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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李鸿章的悲哀
李鸿章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显要人物，他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灭亡的全过程。可以说，不了解李鸿章就不了解近代史，所以，很多名家对李鸿章都有评价。康有为称李鸿章为“维新之同志”；日本人说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说李鸿章：“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讲堂录》中评价他：“水浅而舟大也”……当然，也有更多的人评价他是一个大卖国贼，是个崇洋媚外的典型人物。
人物的功过是非一直难以盖棺论定，这是不足为怪的。尤其对于像李鸿章这样牵扯到大是大非之人而言更是如此。李鸿章可谓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有愧于国家，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生后均遭世人唾弃。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辩之理，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笔者是安徽人，曾参观过合肥李鸿章的故居，在故居的展览中，记录着李鸿章一生创建的许多“第一”：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第一次设立工兵制度；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次仿制后膛枪；第一次官费派留学生；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条自建铁路；第一次设立电报局；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这其中包括1873年李鸿章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就是它，在初办的三年多时间里，使外轮公司损失1300多万两白银，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因不堪赔累而被招商局归并。创办民用企业与洋人争利这难道也是“民族败类”所能为？从影响上看，李鸿章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作用。也许会有人说洋务运动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统治制度，只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维护封建统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李鸿章作为一名清廷重臣，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位置上迈出社会变革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是一次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样的一步，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将不会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将难以起步，诸多国外新文化，新技术将无以探入国门，诸多才子志士将无机会留学海外，报效祖国。可见，李鸿章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把“民族罪人”的字眼贯之于李鸿章的头上，是否合情合理，不言而喻。
李鸿章并不是一个见识短浅的人。相反，他对于时事还是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的。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里曾谈到他对当时中国的局势的看法，足以说明李鸿章对整个大清帝国危机的认识是很清醒的，他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很大了。他也曲折地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变革：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媾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方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力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从这个奏折可以看出，虽然李鸿章没有明说，但实际上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进行从未有过的“现代化”运动。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李鸿章。于是，他办洋务，兴工业，新教育。
对于他的这些举措，梁启超称“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美国总统格兰特退休后周游世界，称李鸿章是他遇到的“四伟人”中的最伟大者（其他三位是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法国总理甘必大）。
但是这些措施，在他生前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反而因为耗资巨大，使李鸿章倍受朝内“清议派”官员的抨击。一旦甲午海战失利，李鸿章的下台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措施的意义极其深远，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社会。也许李鸿章并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采取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实际上是由他开创的。
有着长远眼光的李鸿章对个人生活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在这个方面，他是无可指摘的。李鸿章的生活很简朴，酒量尚可，午餐喜欢喝两杯。他喜抽水烟袋，对鸦片十分痛恨，经常组织各地戒烟。史料记载，严复在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吸食鸦片，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李鸿章为政也比较清廉，死后没有给后代留下多少财产。
王树增先生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事实上，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主持晚清朝政以来，就一直饱受上下官员的责骂，甚至是辱骂。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对李鸿章来说，最重要的1894年来到了，扭转了乾坤。这一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轻易全歼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举国哗然，纷纷指责李鸿章指挥有误。李鸿章的仕途开始走下坡路，自甲午战争始，人们就一直在指斥他：战前，一味对日退让；战端既起，多年经营的战备不堪一击；战败后，亲赴马关求和、签约割地赔款，“由误国而卖国”。甲午战败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屈辱，也使李鸿章成了汉奸的典型。而梁启超则指出：“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掣肘者半，由于李鸿章之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半”；并借西方评论感叹道：“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此言自非赞叹李氏之英豪，更是讥讽满清之衰朽。史家分析说：因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以及主战派翁同龢等对李“借事倾陷，乘机排挤”，满清未战已“先呈败形”。这实在是为李鸿章好好地鸣了一把冤！以他一人之力，怎能独支将倾之大厦呢？不管最后结局为何，这一份忠君报国之心不变！
而且不容辩解的是，如果没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就根本不会存在。是他建议成立新型海军的，是他千方百计保证供给海军军费的，是他派出国培训海军的将官的，他自己也要亲自到码头查看舰队从国外购进的每一艘铁甲舰船。可就是这样一支他花费无数心血培育的舰队，到头来却被曾经弱不禁风的日本轻易地打败，李鸿章的作战指挥失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吗？即使换了一个人指挥，甲午海战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在那里撑着，中国的战败也许在很多年前发生了。至于为什么要李鸿章来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其实很简单：清政府发现偌大的中国除了他竟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谈判的官员了。可怜的是李鸿章竭尽全力做了无可奈何、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之后，得来的全是骂名。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只说了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这么一句回答，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战，削减战争赔款1亿两，最后两害取其轻，毅然签署了《马关条约》。
他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固然是无法让人原谅的，但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梁启超语），这样的结果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
可以说，甲午海战失利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对李鸿章的打击是致命的，李鸿章一度成为国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卖国贼。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一身伤痕的李鸿章于1895年4月回国了，却发现他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清政府指责他办事不力，同僚说他丧权辱国，老百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实职。
对此，李鸿章的回应是不予解释和抗辩，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没有想到，再次陷他于不仁不义的时机紧接着到来。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际才想起了77岁下台近五年的李鸿章，命令他赴京主持与八国的谈判，收拾北京的烂摊子。谁都明白这项任命极其危险，而且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原本可以在南方观望时局，可他却不计77岁高龄，于1900年7月，拼着老命应诏到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据时人记载：“京师陷，中外皆延颈望和”，“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不但崇拜他的人颂扬他此次议和有“扶危定倾”之功，使自己“黄花晚节，重见芬香”。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为“当代第一伟人”，“不独朝廷倚之为长城，即中外人民无不望之如山斗”，此次进京，“中外人民莫不举手相望，以为和局指日可成，銮舆指日可回，旋转乾坤，非异人任”（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48页）。
由此，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实是为国捐躯！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据说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一个月后，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六项原则来进行议和谈判：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原则严重损害了大清国国家主权，李鸿章已经意识到列强犹如“虎狼群”，他更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病得很厉害。在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之后，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气力进行惩办问题的谈判，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的场面是他无法接受的，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没有答应，普通的官员就不是他能力所能及的了。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这时病情加重，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去对抗了，以大清这副架子来争不来什么，当时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西方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签字回来后他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1901年11月6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四个月，李鸿章因为受尽洋人的气而病危，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本已穿好寿衣，却挨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其目遂瞑，须臾气绝。周馥曾赋诗以志怀念曰：“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周悫慎公全集》诗集卷4）李鸿章就是死到临头，也在表现出其超强的心理素质。他似乎在向世人呼吁：我受了一辈子的气，我不甘心啊！
以往讲《辛丑条约》，只有列强罪行、拳民惨剧、满清“国耻”，绝少提及李鸿章的外交努力。然而，当时李若偏安广东未曾北上，或虽奉命议和却乏谋略，甚至哪怕因病耽搁若干时日，列强必在北京另立傀儡。如是，则日本或俄国在东北、德国在山东、法国在西南、俄国或英国在新疆、英国在广东及西藏……不弄出几个“独立”国来，才是咄咄怪事！而后列强再争势力范围，以及康梁们推立宪、孙黄们搞共和，其疆域，怕就只剩华北、华中、川陕顶多再加东南几省了！史家指出：“统一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面对外国野心必须作出的紧急的、现实的选择。”显而易见，李鸿章之主动“选择”及其作为，对从根本上扭转当时颓势，以传承这份历史遗产，既收到立竿见影的实效，更有其深刻久远的影响。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天津，进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比起同朝的官僚们，其实李鸿章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有更清醒、更开放、更切实的认识。在晚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王树增先生感叹：“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可惜，历史和大清朝没有给他一个机会，积贫积弱的国家只能沦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李鸿章生在这个时代，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注定了要背一世骂名。
李鸿章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影响、左右中国政坛长达40多年。李鸿章一生的成就一是洋务，二是外交，三是军事。而为国人之诟病，也是如此。洋务运动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外交上，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军事上甲午战争中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李鸿章在为曾国藩写的挽联中这样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一直以曾国藩的门生长自居，确实他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正如姜维是诸葛亮的传人一样，如果说曾国藩在“立德、立言、立功”是一个成功者的话，而李鸿章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者。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曾国藩已有很大的不同，曾国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生中以维护清朝政统和儒家道统为己任，当时，中国动荡，太平天国无时不在威胁着清朝的政权。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已被剿灭，国内危机缓解，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稳定期，后世称之为虚假的“同光中兴”，而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却加深。客观上如此，在主观上，与他的学养、才气、作为一个大国、弱国的掌舵者很不相称。同时，人格也大大值得怀疑，有副对联这样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说李鸿章借洋务而中饱私囊。这点没有多少历史依据，不过足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人对他的不信任。
李鸿章出访德国，有人比其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其实，李鸿章何曾可与俾斯麦相比，李鸿章倒是有一些如曾国藩所说的“拼命做官”好汉打掉牙和血吞的“痞子”之气，可是她没有德皇对俾斯麦的器重机遇，清政府对汉族官员还是处处掣肘。
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镇压太平天国后，悲哀地认为，整个官场已经腐烂到底，同样，他的继任者李鸿章也不可能挑战规则，官场潜规则，无论办洋务、还是建海军，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所以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和灾难，归咎于一个人身上，这是很荒谬的，也许，从短期来看，历史人物的偶然行为会决定历史走向，但是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和制度决定的。
清朝专制的政体决定了，除非倒掉、重来，否则是不可能通过改良式的修修补补而获得重生的。
即使是花费了李鸿章一生心血的洋务运动只是经济上的不完整的工业化，而政治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整个统治阶层并没有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和太平天国的教训，因此，注定了洋务运动这种官营式的企业不可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形成任何潮流，这种致命性的政治缺陷，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这种只学技术而不学制度与文化注定是要失败的。
晚清从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到底应该不应该改革，到底怎么改革，整整讨论、拖延或者无动于衷了四十年，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弊端。这种政体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拒绝任何既得利益的丧失，宁愿等死，也绝不改革。
而李鸿章只是专制政体的一个螺丝钉，一个机器而已，任何对他的拔高，或过誉，都是虚妄的，都是荒谬的。
清朝的政治只是中国封建的回光返照，虽然比明朝要好一些，在这种政体之下戕害的是一代代想有所作为者。在这种政体下，能爬上去，其人格、道德大大值得怀疑。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改革家，只是一个高级官僚而已，生逢民主革命的前夜，历史把他推上这个舞台，他粉墨登场，演出了一些话剧而已，仅此而已。
他没有商鞅的坚定，也没有王安石的勇气，也没有张居正的的手腕，他反对康梁变法，反对孙中山上书实行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项措施，用人上也不行，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把黄钟当瓦砾，严复和伊藤博文在英国留学时，是同学，严复比伊藤博文学习还要好一些，但是二者的机遇却差若天渊，伊藤博文归国后领导了明治维新，而严复归国郁郁不得志，只好重走科举之路。
此时的朝廷正如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自己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好，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确实是神伤之语。
从专制政体的用人来看，奴性是一个人能否有所用场的先决条件，如此政治，中国焉能不败。
而李鸿章死了之后三十年，日本大举入寇，这即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之演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不能真正发奋图强的结果。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这样评价李鸿章，为李鸿章鸣不平。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其意为：天下只有庸人没有过错，也没有称誉。就是天下人都诽谤他，他也不一定是奸雄。就是天下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一定是豪杰。为什么呢？评价者中，常人是大多数，而真正有见地者如凤毛麟角。以没有见识者去评论大人物，往往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因此说，誉满天下，未必不为好好先生。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李鸿章曾经概括自己的一生是“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是甲午战争的烽火使他“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从权力的顶峰坠落后，长期赋闲在北京贤良寺，这才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是间“破屋”，而自己只是一个“裱糊匠”，“裱糊匠”虽有办法把“破屋”的外表裱得光鲜漂亮，但“破屋”是绝对禁不起暴风雨的！
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李鸿章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人物的功过是非一直难以盖棺论定，这是不足为怪的。尤其对于像李鸿章这样牵扯到大是大非之人而言更是如此。李鸿章可谓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有愧于国家，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生后均遭世人唾弃。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辩之理，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笔者是安徽人，曾参观过合肥李鸿章的故居，在故居的展览中，记录着李鸿章一生创建的许多“第一”：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第一次设立工兵制度；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次仿制后膛枪；第一次官费派留学生；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条自建铁路；第一次设立电报局；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这其中包括1873年李鸿章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就是它，在初办的三年多时间里，使外轮公司损失1300多万两白银，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因不堪赔累而被招商局归并。创办民用企业与洋人争利这难道也是“民族败类”所能为？从影响上看，李鸿章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作用。也许会有人说洋务运动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统治制度，只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维护封建统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李鸿章作为一名清廷重臣，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位置上迈出社会变革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是一次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样的一步，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将不会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将难以起步，诸多国外新文化，新技术将无以探入国门，诸多才子志士将无机会留学海外，报效祖国。可见，李鸿章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把“民族罪人”的字眼贯之于李鸿章的头上，是否合情合理，不言而喻。
李鸿章并不是一个见识短浅的人。相反，他对于时事还是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的。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里曾谈到他对当时中国的局势的看法，足以说明李鸿章对整个大清帝国危机的认识是很清醒的，他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很大了。他也曲折地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变革：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媾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方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力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从这个奏折可以看出，虽然李鸿章没有明说，但实际上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进行从未有过的“现代化”运动。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李鸿章。于是，他办洋务，兴工业，新教育。
对于他的这些举措，梁启超称“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美国总统格兰特退休后周游世界，称李鸿章是他遇到的“四伟人”中的最伟大者（其他三位是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法国总理甘必大）。
但是这些措施，在他生前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反而因为耗资巨大，使李鸿章倍受朝内“清议派”官员的抨击。一旦甲午海战失利，李鸿章的下台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措施的意义极其深远，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社会。也许李鸿章并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采取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实际上是由他开创的。
有着长远眼光的李鸿章对个人生活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在这个方面，他是无可指摘的。李鸿章的生活很简朴，酒量尚可，午餐喜欢喝两杯。他喜抽水烟袋，对鸦片十分痛恨，经常组织各地戒烟。史料记载，严复在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吸食鸦片，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李鸿章为政也比较清廉，死后没有给后代留下多少财产。
王树增先生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事实上，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主持晚清朝政以来，就一直饱受上下官员的责骂，甚至是辱骂。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对李鸿章来说，最重要的1894年来到了，扭转了乾坤。这一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轻易全歼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举国哗然，纷纷指责李鸿章指挥有误。李鸿章的仕途开始走下坡路，自甲午战争始，人们就一直在指斥他：战前，一味对日退让；战端既起，多年经营的战备不堪一击；战败后，亲赴马关求和、签约割地赔款，“由误国而卖国”。甲午战败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屈辱，也使李鸿章成了汉奸的典型。而梁启超则指出：“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掣肘者半，由于李鸿章之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半”；并借西方评论感叹道：“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此言自非赞叹李氏之英豪，更是讥讽满清之衰朽。史家分析说：因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以及主战派翁同龢等对李“借事倾陷，乘机排挤”，满清未战已“先呈败形”。这实在是为李鸿章好好地鸣了一把冤！以他一人之力，怎能独支将倾之大厦呢？不管最后结局为何，这一份忠君报国之心不变！
而且不容辩解的是，如果没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就根本不会存在。是他建议成立新型海军的，是他千方百计保证供给海军军费的，是他派出国培训海军的将官的，他自己也要亲自到码头查看舰队从国外购进的每一艘铁甲舰船。可就是这样一支他花费无数心血培育的舰队，到头来却被曾经弱不禁风的日本轻易地打败，李鸿章的作战指挥失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吗？即使换了一个人指挥，甲午海战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在那里撑着，中国的战败也许在很多年前发生了。至于为什么要李鸿章来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其实很简单：清政府发现偌大的中国除了他竟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谈判的官员了。可怜的是李鸿章竭尽全力做了无可奈何、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之后，得来的全是骂名。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只说了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这么一句回答，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战，削减战争赔款1亿两，最后两害取其轻，毅然签署了《马关条约》。
他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固然是无法让人原谅的，但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梁启超语），这样的结果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
可以说，甲午海战失利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对李鸿章的打击是致命的，李鸿章一度成为国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卖国贼。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一身伤痕的李鸿章于1895年4月回国了，却发现他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清政府指责他办事不力，同僚说他丧权辱国，老百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实职。
对此，李鸿章的回应是不予解释和抗辩，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没有想到，再次陷他于不仁不义的时机紧接着到来。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际才想起了77岁下台近五年的李鸿章，命令他赴京主持与八国的谈判，收拾北京的烂摊子。谁都明白这项任命极其危险，而且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原本可以在南方观望时局，可他却不计77岁高龄，于1900年7月，拼着老命应诏到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据时人记载：“京师陷，中外皆延颈望和”，“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不但崇拜他的人颂扬他此次议和有“扶危定倾”之功，使自己“黄花晚节，重见芬香”。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为“当代第一伟人”，“不独朝廷倚之为长城，即中外人民无不望之如山斗”，此次进京，“中外人民莫不举手相望，以为和局指日可成，銮舆指日可回，旋转乾坤，非异人任”（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48页）。
由此，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实是为国捐躯！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据说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一个月后，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六项原则来进行议和谈判：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原则严重损害了大清国国家主权，李鸿章已经意识到列强犹如“虎狼群”，他更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病得很厉害。在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之后，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气力进行惩办问题的谈判，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的场面是他无法接受的，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没有答应，普通的官员就不是他能力所能及的了。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这时病情加重，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去对抗了，以大清这副架子来争不来什么，当时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西方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签字回来后他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1901年11月6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四个月，李鸿章因为受尽洋人的气而病危，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本已穿好寿衣，却挨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其目遂瞑，须臾气绝。周馥曾赋诗以志怀念曰：“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周悫慎公全集》诗集卷4）李鸿章就是死到临头，也在表现出其超强的心理素质。他似乎在向世人呼吁：我受了一辈子的气，我不甘心啊！
以往讲《辛丑条约》，只有列强罪行、拳民惨剧、满清“国耻”，绝少提及李鸿章的外交努力。然而，当时李若偏安广东未曾北上，或虽奉命议和却乏谋略，甚至哪怕因病耽搁若干时日，列强必在北京另立傀儡。如是，则日本或俄国在东北、德国在山东、法国在西南、俄国或英国在新疆、英国在广东及西藏……不弄出几个“独立”国来，才是咄咄怪事！而后列强再争势力范围，以及康梁们推立宪、孙黄们搞共和，其疆域，怕就只剩华北、华中、川陕顶多再加东南几省了！史家指出：“统一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面对外国野心必须作出的紧急的、现实的选择。”显而易见，李鸿章之主动“选择”及其作为，对从根本上扭转当时颓势，以传承这份历史遗产，既收到立竿见影的实效，更有其深刻久远的影响。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天津，进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比起同朝的官僚们，其实李鸿章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有更清醒、更开放、更切实的认识。在晚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王树增先生感叹：“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可惜，历史和大清朝没有给他一个机会，积贫积弱的国家只能沦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李鸿章生在这个时代，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注定了要背一世骂名。
李鸿章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影响、左右中国政坛长达40多年。李鸿章一生的成就一是洋务，二是外交，三是军事。而为国人之诟病，也是如此。洋务运动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外交上，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军事上甲午战争中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李鸿章在为曾国藩写的挽联中这样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一直以曾国藩的门生长自居，确实他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正如姜维是诸葛亮的传人一样，如果说曾国藩在“立德、立言、立功”是一个成功者的话，而李鸿章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者。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曾国藩已有很大的不同，曾国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生中以维护清朝政统和儒家道统为己任，当时，中国动荡，太平天国无时不在威胁着清朝的政权。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已被剿灭，国内危机缓解，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稳定期，后世称之为虚假的“同光中兴”，而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却加深。客观上如此，在主观上，与他的学养、才气、作为一个大国、弱国的掌舵者很不相称。同时，人格也大大值得怀疑，有副对联这样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说李鸿章借洋务而中饱私囊。这点没有多少历史依据，不过足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人对他的不信任。
李鸿章出访德国，有人比其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其实，李鸿章何曾可与俾斯麦相比，李鸿章倒是有一些如曾国藩所说的“拼命做官”好汉打掉牙和血吞的“痞子”之气，可是她没有德皇对俾斯麦的器重机遇，清政府对汉族官员还是处处掣肘。
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镇压太平天国后，悲哀地认为，整个官场已经腐烂到底，同样，他的继任者李鸿章也不可能挑战规则，官场潜规则，无论办洋务、还是建海军，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所以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和灾难，归咎于一个人身上，这是很荒谬的，也许，从短期来看，历史人物的偶然行为会决定历史走向，但是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和制度决定的。
清朝专制的政体决定了，除非倒掉、重来，否则是不可能通过改良式的修修补补而获得重生的。
即使是花费了李鸿章一生心血的洋务运动只是经济上的不完整的工业化，而政治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整个统治阶层并没有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和太平天国的教训，因此，注定了洋务运动这种官营式的企业不可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形成任何潮流，这种致命性的政治缺陷，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这种只学技术而不学制度与文化注定是要失败的。
晚清从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到底应该不应该改革，到底怎么改革，整整讨论、拖延或者无动于衷了四十年，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弊端。这种政体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拒绝任何既得利益的丧失，宁愿等死，也绝不改革。
而李鸿章只是专制政体的一个螺丝钉，一个机器而已，任何对他的拔高，或过誉，都是虚妄的，都是荒谬的。
清朝的政治只是中国封建的回光返照，虽然比明朝要好一些，在这种政体之下戕害的是一代代想有所作为者。在这种政体下，能爬上去，其人格、道德大大值得怀疑。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改革家，只是一个高级官僚而已，生逢民主革命的前夜，历史把他推上这个舞台，他粉墨登场，演出了一些话剧而已，仅此而已。
他没有商鞅的坚定，也没有王安石的勇气，也没有张居正的的手腕，他反对康梁变法，反对孙中山上书实行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项措施，用人上也不行，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把黄钟当瓦砾，严复和伊藤博文在英国留学时，是同学，严复比伊藤博文学习还要好一些，但是二者的机遇却差若天渊，伊藤博文归国后领导了明治维新，而严复归国郁郁不得志，只好重走科举之路。
此时的朝廷正如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自己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好，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确实是神伤之语。
从专制政体的用人来看，奴性是一个人能否有所用场的先决条件，如此政治，中国焉能不败。
而李鸿章死了之后三十年，日本大举入寇，这即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之演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不能真正发奋图强的结果。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这样评价李鸿章，为李鸿章鸣不平。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其意为：天下只有庸人没有过错，也没有称誉。就是天下人都诽谤他，他也不一定是奸雄。就是天下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一定是豪杰。为什么呢？评价者中，常人是大多数，而真正有见地者如凤毛麟角。以没有见识者去评论大人物，往往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因此说，誉满天下，未必不为好好先生。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李鸿章曾经概括自己的一生是“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是甲午战争的烽火使他“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从权力的顶峰坠落后，长期赋闲在北京贤良寺，这才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是间“破屋”，而自己只是一个“裱糊匠”，“裱糊匠”虽有办法把“破屋”的外表裱得光鲜漂亮，但“破屋”是绝对禁不起暴风雨的！
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李鸿章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