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乡村
如果说,欧洲是一幅巨大的风景画,那么,城市就是风景画的中心花园,乡村就是花园的延伸和拓展,而且比城市更靓丽、更优雅、更舒适、更具诗情画意。
德国和奥地利的乡村像童话世界,当碧绿的田野和草场在森林边戛然止步,就会有三三两两别墅从森林里探出头来,白墙、红瓦、尖顶,几只黄的或花白的奶牛在山坡上悠闲地散步,风景树和鲜花掩隐的鸭肠似的柏油小路,依山就势,穿过高尔夫球场般的绿地,绕了好几个弯,才蜿蜒到门前。
意大利的乡村又高又远,许多房子干脆就建在山顶上,大理石颜色灰黯,粗笨厚重,古堡似的陈年和结实,时间都好像凝固在那里。
梵蒂冈没有乡村,而列支敦士登整个国家就散落在山村里。
瑞士的乡村建在阿尔卑斯山区,世外桃源似的清雅和明丽,木楼结构的小别墅,干柴整整齐齐地垛在一边,另一边的小狗在欢欢地追赶天鹅曳在溪湖边的倩影,楼顶上则似乎永远有乳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腾。
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乡村,要么在深沟峡谷,要么在阿登高原,春天一片花红,夏天一片草绿,秋天一片金黄,冬天一片雪白。
荷兰的乡村在北海边的芦苇丛中,堤坝外是波卷浪涌的海平面,堤坝内有一架或几架风车不紧不慢地旋转着,水草丰茂的旷野,荷兰奶酪把郁金香滋润得流光溢彩,艳丽无俦。
法国的乡村建在平原和山区的葡萄园里,葡萄园一片葱茏,葡萄酒香气弥漫,因此就更多了几分田园风光和浪漫情趣。
欧洲各国乡村风光独具,各呈风流。但风格建筑却大同小异。
独门独院独楼式别墅占绝大部分,许多村庄,原汁原味的老住宅虽然不多了,但大部分住宅的外形、尺度、砖木结构、尖顶斜坡和最上层的阁楼仍然没有改变,呈主流构架。
在欧洲,老住宅、乡村住宅要比新住宅和市区的单元楼金贵,人们在市场引导和价格趋使下,尽可能地维护旧住宅,因而,欧洲乡村的住宅也就以古以主体,以旧为特色了。
各国乡村住宅还有一个共同的标志性建筑,那就是摩天接云、非常醒目的教堂尖顶。
说到欧洲的乡村,自然绕不过城乡差别这个话题。
在欧洲,新的城乡差别已基本形成。不过,这个差别是倒过来的:近90%的乡村人不愿意离开乡村,而50%多的城市人希望住到乡村去。
欧洲乡村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工业化、城镇化,那是20世纪中叶的黄历。
现下欧洲乡村的标准是生态化。
乡村分生产区与生活区,生活区也像城市一样叫社区,而且比城市的社区更具特色。
乡村社区的交通、供电、供水、供暖、供气、给排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等均由市政当局负责。
在我们搞村村硬化的时候,欧洲国家居民门前原先冷冰冰、硬邦邦的水泥路面,已被草坪、碎石沙土小径和木质的篱笆取代,蔓草湮路,天然野趣。乡村社区没有城市的烦嚣和喧嚷,没有城市的拥堵和纷乱,它们处在绿色海洋的包围之中,碧水蓝天,鸟语花香,环境美,人悠闲。
旖旎风光不胜收,
乡村美景占鳌头。
山青水碧春花艳,
物阜民盈果满秋。
如今,欧洲的农村社区已成为国际上的一种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常把欧洲农村社区的模式移植到美国城市社区的建设之中。
欧洲乡村的生态化和生态农业,给城市带来更多、更丰富的肉、蛋、奶、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和发展轻工业的优质原料,农民也因此获得更丰厚的收入。而且,农民还可以享受国家向农业倾斜的许多优惠政策。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已逐渐高于城镇一般职工。他们有土地、牲畜、农机农具等生产资料,是真正的“有产阶级”,而城镇的产业工人和公司职员,虽然有的已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但却属“无产阶级”。而且越来越多的城镇高收入群体逆向流动,把别墅建在城郊农村,回归自然,怡情山水。
当然,欧洲城乡格局的演化,不可能脱却历史的轨辙。
欧洲是最早步入城市化的发达地区。数百年来,欧洲也存在城市剥削乡村,工业掠夺农业,城乡对立的矛盾,而且是一段相当漫长而又痛苦的历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以工业化的理念抓农业,以车间化的方式搞生产,不论是养殖业还是种植业,欧洲乡村大多已实现了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融为一体,使乡村迅速富裕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差别,呈城乡共荣、人和景明的境界。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从起步到现在不过几十年时间,应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毋庸讳言,相对于我国农村、农民对国家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贡献而言,我们城乡发展的剪刀差是不公允的。
我国的农村萌生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艳阳天。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农民勒紧裤带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极低的价格背离了商品价值规律,农民收入很低,生活很清苦,而农民却为国家提供了40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占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入的90%。
可以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原始积累,是在对农民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农村经济也有了较快发展。但相对于国家和各级财政投入的重点——城市、工业和大型基础设施来说,国家政策对农村倾斜的力度显然不足,农村的经济发展仍显缓慢,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小,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我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
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3.28倍,居全球第一。不同区域、省份、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失衡,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而且,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农民收入的预期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就是说,问题早已显现,锁结也可以说找到了,但打开锁结的钥匙尚在熔铸之中,城乡差别消除或逆转的拐点还隐藏在冥冥之中,需要艰难地探寻。
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应该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探讨和用更开阔的视野、更宽阔的途径来解决。
譬如农民和市民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不同,农民的三两亩土地可持温饱,却不足以致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消耗了大量土地,占用城镇的国有土地,既伤不到各别市民的利益,每亩还须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征用费;而占用农民赖以温饱的土地却没商量,农民必须充任一路绿灯的先锋,每亩只有寥寥数千元的补偿,有的甚至更少,还被东挪西欠。也就是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丰碑,也有农民牺牲自身利益、倾情奉献铸就的巨大基石。
不仅如此,农民在享受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上学、就医、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更不能望市民项背。城市的公共设施和国家的保障制度,要么与农民距离太远,要么给农民太少。市民可因发不了工资或门前的水泥路面损毁聚集到市府上访,农民却须自己动手修垫门前坑坑洼洼的土路。敢于闯出农村在城镇打工的,他们的工资、居住、工伤、养老、子女入学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但所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归宿,而是体制性的城乡两种户籍、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也就是说,人为的痕迹很深。
在我国,或许“政策经济”的成分很大,政策向哪里倾斜,哪里就受益多多,如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以及现在实行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政策等等。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形成城乡巨大差距的因由,从感情上贴近农村、关注农民,从体制上、政策上还农民以国民平等待遇,逐步探索和建立城乡平等统一的户籍制度、就业市场、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生产资料分配、土地使用、征用和流转制度等等,努力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城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千方百计统筹城乡发展,共建富裕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