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房山石经——承载千年的文化积淀
分布地点：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
距今年代：近1400年
文化价值：是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房山石经的来历
房山石经是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石经山高约500米，分上下二层开凿九洞。下层二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顺次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压经塔镇之。
僧人们为什么想到要把佛经刻在石头上呢？这要从北魏太武帝年间（440-451）和北周武帝年间（572-578）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说起。这两场空前的浩劫，使大量的佛寺被摧毁、僧徒被诛除、经卷被焚毁，堪称佛教界的“法难”。劫难过后，北齐南岳天台宗高僧慧思为保立法不毁，想出了把佛经刻在石头上的办法。但是，慧思在世时未能将想法付诸实施，他的遗愿被门徒幽州智泉寺隋静琬继承下来。据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的《冥报记》中记载：隋代大业年间（公元605年），静琬来到范阳县的白带山下（今房山区内）磨石刻经，从此绵延千载的房山石经刊刻事业开始了。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静琬刻完《涅经》后圆寂。据考证，静琬除《涅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维摩经》、《胜经》等经石146块。此后，其弟子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继承了刻经事业。唐开元年间，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得到了帝室的支持，在雷音洞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在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下，又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9个石洞。唐末五代战乱时期，石经的刻造曾一度停顿，至辽代才继续镌刻。据1058年（清宁四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自太平七年（1027年）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这些统计数据只是针对般若、宝积两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年）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就有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
此后，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天庆八年（1118年），其门人善锐、善定在云居寺西南角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0卷（1帙）；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初年（1149-1190）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为不知名者所刻。
到了金代，所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其余都埋在压经塔下的地穴内。至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原计划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但由于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将所刻经碑藏入，俗称“宝藏洞”，即第六洞。至此，云居寺的石经刻造宣告结束，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于14278块石板之上。这些石经，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
房山石经所刻佛经为历代善本佛经，包含了佛经的经典要著，可以校正存世佛经的舛讹。房山石经还保存了一批久已佚失的佛教典籍，如中国唐代的密宗经籍已佚失无存，而金皇统七年（1147年）刻成的唐密宗佛经《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就为唐代密宗传世保留了贵重文献。这部经文不仅集密教陀罗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度音韵学的宝贵资料。
另外，房山石经大多附有题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一些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不仅如此，在研究历代书法、雕刻、文化演变等方面，房山石经也为世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根据。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就已经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房山石经的清理挖掘
1956年，适逢纪念释迦牟尼佛涅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纪念的献礼，房山石经的整理工作由此展开。十年动乱时期，一切工作陷于停顿，1975年以后重新开始，并于1985年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委员会小组”从事编辑影印出版。
其中，雷音洞是工作组清理的第一个对象，这是9个洞穴中唯一为开放式的，一度作为法事活动的场所。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洞内残破不堪，原本镶嵌在四壁的石经板有18块已经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块经板上胡乱地刻着“到此一游”四个字；洞口处竟然用经板的碎片垒起来一个临时的土坑，破坏现象非常严重。面对这样的情况，工作组非常痛心，他们请来了最好的工匠，把18块残经一一拼接好重新镶嵌在洞壁上。佛教协会会长黄炳章还传达了一个命令：凡是在山上发现的残碑残石，无论大小，只要上面刻有文字的一律编号、拓印，一件都不能少。
后来，凭着这些拼接起来的残片内容，学者们找到了探索整个房山石经的线索。并且得知，《涅经》才是房山石经的首部，纠正了过去一直认为《华严经》是静琬所刻的第一部经的记载。
其余8个藏经洞尽管也经历了山泉和风沙的侵袭，但石经板依然保存完好。经过清洗，这些打磨过的石料光可鉴人。对山上石刻经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考虑到保护石经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工作人员将山上的石刻经按照原来的位置重新放回洞中，重新封好石门。
石经地穴的挖掘是在1957年夏天进行的，工作人员在山下云居寺内已被炸毁的南塔塔基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四边筑有围墙，穴内分大小不等的两室，摆满了一摞摞一层层辽金时期的经板。地穴石经的拓印工作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文物局还拨款建了库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块石经。
这一万余块石刻经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每篇经末的题记都注有布施人、布施钱财的数量、要求刻经的篇目和刻经的目的，布施人中有皇帝、大臣，也有商业行会和平民百姓，这对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都有重要作用。另据史料记载，石经山上还应有一座名为“孔雀洞”的藏经洞，但目前还未发现。专家推测，那些与文献数据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经中找不到的石经板很可能就藏身于孔雀洞。
总之，房山石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地穴石经回藏
云居寺石经在出土后的40年间出现了严重的风化现象，一些经碑的表面突起、发生了粉化，字迹也模糊了，有的甚至消失不见，其损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千年里的总和。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1999年9月9日，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佛教仪式后，云居寺石经重新回藏地穴。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填，而是在原址上经过改建的一座现代化地宫，总体面积达400平方米，有严密的防水设施，室内空气为纯度达99%的惰性气体——氮气，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这是目前最有把握的保护方法。A
距今年代：近1400年
文化价值：是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房山石经的来历
房山石经是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石经山高约500米，分上下二层开凿九洞。下层二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顺次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压经塔镇之。
僧人们为什么想到要把佛经刻在石头上呢？这要从北魏太武帝年间（440-451）和北周武帝年间（572-578）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说起。这两场空前的浩劫，使大量的佛寺被摧毁、僧徒被诛除、经卷被焚毁，堪称佛教界的“法难”。劫难过后，北齐南岳天台宗高僧慧思为保立法不毁，想出了把佛经刻在石头上的办法。但是，慧思在世时未能将想法付诸实施，他的遗愿被门徒幽州智泉寺隋静琬继承下来。据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的《冥报记》中记载：隋代大业年间（公元605年），静琬来到范阳县的白带山下（今房山区内）磨石刻经，从此绵延千载的房山石经刊刻事业开始了。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静琬刻完《涅经》后圆寂。据考证，静琬除《涅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维摩经》、《胜经》等经石146块。此后，其弟子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继承了刻经事业。唐开元年间，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得到了帝室的支持，在雷音洞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在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下，又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9个石洞。唐末五代战乱时期，石经的刻造曾一度停顿，至辽代才继续镌刻。据1058年（清宁四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自太平七年（1027年）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这些统计数据只是针对般若、宝积两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年）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就有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
此后，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天庆八年（1118年），其门人善锐、善定在云居寺西南角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0卷（1帙）；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初年（1149-1190）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为不知名者所刻。
到了金代，所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其余都埋在压经塔下的地穴内。至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原计划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但由于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将所刻经碑藏入，俗称“宝藏洞”，即第六洞。至此，云居寺的石经刻造宣告结束，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于14278块石板之上。这些石经，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
房山石经所刻佛经为历代善本佛经，包含了佛经的经典要著，可以校正存世佛经的舛讹。房山石经还保存了一批久已佚失的佛教典籍，如中国唐代的密宗经籍已佚失无存，而金皇统七年（1147年）刻成的唐密宗佛经《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就为唐代密宗传世保留了贵重文献。这部经文不仅集密教陀罗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度音韵学的宝贵资料。
另外，房山石经大多附有题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一些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不仅如此，在研究历代书法、雕刻、文化演变等方面，房山石经也为世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根据。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就已经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房山石经的清理挖掘
1956年，适逢纪念释迦牟尼佛涅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纪念的献礼，房山石经的整理工作由此展开。十年动乱时期，一切工作陷于停顿，1975年以后重新开始，并于1985年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委员会小组”从事编辑影印出版。
其中，雷音洞是工作组清理的第一个对象，这是9个洞穴中唯一为开放式的，一度作为法事活动的场所。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洞内残破不堪，原本镶嵌在四壁的石经板有18块已经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块经板上胡乱地刻着“到此一游”四个字；洞口处竟然用经板的碎片垒起来一个临时的土坑，破坏现象非常严重。面对这样的情况，工作组非常痛心，他们请来了最好的工匠，把18块残经一一拼接好重新镶嵌在洞壁上。佛教协会会长黄炳章还传达了一个命令：凡是在山上发现的残碑残石，无论大小，只要上面刻有文字的一律编号、拓印，一件都不能少。
后来，凭着这些拼接起来的残片内容，学者们找到了探索整个房山石经的线索。并且得知，《涅经》才是房山石经的首部，纠正了过去一直认为《华严经》是静琬所刻的第一部经的记载。
其余8个藏经洞尽管也经历了山泉和风沙的侵袭，但石经板依然保存完好。经过清洗，这些打磨过的石料光可鉴人。对山上石刻经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考虑到保护石经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工作人员将山上的石刻经按照原来的位置重新放回洞中，重新封好石门。
石经地穴的挖掘是在1957年夏天进行的，工作人员在山下云居寺内已被炸毁的南塔塔基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四边筑有围墙，穴内分大小不等的两室，摆满了一摞摞一层层辽金时期的经板。地穴石经的拓印工作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文物局还拨款建了库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块石经。
这一万余块石刻经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每篇经末的题记都注有布施人、布施钱财的数量、要求刻经的篇目和刻经的目的，布施人中有皇帝、大臣，也有商业行会和平民百姓，这对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都有重要作用。另据史料记载，石经山上还应有一座名为“孔雀洞”的藏经洞，但目前还未发现。专家推测，那些与文献数据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经中找不到的石经板很可能就藏身于孔雀洞。
总之，房山石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地穴石经回藏
云居寺石经在出土后的40年间出现了严重的风化现象，一些经碑的表面突起、发生了粉化，字迹也模糊了，有的甚至消失不见，其损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千年里的总和。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1999年9月9日，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佛教仪式后，云居寺石经重新回藏地穴。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填，而是在原址上经过改建的一座现代化地宫，总体面积达400平方米，有严密的防水设施，室内空气为纯度达99%的惰性气体——氮气，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这是目前最有把握的保护方法。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