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末日——清朝最后五十年

第三节 如此大捷

　　1884-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是法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安南势力的一步步扩张，夺取对安南藩属权的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安南古称越南，分为三个部分：北为东京（即北圻），中为安南本部，南为交趾支那。它最早受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3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时期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所设的安南督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受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藩属国。但这种藩属关系的实质内容即是四年一次的礼节性朝贡。安南王国独立地统治越南，中国并不驻军保护，也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说如果安南受到攻击，中国必须派兵援助。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这种自古以来的关系受到了冲击，并最终被打破。法国和安南的渊源始于1787年安南内乱时请求法国援助的一纸《凡尔赛和约》，大革命结束，王政恢复后，法国企图在印度支那扩张它的势力。1862-1867年，法国吞并了交趾支那六省。1873年安南在黑旗军的帮助下打退安邺所带来的却是1874年灾难性的《西贡条约》，它使法国人获得了对安南的保护权、传教自由、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进行贸易的权力，对印度支那的占领也得到了承认。法国已俨然代替中国成为安南的宗主国。此时正忙于马嘉理事件和台湾危机的清政府，无暇从行为上对付法国人的这一挑衅，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这一条约。1882年12月20日，李鸿章与法使保海在上海签订协议，双方撤兵，两国共同保证安南的独立，“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中国设法使云南境内土物运往保胜畅行无阻……”，和平似乎可以恢复。然而殖民分子茹费里上台，并在国会通过远征东京的军费案，同时，黑旗军取得纸桥大捷，击毙李威利。这样，双方都已箭在弦上。1883年8月，法国借安南肆德王逝世，幼主继位之机，逼迫其签订了《顺化条约》，使1874年的《西贡条约》获得确认，安南成为法国的傀儡。清政府大惊，却竭力坚持对安南的宗主权。1883年12月至1884年2月，清军在山西、北宁被击溃，由此导致1884年5月11日的“李—福协定”签订。协定约明，“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由法国保护越南；在中越边境，“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云云。然而，在双方约定的退兵日期内，法军度日页上校那冒进的九百名妄图占领谅山的部队在北离被击败，对此事的谈判也因法方的无理要求而不了了之。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广西前线的清军在清政府投降路线的影响下，军心涣散，全线瓦解，镇南关为法国侵略军占领。法军统帅尼格里派人在废墟上插了块牌子，狂妄地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镇南关周围的中国老百姓针锋相对，在关上奋笔直书：“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热潮的激励下，以冯子材为首的爱国清军积极展开了抗法斗争。

　　镇南关大战是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军的一次战斗。1884年8月23日，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打破了清政府苟且偷安的迷梦。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命令陆路各军迅速向越南进兵，沿海各地加强戒备，严防法军侵入。

　　中法战争在海上和陆路同时展开。

　　海上战场。1884年10月，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强占基隆。

　　台湾守军在刘铭传指挥下退守淡水。孤拔亲率舰队驶抵淡水港外，炮轰淡水炮台，并派兵登陆，被守军击退，法军进攻受挫，改用封锁方法，孤立台湾守军。1885年3月，法军攻占澎湖。但当他们北犯镇海时却遭到中国守军的炮击。孤拔座舰也被击中，只得率舰队退往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陆路战场仍集中在中越边境地区和越南北部。1884年底，刘永福的黑旗军配合西线清军，围困占据宣光城的法军达3个月之久，城中法军几乎弹尽粮绝。但随着法国援兵的到来，宣光未能攻克。1885年2月，法国再次增兵越南，在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 redeI′Isle）指挥下，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2月23日，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炸毁关门。

　　由于潘鼎新的战败，清政府革去他广西巡抚职务，任命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领导镇南关前线的抗法斗争。最初李鸿章认为他年老体衰，不是法军对手，只给了他一个督办高、雷、廉、琼4府25州县团练的名义。冯子材在一无实权，二无饷源的情况下，几个月间，成立了9个州县的团练，其中他亲自挑选和训练的500名钦州练勇成为日后“萃军”的骨干。

　　同年5月，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冯子材主动上书，要求统率1.5万军队，从钦州进入越南东北的广安、海阳，开辟陆路第三战场。张之洞很欣赏这个建议，同意他编成18营军队，准备开赴越南作战。就在这个时候，冯子材率军赶到前线，毅然担负起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重任。行前，他祭别祖先，嘱托家人：万一军有不利，百粤就非我所有，要带家眷、奉香火驰归江南祖籍，永为中国民，免得受外人奴役。他还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准备万一战死沙场，好料理后事。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前线清军各部之间多存派系门户之见的情况，首先召集敌前诸将晓以大义，使各将领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各将领共推冯子材为前敌主帅，统一指挥协调各军的行动，这就为挽回败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当时，法军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已从镇南关退至文渊（关外15公里处）、谅山，准备组织新的进攻。

　　2月25日，冯军进驻凭祥，预备与法军决一胜负。尽管法国侵略军势焰正张，但不难看出他们面临许多困难：远离后方补给基地，失去了游弋于江河中的炮艇火力的支援，兵力也很薄弱，能战之兵只有四五千人。而清军这时已集结了包括大批生力军在内的部队2万余人，背靠后方补给基地——龙州，士气日渐高昂。

　　3月9日，法军一部企图绕过镇南关，经扣波进占艽封、牧马，威胁龙州。冯子材根据越南民众提供的情报，派“萃军”5营前往扣波，派苏元春和魏纲部前往牧马，阻住法军通道。

　　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马上召集各路将领开会，商讨对付法军的办法。他听说当地有个叫蒙大的人很有名，就亲自上蒙家村去拜访。冯子材请教蒙大有什么办法能打退法军。蒙大指着村外的山谷说：“这关山如同大鱼张口，法军孤军入关，插翅难逃，地形对我们是很有利的。”

　　根据当前敌情和镇南关周围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采纳了蒙大的意见，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为预设战场。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4公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1公里的隘口。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筑起一道长1.5公里、高2米多、宽1米多的土石长墙，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1米多深的堑壕，东西岭上修筑堡垒数座，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率所部9营扼守长墙及两侧山岭险要，担任正面防御；总兵王孝祺部8营屯兵于冯军之后为第2梯队；湘军统领王德榜部10营驻守在关外东南的油隘，保障左翼安全并威胁敌之后路；冯子材另以所部5营屯兵扣波，保障右翼安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营，屯兵关前隘之后2.5公里的幕府为后队；另有12营屯兵凭祥作为机动。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为了打乱法军的进犯计划，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3月21日，冯子材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占据的文渊，击毁敌炮台两座、毙伤法军多人，取得较大胜利。

　　清军的主动出击，使骄横的法军恼羞成怒。法军东京军区副司令尼格里上校决定不等援军到齐即发起进攻。

　　3月23日晨，法军1000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内，另以千余人屯关外东南高地为后继。上午10时许，入关法军以炮火为掩护，分两路进犯关前隘，攻占了东岭三座堡垒，并猛攻长墙。冯子材一面命各部迎战，一面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并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在丢失三座堡垒的危急关头，冯子材大声疾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守卫清军在冯子材的爱国热情鼓舞下，英勇抗击，誓与长墙共存亡，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率部赶到东岭参战，王德榜部也自油隘袭击法军，并一度切断了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子材守长墙，王孝祺部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冯子材还另调驻扣波的5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攻击，沿东岭、西岭、中路谷地猛扑关前隘。冯子材传令各部统领，无论何军何将，都不准后退，违者皆斩。当敌人逼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全军为之感奋，一齐涌出，与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惨烈。战至中午，中路法军败退。与此同时，陈嘉部、蒋宗汉部在东岭与法军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傍晚时分，王德榜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被占堡垒。这时，王孝祺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断绝，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退，尼格里只得下令撤退，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冯子材挥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歼敌千余人，重伤尼格里，取得重大胜利。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3月26日，冯子材率“萃军”和“勤军”出袭文渊，还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袭其右翼。文渊之敌本是惊弓之鸟，与冯军战不多时，头目中弹落马，余部溃散，冯子材乘势克复文渊州。

　　尼格里为了等待援军，挽回败局，决定固守谅山。他以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高地，以确保驱驴，屏蔽谅山，另以一部兵力配置在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留下老弱残兵驻守谅山城垣堡垒。冯子材深知清军攻击能力不强，待法军布置妥当，谅山便很难攻取，便与苏元春、王孝祺密商，定下“正兵明攻驱驴，奇兵暗取谅山”之计。3月27日，他派杨瑞山部间道夜行，散伏于谅山城外。28日，冯于材率各部分3路逼攻驱驴。下午，尼格里在激战中胸部负重伤，副手爱尔明加下令全军退往淇江南岸，清军乘势冲进驱驴。谅山守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一部分法军不得不泅水逃命，溺死很多，大批装备物资也委弃不顾。29日拂晓，杨瑞山部乘乱冲入谅山，法军残部狼狈逃窜。清军乘胜追击，至31日，尽复船头、郎甲以北的许多城镇。

　　镇南关之战，清军各部在冯子材的调度指挥下，密切协同，严密防守，与法国侵略军激战数日，打退了法军的进攻，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和干粮，取得了中法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法战争的形势，使中国反败为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爱国将领冯子材能够团结前敌诸将，在战前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局面，从而有效地集中了兵力，最后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全体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政治上导致了法国内部矛盾激化，迫使茹费理内阁倒台，在近代中外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月4日，中法签订“停战协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既不割地也不赔款的停战协定，它是冯子材及爱国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

　　然而，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胜利，就如同法军在北宁大败清军一样，皆非决定性的战略性转折。这仅仅是在边境上的胜利，整个北圻仍在法军控制之中；虽经此役，法军在安南的主力并未有伤，遭败的只是冒进犯关的部分法军，何况以后法国国会还进一步向越南增兵拨款。再者，此时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已从陆路转至海路，同时大捷的意义又被法军攻占澎湖所抵消。1885年3月21日，法兵舰窥台湾之澎湖据之，这一打击对清政府是致命的。“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而法军“得之则以塞援台之路而为水军停船之区”，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澎湖失陷，难怪李鸿章评论道：“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然而，传统教材总是大势渲染镇南关——谅山大捷，对此节却鲜有提之，乃至看到《中法新约》中法军撤出澎湖的内容颇感奇怪。

　　“清军在接连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反而与法国缔结和约，双方停战，这是清政府卖国外交的又一奇耻大辱。”这是各教科书中普遍流行的说法。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以思想认识论代替了政治外交论，不敢认同。相反地。《中法新约》的签订，以最小的代价遏制了法帝国主义的入侵危机，是清政府外交上难得的胜利。

　　首先从和约签订的国际环境分析。如前所述，《中法新约》的基本内容源自2月间金登干赴巴黎时的议和条款。当时，海路战场制海权受制于法，台湾被封锁不说，陆路战场清军在谅山、宣光、镇南关吃了大败仗，局面一片溃败。而《中法新约》的草约，4月4日由金登干代表清政府与法在巴黎签订的《中法停战条件》时，如前所述，中法一胜一败，且战局向着有利于法方的形势发展。对于战和的态度，在当时清政府纷谕各督抚、统将的上谕中的分析较为客观：“桂军复甫谅山，法军既占澎湖。冯子材等若不乘胜回师，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争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属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此时既已得胜，何可不图收束。”

　　可见，清政府分析了各种利弊，对整个战局的把握是比较客观的，并非盲目地妥协求和。不要忘了此时，除了在安南与法国周旋，在另一个清政府的藩属国——朝鲜，中国同样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威协。日本外务省有意勾结法国夹攻中国。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

　　让我们看看叫交战双方——中、法两国的实力对比吧。当时法国业已完成工业革命，虽受普法战争的影响，其国力仍是当时世界第二。就战时的1884、1885两年来看，法国的钢产量达到503000、504000吨，煤产量达到20024000、19511000吨，海上力量有孤拔海军上将率领的远东舰队，共有大小舰只20艘（约20000吨），其中多为当时先进的木壳巡洋舰、装甲巡洋舰。当时的中国，正值洋务运动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化刚刚起步。钢产量直至1910年仅有5011.3吨，尚不及法国1884年的百分之一。在越南的兵力（包扩黑旗军）共30000人，清军“武器残旧，尽是火药枪、长标、大刀，敌不过有开花炮和针枪的法军”，且“内部不齐，各归各的”甚至法军“派几个娼妓就能麻痹当时的北宁守将黄桂兰”，从而冲破原本严密的防线。军官贪污军饷，克扣士兵口粮，至今广西该地区还流传着反映此情况的山歌。再看海上，“闽仅有三轮分守福、厦、台，台、浙仅有两轮分守宁、温，江南兵轮仅三号可用，北洋只有两快船，有事未可远驾”。李鸿章对战前双方兵力有过精辟分析，认为清军陆路可敌而弱于海路及海陆配合：占据险要地方近身肉搏是我们的优势，但武器、操练不及法兵。战争就是在双方这样的实力对比中打响的。

　　镇南关大捷不能看作是战争对于中方的胜利转折，法军在更具战略意义的东南沿海战场占据压倒性优势。综上，至1885年3月底从整个中法战争的全局看，中国在陆上固然是暂时占优势，然而在海上，自马江海战后，中国一直未能扭转败势，制海权仍受控于法，孤立无援的台湾战事因澎湖的被占而险象环生。所以，中法两国面临的是同样的战局：陆、海两路，各自一胜一负。且陆路尚有变化，而海路战局已定。中国可以说是“不败”，但法军却也难说全然“不胜”。

　　此时，李鸿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显示了其高明的外交眼光，《中法新约》的签订，是纵观整个国际国内环境，以最小的代价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明智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清政府外交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