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羊方尊——钟律和则玉羊见
发现地点：湖南省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山腰
发现及发掘时间：1938年
距今历时：3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图腾崇拜和文化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四羊方尊的半世传奇
湖南省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山的轮廓很像一个巨大的人耳，也许这就是转耳仑山名字的来历。1938年，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村民姜景舒就是在这座山的山腰上发现了四羊方尊。那年春天，姜景舒和两个兄弟来到这里干农活，突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一块硬物。当时这四面都是山，地面已经裸露着石灰岩，泥土很薄，姜景舒还以为锄到了石头，就想把它清除，可一用力，就听到“哐”的一声，土里溅出一块锈铜片。他们连忙停下手里的活，把土里的东西挖了出来，竟是一个黑漆漆、硬邦邦的东西，里面还装满了黑色的泥土。姜景舒称了称，这个大东西有64斤重。天黑后，他们把这个大东西抬回了家。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附近的人都说姜景舒挖到了宝贝，并纷纷来参观，在忙乱过程中，方尊的一个羊头上掉了一个细小的尖角，一直没有找回来。后来，这件事让黄材镇的古董商张万利知道了，他用400块大洋买下了这件宝贝。但是，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这笔钱到了姜景舒手里只剩下248块了。姜景舒用这些钱买了9担稻谷、两块地、一处山，缓解了一家人的生活。在把四羊方尊卖给古董商的时候，姜景舒还特意留下了那块一开始被他砸掉的碎片。1976年，他将残片交给了国家，宁乡县文管所负责人周佑其给他打了收条，县里奖励了他一支钢笔、一个口杯，还有10元钱，以示表彰。
过了一段时间，收购四羊方尊的古董商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起了纠纷，一个姓杨的人向长沙县政府告发了此事，四羊方尊就被长沙县政府没收了，交由湖南省银行收藏保管。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银行为避战乱，西迁到了湖南西部的沅陵县。但是，在日军对沅陵县城的一次疯狂轰炸中，湖南省银行不幸被敌机命中——四羊方尊在炮火中被炸成了20多块。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文化部下令寻找四羊方尊。经苦苦搜索，1952年，湖南省文管会专家蔡季襄先生终于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其修复任务落在了湖南省文管会的张欣如身上。
张欣如接手时，四羊方尊已经经过了初步修复，但是很粗糙，与原物之间差距很大。为尽量复原方尊表面的花纹，张欣如每次都要十分小心地清洗碎片，然后用烙铁进行焊接。这项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才完成，修复好的四羊方尊身上看不出一点破损的痕迹。过了一段时间，四羊方尊就一直放在湖南分行的库房中，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建成，四羊方尊才交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陈列。到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时候，四羊方尊又来到了国家博物馆，此后就一直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国家博物馆。
关于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它高58.3厘米，重34.5公斤，器身方形，口沿外敞，呈喇叭状张开，腹部鼓起，方形圈足。整个器物漆黑发亮，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夔纹、兽面纹；肩部有四条立体龙纹盘绕其上，龙头突出于四边的中间。此尊最精巧的部分是四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附着在高圈足上，羊的背部和胸部饰有鳞纹，腿部饰有凤鸟纹，圈足则饰有夔龙纹、云雷纹。整个器物的纹饰线条刚劲光洁，造型新奇别致，寓动于静，并且将平面图像与立体雕塑相结合，使器物与动物形状相依托，将绵羊宁静温柔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特别是四羊方尊的尊口很大，接近器身的高度，而在尊的四角设计四只脚踏实地的绵羊，就使整个器物变得稳重，没有了头重脚轻的感觉，并增加了威严的气势，不愧为尊中之王。
四羊方尊中的“尊”字说明了它的用途是一种盛酒器，常与“彝”一起作为成组的青铜礼器。这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如四羊方尊）。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青铜尊的铸造盛期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主要是方形尊和觚式尊，它们都饰有凸起的棱脊，并在器身雕满了繁复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在商周时期，祭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而且每次祭祀完毕后都会开怀畅饮。所以，很多酒具也就成了祭祀用具，尊就是由开始的盛酒器慢慢发展成了祭祀用的礼器。
如今，我国的节日饮酒之风大抵也来源于此，酒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围绕酒的发明，还有“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的不同传说。据《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其中就提到“仪狄作酒”，但不知是不是他发明的。另一种说法是根据《说文解字》中所写：“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认为，最早造酒的是杜康，这种观点为民间普遍接受。
尊成为一种祭祀礼器，就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把羊的形象融入尊的制作，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有很多是把羊作为表现对象的，它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在祭祀中被大量使用。在人们的印象中，羊一直是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的形象；羊“跪乳”的习性，更是成为后世孝敬父母的典范。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怪兽只有一只角，却能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后来，独角兽就演绎成了法律与公正的象征。在民间，从汉代开始，羊便与吉祥联系在一起。一些古代器物的铭文上，直接把吉祥写成“吉羊”。这不仅仅是字与字之间的通假，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对羊的喜爱之情。
另外，许多原始民族崇拜带角的动物，而羊就符合了这种标准。甲骨文中羊的写法约有四十余种，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在易学研究中，羊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三阳（羊）开泰”也经常被作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象征万物更新。在西方传统中，山羊角也象征着“太阳”，与中国的“三（阳）羊开泰”之说异曲同工。地中海文明中的头胎羔羊更是寓意着春天的胜利。基督教教义中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也就指基督为羔羊。而人们常说的“替罪羊”就是来自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的传统。
在我国，羊还代表着一种“和”文化，“钟律和则玉羊见”。广州就有著名的五羊传说，在晋裴渊《广州记》中可见相关记载“五羊衔谷，萃于楚庭”。四羊方尊就是以羊为艺术表现对象的代表作，它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另一方面有作为羊的替代品祭祀神明的意思，还包含着作器者对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或许，后世关于羊的种种传说就是来源于此也未可知。
五羊传说
晋裴渊《广州记》中写道：“五羊衔谷，萃于楚庭。”这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史料记载，周惠王曾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海臣服于楚，所以广州又称楚庭。周夷王八年，那时候的广州已经连续几年经历灾荒，田地荒芜，农民颗粒无收，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满足。突然有一天，南海的天空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云上是五位身穿五色彩衣的仙人，他们每人骑着一头不同毛色的山羊，羊口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仙人把稻穗给了广州人，并祝愿此处永无饥荒。然后，仙人腾空飞天，而五只仙羊却化为石头留在了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所以，广州还被称为“五羊城”、“羊城”或者“穗城”。
发现及发掘时间：1938年
距今历时：3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图腾崇拜和文化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四羊方尊的半世传奇
湖南省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山的轮廓很像一个巨大的人耳，也许这就是转耳仑山名字的来历。1938年，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村民姜景舒就是在这座山的山腰上发现了四羊方尊。那年春天，姜景舒和两个兄弟来到这里干农活，突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一块硬物。当时这四面都是山，地面已经裸露着石灰岩，泥土很薄，姜景舒还以为锄到了石头，就想把它清除，可一用力，就听到“哐”的一声，土里溅出一块锈铜片。他们连忙停下手里的活，把土里的东西挖了出来，竟是一个黑漆漆、硬邦邦的东西，里面还装满了黑色的泥土。姜景舒称了称，这个大东西有64斤重。天黑后，他们把这个大东西抬回了家。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附近的人都说姜景舒挖到了宝贝，并纷纷来参观，在忙乱过程中，方尊的一个羊头上掉了一个细小的尖角，一直没有找回来。后来，这件事让黄材镇的古董商张万利知道了，他用400块大洋买下了这件宝贝。但是，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这笔钱到了姜景舒手里只剩下248块了。姜景舒用这些钱买了9担稻谷、两块地、一处山，缓解了一家人的生活。在把四羊方尊卖给古董商的时候，姜景舒还特意留下了那块一开始被他砸掉的碎片。1976年，他将残片交给了国家，宁乡县文管所负责人周佑其给他打了收条，县里奖励了他一支钢笔、一个口杯，还有10元钱，以示表彰。
过了一段时间，收购四羊方尊的古董商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起了纠纷，一个姓杨的人向长沙县政府告发了此事，四羊方尊就被长沙县政府没收了，交由湖南省银行收藏保管。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银行为避战乱，西迁到了湖南西部的沅陵县。但是，在日军对沅陵县城的一次疯狂轰炸中，湖南省银行不幸被敌机命中——四羊方尊在炮火中被炸成了20多块。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文化部下令寻找四羊方尊。经苦苦搜索，1952年，湖南省文管会专家蔡季襄先生终于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其修复任务落在了湖南省文管会的张欣如身上。
张欣如接手时，四羊方尊已经经过了初步修复，但是很粗糙，与原物之间差距很大。为尽量复原方尊表面的花纹，张欣如每次都要十分小心地清洗碎片，然后用烙铁进行焊接。这项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才完成，修复好的四羊方尊身上看不出一点破损的痕迹。过了一段时间，四羊方尊就一直放在湖南分行的库房中，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建成，四羊方尊才交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陈列。到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时候，四羊方尊又来到了国家博物馆，此后就一直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国家博物馆。
关于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它高58.3厘米，重34.5公斤，器身方形，口沿外敞，呈喇叭状张开，腹部鼓起，方形圈足。整个器物漆黑发亮，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夔纹、兽面纹；肩部有四条立体龙纹盘绕其上，龙头突出于四边的中间。此尊最精巧的部分是四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附着在高圈足上，羊的背部和胸部饰有鳞纹，腿部饰有凤鸟纹，圈足则饰有夔龙纹、云雷纹。整个器物的纹饰线条刚劲光洁，造型新奇别致，寓动于静，并且将平面图像与立体雕塑相结合，使器物与动物形状相依托，将绵羊宁静温柔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特别是四羊方尊的尊口很大，接近器身的高度，而在尊的四角设计四只脚踏实地的绵羊，就使整个器物变得稳重，没有了头重脚轻的感觉，并增加了威严的气势，不愧为尊中之王。
四羊方尊中的“尊”字说明了它的用途是一种盛酒器，常与“彝”一起作为成组的青铜礼器。这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如四羊方尊）。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青铜尊的铸造盛期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主要是方形尊和觚式尊，它们都饰有凸起的棱脊，并在器身雕满了繁复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在商周时期，祭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而且每次祭祀完毕后都会开怀畅饮。所以，很多酒具也就成了祭祀用具，尊就是由开始的盛酒器慢慢发展成了祭祀用的礼器。
如今，我国的节日饮酒之风大抵也来源于此，酒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围绕酒的发明，还有“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的不同传说。据《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其中就提到“仪狄作酒”，但不知是不是他发明的。另一种说法是根据《说文解字》中所写：“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认为，最早造酒的是杜康，这种观点为民间普遍接受。
尊成为一种祭祀礼器，就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把羊的形象融入尊的制作，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有很多是把羊作为表现对象的，它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在祭祀中被大量使用。在人们的印象中，羊一直是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的形象；羊“跪乳”的习性，更是成为后世孝敬父母的典范。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怪兽只有一只角，却能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后来，独角兽就演绎成了法律与公正的象征。在民间，从汉代开始，羊便与吉祥联系在一起。一些古代器物的铭文上，直接把吉祥写成“吉羊”。这不仅仅是字与字之间的通假，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对羊的喜爱之情。
另外，许多原始民族崇拜带角的动物，而羊就符合了这种标准。甲骨文中羊的写法约有四十余种，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在易学研究中，羊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三阳（羊）开泰”也经常被作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象征万物更新。在西方传统中，山羊角也象征着“太阳”，与中国的“三（阳）羊开泰”之说异曲同工。地中海文明中的头胎羔羊更是寓意着春天的胜利。基督教教义中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也就指基督为羔羊。而人们常说的“替罪羊”就是来自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的传统。
在我国，羊还代表着一种“和”文化，“钟律和则玉羊见”。广州就有著名的五羊传说，在晋裴渊《广州记》中可见相关记载“五羊衔谷，萃于楚庭”。四羊方尊就是以羊为艺术表现对象的代表作，它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另一方面有作为羊的替代品祭祀神明的意思，还包含着作器者对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或许，后世关于羊的种种传说就是来源于此也未可知。
五羊传说
晋裴渊《广州记》中写道：“五羊衔谷，萃于楚庭。”这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史料记载，周惠王曾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海臣服于楚，所以广州又称楚庭。周夷王八年，那时候的广州已经连续几年经历灾荒，田地荒芜，农民颗粒无收，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满足。突然有一天，南海的天空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云上是五位身穿五色彩衣的仙人，他们每人骑着一头不同毛色的山羊，羊口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仙人把稻穗给了广州人，并祝愿此处永无饥荒。然后，仙人腾空飞天，而五只仙羊却化为石头留在了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所以，广州还被称为“五羊城”、“羊城”或者“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