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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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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庙堂危机
咸丰帝死后，朝廷立刻陷入了党争。党争在历朝历代都是为君者力行禁止的。咸丰自然也是，但正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之后的庙堂危机。
咸丰帝刚即位时，即按父亲道光皇帝的遗诏，封19岁的奕为恭亲王，恩遇超过其他诸王。这可能是道光皇帝对奕这个皇位竞争失败者的补偿，也可能是希望弟弟的才能能够辅助忠厚守旧的哥哥，匡扶大业。1852年，奕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人安徽，杀入河南，直逼直隶。在危机时刻，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奕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奕成为了掌握实权的亲王，威信日隆，在镇压太平军北伐期间“参赞军务，夙夜勤劳”，布防及时，为守卫京畿消灭北伐太平军立了大功。但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帝妒嫉奕的才干，又担心弟弟势力过大，就借口奕在其母丧期间为母争封，礼仪失当，于1855年罢免了奕新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统等要职，仍命在内廷行走。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于1860年8月逼近天津。9月18日，怡亲王载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等人拘留了英国使团巴夏礼等26名英国人和法国人13名。侵略联军决定向北京进攻。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咸丰帝逃往热河命奕留京议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奕，在大兵压境之下，代表清朝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当时的北京依然保留着政府框架，大批官员留守，京畿军事力量仍在，都受奕节制。咸丰皇帝西逃承德，却使自己防范的弟弟成为了拥兵在外、自成气候的亲王集团。
主持与西方交涉的奕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在西方近代物质成果面前大受刺激，立志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的道路。期间奕逐渐思想开明，转化为鼓吹洋务改革的首领。这下，奕集团拥有了独立的、相对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政策武器，足以在思想上与热河的宫廷相抗衡了。咸丰十年（1861年），奕建议并创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通商和外交事务。奕和桂良、文祥任总理事务大臣，势力更加强大。
这样清廷无形中产生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以奕为首，由在京的王公大臣组成。他们凭借总理衙门这一机构，掌握清朝外交大权，又逐渐经管通商、关税等事务，把握了清廷的财税大权。西方列强支持相对开明的奕集团。另一个是围绕咸丰帝，以肃顺为首的在热河行宫随驾的一班近臣组成，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双方在咸丰帝身前就在议和、回京、借师助剿等问题上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如果说亲王势力集团的形成有他的先天优势，那么权臣势力集团的形成背后，往往充满政治斗争故事。肃顺集团就是这样的。
肃顺，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一字豫庭。郑亲王端华异母弟，由宗室入仕。咸丰初以敢于任事渐受重用，地位不断升迁。历任正红旗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工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御前大臣，一时握有国相实权。宗室和外官多人前来依附，形成肃顺集团。
肃顺的兴起不是靠阿谀奉承，而是凭借干练刚毅而得来的。他的上升期正是清王朝在太平天国打击下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同时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矛头直指北京。朝廷可谓是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时刻，能者上，庸者下。当时的军机大臣诸人都是无能之辈，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如老中堂彭蕴章被外界戏称为“彭葫芦”。这样的大臣在国家危局，财政捉襟见肘之时自然难以胜任。年轻的咸丰帝就深感“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将军机大臣弃置一旁，起用勇于任事的肃顺。肃顺等人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改革财政、重用汉臣、训练乡勇等政策。
同时，肃顺的个人表现可圈可点。首先他为政务实，雷厉风行。为镇压太平天国，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胡林翼、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其次在对外，肃顺坚持国家主权利益，维持天朝尊严。他不畏强敌，奋起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肃顺在御前坚决主战。1859年，肃顺负责与俄使伊格那提也夫谈判。他严词拒绝沙俄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在谈判桌上，严厉斥责道：“一纸空文，毫无意义。”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肃顺随驾咸丰逃往热河，次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主管行政事务。
肃顺的上台与咸丰八年这一年关系重大。在这一年，肃顺趁“议约违旨案”和“戊午科场案”在派系林立、强手遍布的政坛里异军突起。
先说“议约违旨案”。在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着桂良、华沙纳前往议和。耆英也自告奋勇前往。咸丰帝出于对耆英的器重，想让他起“如桂良、华沙纳所许，该夷尤未满意，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奢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弥进京之请，则更妥”的角色。但被寄予厚望的耆英却擅自离开差次，“不侯旨回京”。也就是没等咸丰同意就回北京了。载垣、端华等抓住耆英违旨的把柄，奏请将擅自回京的耆英“讯明正法”。奕等复议，为其开脱，理由是“遍查律例，并无大员奉使擅自回京，作何治罪专条”，认为“量予末减，定为绞监侯”。按惯例，绞监侯是死缓，大员绞监侯往往一段时间后释放。当时肃顺“独具疏请”，认为耆英原本为“弃暇录用，委任办理夷务”，却“不顾大局，避而奔回”，假如以后“皆相效尤，畏蕙潜奔，成何事体”。肃顺等人坚持要求将耆英“立予正法”。最后咸丰帝朱谕耆英“自尽”。这件事情是咸丰生前，两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也显示了肃顺一派的政治力量。
咸丰八年，顺天府乡试科场考官舞弊，发生“戊午科场案”。这是清朝多次科举舞弊案中的一件。戊午年九月十六日顺天乡试揭榜。当时舆论哗然，因为不学无术的著名“票友”平龄榜上有名。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帝，揭露此次乡试有诸多舞弊行径，奏请立案审查。孟传金指出了此次科举主考和同考官相互推荐人选，各自取录，其中考取的平龄的考卷朱墨不符。咸丰帝当时正想严查官场腐败，下令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组成专案组。
平龄是旗人，在考试的时候还在外面登台演出，竟高中乡试第七名。载垣、端华等提审平龄。他支吾不清，不久猝死在狱中。复查平龄试卷的时候发现其墨卷内草稿不全，朱卷诗内有七个错别字曾被改过。之后专案组在圆明园的九卿朝房复勘全部试卷，发现有问题的试卷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的试卷错别字有三百多个竟然也高中进士。咸丰闻讯大怒，著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听候查办。
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非常关心此事，暗地访踪查迹，查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进士、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载垣、端华等马上传讯罗鸿绎，罗供认他为了考中，贿托兵部侍郎李鹤龄，乡试同考官浦安等。浦安还告诉他“柏中堂门丁靳祥”参与科场舞弊，牵出主考柏葰来。靳祥已随同柏葰之侄、分发甘肃知府的钟英离开京城，最后在陕西潼关截获归案，押回不久病死狱中。浦安、李鹤龄在审讯中将柏葰接受嘱托情节合盘托出。
咸丰九年二月，专案组上奏结案。其中力请将柏葰“拟斩立决”。柏葰，蒙古正蓝旗人，历任刑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典试戊午乡试不及一月就位迁大学士，旋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于柏葰为当朝大学士，两朝重臣，对他的处置成为科场案中最大的政治问题。
四大臣联衔上奏的当日，咸丰帝便在勤政殿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商议处置。各大臣鸦雀无声。咸丰帝本想对柏葰从轻发落。这时肃顺出来力争，认为科举是关系朝廷信义，士人典范，对柏葰“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咸丰帝最后以柏葰触犯科条，判斩立决。午后三时，肃顺与刑部尚书赵光奉旨赴市曹监刑将大学士柏葰斩首，柏葰成为有清一代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唯一大学士，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也被同时斩决。
浦安之前还供出自己在科场中曾闻及副考官程庭桂烧毁条子的情节。副考官程庭桂因此也受到专案审讯。程庭桂供出专案组成员、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之一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潘敦俨等都向场内递过条子，请托。兵部尚书陈孚恩因此自请开缺，为咸丰挽留。程庭桂也是道咸两朝重臣，对其如何论罪朝内也颇存争议。载垣等拟请将程庭桂父子斩首。最后咸丰帝将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七人分别革职，发配新疆。同时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因失察科场革职，陈孚恩、潘曾莹、潘铎等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级调用，李清凤病死免罪，同考官邹石麟、徐桐以更改朱卷被革职。
戊午科场案至此审结。
其间还有一个插曲。清代凡是一品大员临决之日，多加赦免，改斩为戍，这也是清朝自立国之初就沿袭下来的惯例。柏葰被绑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前也以为到时候咸丰一定会刀下留人，赦免死罪的。于是他叫家人打点行装，准备圣旨一到，就起解登程。没想到，咸丰拿他做了整顿吏治的榜样。
在整件事情处理上，肃顺利用了年轻了咸丰皇帝立志整顿吏治的决心，处死了柏葰。嘉道以来，吏治败坏，正如曾国藩所言：“京官办事通病大要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咸丰帝对此深恶痛绝，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出发，将一件科举舞弊案郑重其事地召开御前会议。戊午科场一案对整治科场积弊和肃清吏治确实收一时之效。《春明梦录》一书评论道：“京师场弊，自大学士柏葰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之后朝廷会试，纪律严格。士子入场时官员搜检片纸之字都不许带入。可惜肃顺辛酉断命后，科场旧习又沉渣泛起。
“议约违旨案”和“戊午科场案”的处理，肃顺自然有肃清吏治的考虑，但是更多的是借机排斥异己，打击顽固守旧派。两案发生时，太平天国运动摧枯拉朽的打击正令朝廷疲于应付，实力丧失殆尽。汉族官僚利用募勇办练，势力发展迅速。曾国藩及其湘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湘军的发展受到顽固派支持的政府的处处限制，处于既无军饷又无地方支持的地步。但严峻的形势又使得朝廷必须借重汉族实力派，放权地方，维护统治。当时以祁寯藻为首的旧贵族官僚集团对军人抱有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处处限制地方武装。彭蕴章、柏葰等都是严肃谨慎的顽固守旧派。而肃顺集团一开始就意见相反。他主张以汉制汉，务实执政。肃顺对曾国藩、胡林翼等多有支持。但是肃顺缺乏资历名望，其政策主张受到顽固守旧派的反对阻碍。而两案刚好为肃顺集团打击反对势力提供了最佳武器。之后，肃顺又通过咸丰九年户部宝钞案和十年何桂清脱逃案，先后打击了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和首席大学士彭蕴章。这些大案极大打击了当时的内阁和军机处的势力，进而削弱两大机构的实权。最高权力逐步由军机处转移到御前大臣肃顺、载垣和端华手中。咸丰九年十月，肃顺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年正月，授为御前大臣。
经历这一系列政治斗争，肃顺借助权位和咸丰帝的器重，力主重用湘军，大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平定太平军。曾国藩不久以兵部尚书衔任两江总督，并为剿匪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各省军务。虽然肃顺集团最终失败了，但政治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已经完成，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壮大，慈禧太后依然重用汉人，借助地方实力派执政。肃顺集团务实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变。
但是肃顺之人律己不严，律人过严，结果在贪污成风的官场造成人人自危。反对暗潮汹涌。在肃顺集团失败后，马上有人为戊午科场案翻案，要求重新评价该案，起用科场案中被革职官员，并明确请求为柏葰昭雪。同治元年正月，朝廷发布上谕，指出肃顺等人因与柏葰有私仇，借科场案擅作威福，致柏葰身罹重辟；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办案不力，降级调用；弹劾科场舞弊的孟传金被视为多事，发回原衙门。但慈禧太后也认为柏葰罪行确凿，不过行刑太重罢了。之后同治帝召见柏葰之子候选员外郎钟濂，加以抚慰。
这里的慈禧太后也是在同一时期崛起的第三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但真正让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由选秀女入选咸丰后宫，在残酷的后宫争斗中脱颖而出，并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
慈禧太后不是个简单的女人，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咸丰帝刚即位时，即按父亲道光皇帝的遗诏，封19岁的奕为恭亲王，恩遇超过其他诸王。这可能是道光皇帝对奕这个皇位竞争失败者的补偿，也可能是希望弟弟的才能能够辅助忠厚守旧的哥哥，匡扶大业。1852年，奕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人安徽，杀入河南，直逼直隶。在危机时刻，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奕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奕成为了掌握实权的亲王，威信日隆，在镇压太平军北伐期间“参赞军务，夙夜勤劳”，布防及时，为守卫京畿消灭北伐太平军立了大功。但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帝妒嫉奕的才干，又担心弟弟势力过大，就借口奕在其母丧期间为母争封，礼仪失当，于1855年罢免了奕新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统等要职，仍命在内廷行走。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于1860年8月逼近天津。9月18日，怡亲王载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等人拘留了英国使团巴夏礼等26名英国人和法国人13名。侵略联军决定向北京进攻。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咸丰帝逃往热河命奕留京议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奕，在大兵压境之下，代表清朝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当时的北京依然保留着政府框架，大批官员留守，京畿军事力量仍在，都受奕节制。咸丰皇帝西逃承德，却使自己防范的弟弟成为了拥兵在外、自成气候的亲王集团。
主持与西方交涉的奕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在西方近代物质成果面前大受刺激，立志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的道路。期间奕逐渐思想开明，转化为鼓吹洋务改革的首领。这下，奕集团拥有了独立的、相对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政策武器，足以在思想上与热河的宫廷相抗衡了。咸丰十年（1861年），奕建议并创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通商和外交事务。奕和桂良、文祥任总理事务大臣，势力更加强大。
这样清廷无形中产生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以奕为首，由在京的王公大臣组成。他们凭借总理衙门这一机构，掌握清朝外交大权，又逐渐经管通商、关税等事务，把握了清廷的财税大权。西方列强支持相对开明的奕集团。另一个是围绕咸丰帝，以肃顺为首的在热河行宫随驾的一班近臣组成，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双方在咸丰帝身前就在议和、回京、借师助剿等问题上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如果说亲王势力集团的形成有他的先天优势，那么权臣势力集团的形成背后，往往充满政治斗争故事。肃顺集团就是这样的。
肃顺，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一字豫庭。郑亲王端华异母弟，由宗室入仕。咸丰初以敢于任事渐受重用，地位不断升迁。历任正红旗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工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御前大臣，一时握有国相实权。宗室和外官多人前来依附，形成肃顺集团。
肃顺的兴起不是靠阿谀奉承，而是凭借干练刚毅而得来的。他的上升期正是清王朝在太平天国打击下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同时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矛头直指北京。朝廷可谓是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时刻，能者上，庸者下。当时的军机大臣诸人都是无能之辈，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如老中堂彭蕴章被外界戏称为“彭葫芦”。这样的大臣在国家危局，财政捉襟见肘之时自然难以胜任。年轻的咸丰帝就深感“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将军机大臣弃置一旁，起用勇于任事的肃顺。肃顺等人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改革财政、重用汉臣、训练乡勇等政策。
同时，肃顺的个人表现可圈可点。首先他为政务实，雷厉风行。为镇压太平天国，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胡林翼、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其次在对外，肃顺坚持国家主权利益，维持天朝尊严。他不畏强敌，奋起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肃顺在御前坚决主战。1859年，肃顺负责与俄使伊格那提也夫谈判。他严词拒绝沙俄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在谈判桌上，严厉斥责道：“一纸空文，毫无意义。”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肃顺随驾咸丰逃往热河，次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主管行政事务。
肃顺的上台与咸丰八年这一年关系重大。在这一年，肃顺趁“议约违旨案”和“戊午科场案”在派系林立、强手遍布的政坛里异军突起。
先说“议约违旨案”。在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着桂良、华沙纳前往议和。耆英也自告奋勇前往。咸丰帝出于对耆英的器重，想让他起“如桂良、华沙纳所许，该夷尤未满意，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奢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弥进京之请，则更妥”的角色。但被寄予厚望的耆英却擅自离开差次，“不侯旨回京”。也就是没等咸丰同意就回北京了。载垣、端华等抓住耆英违旨的把柄，奏请将擅自回京的耆英“讯明正法”。奕等复议，为其开脱，理由是“遍查律例，并无大员奉使擅自回京，作何治罪专条”，认为“量予末减，定为绞监侯”。按惯例，绞监侯是死缓，大员绞监侯往往一段时间后释放。当时肃顺“独具疏请”，认为耆英原本为“弃暇录用，委任办理夷务”，却“不顾大局，避而奔回”，假如以后“皆相效尤，畏蕙潜奔，成何事体”。肃顺等人坚持要求将耆英“立予正法”。最后咸丰帝朱谕耆英“自尽”。这件事情是咸丰生前，两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也显示了肃顺一派的政治力量。
咸丰八年，顺天府乡试科场考官舞弊，发生“戊午科场案”。这是清朝多次科举舞弊案中的一件。戊午年九月十六日顺天乡试揭榜。当时舆论哗然，因为不学无术的著名“票友”平龄榜上有名。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帝，揭露此次乡试有诸多舞弊行径，奏请立案审查。孟传金指出了此次科举主考和同考官相互推荐人选，各自取录，其中考取的平龄的考卷朱墨不符。咸丰帝当时正想严查官场腐败，下令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组成专案组。
平龄是旗人，在考试的时候还在外面登台演出，竟高中乡试第七名。载垣、端华等提审平龄。他支吾不清，不久猝死在狱中。复查平龄试卷的时候发现其墨卷内草稿不全，朱卷诗内有七个错别字曾被改过。之后专案组在圆明园的九卿朝房复勘全部试卷，发现有问题的试卷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的试卷错别字有三百多个竟然也高中进士。咸丰闻讯大怒，著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听候查办。
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非常关心此事，暗地访踪查迹，查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进士、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载垣、端华等马上传讯罗鸿绎，罗供认他为了考中，贿托兵部侍郎李鹤龄，乡试同考官浦安等。浦安还告诉他“柏中堂门丁靳祥”参与科场舞弊，牵出主考柏葰来。靳祥已随同柏葰之侄、分发甘肃知府的钟英离开京城，最后在陕西潼关截获归案，押回不久病死狱中。浦安、李鹤龄在审讯中将柏葰接受嘱托情节合盘托出。
咸丰九年二月，专案组上奏结案。其中力请将柏葰“拟斩立决”。柏葰，蒙古正蓝旗人，历任刑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典试戊午乡试不及一月就位迁大学士，旋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于柏葰为当朝大学士，两朝重臣，对他的处置成为科场案中最大的政治问题。
四大臣联衔上奏的当日，咸丰帝便在勤政殿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商议处置。各大臣鸦雀无声。咸丰帝本想对柏葰从轻发落。这时肃顺出来力争，认为科举是关系朝廷信义，士人典范，对柏葰“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咸丰帝最后以柏葰触犯科条，判斩立决。午后三时，肃顺与刑部尚书赵光奉旨赴市曹监刑将大学士柏葰斩首，柏葰成为有清一代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唯一大学士，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也被同时斩决。
浦安之前还供出自己在科场中曾闻及副考官程庭桂烧毁条子的情节。副考官程庭桂因此也受到专案审讯。程庭桂供出专案组成员、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之一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潘敦俨等都向场内递过条子，请托。兵部尚书陈孚恩因此自请开缺，为咸丰挽留。程庭桂也是道咸两朝重臣，对其如何论罪朝内也颇存争议。载垣等拟请将程庭桂父子斩首。最后咸丰帝将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七人分别革职，发配新疆。同时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因失察科场革职，陈孚恩、潘曾莹、潘铎等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级调用，李清凤病死免罪，同考官邹石麟、徐桐以更改朱卷被革职。
戊午科场案至此审结。
其间还有一个插曲。清代凡是一品大员临决之日，多加赦免，改斩为戍，这也是清朝自立国之初就沿袭下来的惯例。柏葰被绑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前也以为到时候咸丰一定会刀下留人，赦免死罪的。于是他叫家人打点行装，准备圣旨一到，就起解登程。没想到，咸丰拿他做了整顿吏治的榜样。
在整件事情处理上，肃顺利用了年轻了咸丰皇帝立志整顿吏治的决心，处死了柏葰。嘉道以来，吏治败坏，正如曾国藩所言：“京官办事通病大要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咸丰帝对此深恶痛绝，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出发，将一件科举舞弊案郑重其事地召开御前会议。戊午科场一案对整治科场积弊和肃清吏治确实收一时之效。《春明梦录》一书评论道：“京师场弊，自大学士柏葰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之后朝廷会试，纪律严格。士子入场时官员搜检片纸之字都不许带入。可惜肃顺辛酉断命后，科场旧习又沉渣泛起。
“议约违旨案”和“戊午科场案”的处理，肃顺自然有肃清吏治的考虑，但是更多的是借机排斥异己，打击顽固守旧派。两案发生时，太平天国运动摧枯拉朽的打击正令朝廷疲于应付，实力丧失殆尽。汉族官僚利用募勇办练，势力发展迅速。曾国藩及其湘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湘军的发展受到顽固派支持的政府的处处限制，处于既无军饷又无地方支持的地步。但严峻的形势又使得朝廷必须借重汉族实力派，放权地方，维护统治。当时以祁寯藻为首的旧贵族官僚集团对军人抱有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处处限制地方武装。彭蕴章、柏葰等都是严肃谨慎的顽固守旧派。而肃顺集团一开始就意见相反。他主张以汉制汉，务实执政。肃顺对曾国藩、胡林翼等多有支持。但是肃顺缺乏资历名望，其政策主张受到顽固守旧派的反对阻碍。而两案刚好为肃顺集团打击反对势力提供了最佳武器。之后，肃顺又通过咸丰九年户部宝钞案和十年何桂清脱逃案，先后打击了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和首席大学士彭蕴章。这些大案极大打击了当时的内阁和军机处的势力，进而削弱两大机构的实权。最高权力逐步由军机处转移到御前大臣肃顺、载垣和端华手中。咸丰九年十月，肃顺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年正月，授为御前大臣。
经历这一系列政治斗争，肃顺借助权位和咸丰帝的器重，力主重用湘军，大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平定太平军。曾国藩不久以兵部尚书衔任两江总督，并为剿匪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各省军务。虽然肃顺集团最终失败了，但政治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已经完成，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壮大，慈禧太后依然重用汉人，借助地方实力派执政。肃顺集团务实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变。
但是肃顺之人律己不严，律人过严，结果在贪污成风的官场造成人人自危。反对暗潮汹涌。在肃顺集团失败后，马上有人为戊午科场案翻案，要求重新评价该案，起用科场案中被革职官员，并明确请求为柏葰昭雪。同治元年正月，朝廷发布上谕，指出肃顺等人因与柏葰有私仇，借科场案擅作威福，致柏葰身罹重辟；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办案不力，降级调用；弹劾科场舞弊的孟传金被视为多事，发回原衙门。但慈禧太后也认为柏葰罪行确凿，不过行刑太重罢了。之后同治帝召见柏葰之子候选员外郎钟濂，加以抚慰。
这里的慈禧太后也是在同一时期崛起的第三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但真正让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由选秀女入选咸丰后宫，在残酷的后宫争斗中脱颖而出，并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
慈禧太后不是个简单的女人，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