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末日——清朝最后五十年

第四节 公车上书

　　北京宣南地区保存着我们古老首都的最后一片胡同。在其中就有一座“松筠庵”。这座外表不起眼的四合院在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参观者从未间断。院子的居民时常需要客串一下导游，乐在其中。

　　松筠庵原名谏草堂，在明朝是杨继盛的书房。杨在此奋笔疾书写成了弹劾严嵩的奏疏。现在房内东墙上还留着两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石刻，内容就是杨继盛弹劾严嵩时列出的“十大罪状”。松筠庵在清代几次修缮扩建，游廊环抱，假山嶙峋，成了文人雅士们游吟唱和、流连玩赏的好地方。光绪年间，著名画家张士保客居京城，就以之为基地，和秦炳文等几位画家联手组织了松筠画社，名噪一时。但是真正让它在名扬四海的却是之后的住客：康有为。

　　康有为来到北京，原是为功名而来。考期里，不想中国在轰轰烈烈的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这一役，中国颜面尽失，在东亚营造千年的朝贡体系面临最后的大崩盘。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之苛刻使得北京群情激愤。

　　根据康有为自己编的年谱记载，他在北京义愤填膺，发起了上书活动。“李鸿章赴日求和，钗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公历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己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初六七连日大集……至初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汉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

　　根据康有为自己的记载，1895年春，乙未科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的举子们听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群情激愤。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动举子们在松筠庵集会，商议上书拒绝和议。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康有为并将自己有关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也一并写入。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都察院以皇上已经签约为名，拒绝代呈。同时官府对各省举人施加了压力，无所不用之极，造成多数举人退却。上书一事未成。

　　在这件为后世深信并一再提起的历史事件中，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两位主角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初年学习传统儒学，但对旧学保持怀疑态度；他结合西方近代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鼓吹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形势险恶，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1891年，康有为刊印《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非孔子之经”，希望以此动摇儒学基础，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在1895年的会试中，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落榜回乡路经上海，接触世界新知，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实超其师，时人合称两人为“康梁”。

　　康梁声称自己主导、发动了大规模上书活动，不仅“万言书”广为流传，而且社会震动，掀起了变法图强的新高潮。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影响日广。光绪帝最终启用康有为等，发起戊戌变法。两次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康有为据此活跃政坛近三十年。

　　现在的历史教学书对此言之凿凿。随着时间的推迟，对公车上书的评价越来越高。

　　然而一直以来就存在对公车上述的“另解”。《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作者、晚清史家姜鸣先生就认为传统记载大可怀疑。“公车上书”大多是根据康有为自己的记载为准的。作为当事人、日后的维新领袖、保皇首领，康有为的记叙深为人信；加上当年的北京城的确人情激昂，上书活动不断。但是根据1895年5月24日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5月2日那天，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姜鸣又引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完全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举人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也证明“被拒”之事子虚乌有。松筠庵是存在的、“万言书”也是存在的，但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中国历史上根本不曾发生过如同许多史书所描述的‘公车上书’事件。”

　　甲午战败，光绪帝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朝野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不单单是康有为等举人们。在职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相谏阻。”其中，各部院台属的清留派和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从4月14日开始，大批官员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赢、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询、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唐景秘、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上书和言论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

　　大批在京举人也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总计各省举人自行上书有31件，共1555人次签名；另有举人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其中梁启超也加入了抗议的行业，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但他的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

　　康有为自己记载的热火朝天的千人大上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各省举人在松筠庵的集会是存在的。康有为原计划召集各省举人于5月1日至3日在松绮庵连续开会三天，让大家传阅、讨论自己起草的“万言书”，鼓动大家在上面签名，而后于5月4日集体至都察院呈递的。5月1日，来者甚多。但5月2日到松筠庵开会的人已经只剩数十百人了，5月3日就再没有人再到松绮庵去了。举人的退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光绪皇帝已经盖玉玺、批准了条约。当然这也和部分举人受到政治压力、对康有为的不信任或不赞同万言书的主张等因素有关。

　　按理，千人联署应该在经过大家传阅、讨论没有异议之后才能签字生效。但是后来连人都走光了（一些第一天同意联署的举人之后还专门派人来告诉康有为，撤回对康有为和万言书的支持），联署的程序都完成不了，更不用说书生效了。至于千人同去都察院集体上书的故事更是无中生有。戊戌变法期间出版的康有为年谱第一版和时人的笔记、报刊都表明，千人大上书最后流产了。

　　康有为和后世所谓的一千三百名举人可能是根据来过松筠庵参加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炮制的。它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

　　事实是公车上书是存在的，但康有为发动、主导的公车上书却夭折失败了。整个公车上书过程是以在职官员为主的、有举人参加的全民抗议活动。在民族危亡面前，多数举人（包括梁启超）参加了公车上书。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一些政治作用。但是康有为发起的千人上书肯定是不存在的。在当时康梁二人影响有限，更远非是运动的领袖。

　　松筠庵的集会是1895年初北京城政治风波的一个小浪花而已。

　　但是这个集会日后为康有为所利用了。他为了提升、完善自己维新运动领袖的形象，无视原始记录和旁人佐证，悍然篡改了历史。他把松筠庵会议的时间提前到4月30日和5月1日，把上书的时间由5月4日提前到5月2日，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梁启超在其中起了帮凶的作用。也许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在之后的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后人们轻易相信了他们记载的真实性，衍生了一个流传多年的错误。

　　笔者在这不继续深入到戊戌变法和之后的革命与保皇之争。我们可以从松筠庵的集会事件看出康有为个人的某些方面。对于清末一个重要政治派别的领导人，他迎合并引领到部分社会思潮。但是要想成为真正的、令人尊敬的政治家，道德品质的高低是一个硬性指标。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缺陷可能给这支政治力量沾染上了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