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司母戊大方鼎——与江山社稷齐名
粗犷豪迈的青铜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记载了社会各领域的背景和特征，展示了远古人民的文明与智慧。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跌宕，青铜的气息依然厚重威严，向世人宣示着它们所处时代的特有魅力。
发现地点：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39年
距今年代：3100～36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国宝收藏历经坎坷
1939年的一天，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来到叔伯弟弟吴培文的地里探宝，当他把探杆插到地下十来米深的时候，触到了一个硬物。他连忙把探杆取上来，结果发现坚硬的探杆已经卷了，探头也掉了，上面还带着一些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意识到：下面肯定有宝物。按照当时的规定，村民个人探宝不分地界，但如果真的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于是，他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吴培文。
经二人商定，当天晚上他们就找来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开始挖掘宝物。在吴希增做标记的地方，他们一直挖下去十多米才看到了坑里躺着一个青铜炉样的东西。但是，由于器物的形体巨大，不易移动，再加上天已经快亮了，为了保密，他们又把坑埋上，并在上面做了一些掩饰，准备到明天晚上继续挖。
第二天，吴家兄弟又找来一些帮手，想把宝物从土坑里弄出来，吴希增指挥大家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非常粗的麻绳拴住宝物的双耳和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其余的人在下面用杠杆撬起宝物的一头并在底部填上土，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宝物一点一点地抬出土坑。但是，提到六七米的时候，沉重的宝物竟然把5厘米粗的绳子都坠断了。他们只得停止，又把洞口堵上。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换了两根更粗的大绳，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终于将这件宝物弄了出来，原来是一个大鼎。
宝物出土后，麻烦也紧跟着来了。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吴家挖出大鼎的事让日本人知道了。还没来得及把宝物转移，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就要来参观，大伙心里虽然有一万个不同意，也不敢反抗，只好答应下来。黑田荣见到大鼎的惊讶和赞叹自不必说，吴家却从此没有了安宁之日。这件宝贝也引起了古董商肖寅卿的注意。看到大鼎以后，肖寅卿当即表示可以出价20万光洋收购。不过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大鼎分成若干块，便于运输。村民们怕大鼎再把日本人招来，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开始用锯条锯。可是，这根本不能撼动坚硬的大鼎半分。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这也只砸掉了一只鼎耳，而且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人们怕继续砸下去会把鬼子招来，就没有再按照肖寅卿的要求做下去，而是又把大鼎藏起来了。后来，日军又来了好几次，吴培文也将大鼎换藏了好几个地方，还特意买了一个低级的三腿鼎藏在床底下混了过去。日军可能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们又一次进村的时候拿走了吴培文的相片，扬言要继续搜捕他，逼其供出大鼎的下落。万般无奈之下，吴培文只好离开了家乡，直到1948年才返回。
吴培文离开后，大鼎就一直被埋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挖出，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正好赶上蒋介石60大寿，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将大鼎作为寿礼送给了蒋介石，被蒋保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解放南京时，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流落至此的宝物，把它交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大鼎又被调往北京，此后就一直珍藏在那里，文物专家们还为其补铸了残缺的鼎耳。历尽坎坷的司母戊鼎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关于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通高133厘米，宽79厘米，长110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整个鼎重832.84公斤。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也是世界上罕见的贵重青铜文物。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鼎腹长方形，下部微收，鼎上竖两只直耳，四根鼎足为圆柱形。鼎的形体非常大，可以做马槽，所以又叫“马槽鼎”，或称司母戊大方鼎。
但是，这个青铜大鼎为什么要以“司母戊”为名呢，“司母戊”这几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原来，“司母戊”是刻在鼎腹内长壁上的铭文，鼎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而关于铭文的含义，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的意见倾向于该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为职司、官司、典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司”通祠，“祠”就是祭祀。至于“母戊”则推测为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据甲骨卜辞中记载，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帝乙的配偶不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帝乙的配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司母戊鼎就是殷商晚期的器物。还有人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而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大鼎就成了殷商中后期的遗物。不管这几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历史真相，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一种祭祀礼器。
司母戊鼎的鼎身为长方形，轮廓挺直，呈现出威严稳重的气势。鼎的周身有很多纹饰。鼎身的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还点缀以精巧的盘龙纹。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间含着一个人头，俗称虎咬人头纹，后经演变成为“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鼎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上则饰以蝉纹。整个鼎身上的纹饰均精致美观、工艺高超，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艺术研究价值，司母戊鼎可以看做是商代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
司母戊鼎的铸造相当复杂，铸造时要先用土塑造泥模，然后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在一起灌注铜液。鼎身由8块范铸成，鼎底由4块范铸成，每条鼎足由3块范铸成。如此巨大的青铜鼎，要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并熔，二三百人同时协作。商代能够完成这样复杂的工艺，表明当时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并且具备了高度的组织和管理水平。经测定，司母戊鼎的原料比例构成非常符合科学标准，体现了商代青铜铸造业高超的技术水平。
源远流长鼎文化
在中国，每当提起鼎，人们很少能够想起它最初作为锅的用途，而是更多地把它和政权社稷联系在一起。可见，鼎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神秘器物。
中国最早的鼎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最初的鼎是陶制的，用作炊食器，也就是古人的锅。在商朝和西周时期，鼎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尤其是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礼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后来的鼎就发展成了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奇的色彩。在奴隶制鼎盛时代，鼎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中就记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里的鼎就借指国家政权。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如司母戊鼎）。
由于中国的鼎文化有着这样深厚的内涵，所以司母戊鼎自出土以来就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体现了我国殷商时期中国青铜业的铸造水平，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青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司母戊鼎出土后的历史沿革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于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仿造的司母戊鼎。
2005年9月下旬，司母戊鼎被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展览近四个月。
2006年7月，重达598千克的《司母戊鼎》巨书面世。该书记录了司母戊鼎从发掘到接运入馆的过程，全方位展示了司母戊鼎的魅力，演绎了深厚的殷商文化底蕴。
发现地点：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39年
距今年代：3100～36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国宝收藏历经坎坷
1939年的一天，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来到叔伯弟弟吴培文的地里探宝，当他把探杆插到地下十来米深的时候，触到了一个硬物。他连忙把探杆取上来，结果发现坚硬的探杆已经卷了，探头也掉了，上面还带着一些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意识到：下面肯定有宝物。按照当时的规定，村民个人探宝不分地界，但如果真的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于是，他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吴培文。
经二人商定，当天晚上他们就找来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开始挖掘宝物。在吴希增做标记的地方，他们一直挖下去十多米才看到了坑里躺着一个青铜炉样的东西。但是，由于器物的形体巨大，不易移动，再加上天已经快亮了，为了保密，他们又把坑埋上，并在上面做了一些掩饰，准备到明天晚上继续挖。
第二天，吴家兄弟又找来一些帮手，想把宝物从土坑里弄出来，吴希增指挥大家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非常粗的麻绳拴住宝物的双耳和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其余的人在下面用杠杆撬起宝物的一头并在底部填上土，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宝物一点一点地抬出土坑。但是，提到六七米的时候，沉重的宝物竟然把5厘米粗的绳子都坠断了。他们只得停止，又把洞口堵上。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换了两根更粗的大绳，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终于将这件宝物弄了出来，原来是一个大鼎。
宝物出土后，麻烦也紧跟着来了。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吴家挖出大鼎的事让日本人知道了。还没来得及把宝物转移，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就要来参观，大伙心里虽然有一万个不同意，也不敢反抗，只好答应下来。黑田荣见到大鼎的惊讶和赞叹自不必说，吴家却从此没有了安宁之日。这件宝贝也引起了古董商肖寅卿的注意。看到大鼎以后，肖寅卿当即表示可以出价20万光洋收购。不过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大鼎分成若干块，便于运输。村民们怕大鼎再把日本人招来，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开始用锯条锯。可是，这根本不能撼动坚硬的大鼎半分。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这也只砸掉了一只鼎耳，而且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人们怕继续砸下去会把鬼子招来，就没有再按照肖寅卿的要求做下去，而是又把大鼎藏起来了。后来，日军又来了好几次，吴培文也将大鼎换藏了好几个地方，还特意买了一个低级的三腿鼎藏在床底下混了过去。日军可能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们又一次进村的时候拿走了吴培文的相片，扬言要继续搜捕他，逼其供出大鼎的下落。万般无奈之下，吴培文只好离开了家乡，直到1948年才返回。
吴培文离开后，大鼎就一直被埋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挖出，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正好赶上蒋介石60大寿，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将大鼎作为寿礼送给了蒋介石，被蒋保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解放南京时，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流落至此的宝物，把它交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大鼎又被调往北京，此后就一直珍藏在那里，文物专家们还为其补铸了残缺的鼎耳。历尽坎坷的司母戊鼎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关于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通高133厘米，宽79厘米，长110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整个鼎重832.84公斤。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也是世界上罕见的贵重青铜文物。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鼎腹长方形，下部微收，鼎上竖两只直耳，四根鼎足为圆柱形。鼎的形体非常大，可以做马槽，所以又叫“马槽鼎”，或称司母戊大方鼎。
但是，这个青铜大鼎为什么要以“司母戊”为名呢，“司母戊”这几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原来，“司母戊”是刻在鼎腹内长壁上的铭文，鼎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而关于铭文的含义，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的意见倾向于该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为职司、官司、典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司”通祠，“祠”就是祭祀。至于“母戊”则推测为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据甲骨卜辞中记载，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帝乙的配偶不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帝乙的配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司母戊鼎就是殷商晚期的器物。还有人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而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大鼎就成了殷商中后期的遗物。不管这几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历史真相，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一种祭祀礼器。
司母戊鼎的鼎身为长方形，轮廓挺直，呈现出威严稳重的气势。鼎的周身有很多纹饰。鼎身的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还点缀以精巧的盘龙纹。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间含着一个人头，俗称虎咬人头纹，后经演变成为“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鼎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上则饰以蝉纹。整个鼎身上的纹饰均精致美观、工艺高超，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艺术研究价值，司母戊鼎可以看做是商代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
司母戊鼎的铸造相当复杂，铸造时要先用土塑造泥模，然后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在一起灌注铜液。鼎身由8块范铸成，鼎底由4块范铸成，每条鼎足由3块范铸成。如此巨大的青铜鼎，要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并熔，二三百人同时协作。商代能够完成这样复杂的工艺，表明当时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并且具备了高度的组织和管理水平。经测定，司母戊鼎的原料比例构成非常符合科学标准，体现了商代青铜铸造业高超的技术水平。
源远流长鼎文化
在中国，每当提起鼎，人们很少能够想起它最初作为锅的用途，而是更多地把它和政权社稷联系在一起。可见，鼎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神秘器物。
中国最早的鼎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最初的鼎是陶制的，用作炊食器，也就是古人的锅。在商朝和西周时期，鼎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尤其是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礼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后来的鼎就发展成了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奇的色彩。在奴隶制鼎盛时代，鼎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中就记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里的鼎就借指国家政权。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如司母戊鼎）。
由于中国的鼎文化有着这样深厚的内涵，所以司母戊鼎自出土以来就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体现了我国殷商时期中国青铜业的铸造水平，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青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司母戊鼎出土后的历史沿革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于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仿造的司母戊鼎。
2005年9月下旬，司母戊鼎被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展览近四个月。
2006年7月，重达598千克的《司母戊鼎》巨书面世。该书记录了司母戊鼎从发掘到接运入馆的过程，全方位展示了司母戊鼎的魅力，演绎了深厚的殷商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