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良渚文化——沉默数千年的神来之笔
发现地点：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
分布范围：以莫角山为核心，主要分布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36年，同年进行发掘
距今年代：4200～5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代表性国宝：玉琮等玉器、石犁等农用工具
考古地位：良渚遗址是体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的发掘
1936年11月，考古学者施昕更在对良渚进行一次实地调查时，于朱村兜附近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这让从小生活在良渚的施昕更激动不已。凭借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他认为良渚地区肯定埋有重要的文化遗藏。就在这一年的12月，施昕更主持了对良渚地区的第一次发掘。1938年，施昕更发表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良渚遗址开始声名远播。
其实，最早开始对良渚文化进行研究的并不是施昕更，而是何天行。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良渚一带盗挖玉器之风盛行，很多良渚古玉流落民间。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何天行就买了很多陶器和石器，并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这本书可以看做是研究良渚文化的开始。
最初，有人把“良渚文化”也称为“龙山文化”。直到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才开始在考古界得到公认。后来，由于政治原因的影响，这里陷入沉寂，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转向低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良渚遗址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草鞋山就是后来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之一，在这里发现墓葬70座，出土大量的穿孔石斧、石锛、玉琮、玉璜、玉坠饰以及各种陶器。
除了草鞋山，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也相继被发现。有一天，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翻地时挖出了一些古玉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些古玉竟然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由此，另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反山，开始向世人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1987年，在与反山相距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瑶山遗址。接下来的时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也不断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痕迹，各种重大发现接踵而至，在海内外掀起了持续至今的良渚文化研究热潮。
良渚文化的遗存
1986年，浙江考古研究所挖掘小组对反山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墓葬11座，随葬品1200多件（组），其中就有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这些都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规模。在良渚文化的其他遗址中，玉器也被大量出土。良渚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相当丰富，有玉镯、玉璜、玉串、玉钩等。玉器是良渚文化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遗存。这些珍贵的良渚玉器再现了当年繁盛的玉文化。
其实，玉文化不单单存在于良渚文化中，更是中国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中说：“夫玉，亦神物也。”在中国古人的眼中，玉是“山岳精英”，人们赋予玉以生命力，把玉视为圣洁、神明之物，由此不难看出从古至今人们对玉的喜爱。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玉琮。玉琮大多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少数也呈圆筒状。在所有出土的玉琮中，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是现今所见最大的玉琮，它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俯视如玉璧，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线条流畅，分四节，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
对于玉琮的功能，专家们有各种解释，有的认为是女阴的象征，或者是男阳女阴的组合，体现了古人的生殖崇拜；更多的人则认为它是原始先民对宇宙的认识和崇拜。他们相信“玉能通神”，而且在中国古老的宇宙观中，一直有“天圆地方”的说法，所以，他们就把玉琮的构造设计成内圆外方，圆象征天，方象征地，正好构成天与地的几何图形标志，象征天地贯穿。同时玉琮上还雕刻着神兽，借以象征沟通天地的使者，如此看来，玉琮应该就是古良渚人祭祀天地的宗教法器了。
这只是猜测，今天谁也无法探知古人的真实想法，可以肯定的只是远古时代的良渚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在几乎所有玉器上面都雕刻了一个神秘的图案，图案的整体好像一个英武的战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似乎又是人与动物的复合像，像的上半部是一个威严的神人，下半部是一只猛兽，这个图案在玉器上的区别只是繁简不一。它似乎是古良渚人的一种神徽，良渚先人就是用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神灵沟通，祈求上天的庇佑。
在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而且面临着来自外界的极大威胁，于是他们把对生活的期望寄托于神灵，信仰神的伟力，为了祭祀神灵修建了很多祭坛。良渚遗址中发现的两座祭坛，都是由土质纯净的三色土堆成。土的颜色划分清晰，但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土分三色的用意。祭坛的周围还分布着一些墓葬，从墓葬中的随葬品来看，墓的主人可能是各部落的首领。古良渚人将他们的首领葬于巫与天神相会的祭坛上，大概是希望他们死去的首领能够世世代代保佑他的臣民。
良渚文化遗存不仅表现在精神信仰上，还体现在农业生产和生产工具制造方面。良渚遗址的分布范围处于气候湿润、雨水丰沛的太湖流域，适合水稻的种植。据调查，良渚遗址区域是东南亚史前稻作农业最密集的地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他们不断进行摸索，发明了很多农用工具。他们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这些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省了不少劳动力。于是，一些人就从农业耕作中分离出来，从事制陶、纺织及玉器等手工业，玉器、纺织丝绸、漆器、竹器、石器等手工制作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良渚遗址中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提到的遗存，也有不少我们至今无法解释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摆脱野蛮时代，迈出了向文明进发的步伐。但是，良渚文化却在这个时候神秘消失了。对于漫无边际的历史星空而言，它的存在就像一颗炫目的流星，只在天空中画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想象。
殷墟的发掘让人们认识了辉煌灿烂的商代文明，也使人们一度认为它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而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现让人们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又一发源地——长江流域。早在5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就已经照亮了这里，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为灿烂绚丽的东方文明揭开了序幕。
在中国汉字的解释中，“良”是美好的意思，“渚”是水中的陆地，所谓良渚，也就是水中一片美好的绿洲。良渚，这是一个美丽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地方，但是历史似乎在无意之间将它遗漏了；5000年后，当它被考古学家发现以后，我们才能透过那些细腻温润、晶莹纯净的玉器感受到生活在几千年前的远古先人的智慧和他们创造的震惊世界的灿烂文明。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良渚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神秘之处：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复杂的良渚玉器是如何制作完成的？玉器上反复出现的神秘图案究竟蕴涵着什么深意？良渚文化为什么突然消失，最终又是由哪个文化来承继的？这些问题都困惑着考古研究者。我们只能期待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良渚文化的奥秘。
良渚文化发掘后的历史沿革
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
1995年，浙江省政府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
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104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
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时光倒退……1929年的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准备灌溉田地。突然，“砰”的一声，燕道诚之子燕青保的锄头碰到了一个硬物，泥浆溅了他一脸。他再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燕青保扒开泥巴一看，一块口径足有一尺半的大石环赫然摆在那里。他赶紧告诉父亲，燕道诚闻声跳下沟，轻轻撬开石环，顿时就惊呆了。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出现在面前！过了好一阵，燕道诚才回转神来，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当晚，时过二更，月黑风清，燕家五口全部出动，悄悄去挖宝。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自己心中想象的金银财宝，只是挖到了一些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共计400余件。燕道诚怕惹麻烦，就对家人说，谁也不许对外人提起这件事情。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古蜀文明开始出现在今人的世界里。
4年后，燕道诚并未见外界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放松了警惕。他拿出一件玉器送给了广汉驻军团长陶团长。陶团长对文物稍有研究，他拿到玉器之后，感觉此物定有来历，就拿去请古董商鉴定。古董商们见到这价值连城的宝贝，纷纷打听其来历，一时间，整个成都的古董市场闹得沸沸扬扬。燕家有宝物的消息很快传播出去，并惊动了考古界。美国人葛维汉当时正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馆长，他对这件事也非常感兴趣。后来，他有机会见到了燕家出土的几件玉器，立刻预感到：月亮湾一带肯定有一处重要的古代遗址。于是，1933年冬至1934年春，葛维汉和四川大学林名均教授带领考古队来到月亮湾，开始了对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
第一次的发掘地点就在燕道诚家的院子旁，考古人员挖了一个长达12米的探沟，在里面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共计600余件。他们认为，这些玉器是“从铜石并用时代到周代初期”的遗物。郭沫若先生见到相关材料时，指出这批玉器与华中、华北所见玉器相似，是古代蜀国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不过，这次的发掘与真正的三星堆遗址还是擦肩而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三星堆一带建起了大型的砖瓦工厂，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四川省考古队才开始了对三星堆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在这一次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实物资料，整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些发现为研究古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但是还没有触摸到三星堆遗址的核心。
1986年，对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开始了，奇迹不断出现。上半年，考古队员在陈德安和陈显丹的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网状发掘，发掘面积达1300平方米以上，同样发现了房基、灰坑、陶片，还有500多件铜器、玉石器、漆器等，其中有一些十分精美的鸟头陶勺柄。这些房址和出土文物的特征与月亮湾相同，由此可以认定，这两个地方同属于古蜀文化遗址，与中原文化也有相似的因素。
然而，这些与接下来的发现相比，还是黯然失色。1986年下半年的一天，砖厂工人正在挖土，随着一声清脆的金石碰撞声，一些碎末飞扬起来，一位工人捡起一根碎成几段的玉璋。考古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立即指挥封闭现场，并召集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中，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在一号祭祀坑里，出土了金杖、黄金面罩、青铜人像、各种玉器和非洲象牙等文物。在二号祭祀坑里，出土了人和动植物的青铜雕像，还有六百多件玉器。考古学家经过科学分析，认定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按照地理位置和时间判断，这一遗址应该是古蜀王国的遗址。
蜀这一名称最早见于甲骨文，其中关于“蜀”字的写法有十几种；再就是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关于蜀国历史和传说的片段：“有蜀侯蚕丛，其纵目。”从这些寥若晨星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蜀国的历史是从商王武丁时期开始的。那时的蜀人有着辽阔的疆域和强大的武力。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古蜀国的印象仍然是一片茫然，直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关于三星堆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湔江边上，变成三座黄土堆，这三座黄土堆的排列犹如一条直线上的三颗星，由此得名“三星堆”。与三星堆相对的是马牧河，马牧河蜿蜒流淌，在三星堆村形成了一段月牙般的弯道。清代《嘉庆汉州志》中记载的“三星伴月堆”就是这里。
但是，真正让三星堆这个地方如星辰般耀眼夺目的不是传说，也不是“三星伴月”的景观，而是沉睡在这里几千年的古蜀国。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证实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格局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被一些国外媒体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至此，古蜀王国终于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影子，它开始穿越几千年的历史迷雾，一步一步地走到世人面前。
三星堆遗址所发掘的遗存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之前，有些专家认为，青铜雕像是西方世界早期文化的象征，中国的早期文化中创造不出真正的青铜雕像。然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雕像让他们彻底放弃了这种想法。中国不仅有自己的青铜雕像，而且青铜雕像的数量巨大、眉目清晰、表情生动，体现出很高的青铜铸造水平。这些青铜雕像包括：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以及许多由青铜雕成的飞禽走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个大型青铜立人像，他头戴花状高冠，上有太阳图案，两侧饰以衬叶，身着龙纹做衽长襟衣，后面摆成燕尾形。人像的面部特征是眼睛特别突出，粗眉大眼，双手抱握成环状，脚戴足镯，赤足。整座雕像通高2.6米，人像连冠高1.82米，修长挺拔，威武高大，高贵雍容，气质非凡。他似乎是神灵的化身，在指挥着他的子民进行一项神圣而庄严的活动。
古蜀人民不仅崇拜神灵，他们对于自然万物同样怀有崇敬的感情。他们有着朴素的自然观，认为自然万物和他们一样，都有喜怒哀乐，有冷暖饥饱，有爱有恨，有生命之灵气。他们把树和鸟都作为崇拜的对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就发现了6株青铜树，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等神器祭器。其中的二号铜树仅保有下半段，其下有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另外一棵巨大的铜树上还有龙盘绕。这些铜树都不是普通的树，它们代表着有生命的“树神”，被奉为“生命之神”、“生殖之神”。树上的飞龙盘旋而下，象征着铜树是通接天与地、人与神的“天梯”。古蜀人就是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和敬仰。
古蜀国的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以其作为进行祭祀活动时的标志物。李白的诗篇中曾经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其中的“蚕丛”、“鱼凫”就是在古蜀国处于统治地位的部族。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中有鸟、鹰、鱼、龙、蛇、虎、鸡、牛、羊，等等，这些图腾的汇集表明其所代表的民族参加了三星堆古城的祭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庞大的民族集团。其中鸟的数量最多，地位最显著，形态也最丰富，所以，鸟所代表的可能就是当时主要民族的图腾。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一柄“金杖”，上面出现以鱼和鸟组成的四组规整标准的徽记，置于首领头顶之上，这说明它就是古国的“中心图腾”，所代表的可能就是曾在古蜀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鱼凫”族。
这些青铜铸造器物表明，三千多年前古蜀国的青铜文化完全可以和具有高度文明的商王朝相媲美，他们以青铜这种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寄托他们的精神追求。这些宝贵的青铜造像不仅证明当时的古蜀国已经具备了纯熟的冶铸技能，也向我们展示了古蜀人民超凡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三星堆遗址发掘后的历史沿革
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93年起，三星堆文物已多次出国巡展，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震撼。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落成开放。
2003年，开始修建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2004年5月1日，新展馆正式向游人开放。
殷墟的发掘
最初，殷墟是借甲骨文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甲骨文的出现则是借了“龙骨”之名，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1899年，当时的清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染病，派人到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其中，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刻画着一些符号。巧的是，王懿荣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他发现这些“龙骨”上的刻画很像古代的文字。于是，他开始四处搜集刻有符号的“龙骨”。经仔细研究后，王懿荣认为，这些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骨和兽骨，而上面的刻痕就是古代的文字。
消息传出后，甲骨身价倍增，很多古董商和文人竞相寻求其来源，这其中也包括学者罗振玉。1908年，罗振玉经过调查，得知了甲骨的来源，他根据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这些甲骨为商代甲骨。
王国维也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证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符合事实。这一见解被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认同。这样，随着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也走入世人的眼帘。
但是，在殷墟发现之前，由于甲骨的止血功效可以入药，小屯村遗址已经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掘和破坏，给古文物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奔走呼吁，希望政府出面，采取有力措施对古文化遗址进行保护。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极大重视。1928年8月，青年学者董作宾被派往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进行调查，评估是否还值得进行发掘。董作宾的调查结果认为小屯村遗址仍然具有重大的发掘意义。于是，1928年10月13日，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历史上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性考古发掘共进行了15次。抗战胜利后，新中国考古研究所把安阳工作站直接设在小屯村，开始了对殷墟旷日持久的考古与发掘工作。
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把殷墟考古工作推向了高潮。该墓中共出土了各种随葬品1928件，其中的200多件青铜礼器和乐器上，大部分都铸有铭文。考古人员根据铭文上出现最多的“妇好”字样，将这座墓称为“妇好墓”。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扩大，殷墟的分布和布局也逐渐明朗。就现在探明的殷墟遗址来看，它跨越洹河两岸，其范围东起安阳市西北的郭家湾，西至北辛庄，长约6公里，南起铁路苗圃，北至三家庄，长4公里以上，面积约24平方公里。如果将近年陆续发现的一些地点也计算在内，殷墟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
殷墟发掘的文化遗存
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这样的评价对于殷墟来说绝不为过。殷墟中蕴涵了多种文明形态，其中最著名、意义最重大的当数甲骨文。
甲骨文是在契刻在动物骨头上的，最初被当作止血药来卖。其实，这些甲骨文是殷墟出土物品中最具史料研究价值的部分，它印证了《史记》等一系列文献记载的史实，使殷墟成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得到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非常迷信，凡事都想遵从上天的意志。所以，他们在做事情之前都要进行占卜，预测吉凶。当时在商王朝的宫廷里有占卜官，占卜官的地位很高，他平时会注意收集一些龟的腹甲和背甲或者牛、羊、猪的肩胛骨和肋骨，占卜时即拿出一片甲或者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凿几个洞，然后放在正在燃烧的木枝上烤，待烤到一定温度，甲或骨就会随着“噗”的一声响，爆开裂缝。占卜官就根据这些裂缝的深浅或者走向来判断上苍的意志，并向国王汇报，国王就依据占卜官的汇报来决定活动是否实施。事后，占卜官还要把所占卜事情的结果刻在这片甲骨上，这就是甲骨文，也称“甲骨卜辞”。
由于人们事无巨细都要进行占卜，所以甲骨文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明确记载着商王室的活动和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有的还记载着起居、梦幻等生活琐事。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商王朝的各个社会领域，为我们研究商王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从甲骨文发现至今，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16万多片，其中能够辨认出的单字有5000多个，专家们释读一致的汉字有1700多个。从甲骨文的文字结构来看，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却一直保留至今。
甲骨文是我国古代汉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它的风格富于变化，结构有疏有密，线纹有粗有细，转折有圆有方，行列有的严整、有的自由，这些差别形成了甲骨文字区别于其他的艺术风格。甲骨文字中还保存着很多绘画形象，如对人和各种动物的形象以及各种事物与人的动态行为的刻画，都能抓住对象特点，明确地表现出来。这些刻在兽骨上的文字，工艺都非常精美，字画横平竖直，准确无误，这种甲骨的雕法和当时骨器工艺的技术是相同的。
遗憾的是，由于早期的保护不利，甲骨文被大量挖掘盗卖，先后流散到12个国家和地区，总数有十万多片，这是我国考古界的巨大损失。但是，随着甲骨文的重要价值被逐渐认识，对甲骨文进行专项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1903年，刘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1956年，陈梦家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系统论述了甲骨文发现及研究的各方面情况。1978-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这是一部集甲骨卜辞于大成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青铜器是殷墟出土文物中又一绚丽的文化瑰宝。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造型优美、工艺高超，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考古工作者在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里有一个铸造圆形青铜器的内范，口径达1.6米，比司母戊鼎还要大得多。当时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社会分工非常严密。铸造这种规模和体型的鼎需要有一批熔炉同时工作，还必须有大量的铸造工人相互之间进行协作。
商朝人不仅注重工艺水平的提高，还在铸造青铜器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面很多都有华丽繁复的纹饰，有的还有写实感。有些青铜器上则刻有简短的铭文，这些铭文是研究当时商王朝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的重要佐证。
玉器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商朝人的审美观点。殷墟出土的玉器色泽瑰丽多彩、晶莹光润。殷墟玉器的原料非常珍贵，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岩玉；种类也很齐全，以装饰品数量居多，其中不少作品雕琢得相当出色。
但是，这些精致的青铜器和玉器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在奴隶社会中，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森严，平民和奴隶主之间、奴隶主和王室之间的地位都有很大差别，这在殷墟墓葬就可以略见一斑。殷墟遗址中的墓葬数量众多，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而平民、奴隶的随葬品则很少，甚至没有。
商朝人在建筑方面同样有着令人折服的创举。殷墟范围内的宫殿宗庙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特别是回字形宫殿建筑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殷墟丰富的遗存，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就如郭沫若先生对殷墟的赞誉：“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对殷墟的研究，为正史和补史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了殷商时代。殷墟作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价值及其对人类文明史的深远影响，决定了殷墟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
殷墟发掘后的历史沿革
1961年3月4日，殷墟文化遗产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秋，安阳市在殷墟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院。
2005年，在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地又建起了殷墟博物馆，许多在殷墟出土的国宝级精品文物陈列在馆内。
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真实的夜郎
提到夜郎，相信人们的脑海马上就会浮现一个成语——“夜郎自大”。两千多年来，夜郎已经成了“自大”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历史对夜郎的误读。下面展现给读者的将是一个真实的夜郎。
据文献记载，夜郎是战国秦汉时贵州境内的一个小国。
汉武帝时期，为开通从蜀地经夜郎、滇抵达今天印度的通道，西汉政府派使者与夜郎接触。当时的夜郎是西南地区众小国当中的大国。使臣到夜郎国后，夜郎国君问使臣：汉朝和夜郎，到底谁要大一些呢？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非常明显。实际上，此前汉使到达滇国时，滇国君主也向汉使问过同样的问题。没想到，夜郎王竟问了同样一句话，这给汉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中原，汉使刻意向武帝转达了和夜郎王的对话，朝廷上下一派哗然，“夜郎自大”于是成为千古笑谈。
不过，以当时夜郎国的实力，也是有资格发此一问的。
两千多年前的夜郎国一度拥有10万精兵、满坝良田。他们不仅制作了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兵器和装饰品，在建筑用的砖上也雕塑着农耕画像和乐工图画像，并用这样的砖建造了雄伟的城市。在贵州的群舸江还有着这样的传说：夜郎国王希望把都城建在有100座山峰的地方，当他看到群舸江打铁关一带山峰重重叠叠，非常有帝王基业气势，便将夜郎国都建在了群舸江畔。这种霸气是实实在在的，夜郎王为了扩展领地，曾率领兵卒，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建立了数座城池，并且在这些城池都居住过，这也成了今人争夺夜郎古国的理由。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记载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以，夜郎国王有理由傲视群雄。
但是他那一句“充孰与我大”还是惹怒了汉武帝。武帝派军攻入了邦国林立的西南，首先灭亡了仅次于夜郎的且兰国，杀掉了率众抵抗的且兰国王。夜郎王终于明白了，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汉帝国是多么可怕。为了生存，他忍气吞声地随着汉朝的军队来到了汉朝国都长安，拜服在汉武帝脚下，换得了一个“王”的称号，而他的国家则成了汉帝国的一个郡——柯郡。关于这些，《史记》只有寥寥数句的记载：“夜郎王惧，入朝，封之为王，以其地置柯郡。”谁知道这轻描淡写间隐含了多少血泪。
也许夜郎国王认为，这样俯首称臣，汉武帝该收兵了。然而，就在他还在长安学习对于“天朝”应该遵守的规矩的同时，汉军继续乘胜推进，将西南诸小国一举荡平。夜郎国也只在汉朝皇威下苟延到公元前27年。最后虽然夜郎王率领自己周边的22邑对汉王朝作了一次反抗，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夜郎国终究灭亡，遗留下来的是那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
关于夜郎王，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一天，一个女子正在河畔洗衣，一节大竹随水漂到她脚下，怎么也无法将之推走。正在此时，竹节中传出隐隐约约的啼哭声。女子觉得十分奇怪，便将竹子抱回家中，用刀劈开一看，里面赫然躺着一个男婴。男孩长大后，勇武有才，最后统一了周边部落，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更为神奇的是，一次夜郎侯与随从在大石上歇息，命从者做羹，但没有水。他遂以剑击石，但见剑落处，泉水涌起，其盖世才武传为美谈。但他还是没能够挽救夜郎国的命运。
不过，似乎夜郎国灵魂不灭，就在夜郎灭国300多年后，西晋王朝在今贵州北盘江上游地区设置了一个夜郎郡，一直存续了200多年，至南北朝时才废掉。又过了约300年，唐朝曾在今贵州的石阡、正安，湖南的新晃等地先后设置过夜郎县。这期间，贵州桐梓一带的珍州还曾改为夜郎郡。李白在诗作中多次提到的夜郎，便是这个夜郎郡。到了北宋时期，在今湖南新晃一带还短时间设置过夜郎县，仅存在了十余年，这是历史上最后的夜郎地名。这些后继的夜郎虽然并不是夜郎国，但它们之间都有着微妙的相似。关于夜郎国的地域，一直争论不休，近几年，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有关夜郎国的中心区域位于贵州西部、北盘江和南盘江之间的说法正在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探秘夜郎国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在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众多方国中，夜郎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势力最强，《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夜郎国“户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六”的记载。但是，夜郎国在经历了炫目的灿烂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发现夜郎国是在1958年，赫章县可乐民族乡的一个农民种地时挖出了第一批夜郎国文物。此后，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共发掘古墓396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近50件。但最具影响力的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这一次的发掘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战国、西汉、东汉时期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出土了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战斗兵器、装饰品及农耕画像砖、乐工图画像砖等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据《史记》记载，夜郎的特征是“耕田，有邑聚”，这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在贵州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的炭化的稻谷堆积层、赫章可乐墓中的稻谷遗存都是最直接的证据。在兴义汉墓中，还发现了水田池塘模型和水稻田模型，以及普安铜鼓山和威宁中水出土的牛、羊、猪、狗的遗骸，黔西汉墓中出土的陶猪、陶羊、陶公鸡，这些都说明，“耕田”确有其事。而在普安铜鼓山和毕节青场发现的房屋遗址，在赫章可乐墓中出土的“干栏”式建筑模型，以及各种陶制用品及陶纺轮、井架模型，这些都是定居的产物，游荡不定的民族不可能使用这些易损的器物。
其中在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上，留存了多种刻画符号。专家把它们与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纹进行对比，认为这是文字的萌芽形态。虽然至今没有人懂得它的读音和含义，却表明夜郎文字正处于萌动时期。而且，如今贵州的部分少数民族仍在保存和使用着古老文字，如彝文和水书，这究竟与这些刻画符号有无关系，还是一个千古之谜。
在贵州赫章县的可乐遗址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墓地密度很大，在大约300平方米的地方就发现了81座墓葬。而且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上和脚上，或将釜置于死者的脚下，称为“套头葬”。墓地中还发现两例用铜釜盖于脸上的埋葬方式。这样的葬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未发现，这是缘于何种意识呢？是财富的象征，是地位的炫耀，还是宗教信仰的反映？套头用的铜釜上还铸有玉虎，虎的造型神勇，昂首仰尾，龇牙长啸，似乎是一种神权的象征。
据研究，现在南方民族普遍使用的铜鼓就是由铜釜演变而来。铜釜起初可能是做烹煮之用，后来才成为乐器、祭器和礼器。铜釜的造型面平中空，腰部收缩，鼓壁薄而有花纹，敲击铿锵有声。关于它的铸造技术至今尚未完全揭秘。在贵州，就出土了铜釜、釜改铜鼓，以及刻有“羽人竞渡”图案的铜鼓，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由釜演变为鼓的发展脉络。
夜郎之谜
对夜郎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是仍然没有较大突破，于是，有学者大胆推测：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夜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我们且不论这些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就现在关于夜郎国的研究状况来看，夜郎国的确还存在四大谜团。
谜团一：古夜郎的疆域、中心区域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学者们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通常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统治范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但是，这种“中心说”目前有10多种。仅贵州省内就有安顺、桐梓、六枝、望谟、惠水、长顺和三都等地，这些地方都认为古夜郎的中心在今天它们的行政区域内；而云南的宣威、广西和湖南也认为其在自己的区域内。各方提出的“中心说”都有一定根据，甚至可以找出专业的学术论文。
谜团之二：夜郎的主体民族是什么，谁又是夜郎的统治民族或人口最多的民族？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4种观点：苗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4个民族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学会，并为争取本民族是贵州的先民而广泛求证。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甚至受到了民族感情、政治背景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
谜团之三：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根据对夜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对夜郎社会性质的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一是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二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三是封建社会早期；四是双重经济体制，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已经对夜郎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态，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谜团之四：夜郎国存在了多长时间？学术界对夜郎的时间界定大相径庭。由于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所以，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300年左右。但是，它建于何时？它的上限在哪里？仍然没有统一认识。
由于相关文献对夜郎国的记载都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彼此存在分歧，所以，对于夜郎的研究也只能是逐渐接近真实，而无法复原、无法准确呈现，也许这正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
可乐简介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今天杂居的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其东北、西北分别与云南镇雄、彝良两县接壤，西与滇东北的昭通相近。可乐位于乌蒙山区山间盆地，四面环山、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可乐河（乌江源）纵贯当中。这里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即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分布范围：以莫角山为核心，主要分布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36年，同年进行发掘
距今年代：4200～5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代表性国宝：玉琮等玉器、石犁等农用工具
考古地位：良渚遗址是体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的发掘
1936年11月，考古学者施昕更在对良渚进行一次实地调查时，于朱村兜附近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这让从小生活在良渚的施昕更激动不已。凭借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他认为良渚地区肯定埋有重要的文化遗藏。就在这一年的12月，施昕更主持了对良渚地区的第一次发掘。1938年，施昕更发表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良渚遗址开始声名远播。
其实，最早开始对良渚文化进行研究的并不是施昕更，而是何天行。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良渚一带盗挖玉器之风盛行，很多良渚古玉流落民间。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何天行就买了很多陶器和石器，并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这本书可以看做是研究良渚文化的开始。
最初，有人把“良渚文化”也称为“龙山文化”。直到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才开始在考古界得到公认。后来，由于政治原因的影响，这里陷入沉寂，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转向低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良渚遗址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草鞋山就是后来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之一，在这里发现墓葬70座，出土大量的穿孔石斧、石锛、玉琮、玉璜、玉坠饰以及各种陶器。
除了草鞋山，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也相继被发现。有一天，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翻地时挖出了一些古玉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些古玉竟然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由此，另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反山，开始向世人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1987年，在与反山相距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瑶山遗址。接下来的时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也不断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痕迹，各种重大发现接踵而至，在海内外掀起了持续至今的良渚文化研究热潮。
良渚文化的遗存
1986年，浙江考古研究所挖掘小组对反山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墓葬11座，随葬品1200多件（组），其中就有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这些都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规模。在良渚文化的其他遗址中，玉器也被大量出土。良渚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相当丰富，有玉镯、玉璜、玉串、玉钩等。玉器是良渚文化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遗存。这些珍贵的良渚玉器再现了当年繁盛的玉文化。
其实，玉文化不单单存在于良渚文化中，更是中国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中说：“夫玉，亦神物也。”在中国古人的眼中，玉是“山岳精英”，人们赋予玉以生命力，把玉视为圣洁、神明之物，由此不难看出从古至今人们对玉的喜爱。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玉琮。玉琮大多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少数也呈圆筒状。在所有出土的玉琮中，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是现今所见最大的玉琮，它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俯视如玉璧，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线条流畅，分四节，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
对于玉琮的功能，专家们有各种解释，有的认为是女阴的象征，或者是男阳女阴的组合，体现了古人的生殖崇拜；更多的人则认为它是原始先民对宇宙的认识和崇拜。他们相信“玉能通神”，而且在中国古老的宇宙观中，一直有“天圆地方”的说法，所以，他们就把玉琮的构造设计成内圆外方，圆象征天，方象征地，正好构成天与地的几何图形标志，象征天地贯穿。同时玉琮上还雕刻着神兽，借以象征沟通天地的使者，如此看来，玉琮应该就是古良渚人祭祀天地的宗教法器了。
这只是猜测，今天谁也无法探知古人的真实想法，可以肯定的只是远古时代的良渚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在几乎所有玉器上面都雕刻了一个神秘的图案，图案的整体好像一个英武的战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似乎又是人与动物的复合像，像的上半部是一个威严的神人，下半部是一只猛兽，这个图案在玉器上的区别只是繁简不一。它似乎是古良渚人的一种神徽，良渚先人就是用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神灵沟通，祈求上天的庇佑。
在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而且面临着来自外界的极大威胁，于是他们把对生活的期望寄托于神灵，信仰神的伟力，为了祭祀神灵修建了很多祭坛。良渚遗址中发现的两座祭坛，都是由土质纯净的三色土堆成。土的颜色划分清晰，但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土分三色的用意。祭坛的周围还分布着一些墓葬，从墓葬中的随葬品来看，墓的主人可能是各部落的首领。古良渚人将他们的首领葬于巫与天神相会的祭坛上，大概是希望他们死去的首领能够世世代代保佑他的臣民。
良渚文化遗存不仅表现在精神信仰上，还体现在农业生产和生产工具制造方面。良渚遗址的分布范围处于气候湿润、雨水丰沛的太湖流域，适合水稻的种植。据调查，良渚遗址区域是东南亚史前稻作农业最密集的地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他们不断进行摸索，发明了很多农用工具。他们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这些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省了不少劳动力。于是，一些人就从农业耕作中分离出来，从事制陶、纺织及玉器等手工业，玉器、纺织丝绸、漆器、竹器、石器等手工制作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良渚遗址中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提到的遗存，也有不少我们至今无法解释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摆脱野蛮时代，迈出了向文明进发的步伐。但是，良渚文化却在这个时候神秘消失了。对于漫无边际的历史星空而言，它的存在就像一颗炫目的流星，只在天空中画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想象。
殷墟的发掘让人们认识了辉煌灿烂的商代文明，也使人们一度认为它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而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现让人们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又一发源地——长江流域。早在5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就已经照亮了这里，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为灿烂绚丽的东方文明揭开了序幕。
在中国汉字的解释中，“良”是美好的意思，“渚”是水中的陆地，所谓良渚，也就是水中一片美好的绿洲。良渚，这是一个美丽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地方，但是历史似乎在无意之间将它遗漏了；5000年后，当它被考古学家发现以后，我们才能透过那些细腻温润、晶莹纯净的玉器感受到生活在几千年前的远古先人的智慧和他们创造的震惊世界的灿烂文明。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良渚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神秘之处：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复杂的良渚玉器是如何制作完成的？玉器上反复出现的神秘图案究竟蕴涵着什么深意？良渚文化为什么突然消失，最终又是由哪个文化来承继的？这些问题都困惑着考古研究者。我们只能期待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良渚文化的奥秘。
良渚文化发掘后的历史沿革
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
1995年，浙江省政府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
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104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
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时光倒退……1929年的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准备灌溉田地。突然，“砰”的一声，燕道诚之子燕青保的锄头碰到了一个硬物，泥浆溅了他一脸。他再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燕青保扒开泥巴一看，一块口径足有一尺半的大石环赫然摆在那里。他赶紧告诉父亲，燕道诚闻声跳下沟，轻轻撬开石环，顿时就惊呆了。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出现在面前！过了好一阵，燕道诚才回转神来，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当晚，时过二更，月黑风清，燕家五口全部出动，悄悄去挖宝。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自己心中想象的金银财宝，只是挖到了一些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共计400余件。燕道诚怕惹麻烦，就对家人说，谁也不许对外人提起这件事情。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古蜀文明开始出现在今人的世界里。
4年后，燕道诚并未见外界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放松了警惕。他拿出一件玉器送给了广汉驻军团长陶团长。陶团长对文物稍有研究，他拿到玉器之后，感觉此物定有来历，就拿去请古董商鉴定。古董商们见到这价值连城的宝贝，纷纷打听其来历，一时间，整个成都的古董市场闹得沸沸扬扬。燕家有宝物的消息很快传播出去，并惊动了考古界。美国人葛维汉当时正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馆长，他对这件事也非常感兴趣。后来，他有机会见到了燕家出土的几件玉器，立刻预感到：月亮湾一带肯定有一处重要的古代遗址。于是，1933年冬至1934年春，葛维汉和四川大学林名均教授带领考古队来到月亮湾，开始了对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
第一次的发掘地点就在燕道诚家的院子旁，考古人员挖了一个长达12米的探沟，在里面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共计600余件。他们认为，这些玉器是“从铜石并用时代到周代初期”的遗物。郭沫若先生见到相关材料时，指出这批玉器与华中、华北所见玉器相似，是古代蜀国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不过，这次的发掘与真正的三星堆遗址还是擦肩而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三星堆一带建起了大型的砖瓦工厂，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四川省考古队才开始了对三星堆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在这一次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实物资料，整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些发现为研究古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但是还没有触摸到三星堆遗址的核心。
1986年，对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开始了，奇迹不断出现。上半年，考古队员在陈德安和陈显丹的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网状发掘，发掘面积达1300平方米以上，同样发现了房基、灰坑、陶片，还有500多件铜器、玉石器、漆器等，其中有一些十分精美的鸟头陶勺柄。这些房址和出土文物的特征与月亮湾相同，由此可以认定，这两个地方同属于古蜀文化遗址，与中原文化也有相似的因素。
然而，这些与接下来的发现相比，还是黯然失色。1986年下半年的一天，砖厂工人正在挖土，随着一声清脆的金石碰撞声，一些碎末飞扬起来，一位工人捡起一根碎成几段的玉璋。考古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立即指挥封闭现场，并召集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中，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在一号祭祀坑里，出土了金杖、黄金面罩、青铜人像、各种玉器和非洲象牙等文物。在二号祭祀坑里，出土了人和动植物的青铜雕像，还有六百多件玉器。考古学家经过科学分析，认定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按照地理位置和时间判断，这一遗址应该是古蜀王国的遗址。
蜀这一名称最早见于甲骨文，其中关于“蜀”字的写法有十几种；再就是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关于蜀国历史和传说的片段：“有蜀侯蚕丛，其纵目。”从这些寥若晨星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蜀国的历史是从商王武丁时期开始的。那时的蜀人有着辽阔的疆域和强大的武力。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古蜀国的印象仍然是一片茫然，直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关于三星堆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湔江边上，变成三座黄土堆，这三座黄土堆的排列犹如一条直线上的三颗星，由此得名“三星堆”。与三星堆相对的是马牧河，马牧河蜿蜒流淌，在三星堆村形成了一段月牙般的弯道。清代《嘉庆汉州志》中记载的“三星伴月堆”就是这里。
但是，真正让三星堆这个地方如星辰般耀眼夺目的不是传说，也不是“三星伴月”的景观，而是沉睡在这里几千年的古蜀国。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证实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格局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被一些国外媒体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至此，古蜀王国终于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影子，它开始穿越几千年的历史迷雾，一步一步地走到世人面前。
三星堆遗址所发掘的遗存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之前，有些专家认为，青铜雕像是西方世界早期文化的象征，中国的早期文化中创造不出真正的青铜雕像。然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雕像让他们彻底放弃了这种想法。中国不仅有自己的青铜雕像，而且青铜雕像的数量巨大、眉目清晰、表情生动，体现出很高的青铜铸造水平。这些青铜雕像包括：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以及许多由青铜雕成的飞禽走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个大型青铜立人像，他头戴花状高冠，上有太阳图案，两侧饰以衬叶，身着龙纹做衽长襟衣，后面摆成燕尾形。人像的面部特征是眼睛特别突出，粗眉大眼，双手抱握成环状，脚戴足镯，赤足。整座雕像通高2.6米，人像连冠高1.82米，修长挺拔，威武高大，高贵雍容，气质非凡。他似乎是神灵的化身，在指挥着他的子民进行一项神圣而庄严的活动。
古蜀人民不仅崇拜神灵，他们对于自然万物同样怀有崇敬的感情。他们有着朴素的自然观，认为自然万物和他们一样，都有喜怒哀乐，有冷暖饥饱，有爱有恨，有生命之灵气。他们把树和鸟都作为崇拜的对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就发现了6株青铜树，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等神器祭器。其中的二号铜树仅保有下半段，其下有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另外一棵巨大的铜树上还有龙盘绕。这些铜树都不是普通的树，它们代表着有生命的“树神”，被奉为“生命之神”、“生殖之神”。树上的飞龙盘旋而下，象征着铜树是通接天与地、人与神的“天梯”。古蜀人就是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和敬仰。
古蜀国的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以其作为进行祭祀活动时的标志物。李白的诗篇中曾经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其中的“蚕丛”、“鱼凫”就是在古蜀国处于统治地位的部族。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中有鸟、鹰、鱼、龙、蛇、虎、鸡、牛、羊，等等，这些图腾的汇集表明其所代表的民族参加了三星堆古城的祭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庞大的民族集团。其中鸟的数量最多，地位最显著，形态也最丰富，所以，鸟所代表的可能就是当时主要民族的图腾。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一柄“金杖”，上面出现以鱼和鸟组成的四组规整标准的徽记，置于首领头顶之上，这说明它就是古国的“中心图腾”，所代表的可能就是曾在古蜀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鱼凫”族。
这些青铜铸造器物表明，三千多年前古蜀国的青铜文化完全可以和具有高度文明的商王朝相媲美，他们以青铜这种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寄托他们的精神追求。这些宝贵的青铜造像不仅证明当时的古蜀国已经具备了纯熟的冶铸技能，也向我们展示了古蜀人民超凡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三星堆遗址发掘后的历史沿革
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93年起，三星堆文物已多次出国巡展，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震撼。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落成开放。
2003年，开始修建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2004年5月1日，新展馆正式向游人开放。
殷墟的发掘
最初，殷墟是借甲骨文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甲骨文的出现则是借了“龙骨”之名，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1899年，当时的清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染病，派人到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其中，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刻画着一些符号。巧的是，王懿荣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他发现这些“龙骨”上的刻画很像古代的文字。于是，他开始四处搜集刻有符号的“龙骨”。经仔细研究后，王懿荣认为，这些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骨和兽骨，而上面的刻痕就是古代的文字。
消息传出后，甲骨身价倍增，很多古董商和文人竞相寻求其来源，这其中也包括学者罗振玉。1908年，罗振玉经过调查，得知了甲骨的来源，他根据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这些甲骨为商代甲骨。
王国维也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证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符合事实。这一见解被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认同。这样，随着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也走入世人的眼帘。
但是，在殷墟发现之前，由于甲骨的止血功效可以入药，小屯村遗址已经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掘和破坏，给古文物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奔走呼吁，希望政府出面，采取有力措施对古文化遗址进行保护。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极大重视。1928年8月，青年学者董作宾被派往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进行调查，评估是否还值得进行发掘。董作宾的调查结果认为小屯村遗址仍然具有重大的发掘意义。于是，1928年10月13日，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历史上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性考古发掘共进行了15次。抗战胜利后，新中国考古研究所把安阳工作站直接设在小屯村，开始了对殷墟旷日持久的考古与发掘工作。
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把殷墟考古工作推向了高潮。该墓中共出土了各种随葬品1928件，其中的200多件青铜礼器和乐器上，大部分都铸有铭文。考古人员根据铭文上出现最多的“妇好”字样，将这座墓称为“妇好墓”。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扩大，殷墟的分布和布局也逐渐明朗。就现在探明的殷墟遗址来看，它跨越洹河两岸，其范围东起安阳市西北的郭家湾，西至北辛庄，长约6公里，南起铁路苗圃，北至三家庄，长4公里以上，面积约24平方公里。如果将近年陆续发现的一些地点也计算在内，殷墟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
殷墟发掘的文化遗存
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这样的评价对于殷墟来说绝不为过。殷墟中蕴涵了多种文明形态，其中最著名、意义最重大的当数甲骨文。
甲骨文是在契刻在动物骨头上的，最初被当作止血药来卖。其实，这些甲骨文是殷墟出土物品中最具史料研究价值的部分，它印证了《史记》等一系列文献记载的史实，使殷墟成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得到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非常迷信，凡事都想遵从上天的意志。所以，他们在做事情之前都要进行占卜，预测吉凶。当时在商王朝的宫廷里有占卜官，占卜官的地位很高，他平时会注意收集一些龟的腹甲和背甲或者牛、羊、猪的肩胛骨和肋骨，占卜时即拿出一片甲或者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凿几个洞，然后放在正在燃烧的木枝上烤，待烤到一定温度，甲或骨就会随着“噗”的一声响，爆开裂缝。占卜官就根据这些裂缝的深浅或者走向来判断上苍的意志，并向国王汇报，国王就依据占卜官的汇报来决定活动是否实施。事后，占卜官还要把所占卜事情的结果刻在这片甲骨上，这就是甲骨文，也称“甲骨卜辞”。
由于人们事无巨细都要进行占卜，所以甲骨文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明确记载着商王室的活动和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有的还记载着起居、梦幻等生活琐事。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商王朝的各个社会领域，为我们研究商王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从甲骨文发现至今，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16万多片，其中能够辨认出的单字有5000多个，专家们释读一致的汉字有1700多个。从甲骨文的文字结构来看，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却一直保留至今。
甲骨文是我国古代汉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它的风格富于变化，结构有疏有密，线纹有粗有细，转折有圆有方，行列有的严整、有的自由，这些差别形成了甲骨文字区别于其他的艺术风格。甲骨文字中还保存着很多绘画形象，如对人和各种动物的形象以及各种事物与人的动态行为的刻画，都能抓住对象特点，明确地表现出来。这些刻在兽骨上的文字，工艺都非常精美，字画横平竖直，准确无误，这种甲骨的雕法和当时骨器工艺的技术是相同的。
遗憾的是，由于早期的保护不利，甲骨文被大量挖掘盗卖，先后流散到12个国家和地区，总数有十万多片，这是我国考古界的巨大损失。但是，随着甲骨文的重要价值被逐渐认识，对甲骨文进行专项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1903年，刘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1956年，陈梦家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系统论述了甲骨文发现及研究的各方面情况。1978-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这是一部集甲骨卜辞于大成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青铜器是殷墟出土文物中又一绚丽的文化瑰宝。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造型优美、工艺高超，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考古工作者在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里有一个铸造圆形青铜器的内范，口径达1.6米，比司母戊鼎还要大得多。当时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社会分工非常严密。铸造这种规模和体型的鼎需要有一批熔炉同时工作，还必须有大量的铸造工人相互之间进行协作。
商朝人不仅注重工艺水平的提高，还在铸造青铜器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面很多都有华丽繁复的纹饰，有的还有写实感。有些青铜器上则刻有简短的铭文，这些铭文是研究当时商王朝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的重要佐证。
玉器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商朝人的审美观点。殷墟出土的玉器色泽瑰丽多彩、晶莹光润。殷墟玉器的原料非常珍贵，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岩玉；种类也很齐全，以装饰品数量居多，其中不少作品雕琢得相当出色。
但是，这些精致的青铜器和玉器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在奴隶社会中，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森严，平民和奴隶主之间、奴隶主和王室之间的地位都有很大差别，这在殷墟墓葬就可以略见一斑。殷墟遗址中的墓葬数量众多，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而平民、奴隶的随葬品则很少，甚至没有。
商朝人在建筑方面同样有着令人折服的创举。殷墟范围内的宫殿宗庙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特别是回字形宫殿建筑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殷墟丰富的遗存，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就如郭沫若先生对殷墟的赞誉：“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对殷墟的研究，为正史和补史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了殷商时代。殷墟作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价值及其对人类文明史的深远影响，决定了殷墟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
殷墟发掘后的历史沿革
1961年3月4日，殷墟文化遗产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秋，安阳市在殷墟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院。
2005年，在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地又建起了殷墟博物馆，许多在殷墟出土的国宝级精品文物陈列在馆内。
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真实的夜郎
提到夜郎，相信人们的脑海马上就会浮现一个成语——“夜郎自大”。两千多年来，夜郎已经成了“自大”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历史对夜郎的误读。下面展现给读者的将是一个真实的夜郎。
据文献记载，夜郎是战国秦汉时贵州境内的一个小国。
汉武帝时期，为开通从蜀地经夜郎、滇抵达今天印度的通道，西汉政府派使者与夜郎接触。当时的夜郎是西南地区众小国当中的大国。使臣到夜郎国后，夜郎国君问使臣：汉朝和夜郎，到底谁要大一些呢？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非常明显。实际上，此前汉使到达滇国时，滇国君主也向汉使问过同样的问题。没想到，夜郎王竟问了同样一句话，这给汉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中原，汉使刻意向武帝转达了和夜郎王的对话，朝廷上下一派哗然，“夜郎自大”于是成为千古笑谈。
不过，以当时夜郎国的实力，也是有资格发此一问的。
两千多年前的夜郎国一度拥有10万精兵、满坝良田。他们不仅制作了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兵器和装饰品，在建筑用的砖上也雕塑着农耕画像和乐工图画像，并用这样的砖建造了雄伟的城市。在贵州的群舸江还有着这样的传说：夜郎国王希望把都城建在有100座山峰的地方，当他看到群舸江打铁关一带山峰重重叠叠，非常有帝王基业气势，便将夜郎国都建在了群舸江畔。这种霸气是实实在在的，夜郎王为了扩展领地，曾率领兵卒，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建立了数座城池，并且在这些城池都居住过，这也成了今人争夺夜郎古国的理由。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记载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以，夜郎国王有理由傲视群雄。
但是他那一句“充孰与我大”还是惹怒了汉武帝。武帝派军攻入了邦国林立的西南，首先灭亡了仅次于夜郎的且兰国，杀掉了率众抵抗的且兰国王。夜郎王终于明白了，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汉帝国是多么可怕。为了生存，他忍气吞声地随着汉朝的军队来到了汉朝国都长安，拜服在汉武帝脚下，换得了一个“王”的称号，而他的国家则成了汉帝国的一个郡——柯郡。关于这些，《史记》只有寥寥数句的记载：“夜郎王惧，入朝，封之为王，以其地置柯郡。”谁知道这轻描淡写间隐含了多少血泪。
也许夜郎国王认为，这样俯首称臣，汉武帝该收兵了。然而，就在他还在长安学习对于“天朝”应该遵守的规矩的同时，汉军继续乘胜推进，将西南诸小国一举荡平。夜郎国也只在汉朝皇威下苟延到公元前27年。最后虽然夜郎王率领自己周边的22邑对汉王朝作了一次反抗，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夜郎国终究灭亡，遗留下来的是那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
关于夜郎王，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一天，一个女子正在河畔洗衣，一节大竹随水漂到她脚下，怎么也无法将之推走。正在此时，竹节中传出隐隐约约的啼哭声。女子觉得十分奇怪，便将竹子抱回家中，用刀劈开一看，里面赫然躺着一个男婴。男孩长大后，勇武有才，最后统一了周边部落，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更为神奇的是，一次夜郎侯与随从在大石上歇息，命从者做羹，但没有水。他遂以剑击石，但见剑落处，泉水涌起，其盖世才武传为美谈。但他还是没能够挽救夜郎国的命运。
不过，似乎夜郎国灵魂不灭，就在夜郎灭国300多年后，西晋王朝在今贵州北盘江上游地区设置了一个夜郎郡，一直存续了200多年，至南北朝时才废掉。又过了约300年，唐朝曾在今贵州的石阡、正安，湖南的新晃等地先后设置过夜郎县。这期间，贵州桐梓一带的珍州还曾改为夜郎郡。李白在诗作中多次提到的夜郎，便是这个夜郎郡。到了北宋时期，在今湖南新晃一带还短时间设置过夜郎县，仅存在了十余年，这是历史上最后的夜郎地名。这些后继的夜郎虽然并不是夜郎国，但它们之间都有着微妙的相似。关于夜郎国的地域，一直争论不休，近几年，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有关夜郎国的中心区域位于贵州西部、北盘江和南盘江之间的说法正在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探秘夜郎国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在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众多方国中，夜郎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势力最强，《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夜郎国“户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六”的记载。但是，夜郎国在经历了炫目的灿烂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发现夜郎国是在1958年，赫章县可乐民族乡的一个农民种地时挖出了第一批夜郎国文物。此后，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共发掘古墓396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近50件。但最具影响力的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这一次的发掘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战国、西汉、东汉时期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出土了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战斗兵器、装饰品及农耕画像砖、乐工图画像砖等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据《史记》记载，夜郎的特征是“耕田，有邑聚”，这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在贵州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的炭化的稻谷堆积层、赫章可乐墓中的稻谷遗存都是最直接的证据。在兴义汉墓中，还发现了水田池塘模型和水稻田模型，以及普安铜鼓山和威宁中水出土的牛、羊、猪、狗的遗骸，黔西汉墓中出土的陶猪、陶羊、陶公鸡，这些都说明，“耕田”确有其事。而在普安铜鼓山和毕节青场发现的房屋遗址，在赫章可乐墓中出土的“干栏”式建筑模型，以及各种陶制用品及陶纺轮、井架模型，这些都是定居的产物，游荡不定的民族不可能使用这些易损的器物。
其中在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上，留存了多种刻画符号。专家把它们与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纹进行对比，认为这是文字的萌芽形态。虽然至今没有人懂得它的读音和含义，却表明夜郎文字正处于萌动时期。而且，如今贵州的部分少数民族仍在保存和使用着古老文字，如彝文和水书，这究竟与这些刻画符号有无关系，还是一个千古之谜。
在贵州赫章县的可乐遗址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墓地密度很大，在大约300平方米的地方就发现了81座墓葬。而且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上和脚上，或将釜置于死者的脚下，称为“套头葬”。墓地中还发现两例用铜釜盖于脸上的埋葬方式。这样的葬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未发现，这是缘于何种意识呢？是财富的象征，是地位的炫耀，还是宗教信仰的反映？套头用的铜釜上还铸有玉虎，虎的造型神勇，昂首仰尾，龇牙长啸，似乎是一种神权的象征。
据研究，现在南方民族普遍使用的铜鼓就是由铜釜演变而来。铜釜起初可能是做烹煮之用，后来才成为乐器、祭器和礼器。铜釜的造型面平中空，腰部收缩，鼓壁薄而有花纹，敲击铿锵有声。关于它的铸造技术至今尚未完全揭秘。在贵州，就出土了铜釜、釜改铜鼓，以及刻有“羽人竞渡”图案的铜鼓，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由釜演变为鼓的发展脉络。
夜郎之谜
对夜郎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是仍然没有较大突破，于是，有学者大胆推测：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夜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我们且不论这些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就现在关于夜郎国的研究状况来看，夜郎国的确还存在四大谜团。
谜团一：古夜郎的疆域、中心区域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学者们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通常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统治范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但是，这种“中心说”目前有10多种。仅贵州省内就有安顺、桐梓、六枝、望谟、惠水、长顺和三都等地，这些地方都认为古夜郎的中心在今天它们的行政区域内；而云南的宣威、广西和湖南也认为其在自己的区域内。各方提出的“中心说”都有一定根据，甚至可以找出专业的学术论文。
谜团之二：夜郎的主体民族是什么，谁又是夜郎的统治民族或人口最多的民族？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4种观点：苗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4个民族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学会，并为争取本民族是贵州的先民而广泛求证。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甚至受到了民族感情、政治背景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
谜团之三：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根据对夜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对夜郎社会性质的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一是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二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三是封建社会早期；四是双重经济体制，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已经对夜郎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态，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谜团之四：夜郎国存在了多长时间？学术界对夜郎的时间界定大相径庭。由于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所以，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300年左右。但是，它建于何时？它的上限在哪里？仍然没有统一认识。
由于相关文献对夜郎国的记载都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彼此存在分歧，所以，对于夜郎的研究也只能是逐渐接近真实，而无法复原、无法准确呈现，也许这正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
可乐简介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今天杂居的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其东北、西北分别与云南镇雄、彝良两县接壤，西与滇东北的昭通相近。可乐位于乌蒙山区山间盆地，四面环山、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可乐河（乌江源）纵贯当中。这里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即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