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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刺马案与湘军
同治九年（1870年），这座太平天国的前都城“光复”不久，百业未定。这年八月底，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决定举行“秋操”。秋操顾名思义就是在战马肥粮草足的秋天进行军队操演。马新贻总督此举在乱后江宁另有深意，朝廷欣然同意。
谁知，该月23日，江宁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在天光化日之下，在军队环绕之中为歹徒刺杀，一时间朝野震惊，举国倾注。同治帝喻之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慈禧太后惊问大臣：“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李鸿章若有所思地说：“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
这件被称为“刺马案”的大事件的版本很多。江宁官方向朝廷奏报的版本是这样的：
总督阅视操演原定是8月21日。但是这天突降大雨，总督只好推迟操演。第二天，也就是22日，天气转晴，两江总督马新贻于早晨徒步来到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亲自阅射。依惯例，总督阅射允许百姓参观。这是江宁的一大盛典。因此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贻一行来到总督署后院门外时，有马新贻的同乡，山东郓城武生王咸镇跪道求助。巡捕将其推走查问。马新贻继续前行，不几步，有人拦道喊冤。正当旁人想依例推开，谁知那人在队伍停后亮出一把明亮的匕首，直扑马新贻刺去。马新贻右肋中刀，跌下马呻吟。事后查明匕首刺进右肋，深至数寸。
跟随差弁一拥而上。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从容就缚。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清军将领是中军副将喻吉三。他喝令将凶犯捆缚到督署候讯，连忙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遇刺后，马新贻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在地上萎缩着身子。差弁、家人忙取下门板，将其抬进督署上房。等魁玉等闻讯赶到总督府探望时，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了。马新贻自知命将亡，挣扎着口授遗疏，令嗣子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贻失去语言能力，拖到第二天下午2时许死亡。
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江宁知府冯柏年、江宁知县莫祥芝、署理上元县知县胡裕燕、候补知府孙云锦、候补知府钱海永、候补知县沈启鹏、陈云选等先后轮流审讯刺客。刺客坦然供认名张汶详，河南人，只求速死，即使严刑也不吐露行刺缘由。
坊间的传闻叙述线索大致与之相同，但增加了一些细节。有人听到刺客在刺杀成功后高喊：“刺客是我张汶详！”又有人说张汶详当时口中不停地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有仰天狂笑等豪壮之举。更有消息灵通者说马新贻临死前曾对身前最宠爱的某妾说：“我误卿先，卿今误我也。”
《清史稿·马新贻传》因为篇幅限制，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只有一句话：“九年七月，新贻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贻，伤肋，次日卒。”可能朝廷觉得，与马新贻一生言行相比，遇刺一事大可淡化处理了事。
马新贻的一生的确很辉煌，少年科第、坎坷仕途，但终成官场正果。《清史稿》的官方简历是这么写的：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先后担任安徽建平知县，代理合肥知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马新贻先后参加了庐州巢湖战役、舒城战役，先后升任庐州知府（赐花翎），代理安徽按察使。在庐州战役中，马新贻因所部溃败印信丢失，被朝廷革职留任。咸丰九年、十年，马新贻母亲、父亲先后逝世，马按律应丁忧，为挽留。咸丰十一年，马新贻任候补道员，东山再起。因庐州战役、蒙城防卫战的功劳，先后出任按察使、代布政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七年，马新贻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同志勤政爱民，在任上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减浮酒，除陋习；奖廉能，惩贪墨；体恤寒儒，兴办实学，刊刻书籍等等。
同治帝接到江宁的600里加急后，实深骇异。马新贻是第一位在任上被刺杀的两江总督。朝廷对地方大员的保护，不遗余力。如果真的出了事情，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每一位官场中人都是官场的一枚棋子。在官场圈子里地位越高，牵涉的人与事越多。骤然落棋，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背后的利益、梯队、黑幕如何处理，对于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清王朝来说，刺马案棘手得很。
现存材料证明，朝廷懵了。在半个月后的9月9日，朝廷才做出正式反映：第一，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由江宁将军魁玉暂时兼职代理；第二，命令代理总督魁玉督促两江相关官员抓紧严讯，尽法惩办案犯；第三，因为南方不靖，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朝廷尤其关注张犯行刺的原由，严令江宁方面严刑熬审。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连连回奏“张犯刁狡异常”，“自知罪大恶极，所供各情一味支离”，张汶详只求速死。在魁玉主持刺马案审讯的阶段，最大的进展是对张汶详身世的调查大有进展。张汶详是太平天国分子，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的舅嫂罗王氏等都被擒拿到案。
一个多月时间里，案子进展很慢。朝廷对魁玉始终没有触及杀人动机的奏折非常不满。两江的官员们难道就真的不擅长审案吗？非也。陈功懋在《张文详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中透露自己祖父、参与会审张汶详的官吏陈镜题曾记载，张汶详供认马新贻在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时曾被太平军俘获。马新贻便衣混在乱军中，与一个叫时金彪的人一起释放。当时在座的审问官员大惊失色，书记们都不敢下笔。两江函文山西巡抚，将在山西的时金彪抓获，解向江南。陈功懋说存档的供词是经过审案官员删改的。
就在时金彪在押解过程中，朝廷下旨，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审理刺马案。身在河南的张之万9月25日收到吏部咨文，5天后即起身。10月7日，张之万抵达江宁。
张之万到江宁前，还是局外人，可能他觉得是个人发展、大展拳脚的机会，快马加鞭就来了。到江宁后，时金彪也从山西解到了。魁玉陪着张之万提讯了时金彪两次。每次都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参与审讯。但是这两次审讯都没有留下任何录供。
张之万是老谋深算之人。高手略一过着，就知道了水深水浅。作为空降的钦差，他清楚一个官场旋涡正在形成。马新贻简历中最大的波折是“庐州战役”。马部惨败，马又应丁忧，但因为巡抚、钦差等一再保荐，马新贻依然官运不错。江宁收复后，湘军出了大气力。当时两江一带，遍布湘军部队；南方各省，几乎为湘军所控制。然而朝廷平地一声雷，突然发表文官出身、功劳资历都不显著的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场又有传闻，说马新贻之前任闽浙总督，进京陛见请训期间，曾经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密谈。宫中盛传，马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朝服浸湿，惊恐万状。刺马案审讯至今，张之万不得不思考如何评价马新贻的问题了。马新贻背后的官场关系网、朝廷与马的关系、两江地区复杂的军政形势，都预示着刺马案的深不可测。
我们不知道作为“外来户”的张之万是如何完成从热心到冷处理的转变的。只是之后有人催促加快审讯进度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老奸巨滑的张之万不愿意去踩这趟浑水，他怕弄不好惹祸上身。这一点，他非常认同主持审讯一个多月而毫无进展的江宁将军魁玉。这位满洲人出身的八旗将军，地位之高依然采取了拖延敷衍的态度，更何况他张之万了。
于是张之万也慢慢地审，耐心地等，等待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到来。
从10月初到12月初的两个月时间里，张之万只是和魁玉联衔上奏，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要求追究防护失职之责。案子拖延不结，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朝廷自然也不满起来，在12月9日、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魁二人。
时已入冬，三个月前就出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是没有到江宁来。
张之万、魁玉二人熬不过，在12月12日抛出了《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折既无确凿证据，又无供词，最后用“尚属可信”四字结案，敷衍之意明显。朝廷批示“不足以成信”，并宣布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撤换张之完，一点情面都没给张之万留下。张之万琢磨这么久，虽然没有涉足浑水，依然是大败而归。
湘军领袖曾国藩在干什么呢？8月21日，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案发，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上谕，调他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感到愕然，急召幕府和丁日昌、毛昶熙密商。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候补道孙衣言等给他频频来函。10月5日他给魁玉去信询问：“刻下廷旨已饬张子青漕帅驰赴金陵，妥为讯办，未知渐有端倪否？”曾国藩密切关注江宁的一举一动。丁日昌更是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的消息。
回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来说有种难以言语的感觉。曾国藩刚处理了天津教案，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残民媚外”。回任两江，利在可以使自己脱身天津泥潭。但当初曾国藩正是因为湘军遍布南方各省，功劳卓著，人才济济，引起了朝廷的猜忌。所以不得不离开南方老巢，来紧挨着北京的天津任职的。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首席功臣之后，“功高镇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朝廷在收复江宁后即裁撤湘军、空降马担任两江总督。马死后，朝廷让保持低姿态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实质上是出于两江地区军政复杂，需要曾国藩这个实力派首领去控制乱局的考虑。这并不是信任，而是利用。
曾国藩并不起程，相反在9月2日他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向朝廷辞去两江总督的职位，并说自己健康恶化，视力衰退，要求连自己兼任的大学士也一起辞去。
朝廷自然不轻信，三天后答复：“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意思说，有病也必须去，谁让你是朝廷的支柱呢。
10月2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东间就任命一事专门召见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却在北京养起病来了。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1月1日再次召见他。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起程去江南啊？曾国藩说，快了快了。慈禧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心中大定，嘴上说，奴才谨记。
此时，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也擅自上奏，要求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这是因为舆论对刺马案的猜测，开始将凶嫌的矛头引到了他的头上。两江时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这是有根据的。同治八年10月5日，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逛妓馆的时候与丁日昌之子、知府丁惠衡，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将徐有得40军棍，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传闻到京，朝里也是沸沸扬扬。
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上奏：“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其子未知曾否到案，仍时往来该抚任所，臣所闻之言止此。闻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闻者亦非一人之言，其言时皆相顾叹息，及向根询，则皆畏累不敢尽言。臣思陕西僻在西隅已有所闻，江南必有确实公论，属吏或难兼采，京师相距较近，亦必有所传闻。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难悬揣。”
即使是两江的实权人物、湘军骨干，丁日昌此时也顶不住了。他急需“老大赶回来在罩着自己”。遗憾的是，在曾国藩赶来前，上谕已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朝廷借舆论之口，行抑制藩镇之实。丁日昌成了刺马案中落马的唯一一位湘军大将。
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的旅途。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也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等，等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到来。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平常只是接客聊天，翻看《阅微草堂笔记》。
时论有言：“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
同治十年1月7日，郑敦谨入宫请训，随即装束就道，驰赴江宁。随行有现任刑部郎中颜士璋等人。颜士璋将此行成书，名《南行日记》，成为此案的重要记录。日记记载郑敦谨一行星夜奔驰，时值大雪封路，坐轿难以行走，他们徒步涉雪而行。途中多人冻伤。2月18日江宁时众人衣衫褴褛，不堪入目。这一天正是大年除夕。
正月初二，雄心勃勃的郑敦谨即关门审案。连讯14天，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半个月中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未了，他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虽刚，但也不傻，马上明白此案子是不能深究的。对付这样情况的最好方法是尽快脱身，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装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3月19日，郑曾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比张魁的定拟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换汤不换药。一是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是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参加会审的一些官员认为过于潦草，拒绝在奏结上签字。郑曾二人便根本不提这些人参加会审一事。
拖延既久，江南既定，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3月26日，谕旨下达，准郑曾二人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建马新贻专祠。糊涂案既结，舆论依然沸腾。想来朝廷和民间都是确信其中大有隐情的。但对于风雨动荡的大清朝来说，安定远远比深究大臣的死重要。马新贻正处英年，骤然死亡，固然疑团重重，但总不能为了他去动摇大清江山吧。
《清史稿》写此事极简：“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鞫汶祥，词反复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籓覆讯，仍如原谳，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将张汶详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剜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于以抚恤，总算也没亏待了马新贻。
刚硬的郑敦谨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就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盘缠，他分文不收。随行的颜士璋收了湘军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一行人到江边，郑敦谨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走到清江郑敦谨就停了下来，打发颜士璋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实际上是发情绪。曾国藩于是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他，百般安慰，劝他回京赴任。朝廷迭下谕旨，命其回京。郑敦谨终以有病为托词，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回京的颜士璋在一个月后被调任兰州知府，不久回原籍赋闲。
张之万不久升任浙闽总督，但因为母亲年老，“乞养归。”直到光绪八年，他才被起为兵部尚书。恰好当时两江总督空缺，老年张之万调补为两江总督。遗憾的是，当时曾国藩已死，湘军四散，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刺马案在民间远没有结束。当时和之后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透露了很多马新贻被刺的原委。主流的观点是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心仪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又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诱杀了把兄弟。张汶详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马新贻实在是个渔色负友的禽兽总督。
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的确是带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去湘军大本营抑制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经营多年。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太平天国经营数十年，各种粮饷、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尽入湘军之手。为了灭迹，湘军又放火烧了几天几夜。中饱私囊后，湘军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太平军在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太平军既平，曾国藩和湘军在江南坐大就为朝廷所不容了。
于是朝廷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在同治七年朝廷又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马新贻没有自己的基本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后就遵循朝廷意思，组织自己的班底和军队。他以两江“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在短时间里编练了五个营，以亲信总兵刘启发督率。出自湘军的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指曾国藩）莫办。”而马新贻深犯其忌。
那么，马新贻的死幕后是否有湘军的影子呢？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帮会组织。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祥（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高拜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说：“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更为蹊跷的是，张汶详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杀死马新贻。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湘军将领还给张汶详立碑。马新贻也非善人，把柄不少。死后，有人抓住桃色绯闻和复仇凶杀清洁不放，将马退入道德败坏的山崖，既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也无人敢施援手。环环相扣，仿佛有高人暗中指使。《南行日记》直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像掩盖起来。后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第二章 天要变了
谁知，该月23日，江宁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在天光化日之下，在军队环绕之中为歹徒刺杀，一时间朝野震惊，举国倾注。同治帝喻之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慈禧太后惊问大臣：“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李鸿章若有所思地说：“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
这件被称为“刺马案”的大事件的版本很多。江宁官方向朝廷奏报的版本是这样的：
总督阅视操演原定是8月21日。但是这天突降大雨，总督只好推迟操演。第二天，也就是22日，天气转晴，两江总督马新贻于早晨徒步来到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亲自阅射。依惯例，总督阅射允许百姓参观。这是江宁的一大盛典。因此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贻一行来到总督署后院门外时，有马新贻的同乡，山东郓城武生王咸镇跪道求助。巡捕将其推走查问。马新贻继续前行，不几步，有人拦道喊冤。正当旁人想依例推开，谁知那人在队伍停后亮出一把明亮的匕首，直扑马新贻刺去。马新贻右肋中刀，跌下马呻吟。事后查明匕首刺进右肋，深至数寸。
跟随差弁一拥而上。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从容就缚。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清军将领是中军副将喻吉三。他喝令将凶犯捆缚到督署候讯，连忙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遇刺后，马新贻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在地上萎缩着身子。差弁、家人忙取下门板，将其抬进督署上房。等魁玉等闻讯赶到总督府探望时，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了。马新贻自知命将亡，挣扎着口授遗疏，令嗣子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贻失去语言能力，拖到第二天下午2时许死亡。
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江宁知府冯柏年、江宁知县莫祥芝、署理上元县知县胡裕燕、候补知府孙云锦、候补知府钱海永、候补知县沈启鹏、陈云选等先后轮流审讯刺客。刺客坦然供认名张汶详，河南人，只求速死，即使严刑也不吐露行刺缘由。
坊间的传闻叙述线索大致与之相同，但增加了一些细节。有人听到刺客在刺杀成功后高喊：“刺客是我张汶详！”又有人说张汶详当时口中不停地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有仰天狂笑等豪壮之举。更有消息灵通者说马新贻临死前曾对身前最宠爱的某妾说：“我误卿先，卿今误我也。”
《清史稿·马新贻传》因为篇幅限制，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只有一句话：“九年七月，新贻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贻，伤肋，次日卒。”可能朝廷觉得，与马新贻一生言行相比，遇刺一事大可淡化处理了事。
马新贻的一生的确很辉煌，少年科第、坎坷仕途，但终成官场正果。《清史稿》的官方简历是这么写的：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先后担任安徽建平知县，代理合肥知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马新贻先后参加了庐州巢湖战役、舒城战役，先后升任庐州知府（赐花翎），代理安徽按察使。在庐州战役中，马新贻因所部溃败印信丢失，被朝廷革职留任。咸丰九年、十年，马新贻母亲、父亲先后逝世，马按律应丁忧，为挽留。咸丰十一年，马新贻任候补道员，东山再起。因庐州战役、蒙城防卫战的功劳，先后出任按察使、代布政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七年，马新贻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同志勤政爱民，在任上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减浮酒，除陋习；奖廉能，惩贪墨；体恤寒儒，兴办实学，刊刻书籍等等。
同治帝接到江宁的600里加急后，实深骇异。马新贻是第一位在任上被刺杀的两江总督。朝廷对地方大员的保护，不遗余力。如果真的出了事情，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每一位官场中人都是官场的一枚棋子。在官场圈子里地位越高，牵涉的人与事越多。骤然落棋，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背后的利益、梯队、黑幕如何处理，对于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清王朝来说，刺马案棘手得很。
现存材料证明，朝廷懵了。在半个月后的9月9日，朝廷才做出正式反映：第一，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由江宁将军魁玉暂时兼职代理；第二，命令代理总督魁玉督促两江相关官员抓紧严讯，尽法惩办案犯；第三，因为南方不靖，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朝廷尤其关注张犯行刺的原由，严令江宁方面严刑熬审。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连连回奏“张犯刁狡异常”，“自知罪大恶极，所供各情一味支离”，张汶详只求速死。在魁玉主持刺马案审讯的阶段，最大的进展是对张汶详身世的调查大有进展。张汶详是太平天国分子，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的舅嫂罗王氏等都被擒拿到案。
一个多月时间里，案子进展很慢。朝廷对魁玉始终没有触及杀人动机的奏折非常不满。两江的官员们难道就真的不擅长审案吗？非也。陈功懋在《张文详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中透露自己祖父、参与会审张汶详的官吏陈镜题曾记载，张汶详供认马新贻在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时曾被太平军俘获。马新贻便衣混在乱军中，与一个叫时金彪的人一起释放。当时在座的审问官员大惊失色，书记们都不敢下笔。两江函文山西巡抚，将在山西的时金彪抓获，解向江南。陈功懋说存档的供词是经过审案官员删改的。
就在时金彪在押解过程中，朝廷下旨，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审理刺马案。身在河南的张之万9月25日收到吏部咨文，5天后即起身。10月7日，张之万抵达江宁。
张之万到江宁前，还是局外人，可能他觉得是个人发展、大展拳脚的机会，快马加鞭就来了。到江宁后，时金彪也从山西解到了。魁玉陪着张之万提讯了时金彪两次。每次都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参与审讯。但是这两次审讯都没有留下任何录供。
张之万是老谋深算之人。高手略一过着，就知道了水深水浅。作为空降的钦差，他清楚一个官场旋涡正在形成。马新贻简历中最大的波折是“庐州战役”。马部惨败，马又应丁忧，但因为巡抚、钦差等一再保荐，马新贻依然官运不错。江宁收复后，湘军出了大气力。当时两江一带，遍布湘军部队；南方各省，几乎为湘军所控制。然而朝廷平地一声雷，突然发表文官出身、功劳资历都不显著的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场又有传闻，说马新贻之前任闽浙总督，进京陛见请训期间，曾经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密谈。宫中盛传，马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朝服浸湿，惊恐万状。刺马案审讯至今，张之万不得不思考如何评价马新贻的问题了。马新贻背后的官场关系网、朝廷与马的关系、两江地区复杂的军政形势，都预示着刺马案的深不可测。
我们不知道作为“外来户”的张之万是如何完成从热心到冷处理的转变的。只是之后有人催促加快审讯进度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老奸巨滑的张之万不愿意去踩这趟浑水，他怕弄不好惹祸上身。这一点，他非常认同主持审讯一个多月而毫无进展的江宁将军魁玉。这位满洲人出身的八旗将军，地位之高依然采取了拖延敷衍的态度，更何况他张之万了。
于是张之万也慢慢地审，耐心地等，等待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到来。
从10月初到12月初的两个月时间里，张之万只是和魁玉联衔上奏，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要求追究防护失职之责。案子拖延不结，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朝廷自然也不满起来，在12月9日、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魁二人。
时已入冬，三个月前就出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是没有到江宁来。
张之万、魁玉二人熬不过，在12月12日抛出了《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折既无确凿证据，又无供词，最后用“尚属可信”四字结案，敷衍之意明显。朝廷批示“不足以成信”，并宣布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撤换张之完，一点情面都没给张之万留下。张之万琢磨这么久，虽然没有涉足浑水，依然是大败而归。
湘军领袖曾国藩在干什么呢？8月21日，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案发，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上谕，调他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感到愕然，急召幕府和丁日昌、毛昶熙密商。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候补道孙衣言等给他频频来函。10月5日他给魁玉去信询问：“刻下廷旨已饬张子青漕帅驰赴金陵，妥为讯办，未知渐有端倪否？”曾国藩密切关注江宁的一举一动。丁日昌更是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的消息。
回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来说有种难以言语的感觉。曾国藩刚处理了天津教案，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残民媚外”。回任两江，利在可以使自己脱身天津泥潭。但当初曾国藩正是因为湘军遍布南方各省，功劳卓著，人才济济，引起了朝廷的猜忌。所以不得不离开南方老巢，来紧挨着北京的天津任职的。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首席功臣之后，“功高镇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朝廷在收复江宁后即裁撤湘军、空降马担任两江总督。马死后，朝廷让保持低姿态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实质上是出于两江地区军政复杂，需要曾国藩这个实力派首领去控制乱局的考虑。这并不是信任，而是利用。
曾国藩并不起程，相反在9月2日他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向朝廷辞去两江总督的职位，并说自己健康恶化，视力衰退，要求连自己兼任的大学士也一起辞去。
朝廷自然不轻信，三天后答复：“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意思说，有病也必须去，谁让你是朝廷的支柱呢。
10月2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东间就任命一事专门召见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却在北京养起病来了。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1月1日再次召见他。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起程去江南啊？曾国藩说，快了快了。慈禧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心中大定，嘴上说，奴才谨记。
此时，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也擅自上奏，要求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这是因为舆论对刺马案的猜测，开始将凶嫌的矛头引到了他的头上。两江时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这是有根据的。同治八年10月5日，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逛妓馆的时候与丁日昌之子、知府丁惠衡，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将徐有得40军棍，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传闻到京，朝里也是沸沸扬扬。
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上奏：“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其子未知曾否到案，仍时往来该抚任所，臣所闻之言止此。闻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闻者亦非一人之言，其言时皆相顾叹息，及向根询，则皆畏累不敢尽言。臣思陕西僻在西隅已有所闻，江南必有确实公论，属吏或难兼采，京师相距较近，亦必有所传闻。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难悬揣。”
即使是两江的实权人物、湘军骨干，丁日昌此时也顶不住了。他急需“老大赶回来在罩着自己”。遗憾的是，在曾国藩赶来前，上谕已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朝廷借舆论之口，行抑制藩镇之实。丁日昌成了刺马案中落马的唯一一位湘军大将。
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的旅途。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也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等，等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到来。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平常只是接客聊天，翻看《阅微草堂笔记》。
时论有言：“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
同治十年1月7日，郑敦谨入宫请训，随即装束就道，驰赴江宁。随行有现任刑部郎中颜士璋等人。颜士璋将此行成书，名《南行日记》，成为此案的重要记录。日记记载郑敦谨一行星夜奔驰，时值大雪封路，坐轿难以行走，他们徒步涉雪而行。途中多人冻伤。2月18日江宁时众人衣衫褴褛，不堪入目。这一天正是大年除夕。
正月初二，雄心勃勃的郑敦谨即关门审案。连讯14天，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半个月中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未了，他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虽刚，但也不傻，马上明白此案子是不能深究的。对付这样情况的最好方法是尽快脱身，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装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3月19日，郑曾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比张魁的定拟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换汤不换药。一是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是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参加会审的一些官员认为过于潦草，拒绝在奏结上签字。郑曾二人便根本不提这些人参加会审一事。
拖延既久，江南既定，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3月26日，谕旨下达，准郑曾二人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建马新贻专祠。糊涂案既结，舆论依然沸腾。想来朝廷和民间都是确信其中大有隐情的。但对于风雨动荡的大清朝来说，安定远远比深究大臣的死重要。马新贻正处英年，骤然死亡，固然疑团重重，但总不能为了他去动摇大清江山吧。
《清史稿》写此事极简：“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鞫汶祥，词反复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籓覆讯，仍如原谳，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将张汶详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剜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于以抚恤，总算也没亏待了马新贻。
刚硬的郑敦谨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就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盘缠，他分文不收。随行的颜士璋收了湘军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一行人到江边，郑敦谨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走到清江郑敦谨就停了下来，打发颜士璋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实际上是发情绪。曾国藩于是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他，百般安慰，劝他回京赴任。朝廷迭下谕旨，命其回京。郑敦谨终以有病为托词，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回京的颜士璋在一个月后被调任兰州知府，不久回原籍赋闲。
张之万不久升任浙闽总督，但因为母亲年老，“乞养归。”直到光绪八年，他才被起为兵部尚书。恰好当时两江总督空缺，老年张之万调补为两江总督。遗憾的是，当时曾国藩已死，湘军四散，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刺马案在民间远没有结束。当时和之后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透露了很多马新贻被刺的原委。主流的观点是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心仪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又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诱杀了把兄弟。张汶详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马新贻实在是个渔色负友的禽兽总督。
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的确是带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去湘军大本营抑制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经营多年。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太平天国经营数十年，各种粮饷、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尽入湘军之手。为了灭迹，湘军又放火烧了几天几夜。中饱私囊后，湘军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太平军在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太平军既平，曾国藩和湘军在江南坐大就为朝廷所不容了。
于是朝廷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在同治七年朝廷又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马新贻没有自己的基本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后就遵循朝廷意思，组织自己的班底和军队。他以两江“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在短时间里编练了五个营，以亲信总兵刘启发督率。出自湘军的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指曾国藩）莫办。”而马新贻深犯其忌。
那么，马新贻的死幕后是否有湘军的影子呢？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帮会组织。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祥（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高拜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说：“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更为蹊跷的是，张汶详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杀死马新贻。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湘军将领还给张汶详立碑。马新贻也非善人，把柄不少。死后，有人抓住桃色绯闻和复仇凶杀清洁不放，将马退入道德败坏的山崖，既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也无人敢施援手。环环相扣，仿佛有高人暗中指使。《南行日记》直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像掩盖起来。后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第二章 天要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