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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春城易帜记
●龙云在香港引爆“炸弹”，蒋介石“炸”得弹跳起来，李宗仁召开紧急会议，卢汉有苦难言：“老主席尽给我穿夹脚鞋！”悲壮赴渝，带足了大烟泡，却原来是一笔“政治交易”。昆明暗夜。
绥远、新疆的易帜言和，为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的挽歌增添了两个乐章，他在大陆的地盘仅剩西南和华南的部分了。这便正如原任过国民党总参谋长、陆大校长、苏联大使等要职云南籍高级将领杨杰所形容的：
“国民党统治区么，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颈子，华南和西南则是两只蟒眼。现在，尾巴、身子、颈子全被人民解放军拿捏了，所谓身之不存，‘眼’焉能保？解放军正在朝这两只眼睛刺去！”
杨杰的形容，对蒋介石来说，的确是“恶毒”了些。所以，他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从速铲除杨杰”，毛人凤不负“重托”，指挥特务从昆明追至香港，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前夕——49年9月19日将杨杰刺杀。
当然，蒋介石要铲除杨杰，绝不仅仅是因为这几句“恶毒”话，最主要还是杨杰一向与他唱反调，甚至公开称“中共必胜，国民党反动派必败，”同时又利用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尊高地位策反，号称能策动的军队在西南便不下于20万，这自然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允！
同样的缘由，蒋介石极欲杀之而后快的另一个人物是云南的前主席龙云。龙云自48年12月8日从南京秘密逃往香港后，与中共频繁接触，不时发表对时局的评论，十分活跃。至49年8月15日，便和黄绍竑、刘建绪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及中央委员公开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反三民主义、反革命，主张拥护共产党。不久，他又令云南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向香港记者放了一颗“炸弹”：宣布“云南起义”。
这颗“炸弹”的确炸懵了一群人。
蒋介石是在台湾日月潭涵楼寓所里听说龙云的“云南起义”的，他一听便急了：“什么？他宣布起义？娘希匹的！娘希匹的！走，去重庆。”
8月24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匆匆飞重庆，在九龙坡机场一下飞机，便对涌上来的记者称：“今日之重庆，必将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接着，他在重庆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急电召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四个省的省主席到重庆磋商“西南反共大计”，想把西南经营成他坚固的反共基地。不过，也难怪蒋介石如此作想，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是凭借西南特殊的地理条件而阻住日本军队的继续进攻的，使他得以休养生息；如今，情状相似，他岂不想来个抗日战争第二？
与此同时，广州政府也进入了紧急状态。龙云在香港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李宗仁、阎锡山即在广州召开特别军事会议，提出要用武力改组云南政府，即令桂系部队入滇镇慑。其实，此用心李宗仁早有，还在6月份，他便借白崇禧华南军政长官的名义设立了“滇桂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委任张光炜为绥靖司令，进行“联防协剿”，不过，这是司马昭之心，人人都知道他是要行蚕食之计。现在，龙云在香港一发表声明，他倒真还多了一条口实，振振有词地说：
“请看今日之云南，竟是谁家之天下？”
接着，李宗仁指定云南籍立法委员蒋公亮、罗衡、马崇六等组成七人委员会，提出解决云南政局问题的三种办法：一、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迫卢汉下台；二、取消卢汉的军权，另派人指挥云南的军事，以挟持卢汉；三、派得力干员去改组云南政府，监视卢汉。李宗仁对云南有志在必得之势，遂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在第一种方案上画了一个圈。
这中间最难受的就是卢汉了，一个宣称要用武力解决，一个急电召示，哪一个都不是好玩的，他便把怨气倾在龙云头上：
“老主席倒好，吹牛皮不费力，可他妈给我穿夹脚鞋！”
不过，怨归怨，这夹脚鞋总是穿上了。他便采取躲的政策，躲过一天算一天。在他看来，重庆是无论如何不能去的，蒋介石还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前面有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老主席龙云自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一旦自己也如那样，还是变成了笼中鸟，池中鱼？所以，想法一定，他便不管蒋介石三番五次地来电催请，坚持称故不去。
蒋介石也急了，四个省主席见到了三个，唯最重要的一个怎么也请不动，便令自己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亲自去请。
8月29日，俞济时飞抵昆明。就在这天，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也打电话给卢汉的秘书杨适生，话中软硬兼施：
“你帮我转告卢主席，劝他来重庆。他和我感情不薄，来了我决尽地主之谊，对各方面负责；他若不来，后果恐怕难以设想。”
这一请一吓，果然有些用场。卢汉急了，连夜召省政府一班人和几个幕僚开会，讨论去还是不去的问题。这班“智囊”倒都说不能去，前面是虎穴龙潭。可是，不去怎么办？却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点可行的办法。卢汉气了，破口大骂：
“我原希望一旦有事，大家出来承担一下，现在面临这种局面，个个怕兮兮的，叫我咋个整？咋个整嘛？”
这些“智囊”们确实不知道咋个整，最后省府委员杨文清硬着头皮提出来说：“事情弄僵了不好，还是派人做代表跟俞济时一同去应付一下吧。”
卢汉倒也干脆：“那就派你去吧。”
8月31日，杨文清随俞济时飞重庆，第二天上午便给卢汉来了电话：“卢主席，不行啊，蒋委员长一定要你亲自来。”
卢汉一听又来了，心里不痛快，话就没好口气：“你就不能说我病重吗？你告诉他，我重病在身，不能成行。你是我的代表，有什么要他交给你带回来，我照办就是了。”
9月3日，杨文清返回昆明，向卢汉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一定叫他去，如不放心的话，可拿“太子”蒋经国作抵押。
岂料，杨文清的话还未说完，俞济时又飞到昆明来了，还拉着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肖毅肃，依然还是催促他去重庆。为达到目的，他们又导演了一幕，令蒋嫡系第26军军长余程万广发柬帖，邀请卢汉和昆明各界要员共百余人到昆明总商会吃饭看戏，却又派兵在总商会附近四处把守，作森严壁垒之势。卢汉果然见景生疑，认定是“鸿门宴”，借口要在家中宴请俞济时和肖毅肃，推动了余程万之约。与此同时，他又授意朱丽东拟了份呈述报告，说云南局势动荡纷乱，如卢汉离开恐生事端，且卢汉尚在病中，实不能亲往等等。
9月4日，俞济时再次无功而返。
但是，卢汉虽然推却了，心里却越来越虚空，他知道，蒋介石绝不会就此罢休的。果然，各种不妙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余程万的第26军由开远正向昆明移动，其炮口已对准昆明五华山和青山街卢公馆，坦克也已装填上了炮弹；李弥的第8军已由四川泸州向云南推进，先头部队已达威宁；刘伯龙的第89军也已由贵阳向云南推进，先头部队已达盘阳……
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很自然地加了一码。他叫张群再次打电话给杨适生：“这几天的情况你不知道吧？好，我告诉你，中央（指广州政府）已决定加派两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你告诉卢主席，不要真造成被动局面，总裁约他来渝面谈，为的是澄清外间误会，别无他意。”
像要配合张群的说法似的，又有传闻传来，说鲁道源的第11兵团（滇军）已集结在柳州一带，李宗仁正组织空运，不日即回滇……
卢汉真给整惨了，昼夜不眠，面容憔悴，唯靠猛吹大烟打点精神，也就免不得对龙云骂三道四：“戳嘛，戳嘛，戳个鬼！戳了一P股屎！你以为我怕戳？戳开了又与共产党联系不上，盲目起义，不把这地方整烂才怪。”
卢汉骂的倒也是实情，云南势小力微，决非国民党嫡系和桂系的敌手，且解放军在湘鄂一带，一旦举旗，谁来策应？
想来想去，卢汉觉得只有委屈求全：“牺牲自己，保存地方”，冒险往重庆一行了。
9月6日，卢汉黯然登上了飞重庆的飞机，这情形颇有些悲壮，他拒绝任何部属给他送行，又预先烧好了许多鸦片烟泡子带着，预备被扣时不渴烟瘾……
昆明城中，也四处贴出了他的安民告示：“本主席舍身为民赴渝！”
卢汉重庆之行的结果是颇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蒋介石除在机场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派了一大批如张群、黄少谷、蒋经国、肖毅肃、贺国光、晏玉琼等国民党要员迎接外，而且还在山洞林园官邸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一时间杯来盏往，亲热异常，似乎和他从来未曾有过什么不快。
当然，卢汉还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自己面子会有这么足，蒋介石这么做必定是有所图谋的。果然，宴会一结束，蒋介石便单独找他密谈，除提出要他把云南经营为“戡乱救国的后方基地”外，还具体提出了四点要求：一、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杨清田、安恩博、唐用九等一批造遥惑众，企图附逆的破坏分子；二、查封《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等一批报馆和一些大、中学校；三、改组云南省政府；四、从速消灭解放军“边纵”。
蒋介石提出的这几条，当然是他认为的云南的大“患”之所在，解放军“边纵”这种“匪患”自是无须说，事实上昆明号称“民主堡垒”，与他点的要“整肃”的这几处地方密切相关。就以参议会来说吧，都快变成共产党的参议会了，反征兵征粮征税有份；呼吁查办“李公朴、闻一多”一案主谋和驱逐云南警备司令霍揆章有份；支持“7·15”沉重举行大规模“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有份；驱逐蒋派去牵掣卢汉的何绍周有份；拒绝签署“联名讨共”的文电有份；反对银圆券在滇流通使用和反对蒋系、桂系军队入滇有份；请求肃清滇特务也有份；反对拆卸53兵工厂搬迁台湾还有份；可以这么说，云南的每一个大的反蒋运动，都有参议会的一份子，蒋介石焉能不忌恨？焉能不“整肃”？
卢汉当然清楚蒋介石这些行动计划对自己的影响，但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过，他也趁机提出了一些条件，如委任自己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归拨自己旄下，扩充云南的保安部队等。蒋介石也一一点头答应了。
于是，这一笔“政治交易”算正式成交。
9月8日，卢汉从重庆飞返昆明，他还没有进家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已率一大批特务乘一架专机在昆明机场徐徐降落，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也早等候在那里了。
徐远举一到昆明，立即成立了一个秘密整肃指挥部，下设三个组：一为行动组，以沈醉、周伯先为正副组长；一为审讯组，以周养浩、陈世贤为正副组长；另一则是总务组，以朱家才为组长。同时，调蒋介石的铁杆部队——宪兵第13团和刑警大队为整肃主力。
一个血风腥雨的日子逼近了。
9月9日夜9时半。身穿少将国服的沈醉在昆明刑警大队会议室召集百余名宪警特骨干进行行动前的训话，他一脸肃然，说：
“奉总裁命令，在昆明进行整肃，今天是行动的开始。现在昆明的情况极为复杂，共产党的活动很厉害，也很隐蔽，与共产党合唱的人不少，省参议会成了他们公开活动的场所，有的报社和广播电台也成了他们的喉舌，有的学校更是闹得不像话，可谓混乱至极了。为了肃清叛乱分子，整顿社会秩序，总裁下达了整肃命令，大家要认真执行，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查的查，该封的封，不要让一个叛乱分子漏网！”
10时正，大搜捕开始！霎时间，大街小巷军警林立，特务横行，昆明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武装警察在特务的配合下，手持逮捕令横冲直撞，按特务提供的名单和地址破门越墙地抓人，一批批民主人士与和平人士被野蛮地戴上了手铐，一些在省政府或重要部门工作的人员也未能幸免，如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省政府顾问马伯安，省教育厅主任秘书长李群杰，省参议员马伯周、万寿康、赵延康、张广兴、康良藩等。
宪兵则负责查封报社和广播电台。几个小时之内，《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大众晚报》、《西南风》、《现代晚报》、《大观报》、大观广播电台等十几家报社电台被查封，被捕的报社社长、电台台长、编辑、记者、职员达300余众。
第二天，又有十数家学校和工厂遭洗劫，被捕的进步的教师、学生、职工达400余众。
查封参议会果要“文雅”一些，在武装警察部队的监督下，先由省政府的一个科长宣读了一份由省政府颁发的公文，称“奉行政院转总裁命令，云南省参议会数月以来，言论逾越常规，违反戡乱政策，依照省参议会组织法第21条之规定，着即予以解散，依法重选”等，接着强令参议员们交出了所有的印信和文件。
参议会便是这样“文雅”地解散了。
正整肃间，蒋介石又派肖毅肃风风火火地赶飞昆明，主持滇境“剿匪”。肖毅肃一到，立即督促卢汉以绥靖主任的名义召集了驻滇中央军师以上军官、云南保安旅以上军官有省府委员等参加的“剿匪”会议。在会上，肖毅肃宣布了蒋介石限令三个月剿灭“边纵”的计划，并主持拟定了“剿匪”方案，以第89军负责陆良、曲靖以下，重点则以第26军为主力，配属云南第1旅，在开远设立“剿匪”指挥部，由余程万任总指挥，主攻“边纵”的圭山根据地……
肖毅肃牛皮口当口当：“不剿灭‘边纵’，我不回重庆！”
听了这话，卢汉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卢汉在做两面人。一方面，他接受了蒋介石的整肃要求，他不得不为之；另一方面，他又不敢开罪共产党，这总是个态度问题。所以，他只有前盼后顾，左右逢源。
整肃的当晚，他把昆明警察局局长曾怒怀和副局长李志正找去了，打听了特务布置整肃的情况，而后吩咐他们说：
“关于整肃问题，既和老蒋商定了，是要敷衍一下的。他们抓哪个，由他们决定，警察可以执行，但不要多事。要特别注意军统头目的动态，摸清他们来昆明到底想干什么？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接着，他叫人把安恩博找来，面对面地敲：“你可得小心点，他们就要开始动作了。军统的人说，老蒋已下令给沈醉，要暗杀了你，你赶紧躲一躲，过了这个风头再说吧。”
在“剿匪”方案完成后，他又立即密示内弟龙泽汇：“你去一趟山里，把‘进剿’军事行动图送给他们（指边纵），和他们商量个办法，最好叫他们暂时移开一下。再者，你也和他们说说我们的情况，有些事是不得已而为之。”
虽如此，卢汉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忧虑，谁知道共产党会怎么看待他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而进行的一连串动作？
事实上，中共组织是充分考虑了卢汉的处境的。9月中旬，边纵副政委郑敦在与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郑伯克、陈盛年秘密会晤后，潜入到中共地下党员席淑芳家里，约见了曾作为卢汉代表被派往北平去过的宋一痕，让宋一痕向卢汉转告了共产党方面对他的三条意见：
一、“9·9整肃”当然是错误的，借鉴于其迫不得已，可以既往不究。
二、必须保证被捕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起义的时间要事先通知一声。
卢汉听了这三条意见后，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张秉昌回滇，带着中共中央三条意见。龙泽汇会晤朱家壁，卢汉支援了“边纵”一把。宋一痕衔命进北平，周恩来就云南问题表态。卢汉迫不急待，认了个假共产党。龙云和卢汉倒划船。
中共中央明确争取卢汉起义是49年3月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东北军区：速从60军起义军官中选派得力的人选回滇，争取卢汉在滇起义。
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把圈定人选的任务交给了刘浩。
刘浩圈定了时任解放军第50军代参谋长的张秉昌。
张秉昌自29年始便在卢汉的手下当兵，之后排长、连长、营长，最后升至团长，在卢汉的手下干了十多年，和卢汉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且解放长春时，他又做过曾泽生和陇耀的策反工作，有过一些经验，当为合适人选。
4月上旬，张秉昌带着东北军区交给他的任务和陇耀写给卢汉的信从沈阳出发，5月初到天津，之后由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帮助购了一张英国商船票，经塘沽到达香港，又于5月5日乘飞机抵达昆明。
5月16日，张秉昌要陇耀夫人向卢汉报告了他回来的消息。
5月17日，卢汉要家庭秘书杨肇骧将张秉昌接到了卢汉公馆。
一见面，卢汉便突兀地问他：“你是怎么回来的？”
张秉昌笑笑，不作答。
卢汉是隐隐地猜着了几分的，说：“你把你们去东北的几个军的情况说一说吧。”
张秉昌便把滇军第93军锦州被歼、军长卢浚泉被俘及曾泽生率第60军在长春起义的前前后后都说了，又告诉他中共中央军委现在已正式把60军起义的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依旧任军长，白肇学任第148师师长，陇耀任第149师师长，李佐任第150师师长，起义部队基本原封未动等等。
卢汉听了声色不动，问他：“那你也是解放军军官啰？”
张秉昌又笑笑，不答。
“那他们有什么话带过来？”
张秉昌便把陇耀的信交给了他，并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对他的三条意见：
一、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要他立即表明态度；
二、对蒋介石采取敷衍态度，对边纵支援一些武器；
三、通过朱家壁的电台，直接与解放军总部联系。
卢汉听了，有些不放心，又问：“他们是不是有诚意？”
张秉昌点点头道：“这是东北军区首长亲自交代我的，从我接触看，他们说话算数，不放空炮弹。”
卢汉又问：“如果我想把卢浚泉要回来，他们会不会放？”
张秉昌道：“我认为只要你向他们提出来，是要得回来的。”
卢汉缄默了一会，叹息了一声：“唉，我到底不比你们，我是上了他们的战犯名单的。”
张秉昌看出了他的顾虑，说：“如果卢主席起义，就不是战犯而是起义将领了！即使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能说明问题，难道北平的傅作义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排战犯时，他的名次还排在您的前面，现在人家还不是共产党的座上宾么！”
卢汉点点头，之后用商量的口吻问：“你还是在我的部队里干吧？”
张秉昌求之不得，也点点头。
卢汉便给他安了个保安第11团团长。
恰这时，我东北军区为现身说法地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用资遣俘虏的方法，将经过解放军教育训练的在锦州战役中被俘的27名滇军团级军官遣回了云南，卢汉也一一把他们安排在保安部队里。
卢汉的确是心有所悟了。
卢汉一旦有了想法，最迫切的便是想了解共产党组织对他的态度。可是，共产党太神奇，平日看着满街似乎都是共产党，但一找起来又不见踪迹。找了几次错了后，他便对龙泽汇说：
“你到边纵去找朱家壁，这总不会错了吧？”
朱家壁也是云南人，30年考入中央军校（黄埔八期）武汉分校，和龙泽汇是同学。32年，他毕业分至滇军，在滇军训练团当教官，任职期间，他阅读了一批进步书籍，产生了投奔革命的想法，遂于38年以“学习军事”为由，脱离滇军前往延安，在那里很快地加入了共产党。这以后去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又受陈云、周恩来等派遣复返云南，经老同学龙泽汇推荐，到卢汉的滇军第1旅第2团第3营当了营长。45年初，卢汉出任国民党第1方面军司令。滇军扩编，卢汉又提他当了特务团团长。他便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接触滇军中上层将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揭露蒋介石企图吞并地方武装的阴谋，颇是活跃。不料，他的行为被国民党特务所觉察，一直密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个电报发给卢汉，卢汉很是恼火，把朱家壁叫去训了一通：我把特务团的重任交给你，你好好干就是嘛，管那些狗屁闲事！这不麻烦来了？卢汉训归训，却对他还是网开了一面，只把他关了个余月，便授意卢浚泉把他保出去了，复任他为第1方面军司令部二处的科长。但是，这时正是蒋介石强令滇军至东北参加内战的时节，他留在滇军显然是不太合适，便按照党的指示离开滇军返回昆明，不久在勒弥西山创建了人民武装游击队，后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他任边纵副司令员。据说，蒋介石听说他是黄埔八期的学生，很是生气过一阵子，“娘希匹”的不知骂了多少。
再说，龙泽汇自接受卢汉要他与朱家壁联络的任务后，便琢磨着怎么才能联络上，想来想去，想到了吴树桐。吴树桐也是黄埔八期的，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便弃甲经商，成了一自由人，倒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龙泽汇找吴树桐一说，吴树桐果然满口接应了，于是他以做药材生意为名，前往边纵的圭山根据地，找到了朱家壁，说：
“龙泽汇叫我找你，是卢汉的意思，希望你能到昆明走一趟，有要事和你商量。”
朱家壁因不明内情，不敢贸然答应，说：“我去昆明不太方便，最好请龙泽汇来一趟，何时何地见面，我们再具体联系。”
接着朱家壁又要吴树桐转告龙泽汇，今后联络可以直接找昆明晓东街的朱家壁的叔叔朱华。
这后，边纵党委向中共中央华南局汇报了这一情况。5月11日，华南局下达了“关于联络卢汉起义问题给滇桂黔边区党委的指示”，同意在卢汉反蒋起义时，以一部分武装配合卢汉的军队，消灭国民党，并明示要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会谈。
接到指示后，朱家壁约龙泽汇到寻甸磨盘寺会谈。
5月30日，龙泽汇秘密驱车来到离昆明130公里的寻甸羊街，将汽车停在羊街外面，由驻羊街的保安第10团团长夏际昌（东北遣返回的）陪同，在边纵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预约密谈地点。
朱家壁及边纵政治主任张子斋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因龙泽汇和朱家壁是老同学，说话就少了些拘束，他说：
“卢主席叫我来这里，是联系起义的事，他想早点行事，不知你们有什么要求？”
朱家壁先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华南局对卢汉起义的要求，接着说：“目前，我们边纵的武器弹药和服装、军毯都很缺乏，能不能转告卢主席支援一些？对了，最好再给一部电台。”
龙泽汇道：“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果然，龙泽汇返回昆明不久，卢汉便叫人给边纵陆续送来了武器弹药及物资，共计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子弹30余万发，手榴弹2000余枚，军服1万套，电台一部。
在这点上，卢汉还不算小气。
卢汉自从边纵处获得要他直接与北平解放军商谈的消息后，为人选问题大伤了一阵子脑筋，掂量来掂量去，足足掂量了一个月，最后才圈定了在香港的宋一痕，一个电报飞过来，称：“有要事相商，火速回昆。”
卢汉圈定宋一痕，当然有他的想法。宋一痕是早期的共产党员，26年便在昆明入了党，后因故脱了党，辗转到上海搞新闻摄影工作，38年投身于卢汉的北上抗日部队，在徐州突围时被冲散，之后几经周折，返回昆明托病休养，一直到46年。这时，他又萌生了到延安找党组织的想法，恰他的三妹夫潘朔端在海城率部起义，特务将他监视起来了，卢汉见他的处境危险，便派副官给他送了两张通行证、两张机票和一些旅费，把他和他的妻子送到香港去了。在香港，宋一痕很快和中共组织搭上了线，但他依然还是想去延安，在香港的中共组织负责人黄洛峰等便劝他留下来做卢汉的工作，又通过华南局负责人方方约见他，指出：“现在前方和后方一样重要，也许，你做云南的工作比去延安还有意义得多。”宋一痕便愉快地在香港留下来了，之后和卢汉常有书信联系，48年6月，他又秘密飞了昆明一次，和卢汉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并就有关起义的问题进行了商讨。这一次，卢汉之所以圈定了他，也是因为他既与中共组织有联系，又去香港两年多了，不为人所注意。
再说，宋一痕接到卢汉的电报后，果然火速飞到了昆明，一见卢汉的面便有些迫不急待地说：
“卢主席，蒋介石败局已定，是你为云南人作选择时候了！”
卢汉笑：“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
宋一痕也就觉到了自己突兀，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汉道：“我就是为这事叫你回来的，起义问题我考虑好长时间了，也和云南的老部下以复商议过，大家都愿意走这条路。有关起义的时间，起义的安排，得有人去联系，我就只有选你了，你身份隐蔽，没人注意你以前，你又参加过中共组织，条件比其他人好。”
宋一痕很痛快地答应了：“行，这事交给我吧。”
第二天，宋一痕带着卢汉亲自签名盖章的给中共中央信飞回香港，之后由中共中央华局派人护送，顺利地到达了水平。
在北平，朱德、周恩来、李克农、李维汉等领导人分别接见了他，对他代表卢汉来联系起义表示了热忱欢迎。不久，周恩来再次接见了他，就卢汉的问题说：
“你回去转告卢汉将军，我们对他走和平道路的积极态度是满意的，过去，他办过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但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向前看，只要他站到人民一边，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不过，他现在起义还为时过早，没有人民解放军的策应，很容易陷入四面重围，导致事败。所以，我们建议他在人民解放军入西南后举事，这样把握性大一些，同时，为了军事上配合的便利，我们将通过西南局派人与他联系。”
宋一痕带着中共中央的回复返回了昆明。
卢汉是有些迫不急待了。因为急，就在宋一痕赴北平的时间里，竟弄出了一桩假共产党员案。
事情是由报纸上一则消息开始的。6月中旬，《平民日报》和《正义报》同时刊登了“昆明桃源小学雷震宇突然被绑架，下落不明”的短讯，翌日，这两报又连续报道此案：“据本市治安当局称，雷震宇被捕，系调查组获悉他张铿等人，大肆招收匪徒，图谋危害治安，已一并解局讯办。”
报道后，云南大学一个叫何辰朔的学生找到国民党云南省第6行政区专员严中英，义正辞严地问：“为什么卢汉现在还在抓人？”
严中英知道这些学生的锋芒，谨慎地道：“抓人是警察局的事，卢主席并不一定知道。”
何辰朔马上接道：“那好，你要卢汉立即把张铿放了！他是中共的重要干部，卢汉正好以此向中共表态。”
严中英觉得事情非同小可，马上告诉了龙泽汇，要龙泽汇转报卢汉。卢汉听龙泽汇说了后，即打电话给警察局长王巍，说：
“你们在桃源小学逮捕雷震宇、张铿他们，社会影响不好，舆论说是非法绑架行为，赶紧放了吧，别搞得怨声四起。”
王巍对卢汉的话不得不听，又不想全听，便把雷震宇放了，却仍拘押着张铿。这可把卢汉惹火了，冲着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佴晓清道：
“妈的，这还了得，连个人都放不了！你立即带人马去警察局，看他放不放？”
保安司令部一动，王巍哪敢再吭半声，由他们把张铿提去，以无罪开释了。
这事约摸过去半个月，张铿和何辰朔主动找到了严中英的门上，带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又向严中英灌输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要他劝卢汉反正，走傅作义的道路等等。临走时，何辰朔再一次告诉严中英：
“张铿同志是中共的华南局派来的特派员！”
严中英又把这话告诉了龙泽汇，龙泽汇道：“张增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那边的情况会了解些，问问他吧。”
第二天，卢汉和龙泽汇把他在地方法院工作的张增智找去了，专门向他打听这个事，张增智道：
“雷震宇是我的亲戚，他原是边纵的译电员。那个张铿我不认识，但我在香港时听中共华南局的人说过，他们曾派人到昆明工作。”
既有此一说，卢汉便要龙泽汇和严中英与张铿接触一下，并谈一谈起义问题。
龙泽汇和严中英带着使命和张铿接触了，张铿给卢汉出了几个主意：一是翻印毛泽东的文章，供有关军政人员学习，统一思想；二是培养政治骨干，充实到保安部队去，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三是如湖南的程潜一样，成立“云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作为准备起义的核心组织。卢汉一听这建议，觉得甚是道理，便真干了。于8月1日在云南讲武堂旧址召开了“云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成立大会，推龙泽汇为书记兼军事组长，并通过了云南自救会宣言，规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自救会员的主要学习文件。同时，会议还特邀张铿作形势报告。张铿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政治讲到军事，口惹悬河，颇是令人耳目一新。
会后，张铿又向卢汉提出来，说中共有一位姓孙的重要负责人在成都，因目前昆明工作很重要，必须派一位高级官员作掩护，避开特务耳目，把这位姓孙的同志接过来，以利全面开展工作。
卢汉正觉没有中共领导人的具体指导，心中缺少主心骨。如今既然有这等好事，哪有不应之理？于是，他派李弥的第6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卓立和张铿派遣的一个叫陆浩的青年一同飞成都，去迎姓孙的中共领导人。
到成都，卓立住到旅馆，陆浩则住到张铿的岳母家去了。第二天上午，陆浩带着张铿的女人来见卓立，说昨晚去找过孙同志，孙同志因患肺病不愿去昆明。卓立颇感失望，仍要陆浩去做劝说工作。又过两天，陆浩复来见卓立，说孙同志的确病重，加之特务监视严密，是不能去昆明了。
卓立连孙同志的人影都没见到，只得悻悻地返回昆明，向卢汉交了差。
卢汉因为盼之心切，这一瓢冷水浇来，倒清醒了些，转而对张铿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怀疑，疑点就有了，地下党虽然活跃，可有几个像张铿这样出头露面的？地下党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程序和联络方式，又有几个像张铿一样直来直去，缺少章法的？再者，张铿号称中共华南局的特派员，可就起义问题从没听他转达过中共华南局的具体指示……
卢汉越想越不对劲，对龙泽汇说：“张铿是不是共产党，只怕很成问题，你们暂时不要与联系了。”
接着，卢汉要安恩博去向杨青田打听中共里到底有没有张铿这号人（杨青田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共老党员，后因历史客观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杨青田回答得很干脆：“我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
卢汉又要龙泽汇去见边纵的朱家壁，朱家壁听了前因后果后说：“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特务。”
恰在这时，卢汉也无意间从肖毅肃那里获知了事情的真相，说来，这事还真有点巧，早些时候，卢汉听了张铿办政训班的主张，便真让他主持在保安直属营营地办起来了，不料接管营地时，政训班的学员和直属营的人员发生了摩擦，由骂开始，至大打出手，竟打死了一个人。当时，这事是处理了的，却没承想会由此扯出另一大隐情。一日，肖毅肃来找卢汉闲聊，大抵说溜了嘴，话冲口而出：
“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接管营地就接管营地罢，竟打死人，做错了可不能不处理，再派一个得力些的来……”
肖毅肃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时已经迟了，刹口不及，但这的确把卢汉听得毛骨悚然，张铿竟是肖毅肃派来的政治特务！
既知道了内情，卢汉也就不客气了，派武装人员把张铿及有关人员全部“请”进省政府警卫营。
事后，卢汉还心有余悸，说：“严中英这个书呆子，害得我们差点在阴沟里翻了船！”
转而，卢汉又把怨气转到龙云头上：“都是老主席整的，害得我们盲人骑瞎马！”
龙云和卢汉是有过约的。
48年底，龙云逃出南京抵达香港后不久，卢汉硬任命龙云的老部将安恩博为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安恩博从南京至昆明赴任时，绕道香港去看龙云，龙云让他转告卢汉，要卢汉在省内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自己则在外负责与共产党联系，争取在解放军未渡长江前举事。
卢汉对龙云的建议未置可否。这倒不是他不相信龙云，他知道龙云与共产党的关系一向不错，还在抗战期间，便多次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过，后来又允许共产党在自己的滇黔绥靖公署城秘密开设了电台，联络达两年之久，一直到“五华山事件”发生后才撤掉。所以，龙云说他负责与共产党联系，这当不是一句虚言，但卢汉考虑云南远在后方，自己的嫡系部队寥寥，且四处受制于蒋系和桂系部队，如过早地打出起义牌，如何能圆场？
龙云见卢汉没有回响，于49年初又派自己的英文秘书持自己的亲笔信飞昆明和卢汉洽谈，言语措词简直是有些逼了。卢汉反复考虑了近一个月，提出了起义的三种办法：
一、自己称病辞职，保安恩博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直接受命于龙云起事；
二、龙云回昆明举事，自己去香港，走马换将；
三、仍是自己主内，龙云主外，但龙云要抑制龙绳曾、万保邦、龙奎恒等人，莫把地方搞烂了。
龙云得到卢汉的复信后，多少显出他的满意神态，立即复函卢汉，表示第一种方法不能同意，第二种方法则不置可否，唯对第三种方法加以赞溢，称“滇事由弟主持，外头接头由兄负责，当为万全之策”，又称“小儿只是心系云南，有股热情，如确有碍弟行事，我把他招回就是了。”
龙云称的“小儿”是指他的三儿子龙绳曾。说来，这又是龙云的一份“杰作”。他至香港后，觉得云南的武装是过单薄了一些，便要龙绳曾回去代他招集一些旧部，发展武装，策应起义。这龙绳曾也真够“儿子”的，说：
“我长这么大，父亲从来没有交过任务给我，这回叫我干，我决心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正因为此，龙绳曾一到云南，便亮出了“革命”旗号，拉出了大干一番的架势，又凭借龙云的余威，拉了原滇军60军军长万保邦等人，找卢汉要了一批枪支，打出了“共革盟”的旗号（“共革盟”取共产党、民革、民盟三组织各一字合成），组织了几千乌合之众，自己当荣不让地当了总司令。可是，他既不听共产党的，也不听卢汉的，独来独往，四处抢地盘，把云南搞得乌烟瘴气，使卢汉很生气。
当然，卢汉最生气的还是龙云，觉得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唯意气用事，也就不大理会他，依旧按自己的步子走路。
眨眼间，两个月过去了，解放军已过了长江，龙云在香港急得要命，连连跺脚：
“卢永衡不懂政治，不懂政治，把大好时机都错过去了！”
接着龙云派出几路人马到昆明游说卢汉：
5月1日，派秘书赵鼎盛；
5月7日，派五儿龙绳勋；
5月13日，又派老婆顾映秋。
各路游说的人马走马穿灯一样，弄得卢汉很气愤，一脸的厌恶神情：“他蹲在香港倒舒服，可以对我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派人逼债一样一个一个来逼我，现在把顾婆娘都整回来了，一旦闹出问题，谁他妈给我担？”
卢汉是真给逼急了，又历数龙云的种种不是：“他说叫杨耿光（杨杰）做余程万的工作，可杨耿光是什么人？说大话，吹大炮，我敢相信他？余程万是给他说来了，可我他妈才拿话试他一下，他就吓得跑到开远不敢来见我了。老主席还说给我联络共产党，可我他妈连共产党的毛都没有看见一根。他倒是派了龙绳曾来了，和万保邦他们一起抬着他的老牌子搞什么‘共革盟’，闹个乌烟瘴气，这些事难道他就不知道个轻重？我多次说过的，要他在香港同共产党谈好，派个真正的共产党代表来，这才像个办事的样子！”
安恩博有幸听了卢汉这通牢骚，他觉得也不无道理，就打了比喻：卢汉好似在滔滔江水中渡江的，龙云就好像在岸上舞手指挥的，两人心情各各不同，岸上指挥的心情迫切，船上掌舵的人则心情沉重，因为他还有一船人安危，是丝毫慌乱不得的。也正因为有这一比喻，安恩博让来游说的赵鼎盛转告龙云：
“目前，找组织关系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卢汉自己派人去找了，我希望老主席还是快些派个人来。”
话带过去不久，龙云回信了，说：“中共华南局已指定一位姓李的在昆明和你们联络。”
安恩博把这话告诉了卢汉，卢汉便等，可好久不见人来。安恩博就又去信催，结果龙云回话道：“革命是个人自己的事，难道要毛泽东递把刀给你们拿着才算数么？”
这下把卢汉肺都气炸了：“他成心来找我开心是不是？”
卢汉一气，也就下了着狠棋，指挥保安部队对“共革盟”来了个大围剿。几天功夫，那帮乌合之众或被击溃，或被俘虏，作了鸟兽散。
龙云也有他的：你不是迟迟不愿动手么？便干脆在香港宣布了“云南起义”。
卢汉又给弄得灰头灰面，最终还闹了一场“冒险赴渝”的“苦肉计”。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云南热闹拥挤。卢汉称病戒烟，事实上部署“兵变”。周体仁、林南园出使香港，卢汉完成心愿，哈哈大笑：“国旗，当然升新国旗！”
毛泽东是49年10月19日正式下达向西南进军的命令的。
11月初，我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和第4野战军两个军在完成湘鄂边区战役后，秘密突入到川东地区，在南起石柱、北至巴东的约千余里的地段上突然向川东之敌发动了全面攻击。与此同时，我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则从湘南边境出发，以迅猛的动作进入贵州境内，在攻占了镇远、三穗等地后，向贵阳、遵义等地急速推进。
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全面展开了。
11月15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攻克贵阳，贵阳之敌大部被歼。
11月16日，突兀川东的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向西突进至乌江东岸，将宋希濂的第14兵团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
为迅速歼灭川境敌人，在贵州的我第3兵团一部从川南地区入川，另一部则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强渡乌江，向川中和重庆推进，与第二野第5兵团对四川之敌形成了大合围之势。
敌人全线崩溃了，各自奔逃，全然不顾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分化敌人，刘伯承、邓小平以西南最高指挥员的名义，于11月20日向川黔滇康的敌人发出了“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忠告，奉劝敌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或投诚。
国民党军一溃退，云南就热闹了。蒋介石的部分军事指挥机关及残余部队沿着川滇公路、滇黔公路、滇康公路纷纷入滇。关麟徵的陆军总司令部，黄镇球的联勤总司令部，张镇的宪兵司令部和炮兵军官学校，晏玉琼的空军第5路司令部，贵州省的残余机关……这些机关一入滇境，便争先打昆明的主意，最少也想在昆明设营建点。于是，找卢汉要东西、要地皮的残兵败将如走马灯似的，卢汉是能推的就推，能缓的就缓，实在弄烦了，便干脆宣布休假半个月，不再到五华山办公，称要“闭门居家治病断烟”云云。
当然，卢汉绝非是治病戒烟，也不仅仅是躲人，更主要的是形势已刻不容缓，他要对起义做最后的准备了。
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军队。
早在一个月前，卢汉为扫清障碍，便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将整肃时由贵州入滇的国民党第89军“请”回贵州，将蒋介石嫡系第8军和第26军分别调滇东和滇南担任防务；接着，他又将这几个军的直属部队和后勤部队统统赶出昆明。
搬完这些障碍后，卢汉便考虑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安排了。就在称病期间，他将第93军从安宁、呈贡、嵩明等地全部调至昆明市区；将第74军从大理、保山、剑川一直调到昆明附近的楚雄、禄丰一带，并将其第5团直接调驻昆明，归属第93军指挥。
至此，他的军事部署告完毕。
与此同时，他又设立了昆明警备司令部，任命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佴晓清为昆明警备司令，人事处长许义浚为副司令，直接听命于自己，统管市区的宪兵和警察。事实上，这就算抓牢了昆明市的控制权，同时也为抑制国民党特务打下了基础。
办完这几件事，卢汉便决定与中共中央华南局直接联系，举行起义行动了！
为此，他请周体仁充当他的“特别使者”。
周体仁是卢汉在云南讲武堂时同学，北平解放时，他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司令，自是和傅作义一道起义了。
起义后，朱德和叶剑英因在云南讲武堂就曾和他相识，故对他比较关照，曾让他协助改编北平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之后，叶剑英又想留他在北平工作，但他提出来，自己是云南人，云南尚未解放，想回去做卢汉的工作。时值中共中央正布置争取卢汉的工作，顺理成章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49年9月，周体仁打扮成南洋风度的商人模样，从天津上船绕道香港，再从香港悄然返回昆明。
在昆明住定后，周体仁为保密起见，根本不与外交际，唯找了熟识的龙泽汇，又从龙泽汇的口中，获知卢汉已准备起义，这才在龙泽汇的安排下和卢汉进行了密谈。
首先，他向卢汉转达了朱德、叶剑英对卢汉的期望；接着，他结合自己亲身参加北平起义的事实，向卢汉讲北平起义的详细经过，讲傅作义思想反复的前前后后，讲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卢汉听得感慨万千，说：“傅作义带的兵比我的多，所在的地方比我富，他尚且要投奔共产党，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起义？”
卢汉当即和周体仁约定，一待起义时机成熟，即请他和中共中央联系，争取一致行动。周体仁欣然同意。
现在这个时机终于到了。
为表示自己对起义的诚意，卢汉又派财政厅林南园作自己私人代表和周体仁一同去完成这项特殊使命。
12月3日，周体仁和林园先后到达香港，之后一同去拜会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向张铁生转达了卢汉准备近期起义和起义的四点要求：
一、起义部队接受中共中央的改编；
二、云南的军政人员经过训练后请量材录用；
三、请中共中央派要员来滇主持部队改编及军政人员训练事宜，处理与云南地下党的联系；
四、起义后卢汉要有自由之身，希望能到全国各地转一转；同时请叶剑英将军转报中共中央，云南起义将于近期行动。请给予支援。
张铁生道：“我以为，卢汉将军这几点要求，基本上都在我党政策范畴之内，且起义后诸问题的处理，已有湖南程潜起义作先例，当可放心。但是，目前云南形势十分紧迫，希望你们转告卢汉将军，争取时间，尽快起义，赶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撤退到昆明前动手才好。至于支援问题，只要卢汉将军见诸于行动，中共中央一定会尽力的。”
拜会张铁生后，周体仁和林南园请中共华南局驻港人员购买了12月7日去广州的火车票，准备依原计划去广州晋谒叶剑英。但就在12月6日一大清早，张铁生派人到周体仁和林南园前住处，向他们转达了中共华南局的意见，说：
“你们要去广州见叶剑英将军，我们不反对，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昆明的形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兵分两路，一个人去广州见叶剑英将军，另一个人则速返回昆明，向卢汉将军转达我们的意见，尽快采取果断行动，否则贻误时机，会误大事。”
根据这一情况，周体仁和林南园当即决定由周体仁继续去广州，林南园则速返昆明向卢汉汇报。
卢汉是意识到了事情的紧急，就在派出周体仁和林南园的第二天晚上，他在公馆召开了杨文清、马瑛、佴晓清、龙泽汇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
“时不待我，眼下解放军进展神速，如果等他们进至威宁、盘县一带，我才起义的话，那就太没有价值了，我们提前吧。”
大家都赞同提前起义。
就在这时，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偕秘书周君亮等突然飞临昆明，想把国民党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搬迁昆明，如同抗战时期一样，以利于接受美援，建立反共基地。卢汉则声称云南民心浮动、局势混乱，实难应允。无奈，张群打电话给成都的蒋介石，蒋介石哼了一声，忽然说：
“你过来吧，叫龙泽汇也过来，谈谈云南的情况。”
卢汉知道这个情况后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支开李弥、余程万的好机会么？他对张群说：
“李弥、余程万也在昆明，他们对云南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不如叫他们和你一起去汇报吧。”
张群想了一会，终于点了点头。
12月8日，张群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飞往成都。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的住处接见了他们。他问道：
“卢主席的病断根了么？”
龙泽汇看了张群一眼，见张群正望着他，大抵是叫他回答，便说：
“好是好了一些，但瘾太大，还没戒彻底。”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又陡地话峰一转，对着龙泽汇问：“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怎么办？”
龙泽汇顺口答道：“我们遵照校长的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
“要是抵抗不住呢？”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
蒋介石明显生气了：“谁叫你们跑滇西的？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龙泽汇只图把蒋介石应付过去，也就不拔他的倒毛，顺着他说：“我们当然听校长的！”
蒋介石的神色这才缓了缓，接下去又是一通反共救国的大道理，龙泽汇权当听和尚念经，脸上还装着一脸虔诚的模样。
接见到晚饭时才结束。
晚上，张群给昆明的杨适生挂电话：“昆明的情况如何？”
杨适生道：“一切正常。”
张群不放心追问道：“真的一切正常吗？”
杨适生回答得很肯定：“真的一切正常。”
张群道：“那好，请你转告卢主席，明天我和龙泽汇他们返回昆明。”
杨适生嘴角一溢，露出一道笑纹：“我来接您吧。”
张群当然想不到，就在他挂电话时，卢汉正和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商定了：翌日起义。
说来，卢汉能迅即定下决心，与他及时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了有关，也与林南园及时带回了中共华南局的指示有关，有了中共组织的指示，他的主心骨算撑起来了。
12月9日，自是卢汉十分紧张的一天。一大早，他便叫杨文清和杨适生到机场去接张群，可是一直到下午4点半，他们才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
听说与张群同去的龙泽汇已同机安全返回，卢汉这才下达“兵变”命令。
令第93军第277师负责城区戒严；
令第93军第278师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文凹一线布防；
令第93军279师在金殿至长虫山一线全面构筑工事。
部队部署完毕后，卢汉又对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和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口述命令：
我们正式起义了，今晚9点，我召集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到这里开会，到时扣押他们！随行人员也一并扣押。你们一个负责室内，一个负责室外。
下完命令后，卢汉叮嘱道：“你们要特别注意沈醉，他枪打得准，又会武术，谨防吃亏。”
徐振芳、龙云青受令而去，作他们的布置去了。
卢汉又给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马瑛打电话：“你现在立即以我的名义拟一通知，说张长官召集，约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延世、童鹤龄、石补天今晚9时到我的公馆开会。你和龙泽汇、谢崇文的名字也列上，但无须来。”
接了卢汉的电话后，马瑛立即将通知拟好了；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下午9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先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
主任卢汉9时下午。这通知由绥靖总务处长何象尧亲自送达，并要列席者盖章认可。晚6时30分，列席者全部盖上了他们的印章。
所谓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了！
晚8时50分，卢汉公馆前渐见热闹，应邀出席会议的要员们一个个毫无戒备地走下了车：第8军军长李弥，军统云南组组长沈醉，宪兵西南区参谋长童鹤龄，宪兵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司令李楚藩，空军第5路军副司令沈延世。最后到的是第26军军长余程万和第26军193师师长石补天，他俩是坐一辆车过来的。
走进会议室，石补天未见卢汉，顿生疑心，便想开溜，对卢汉的副官杨治华说：“我肚子痛，先走了，开会有余军长在就行了。”
杨治华拦道：“稍等片刻，卢主任马上就到。”
石补天只好不情愿地落了座。
杨治华当即去报告了卢汉，卢汉说：“动手吧。”
接令，龙云青带着12名手持短枪的士兵冲进会议室，一声“举起手来”，把准备开会的几个人全都吼懵了，待反应过来，唯有乖乖举手一途了，唯李弥还似在梦中；
“你们搞什么鬼名堂呀？”
龙云青告诉他：“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了！”
绥远、新疆的易帜言和，为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的挽歌增添了两个乐章，他在大陆的地盘仅剩西南和华南的部分了。这便正如原任过国民党总参谋长、陆大校长、苏联大使等要职云南籍高级将领杨杰所形容的：
“国民党统治区么，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颈子，华南和西南则是两只蟒眼。现在，尾巴、身子、颈子全被人民解放军拿捏了，所谓身之不存，‘眼’焉能保？解放军正在朝这两只眼睛刺去！”
杨杰的形容，对蒋介石来说，的确是“恶毒”了些。所以，他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从速铲除杨杰”，毛人凤不负“重托”，指挥特务从昆明追至香港，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前夕——49年9月19日将杨杰刺杀。
当然，蒋介石要铲除杨杰，绝不仅仅是因为这几句“恶毒”话，最主要还是杨杰一向与他唱反调，甚至公开称“中共必胜，国民党反动派必败，”同时又利用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尊高地位策反，号称能策动的军队在西南便不下于20万，这自然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允！
同样的缘由，蒋介石极欲杀之而后快的另一个人物是云南的前主席龙云。龙云自48年12月8日从南京秘密逃往香港后，与中共频繁接触，不时发表对时局的评论，十分活跃。至49年8月15日，便和黄绍竑、刘建绪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及中央委员公开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反三民主义、反革命，主张拥护共产党。不久，他又令云南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向香港记者放了一颗“炸弹”：宣布“云南起义”。
这颗“炸弹”的确炸懵了一群人。
蒋介石是在台湾日月潭涵楼寓所里听说龙云的“云南起义”的，他一听便急了：“什么？他宣布起义？娘希匹的！娘希匹的！走，去重庆。”
8月24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匆匆飞重庆，在九龙坡机场一下飞机，便对涌上来的记者称：“今日之重庆，必将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接着，他在重庆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急电召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四个省的省主席到重庆磋商“西南反共大计”，想把西南经营成他坚固的反共基地。不过，也难怪蒋介石如此作想，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是凭借西南特殊的地理条件而阻住日本军队的继续进攻的，使他得以休养生息；如今，情状相似，他岂不想来个抗日战争第二？
与此同时，广州政府也进入了紧急状态。龙云在香港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李宗仁、阎锡山即在广州召开特别军事会议，提出要用武力改组云南政府，即令桂系部队入滇镇慑。其实，此用心李宗仁早有，还在6月份，他便借白崇禧华南军政长官的名义设立了“滇桂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委任张光炜为绥靖司令，进行“联防协剿”，不过，这是司马昭之心，人人都知道他是要行蚕食之计。现在，龙云在香港一发表声明，他倒真还多了一条口实，振振有词地说：
“请看今日之云南，竟是谁家之天下？”
接着，李宗仁指定云南籍立法委员蒋公亮、罗衡、马崇六等组成七人委员会，提出解决云南政局问题的三种办法：一、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迫卢汉下台；二、取消卢汉的军权，另派人指挥云南的军事，以挟持卢汉；三、派得力干员去改组云南政府，监视卢汉。李宗仁对云南有志在必得之势，遂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在第一种方案上画了一个圈。
这中间最难受的就是卢汉了，一个宣称要用武力解决，一个急电召示，哪一个都不是好玩的，他便把怨气倾在龙云头上：
“老主席倒好，吹牛皮不费力，可他妈给我穿夹脚鞋！”
不过，怨归怨，这夹脚鞋总是穿上了。他便采取躲的政策，躲过一天算一天。在他看来，重庆是无论如何不能去的，蒋介石还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前面有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老主席龙云自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一旦自己也如那样，还是变成了笼中鸟，池中鱼？所以，想法一定，他便不管蒋介石三番五次地来电催请，坚持称故不去。
蒋介石也急了，四个省主席见到了三个，唯最重要的一个怎么也请不动，便令自己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亲自去请。
8月29日，俞济时飞抵昆明。就在这天，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也打电话给卢汉的秘书杨适生，话中软硬兼施：
“你帮我转告卢主席，劝他来重庆。他和我感情不薄，来了我决尽地主之谊，对各方面负责；他若不来，后果恐怕难以设想。”
这一请一吓，果然有些用场。卢汉急了，连夜召省政府一班人和几个幕僚开会，讨论去还是不去的问题。这班“智囊”倒都说不能去，前面是虎穴龙潭。可是，不去怎么办？却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点可行的办法。卢汉气了，破口大骂：
“我原希望一旦有事，大家出来承担一下，现在面临这种局面，个个怕兮兮的，叫我咋个整？咋个整嘛？”
这些“智囊”们确实不知道咋个整，最后省府委员杨文清硬着头皮提出来说：“事情弄僵了不好，还是派人做代表跟俞济时一同去应付一下吧。”
卢汉倒也干脆：“那就派你去吧。”
8月31日，杨文清随俞济时飞重庆，第二天上午便给卢汉来了电话：“卢主席，不行啊，蒋委员长一定要你亲自来。”
卢汉一听又来了，心里不痛快，话就没好口气：“你就不能说我病重吗？你告诉他，我重病在身，不能成行。你是我的代表，有什么要他交给你带回来，我照办就是了。”
9月3日，杨文清返回昆明，向卢汉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一定叫他去，如不放心的话，可拿“太子”蒋经国作抵押。
岂料，杨文清的话还未说完，俞济时又飞到昆明来了，还拉着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肖毅肃，依然还是催促他去重庆。为达到目的，他们又导演了一幕，令蒋嫡系第26军军长余程万广发柬帖，邀请卢汉和昆明各界要员共百余人到昆明总商会吃饭看戏，却又派兵在总商会附近四处把守，作森严壁垒之势。卢汉果然见景生疑，认定是“鸿门宴”，借口要在家中宴请俞济时和肖毅肃，推动了余程万之约。与此同时，他又授意朱丽东拟了份呈述报告，说云南局势动荡纷乱，如卢汉离开恐生事端，且卢汉尚在病中，实不能亲往等等。
9月4日，俞济时再次无功而返。
但是，卢汉虽然推却了，心里却越来越虚空，他知道，蒋介石绝不会就此罢休的。果然，各种不妙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余程万的第26军由开远正向昆明移动，其炮口已对准昆明五华山和青山街卢公馆，坦克也已装填上了炮弹；李弥的第8军已由四川泸州向云南推进，先头部队已达威宁；刘伯龙的第89军也已由贵阳向云南推进，先头部队已达盘阳……
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很自然地加了一码。他叫张群再次打电话给杨适生：“这几天的情况你不知道吧？好，我告诉你，中央（指广州政府）已决定加派两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你告诉卢主席，不要真造成被动局面，总裁约他来渝面谈，为的是澄清外间误会，别无他意。”
像要配合张群的说法似的，又有传闻传来，说鲁道源的第11兵团（滇军）已集结在柳州一带，李宗仁正组织空运，不日即回滇……
卢汉真给整惨了，昼夜不眠，面容憔悴，唯靠猛吹大烟打点精神，也就免不得对龙云骂三道四：“戳嘛，戳嘛，戳个鬼！戳了一P股屎！你以为我怕戳？戳开了又与共产党联系不上，盲目起义，不把这地方整烂才怪。”
卢汉骂的倒也是实情，云南势小力微，决非国民党嫡系和桂系的敌手，且解放军在湘鄂一带，一旦举旗，谁来策应？
想来想去，卢汉觉得只有委屈求全：“牺牲自己，保存地方”，冒险往重庆一行了。
9月6日，卢汉黯然登上了飞重庆的飞机，这情形颇有些悲壮，他拒绝任何部属给他送行，又预先烧好了许多鸦片烟泡子带着，预备被扣时不渴烟瘾……
昆明城中，也四处贴出了他的安民告示：“本主席舍身为民赴渝！”
卢汉重庆之行的结果是颇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蒋介石除在机场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派了一大批如张群、黄少谷、蒋经国、肖毅肃、贺国光、晏玉琼等国民党要员迎接外，而且还在山洞林园官邸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一时间杯来盏往，亲热异常，似乎和他从来未曾有过什么不快。
当然，卢汉还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自己面子会有这么足，蒋介石这么做必定是有所图谋的。果然，宴会一结束，蒋介石便单独找他密谈，除提出要他把云南经营为“戡乱救国的后方基地”外，还具体提出了四点要求：一、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杨清田、安恩博、唐用九等一批造遥惑众，企图附逆的破坏分子；二、查封《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等一批报馆和一些大、中学校；三、改组云南省政府；四、从速消灭解放军“边纵”。
蒋介石提出的这几条，当然是他认为的云南的大“患”之所在，解放军“边纵”这种“匪患”自是无须说，事实上昆明号称“民主堡垒”，与他点的要“整肃”的这几处地方密切相关。就以参议会来说吧，都快变成共产党的参议会了，反征兵征粮征税有份；呼吁查办“李公朴、闻一多”一案主谋和驱逐云南警备司令霍揆章有份；支持“7·15”沉重举行大规模“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有份；驱逐蒋派去牵掣卢汉的何绍周有份；拒绝签署“联名讨共”的文电有份；反对银圆券在滇流通使用和反对蒋系、桂系军队入滇有份；请求肃清滇特务也有份；反对拆卸53兵工厂搬迁台湾还有份；可以这么说，云南的每一个大的反蒋运动，都有参议会的一份子，蒋介石焉能不忌恨？焉能不“整肃”？
卢汉当然清楚蒋介石这些行动计划对自己的影响，但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过，他也趁机提出了一些条件，如委任自己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归拨自己旄下，扩充云南的保安部队等。蒋介石也一一点头答应了。
于是，这一笔“政治交易”算正式成交。
9月8日，卢汉从重庆飞返昆明，他还没有进家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已率一大批特务乘一架专机在昆明机场徐徐降落，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也早等候在那里了。
徐远举一到昆明，立即成立了一个秘密整肃指挥部，下设三个组：一为行动组，以沈醉、周伯先为正副组长；一为审讯组，以周养浩、陈世贤为正副组长；另一则是总务组，以朱家才为组长。同时，调蒋介石的铁杆部队——宪兵第13团和刑警大队为整肃主力。
一个血风腥雨的日子逼近了。
9月9日夜9时半。身穿少将国服的沈醉在昆明刑警大队会议室召集百余名宪警特骨干进行行动前的训话，他一脸肃然，说：
“奉总裁命令，在昆明进行整肃，今天是行动的开始。现在昆明的情况极为复杂，共产党的活动很厉害，也很隐蔽，与共产党合唱的人不少，省参议会成了他们公开活动的场所，有的报社和广播电台也成了他们的喉舌，有的学校更是闹得不像话，可谓混乱至极了。为了肃清叛乱分子，整顿社会秩序，总裁下达了整肃命令，大家要认真执行，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查的查，该封的封，不要让一个叛乱分子漏网！”
10时正，大搜捕开始！霎时间，大街小巷军警林立，特务横行，昆明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武装警察在特务的配合下，手持逮捕令横冲直撞，按特务提供的名单和地址破门越墙地抓人，一批批民主人士与和平人士被野蛮地戴上了手铐，一些在省政府或重要部门工作的人员也未能幸免，如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省政府顾问马伯安，省教育厅主任秘书长李群杰，省参议员马伯周、万寿康、赵延康、张广兴、康良藩等。
宪兵则负责查封报社和广播电台。几个小时之内，《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大众晚报》、《西南风》、《现代晚报》、《大观报》、大观广播电台等十几家报社电台被查封，被捕的报社社长、电台台长、编辑、记者、职员达300余众。
第二天，又有十数家学校和工厂遭洗劫，被捕的进步的教师、学生、职工达400余众。
查封参议会果要“文雅”一些，在武装警察部队的监督下，先由省政府的一个科长宣读了一份由省政府颁发的公文，称“奉行政院转总裁命令，云南省参议会数月以来，言论逾越常规，违反戡乱政策，依照省参议会组织法第21条之规定，着即予以解散，依法重选”等，接着强令参议员们交出了所有的印信和文件。
参议会便是这样“文雅”地解散了。
正整肃间，蒋介石又派肖毅肃风风火火地赶飞昆明，主持滇境“剿匪”。肖毅肃一到，立即督促卢汉以绥靖主任的名义召集了驻滇中央军师以上军官、云南保安旅以上军官有省府委员等参加的“剿匪”会议。在会上，肖毅肃宣布了蒋介石限令三个月剿灭“边纵”的计划，并主持拟定了“剿匪”方案，以第89军负责陆良、曲靖以下，重点则以第26军为主力，配属云南第1旅，在开远设立“剿匪”指挥部，由余程万任总指挥，主攻“边纵”的圭山根据地……
肖毅肃牛皮口当口当：“不剿灭‘边纵’，我不回重庆！”
听了这话，卢汉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卢汉在做两面人。一方面，他接受了蒋介石的整肃要求，他不得不为之；另一方面，他又不敢开罪共产党，这总是个态度问题。所以，他只有前盼后顾，左右逢源。
整肃的当晚，他把昆明警察局局长曾怒怀和副局长李志正找去了，打听了特务布置整肃的情况，而后吩咐他们说：
“关于整肃问题，既和老蒋商定了，是要敷衍一下的。他们抓哪个，由他们决定，警察可以执行，但不要多事。要特别注意军统头目的动态，摸清他们来昆明到底想干什么？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接着，他叫人把安恩博找来，面对面地敲：“你可得小心点，他们就要开始动作了。军统的人说，老蒋已下令给沈醉，要暗杀了你，你赶紧躲一躲，过了这个风头再说吧。”
在“剿匪”方案完成后，他又立即密示内弟龙泽汇：“你去一趟山里，把‘进剿’军事行动图送给他们（指边纵），和他们商量个办法，最好叫他们暂时移开一下。再者，你也和他们说说我们的情况，有些事是不得已而为之。”
虽如此，卢汉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忧虑，谁知道共产党会怎么看待他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而进行的一连串动作？
事实上，中共组织是充分考虑了卢汉的处境的。9月中旬，边纵副政委郑敦在与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郑伯克、陈盛年秘密会晤后，潜入到中共地下党员席淑芳家里，约见了曾作为卢汉代表被派往北平去过的宋一痕，让宋一痕向卢汉转告了共产党方面对他的三条意见：
一、“9·9整肃”当然是错误的，借鉴于其迫不得已，可以既往不究。
二、必须保证被捕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起义的时间要事先通知一声。
卢汉听了这三条意见后，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张秉昌回滇，带着中共中央三条意见。龙泽汇会晤朱家壁，卢汉支援了“边纵”一把。宋一痕衔命进北平，周恩来就云南问题表态。卢汉迫不急待，认了个假共产党。龙云和卢汉倒划船。
中共中央明确争取卢汉起义是49年3月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东北军区：速从60军起义军官中选派得力的人选回滇，争取卢汉在滇起义。
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把圈定人选的任务交给了刘浩。
刘浩圈定了时任解放军第50军代参谋长的张秉昌。
张秉昌自29年始便在卢汉的手下当兵，之后排长、连长、营长，最后升至团长，在卢汉的手下干了十多年，和卢汉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且解放长春时，他又做过曾泽生和陇耀的策反工作，有过一些经验，当为合适人选。
4月上旬，张秉昌带着东北军区交给他的任务和陇耀写给卢汉的信从沈阳出发，5月初到天津，之后由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帮助购了一张英国商船票，经塘沽到达香港，又于5月5日乘飞机抵达昆明。
5月16日，张秉昌要陇耀夫人向卢汉报告了他回来的消息。
5月17日，卢汉要家庭秘书杨肇骧将张秉昌接到了卢汉公馆。
一见面，卢汉便突兀地问他：“你是怎么回来的？”
张秉昌笑笑，不作答。
卢汉是隐隐地猜着了几分的，说：“你把你们去东北的几个军的情况说一说吧。”
张秉昌便把滇军第93军锦州被歼、军长卢浚泉被俘及曾泽生率第60军在长春起义的前前后后都说了，又告诉他中共中央军委现在已正式把60军起义的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依旧任军长，白肇学任第148师师长，陇耀任第149师师长，李佐任第150师师长，起义部队基本原封未动等等。
卢汉听了声色不动，问他：“那你也是解放军军官啰？”
张秉昌又笑笑，不答。
“那他们有什么话带过来？”
张秉昌便把陇耀的信交给了他，并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对他的三条意见：
一、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要他立即表明态度；
二、对蒋介石采取敷衍态度，对边纵支援一些武器；
三、通过朱家壁的电台，直接与解放军总部联系。
卢汉听了，有些不放心，又问：“他们是不是有诚意？”
张秉昌点点头道：“这是东北军区首长亲自交代我的，从我接触看，他们说话算数，不放空炮弹。”
卢汉又问：“如果我想把卢浚泉要回来，他们会不会放？”
张秉昌道：“我认为只要你向他们提出来，是要得回来的。”
卢汉缄默了一会，叹息了一声：“唉，我到底不比你们，我是上了他们的战犯名单的。”
张秉昌看出了他的顾虑，说：“如果卢主席起义，就不是战犯而是起义将领了！即使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能说明问题，难道北平的傅作义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排战犯时，他的名次还排在您的前面，现在人家还不是共产党的座上宾么！”
卢汉点点头，之后用商量的口吻问：“你还是在我的部队里干吧？”
张秉昌求之不得，也点点头。
卢汉便给他安了个保安第11团团长。
恰这时，我东北军区为现身说法地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用资遣俘虏的方法，将经过解放军教育训练的在锦州战役中被俘的27名滇军团级军官遣回了云南，卢汉也一一把他们安排在保安部队里。
卢汉的确是心有所悟了。
卢汉一旦有了想法，最迫切的便是想了解共产党组织对他的态度。可是，共产党太神奇，平日看着满街似乎都是共产党，但一找起来又不见踪迹。找了几次错了后，他便对龙泽汇说：
“你到边纵去找朱家壁，这总不会错了吧？”
朱家壁也是云南人，30年考入中央军校（黄埔八期）武汉分校，和龙泽汇是同学。32年，他毕业分至滇军，在滇军训练团当教官，任职期间，他阅读了一批进步书籍，产生了投奔革命的想法，遂于38年以“学习军事”为由，脱离滇军前往延安，在那里很快地加入了共产党。这以后去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又受陈云、周恩来等派遣复返云南，经老同学龙泽汇推荐，到卢汉的滇军第1旅第2团第3营当了营长。45年初，卢汉出任国民党第1方面军司令。滇军扩编，卢汉又提他当了特务团团长。他便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接触滇军中上层将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揭露蒋介石企图吞并地方武装的阴谋，颇是活跃。不料，他的行为被国民党特务所觉察，一直密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个电报发给卢汉，卢汉很是恼火，把朱家壁叫去训了一通：我把特务团的重任交给你，你好好干就是嘛，管那些狗屁闲事！这不麻烦来了？卢汉训归训，却对他还是网开了一面，只把他关了个余月，便授意卢浚泉把他保出去了，复任他为第1方面军司令部二处的科长。但是，这时正是蒋介石强令滇军至东北参加内战的时节，他留在滇军显然是不太合适，便按照党的指示离开滇军返回昆明，不久在勒弥西山创建了人民武装游击队，后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他任边纵副司令员。据说，蒋介石听说他是黄埔八期的学生，很是生气过一阵子，“娘希匹”的不知骂了多少。
再说，龙泽汇自接受卢汉要他与朱家壁联络的任务后，便琢磨着怎么才能联络上，想来想去，想到了吴树桐。吴树桐也是黄埔八期的，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便弃甲经商，成了一自由人，倒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龙泽汇找吴树桐一说，吴树桐果然满口接应了，于是他以做药材生意为名，前往边纵的圭山根据地，找到了朱家壁，说：
“龙泽汇叫我找你，是卢汉的意思，希望你能到昆明走一趟，有要事和你商量。”
朱家壁因不明内情，不敢贸然答应，说：“我去昆明不太方便，最好请龙泽汇来一趟，何时何地见面，我们再具体联系。”
接着朱家壁又要吴树桐转告龙泽汇，今后联络可以直接找昆明晓东街的朱家壁的叔叔朱华。
这后，边纵党委向中共中央华南局汇报了这一情况。5月11日，华南局下达了“关于联络卢汉起义问题给滇桂黔边区党委的指示”，同意在卢汉反蒋起义时，以一部分武装配合卢汉的军队，消灭国民党，并明示要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会谈。
接到指示后，朱家壁约龙泽汇到寻甸磨盘寺会谈。
5月30日，龙泽汇秘密驱车来到离昆明130公里的寻甸羊街，将汽车停在羊街外面，由驻羊街的保安第10团团长夏际昌（东北遣返回的）陪同，在边纵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预约密谈地点。
朱家壁及边纵政治主任张子斋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因龙泽汇和朱家壁是老同学，说话就少了些拘束，他说：
“卢主席叫我来这里，是联系起义的事，他想早点行事，不知你们有什么要求？”
朱家壁先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华南局对卢汉起义的要求，接着说：“目前，我们边纵的武器弹药和服装、军毯都很缺乏，能不能转告卢主席支援一些？对了，最好再给一部电台。”
龙泽汇道：“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果然，龙泽汇返回昆明不久，卢汉便叫人给边纵陆续送来了武器弹药及物资，共计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子弹30余万发，手榴弹2000余枚，军服1万套，电台一部。
在这点上，卢汉还不算小气。
卢汉自从边纵处获得要他直接与北平解放军商谈的消息后，为人选问题大伤了一阵子脑筋，掂量来掂量去，足足掂量了一个月，最后才圈定了在香港的宋一痕，一个电报飞过来，称：“有要事相商，火速回昆。”
卢汉圈定宋一痕，当然有他的想法。宋一痕是早期的共产党员，26年便在昆明入了党，后因故脱了党，辗转到上海搞新闻摄影工作，38年投身于卢汉的北上抗日部队，在徐州突围时被冲散，之后几经周折，返回昆明托病休养，一直到46年。这时，他又萌生了到延安找党组织的想法，恰他的三妹夫潘朔端在海城率部起义，特务将他监视起来了，卢汉见他的处境危险，便派副官给他送了两张通行证、两张机票和一些旅费，把他和他的妻子送到香港去了。在香港，宋一痕很快和中共组织搭上了线，但他依然还是想去延安，在香港的中共组织负责人黄洛峰等便劝他留下来做卢汉的工作，又通过华南局负责人方方约见他，指出：“现在前方和后方一样重要，也许，你做云南的工作比去延安还有意义得多。”宋一痕便愉快地在香港留下来了，之后和卢汉常有书信联系，48年6月，他又秘密飞了昆明一次，和卢汉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并就有关起义的问题进行了商讨。这一次，卢汉之所以圈定了他，也是因为他既与中共组织有联系，又去香港两年多了，不为人所注意。
再说，宋一痕接到卢汉的电报后，果然火速飞到了昆明，一见卢汉的面便有些迫不急待地说：
“卢主席，蒋介石败局已定，是你为云南人作选择时候了！”
卢汉笑：“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
宋一痕也就觉到了自己突兀，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汉道：“我就是为这事叫你回来的，起义问题我考虑好长时间了，也和云南的老部下以复商议过，大家都愿意走这条路。有关起义的时间，起义的安排，得有人去联系，我就只有选你了，你身份隐蔽，没人注意你以前，你又参加过中共组织，条件比其他人好。”
宋一痕很痛快地答应了：“行，这事交给我吧。”
第二天，宋一痕带着卢汉亲自签名盖章的给中共中央信飞回香港，之后由中共中央华局派人护送，顺利地到达了水平。
在北平，朱德、周恩来、李克农、李维汉等领导人分别接见了他，对他代表卢汉来联系起义表示了热忱欢迎。不久，周恩来再次接见了他，就卢汉的问题说：
“你回去转告卢汉将军，我们对他走和平道路的积极态度是满意的，过去，他办过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但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向前看，只要他站到人民一边，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不过，他现在起义还为时过早，没有人民解放军的策应，很容易陷入四面重围，导致事败。所以，我们建议他在人民解放军入西南后举事，这样把握性大一些，同时，为了军事上配合的便利，我们将通过西南局派人与他联系。”
宋一痕带着中共中央的回复返回了昆明。
卢汉是有些迫不急待了。因为急，就在宋一痕赴北平的时间里，竟弄出了一桩假共产党员案。
事情是由报纸上一则消息开始的。6月中旬，《平民日报》和《正义报》同时刊登了“昆明桃源小学雷震宇突然被绑架，下落不明”的短讯，翌日，这两报又连续报道此案：“据本市治安当局称，雷震宇被捕，系调查组获悉他张铿等人，大肆招收匪徒，图谋危害治安，已一并解局讯办。”
报道后，云南大学一个叫何辰朔的学生找到国民党云南省第6行政区专员严中英，义正辞严地问：“为什么卢汉现在还在抓人？”
严中英知道这些学生的锋芒，谨慎地道：“抓人是警察局的事，卢主席并不一定知道。”
何辰朔马上接道：“那好，你要卢汉立即把张铿放了！他是中共的重要干部，卢汉正好以此向中共表态。”
严中英觉得事情非同小可，马上告诉了龙泽汇，要龙泽汇转报卢汉。卢汉听龙泽汇说了后，即打电话给警察局长王巍，说：
“你们在桃源小学逮捕雷震宇、张铿他们，社会影响不好，舆论说是非法绑架行为，赶紧放了吧，别搞得怨声四起。”
王巍对卢汉的话不得不听，又不想全听，便把雷震宇放了，却仍拘押着张铿。这可把卢汉惹火了，冲着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佴晓清道：
“妈的，这还了得，连个人都放不了！你立即带人马去警察局，看他放不放？”
保安司令部一动，王巍哪敢再吭半声，由他们把张铿提去，以无罪开释了。
这事约摸过去半个月，张铿和何辰朔主动找到了严中英的门上，带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又向严中英灌输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要他劝卢汉反正，走傅作义的道路等等。临走时，何辰朔再一次告诉严中英：
“张铿同志是中共的华南局派来的特派员！”
严中英又把这话告诉了龙泽汇，龙泽汇道：“张增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那边的情况会了解些，问问他吧。”
第二天，卢汉和龙泽汇把他在地方法院工作的张增智找去了，专门向他打听这个事，张增智道：
“雷震宇是我的亲戚，他原是边纵的译电员。那个张铿我不认识，但我在香港时听中共华南局的人说过，他们曾派人到昆明工作。”
既有此一说，卢汉便要龙泽汇和严中英与张铿接触一下，并谈一谈起义问题。
龙泽汇和严中英带着使命和张铿接触了，张铿给卢汉出了几个主意：一是翻印毛泽东的文章，供有关军政人员学习，统一思想；二是培养政治骨干，充实到保安部队去，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三是如湖南的程潜一样，成立“云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作为准备起义的核心组织。卢汉一听这建议，觉得甚是道理，便真干了。于8月1日在云南讲武堂旧址召开了“云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成立大会，推龙泽汇为书记兼军事组长，并通过了云南自救会宣言，规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自救会员的主要学习文件。同时，会议还特邀张铿作形势报告。张铿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政治讲到军事，口惹悬河，颇是令人耳目一新。
会后，张铿又向卢汉提出来，说中共有一位姓孙的重要负责人在成都，因目前昆明工作很重要，必须派一位高级官员作掩护，避开特务耳目，把这位姓孙的同志接过来，以利全面开展工作。
卢汉正觉没有中共领导人的具体指导，心中缺少主心骨。如今既然有这等好事，哪有不应之理？于是，他派李弥的第6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卓立和张铿派遣的一个叫陆浩的青年一同飞成都，去迎姓孙的中共领导人。
到成都，卓立住到旅馆，陆浩则住到张铿的岳母家去了。第二天上午，陆浩带着张铿的女人来见卓立，说昨晚去找过孙同志，孙同志因患肺病不愿去昆明。卓立颇感失望，仍要陆浩去做劝说工作。又过两天，陆浩复来见卓立，说孙同志的确病重，加之特务监视严密，是不能去昆明了。
卓立连孙同志的人影都没见到，只得悻悻地返回昆明，向卢汉交了差。
卢汉因为盼之心切，这一瓢冷水浇来，倒清醒了些，转而对张铿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怀疑，疑点就有了，地下党虽然活跃，可有几个像张铿这样出头露面的？地下党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程序和联络方式，又有几个像张铿一样直来直去，缺少章法的？再者，张铿号称中共华南局的特派员，可就起义问题从没听他转达过中共华南局的具体指示……
卢汉越想越不对劲，对龙泽汇说：“张铿是不是共产党，只怕很成问题，你们暂时不要与联系了。”
接着，卢汉要安恩博去向杨青田打听中共里到底有没有张铿这号人（杨青田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共老党员，后因历史客观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杨青田回答得很干脆：“我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
卢汉又要龙泽汇去见边纵的朱家壁，朱家壁听了前因后果后说：“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特务。”
恰在这时，卢汉也无意间从肖毅肃那里获知了事情的真相，说来，这事还真有点巧，早些时候，卢汉听了张铿办政训班的主张，便真让他主持在保安直属营营地办起来了，不料接管营地时，政训班的学员和直属营的人员发生了摩擦，由骂开始，至大打出手，竟打死了一个人。当时，这事是处理了的，却没承想会由此扯出另一大隐情。一日，肖毅肃来找卢汉闲聊，大抵说溜了嘴，话冲口而出：
“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接管营地就接管营地罢，竟打死人，做错了可不能不处理，再派一个得力些的来……”
肖毅肃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时已经迟了，刹口不及，但这的确把卢汉听得毛骨悚然，张铿竟是肖毅肃派来的政治特务！
既知道了内情，卢汉也就不客气了，派武装人员把张铿及有关人员全部“请”进省政府警卫营。
事后，卢汉还心有余悸，说：“严中英这个书呆子，害得我们差点在阴沟里翻了船！”
转而，卢汉又把怨气转到龙云头上：“都是老主席整的，害得我们盲人骑瞎马！”
龙云和卢汉是有过约的。
48年底，龙云逃出南京抵达香港后不久，卢汉硬任命龙云的老部将安恩博为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安恩博从南京至昆明赴任时，绕道香港去看龙云，龙云让他转告卢汉，要卢汉在省内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自己则在外负责与共产党联系，争取在解放军未渡长江前举事。
卢汉对龙云的建议未置可否。这倒不是他不相信龙云，他知道龙云与共产党的关系一向不错，还在抗战期间，便多次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过，后来又允许共产党在自己的滇黔绥靖公署城秘密开设了电台，联络达两年之久，一直到“五华山事件”发生后才撤掉。所以，龙云说他负责与共产党联系，这当不是一句虚言，但卢汉考虑云南远在后方，自己的嫡系部队寥寥，且四处受制于蒋系和桂系部队，如过早地打出起义牌，如何能圆场？
龙云见卢汉没有回响，于49年初又派自己的英文秘书持自己的亲笔信飞昆明和卢汉洽谈，言语措词简直是有些逼了。卢汉反复考虑了近一个月，提出了起义的三种办法：
一、自己称病辞职，保安恩博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直接受命于龙云起事；
二、龙云回昆明举事，自己去香港，走马换将；
三、仍是自己主内，龙云主外，但龙云要抑制龙绳曾、万保邦、龙奎恒等人，莫把地方搞烂了。
龙云得到卢汉的复信后，多少显出他的满意神态，立即复函卢汉，表示第一种方法不能同意，第二种方法则不置可否，唯对第三种方法加以赞溢，称“滇事由弟主持，外头接头由兄负责，当为万全之策”，又称“小儿只是心系云南，有股热情，如确有碍弟行事，我把他招回就是了。”
龙云称的“小儿”是指他的三儿子龙绳曾。说来，这又是龙云的一份“杰作”。他至香港后，觉得云南的武装是过单薄了一些，便要龙绳曾回去代他招集一些旧部，发展武装，策应起义。这龙绳曾也真够“儿子”的，说：
“我长这么大，父亲从来没有交过任务给我，这回叫我干，我决心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正因为此，龙绳曾一到云南，便亮出了“革命”旗号，拉出了大干一番的架势，又凭借龙云的余威，拉了原滇军60军军长万保邦等人，找卢汉要了一批枪支，打出了“共革盟”的旗号（“共革盟”取共产党、民革、民盟三组织各一字合成），组织了几千乌合之众，自己当荣不让地当了总司令。可是，他既不听共产党的，也不听卢汉的，独来独往，四处抢地盘，把云南搞得乌烟瘴气，使卢汉很生气。
当然，卢汉最生气的还是龙云，觉得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唯意气用事，也就不大理会他，依旧按自己的步子走路。
眨眼间，两个月过去了，解放军已过了长江，龙云在香港急得要命，连连跺脚：
“卢永衡不懂政治，不懂政治，把大好时机都错过去了！”
接着龙云派出几路人马到昆明游说卢汉：
5月1日，派秘书赵鼎盛；
5月7日，派五儿龙绳勋；
5月13日，又派老婆顾映秋。
各路游说的人马走马穿灯一样，弄得卢汉很气愤，一脸的厌恶神情：“他蹲在香港倒舒服，可以对我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派人逼债一样一个一个来逼我，现在把顾婆娘都整回来了，一旦闹出问题，谁他妈给我担？”
卢汉是真给逼急了，又历数龙云的种种不是：“他说叫杨耿光（杨杰）做余程万的工作，可杨耿光是什么人？说大话，吹大炮，我敢相信他？余程万是给他说来了，可我他妈才拿话试他一下，他就吓得跑到开远不敢来见我了。老主席还说给我联络共产党，可我他妈连共产党的毛都没有看见一根。他倒是派了龙绳曾来了，和万保邦他们一起抬着他的老牌子搞什么‘共革盟’，闹个乌烟瘴气，这些事难道他就不知道个轻重？我多次说过的，要他在香港同共产党谈好，派个真正的共产党代表来，这才像个办事的样子！”
安恩博有幸听了卢汉这通牢骚，他觉得也不无道理，就打了比喻：卢汉好似在滔滔江水中渡江的，龙云就好像在岸上舞手指挥的，两人心情各各不同，岸上指挥的心情迫切，船上掌舵的人则心情沉重，因为他还有一船人安危，是丝毫慌乱不得的。也正因为有这一比喻，安恩博让来游说的赵鼎盛转告龙云：
“目前，找组织关系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卢汉自己派人去找了，我希望老主席还是快些派个人来。”
话带过去不久，龙云回信了，说：“中共华南局已指定一位姓李的在昆明和你们联络。”
安恩博把这话告诉了卢汉，卢汉便等，可好久不见人来。安恩博就又去信催，结果龙云回话道：“革命是个人自己的事，难道要毛泽东递把刀给你们拿着才算数么？”
这下把卢汉肺都气炸了：“他成心来找我开心是不是？”
卢汉一气，也就下了着狠棋，指挥保安部队对“共革盟”来了个大围剿。几天功夫，那帮乌合之众或被击溃，或被俘虏，作了鸟兽散。
龙云也有他的：你不是迟迟不愿动手么？便干脆在香港宣布了“云南起义”。
卢汉又给弄得灰头灰面，最终还闹了一场“冒险赴渝”的“苦肉计”。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云南热闹拥挤。卢汉称病戒烟，事实上部署“兵变”。周体仁、林南园出使香港，卢汉完成心愿，哈哈大笑：“国旗，当然升新国旗！”
毛泽东是49年10月19日正式下达向西南进军的命令的。
11月初，我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和第4野战军两个军在完成湘鄂边区战役后，秘密突入到川东地区，在南起石柱、北至巴东的约千余里的地段上突然向川东之敌发动了全面攻击。与此同时，我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则从湘南边境出发，以迅猛的动作进入贵州境内，在攻占了镇远、三穗等地后，向贵阳、遵义等地急速推进。
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全面展开了。
11月15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攻克贵阳，贵阳之敌大部被歼。
11月16日，突兀川东的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向西突进至乌江东岸，将宋希濂的第14兵团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
为迅速歼灭川境敌人，在贵州的我第3兵团一部从川南地区入川，另一部则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强渡乌江，向川中和重庆推进，与第二野第5兵团对四川之敌形成了大合围之势。
敌人全线崩溃了，各自奔逃，全然不顾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分化敌人，刘伯承、邓小平以西南最高指挥员的名义，于11月20日向川黔滇康的敌人发出了“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忠告，奉劝敌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或投诚。
国民党军一溃退，云南就热闹了。蒋介石的部分军事指挥机关及残余部队沿着川滇公路、滇黔公路、滇康公路纷纷入滇。关麟徵的陆军总司令部，黄镇球的联勤总司令部，张镇的宪兵司令部和炮兵军官学校，晏玉琼的空军第5路司令部，贵州省的残余机关……这些机关一入滇境，便争先打昆明的主意，最少也想在昆明设营建点。于是，找卢汉要东西、要地皮的残兵败将如走马灯似的，卢汉是能推的就推，能缓的就缓，实在弄烦了，便干脆宣布休假半个月，不再到五华山办公，称要“闭门居家治病断烟”云云。
当然，卢汉绝非是治病戒烟，也不仅仅是躲人，更主要的是形势已刻不容缓，他要对起义做最后的准备了。
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军队。
早在一个月前，卢汉为扫清障碍，便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将整肃时由贵州入滇的国民党第89军“请”回贵州，将蒋介石嫡系第8军和第26军分别调滇东和滇南担任防务；接着，他又将这几个军的直属部队和后勤部队统统赶出昆明。
搬完这些障碍后，卢汉便考虑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安排了。就在称病期间，他将第93军从安宁、呈贡、嵩明等地全部调至昆明市区；将第74军从大理、保山、剑川一直调到昆明附近的楚雄、禄丰一带，并将其第5团直接调驻昆明，归属第93军指挥。
至此，他的军事部署告完毕。
与此同时，他又设立了昆明警备司令部，任命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佴晓清为昆明警备司令，人事处长许义浚为副司令，直接听命于自己，统管市区的宪兵和警察。事实上，这就算抓牢了昆明市的控制权，同时也为抑制国民党特务打下了基础。
办完这几件事，卢汉便决定与中共中央华南局直接联系，举行起义行动了！
为此，他请周体仁充当他的“特别使者”。
周体仁是卢汉在云南讲武堂时同学，北平解放时，他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司令，自是和傅作义一道起义了。
起义后，朱德和叶剑英因在云南讲武堂就曾和他相识，故对他比较关照，曾让他协助改编北平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之后，叶剑英又想留他在北平工作，但他提出来，自己是云南人，云南尚未解放，想回去做卢汉的工作。时值中共中央正布置争取卢汉的工作，顺理成章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49年9月，周体仁打扮成南洋风度的商人模样，从天津上船绕道香港，再从香港悄然返回昆明。
在昆明住定后，周体仁为保密起见，根本不与外交际，唯找了熟识的龙泽汇，又从龙泽汇的口中，获知卢汉已准备起义，这才在龙泽汇的安排下和卢汉进行了密谈。
首先，他向卢汉转达了朱德、叶剑英对卢汉的期望；接着，他结合自己亲身参加北平起义的事实，向卢汉讲北平起义的详细经过，讲傅作义思想反复的前前后后，讲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卢汉听得感慨万千，说：“傅作义带的兵比我的多，所在的地方比我富，他尚且要投奔共产党，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起义？”
卢汉当即和周体仁约定，一待起义时机成熟，即请他和中共中央联系，争取一致行动。周体仁欣然同意。
现在这个时机终于到了。
为表示自己对起义的诚意，卢汉又派财政厅林南园作自己私人代表和周体仁一同去完成这项特殊使命。
12月3日，周体仁和林园先后到达香港，之后一同去拜会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向张铁生转达了卢汉准备近期起义和起义的四点要求：
一、起义部队接受中共中央的改编；
二、云南的军政人员经过训练后请量材录用；
三、请中共中央派要员来滇主持部队改编及军政人员训练事宜，处理与云南地下党的联系；
四、起义后卢汉要有自由之身，希望能到全国各地转一转；同时请叶剑英将军转报中共中央，云南起义将于近期行动。请给予支援。
张铁生道：“我以为，卢汉将军这几点要求，基本上都在我党政策范畴之内，且起义后诸问题的处理，已有湖南程潜起义作先例，当可放心。但是，目前云南形势十分紧迫，希望你们转告卢汉将军，争取时间，尽快起义，赶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撤退到昆明前动手才好。至于支援问题，只要卢汉将军见诸于行动，中共中央一定会尽力的。”
拜会张铁生后，周体仁和林南园请中共华南局驻港人员购买了12月7日去广州的火车票，准备依原计划去广州晋谒叶剑英。但就在12月6日一大清早，张铁生派人到周体仁和林南园前住处，向他们转达了中共华南局的意见，说：
“你们要去广州见叶剑英将军，我们不反对，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昆明的形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兵分两路，一个人去广州见叶剑英将军，另一个人则速返回昆明，向卢汉将军转达我们的意见，尽快采取果断行动，否则贻误时机，会误大事。”
根据这一情况，周体仁和林南园当即决定由周体仁继续去广州，林南园则速返昆明向卢汉汇报。
卢汉是意识到了事情的紧急，就在派出周体仁和林南园的第二天晚上，他在公馆召开了杨文清、马瑛、佴晓清、龙泽汇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
“时不待我，眼下解放军进展神速，如果等他们进至威宁、盘县一带，我才起义的话，那就太没有价值了，我们提前吧。”
大家都赞同提前起义。
就在这时，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偕秘书周君亮等突然飞临昆明，想把国民党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搬迁昆明，如同抗战时期一样，以利于接受美援，建立反共基地。卢汉则声称云南民心浮动、局势混乱，实难应允。无奈，张群打电话给成都的蒋介石，蒋介石哼了一声，忽然说：
“你过来吧，叫龙泽汇也过来，谈谈云南的情况。”
卢汉知道这个情况后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支开李弥、余程万的好机会么？他对张群说：
“李弥、余程万也在昆明，他们对云南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不如叫他们和你一起去汇报吧。”
张群想了一会，终于点了点头。
12月8日，张群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飞往成都。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的住处接见了他们。他问道：
“卢主席的病断根了么？”
龙泽汇看了张群一眼，见张群正望着他，大抵是叫他回答，便说：
“好是好了一些，但瘾太大，还没戒彻底。”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又陡地话峰一转，对着龙泽汇问：“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怎么办？”
龙泽汇顺口答道：“我们遵照校长的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
“要是抵抗不住呢？”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
蒋介石明显生气了：“谁叫你们跑滇西的？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龙泽汇只图把蒋介石应付过去，也就不拔他的倒毛，顺着他说：“我们当然听校长的！”
蒋介石的神色这才缓了缓，接下去又是一通反共救国的大道理，龙泽汇权当听和尚念经，脸上还装着一脸虔诚的模样。
接见到晚饭时才结束。
晚上，张群给昆明的杨适生挂电话：“昆明的情况如何？”
杨适生道：“一切正常。”
张群不放心追问道：“真的一切正常吗？”
杨适生回答得很肯定：“真的一切正常。”
张群道：“那好，请你转告卢主席，明天我和龙泽汇他们返回昆明。”
杨适生嘴角一溢，露出一道笑纹：“我来接您吧。”
张群当然想不到，就在他挂电话时，卢汉正和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商定了：翌日起义。
说来，卢汉能迅即定下决心，与他及时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了有关，也与林南园及时带回了中共华南局的指示有关，有了中共组织的指示，他的主心骨算撑起来了。
12月9日，自是卢汉十分紧张的一天。一大早，他便叫杨文清和杨适生到机场去接张群，可是一直到下午4点半，他们才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
听说与张群同去的龙泽汇已同机安全返回，卢汉这才下达“兵变”命令。
令第93军第277师负责城区戒严；
令第93军第278师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文凹一线布防；
令第93军279师在金殿至长虫山一线全面构筑工事。
部队部署完毕后，卢汉又对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和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口述命令：
我们正式起义了，今晚9点，我召集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到这里开会，到时扣押他们！随行人员也一并扣押。你们一个负责室内，一个负责室外。
下完命令后，卢汉叮嘱道：“你们要特别注意沈醉，他枪打得准，又会武术，谨防吃亏。”
徐振芳、龙云青受令而去，作他们的布置去了。
卢汉又给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马瑛打电话：“你现在立即以我的名义拟一通知，说张长官召集，约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延世、童鹤龄、石补天今晚9时到我的公馆开会。你和龙泽汇、谢崇文的名字也列上，但无须来。”
接了卢汉的电话后，马瑛立即将通知拟好了；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下午9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先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
主任卢汉9时下午。这通知由绥靖总务处长何象尧亲自送达，并要列席者盖章认可。晚6时30分，列席者全部盖上了他们的印章。
所谓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了！
晚8时50分，卢汉公馆前渐见热闹，应邀出席会议的要员们一个个毫无戒备地走下了车：第8军军长李弥，军统云南组组长沈醉，宪兵西南区参谋长童鹤龄，宪兵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司令李楚藩，空军第5路军副司令沈延世。最后到的是第26军军长余程万和第26军193师师长石补天，他俩是坐一辆车过来的。
走进会议室，石补天未见卢汉，顿生疑心，便想开溜，对卢汉的副官杨治华说：“我肚子痛，先走了，开会有余军长在就行了。”
杨治华拦道：“稍等片刻，卢主任马上就到。”
石补天只好不情愿地落了座。
杨治华当即去报告了卢汉，卢汉说：“动手吧。”
接令，龙云青带着12名手持短枪的士兵冲进会议室，一声“举起手来”，把准备开会的几个人全都吼懵了，待反应过来，唯有乖乖举手一途了，唯李弥还似在梦中；
“你们搞什么鬼名堂呀？”
龙云青告诉他：“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