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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酸秀才康有为
康有为，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19世纪70年代，南中国的一个小镇，一个出身于破落地主官僚家庭的弱冠少年，在别的孩子懵懂之中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思索，后来写下这样一段极具想象力的话：“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这个少年就是康有为。这段话出自他的主要著作——后来被梁启超喻为“大地震”的《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应做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从小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后来在青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了的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政治这一主旨。康有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他在《自传》中说，六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能出此豪言，不仅在于康氏的机敏，还因他生活的广东早已不是那承载潜龙的旧池子。康有为四岁时就被家人抱着观洋人镜画，时间竟然是在习旧学之前，这倒是一般家庭所难有的氛围，也是广东拥有开明地利之所在。19岁的康有为以《史通》的体例撰成20多页的五代史论，他的老师朱次琦喜称这简直是著作而非文章，于是康得意地自夸“乃知著书之不难，古人去我不远，益自得自信”。三十五岁以前康有为在科场上屡次失意，这期间他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新思想、新学问。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同时从事著述。1893年，康有为中举，两年后中进士。
长大后的康有为几乎是等同于一段历史的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回荡着他焦灼、宏大、激越的声音。他在许多方面开时代风气之先：在中国实践君主立宪制，是“百日维新”的主角；发起“不缠足运动”，迈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公然上书向科举制度发难，探索和创设“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兴办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他的《大同书》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峰，用西学改造中学，用改造过的中学来传播西学。优越的家庭出身、宏伟的抱负和过人的才气，使得康有为一直保持了一种天生的自信。他从小就远离村里的伙伴，兴趣全在书上，落了个“憨为”的绰号；而与人交谈时，三句话不离“圣人”，因此又落得“圣人为”的雅号。他读的书太多，社会实践太少。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身上激发着迷人的书生气质，一种宏大的理想主义。这是我们默默丢失的东西。当我们路过中山四路的万木草堂的时候，是否会想起，那里曾经有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一位杰出老师的引领下热烈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
而当他企图将自己的先进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绝大部分迎来的却是失败，大如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以悲惨的“戊戌政变”为结局，被迫流亡国外；1900年的“勤王”大业，还没布置就绪，就被张之洞打了下去；以保皇会的名义办公司，最后师生反目，公司破产，支持者大量流失。他的祖辈多有骁勇善战之才，他也生就了南人北相的威严面貌，可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虽然他能够开出解决时政的“上中下”三策，但是现实永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现实。在变法生死关头的一筹莫展和对袁世凯的轻信，将书生救国的可怜和可叹暴露得一览无遗；而企图利用封建军阀张勋的军事力量，实现其“君主立宪”的宿愿，更是表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异想天开。
和大多数精于政治运行规则的人物相比，康有为更像是个孤独无助的“先知”和预言家。《大同书》的出世在满眼充斥着功利心的芸芸士子之中，总算留住了一丝乌托邦的想象种子，使他比同时代那些热衷经世技术的乱世英豪更多了些对未来的期许憧憬，不过这逆风而动的心绪绽放，在当时显然是个一闪而过的异数，更容易被谬评为荒唐不堪的狂人呓语。
“大同”是中国传统儒家心目中的乌托邦社会。康有为28岁开始着手制定“大同之制”，经过17年的孕育构思，在流亡海外的途中，终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座叫做大吉岭的印度小山城结出果实，完成《大同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同书》是一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百科全书。在书里，康有为将大同之世描绘为一个人性完全解放的人间乐园。在这个理想社会里，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无军队，人人都获得完全的平等、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且，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由社会安排，从属于社会，不再有家庭之累，也不会有私念之牵。因而能充分享受到人间幸福。
人道主义与快乐主义是康有为“大同社会”的原则和出发点。《大同书》综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进化论知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中充满了奇思异想。如在“大同世界”，男女相爱即可到当地的媒妁官处领取信凭，订立“交好之约”，婚约长为一年，短不少于一个月，感情好者可以续约；男女的结合不是组成家庭，双方无财产和人格上的依附关系。
“三世说”的设计同样染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本来，据乱——升平——太平的中国历史递进公式是有先例可寻的，不过区别是古史观的治乱终极是指向三代的黄金时刻，是向后看的，康氏的“三世说”指向的却是一个缥缈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将来世界的多彩想象，以致于幼稚地把一场“百日维新”变成了检测预言的试验场。难怪那些自以为拥有后见之明的理论侏儒，或者是脑子里充满成王败寇史观的当代史家，一直不肯原谅他的鲁莽和天真。他们说对了，当康有为幻想出一个缤纷世界的同时，却注定成为一个不谙世事的行动矮人，与精于算计的湖南人相比，他确实是太意气用事，也太不切实际了。机智不羁的想象中透着自负和傲慢，使他们的政治生涯平添了些书生意气的想当然成分，虽是在政治设计上屡战屡败，但也赢得了对信念持之弥坚的美名。
与康有为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显然是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从物质文化层次深入触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就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来看，最为紧要的是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关键问题康有为看到了，也提出了，甚至实行了，这就是康有为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康有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论贫富安危，不论在朝在野，都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地深爱着他的祖国，思考着如何拯救和发展他的祖国。正是因为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康有为才身体力行地将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公共性与批判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每有大事，必然少不了他慷慨激昂的声音。他因爱国而讲学，因爱国而上书，因爱国而变法，因爱国而获罪，因爱国而到处流亡……诚然，康有为的思想没有与时俱进。其保皇的顽固、复辟的荒唐，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贤者讳。康有为是一个从小就受到传统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愚忠”思想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作为一个维新领袖，康有为的历史功绩诚然是不容否定的。问题是，维新运动在仓促中确实失败了，六名志士横死成就了爱国者之名，而他自己一溜烟做了飞毛腿，这不能简单地往“反动派”头上一推了事。而康有为自己，逃亡海外后很快变成顽固的保皇派，甚至成为共和革命的敌人。康有为的立场、能力和动机，甚至人格受到后人质疑并不过分。
康有为是一个孔子迷终身倡导尊孔、祀孔、学孔；1912年他在上海创立孔教会，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决心把孔教会普及于全国，推广于世界；同时又主张君主立宪，学习日本改变制度。康有为的家庭生活完全是儒家专制的一套，怎能搞君主立宪？
康有为19岁结婚，1897年他40岁看老婆无子，便纳17岁的梁某为妾。1907年康有为50岁在美国纳17岁的何某为妾。1911年康有为携带两妾到日本，又纳日本人罔鹤子为第四房。1914年冬娶廖某为第五房。1918年在杭州挟妓游湖，把妓女当西施，自比范大夫；后看中一洗衣少女，纳为第六房，于1919年在上海举行婚礼，洗衣女的两位兄弟成了康家佣人。康有为有6位夫人，生了12个子女，因小老婆没有生育，还领养两个子女。
康有为早年家贫，11岁父死，靠母亲勤俭持家、出卖嫁妆度日，康有为读书无纸墨。康有为出名后流亡期间，靠保皇会和宪政会供给。有人攻击他侵吞巨款，是马扁（骗），他以巨款购买各国文物，说是开发民智，搞展览，最终归他私有。
康有为的哲学是“主乐派哲学”——主张及时行乐。他竭力追求物资享受，在吃喝玩乐住上都追求高标准。他雇佣了大批佣人，其中丫头5人，老妈子5人，男雇员30余人，他在上海的家常住人口达60人，流动食客多则30余人，少则有10余人。每天在家就餐的人多达80余人。4天吃一担米，仅伙食方面的采购就要用汽车去拉。
他食不厌精，讲究营养，即使下乡也不马虎。据当年的人回忆，康在乡下的家中，中午要吃八大盘八小盘，康有为喜欢吃鸡蛋，一次吃了10个蛋。此外，他在杭州、青岛有两处别墅，别墅的留守人员达10人以上。每月的经常性开支达3000大洋。
康有为晚年十分迷信风水，热衷于扶乩问卜，他购地建屋、修墓时，都会因风水而行。1916年起，康有为几次去江苏茅山，看到几处地方风水很好，购了几百亩山地，作为母亲劳连枝、弟弟康广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在墓地之外，他在茅山句容县（现为居容市）还看好一处风水宝地，于是开辟了一个农场。可是他办的茅山述农公司（取其祖父号述之的“述”，取其父亲号少农之“农”）并没因了风水而沾上财气，最终失败。
1913年送母、弟的灵柩回家的场面，空前壮观。香港港督派一百多警察护送，广东省派兵舰2只迎于海面，都督率军警千人，民政长官率百吏继之，绅士千数，丧轮抵家乡，众宾数百，观者数万。如此排场，招待费和给军警的赏钱要多少？康有为承认仅1919年的丧葬费支出就达3000大洋。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
康有为的功利，首先表现在对权贵的巴结。1888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乡试时“遍谒权贵”，以求上书推进变法，结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们拒绝。一方面，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为保守的满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面，他的阿谀奉承，“嚣张卑蹈”也引起了官僚们的反感。当时的京官们都觉得康有为是“托名西学，希图利禄”，过度热衷功名。1895年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已经是名满全国的维新领袖，他带领弟子梁启超建立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表面上看，他成功地网罗了一批重要官员，组成强学会的几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权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赞助强学会。但据康有为本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记叙，他很快就失望地发现，开明官僚如丁日昌，张之洞的赞助不过是想“籍以渔利”而已，也就是说，尽管康有为刻意巴结高官，他们却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并非改革的忠实盟友，张之洞后来的翻脸果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思想最先进的地方，拥有众多热情支持变法的绅商富贾。康有为当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支持。但据启蒙思想家，广东籍的上海绅商郑观应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指出，“沪上强学会，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办事者无条理，不允选举商董协力维持。”商人出了钱却不能参与管理，岂不等于是冤大头？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而当时上海绅商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变法，但对康有为个人的评价并不高，对变法的成功也并不乐观。康广仁曾经劝兄康有为“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在即将接受光绪皇帝召见前，特地面晤郑观应，问，“政治能即变否？”郑当即指出，“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可惜康有为哪愿再等三年？当时旁观者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势，康有为却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掷，其政治头脑和能力不待后世批评，就已有定论。但是，郑观应仍然在变法失败后努力保护康有为在上海的弟子，并送给避难于澳门的康有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为流亡海外后的1900年，正是上海的绅商发起一系列政治活动，试图阻止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阴谋，其中上海工商界领袖经元善还因此被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澳门。立宪运动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国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维新的康有为只注意日本的体制变革，而忽略了其社会因素，他似乎没有弄明白，在日本维新成功背后的，正是企业精神的勃兴，工商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康有为面对中国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却不去争取，其势利和缺乏远见可见一斑。
最初经张之洞介绍后结识康有为的经元善对康有为的印象也并不好。经元善在致康有为的一封复信中说，“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
这封信中暗示出这样的情况，康有为先写一信给经元善，对维新运动的推动不力大有抱怨不满之意，经元善则在回信中明确指出康有为的缺点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说，十年前康有为在北京的时候，京官们对他的负面评价可能是守旧者的偏见和误解，那么一个支持变革的上海企业家表达完全一样的看法，就只能说明这是事实了。而“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点明了康有为当时的真实处境，除了几个后生晚辈把他奉为“圣人”，摇旗呐喊，在新旧两面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支持者（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坚定性和否定皇权专制的彻底性早超过了康有为，最铁杆的梁启超后来也一度接近孙中山，差点弃康而去！）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对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和后来的保皇活动持怀疑态度的，还不止上海商人。当年在日本军校留学的阎锡山读了康梁编辑的杂志后曾叹息，“保皇党岂足以救中国？”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和伟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经也是维新派争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当即拒绝了维新派的邀请。罗家伦曾经当面请教蔡元培当时为何拒绝，蔡从容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令罗家伦多年后仍觉“言犹在耳”。
“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諭，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
胡汉民在自传中也有专文论及康有为和戊戌维新：
“康有为生长广州，聚徒讲学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惟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盖康居乡，为土豪劣绅之所为，热中奔竞，行不践言；治学则剽窃武断，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故当时对之，绝对不生一种信仰……”
看来对康有为的好大喜功，时人均有所感，而在治学上的“剽窃武断”，在后人的权威学术著作中则得到完全证实，并非是因政见之争而起的诋毁。梁漱溟在1921年口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言时说，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评了许多人，“却是除康南海外，其余的人我都尊重”。何以康南海被摈弃在外，不值得尊重，梁漱溟倒没有明说。但史学大师钱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关于康有为的专章里讲得就很明白。他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论著之一《新学伪经考》直接继承自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但康本人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廖平本人对此也颇为不满，认为康有为是在与他谈话，并读了他的著作之后，只一年时间就推出了伪经考，明显有抄袭之嫌。廖平甚至专门致书康有为，批评道，“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注：此为廖平笔误，应为郭象，汉代人认为郭象剽窃向秀）之谤”。章诒和对康有为有句精辟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
这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1886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回顾这一生，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第一 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关系。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人，比起芸芸众生，他多了份深邃，也就多了份忧患；他多了份清醒，也就多了份苦恼和烦闷。中国为鱼肉，列强为刀俎，“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国家危难，他不忍自弃，明明“治安》一策知难上”，偏偏“只是江湖心未灰！”一声长啸，足以振聋发聩，奈何宫禁九重，上帝无言，百鬼狰狞，一个读书人的呐喊，在那个恶梦般的世界里是那样的微弱。所幸后来被有意励精图治的光绪帝起用，他也算“李将军遇高皇帝”，如果光绪帝果真能按照他的想法“乾纲独断”，“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能否“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从而改写历史也未可知！怎奈上下制约左右掣肘，积重沉疴，已非人力可为。有心图强、无力回天，本来应有的一段管仲齐桓、张良汉高祖般的君臣佳话，刚刚登场，就被群小轰下台去。一代大家，到头来也只能“土室抚膺，闭门泣血”，经国济世的抱负，眼看着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康有为仍然力主改良和维新，即使辛亥革命帝制被推翻他仍抱定自己的信念，被后世讥为满清遗老。尽管笔者也不苟同他的愚忠，但笔者佩服他作为一个文人的特立独行，至少他比那些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墙头草、应声虫们强之百倍。
不管康有为自己、他的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是否将他（自己）看成是圣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作为，与先秦的那位孔圣人何其相似：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不愿屈从于主流权势的自由意志，他们同样而因此如同丧家之犬到处流浪去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论他们的政治观是维新、是改革、是进步、是保守、是复古、是倒退，他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思想、理想与自由意志并为此热血沸腾地奋斗和惊天动地过。虽然这种兴奋不免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过于天真和不合时宜，在虽已日薄西山但犹作困兽斗的专制政治的强力下不堪一击，从而碰得头破血流，但毕竟曾经像人一样活着过。这些，难道不能使那些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便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地屈从于主流权势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活了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人感到脸红和汗颜？从这种意义上看，康有为又是一个“圣人”。中天的太阳也有垂薄西山之时，驰骋沙场的斗士也有人老体衰之日，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当一个斗士老了时，还能要求他怎样？
生在晚清，是康有为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正是无边的混暗，衬出了那一点灯火的光明。
不因立于危墙之下而退身苟且明哲保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苟利社稷，不避生死。这也许就是自古以来有良知的文人与腐儒和犬儒的区别吧。
19世纪70年代，南中国的一个小镇，一个出身于破落地主官僚家庭的弱冠少年，在别的孩子懵懂之中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思索，后来写下这样一段极具想象力的话：“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这个少年就是康有为。这段话出自他的主要著作——后来被梁启超喻为“大地震”的《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应做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从小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后来在青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了的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政治这一主旨。康有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他在《自传》中说，六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能出此豪言，不仅在于康氏的机敏，还因他生活的广东早已不是那承载潜龙的旧池子。康有为四岁时就被家人抱着观洋人镜画，时间竟然是在习旧学之前，这倒是一般家庭所难有的氛围，也是广东拥有开明地利之所在。19岁的康有为以《史通》的体例撰成20多页的五代史论，他的老师朱次琦喜称这简直是著作而非文章，于是康得意地自夸“乃知著书之不难，古人去我不远，益自得自信”。三十五岁以前康有为在科场上屡次失意，这期间他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新思想、新学问。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同时从事著述。1893年，康有为中举，两年后中进士。
长大后的康有为几乎是等同于一段历史的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回荡着他焦灼、宏大、激越的声音。他在许多方面开时代风气之先：在中国实践君主立宪制，是“百日维新”的主角；发起“不缠足运动”，迈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公然上书向科举制度发难，探索和创设“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兴办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他的《大同书》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峰，用西学改造中学，用改造过的中学来传播西学。优越的家庭出身、宏伟的抱负和过人的才气，使得康有为一直保持了一种天生的自信。他从小就远离村里的伙伴，兴趣全在书上，落了个“憨为”的绰号；而与人交谈时，三句话不离“圣人”，因此又落得“圣人为”的雅号。他读的书太多，社会实践太少。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身上激发着迷人的书生气质，一种宏大的理想主义。这是我们默默丢失的东西。当我们路过中山四路的万木草堂的时候，是否会想起，那里曾经有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一位杰出老师的引领下热烈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
而当他企图将自己的先进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绝大部分迎来的却是失败，大如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以悲惨的“戊戌政变”为结局，被迫流亡国外；1900年的“勤王”大业，还没布置就绪，就被张之洞打了下去；以保皇会的名义办公司，最后师生反目，公司破产，支持者大量流失。他的祖辈多有骁勇善战之才，他也生就了南人北相的威严面貌，可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虽然他能够开出解决时政的“上中下”三策，但是现实永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现实。在变法生死关头的一筹莫展和对袁世凯的轻信，将书生救国的可怜和可叹暴露得一览无遗；而企图利用封建军阀张勋的军事力量，实现其“君主立宪”的宿愿，更是表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异想天开。
和大多数精于政治运行规则的人物相比，康有为更像是个孤独无助的“先知”和预言家。《大同书》的出世在满眼充斥着功利心的芸芸士子之中，总算留住了一丝乌托邦的想象种子，使他比同时代那些热衷经世技术的乱世英豪更多了些对未来的期许憧憬，不过这逆风而动的心绪绽放，在当时显然是个一闪而过的异数，更容易被谬评为荒唐不堪的狂人呓语。
“大同”是中国传统儒家心目中的乌托邦社会。康有为28岁开始着手制定“大同之制”，经过17年的孕育构思，在流亡海外的途中，终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座叫做大吉岭的印度小山城结出果实，完成《大同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同书》是一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百科全书。在书里，康有为将大同之世描绘为一个人性完全解放的人间乐园。在这个理想社会里，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无军队，人人都获得完全的平等、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且，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由社会安排，从属于社会，不再有家庭之累，也不会有私念之牵。因而能充分享受到人间幸福。
人道主义与快乐主义是康有为“大同社会”的原则和出发点。《大同书》综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进化论知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中充满了奇思异想。如在“大同世界”，男女相爱即可到当地的媒妁官处领取信凭，订立“交好之约”，婚约长为一年，短不少于一个月，感情好者可以续约；男女的结合不是组成家庭，双方无财产和人格上的依附关系。
“三世说”的设计同样染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本来，据乱——升平——太平的中国历史递进公式是有先例可寻的，不过区别是古史观的治乱终极是指向三代的黄金时刻，是向后看的，康氏的“三世说”指向的却是一个缥缈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将来世界的多彩想象，以致于幼稚地把一场“百日维新”变成了检测预言的试验场。难怪那些自以为拥有后见之明的理论侏儒，或者是脑子里充满成王败寇史观的当代史家，一直不肯原谅他的鲁莽和天真。他们说对了，当康有为幻想出一个缤纷世界的同时，却注定成为一个不谙世事的行动矮人，与精于算计的湖南人相比，他确实是太意气用事，也太不切实际了。机智不羁的想象中透着自负和傲慢，使他们的政治生涯平添了些书生意气的想当然成分，虽是在政治设计上屡战屡败，但也赢得了对信念持之弥坚的美名。
与康有为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显然是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从物质文化层次深入触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就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来看，最为紧要的是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关键问题康有为看到了，也提出了，甚至实行了，这就是康有为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康有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论贫富安危，不论在朝在野，都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地深爱着他的祖国，思考着如何拯救和发展他的祖国。正是因为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康有为才身体力行地将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公共性与批判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每有大事，必然少不了他慷慨激昂的声音。他因爱国而讲学，因爱国而上书，因爱国而变法，因爱国而获罪，因爱国而到处流亡……诚然，康有为的思想没有与时俱进。其保皇的顽固、复辟的荒唐，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贤者讳。康有为是一个从小就受到传统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愚忠”思想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作为一个维新领袖，康有为的历史功绩诚然是不容否定的。问题是，维新运动在仓促中确实失败了，六名志士横死成就了爱国者之名，而他自己一溜烟做了飞毛腿，这不能简单地往“反动派”头上一推了事。而康有为自己，逃亡海外后很快变成顽固的保皇派，甚至成为共和革命的敌人。康有为的立场、能力和动机，甚至人格受到后人质疑并不过分。
康有为是一个孔子迷终身倡导尊孔、祀孔、学孔；1912年他在上海创立孔教会，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决心把孔教会普及于全国，推广于世界；同时又主张君主立宪，学习日本改变制度。康有为的家庭生活完全是儒家专制的一套，怎能搞君主立宪？
康有为19岁结婚，1897年他40岁看老婆无子，便纳17岁的梁某为妾。1907年康有为50岁在美国纳17岁的何某为妾。1911年康有为携带两妾到日本，又纳日本人罔鹤子为第四房。1914年冬娶廖某为第五房。1918年在杭州挟妓游湖，把妓女当西施，自比范大夫；后看中一洗衣少女，纳为第六房，于1919年在上海举行婚礼，洗衣女的两位兄弟成了康家佣人。康有为有6位夫人，生了12个子女，因小老婆没有生育，还领养两个子女。
康有为早年家贫，11岁父死，靠母亲勤俭持家、出卖嫁妆度日，康有为读书无纸墨。康有为出名后流亡期间，靠保皇会和宪政会供给。有人攻击他侵吞巨款，是马扁（骗），他以巨款购买各国文物，说是开发民智，搞展览，最终归他私有。
康有为的哲学是“主乐派哲学”——主张及时行乐。他竭力追求物资享受，在吃喝玩乐住上都追求高标准。他雇佣了大批佣人，其中丫头5人，老妈子5人，男雇员30余人，他在上海的家常住人口达60人，流动食客多则30余人，少则有10余人。每天在家就餐的人多达80余人。4天吃一担米，仅伙食方面的采购就要用汽车去拉。
他食不厌精，讲究营养，即使下乡也不马虎。据当年的人回忆，康在乡下的家中，中午要吃八大盘八小盘，康有为喜欢吃鸡蛋，一次吃了10个蛋。此外，他在杭州、青岛有两处别墅，别墅的留守人员达10人以上。每月的经常性开支达3000大洋。
康有为晚年十分迷信风水，热衷于扶乩问卜，他购地建屋、修墓时，都会因风水而行。1916年起，康有为几次去江苏茅山，看到几处地方风水很好，购了几百亩山地，作为母亲劳连枝、弟弟康广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在墓地之外，他在茅山句容县（现为居容市）还看好一处风水宝地，于是开辟了一个农场。可是他办的茅山述农公司（取其祖父号述之的“述”，取其父亲号少农之“农”）并没因了风水而沾上财气，最终失败。
1913年送母、弟的灵柩回家的场面，空前壮观。香港港督派一百多警察护送，广东省派兵舰2只迎于海面，都督率军警千人，民政长官率百吏继之，绅士千数，丧轮抵家乡，众宾数百，观者数万。如此排场，招待费和给军警的赏钱要多少？康有为承认仅1919年的丧葬费支出就达3000大洋。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
康有为的功利，首先表现在对权贵的巴结。1888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乡试时“遍谒权贵”，以求上书推进变法，结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们拒绝。一方面，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为保守的满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面，他的阿谀奉承，“嚣张卑蹈”也引起了官僚们的反感。当时的京官们都觉得康有为是“托名西学，希图利禄”，过度热衷功名。1895年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已经是名满全国的维新领袖，他带领弟子梁启超建立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表面上看，他成功地网罗了一批重要官员，组成强学会的几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权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赞助强学会。但据康有为本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记叙，他很快就失望地发现，开明官僚如丁日昌，张之洞的赞助不过是想“籍以渔利”而已，也就是说，尽管康有为刻意巴结高官，他们却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并非改革的忠实盟友，张之洞后来的翻脸果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思想最先进的地方，拥有众多热情支持变法的绅商富贾。康有为当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支持。但据启蒙思想家，广东籍的上海绅商郑观应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指出，“沪上强学会，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办事者无条理，不允选举商董协力维持。”商人出了钱却不能参与管理，岂不等于是冤大头？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而当时上海绅商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变法，但对康有为个人的评价并不高，对变法的成功也并不乐观。康广仁曾经劝兄康有为“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在即将接受光绪皇帝召见前，特地面晤郑观应，问，“政治能即变否？”郑当即指出，“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可惜康有为哪愿再等三年？当时旁观者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势，康有为却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掷，其政治头脑和能力不待后世批评，就已有定论。但是，郑观应仍然在变法失败后努力保护康有为在上海的弟子，并送给避难于澳门的康有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为流亡海外后的1900年，正是上海的绅商发起一系列政治活动，试图阻止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阴谋，其中上海工商界领袖经元善还因此被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澳门。立宪运动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国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维新的康有为只注意日本的体制变革，而忽略了其社会因素，他似乎没有弄明白，在日本维新成功背后的，正是企业精神的勃兴，工商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康有为面对中国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却不去争取，其势利和缺乏远见可见一斑。
最初经张之洞介绍后结识康有为的经元善对康有为的印象也并不好。经元善在致康有为的一封复信中说，“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
这封信中暗示出这样的情况，康有为先写一信给经元善，对维新运动的推动不力大有抱怨不满之意，经元善则在回信中明确指出康有为的缺点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说，十年前康有为在北京的时候，京官们对他的负面评价可能是守旧者的偏见和误解，那么一个支持变革的上海企业家表达完全一样的看法，就只能说明这是事实了。而“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点明了康有为当时的真实处境，除了几个后生晚辈把他奉为“圣人”，摇旗呐喊，在新旧两面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支持者（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坚定性和否定皇权专制的彻底性早超过了康有为，最铁杆的梁启超后来也一度接近孙中山，差点弃康而去！）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对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和后来的保皇活动持怀疑态度的，还不止上海商人。当年在日本军校留学的阎锡山读了康梁编辑的杂志后曾叹息，“保皇党岂足以救中国？”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和伟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经也是维新派争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当即拒绝了维新派的邀请。罗家伦曾经当面请教蔡元培当时为何拒绝，蔡从容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令罗家伦多年后仍觉“言犹在耳”。
“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諭，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
胡汉民在自传中也有专文论及康有为和戊戌维新：
“康有为生长广州，聚徒讲学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惟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盖康居乡，为土豪劣绅之所为，热中奔竞，行不践言；治学则剽窃武断，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故当时对之，绝对不生一种信仰……”
看来对康有为的好大喜功，时人均有所感，而在治学上的“剽窃武断”，在后人的权威学术著作中则得到完全证实，并非是因政见之争而起的诋毁。梁漱溟在1921年口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言时说，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评了许多人，“却是除康南海外，其余的人我都尊重”。何以康南海被摈弃在外，不值得尊重，梁漱溟倒没有明说。但史学大师钱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关于康有为的专章里讲得就很明白。他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论著之一《新学伪经考》直接继承自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但康本人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廖平本人对此也颇为不满，认为康有为是在与他谈话，并读了他的著作之后，只一年时间就推出了伪经考，明显有抄袭之嫌。廖平甚至专门致书康有为，批评道，“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注：此为廖平笔误，应为郭象，汉代人认为郭象剽窃向秀）之谤”。章诒和对康有为有句精辟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
这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1886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回顾这一生，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第一 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关系。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人，比起芸芸众生，他多了份深邃，也就多了份忧患；他多了份清醒，也就多了份苦恼和烦闷。中国为鱼肉，列强为刀俎，“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国家危难，他不忍自弃，明明“治安》一策知难上”，偏偏“只是江湖心未灰！”一声长啸，足以振聋发聩，奈何宫禁九重，上帝无言，百鬼狰狞，一个读书人的呐喊，在那个恶梦般的世界里是那样的微弱。所幸后来被有意励精图治的光绪帝起用，他也算“李将军遇高皇帝”，如果光绪帝果真能按照他的想法“乾纲独断”，“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能否“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从而改写历史也未可知！怎奈上下制约左右掣肘，积重沉疴，已非人力可为。有心图强、无力回天，本来应有的一段管仲齐桓、张良汉高祖般的君臣佳话，刚刚登场，就被群小轰下台去。一代大家，到头来也只能“土室抚膺，闭门泣血”，经国济世的抱负，眼看着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康有为仍然力主改良和维新，即使辛亥革命帝制被推翻他仍抱定自己的信念，被后世讥为满清遗老。尽管笔者也不苟同他的愚忠，但笔者佩服他作为一个文人的特立独行，至少他比那些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墙头草、应声虫们强之百倍。
不管康有为自己、他的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是否将他（自己）看成是圣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作为，与先秦的那位孔圣人何其相似：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不愿屈从于主流权势的自由意志，他们同样而因此如同丧家之犬到处流浪去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论他们的政治观是维新、是改革、是进步、是保守、是复古、是倒退，他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思想、理想与自由意志并为此热血沸腾地奋斗和惊天动地过。虽然这种兴奋不免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过于天真和不合时宜，在虽已日薄西山但犹作困兽斗的专制政治的强力下不堪一击，从而碰得头破血流，但毕竟曾经像人一样活着过。这些，难道不能使那些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便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地屈从于主流权势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活了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人感到脸红和汗颜？从这种意义上看，康有为又是一个“圣人”。中天的太阳也有垂薄西山之时，驰骋沙场的斗士也有人老体衰之日，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当一个斗士老了时，还能要求他怎样？
生在晚清，是康有为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正是无边的混暗，衬出了那一点灯火的光明。
不因立于危墙之下而退身苟且明哲保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苟利社稷，不避生死。这也许就是自古以来有良知的文人与腐儒和犬儒的区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