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十八讲 人才（下）

　　大才靠天生，主要通过发现，难以培养。中层干部却主要靠培养。

　　中层干部是执行大事的中坚力量，要特别予以重视。团队的执行能力如何，关键就在于中层干部。规划再谨严，如果不能执行，也无法取得胜利。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大抵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失。”“平日千言万语、千算万算，而得失仍只争临阵须臾之顷。”（《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复胡林翼》）

　　有开创之功的人，他们成就大事，多半是风云际会，自己奋斗出来的，而不是靠培养。成就大事所需的人才，则必须靠发现和培养。

　　曾国藩的启示

　　积极发现，可以找到人才，越来越多；精心培养，可以磨炼人才，使之进步。

　　人才有点同建房子。建一般的房子，材料比较好找，要建大房子，为皇帝盖房子，必须栋梁之才，自己栽种不出来，完全得自天生，必须到深山老林去找，而且也少得很。所以曾国藩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

　　曾国藩爱才如癖，寻访人才是走到哪里找到哪里。人才是天然存在的，还是培养出来的？曾国藩仍然持中庸的观点，相信两个方面都有。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完全是他们自己修炼来的，曾国藩没花什么功夫；李鸿章、曾国荃、刘铭传等，一半靠天生，一半靠曾国藩培养，也成就一番功名。为培养他们，曾国藩可花了不少心血。湘军的二三代人才，几乎都得到过他的培养和训导。

　　他的幕府就是他的人才大学。曾国藩的幕府为当时之最，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办事，二是育人，为他自己、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写了大量家书，耐心教导几个弟弟，还有两个儿子，其实就是培养人才的一种体现。

　　在衡阳练兵的时候，他就在开始做老师，对军人进行普遍的教育训练，做政治思想工作，做军事技能培训。曾国藩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效果也满好。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个，一是课读，二是历练，三是言传身教。毛泽东说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即指他在培养人才方面所下的功夫。

　　对于那些以文吏主兵的人，他常用的办法是先带在身边，做军营中的参谋工作，也就是在他的营务处任事，逐渐熟悉兵事之后，并有了一定的领兵经验，再让他独领一军。不过这种办法始终没有培养出一等大将来。

　　用人的标准

　　曾国藩用人极为谨慎，坚持“不轻进、不轻出”，“慎之又慎”的原则。

　　人才来了，他会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来不及接见的，先让他安顿下来，发给少量工资，待亲自观察之后，根据各自情况，分派到各个单位去，或者军营，或者幕府。去军营的，当然就在打仗中磨炼、升迁。留在幕府的，接触较多，在工作中来判断他的才能心性，并适当培养，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再保举官职，委派重任。

　　这就类似今天的一种用人办法。人才来了之后，先给他打五十分，这里做得好，加十分，那里做得好，再加十分，逐渐奖励他的才能，提高他的才能。如果相反，来了就给一百分，这里做错了减十分，那里做错了减十分，人才慢慢变成了蠢材，就无人可用了，对人才和单位都是损失。

　　保举不当，要受牵连。曾国藩在用人上基本没出大的差错，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如同心中一杆秤，标准越明确，思路越清晰，越容易量才适用。关于用人标准，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一是德才并重，二是文武有别。

　　曾国藩的启示

　　德才并重。

　　德才并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结果往往是德重于才。左宗棠就批评他选的人德有余、才不足。他用人没有出大的差错，大概跟德重于才有很大关系。曾国藩引前人的话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又马上说自己的看法：“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德无才辅，近于愚人。才无德主，近于小人。”

　　要注意的是，首先他们都是人才，且为当时精英，其次才以德为主，才为辅。无才之人，曾国藩会表示尊重，却断不肯用。才干是成就大事的关键，也是成就大事的基础。有人无才，有德无才，都不足用。曾国藩那么牛，也常感叹：“每见仁厚正大者，即苦无才识气力。”胡林翼也说：“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挫而志不可挫。”

　　如果最终才德都不具备，那还是德胜才比较好，至少不添乱。好在一般说来，有德必定会有才，不过才大才小而已，所以可用。

　　拿湘军与淮军比较，可知曾国藩德重于才的特点。

　　曾国藩是湘军的表率，李鸿章为淮军之表率。曾国藩可谓道德笃诚，学问纯粹，器识宏深。李鸿章却是智术机警，识时善变，勇于任事，不畏艰险，血性比曾国藩强。曾国藩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是指他长于事功，而不著于学术，还说他在拼命做官，贪位之心过重。李鸿章虽是曾国藩最得意的学生，却没有学到曾国藩在道德学术方面的本事。梁启超都说，李鸿章是不学无术。

　　淮军不如湘军，从大将出身亦可看出。淮军将领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潘鼎新、刘秉璋等，程学启是陈玉成部将、叛徒，刘铭传是私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都是团练头子出身，其余或出自武官，唯潘鼎新是举人，此外全无学术根基。没有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兄弟之类的人才，更没有像彭玉麟那样的人才。淮军的私人色彩也比湘军更重，如“铭”、“鼎”、“庆”、“树”、“盛”、“程”诸营，皆为大将名字。即使刘铭传经过曾国藩悉心栽培，立下无数功勋，人们还是记得他盐枭出身、逞强斗狠。甚至有人认为，李鸿章才是私人军队、军阀头子的先驱，曾国藩裁撤了湘军，他却把军队建设成私人势力，曾国藩都难以指挥（曾国藩剿捻无功，多少与此有关），袁世凯也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曾国藩德重于才，其实是他的优点，他所识拔的人，并非德有余、才不足，恰恰相反，是本有才，德更足。至于像鲍超那样的勇将，军纪败坏，最后还发生哗变，客观地说，不全是曾国藩的责任。即如曾国荃，都说他贪功贪财，号曰饕餮，对清政府一方，其实有益无害，曾国藩死后，还接任了两江总督。即使有个别败类，也无伤曾国藩的知人用人之明。

　　不过后来他也强调，只要人才有一长可取，就不因小瑕疵而抛弃不用。但是，道德品质败坏的，贪污公款的，心眼太多、过于狡诈的，他坚决不用。大概在他死前一年，又撰文说：“我生平喜欢用忠实人，现在老了，才知道良药虽多，未必管用。”并引用了陈平跟刘邦说的话：“尾生是一个大孝子，对战争胜负却没有帮助，陛下还用他吗？”不患世上无才，只患不能恰当使用。

　　曾国藩的启示

　　文武有别。

　　文武有别，简单说起来，就是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

　　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首先就要选拔武将。他对武将的要求有四点：“不难于勇，而难于带勇之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类似的话举不胜举。从实际情况来看，归结起来无非两点，一是要有忠义血性，二是要勇悍敢战。

　　忠义到家了，就能尽心，生出智慧来。血性到家了，就不怕死，生出勇气来。所以湘军的著名将领，如江忠源、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都是典型的忠义血性之人，不仅有治兵安民之才，也热爱荣誉，决不怕死。

　　罗泽南本来是个儒生，跟曾国藩编练湘军，出湖南作战。攻打武汉的时候，他带两千湘勇，自请当其难者，攻花园一路。攻下武昌之后，湘军顺长江进入江西。塔齐布带兵攻打九江，久攻不下，又气又急，激发心脏病，竟然呕血而死，当时才39岁。接着罗泽南又回救武汉，亲自到城下指挥，中了枪子，五天之后死去。曾国藩坐困江西，两员骨干大将过早死去，大概是一个原因，至少增加了他的困难。而一等悍将鲍超（塔齐布也属此类），虽不懂什么战略战术，军纪也最差，却是典型的打仗不怕死的人，对曾国藩忠心耿耿，所以备受重用，有时倚为长城。

　　文吏的标准大概有十二个字，有操守，无官气，有条理，少大言。

　　有操守，自然就把贪财的人排除了。有条理，做事就有章法、有着落、有规矩，文牍工作必须有条无紊才做得好。少大言就是不吹牛，不说空话，多办实事。

　　这里重点讲讲他所谓的官气。人才大致有两种，一种官气多，另一种乡气多。官气多的人，喜欢讲资格，讲排场，讲样子好看，圆滑世故，吃不得苦，不敢承担责任。乡气多的人，喜欢逞能，喜欢新花样，说话没遮拦，事情还没开始，就招来非议。曾国藩用“劳苦忍辱”四字来教导他们，喜欢用乡气多的人，喜欢用新人，因为他们没有沾染官场习气。结论就是，新人官气少，士人有操守。

　　有了标准，就好量才适用。

　　曾国藩专门为一个人成立了一个部门，名叫采编所。那个人叫张德坚，原在湖北当巡捕官，为湖北总督巡抚的随从官，管宣传一类事务，属下级官吏。

　　他对太平军的情报有天生的兴趣。咸丰三年，太平军经武汉，顺江直流，奔袭南京，长江两岸到处流传他们的故事。大概因为工作关系，张德坚与逃难者接触较多，从他们嘴里听到很多关于太平军的消息，就开始收集，统统记录下来，竟到了痴迷的程度，还特意化装成难民去侦察。

　　收集的资料渐渐多了，有厚厚一大本，他编成《贼情集要》，向各地方长官投递。大概因为他级别太低，无人赏识，张德坚颇为气馁。

　　一年之后，湘军打下武昌。经一个朋友介绍，曾国藩看到了他的《贼情集要》，非常喜欢，也很赞赏，就把他调到帐下，特设采编所，让他当所长，专门收集整理关于太平天国的文件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战斗中缴获来的，有的是征集所得。

　　咸丰五年，太平军回攻武昌，采编所被打散，除张德坚和两个助手坚持来了长沙，其余成员都不知哪里去了。最后终于编成《贼情汇纂》一书，是关于太平天国的重要情报资料。

　　张德坚能够坚持逃到长沙，坚持把书编完，可见他的忠诚。仅此一人，可知曾国藩在识人用人方面，确实比当时一般地方大员高明，这跟他的胸襟抱负大有关系吧。

　　曾国藩说，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张德坚对曾国藩也许有一份感激之心，所谓知恩图报，曾国藩却强调仁比恩更合适。仁，就是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曾国藩不把自己当做他的恩人，而是一种互相帮助的心态，成就别人的时候，也成就了自己，成就自己的时候，也成就了别人。用威不如礼，对塔齐布、鲍超这样的粗人，最具效果。威就是权力，迫使对方服从。礼既是尊重，也是制度，对士人要尊重，对武将、粗人则用制度约束，比用权势、威风压人，效果更好。用威可能口服心不服，用礼则可做到心服口服。

　　曾国藩爱才如痴，美名播于天下，来的人多了，如何使用、安置，也成了一大问题；招之即来，来而不用，就凉了天下人的心。他设置了很多单位来安置他们，反正刚开始工资不高，仅够糊口，不是负担，就可以留下。遇到确实不宜留用的，也发给路费。人感其德，名声就传开了。

　　赏罚分明

　　如何让人才尽心尽力？光靠忠义血性显然迂腐了些。要用好人才，必须做到赏罚分明。

　　曾国藩不是皇帝，处处受到牵制、限制，还有嫉妒者的诋毁。他最好的赏罚工具就是保举或参劾。有功的，忠心耿耿的，大力保举。怕死的，不听话的，不忠诚的，就无情参劾。公报私仇，打击报复，这样的事情他一般不做，因此赢得门生幕僚的衷心佩服。

　　赏罚分明说起来很简单，奖赏无非发财、升官两事，惩罚无非弃用、参劾两事，做起来却极困难，中间总会牵扯到感情。忠义血性本身就包含感情，加上一半人才由熟人荐举而来，感情因素就更复杂，不论保举、参劾，都在其中。

　　他第一次保举左宗棠的时候，没有事先通知，左师爷大发雷霆，说什么不想沾他曾大人的光，搞得曾国藩很狼狈。再要保举人的时候，他就先去征求本人的意见。结果又有人说话了，你要保举就直接保，何必先来问一声，假惺惺的。除了叹息，曾国藩无话可说。加上他上面还有一个主子，总会给他若干限制，他那碗水就更不容易端平了。

　　他设置忠义局，一个作用是表彰忠义、树立榜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安置闲散人员，让他们有一口饭吃。这些人都是熟人推荐来的，又没什么长处，总要给个面子；忠义局不需要什么本事，忠诚可靠就行，无论办好办坏，都不影响战斗结果，也不会像写奏章那样，因用词不当而招惹麻烦。

　　1.奖励：发财，升官

　　练兵之初，他确定的湘军月饷就比绿营兵高。按旧制，绿营兵月饷为，骑兵2两，战兵1两5 钱，守兵1两，维持生活都艰难，严重影响战斗力。湘军月饷却高了几倍，哨官9两，哨长6 两，什长4两8钱，亲兵4两5钱，伙勇3两3钱，长夫3两。连长夫的工资都比绿营骑兵高，是守兵的三倍，很吸引人。营官和统领的各项收入加起来，那就不是拿工资了，简直是发财：营官每月260两，带兵三千者390两，五千者520两，万人者650两。所以有人惊讶：“带兵万人的将领，年收入6万两，竟然都还是廉将。”

　　后来由于粮饷紧缺，常常连半饷都发不出，湘军就开始抢掠，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好装聋作哑。每攻下一城，湘军就集体抢掠三日。士兵发了财，将领当然也发了财。安庆、南京都是如此。据说只有多隆阿一人比较廉洁，其他将领都成为大财主。曾国荃被天下指为饕餮，就是说他过于贪财。当他孤军冒进，驻扎雨花台，曾国藩担心他被围歼，多次要他撤兵，不肯听。南京久围不下，朝廷调淮军去助攻，曾国荃也不答应，就是贪图着南京的金银财宝，盼望着可以大抢一通。

　　曾国藩老家先后盖起了五处大宅子，今天只有富厚堂保存完好，正面宽五百米，确实壮观。仅靠曾国荃的工资，显然无法完成五处大宅子。

　　除了发财，曾国藩还要保举他们，每打了胜仗，就向朝廷保举功臣，让他们做官，光宗耀祖。

　　最初保举很谨慎，怕保举滥了，龙蛇混杂，不好收拾，因为他主张德重于才。“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花钱，是以人心不附。”咸丰四年攻下武昌之后，他只保举了三百人。而胡林翼在咸丰六年攻克武汉后，一下子保举了三千人，是他的十倍，人才纷纷投靠湖北去了。这可刺激了他，自问求才若渴，来了却得不到好处，谁还肯来？像他自己，或者江忠源、罗泽南、彭玉麟等，为荣誉而战的人，始终是少数。

　　他就开始大肆保举，别的督抚大臣也跟着学。结果，不论是打仗立功的军人，还是捐银子纳粮食的财主，只要做出贡献，就能被保举，动辄上万人，国家没那么多空缺职位，就成了空头支票，记名提督、记名总兵、记名道员……一大堆，级别很高，从一品、正二品、从四品，却是空衔，口头上的。

　　有人说，朝廷注册在案的提督有八千人，总兵有两万，副将以下难以统计。开始保举得少，大概过几个月，就能得到实缺，后来就不同了，几乎都是空的，要不要也无所谓，因为那些军人自己掌握着一个奖赏——抢掠财富。升官、发财，总要占一头，他们才肯卖命。

　　反正是空头支票，非实缺，就继续保举，演变成清末一大弊政。在同治五年（1866），有人要求朝廷撤销这种记名封赏，曾国藩不同意，因为仗还没打完，捻军与各地义军都还在活动，记名军功仍然可以鼓舞斗志。

　　这样一来，真正要得到实缺，要奖励那些心腹人才，曾国藩就使用特保、密保的办法，既能破格用人，也让忠心跟随他的人得到实惠。关于特保、密保，曾国藩做得很谨慎。不是跟他一条心的人，他就不会特保、密保。要想得到曾国藩提拔，就得对他忠心耿耿，不起二心。咸丰十年，曾国藩用特保的方式，把沈葆贞、李续宜、李鸿章、左宗棠推上去，结果分别被任命为几省巡抚。可见在奖励人才方面，他的影响力有多大。朱东安先生统计，曾国藩集团有475人，说他“天下人才居其半”，似乎并不过分，大概每一个人都得到过他的保举吧。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2.惩罚：弃用，参劾

　　作为惩罚，曾国藩能用的，主要也是两个，一是弃用，二是参劾。

　　湘军从建立之时起，凡打仗不力的，怕死的，统统被裁掉，营官和兵勇一起裁。咸丰四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征，其中陆军五千，水师五千，各设十营，每营五百人，共二十名营官，他弟弟曾国葆也在其中。靖港、湘潭两仗打下来，尽管一负一胜，但能抗击太平军的，竟只有彭玉麟、塔齐布、杨载福三营。

　　曾国藩又是高兴，又是伤心，决心整顿军队，把不能打仗的统统裁掉，结果就裁掉了一半，只留下五千。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四员大将就在那时确定下来。并迅速招募新勇，很快扩充到一万多人。仅塔齐布一军，就增加至六七千人。

　　营官大概裁掉十三名，有的弃置不用，有的转做文吏，有的后来到了胡林翼或别人幕府。他弟弟曾国葆也被裁掉了。据说他回到老家，羞于见人，好几年都不敢出门，大丢了脸面。对比他和塔齐布，可知奖惩的含义。几年之后，曾国葆随曾国荃回到军营。如果他不是曾国藩的弟弟，大概永远没有机会了吧。

　　李鸿章是咸丰八年到曾国藩帐下的。在祁门大营遇险时，因为李元度误事，曾国藩要参劾他，李鸿章带领全部幕僚起来反对，因为李元度救过曾国藩。曾国藩坚持要参劾，李鸿章也拧，说：“老师若坚持，学生断不肯写奏章。”曾国藩说：“你不写，难道我自己不会写吗？”李鸿章急了，愤然要求离开。曾国藩一怒之下，也不含糊，就把他赶走了，让他去福建一个地方当官，叫什么延建邵道。祁门是绝地，李鸿章本来就不想死在那里，巴不得找个机会抽身，借着这势头，赶紧离开了。

　　离开曾国藩幕府，李鸿章进退失据了，既不想去福建赴任，也没脸回去，就在江西流浪。郭嵩焘看他无事可做，流浪下去也不是办法，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现在这个时期，要想崛起，必须有所依靠。试看当今，除了曾国藩，还有谁可依靠？尽管不愉快，为了前程功名，还是回去吧。”

　　那一封信，读得他一颗功名之心怦怦直跳，终于决定回去——难怪曾国藩说他是一味拼命做官。曾国藩看他既然肯回来，又没叛变，或改投别人门下，感情都还在，就没计较，而重新收入门下。如果不回去，他肯定得不到编练淮军、帮救上海的肥缺，那是他发家的张本。如果他去福建做官，也很难有发达的机会，更不要说主持晚清政局三十年。没有曾国藩，肯定就没有李鸿章，这几乎毋庸置疑。

　　曾国藩弃置不用的人，当然可以转投别人幕府，胡林翼、左宗棠、骆秉章幕府都有这样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被曾国藩弃用的人，功名前程都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在他出任两江总督之后。

　　在职权范围内的，曾国藩可以直接惩处，弃置不用。超过管辖范围的，他就向朝廷参劾。被他参劾过的人，亦不在少数，几乎一参一个准。在长沙他参劾了副将德清。参劾李元度是最受争议的。李元度是他的救命恩人、好朋友，曾国藩坚持参劾他，主要是因为他改换门庭。在曾国藩看来，他是一个叛徒，所以不肯原谅，事后也觉得做得有些过分。对比李元度和李鸿章的不同命运，可以发现曾国藩的性格特征。

　　在使用赏罚手段时，毕竟不是自己做主，上面还有一个皇帝，有时也让他尴尬，弄得两头不是人，左宗棠就是。

　　不过，实实在在得到他保举实惠的人，不下四五百个，这个数字很惊人。只举一例，出于他幕府的人才，有五十八人官至提督以上，提督为武职，从一品；六十七人官至督抚、堂官以上，为文职，正二品以上。大清朝每年在位的正二品以上高官总数也不过几百人吧。

　　育人用人

　　关于曾国藩育人用人，举三个人来说明。一个是他的亲弟弟、直系部下，另一个是淮军将领、李鸿章的直系部下，还有一个是从太平天国投降过来，隶属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死后，归曾国藩节制。

　　1.对曾国荃的培养

　　曾国荃是他的亲弟弟，所花功夫最多、最大，从十几岁训导至四十岁，多在通信中来完成。这里只举一例。

　　祁门大营历险之后，还没有拔营，曾国藩接到曾国荃、曾国葆的来信，从安庆前线写来的。曾国荃多次劝曾国藩离开祁门，把大营移到东流去。东流在长江边上，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马开船，不会被包围，那时太平军已经丧失水上优势。

　　曾国藩回复道：“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我若在东流，如果建德失陷，听任敌人窜入江西景德镇各地，我亦无力屏蔽，面子上太过不去，这是一难也。我居高位，浪得虚名，敌人必定加倍欺凌，这是二难也。沅弟（曾国荃）只知其利，不知其害，这就是自诩智识，阅历太少的缘故。沅弟佩服陈玉成善于寻找机会，乘虚而入，却不知道他是蓄谋已久，这也是阅历太少的缘故。

　　曾国藩又跟曾国葆说，季弟（曾国葆）前日预料徽州必克，左宗棠必败，不靠眼见，只凭臆断，这也是自诩智识，阅历太少的缘故（事实是，曾国藩打徽州失败了，左宗棠却攻下景德镇，解了祁门大营之围）。又急于出壕搦战，只看到敌人不是真的勇悍，却不知道我军也不可依恃，都是因为阅历太少了。

　　曾国藩的启示

　　不要自诩，不要骄傲，谦虚做人，谨慎谋事，不要把什么都看简单了。

　　攻克南京之后，清政府要打压曾氏兄弟，曾国荃想不通，闹情绪，曾国藩也给了很多劝导。遍观曾国藩写的家书，教导诸弟子侄做人做事的话，几乎每一篇都有，用心良苦如此。

　　2.对刘铭传的培养

　　刘铭传为淮军第一勇将，本为李鸿章部下。僧格林沁被捻军打死后，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湘军已经裁撤，只能依靠淮军。他很清楚，淮军将领在素质、学养方面皆不及湘军，没有像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那样的人才，不得不在行军之际，对淮军将领多加训导，尤其对刘铭传的培养最多，成效最大。

　　他对刘铭传的培养，有奖励，有劝诫，多期望，少批评。刘铭传本来是一员猛将、悍将，曾国藩则希图强者更强。

　　剿捻之初，湘淮各营都不是捻军的对手，唯刘铭传敢临阵变化，主动出击，还多次夺得军马，足以组建一营骑兵。但李鸿章先有信来，说现在粮饷筹集困难，各军概不得增添步兵，若要增添骑兵，必须裁减步兵，好腾出口粮来。鲍超的部队就是因为粮饷不足而闹了哗变。曾国藩却同意刘铭传新建一营骑兵，并拨给军饷口粮。他夸赞刘铭传说：“惟贵军门好养绝技之人、敢死之士，古来名将亦往往精选帐下健儿，以备缓急。”他要刘铭传裁撤三哨亲兵，把壮士留下来，几十人就够了，少而精，经常跟随身边。本来军饷口粮紧缺，曾国藩仍坚持加银三百两每月，加夫三十名，要刘铭传照实领取。

　　二十三天之后，曾国藩又给了刘铭传做了一番训导，要他以坚忍成事。大概除了家人，再没对第三人怀抱如此殷切的期望。全文抄备如下（下画线为本书作者所加）：

　　《批铭字营刘军门铭传禀防河事宜俟抵周口与潘张二军通力合作等情》

　　来牍具悉。

　　防守沙河之策，从前无以此议相告者，贵军门创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之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可见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办捻之法，马队既不得力，防河即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无论何等风波，何等浮议，本部堂当一力承担，不与建议者相干；即有咎豫兵不应株守一隅者，亦当一力承担，不与豫抚部院相干，此本部堂之贵乎坚忍也。

　　游击虽劳而易见功效，易收名誉，防河虽劳而功不甚显，名亦稍减，统劲旅者不屑为之。且汛地太长，其中必有极难之处。贵军门当为其无名者，为其极难者，又况僚属之中，未必人人谅此苦衷，识此远谋，难保不有一二违言，贵军门当勤勤恳恳，譬如自家私事一般。求人相助，央人竭力，久之人人皆将鉴其诚而服其智。迨至防务办成，则又让他军接防，而自带铭军游击，人必更钦其量矣，此贵军门之贵乎坚忍也。若甫受磨折，或闻浮言，即意沮而思变计，则掘井不及泉而止者，改掘数井亦不见泉矣。愿与贵军门共勉之。

　　此复。

　　曾国藩先说，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唯有坚忍可以成功。一、江忠源创议建设水师，水师建成之后，先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大家对水师充满绝望，水师官兵也都不想干了，要去当陆军，靠坚忍维持，才振作起来。二、围攻安庆的时候，祁门大营危急，大局糜烂，群议都要撤安庆之围，去支援祁门和黄德，也靠坚忍力争，才没撤兵，最终打下了安庆。三、南京城高墙厚，曾国荃孤军冒进，大家都担心他遭到覆亡，连我本人也觉不妥，仍靠坚忍支持，用地道爆破的办法攻下来。

　　曾国藩的启示

　　天下事只要能坚忍不懈，总能成功。

　　又大力表扬刘铭传的防河之策。捻军依靠马队，行动迅猛，防河是笨人笨办法，不易见成效，却很管用。曾国藩要刘铭传“为其极难者”，勤勤恳恳，以“坚忍持之”来取得成功。勇猛顽强的捻军，正是败在防河之策下。

　　这篇文章可谓曾国藩坚忍精神的最佳写照，概括力比写给家人的信都强。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栽培。曾国藩剿捻无功，李鸿章接任。他看不上刘铭传的笨办法，刘铭传说：“若不防河，我就回家，不打这烂仗了。”李鸿章才接受防河之策。

　　任柱是捻军猛将，赖文光倚为长城。刘铭传买通捻军降卒潘贵升，要他找机会刺杀任柱。在山东日照，刘铭传与任柱率队开仗。淮军放排枪，掀起黄色大雾。叛徒潘贵升乘机冲到任柱面前，刺中任柱腰部。任柱的死，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两个月后，东捻军失败。

　　东捻军失败之后，清政府论功行赏，刘铭传劳苦功高，嫌封赏小，对李鸿章很有意见，就请了病假，回家休息去了。

　　西捻军为了报仇，从西边打来，威胁北京。刘铭传装大爷，说自己有病，不能带兵，将了李鸿章的军。刘铭传有勇有谋，为淮军栋梁，连西捻军也畏惧三分，他不肯来，李鸿章就少了一支胳臂。西捻军来势凶猛，李鸿章追堵不力，朝廷就把他降了职。这下把李鸿章急的，只好请曾老师帮忙，劝刘铭传出山。

　　曾国藩超过李鸿章的地方，此处也可以见到。他接连给刘铭传写了三封信，又劝又导，要他应命出山。曾国藩过去的幕僚吴坤修还亲自上门劝说，刘铭传才答应出来。

　　刘铭传本是盐枭，行为性情都比较粗暴，匪气颇重，经曾国藩培养训导，不仅有勇，而且有谋，终成淮军第一名将。后来他也积极主张开发台湾，在台湾修建铁路。再后来，法国在两个方向上与我无理开仗，广西方面有老将冯子材，台湾方面则为刘铭传，两人积极抗战，取得对列强作战的少有胜利。

　　3.对陈国瑞的培养

　　陈国瑞本在天平军中，还是个少年，不小心当了俘虏，被清兵将领收为义子。这个年少无知的叛徒，投靠清兵之后，很能打仗，官至总兵（正二品）。后改属僧格林沁。同治四年（186 5），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陈国瑞带伤逃脱。曾国藩北上剿捻，收拾僧格林沁残部，陈国瑞也被审查。因为他作战勇悍，且负重伤，是唯一没被处罚的人。事后曾国藩有点后悔，因为陈国瑞不力救僧格林沁，还假装受伤，却不受惩罚，知情者大为不满。

　　陈国瑞是个粗人，骄纵蛮横，劣迹多端，颇有一点军中恶棍的味道，一生波折也多。

　　南京陷落之后，他在湖北追剿太平军残部，却被人诬陷，说他又叛变了。直到他亲自面呈，才洗清冤屈。在查明真相之前，曾国藩推断说，现在我方军威大振，陈国瑞所带不过千人，断不会在这个时候叛变，如有疏失，我愿意承担责任。

　　同治四年五月，在追击捻军的时候，他率部闯入刘铭传营中，抢夺洋枪。刘铭传本为盐枭，也不是善主，一场争斗，把陈国瑞活捉了，还杀了他几千部众。曾国藩晓得陈国瑞品行不佳，又由他构成事端，因而只命刘铭传放人，都没惩罚。陈国瑞被关押了几天，又挨打又挨饿，受尽凌辱，却无可奈何，只好再去招兵。

　　不过，在天津教案中，从今天来看，陈国瑞却表现了一些勇气和骨气。他站在桥头，为中国人民助威呐喊，法国人指名道姓要处死他。曾国藩认为陈国瑞罪不至死，就把他调到扬州去了。

　　到了扬州，英国人又出来指控他，说他要带领群众攻击教堂，恐吓洋人，驱逐他们。一查，原来是英国人诬告陈国瑞，大概是有点畏忌他。曾国藩就不放心起来，正想着怎么让他闭门谢客，不惹事端，结果才半个月，就发生了另一起恶性武斗事件。

　　扬州还有一个武官，名叫李世忠，也是太平军降将，突然把陈国瑞抓起来，绑到船上，藏在江边。竟有几千人赶去追索，在江边大闹一场。李世忠逃掉了，他的家眷却被抓住，还弄死了一人。

　　原来李世忠跟陈国瑞都在长江边上带兵。陈国瑞抢了李世忠的粮饷、皮衣等物资，李世忠怀恨在心，一直隐忍不发，想找机会报仇。不恰二人在扬州相遇，李世忠假装跟陈国瑞和好，相从过往。陈国瑞是个大老粗，仍然拿一些小事来欺凌李世忠。李世忠就在一个清晨下手，闯入陈宅，捆绑了他。

　　曾国藩的意见是，二人都是提督（从一品官）了，仍然桀骜成性，不循法理，在扬州危害百姓，又被洋人猜忌，现在还搞出人命来，干脆都遣回原籍，不准在扬州逗留，免得再起风波。陈国瑞没有回去，而还在扬、淮一带徘徊，不知如何保其末路。

　　陈国瑞就是这样一个人，曾国藩也屡次说他“气矜太甚”、“狡谲暴戾”、“杰骜之气未化”、“性好私斗，劣迹多端”、“粗气未除，性喜多事，或大言欺人”……

　　尽管如此，借公文往来之便，他还是给陈国瑞写了大段批语，是所有批牍中最长的一篇。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训导，就是希望陈国瑞能有所觉悟，成为名将。那篇文章很长，收在《曾国藩全集·批牍》中，是分册最长的一封信，电脑统计有2606字，真是够长的了，却能体现曾国藩好为人师的毛病——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语）。其中心意思，就是想帮陈国瑞除去恶习，培养名将气质。曾国藩自认为，“玉成一名将”，是他的一大功德。

　　该文第一段先谈了公事，然后说：“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跟你说，又怕忠言逆耳，你不肯听，所以迟迟没回信。”陈国瑞是这么一个人，有三个人说他好，就有七个人说他坏。曾国藩数落了他的十大劣迹，什么忘恩负义、虐待官差、吸食鸦片等，又列举了他的三大优点，什么勇敢善战、颇有孝心之类。跟着劝诫说，你本有名将之质，如不好好反省，恐怕将来身败名裂，自己都还不知道。

　　然后跟他约法三章：一不扰民，二不私斗，三不违令。顺便就提起他跟刘铭传的恩怨，希望他发奋图强，立大功，成大名，以洗雪耻辱，如韩信忍胯下之辱，郭子仪隐掘坟之痛（郭子仪的祖坟被太监鱼朝恩刨了，别人以为他会大发虎威，找鱼朝恩算账，搅起一场风波。郭子仪流着泪说，我在外带兵打仗，士兵也刨了别人的祖坟，现在我的祖坟被刨，那是我的报应，怪不得别人），永不与人私斗。

　　最后希望他服从号令，挽回恶名，逐渐养成名将气量，大丈夫光明磊落，不用遮掩什么！

　　但曾国藩不敢抱太大期望，在跟朋友说起陈国瑞时，表达了这样的感慨：“然美而不骄，骄而能降，从来就很少。”

　　原文抄备如下（文字下画线为本书作者所加）：

　　《批浙江处州陈镇国瑞具禀暂驻归德并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等情》

　　来禀阅悉。

　　该镇所部，业奉谕旨饬赴归德，军火器械自应在河南粮台支领。至八千人之饷，为数甚巨，断非每月二万所能敷用。况二万金之协响，尚属不甚可靠。古谚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万不可易之理。若以八千之众，全无确实之饷，将来因饷生变，祸端不测。本部堂所部皖南各军，近日因饷绌闹事，纷纷闭城殴官，居民逃避，焦灼之至。该镇宜就近与豫抚部院熟商，若饷项极绌，固宜及早遣撤。即饷项稍优，该镇滥收败兵游勇，亦宜遣撤大半，或酌留二三千人，庶免弗戢自焚之患。不可贪部卒众盛之名，而忘饥军殃民之虑也。此批。

　　再，前于闰五月初间连接该镇二禀：一件言自嘉祥解围，回至济宁，勇于与刘军门部下械斗；一件言陈振邦招勇未到，不能迅速拔营。本部堂所以未遽批答者，因心中有千言万语，欲与该镇说明，又恐该镇不好听逆耳之言，是以迟迟未发。兹该镇禀商饷银军械等事，急欲立功报国，而恐诸事掣肘，其志亦可悯可敬，特将本部堂平日所闻之言，与玉成该镇之意，层层熟筹而敬告之。

　　本部堂在安庆、金陵时，但闻人言该镇劣迹甚多，此次经过淮扬、清江、凤阳，处处留心察访，大约毁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

　　其毁者，则谓该镇忘恩负义，黄镇开榜于该镇有收养之恩，袁帅欲拿该镇正法，黄镇夫妇极力营救，得保一命，该镇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又谓该镇性好私斗，在临淮与袁帅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世忠部下开明仗，杀死朱、杜二提督。旋在正阳关捆缚李显安，抢盐数万包。在汜水时，因与米船口角小争，特至湖西调队二千，与米商开明仗，知县叩头苦求，始肯罢兵。又谓该镇骚扰百姓，凌虐州县，往往苛派州县代办军装号衣等件。在泗州殴辱知州，藩司张光第同在一处，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邮勒索水脚，所部闹至内署抢掠，合署眷属，跳墙逃避，知州叩头请罪乃息。又谓该镇吸食鸦片，喜怒无常，左右拂意，动辄处死，并有因一麻油饼杀厨子之事。藐视各路将帅，信口讥评，每每梗令，不听调度，动称“我将造反”。郭宝昌之告变，事非无因。本年四月曹南之败，与郭宝昌同一不救主帅，同罪异罚，众论不平。凡此皆言该镇之劣者也。

　　其誉者，则谓该镇骁勇绝伦，清江、白莲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胜众，临阵决谋，多中机宜。又谓该镇至性过人，闻人谈古来忠臣孝子，倾听不倦，常喜亲近名儒，讲诵《孟子》。又谓该镇素不好色，亦不甚贪财，常有出世修行、弃官为僧之志。凡此皆言该镇之长处者也。

　　誉该镇者，如漕督吴帅、河南苏藩司、宝应王编修凯泰、山阳丁封君晏、灵璧张编修锡嵘，皆不妄言之君子。毁该镇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复悉举其名。誉该镇者，愿该镇知其名，不忘也。毁该镇者，愿该镇不知其名而忘之也。

　　本部堂细察群言，怜该镇本有为名将之质，而为习俗所坏。若不再加猛省，将来身败名裂而不自觉。今为该镇痛下针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

　　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名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近日州县多与带兵官不睦，州县虽未必皆贤，然带兵者既欲爱民，不得不兼爱州县。若苛派州县供应柴草夫马，则州县摊派各乡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压，诉于州县，州县转诉于军营。若带兵者轻视州县，而不为民申冤，则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带兵十年，深知爱民之道，必先顾惜州县。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县譬如乳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后，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人，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该镇以此为法，以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佑助。此不扰民之说也。

　　至于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本部堂二年以前，即闻该镇有性好私斗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怀疑而预防之。闰五月十九之事，铭字营先破长沟，已居圩内，该镇之队后入圩内，因抢夺洋枪，口角争闹，铭营杀伤该队部卒甚多，刘军门喝之而不能止。固由仓猝气忿所致，亦由该镇平日好斗之名有以召之耳。闻该镇好读《孟子》“养气”之章，须知孟子之养气，行有不慊则馁。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缩则惴。缩者直也，慊者足也。惴则不壮，馁则不强。盖必理直而气壮，必理足而后自强。长沟起衅之时，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郭汾阳之祖坟被人发掘，引咎自责，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胯下及掘坟之甚，宜效韩公、郭公之所为，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能忍小忿，乃成大勋。此戒私斗之说也。

　　国家定制，以兵权付之封疆将帅，而提督概归其节制，相沿二百余年矣。封疆将帅虽未必皆贤，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该镇好攻人短，讥评各路将帅，亦有伤于大体。当此寇乱未平，全仗统兵大员心存敬畏。上则畏君，下则畏民，中则畏尊长，畏清议，庶几世乱而纲纪不乱。今该镇虐使其下，气凌其上，一似此心，豪无畏惮者，殆非载福之道。凡贫家之子，自恃其竭力养亲，而不知敬畏，则孔子比之犬马。乱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则陷于大戾而不知。嗣后，该镇奉檄征调，务须恪恭听命。凡添募勇丁、支应粮饷，均须禀命而行，不可擅自专主，渐渐养成名将之气量，挽回旧日之恶名。此不梗令之说也。

　　以上三者，该镇如能细心领会，则俟军务稍松，前来禀见。本部堂于觌面时，更当谆切言之，务令有益于该镇，有益于时局。玉成一名将，亦本部堂之一功也。

　　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仰该镇逐条禀复，以凭详晰具奏。至于所述毁誉之言，孰真孰伪，亦仰该镇逐条禀复。其毁言之伪者，尽可剖辨，真者亦可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誉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伪者辞之而不居。保天生谋勇兼优之本质，改后来傲虐自是之恶习，于该镇有厚望焉。

　　又批。

　　在谈陈国瑞的优缺点时，曾国藩故意先提缺点，后提优点，而且缺点十项，优点三项，可知曾国藩对他的爱憎态度。

　　当朝廷向曾国藩咨询，陈国瑞能不能独当一面时，他用密奏的方式，坚决予以否定。曾国藩很清醒，不因为想栽培他，而不辨公私，滥用感情。

　　准确说来，在心灵深处，他对陈国瑞是否定的。他给刘铭传写过不少信，也给潘鼎新写过，就是没给陈国瑞写过，这似乎表明了他对陈国瑞的态度。

　　他对陈国瑞的培养训导似乎没起作用。陈国瑞的命运也不幸被曾国藩言中，“恐怕身败名裂”。曾国藩死后数年，因为另一个案子，陈国瑞又被牵连，发配黑龙江，在那片广袤、肥沃、荒凉的黑土地上，默默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