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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旅西纪程
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从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倒，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一生，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
在十九世纪六、七年代的中国历史大幕下，郭嵩焘孤独地进行着一场演出。对于时人，谁会来问津这充满“夷”味的剧目。显然，剧场里的座位上经常是空空如也，偶而会来几个捧场的，已属万幸。当然，光临此地的人究竟是来看戏或是把P股一放，做一场春秋大梦的，笔者不知道，郭嵩焘更不在乎，这几十年总是在一片骂声、指责声中度过，早已习惯了不容于世的感觉。
但是，当后代人重将这幕戏搬上舞台时，引来的却是阵阵不绝的惊叹声及冷静思考后啧啧不断的议论：黑脸？白脸？抑或是爱国的能人？敏锐的智者？好学的才子？软弱的孬种？也许这正是现实中的历史，它刻意地制造了郭嵩焘的人生悲剧。
“他的思想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而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钟叔河先生的话道出了郭嵩焘悲剧人生的实质，原来超前先进也有“罪”。
说实话，郭嵩焘一生值得悲叹的地方太多太多，是造化弄人？或是飞蛾扑火，引火上身？
面对他出生、成长直至老去的年代，笔者哭笑不得。他出生于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对于天朝来说，这已不是一个平静安定的日子。在中华大地的某个村庄的农田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农民们憎恨的目光；当他们望着炽热的烈日，望着豺狼般的官吏，望着仅有的粮食化作赋税，诅咒的声音从他们每个人的口中涌出。而在远隔万里的欧罗巴，使中国蒙受百年耻辱的一批批“坚船利炮”已经出厂了。
1840年，以鸦片命名的战争爆发了。自命不凡的天朝大厦的地基松动了，一块块陈砖碎瓦散落到地上，发出骇人的“啪啪”声，崩溃已在所难免。这时的郭嵩焘正值弱冠之年，风华正茂，好学上进。可惜，他也不能免俗地苦读经书，求取功名。国家虽有难，世局未大乱。御夷宜少谈，先把功名占。于是乎，他踏上了艰难的科举征途。
命运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予郭嵩焘的是一个坦进仕途的机会。他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完全符合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培育人才的程式。而且，似乎是适逢其时般的，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命运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曾国藩曾经如是评论郭嵩焘：“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找到了用武之地。
太平天国的爆发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的命运。不可否认曾国藩日后的煊赫地位正源于此；谁能断言若不去镇压“长毛贼”，左宗棠能轻易摆脱“湘上农人”式的困苦生活；而后来的政坛巨擘李鸿章要是不凭此发迹，又会任职何处？当然，郭嵩焘此时也是幸运儿之一，为镇压农民起义积极奔走，献计献策，终于迈入仕途且加官进爵。
纵观郭嵩焘的一生，他的确是志大才疏。但这时候却是志高才卓。他是个好说客，先劝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大干一番，又硬是将生性刚烈、避乱山中的左宗棠“拉”出山来。曾、左二人的联手，使湘军的完全成型及领导集团的构建最终成为定数；他又是一个实干家，统兵作战，筹建水师，推行“厘捐”、“盐捐”、“劝捐”，哪一件不牵系着湘军存亡兴衰的生命线？他还是一位理论家，湘军集团的许多领文件、告示皆出于郭嵩焘的妙笔！
在湘军大帐中，笔者看到端坐在曾国藩、左季高、胡林翼身旁的郭嵩焘正用自信且略带骄傲的眼光环视着周围的诸位咸同英杰，“粮草、钱资、补给、水师、战术……哪一项缺了我，谁会玩得转？”
1864年夏季中的一天，天王洪秀全瘫坐在天王府的龙椅上，带着巨大的恐惧和无限的悔恨，他离开了人间去追寻“上帝”。刹时间，太平天国已群龙无首。洪秀全的死宣告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太平天国的运动史，另一个便是湘军的创业史。
缘于此，郭嵩焘离开了熟悉的湖湘苏浙战场，赴任北国。关于北上的原因，细想起来，的确耐人寻味。其一是曾国藩考虑到剿灭太平军后若湘军依旧保留原有建制，功高震主，引起猜疑，集团的尾大不掉之势若震惊朝廷，将会祸及整个湘军，因此主动请求裁军，郭嵩焘也从中游离出来。其二便是由于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郭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得到了中央的“赏识”，遂被纳入朝中任职。
北上后，郭嵩焘的生活、仕途大变。先是出任天津海防，转而管理山东海防，此间又办理过江苏事务，后来又一下子调往华夏的南端，也正是当时天朝大国的敏感部位——广东，担任巡抚大员一职。通过在沿海地区的长期任职，这位曾是镇压人民反抗起义的“高手”渐渐认识到自己一直用来升迁的资本和夸耀的凭借，当摆到洋人面前时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值一提。井底的青蛙由于涨水有幸跳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当它睁眼看世界时，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为了自强，为了求富，郭嵩焘开始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大力宣传先进科技知识。也就从此时起，他的人生悲剧也正式开场。
在天津，尽管郭嵩焘竭力辅佐僧格林泌，劝他修炮台，练兵勇，但这位自负的名将却并不把郭的知己知彼之言放在心上，吃败仗在所难免。郭嵩焘也因郁郁不得志而赴他地任职。
在广东，郭嵩焘不仅要耗气伤神地去收拾一个破坏不堪、问题重重的烂摊子，而且又要受到多年至交左宗棠的弹劾，本已烦得可以，又遭背后一刀，两人至此恩断情绝，反目成仇。不知此时站在海边，望着碧水蓝天的他，心中将是怎样一种滋味？说实话，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的参劾，实在是不义之举。郭嵩焘疏于行政管理的短处使他在粤的政绩平平，又成了左的矛头所向。作为多年挚友却不相互谅解，反而落井下石，这实乃左宗棠人生的一大污点。
这次，朝廷给了郭嵩焘一个体面的虚衔，“打发”他回乡闲居，把他长期“雪藏”起来。外面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乡亲，何况北方的横蛮，南粤的构谄，已让他身心俱悴，休整一下，倒不失为良方。郭嵩焘显然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的“下放”，并未心灰意冷，反而积极地在湖南开学讲课，著书立说，成就了一番文化功业。
也许连郭嵩焘自己也没料到，他在湖南一呆便是长长的八年。虽然他在这期间写下了许多闪烁智慧光芒的文章，培养了一批希望之才，但依笔者之见，实际上他亏了，亏大了！八年，对于一个官品不低且拥有一番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八年政坛的淡出意味着以往的一切已不复存在，其政治影响力的大为减弱，其政治敏锐感的急剧衰退，更意味着当他再次踏入官场时，已几乎无法认清前面的道路上布满的究竟是美丽的鲜花还是阴霾的陷阱！八年，对于一个政坛要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中会有几个八年？况且，他所处的时代已是外侵日亟、社会剧烈转变，瞬息万变的情况让当政者都应接不暇，隔绝在山间乡里的他八年中毕竟也会不自觉地减弱自己的政治观察力的，想起来，真可怕！
郭嵩焘是一位积极坚强的乐观主义者，淡视名利，锐意进取；而近代史却有意地为他编排了一出曲折艰辛的悲剧，千回百转，黯然凄沥。历史的年轮并不一定要按人们精心预设的轨迹去行驶，常常南辕北辙，反其道行之。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性、规律性所在吧。
1875年，英国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以这次事件为借口，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专一办理马嘉理案赴英道歉之事。消息传开，不只谩骂之声遽起，当时还有人集句为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他的湖南故乡，竟至于有人出于“义愤”要毁坏他的老宅，他的朋友也多劝说他辞谢使命，的确，“谢罪”并不光彩。但是，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出国考察和常驻外使节的制度，是中国顺应全球历史潮流的必由之路。在天下观念的熏陶下，国人对于触动这个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晚清的悲剧也正在于此。郭嵩焘勇于出使，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行为的实际影响。而且，在平定“发捻之乱”期间与抚粤任内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本身思想上固有的一些超前性思维，使郭嵩焘认定“意以为时难方艰，无忍坐视之理”，因为时局维艰之时，正是士人报效国家之时，而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更是方今要义。其实，早在1859年他就给咸丰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而且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来都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崇高理想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的策动下，郭嵩焘毅然接受了使命，即便这时保荐他的文祥已经去世，总署大臣沈桂芬等“不免上下抵牾，必挤去之而后已”，郭嵩焘仍然抱着“通察洋情”目的，怀着深入探究西学与西方制度人心的愿望，置世人白眼非难于不顾，以将近六旬之病躯踏上了七万里的慷慨之行。
1876年12月1日，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于当晚12点准时自上海虹口码头起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就此开始。
实际上，郭嵩焘此行原定乘坐法国轮船出洋，此次乘英轮出行，已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使团翻译马格里爵士在其日记中写到：之所以坚持要求使团搭乘英国轮船，乃是因为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各港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可以使得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见到的都只是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也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煌煌上国的理念其实也算不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与当时这位马格里爵士的“帝国即世界”的情结相比，我们的自豪感与现实的距离似乎更为虚幻，甚至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郭嵩焘在出国以前，已经有了“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的认识，但在开初刚到英国一个月的时候，他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可经过近一年的考察，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
郭嵩焘作为一名精通传统文化、熟谙中国旧政治，明了“洋务”内情的资深中国学者与政府公使，他比之早前亲历欧美并留有著述的许多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以对西方政教人心进行系统考察与比较研究。
早在1875年，出洋之前的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他比较了西洋与中国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个“本末之论”，究其实质，说明郭嵩焘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于“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为意，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仿效西方。这种主张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来“戊戌变法”的内容，此处，郭嵩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维新先驱。但两年的使西历程中的所见所闻，让郭嵩焘更进一步上升到“心性”层面并结合器物文明与制度文明这两个要素，开始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多层次思考。
在英国，郭嵩焘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历史。在其日记中，郭嵩焘将议会（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将市政厅翻译成买阿尔（mayor）衙门。
郭嵩焘对西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观察，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探究“泰西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孜孜于“富国”。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虚心向井上馨、马格里等人征询，了解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他还积极与英、日等官员反复讨论，日记中多见“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等类似记载，在得知英国税法规定，其所得税“俸人三百镑以上，亦一例输税”后，认为“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嵩焘颇为关注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情形。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得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结论，并且以为这比我们传统上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在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后，他认为“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衙门自选”的进步性，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适得其反”，从而否定了绵亘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论！
郭嵩焘还注意到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力陈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华夷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其中心内容便是：“内中国而外夷狄”，从来“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并且认为“道历千载而不变”，将中华文化直接等同于“道”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出使英国之前，郭嵩焘就已经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郭嵩焘对于西方的伦理教化有了更确切的认识，不禁顿觉锥心之痛：“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这里，郭嵩焘已经直接承认了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就连伦理教化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现在的实际情形居然反倒是西洋诸人视中国为野蛮半野蛮国家，所谓“夷夏之辩”于此竟有乾坤倒转之虞！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些都是郭嵩焘为开展理性外交，适应西方外交场合，继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理举措。如“败坏国教，不成体统”，说的是郭嵩焘以如夫人的名义举办茶会。原来郭嵩焘原配去世后，如夫人梁氏还未扶正。颇具个性的郭嵩焘硬是带如夫人出国。所谓“茶会”，实际是宴会或者晚会，根据欧洲外交惯例，新到一国的使节，需要以女主人的名义举办party，宴请各国驻该国使节。而郭嵩焘此次携如夫人梁氏西游，各国公使皆知。既然郭嵩焘已经参加过他们的茶会，理应回请。
但是，这件维护国体的事在国内却被拿来作为郭嵩焘的罪状。刘锡鸿后来背地里弹劾郭嵩焘令梁氏学英语、四处应酬，并令梁氏出入戏园，首先请客以开往来之端，云云。其实，此时郭嵩焘已萌生退意，正在向总署请辞。以梁氏名义举办茶会是其公使生涯的一个辉煌的结尾。这也是郭嵩焘冲击传统礼教的一枚重磅炸弹。在郭嵩焘的刻意安排下，梁氏成为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的悲剧在于他走在了历史的前面，他对西方的观察，超越了他的时代。洋务派的核心主张在19世纪80年代才最终被张之洞确立为“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路数，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文化和政治方向。而郭嵩焘的结论早就走出了“中体西用”的命题。他认为，李鸿章等洋务派只知道购买洋人兵器，或者派人学习制造兵器，“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在他看来，西洋文明先进之本首先在于其政治制度。在参观了英国的监狱、议会和新闻部门等机构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由此论之，郭嵩焘的主张其实不能完全算作洋务派的主张，而是带有强烈革命性暗示的主张。
当然，郭嵩焘和近代大多数官僚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简单地感叹和维护自尊的议论上，而是深刻的分析中西差别的背景，并最终走向文化意义上的自省。他发现，西洋文明的原动力，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外，还有学术和教育上的原因。
最终，郭嵩焘从观察者变为反思者，并进而由反思而怀疑中国政治，并且越来越激烈地走向对顽固的士大夫的沉痛鞭笞。他反对以夷狄之名来称呼西洋，呼吁承认现实。
郭嵩焘真正开罪国人的，不是小节行为，而是大胆议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著述中，盛赞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所谓“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赞叹西方富甲天下，船坚炮利，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感，因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华夏天下，礼教国家，是朝野人士惟一可以自恃自傲自卫自慰的，动摇了这一点，就动摇了国人的信念基础。但是，郭嵩焘的观点言论，恰好动摇了这一点，即中国处处不如人，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
有伤国体的真正含义，是有伤国人的观念。在国朝人眼里，西方人即使富强，也不过是些诡服异行的野蛮人，所谓“夷”、“外夷”、“逆夷”、“洋夷”、“夷人”。中国人即使屡遭战败，屡受屈辱，也不失天朝上国的尊严与体面。将西方夷狄化，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也关系到国朝政治秩序的安全，因为夷夏传统已成为天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了中国四夷的观念秩序，同时也就动摇了满清皇朝的合法性，尤其在大敌当前、灾祸连绵、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艰难时刻，就更不容动摇。郭嵩焘不见容于天下，可想而知。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三十多年了。后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朝野人士竟无动于衷，用林则徐的话说，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实际上，这并不是纯粹因为愚昧麻木，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所致。从林则徐感慨到郭嵩焘出洋，三十五年过去，国人已经知道，世界广大，天朝并不际天极地；西方强盛，商贸器物，无不胜出中华。但是，即使明白这番事理，人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旧是鬼夷模样。
流俗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郭嵩焘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说“夷狄之民，与吾民同”，而且更有甚者，说在西方眼里，中国才是夷狄，这样自然就触犯了众怒。林语堂曾经分析过中国人文化优胜的自豪感：“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惟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惟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惟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郭嵩焘却将这种文化优胜观颠倒过来。中国有华夏、夷狄、禽兽的世界观，西方则有文明、半文明、野蛮三分天下国家的世界观。在西方人看来，欧洲诸国，属于文明之邦，中国、波斯、土耳其这类国家，属于半文明国家，非洲则只有野蛮人。但让人伤心悲愤的是，中国还没人知道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没人觉悟到自己的半文明或半野蛮的处境。中国强盛时，视其他国家为夷狄，如今西方强盛了，也同样把中国看作夷狄，可惜中国人不明白这番事理。
而1875年前后，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郭嵩焘本人对其毕生的政治经历与遭际，一直都有着相当超脱的心态，特别是他那种对所守信念的自信和笃定，许多时候怕是要令今时自诩“现代”的人们所自惭。他曾自题小像：“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着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9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郭嵩焘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他死后的第三年，即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著名的甲午战争。洋务派建造的北洋舰队在这次海战中全军覆没。他死后的第九年，即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大批的农民喝了符水走上街头，去与洋人的枪炮进行殊死搏斗，这个悲剧的结果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又过了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武昌起义，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轰然倒塌。这个时候，假如郭嵩焘地下有知，不知道他将作何感想？不知道当初拼命打击郭嵩焘的那些死抱着老祖宗脚丫子不放的爱国贼又做何感想？
其实，郭嵩焘应当知足，这样的时代造就了他这样风格独特的先行者。从经世派的“后劲”，到洋务派的“中坚”，直至维新派的“先驱”，这即是生于1818年而卒于1891年的郭嵩焘凸现且与时俱进的人生与思想历程。他是一座桥梁，连接着“经世致用”、“洋务自强求富”、“戊戌维新变法”三条不断前进的坎坷路途，他又是一座界标，将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不同的思想脉络条分缕析，划分成序。他是上承经世，下启维新，洋务运动中似右实左的思想理论家。虽有几分悲凉，却已无限风光。
该受指责的应当是时代，不应是单单的某个人，集体的“失语”和群体的“无知”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的。个人的悲剧换来了时代的幸事。
在十九世纪六、七年代的中国历史大幕下，郭嵩焘孤独地进行着一场演出。对于时人，谁会来问津这充满“夷”味的剧目。显然，剧场里的座位上经常是空空如也，偶而会来几个捧场的，已属万幸。当然，光临此地的人究竟是来看戏或是把P股一放，做一场春秋大梦的，笔者不知道，郭嵩焘更不在乎，这几十年总是在一片骂声、指责声中度过，早已习惯了不容于世的感觉。
但是，当后代人重将这幕戏搬上舞台时，引来的却是阵阵不绝的惊叹声及冷静思考后啧啧不断的议论：黑脸？白脸？抑或是爱国的能人？敏锐的智者？好学的才子？软弱的孬种？也许这正是现实中的历史，它刻意地制造了郭嵩焘的人生悲剧。
“他的思想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而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钟叔河先生的话道出了郭嵩焘悲剧人生的实质，原来超前先进也有“罪”。
说实话，郭嵩焘一生值得悲叹的地方太多太多，是造化弄人？或是飞蛾扑火，引火上身？
面对他出生、成长直至老去的年代，笔者哭笑不得。他出生于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对于天朝来说，这已不是一个平静安定的日子。在中华大地的某个村庄的农田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农民们憎恨的目光；当他们望着炽热的烈日，望着豺狼般的官吏，望着仅有的粮食化作赋税，诅咒的声音从他们每个人的口中涌出。而在远隔万里的欧罗巴，使中国蒙受百年耻辱的一批批“坚船利炮”已经出厂了。
1840年，以鸦片命名的战争爆发了。自命不凡的天朝大厦的地基松动了，一块块陈砖碎瓦散落到地上，发出骇人的“啪啪”声，崩溃已在所难免。这时的郭嵩焘正值弱冠之年，风华正茂，好学上进。可惜，他也不能免俗地苦读经书，求取功名。国家虽有难，世局未大乱。御夷宜少谈，先把功名占。于是乎，他踏上了艰难的科举征途。
命运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予郭嵩焘的是一个坦进仕途的机会。他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完全符合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培育人才的程式。而且，似乎是适逢其时般的，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命运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曾国藩曾经如是评论郭嵩焘：“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找到了用武之地。
太平天国的爆发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的命运。不可否认曾国藩日后的煊赫地位正源于此；谁能断言若不去镇压“长毛贼”，左宗棠能轻易摆脱“湘上农人”式的困苦生活；而后来的政坛巨擘李鸿章要是不凭此发迹，又会任职何处？当然，郭嵩焘此时也是幸运儿之一，为镇压农民起义积极奔走，献计献策，终于迈入仕途且加官进爵。
纵观郭嵩焘的一生，他的确是志大才疏。但这时候却是志高才卓。他是个好说客，先劝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大干一番，又硬是将生性刚烈、避乱山中的左宗棠“拉”出山来。曾、左二人的联手，使湘军的完全成型及领导集团的构建最终成为定数；他又是一个实干家，统兵作战，筹建水师，推行“厘捐”、“盐捐”、“劝捐”，哪一件不牵系着湘军存亡兴衰的生命线？他还是一位理论家，湘军集团的许多领文件、告示皆出于郭嵩焘的妙笔！
在湘军大帐中，笔者看到端坐在曾国藩、左季高、胡林翼身旁的郭嵩焘正用自信且略带骄傲的眼光环视着周围的诸位咸同英杰，“粮草、钱资、补给、水师、战术……哪一项缺了我，谁会玩得转？”
1864年夏季中的一天，天王洪秀全瘫坐在天王府的龙椅上，带着巨大的恐惧和无限的悔恨，他离开了人间去追寻“上帝”。刹时间，太平天国已群龙无首。洪秀全的死宣告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太平天国的运动史，另一个便是湘军的创业史。
缘于此，郭嵩焘离开了熟悉的湖湘苏浙战场，赴任北国。关于北上的原因，细想起来，的确耐人寻味。其一是曾国藩考虑到剿灭太平军后若湘军依旧保留原有建制，功高震主，引起猜疑，集团的尾大不掉之势若震惊朝廷，将会祸及整个湘军，因此主动请求裁军，郭嵩焘也从中游离出来。其二便是由于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郭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得到了中央的“赏识”，遂被纳入朝中任职。
北上后，郭嵩焘的生活、仕途大变。先是出任天津海防，转而管理山东海防，此间又办理过江苏事务，后来又一下子调往华夏的南端，也正是当时天朝大国的敏感部位——广东，担任巡抚大员一职。通过在沿海地区的长期任职，这位曾是镇压人民反抗起义的“高手”渐渐认识到自己一直用来升迁的资本和夸耀的凭借，当摆到洋人面前时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值一提。井底的青蛙由于涨水有幸跳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当它睁眼看世界时，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为了自强，为了求富，郭嵩焘开始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大力宣传先进科技知识。也就从此时起，他的人生悲剧也正式开场。
在天津，尽管郭嵩焘竭力辅佐僧格林泌，劝他修炮台，练兵勇，但这位自负的名将却并不把郭的知己知彼之言放在心上，吃败仗在所难免。郭嵩焘也因郁郁不得志而赴他地任职。
在广东，郭嵩焘不仅要耗气伤神地去收拾一个破坏不堪、问题重重的烂摊子，而且又要受到多年至交左宗棠的弹劾，本已烦得可以，又遭背后一刀，两人至此恩断情绝，反目成仇。不知此时站在海边，望着碧水蓝天的他，心中将是怎样一种滋味？说实话，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的参劾，实在是不义之举。郭嵩焘疏于行政管理的短处使他在粤的政绩平平，又成了左的矛头所向。作为多年挚友却不相互谅解，反而落井下石，这实乃左宗棠人生的一大污点。
这次，朝廷给了郭嵩焘一个体面的虚衔，“打发”他回乡闲居，把他长期“雪藏”起来。外面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乡亲，何况北方的横蛮，南粤的构谄，已让他身心俱悴，休整一下，倒不失为良方。郭嵩焘显然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的“下放”，并未心灰意冷，反而积极地在湖南开学讲课，著书立说，成就了一番文化功业。
也许连郭嵩焘自己也没料到，他在湖南一呆便是长长的八年。虽然他在这期间写下了许多闪烁智慧光芒的文章，培养了一批希望之才，但依笔者之见，实际上他亏了，亏大了！八年，对于一个官品不低且拥有一番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八年政坛的淡出意味着以往的一切已不复存在，其政治影响力的大为减弱，其政治敏锐感的急剧衰退，更意味着当他再次踏入官场时，已几乎无法认清前面的道路上布满的究竟是美丽的鲜花还是阴霾的陷阱！八年，对于一个政坛要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中会有几个八年？况且，他所处的时代已是外侵日亟、社会剧烈转变，瞬息万变的情况让当政者都应接不暇，隔绝在山间乡里的他八年中毕竟也会不自觉地减弱自己的政治观察力的，想起来，真可怕！
郭嵩焘是一位积极坚强的乐观主义者，淡视名利，锐意进取；而近代史却有意地为他编排了一出曲折艰辛的悲剧，千回百转，黯然凄沥。历史的年轮并不一定要按人们精心预设的轨迹去行驶，常常南辕北辙，反其道行之。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性、规律性所在吧。
1875年，英国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以这次事件为借口，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专一办理马嘉理案赴英道歉之事。消息传开，不只谩骂之声遽起，当时还有人集句为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他的湖南故乡，竟至于有人出于“义愤”要毁坏他的老宅，他的朋友也多劝说他辞谢使命，的确，“谢罪”并不光彩。但是，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出国考察和常驻外使节的制度，是中国顺应全球历史潮流的必由之路。在天下观念的熏陶下，国人对于触动这个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晚清的悲剧也正在于此。郭嵩焘勇于出使，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行为的实际影响。而且，在平定“发捻之乱”期间与抚粤任内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本身思想上固有的一些超前性思维，使郭嵩焘认定“意以为时难方艰，无忍坐视之理”，因为时局维艰之时，正是士人报效国家之时，而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更是方今要义。其实，早在1859年他就给咸丰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而且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来都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崇高理想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的策动下，郭嵩焘毅然接受了使命，即便这时保荐他的文祥已经去世，总署大臣沈桂芬等“不免上下抵牾，必挤去之而后已”，郭嵩焘仍然抱着“通察洋情”目的，怀着深入探究西学与西方制度人心的愿望，置世人白眼非难于不顾，以将近六旬之病躯踏上了七万里的慷慨之行。
1876年12月1日，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于当晚12点准时自上海虹口码头起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就此开始。
实际上，郭嵩焘此行原定乘坐法国轮船出洋，此次乘英轮出行，已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使团翻译马格里爵士在其日记中写到：之所以坚持要求使团搭乘英国轮船，乃是因为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各港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可以使得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见到的都只是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也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煌煌上国的理念其实也算不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与当时这位马格里爵士的“帝国即世界”的情结相比，我们的自豪感与现实的距离似乎更为虚幻，甚至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郭嵩焘在出国以前，已经有了“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的认识，但在开初刚到英国一个月的时候，他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可经过近一年的考察，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
郭嵩焘作为一名精通传统文化、熟谙中国旧政治，明了“洋务”内情的资深中国学者与政府公使，他比之早前亲历欧美并留有著述的许多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以对西方政教人心进行系统考察与比较研究。
早在1875年，出洋之前的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他比较了西洋与中国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个“本末之论”，究其实质，说明郭嵩焘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于“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为意，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仿效西方。这种主张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来“戊戌变法”的内容，此处，郭嵩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维新先驱。但两年的使西历程中的所见所闻，让郭嵩焘更进一步上升到“心性”层面并结合器物文明与制度文明这两个要素，开始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多层次思考。
在英国，郭嵩焘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历史。在其日记中，郭嵩焘将议会（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将市政厅翻译成买阿尔（mayor）衙门。
郭嵩焘对西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观察，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探究“泰西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孜孜于“富国”。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虚心向井上馨、马格里等人征询，了解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他还积极与英、日等官员反复讨论，日记中多见“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等类似记载，在得知英国税法规定，其所得税“俸人三百镑以上，亦一例输税”后，认为“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嵩焘颇为关注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情形。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得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结论，并且以为这比我们传统上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在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后，他认为“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衙门自选”的进步性，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适得其反”，从而否定了绵亘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论！
郭嵩焘还注意到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力陈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华夷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其中心内容便是：“内中国而外夷狄”，从来“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并且认为“道历千载而不变”，将中华文化直接等同于“道”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出使英国之前，郭嵩焘就已经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郭嵩焘对于西方的伦理教化有了更确切的认识，不禁顿觉锥心之痛：“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这里，郭嵩焘已经直接承认了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就连伦理教化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现在的实际情形居然反倒是西洋诸人视中国为野蛮半野蛮国家，所谓“夷夏之辩”于此竟有乾坤倒转之虞！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些都是郭嵩焘为开展理性外交，适应西方外交场合，继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理举措。如“败坏国教，不成体统”，说的是郭嵩焘以如夫人的名义举办茶会。原来郭嵩焘原配去世后，如夫人梁氏还未扶正。颇具个性的郭嵩焘硬是带如夫人出国。所谓“茶会”，实际是宴会或者晚会，根据欧洲外交惯例，新到一国的使节，需要以女主人的名义举办party，宴请各国驻该国使节。而郭嵩焘此次携如夫人梁氏西游，各国公使皆知。既然郭嵩焘已经参加过他们的茶会，理应回请。
但是，这件维护国体的事在国内却被拿来作为郭嵩焘的罪状。刘锡鸿后来背地里弹劾郭嵩焘令梁氏学英语、四处应酬，并令梁氏出入戏园，首先请客以开往来之端，云云。其实，此时郭嵩焘已萌生退意，正在向总署请辞。以梁氏名义举办茶会是其公使生涯的一个辉煌的结尾。这也是郭嵩焘冲击传统礼教的一枚重磅炸弹。在郭嵩焘的刻意安排下，梁氏成为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的悲剧在于他走在了历史的前面，他对西方的观察，超越了他的时代。洋务派的核心主张在19世纪80年代才最终被张之洞确立为“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路数，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文化和政治方向。而郭嵩焘的结论早就走出了“中体西用”的命题。他认为，李鸿章等洋务派只知道购买洋人兵器，或者派人学习制造兵器，“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在他看来，西洋文明先进之本首先在于其政治制度。在参观了英国的监狱、议会和新闻部门等机构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由此论之，郭嵩焘的主张其实不能完全算作洋务派的主张，而是带有强烈革命性暗示的主张。
当然，郭嵩焘和近代大多数官僚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简单地感叹和维护自尊的议论上，而是深刻的分析中西差别的背景，并最终走向文化意义上的自省。他发现，西洋文明的原动力，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外，还有学术和教育上的原因。
最终，郭嵩焘从观察者变为反思者，并进而由反思而怀疑中国政治，并且越来越激烈地走向对顽固的士大夫的沉痛鞭笞。他反对以夷狄之名来称呼西洋，呼吁承认现实。
郭嵩焘真正开罪国人的，不是小节行为，而是大胆议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著述中，盛赞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所谓“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赞叹西方富甲天下，船坚炮利，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感，因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华夏天下，礼教国家，是朝野人士惟一可以自恃自傲自卫自慰的，动摇了这一点，就动摇了国人的信念基础。但是，郭嵩焘的观点言论，恰好动摇了这一点，即中国处处不如人，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
有伤国体的真正含义，是有伤国人的观念。在国朝人眼里，西方人即使富强，也不过是些诡服异行的野蛮人，所谓“夷”、“外夷”、“逆夷”、“洋夷”、“夷人”。中国人即使屡遭战败，屡受屈辱，也不失天朝上国的尊严与体面。将西方夷狄化，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也关系到国朝政治秩序的安全，因为夷夏传统已成为天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了中国四夷的观念秩序，同时也就动摇了满清皇朝的合法性，尤其在大敌当前、灾祸连绵、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艰难时刻，就更不容动摇。郭嵩焘不见容于天下，可想而知。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三十多年了。后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朝野人士竟无动于衷，用林则徐的话说，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实际上，这并不是纯粹因为愚昧麻木，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所致。从林则徐感慨到郭嵩焘出洋，三十五年过去，国人已经知道，世界广大，天朝并不际天极地；西方强盛，商贸器物，无不胜出中华。但是，即使明白这番事理，人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旧是鬼夷模样。
流俗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郭嵩焘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说“夷狄之民，与吾民同”，而且更有甚者，说在西方眼里，中国才是夷狄，这样自然就触犯了众怒。林语堂曾经分析过中国人文化优胜的自豪感：“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惟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惟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惟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郭嵩焘却将这种文化优胜观颠倒过来。中国有华夏、夷狄、禽兽的世界观，西方则有文明、半文明、野蛮三分天下国家的世界观。在西方人看来，欧洲诸国，属于文明之邦，中国、波斯、土耳其这类国家，属于半文明国家，非洲则只有野蛮人。但让人伤心悲愤的是，中国还没人知道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没人觉悟到自己的半文明或半野蛮的处境。中国强盛时，视其他国家为夷狄，如今西方强盛了，也同样把中国看作夷狄，可惜中国人不明白这番事理。
而1875年前后，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郭嵩焘本人对其毕生的政治经历与遭际，一直都有着相当超脱的心态，特别是他那种对所守信念的自信和笃定，许多时候怕是要令今时自诩“现代”的人们所自惭。他曾自题小像：“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着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9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郭嵩焘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他死后的第三年，即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著名的甲午战争。洋务派建造的北洋舰队在这次海战中全军覆没。他死后的第九年，即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大批的农民喝了符水走上街头，去与洋人的枪炮进行殊死搏斗，这个悲剧的结果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又过了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武昌起义，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轰然倒塌。这个时候，假如郭嵩焘地下有知，不知道他将作何感想？不知道当初拼命打击郭嵩焘的那些死抱着老祖宗脚丫子不放的爱国贼又做何感想？
其实，郭嵩焘应当知足，这样的时代造就了他这样风格独特的先行者。从经世派的“后劲”，到洋务派的“中坚”，直至维新派的“先驱”，这即是生于1818年而卒于1891年的郭嵩焘凸现且与时俱进的人生与思想历程。他是一座桥梁，连接着“经世致用”、“洋务自强求富”、“戊戌维新变法”三条不断前进的坎坷路途，他又是一座界标，将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不同的思想脉络条分缕析，划分成序。他是上承经世，下启维新，洋务运动中似右实左的思想理论家。虽有几分悲凉，却已无限风光。
该受指责的应当是时代，不应是单单的某个人，集体的“失语”和群体的“无知”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的。个人的悲剧换来了时代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