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末日——清朝最后五十年

第二节 泣血黄花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小日本，割让台湾，赔款4亿白银，激起了全国民众极大愤慨，也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无数爱国青年认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清王朝统治，迈开中国民主革命，方能求得中国的富强。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

　　自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来，革命党人已经发动过十几次起义了，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不少同盟会的干部及会员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如孙中山所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啼嘘太息，相视无言。”十几次反清革命起义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转而走上暗杀道路。

　　面对严酷的革命现实，是半途而废，还是不屈不挠继续前进，这对革命领导者来说是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孙中山屡败屡起，不屈不挠。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英勇悲壮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动的。

　　1910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又称庇能），打算再举起义。孙中山先是给南洋各地革命党负责人写信，约集他们集中到摈榔屿开会。如10月28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说“足下关怀大局之深，良足钦感”。“弟今另有所见，必须足下牺牲数礼拜之时日，亲来商助，则事望可成。见信之日，无论如何匆忙，必请早临为祷。至急！至要！余容面谈。”

　　各地党人接到孙中山的信后，陆续来到摈榔屿。11月13日，在大石街摈城书报社（有说在孙中山寓所四间街决醒园）召开秘密会议，到会者有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及华侨代表共53人。会议开始后，孙中山首先发言说，现在时机已迫，我们应当作破釜沉舟的计划，款项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我们不乏热心的同志，可惜以多而分散，而且没有事先准备妥当，好比临渴掘井，并没有长远的计划。现在检讨以前的失败，所以要集全力进行，更须首先集齐款项，成功和失败，都由我们现在去决定了。

　　接着，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孙中山的意见，讨论了发动起义的具体问题。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摈榔屿会议刚一结束，孙中山又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筹款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假如起义再失败，他就荐贤自代领导革命。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大家当即捐出8000元港币由赵声带回香港作准备活动的费用。

　　筹款工作安排大体就绪后，孙中山准备在南洋各地发动筹款。但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的活动，尤其是最后这次秘密筹款会议，为保皇会分子所获悉，他们不但报告了殖民政府，而且还在当地的一家英文报刊上刊登了孙中山的秘密演说全文。先是荷印政府不准孙中山入境，继之马来亚也限期令其出境，日本、越南等地限制入境期均未满。这样，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原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恰逢此时，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孙遂只身前往，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犯，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黄花岗之役死难烈士共100多人，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事后收殓烈士遗体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在这72人中仅福州籍就有23人，林觉民是其中的一个。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七十二烈士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大约算是林觉民了。

　　林觉民，福建福州人。他出生于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饱受煎熬的的1887年，林觉民少时厌恶科举，1900年遵父命应考童生，这位年仅13岁的孩子在考卷上留下的只有“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第一个交卷掷笔离去。父亲对儿子寄予厚望——学而优才能做官，才能光耀门庭。然而，父亲没有想到，15岁的林觉民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参与反封建革命斗争。1905年，林觉民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发表了《六国宪法论》等，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与留日学生聚在一起，谈到列强环伺，中国强遭瓜分、蹂躏和凌辱，国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个个禁不住痛哭流涕。林觉民愀然变色说：中国危殆至此，男儿死就死了，何必对泣，凡是有血气的男子，怎么能坐视亡国惨状？

　　1909年林觉民赴日留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同盟会。两年后他受孙中山的委派，回国筹备武装起义。同盟会对此充满信心。为了准备这次起义，他们动员了所有的精英。临去广州的前一天，林觉民回到家里，这是他与家人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有了身孕。家里人不会想到，这是他们与林觉民见的最后一面。

　　1911年4月24日深夜，广州起义前三天，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挑灯写下了那封几乎每一个上过高中的人都熟悉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全书婉转千余字，读之断肠，催人泪下，即倾诉了对妻子真挚的爱，更抒发了他忧国忧民，为了中国的前途勇于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另外一封绝笔书是写给他的父亲：“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公而忘私，为国杀身成仁的决心。

　　林觉民在战斗中在与清军展开肉搏血战，身受重伤力竭被捕。审讯常常是大规模骚乱的结局。要么统治者审问叛逆者，要么叛逆者审问统治者。现在，主持审讯的仍然是两广总督张鸣歧。林觉民和同盟会的人马抵达的时候，张鸣歧已经越墙而去。一种说法是，张鸣歧手脚利索，望风而逃，他抛下的老父张少堂和妻妾三人瑟缩于内室的一隅，哀声苦求饶命。另一种说法是，张鸣歧事先得到了细作的密报，督署仅是一幢空房子，四面伏兵重重，同盟会中了圈套。不管怎么说，骚乱并没有改变既定的格局。

　　当然，张鸣歧和林觉民共同明白，大堂上的吆喝、惊堂木、刑具以及声色俱厉的控告都已丧失了意义。身负镣铐的林觉民心怀必死之志。老父牵挂，娇妻倚门，二十四岁的人眼神清澈，步履轻盈，但是，林觉民还是坚定地往黄泉路上走去——那么多的福州乡亲已经在鬼门关那边等他了。半个月之前，林觉民潜回福州，召集一批福州的同盟会会员秘密赴粤。他们在台江码头分搭两艘夹板船抵马尾港，随后换乘轮船出闽江口，沿海岸线南下广州。总督衙门一役，殒命的福州乡亲多达二十余人。林觉民深为敬重的林文已经先走了一步。东辕门遭遇战，林文企图策反李准部下。手执号筒的林文挺身而出，带有福州腔的国语向对方高喊“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应声而至的是一枚刻薄的子弹。子弹正中脑门，脑浆如注，立刻毙命。冯超骧，“水师兵团围数重，身被十余创，犹左弹右枪，力战而死”；刘元栋，“吼怒猛扑，所向摧破，敌惊为军神，望而却走，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血流满面，移时而绝。”还有方声洞，也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的福建部长，曾经习医数载，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随后孤身被围，“数枪环攻而死”。林尹民、陈更新、陈与桑、陈可钧、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他们或者尸横疆场，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刃，林觉民又怎么可能独自苟活于天地之间？

　　想用囚犯的演说打动审讯者，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林觉民的灼灼目光与慷慨陈辞还是震撼了在座的清军水师提督李准。世界形势，清朝的朽败，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事业，林觉民血脉贲张，嗓门嘶哑，激烈的手势将身上的镣铐震得当啷啷地响。即使是一介武夫，李准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林觉民身上逼人的英气。他挥手招来了衙役，解除镣铐，摆上座位，笔墨侍候。林觉民揉了揉僵硬的手腕，坦然地坐下，挥毫疾书，墨迹淋漓飞溅。刚刚写满一张纸，李准立即趋前取走，转身捧给张鸣歧阅读。大清王朝忽喇喇如大厦将倾，蝼蚁般的草民茫然如痴，革命者险而走险，拳拳之心谁人能解？林觉民一时悲愤难遏，一把扯开了衣襟，挥拳将胸部擂得嘭嘭地响。一口痰涌了上来，林觉民大咳一声含在口中而不肯唾到地上。李准起身端来一个痰盂，亲自侍奉林觉民将痰吐出。

　　目睹这一切，张鸣歧俯身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的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杀！”

　　命运的枷锁并没有打开。

　　林觉民被押回狱中，从此滴水不肯入口。数日之后，一发受命于张鸣歧的子弹迫不及待地蹦出枪膛，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心脏。刑场传来的消息说，就义之际，林觉民面不改色，俯仰自如。林觉民死后葬于广州的黄花岗荒丘，一共有七十二个起义的死难者埋在这里。风和日熙，黄花纷纷扬扬，漫山遍野；阴雨绵绵，那就是七十二个鬼魂相聚的时节。坟莹之间啾啾鬼鸣，议论的仍然是国事天下事。

　　参加广州起义的全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而非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缺乏经验、资金、武器乃至中国人的理解，也许会被人嘲笑为不自量力的激进愤青，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决心。起义前夕，年轻的革命党人表现出对亲人仍然难离难舍的情绪，也有少数对起义缺乏信心，想打退堂鼓，林觉民当时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革命前仆后继，决无退却之说！不可失信于海外侨胞和国内同胞，这是何等坚定不移，何等义无反顾的决心。

　　除了林觉民之外，在这场起义里还要提及的一个人就是赵声。赵声是此次起义的总指挥，在著名的槟榔屿会议结束后，赵声第一个首抵香港，设立机关，联系新军，组织“选锋”，确定计划步骤，开始了这次伟大义举的各项准备。在组织起义过程中，他任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课课长，废寝忘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一点是不能不提及的。此次起义的总目标在于挥师北伐，取长江而直捣幽燕，由此积极联络和发动各省做好响应广州起义的准备，非常重要，此项工作由赵声兼任课长的交通课筹划进行。赵声派人携款到苏、鄂、湘、浙、赣等长江流域各省联系党人，筹建机关，发动新军，组织力量，为响应广州起义做好一切准备。当时，赵声所走出的这一步，在革命党与清政府的决斗中，可谓着力的一招，虽然由于黄花岗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而使北伐流产，但这一部署却构成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并为各省一呼百应的光复，显出了威力和光彩。

　　起义行动前夕，由于赵声在新军中深孚重望，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悲愤欲绝，加之长时间劳累积疾，回到香港就病倒了。4月8日开始病情加重，17日开刀手术，不久病情恶化。19日，他将陈英士等同志召于床前，勉励甚切，悲愤地说，“我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并连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声泪俱下，自后再不能说话。第二天下午一时与世长辞。读来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所有的人力、财力，作了长期的准备，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起适合武装起义的权威领导机构，参与组织起义的一些重要骨干在起义即将爆发的紧急关头，仍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致使起义日期一改再改，临到起义，各部除黄兴一路外均借故不发动，造成了孤军奋战的局面；二是计划不周密，起义尚未爆发，消息就已走漏，使清军早有准备，而革命党方面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枪械运输），最后只得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仓促发难，自然难保成功；三是没有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起义只是少数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许多历史著作记载了辛亥年三月份广州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那时的广州是搁在中国南部的一座发烫的活火山，革命家和志士仁人穿梭往来，气氛紧张诡异。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总督衙门附近砰砰地响成一片，流弹嘘嘘地四处乱飞。枪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大清王朝的历史已经被打出了许多窟窿。

　　五个多月之后，也就是辛亥年九月，公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民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