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敦煌藏经洞——沙漠中的图书馆
有一些事我们还不了解，总有一些事我们至今无法解释。考古过程中，惊喜总是与迷惑相伴，历史留下太多的奥秘吸引我们不断探索。伴随着我们的执著，历史的面纱也在慢慢撩开。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时间：1900年
距今年代：将近1000多年
文化价值：为研究中国及中亚的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
文献资料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之谜
敦煌藏经洞是在1900年6月22日由道士王圆发现的，它位于敦煌莫高窟第16号洞窟甬道北壁后面，后被称为第17窟。敦煌藏经洞原为敦煌高僧洪辨的影窟，可以利用的空间仅为19立方米，但其中却藏有5万余卷古代文书和其他一批精美的文物，其中有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还包括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以及多种世界最早的文物。敦煌藏经洞见证了5到11世纪敦煌的繁荣历史，为研究中国及中亚的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它的发现使敦煌扬名世界，也导致了一门新兴国际显学——敦煌学的诞生。
但是，数量如此众多的文物、珍品为什么会聚集在敦煌的洞窟里面呢？当时的人是出于什么原因将这些资料藏在这里呢？关于这个问题，自藏经洞被发现后，学者们就一直在争论着，至今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说法：
1.“废弃说”。这种说法主张敦煌藏书是在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中，对大批无用的经卷、文书、幡画、佛像等进行的废弃处理，就像是现在的废物掩埋。但是，佛教人士又不会对佛教用品进行损坏，于是敦煌藏经洞就担当了废物处理厂的功能。
2.“珍藏说”。这种说法与“废弃”说是相悖的，此说根据藏经洞中物品的有序堆放以及文物中大量精美完整的绢纸绘画和卷轴、刺绣等美术品，认为藏经洞中珍藏的是寺院佛经和资产，这也与佛教传统的“石室藏经”有关，即佛教中专门藏经之处。并且，藏经洞所在的位置也符合寺院或石室藏经的方位。
3.“藏经洞是三界寺的经藏室”。三界寺是敦煌的一座小寺，寺址就在莫高窟，藏经洞中的文献即为三界寺的经藏扩充。持这种说法的学者以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为代表，认为藏经洞中文物的最初摆放相当工整，且都标有佛经分类题名和千字文编号，布局非常规整。同时，藏经洞中的资料基本为完好之作，也有很多是从佛经等上面揭取下来，作修补佛经之用的，不应视为废弃物。另据研究，在藏经洞大量的佛经写本中，引首为三界寺的题名或印记者最多，这说明大多写经是与三界寺有关的，属于三界寺的财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写经、题记中还有大量的三界寺僧人道真的题名，以及有关道真为三界寺修补佛经的记载。这更为藏经洞是三界寺的经藏地提供了有力证据。
4.“藏经洞为供养佛教法物之地”。提出此说的文正义先生是一位僧人，他结合佛教理论与实际指出：寺院都有多处藏经之地，一类为珍藏供僧人自己诵读的佛经，另一类是用于在佛前供养的佛教内外人士发愿书写的经卷，两者虽都是寺院藏书，但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多典藏于寺院的藏经楼，而后者则供养或秘藏在石龛、石窟等特殊的地方。根据敦煌藏经洞中经书保存时间长、经卷没有系统、有古坏经文的特点，推断藏经洞应为寺院供养经的藏经地。同时，莫高窟是佛教圣地，17窟是洪辨生前的禅堂，又是其死后的影堂所在，是一处十分庄严的地方，这也完全符合寺院供养法物存放地的环境要求。另外，敦煌藏经洞内经藏的包裹方式，以及堆放的层次关系，都完全符合佛教装藏或供养法物入藏的仪轨。而藏经洞之所以封闭则是一种极为虔诚的宗教行为。由于文正义先生为佛教界内人士，所以该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
不过，也有人认为敦煌藏经洞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性质，它的作用只相当于今天每家都有的旧物储藏室，藏经洞内的物品，也就相当于放在阳台上或储藏室中的杂物。此说应和者不多，可视为一家之言。
目前，对于藏经洞的性质普遍认同的说法却是“战争说”，即在公元1035年，敦煌被西夏人占领，在破城之前，僧人将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法器等物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然后将其码放在洞窟之中，封闭了洞口。这只是在战乱中力图保护佛教资产的偶然行为，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所以藏经洞并没有明确的性质。
敦煌藏经洞缘何封闭
与敦煌藏经洞的性质相对应，其封闭原因以及时间一般有两种推测：
一为“废弃说”。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匈牙利人斯坦因。1907年，斯坦因来到敦煌，买通了王道士，进入藏经洞。他从大量经卷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装了29箱，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这是进入敦煌藏经洞的第一个外国人。他根据在藏经洞中发现的一些汉文残页、残经卷、木轴、丝带、布包皮、绢画残片等，推测藏经洞就是存放敦煌各寺院废弃物的处所，他还依据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为10世纪末的情况，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是在11世纪初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广教授也持此观点，他认为藏经洞中的经卷是失去了使用价值的废弃物。因为，经过长期使用的佛经会有破损，又不许抛弃，只能另行收藏；敦煌寺庙也经常清点寺内的佛典及各类藏书，对于失去价值的就会进行汰旧更新。于是，那些破残无用的经卷、文书与废纸以及旧画佛像就被封存在第17窟。日本学者藤枝晃则认为，1000多年前，“屏风式”佛经印本从中原传到了敦煌，“卷子式”手抄本被取消后封存在石窟中。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是莫高窟僧人为躲避战乱，而将不便携带又不忍丢失的经籍文书、铜佛法器等藏在了洞窟。这种说法又各有不同，分为：
1.避西夏之难说。1036年，西夏占领了敦煌以及整个河西走廊。而藏经洞中的卷本所题年号，最晚为1002年，故推测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36年以前，即西夏占领敦煌之前，莫高窟僧人为保护经卷，将大批的写经和文物封藏于洞中，并在洞壁外以佛像伪装。
2.避黑韩之难说。黑韩是唐宋时期中亚东部的阿拉伯国家，北宋初年，黑韩势力东扩，1006年攻灭于阗（今新疆和田），并继续东进。于阗陷没以后，大批于阗人逃到敦煌，带来了关于黑韩王朝灭佛的消息。为防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黑韩王朝的进攻，于是，当时驻守敦煌的军、政、僧界官员将佛教文物封藏起来。
3.避道教之难说。成吉思汗西征时，其军师丘处机道士与佛教为仇，每到一处必毁坏佛物。而敦煌石窟在元朝以前为大佛寺，宝藏甚丰。为免遭浩劫，故敦煌僧人在蒙古军队到来前将佛教文物秘藏石洞。
除上述观点之外，敦煌研究院胡同庆还提出导致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可以从心理角度来考虑，即藏经洞中的经卷已经是一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僧人们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将其封藏在了石洞中。该说颇有新意，也不失其常规之理。
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
因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各有说辞，故其封闭时间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人民网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以伯希和、斯坦因为代表的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之后说。
2.以藤枝晃、何昌林为代表的公元1002年稍后说。
3.以贺世哲为代表的公元1002-1014年之间说。
4.以白滨为代表的公元1002-1030年之间说。
5.以荣新江为代表的公元1006年之后说。
6.以毕素娟为代表的公元1030-1035年之间说。
7.以罗振玉、姜亮夫、阎文儒为代表的公元1035年西夏攻破沙州之前说。
8.以陈垣、石璋如、马世长为代表的公元1049-1054年之后说。
9.以殷晴、谭真为代表的公元1094-1098年说。
10.以关百益为代表的公元1228年前说。
11.以张维为代表的公元1348-1368年说。
综上所说，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可分为曹氏归义军晚期西夏占领敦煌以前、西夏占领敦煌之后，以及元、明时代几个大的时间段。但是，现在学界基本认同的是曹氏归义军晚期说，然而具体的年代划分仍有区别。因此，藏经洞封闭时间依旧是一件历史悬案。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
王道士，本名圆，又作圆禄，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陕西，生卒年代约为1850年至1931年之间。清光绪初，王道士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后来，王道士云游到敦煌，发现了莫高窟，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于是长期留居于此。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圆发现了敦煌藏经洞的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有关于当时情况的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藏经洞被发现后，各国考古学家和探险者纷纷慕名而来，王圆以极低的价格卖了洞中绝大部分文物，使其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时间：1900年
距今年代：将近1000多年
文化价值：为研究中国及中亚的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
文献资料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之谜
敦煌藏经洞是在1900年6月22日由道士王圆发现的，它位于敦煌莫高窟第16号洞窟甬道北壁后面，后被称为第17窟。敦煌藏经洞原为敦煌高僧洪辨的影窟，可以利用的空间仅为19立方米，但其中却藏有5万余卷古代文书和其他一批精美的文物，其中有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还包括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以及多种世界最早的文物。敦煌藏经洞见证了5到11世纪敦煌的繁荣历史，为研究中国及中亚的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它的发现使敦煌扬名世界，也导致了一门新兴国际显学——敦煌学的诞生。
但是，数量如此众多的文物、珍品为什么会聚集在敦煌的洞窟里面呢？当时的人是出于什么原因将这些资料藏在这里呢？关于这个问题，自藏经洞被发现后，学者们就一直在争论着，至今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说法：
1.“废弃说”。这种说法主张敦煌藏书是在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中，对大批无用的经卷、文书、幡画、佛像等进行的废弃处理，就像是现在的废物掩埋。但是，佛教人士又不会对佛教用品进行损坏，于是敦煌藏经洞就担当了废物处理厂的功能。
2.“珍藏说”。这种说法与“废弃”说是相悖的，此说根据藏经洞中物品的有序堆放以及文物中大量精美完整的绢纸绘画和卷轴、刺绣等美术品，认为藏经洞中珍藏的是寺院佛经和资产，这也与佛教传统的“石室藏经”有关，即佛教中专门藏经之处。并且，藏经洞所在的位置也符合寺院或石室藏经的方位。
3.“藏经洞是三界寺的经藏室”。三界寺是敦煌的一座小寺，寺址就在莫高窟，藏经洞中的文献即为三界寺的经藏扩充。持这种说法的学者以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为代表，认为藏经洞中文物的最初摆放相当工整，且都标有佛经分类题名和千字文编号，布局非常规整。同时，藏经洞中的资料基本为完好之作，也有很多是从佛经等上面揭取下来，作修补佛经之用的，不应视为废弃物。另据研究，在藏经洞大量的佛经写本中，引首为三界寺的题名或印记者最多，这说明大多写经是与三界寺有关的，属于三界寺的财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写经、题记中还有大量的三界寺僧人道真的题名，以及有关道真为三界寺修补佛经的记载。这更为藏经洞是三界寺的经藏地提供了有力证据。
4.“藏经洞为供养佛教法物之地”。提出此说的文正义先生是一位僧人，他结合佛教理论与实际指出：寺院都有多处藏经之地，一类为珍藏供僧人自己诵读的佛经，另一类是用于在佛前供养的佛教内外人士发愿书写的经卷，两者虽都是寺院藏书，但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多典藏于寺院的藏经楼，而后者则供养或秘藏在石龛、石窟等特殊的地方。根据敦煌藏经洞中经书保存时间长、经卷没有系统、有古坏经文的特点，推断藏经洞应为寺院供养经的藏经地。同时，莫高窟是佛教圣地，17窟是洪辨生前的禅堂，又是其死后的影堂所在，是一处十分庄严的地方，这也完全符合寺院供养法物存放地的环境要求。另外，敦煌藏经洞内经藏的包裹方式，以及堆放的层次关系，都完全符合佛教装藏或供养法物入藏的仪轨。而藏经洞之所以封闭则是一种极为虔诚的宗教行为。由于文正义先生为佛教界内人士，所以该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
不过，也有人认为敦煌藏经洞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性质，它的作用只相当于今天每家都有的旧物储藏室，藏经洞内的物品，也就相当于放在阳台上或储藏室中的杂物。此说应和者不多，可视为一家之言。
目前，对于藏经洞的性质普遍认同的说法却是“战争说”，即在公元1035年，敦煌被西夏人占领，在破城之前，僧人将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法器等物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然后将其码放在洞窟之中，封闭了洞口。这只是在战乱中力图保护佛教资产的偶然行为，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所以藏经洞并没有明确的性质。
敦煌藏经洞缘何封闭
与敦煌藏经洞的性质相对应，其封闭原因以及时间一般有两种推测：
一为“废弃说”。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匈牙利人斯坦因。1907年，斯坦因来到敦煌，买通了王道士，进入藏经洞。他从大量经卷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装了29箱，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这是进入敦煌藏经洞的第一个外国人。他根据在藏经洞中发现的一些汉文残页、残经卷、木轴、丝带、布包皮、绢画残片等，推测藏经洞就是存放敦煌各寺院废弃物的处所，他还依据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为10世纪末的情况，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是在11世纪初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广教授也持此观点，他认为藏经洞中的经卷是失去了使用价值的废弃物。因为，经过长期使用的佛经会有破损，又不许抛弃，只能另行收藏；敦煌寺庙也经常清点寺内的佛典及各类藏书，对于失去价值的就会进行汰旧更新。于是，那些破残无用的经卷、文书与废纸以及旧画佛像就被封存在第17窟。日本学者藤枝晃则认为，1000多年前，“屏风式”佛经印本从中原传到了敦煌，“卷子式”手抄本被取消后封存在石窟中。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是莫高窟僧人为躲避战乱，而将不便携带又不忍丢失的经籍文书、铜佛法器等藏在了洞窟。这种说法又各有不同，分为：
1.避西夏之难说。1036年，西夏占领了敦煌以及整个河西走廊。而藏经洞中的卷本所题年号，最晚为1002年，故推测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36年以前，即西夏占领敦煌之前，莫高窟僧人为保护经卷，将大批的写经和文物封藏于洞中，并在洞壁外以佛像伪装。
2.避黑韩之难说。黑韩是唐宋时期中亚东部的阿拉伯国家，北宋初年，黑韩势力东扩，1006年攻灭于阗（今新疆和田），并继续东进。于阗陷没以后，大批于阗人逃到敦煌，带来了关于黑韩王朝灭佛的消息。为防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黑韩王朝的进攻，于是，当时驻守敦煌的军、政、僧界官员将佛教文物封藏起来。
3.避道教之难说。成吉思汗西征时，其军师丘处机道士与佛教为仇，每到一处必毁坏佛物。而敦煌石窟在元朝以前为大佛寺，宝藏甚丰。为免遭浩劫，故敦煌僧人在蒙古军队到来前将佛教文物秘藏石洞。
除上述观点之外，敦煌研究院胡同庆还提出导致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可以从心理角度来考虑，即藏经洞中的经卷已经是一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僧人们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将其封藏在了石洞中。该说颇有新意，也不失其常规之理。
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
因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各有说辞，故其封闭时间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人民网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以伯希和、斯坦因为代表的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之后说。
2.以藤枝晃、何昌林为代表的公元1002年稍后说。
3.以贺世哲为代表的公元1002-1014年之间说。
4.以白滨为代表的公元1002-1030年之间说。
5.以荣新江为代表的公元1006年之后说。
6.以毕素娟为代表的公元1030-1035年之间说。
7.以罗振玉、姜亮夫、阎文儒为代表的公元1035年西夏攻破沙州之前说。
8.以陈垣、石璋如、马世长为代表的公元1049-1054年之后说。
9.以殷晴、谭真为代表的公元1094-1098年说。
10.以关百益为代表的公元1228年前说。
11.以张维为代表的公元1348-1368年说。
综上所说，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可分为曹氏归义军晚期西夏占领敦煌以前、西夏占领敦煌之后，以及元、明时代几个大的时间段。但是，现在学界基本认同的是曹氏归义军晚期说，然而具体的年代划分仍有区别。因此，藏经洞封闭时间依旧是一件历史悬案。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
王道士，本名圆，又作圆禄，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陕西，生卒年代约为1850年至1931年之间。清光绪初，王道士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后来，王道士云游到敦煌，发现了莫高窟，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于是长期留居于此。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圆发现了敦煌藏经洞的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有关于当时情况的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藏经洞被发现后，各国考古学家和探险者纷纷慕名而来，王圆以极低的价格卖了洞中绝大部分文物，使其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