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末日——清朝最后五十年

第三节 辛亥年的枪声

　　在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里，辛亥是一个普通的纪年称号。但是在历史走到公元1911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一年，中国推倒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全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一年，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亥年。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必须追溯到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清政府强行接收粤、川、湘、鄂四地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地的保路运动沸反盈天。四川尤为激烈，成都发生血案。清政府急忙调遣湖北新军入川弹压，湖北的革命党乘虚奋勇一击，长长的锁链终于哗地解体。

　　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清末，遍及城乡的抢米抗税风潮、会党起事、反洋教斗争以至自立军起事、萍浏醴起义等，都是以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会党分子等社会下层群众为主要参加者。湖北新军作为震慑两湖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时常被派去镇压群众斗争。第八镇第十五协之二十九标、三十二标全部及炮队三队曾“会剿”萍浏醴起义，黎元洪亦亲率第二十一协一部“前往弹压”1910年的沔阳饥民暴动。然而，新军士兵却与他们要镇压的所谓“暴民”、“乱党”多具共同的社会背景，都来自社会下层。这使得新军士兵比较容易理解、同情这些因饥饿、贫困乃至为民族大义铤而走险的人们，以致在执行命令时“受到良心的自责”而产生“普遍厌恶”情绪。

　　当时，部分新军官兵也亲身参加到了当时的政治风暴中。唐才常创自立军，“以军人、会党及农民为多数”。萍浏醴起义，驻汉阳兵工厂的新军官兵“亦有参与者”。一些新军士兵还加入了具有鲜明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有的营队内部甚至形成会党组织，马八标就有以士兵张国荃、李秀昂为首的江湖会。特别是湖北保路运动，新军的参与可说是这场运动的特色之一（尽管它没有发展成四川保路运动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激烈的程度）。在汉口四官殿、奥略楼侧之张文襄公祠等处举行的各次保路集会中，均有不少新军官兵参加，并有“陆军军官……兵士代表演说，慷慨激昂”，甚至出现了新军士兵陶勋臣为保路怒而挥刀断指的壮举，轰动一时。为筹集铁路股款，“军界黎统领元洪、曾统领广大、陆军测绘学堂刘监督邦骥，已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显然，湖北新军从士兵到军官确有许多人参加到保路运动中来。

　　早在广州起义之前的1911年1月，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武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作持久抵抗。谭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北响应。唯独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并历数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张之洞督鄂以来，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很有成绩，武汉可以说是械精饷足之区；武汉市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灵通，粮秣运输的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半壁，传檄可定；瑞徵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同载沣表里为奸，国人恨之入骨，义旗一举。全省百姓都能为我所用。兵力、武器、地势、人情这四个条件，是广州无可比拟的。

　　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这些谣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些谣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悠关的谣言。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加速了武汉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两个革命团体的有识之士，深感起义责任重大，日益产生了联合起义的思想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多次协商，于1911年8月最终决定联合。这期间，湘鄂川粤等地的保路运动风气云涌，四川尤甚，已发展成保路起义。清廷慌了手脚，四处调兵遣将前往镇压。

　　9月21日，清政府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抵川，鄂军第八镇所属第十六协大部分兵力人川，另一部分兵力驻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省城内外兵力仅十四个标约七千余人，其中参加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士兵约占三分之一以上。战争打响以后，还会发生官兵反正。形势对武昌首义极为有利。

　　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召开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代表六十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上，议决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人选，军事上，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内，政治筹备处设汉口宝善里14号。起义日期定为1911年10月6日（中秋节）。在分途准备中，痛感时间紧迫，起义日期又延至10月11日。这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担心武汉一地发动起义靠不住，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起义方能取胜的说法。这些消息传到武汉，又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一度迟疑。

　　革命党人在新军的宣传组织活动，时常被湖北当局觉察，但当局开始采取息事宁人的方针，尽量不将事态扩大。如，1910年4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欲调湖北新军前往弹压，同志决议乘时举义。查光佛、孙昌复等潜运炸药事泄，张彪恐激成事变，不欲深究”。继而采取釜底抽薪之计，以达“消灭革命于无形”之目的。

　　湖广总督瑞澂为防备新军中党人图谋“不轨”，遂从1911年7月起，陆续将“不稳”新军调离武汉三镇。其调动情况是：第八镇所属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去防郧阳；第三十标第二营移防汉口，以一队驻钟祥；第三十一标全标由第十六协统领邓承拔、标统曾广大率领开往四川；第三十二标第一营作为端方卫队随行（时清廷任端方为铁路大臣，率军赴四川镇压保路风潮），第二营驻宜昌，第三营驻恩施待命。第八标第二营以两个队出防枣阳，第三营开襄阳、双沟一带换防。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出防宜昌，第二营两个队驻沔阳，一队驻岳阳。第四十二标驻汉口、汉阳以迄京汉铁路黄河南岸为止。调离武昌的新军约占全部新军的二分之一。

　　由于革命党人分散而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9月24日会议后有关革命党“中秋起事”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24日当夜又发生南湖炮八标三营左队党人暴动。“中秋起事”消息与炮队暴动，引起了清湖北当局的高度警觉。当局遂即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加强市内军警力量，增强盘查力度，与此同时，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革命不得不延期。

　　10月9日中午，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武与军事筹备委员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正全神贯注、小心翼翼把几年前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包炸药装配成炸弹，供起义时使用。不一会儿，邓玉麟因有事暂时离开，室内只剩下孙武一人，继续埋头作业。正在这时，总指挥部总理刘公的弟弟刘同走了进来，嘴里叼着支烟卷，边抽烟边看孙武装配炸药。吸了两口，他习惯地弹了弹烟灰，不料烟灰弹落在炸药上，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起火，孙武头部被炸伤，刘同被吓得不知所措。在隔壁印制钞票的理财部长刘作栋等见孙武受伤，忙拉过一件破衣服，将他的头蒙住，抬着他从后门逃出14号机关，到德租界同仁医院抢救。在不远处巡逻的俄国巡捕听到爆炸声，马上奔来搜查，发现了放在机关里的旗帜、文告、印信、符号、名册及自制钞票等，立即将情况报告了驻武汉的领事敖康夫。敖康夫将搜到的东西送交给清政府湖广总督瑞澂，并报告了情形经过。瑞澂立即宣布戒严，调集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分道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所在的武昌机关总部，也遇到军警袭击，蒋翊武逃脱，但多人被捕。起义的文件、印信、旗帜等重要机密被搜走。与共进会机关相邻的刘公寓所亦被查抄，刘公之弟刘同等四人被捕。湖广总督闻报搜查和提审情况，深感事态紧急，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址搜查革命机关，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9日和10日两天中，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坏，不幸被捕人员多达30余人。当瑞澂得悉新军中亦有不少革命党人时，又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士兵出入，并收缴了士兵中的子弹。风声大紧，恐怖笼罩，起义指挥部领导人伤的伤，逃的逃，被捕的被捕，起义几乎无法进行。幸运的是，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认为与其坐等待毙，不如奋起一搏，在革命党人首领或伤、或逃、或亡，群龙无首的危难关头，革命党人破釜沉舟、猝然发难。就在宝善里机关失事的当天，小朝街军事指挥部正召开各标营代表会议，讨论起义日期展期事宜。会议期间，传来宝善里机关失事的消息，军事指挥部与会同志群情激愤，决定于武汉三镇同时举事，蒋翊武悲壮表示：“大好头颅，同拼一掷”，“遂下令于夜半发动。”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刘复基等军事负责人，得知汉口出事，起义计划暴露，深感已是千钧一发时刻，如不尽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断然决定起义提前至当晚十二时发动，以中和门（今起义门）外炮声为号，随即派人火速向新军各兵营革命党人秘密传递起义命令。

　　当晚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慌忙中投弹未炸被捕，彭楚藩亦被捉，蒋翊武因身著长袍马褂且蓄长辫未被军警注意，乘隙脱逃。党人杨宏胜在给各营送弹药途中被军警跟踪，投弹失误自伤而落入敌手。由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命令未能按时送达城外炮队，当晚十二时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应该说，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澂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但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这则谣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能。当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这时的核心是“清政府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

　　其次，当天，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谣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谣言。

　　历史的这一幕又回到了我们的眼前。1911年10月10日当天的白天，湖北省的政府机构还在正常的运行，把三个企图造反的党人（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说过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现在湖北武昌的一条街道彭刘杨路就是为缅怀他们而命名的）砍掉了脑袋。到了晚上，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里有几个老兵油子（其中就有熊秉坤）闲着无事在营房的一个墙脚里议论这件事情。这时，他们的哨长（相当于现在的排长）走过来了，见他们这么晚了还不睡，就骂了一句：这么晚了，想造反啊，作死！几个兵油子本来就对这个平时人五人六喜欢在当兵的面前作威作福的哨长一肚子的不满，听他这样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时火起，对骂一句：造反就造反！拿出枪一枪就把哨长打死。于是兵变开始了。

　　紧接着，三志士在湖广总督署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开，军警的搜捕仍在紧张进行。许多革命党人和发动起来的新军兵士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起义形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晚七时许，驻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里、首先发生兵士哗变，响起了枪声，有几个官佐被击毙，该营党人总代表、新军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见状，立即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奔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在本营驻防军械库兵士的策应下，占领了军械库，并打开了库门。起义部队得到军火，士气大振。这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士兵约三百余人。由于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在军警搜捕时脱逃，其他起义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现场上群龙无首，无法统一指挥。在场职位最高的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负责现场指挥，尽力稳住军心。这时，有士兵建议，把起义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来当总指挥。熊秉坤胸怀全局，考虑自己职卑位低，恐难左右局势，给起义带来不良后果，于是欣然顺应士兵要求，推举吴兆麟当临时总指挥。吴原系日知会会员，后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此人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吴不负众望，他立即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同时再次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城内外得知事起的革命部队纷纷向楚望台集结。

　　在各起义部队向楚望台集结的同时，吴兆麟、熊秉坤已率起义部队向湖广总督署（今武昌造船厂）内，发起迸攻，战斗进行得很艰苦，不克而返。南湖炮队入城，楚望台、蛇山等处的炮击开始以后，战局出现转机。新军各标营更多的士兵起义响应，营以上军官绝大多数见势不妙，保命离营，此刻，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兼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组织可靠兵力保卫督署，全剿起义士兵，致使进攻督署之战，连连受阻。受挫以后，起义军再次组织兵力进攻督署。且兵分三路，在大街小巷展开血战。由于天黑又雨，目标能见度低，炮屡发不中，于是有人冒死冲往督署附近纵火，以火光为标志，提高炮击的命中率。接着，督署签押房被击中。瑞澂和铁忠，见大势已去，慌忙中打破署院后墙逃往长江的一艘兵舰上。张彪仍在其司令部（第八镇司令部在督署附近）顽抗。起义军经过三次进攻，终于在炮队的密切配合下于天明前攻克了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张彪在其司令部被攻克前逃往汉口。随后起义军所向披靡，藩台衙门很快亦被起义军占领。

　　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洲，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在汉口的孙武和逃了武昌的蒋翊也失去联络。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军政府的首脑应由社会上有“资望”的人出任，才能号召群众。这样，旧军官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立宪党人汤化龙作了民政部长。

　　黎元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后升任湖北新军21混杨协统领。他一贯仇视革命党人的活动，武昌起义的当晚，还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当推举他任都督时，他竟喊道：“莫害我！”起义士兵举枪逼他上任，黎元洪无奈，被迫就职。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武昌起义枪声一停，湖北军政府即于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恐。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廷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11月1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次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一个多月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同时，各省立宪派和封建官僚投机革命，控制了大部分地方政权。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江苏宣告独立时，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巡抚程德全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江苏都督。

　　湖南建立军政府以后，革命党人焦达峰任都督，很受群众欢迎。立宪派以“军民分治”为名，要求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剀出任军政府的民政部长。焦达峰等革命党人竟对立宪派妥协。在谭延剀的煽动下叛军冲击都督府，焦达峰被乱刀砍死。政变以后，谭延剀当上了湖南军政府都督，政权落入立宪派地主官僚手中。

　　革命虽然成功，可是对中国内在的撼动仍是相当有限的。在近代，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革命的主力军。但革命党没有把重点放在领导农民革命上，没有造成深刻的农村变动。这一思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深刻生动的反映。鲁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刻画了阿Q这样一个贫苦农民形象，阿Q热切向往革命，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假洋鬼子”不要他革命，阿Q不仅不能参加革命，最终还被新的“革命政权”当作盗匪枪毙了。这是阿Q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民主观念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深入人心的表现之二在于政坛混乱，所谓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成了一具躯壳。由于辛亥革命的超前性所导致的中国宪政制度，实为一早产儿，在其初生阶段的混乱到了令人泣笑不得的地步。正如时人所道：“政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积弊甚于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