了大收藏家郭葆昌收藏的二三百件瓷器，使这批珍宝逃脱了流失海外的命运。
1946年12月，王世襄赴日，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进行文物的清理、调查和追索工作。在东京，王世襄了解到了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书大多原属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幸香港沦陷，这些善本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顾毓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了这批书（后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在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时，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运回了上海。后经过多方努力，1947年2月，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也完璧归赵。
1947年3月初，王世襄结束了自己追寻国宝的使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世襄经手整理的文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著名收藏家郭葆昌藏瓷二三百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一千八百件；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王世襄在追寻文物过程中作风严谨，很好地展示了一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为国宝之回归作出了卓越贡献。
近年国宝追讨工作的发展
近些年的文物追讨工作中，民间力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国宝追讨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问题，而一般的机构很难一下拿出几千万来收购国宝，但是对一些私人企业家来说就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来自浙江的民间企业家，他们屡屡出现在世界顶级文物的拍卖场中。2003年初，浙江博物馆曾举行“家有宝藏——2003浙江民间收藏珍品大展”，参展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藏品。其中包括晚商的兽面纹铜鼎、东汉的重列神人车马画像镜、唐代的狩猎菱花镜、清代的乾隆云龙纹剔红小柜等一大批流失海外已久的顶级珍品，让业内人士惊叹不已。
其实，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文物收藏都以私人博物馆为主，民间收藏是世界文物收藏的主要力量。在国外一些大集团公司中，文物采购早已成了一项固定业务，有专门的基金会和部门参与主要国际拍卖会，并与其他买家进行联合，比较容易拍到精品。而中国买家通常凭借个人力量单打独斗，在实力上处于劣势。
鉴于民间资本在国宝收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文物保护法》进行了相关修订，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会大大方便民间购买、交流、收藏文物，促进民间博物馆的兴起，使中国文物市场的发展逐渐趋向理性与规范。届时，流失文物将更多地通过民间购买回到祖国怀抱，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浙江民间资本收购国宝盘点
2004年6月，天地集团老总以6930万元天价拍得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
2004年，浙江徐龙食品集团老总徐其明分别花450万港元和400万港元拍得清雍正粉彩桃纹盏与元代青花龙纹罐。2006年3月30日，徐其明在美国马萨诸塞的一场顶尖拍卖会上，以40万美元的价格拍得一个长3米、宽0.5米的乾隆年代的屏风。
2004年，浙江中凯集团以2800万元拍回明末清初画坛巨擘陈洪绶的《花鸟图册》。
绍兴某民企老板专收海内外东汉会稽镜，截至2004年藏数已经超过400块，比国内任何博物馆都多。
开始时间：1945年10月
结束时间：1947年3月
杨宁史青铜器的追讨
中国是一个多难的国家，从迈进二十世纪的门槛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一直战事不断，而后又是自然灾害、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国宝就是民族命运荣辱的见证者。
据统计，中国文物的流失总数以百万计，其中精品就有几十万件，这些文物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战争中被掠夺走的。目前，藏有中国文物的国家涉及47个，其中英、法、美、日、俄的收藏数量较多，且精品占多数。但是，我国曾有很多人为保护文物作出过贡献，他们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都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捍卫了国家的利益。我们下面所讲述的就是一个曾经为保护国家文物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的人。
王世襄，号畅安，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家、文博大师。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王世襄就在这时参加了“清损会”的工作，最初他负责的是《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抗战胜利后，王世襄被任命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并于1945年10月27日搭乘美军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开始了他追讨国宝的艰辛历程。
王世襄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北海团城。上任伊始，他就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同时，他还在中山公园宴请了北平城内四五十名比较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进一步提供文物下落的情况。这些准备工作果然有效，王世襄从一位古玩商那里得到消息，有位名叫杨宁史的德国人，曾在日伪时期收购了大量的河南出土的青铜器。这个杨宁史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禅臣洋行的经理，在北平和天津都有洋行和住房。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呢？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王世襄打算先到位于东城区干面胡同的杨宁史洋行查看一下情况。进入洋行，他正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字，而打印的内容就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古玩商们所说的河南出土的那批青铜器的目录。他立即向女秘书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追问青铜器现在何处，女秘书说她并不知道青铜器的下落，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让她打的。听到这里，王世襄一阵惊喜，原来女秘书说的罗越恰好是他的邻居，他们早就认识。王世襄很快就找到了罗越，开门见山地问他关于青铜器的事。开始罗越并不承认，王世襄就跟他坦陈了利害关系，最终罗越承认目录是他所编，但器物却在杨宁史手中。追讨工作的线索明朗起来。
王世襄通过罗越联系到了杨宁史，希望他能来北平一趟，狡猾的杨宁史心里很清楚王世襄找他所为何事，于是找借口不肯来。王世襄便于1945年11月4日与罗越一起奔赴天津，直接找到了杨宁史。面对证人罗越，杨宁史不得不承认青铜器确实为己所有，但他怎么肯轻易放弃已经到手的宝贝，所以谎称全部青铜器均被封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用的天津住宅内，如果想要接收，请与军方接洽。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军政双方属于不同的体系，且素来矛盾重重，王世襄知道这是杨宁史的托词，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与国民党军方进行了联系，联系结果正如所料：军方不予配合。
王世襄只好愤然又无奈地返回北平，又通过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与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出面协调，自己也两次亲赴天津，但均无结果。最后，他只好请德高望重的朱桂老出面。朱桂老，即朱启钤先生，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内务部长及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时任北方总代表，1949年以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也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创建者之一。王世襄找到朱桂老后，向他简单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朱先生很痛快地答应帮忙。
此后的几天，朱老先生那边没有任何音讯，王世襄心急如焚。他担心杨宁史会将文物运到国外，但朱老先生并没有让他等太久。一天，朱桂老电召王世襄，说：“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此事，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子文曾多次在电台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也曾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出力。他知道这件事后即答应派人办理。
1946年1月22日，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杨宁史以“呈献”的名义交出了这批文物。当王世襄先生亲眼看到这批珍贵文物入了故宫库房时，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杨宁史收购的这批文物中有一件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器身上栩栩如生地刻画着178人和94只鸟兽，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年前的社会风貌，制作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史学和审美价值，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珍品。
其他追讨事件：
1946年2月，王世襄又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帮助下，巨资收购了大收藏家郭葆昌收藏的二三百件瓷器，使这批珍宝逃脱了流失海外的命运。
1946年12月，王世襄赴日，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进行文物的清理、调查和追索工作。在东京，王世襄了解到了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书大多原属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幸香港沦陷，这些善本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顾毓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了这批书（后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在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时，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运回了上海。后经过多方努力，1947年2月，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也完璧归赵。
1947年3月初，王世襄结束了自己追寻国宝的使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世襄经手整理的文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著名收藏家郭葆昌藏瓷二三百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一千八百件；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王世襄在追寻文物过程中作风严谨，很好地展示了一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为国宝之回归作出了卓越贡献。
近年国宝追讨工作的发展
近些年的文物追讨工作中，民间力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国宝追讨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问题，而一般的机构很难一下拿出几千万来收购国宝，但是对一些私人企业家来说就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来自浙江的民间企业家，他们屡屡出现在世界顶级文物的拍卖场中。2003年初，浙江博物馆曾举行“家有宝藏——2003浙江民间收藏珍品大展”，参展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藏品。其中包括晚商的兽面纹铜鼎、东汉的重列神人车马画像镜、唐代的狩猎菱花镜、清代的乾隆云龙纹剔红小柜等一大批流失海外已久的顶级珍品，让业内人士惊叹不已。
其实，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文物收藏都以私人博物馆为主，民间收藏是世界文物收藏的主要力量。在国外一些大集团公司中，文物采购早已成了一项固定业务，有专门的基金会和部门参与主要国际拍卖会，并与其他买家进行联合，比较容易拍到精品。而中国买家通常凭借个人力量单打独斗，在实力上处于劣势。
鉴于民间资本在国宝收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文物保护法》进行了相关修订，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会大大方便民间购买、交流、收藏文物，促进民间博物馆的兴起，使中国文物市场的发展逐渐趋向理性与规范。届时，流失文物将更多地通过民间购买回到祖国怀抱，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浙江民间资本收购国宝盘点
2004年6月，天地集团老总以6930万元天价拍得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
2004年，浙江徐龙食品集团老总徐其明分别花450万港元和400万港元拍得清雍正粉彩桃纹盏与元代青花龙纹罐。2006年3月30日，徐其明在美国马萨诸塞的一场顶尖拍卖会上，以40万美元的价格拍得一个长3米、宽0.5米的乾隆年代的屏风。
2004年，浙江中凯集团以2800万元拍回明末清初画坛巨擘陈洪绶的《花鸟图册》。
绍兴某民企老板专收海内外东汉会稽镜，截至2004年藏数已经超过400块，比国内任何博物馆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