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石鼓文——古朴雄浑 肃穆凝重
杰出的文化作品，像是黑暗里的一盏明灯，照亮的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和未来。历史文明伴随着书画典籍而诞生、流传、演变。无论是奉命之作，还是即兴所为，其间的故事都值得我们细细斟酌、玩味。
发现地点：今陕西省凤翔三源
发现及发掘时间：唐代初年
距今年代：2300多年
文化价值：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石鼓文出世经历
据说，石鼓文上所刻的，是关于秦王游猎的10首诗，但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这10个鼓形的石头。直到唐代初年，它们才在陕西省天兴县（今陕西凤翔）三源重新被发现。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非常炎热，一乘小轿缓慢地行走在郊野中。忽然轿夫脚下一个踉跄，连人带轿都翻倒在了路边。轿中的于公子也被摔到轿外，当他抖衣起身正要责备轿夫时，路边有几个大小相当的鼓状器物吸引了他的目光。他随即俯身去看这几块石头，发现每块石头上都有一首诗。可惜，于公子当时急于进京办差，时间紧迫，最终未动石鼓。但陕西凤翔境内发现石鼓文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并很快传到担任国子监博士的韩愈那里。韩愈得知此事后，马上修书国子监祭酒，希望他能收藏石鼓，可国子监祭酒拒绝收藏，这令韩愈大失所望。抑郁的韩愈遂提笔写下了著名的《石鼓歌》。后来，韩愈的好朋友郑余庆出任国子监祭酒，石鼓才被安放在凤翔县的孔庙中，遗憾的是10个石鼓却少了一个。
到了北宋时，有一位向公子在研究他收集到的碑文拓片时，忽然觉得有几行字好像在哪里见过。经过反复思忖，向公子认定，这就是10个石鼓中丢失的那个鼓的拓片，名叫“作原”。当他得知“作原”拓片来自陕西秦岭一带后，就立即赶到那一带寻找。可是很长时间都没结果。一天晚上，向公子来到郊野的一户人家，打算寄宿。这家的男主人是个屠户，以卖肉为生。
他家里有一块巨大的磨刀石，正是那个丢失的石鼓。向公子非常激动，他以一只驴、全部的盘缠，还有为屠户做一个月工的代价换得了这只石鼓，然后将它送给了凤翔县令。至此，10个石鼓终于得以团聚了。
宋徽宗得知石鼓团聚后，便将它们接进了京城汴梁，奉为国宝。为了更好地保护石鼓上的文字，宋徽宗命工匠将文字加深，并用金粉填充。金兵入关之后，他们抠走了金粉，石鼓再次被丢弃在燕郊荒野。元朝建立后，石鼓被放置在国子监大成门内。到了清朝乾隆皇帝时，他命人将国子监石鼓换成仿制品，原件则运往紫禁城珍藏。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经劫难的石鼓也不得不随其他文物一再迁移，直到抗战胜利，才终于返回北京，重新恢复了它尊贵的身份。
关于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因石的形状似鼓而得名。石鼓共10只，每只高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为花岗石质，圆顶平底。每鼓分别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由于年代久远，辗转周折，目前石鼓上的字多已剥落，有的石鼓已一字无存。
石鼓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所刻文字的书法。它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字体多为长方形，用笔圆劲挺拔、结体方正、规范严谨，书法体势整肃、端庄凝重、浑厚自然，使得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其对书法界的影响以清代最为突出，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但是，对于石鼓文的成文年代，历代学者却颇有争议，成为长期以来的难解之谜。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和张怀的《书断》，都认为石鼓文系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可是，史籍上并没有周宣王在岐阳田猎的记载，与石刻一事不符。
而撰写《金石跋》的武亿则认为，石鼓文作于汉代，他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石鼓文中提到了天子驾六马，这符合汉代天子驾六马的制度。可是，秦代同样有此制度。
金人马定国和明代顾炎武都持北周说。马定国从石鼓文的字画上与蝌蚪文、籀文、小篆等笔法作了比较。而顾炎武云：“石鼓凡十，相传为周宣王猎碣。今读其文，皆浅近之辞，殊不及《车攻》、《吉日》之宏深也。”
南宋郑樵的《石鼓文释音》，基本解决了石鼓文作于何时的问题。他比较了秦斤、秦权文字后指出，石鼓文当作于秦惠文王后、秦始皇前。罗君非常支持郑樵的观点，他在《秦刻十碣考释》中云：碣文与金文同者八十三，与秦文同者六十一，与《许书》同者一百一……碣文与金文、《许书》有同有不同，然与秦刻之权、量、诏书、碑碣，几尽相同；其不同者，唯一道字而已。又云：“今案碣文正方，多用古籀。然与《诅楚文》互见者凡三十七字，其不同者有宣、一、道、中、受六字；与始皇、二世之权、量、诏书、虎符、碑碣互见者凡六十二字，其不同者仅一道字而已。盖时代愈近则相同愈多也。故断十碣必在惠文与始皇未同文之时，复何疑乎？”罗君的论证似乎更为充分。
清末震钧指出，石鼓文作于秦文公时代（公元前765-公元前716年），理由是石鼓文中有“”与《史记·秦本纪》所记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至于、渭之会的事件相合。
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中还主张石鼓文是作于秦穆公时代（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他是在比较了石鼓文字与《秦公簋》文字后得出此结论的。
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认为，石鼓的出土地是水发源地蒲谷乡，即秦襄公作西所在地，并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公元前777-公元前766年）的结论。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则主张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公元前424-公元前415年）。因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秦穆公时始有诗歌，所以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同时，根据铜器中的人称代词用“朕”而不用“吾”，用“吾”时又不用“朕”，即用“朕”在前，用“吾”在后的规则，考证秦景公时的铜器还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就用“”（即吾）字，故推断出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此论得到了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的赞同。
虽然，关于石鼓文年代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石鼓文作为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其在研究中华文明史方面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石鼓文还与甲骨文并称为“古代文字双璧”，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石鼓文的重要性。
石鼓歌
——韩愈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树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岂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婀。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发现地点：今陕西省凤翔三源
发现及发掘时间：唐代初年
距今年代：2300多年
文化价值：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石鼓文出世经历
据说，石鼓文上所刻的，是关于秦王游猎的10首诗，但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这10个鼓形的石头。直到唐代初年，它们才在陕西省天兴县（今陕西凤翔）三源重新被发现。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非常炎热，一乘小轿缓慢地行走在郊野中。忽然轿夫脚下一个踉跄，连人带轿都翻倒在了路边。轿中的于公子也被摔到轿外，当他抖衣起身正要责备轿夫时，路边有几个大小相当的鼓状器物吸引了他的目光。他随即俯身去看这几块石头，发现每块石头上都有一首诗。可惜，于公子当时急于进京办差，时间紧迫，最终未动石鼓。但陕西凤翔境内发现石鼓文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并很快传到担任国子监博士的韩愈那里。韩愈得知此事后，马上修书国子监祭酒，希望他能收藏石鼓，可国子监祭酒拒绝收藏，这令韩愈大失所望。抑郁的韩愈遂提笔写下了著名的《石鼓歌》。后来，韩愈的好朋友郑余庆出任国子监祭酒，石鼓才被安放在凤翔县的孔庙中，遗憾的是10个石鼓却少了一个。
到了北宋时，有一位向公子在研究他收集到的碑文拓片时，忽然觉得有几行字好像在哪里见过。经过反复思忖，向公子认定，这就是10个石鼓中丢失的那个鼓的拓片，名叫“作原”。当他得知“作原”拓片来自陕西秦岭一带后，就立即赶到那一带寻找。可是很长时间都没结果。一天晚上，向公子来到郊野的一户人家，打算寄宿。这家的男主人是个屠户，以卖肉为生。
他家里有一块巨大的磨刀石，正是那个丢失的石鼓。向公子非常激动，他以一只驴、全部的盘缠，还有为屠户做一个月工的代价换得了这只石鼓，然后将它送给了凤翔县令。至此，10个石鼓终于得以团聚了。
宋徽宗得知石鼓团聚后，便将它们接进了京城汴梁，奉为国宝。为了更好地保护石鼓上的文字，宋徽宗命工匠将文字加深，并用金粉填充。金兵入关之后，他们抠走了金粉，石鼓再次被丢弃在燕郊荒野。元朝建立后，石鼓被放置在国子监大成门内。到了清朝乾隆皇帝时，他命人将国子监石鼓换成仿制品，原件则运往紫禁城珍藏。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经劫难的石鼓也不得不随其他文物一再迁移，直到抗战胜利，才终于返回北京，重新恢复了它尊贵的身份。
关于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因石的形状似鼓而得名。石鼓共10只，每只高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为花岗石质，圆顶平底。每鼓分别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由于年代久远，辗转周折，目前石鼓上的字多已剥落，有的石鼓已一字无存。
石鼓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所刻文字的书法。它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字体多为长方形，用笔圆劲挺拔、结体方正、规范严谨，书法体势整肃、端庄凝重、浑厚自然，使得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其对书法界的影响以清代最为突出，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但是，对于石鼓文的成文年代，历代学者却颇有争议，成为长期以来的难解之谜。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和张怀的《书断》，都认为石鼓文系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可是，史籍上并没有周宣王在岐阳田猎的记载，与石刻一事不符。
而撰写《金石跋》的武亿则认为，石鼓文作于汉代，他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石鼓文中提到了天子驾六马，这符合汉代天子驾六马的制度。可是，秦代同样有此制度。
金人马定国和明代顾炎武都持北周说。马定国从石鼓文的字画上与蝌蚪文、籀文、小篆等笔法作了比较。而顾炎武云：“石鼓凡十，相传为周宣王猎碣。今读其文，皆浅近之辞，殊不及《车攻》、《吉日》之宏深也。”
南宋郑樵的《石鼓文释音》，基本解决了石鼓文作于何时的问题。他比较了秦斤、秦权文字后指出，石鼓文当作于秦惠文王后、秦始皇前。罗君非常支持郑樵的观点，他在《秦刻十碣考释》中云：碣文与金文同者八十三，与秦文同者六十一，与《许书》同者一百一……碣文与金文、《许书》有同有不同，然与秦刻之权、量、诏书、碑碣，几尽相同；其不同者，唯一道字而已。又云：“今案碣文正方，多用古籀。然与《诅楚文》互见者凡三十七字，其不同者有宣、一、道、中、受六字；与始皇、二世之权、量、诏书、虎符、碑碣互见者凡六十二字，其不同者仅一道字而已。盖时代愈近则相同愈多也。故断十碣必在惠文与始皇未同文之时，复何疑乎？”罗君的论证似乎更为充分。
清末震钧指出，石鼓文作于秦文公时代（公元前765-公元前716年），理由是石鼓文中有“”与《史记·秦本纪》所记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至于、渭之会的事件相合。
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中还主张石鼓文是作于秦穆公时代（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他是在比较了石鼓文字与《秦公簋》文字后得出此结论的。
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认为，石鼓的出土地是水发源地蒲谷乡，即秦襄公作西所在地，并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公元前777-公元前766年）的结论。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则主张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公元前424-公元前415年）。因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秦穆公时始有诗歌，所以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同时，根据铜器中的人称代词用“朕”而不用“吾”，用“吾”时又不用“朕”，即用“朕”在前，用“吾”在后的规则，考证秦景公时的铜器还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就用“”（即吾）字，故推断出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此论得到了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的赞同。
虽然，关于石鼓文年代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石鼓文作为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其在研究中华文明史方面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石鼓文还与甲骨文并称为“古代文字双璧”，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石鼓文的重要性。
石鼓歌
——韩愈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树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岂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婀。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