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十七讲 人才（上）

　　在鉴才用人方面，刘邦是一面旗帜。他说自己文不如张良，武不如韩信，后勤不如萧何，却把汉初三杰用对了，而成就大事。汉武帝、唐太宗、康熙等著名帝王，都有关于人才的佳话。不过，韩信并不是刘邦发现的，而是在萧何的大力推荐之下，才半信半疑、筑坛拜为大将。

　　曾国藩鉴别人才的本事可谓当世无双，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得到如此多的称赞。其特殊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帝王，却携帝王之势，统东南半壁江山，“天才人才居其半”——这句话也许夸张了点，却能显示他要做皇帝的某些历史背景。要团结那么多人才，第一需要海一般广阔的胸襟，才能容纳他们；第二需要一双慧眼，才能发现他们；第三需要相当的事业规模，才能招得来，留得住，用得足。

　　这对曾国藩是一个挑战，他不是帝王，必须在清政府的监视、猜忌、限制中发展人才队伍，还要防止别人挖墙脚。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还好，一般不趁火打劫，别的人就不讲规则了，总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拉走他的干部，兼并他的队伍，所以他参劾李元度。李元度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绝大的利害关系，他不会那么狠心。胡林翼也试图拉拢罗泽南、李续宾兄弟，左宗棠专门捡他不用的人才，李鸿章则虚心向他请教，都建设了属于自己的幕府/人才队伍。

　　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谋划策的英才，另一类是冲锋陷阵的雄才。一类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另一类是尽心辅佐的助手之才。一类适合做部下，属上下级关系，另一类可以称为智囊，关系平等，适合做朋友和同僚。重要的是如何发现他们、培养他们、任用他们。由于人才对成就大事极重要，本书分两章来完成。关于发现人才，本章侧重两点，一是广揽人才，二是判断人才。

　　广揽人才

　　还在当京官的时候，曾国藩给咸丰帝上过一个奏章，大谈人才之道，想为天下储备人才，因为缺乏具体目标，没有针对性，被咸丰帝当做空谈，弃之不用。出任团练大臣之后，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急迫起来。军事、文案、后勤人才都十分匮乏，又因为刚刚起步，事业规模小，主要靠朋友、师生推荐，很多人却不肯来。

　　1.通过熟人推荐人才

　　曾国藩最初训练的湘军只有三营一千零八十人，营官分别为罗泽南、王鑫和邹寿章。

　　罗泽南跟曾国藩是老乡，做过曾国华、曾国荃的老师，咸丰元年（1851）跟曾国藩的父亲一起办过团练。曾国藩的大儿子娶贺长龄的女儿为妻，也是罗泽南牵线搭桥。曾国藩对罗泽南很敬重，有时候称他为先生。曾国藩给咸丰帝上奏章，批评咸丰帝，差点引来大祸，其重要的支持者，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是曾国藩集团的早期重要成员之一，牺牲最多，也最早。咸丰三年，曾国藩训练的湘军第一次出战，在南昌城下，死骨干七人，其中四个为罗泽南的子弟学生，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他本人于咸丰六年三月中炮，死在武昌。

　　王鑫，湖南湘乡人，罗泽南的学生。尽管跟曾国藩不合，归于骆秉章门下，却仍然不出曾国藩的朋友、师生范围之内。后来转战江西，常以少击众，身经百战。咸丰七年病死军中。

　　邹寿章，湖南新化人，是江忠源的表弟，不善带兵。曾国藩第一次作战失败了，即岳州惨败，邹寿章管带的一营全部被歼。又改领水师，在湖口遭到袭击，全营溃散。最后归于骆秉章。同治二年（1863）死于绍兴厘金局。

　　曾国藩在衡阳练成万人，准备出省作战，路过长沙，给左宗棠写信，要求他来参加，遭到拒绝。还发出了几封邀请函，好友冯卓怀、郭嵩焘没有来，刘蓉被硬拉来了，没待多久又走了。留下来的有胡林翼、李元度、陈士杰等。大概来与不来，各占一半。

　　最初跟随他的几个人才，大都死在军中。江忠源死在庐州，罗泽南死在武昌，王鑫死在江西，塔齐布死在九江。李续宾咸丰八年死在江西，李续宜同治二年死在安徽，兄弟俩都是罗泽南的得意弟子。即使胡林翼，也在咸丰十一年病死武昌。李鸿章咸丰八年才入曾国藩幕府。从个人祸福来讲，去得早了，似乎不是一件好事，去得晚了，又分不到羹，确实需要选择时机。如果判断不准，那就听天由命好了。

　　通过熟人推荐人才，尽管范围有限，是其缺点，却容易得到德才兼备、独当一面、值得信任的大将之才。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曾国藩集团的四大首脑人物，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在熟人圈子里出现的。而他手下的一等大将，一半从熟人圈子来，一半由招募而来。僚属、营官等二三级人才，大概也各占其半。这既是成就大事的可靠保证，也是由他寻求人才的方法所决定。他跟朋友、师友、家人通信，常常会要求他们帮忙推荐人才。他们推荐过来，即使能力不够，却可靠，不会出大的偏差，更不会倒戈叛变。

　　这对今天还有借鉴价值。需要区别的是，曾国藩积极提倡忠义血性，这对他的人才集团和事业规模都起了很大作用，没有遭遇像天京事变那种恶性内讧。但在今天，忠义血性几乎已经消失，而以待遇高低/利益为第一取向，如果只强调忠义血性，所得人才可能不多。

　　据说网络上有一个调查，有一家外企，工资很高，福利也好，你通过层层考试，终于成为其中一员，却发现它在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你必须照做，才能保住饭碗，问你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结果90%的求职者选择留下来。这个测试部分地反映了忠义血性正在被利益所取代的趋势。

　　忠义血性并没有消失，仍然存在人心中，不过需要变化方式，比如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这对杜绝集体跳槽、盗卖商业机密之类的恶性事件，还是有帮助的。尽管钢筋混凝土代替了雕梁画栋，电脑淘汰了算盘，迷你裙取代了旗袍，汉堡包深受小孩子喜欢，而儒家文化仍然顽强地延续着，有识之士也在为之奔走呼告。不过，能不能一直保持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似乎还需要上百年的观察。

　　2.到处延揽人才

　　但对成就大事来说，仅靠熟人圈子显然不够。

　　开始人才不够用，曾国藩自己也能顶替一阵子。随着军事上的逐渐胜利，对人才的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在升任两江总督之后，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急迫。那些遭到战争破坏的地方，要赶紧恢复经济建设，又增加了吏治人才。

　　当初，在准备出省作战时，他写了一篇《讨粤匪檄》，号召那些“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都来他军帐任事。血性男子来了，他聘为心腹，冲锋陷阵。抱道君子来了，他延为宾师，出谋划策。仗义仁人来了，帮着捐银助饷，给予奖励。对敌方阵营，他要求那些“久陷贼中”的人，或者杀其头目，或者以城来降，都授予官爵；对那些被裹胁的人，要他们抛下武器，空手投诚，一概免死，不予追究。韦俊、程学启、陈国瑞等人，即是从太平天国叛变过去的。

　　这篇文章表达了他广揽人才的基本思路，想把正反两方的人才都争取过来。来的人越多，可供挑选的越多，他每到一个地方，几乎都要发布告示，深入查访，寻找远近人才，或者让各地政府逐级推荐。

　　曾国藩的启示

　　人才储备就越多，判断人的经验也丰富起来。

　　太平天国消亡之后，余部发展成为捻军，在黄淮地区活动，把僧格林沁都打死了。清朝赶紧调曾国藩北上剿捻。那时他的幕府已经汇聚了天下人才，仍然发布告示，寻访英贤。

　　太平军和捻军都被镇压了，地方军政大权也落到督抚手中。清政府为改变外重内轻的局面，削夺地方权力，调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知道京城士人风气不好，仍要各州县荐举人才，多的可以保举五六人，少的一两人，他将亲自接见，予以褒奖，凡不保举或保举失当的，则要给予惩罚。

　　来的人多了，就有两个问题，一是诚心够不够，二是接见辛苦。能不能处理好这两点，跟成就大事的胸襟、气度、大志有关。曾国藩既然有大志，当然也拿出诚心来，以感动天下人才。

　　当时有坐台这一种形式，大官接见属僚，他自己坐在中间，属僚都站在旁边听，长官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曾国藩却不那么做，除晚年身体欠佳外，从来不坐台，要么都坐着，要么都站着，或者一起去散步，显得平易近人。这样做能团结人心，让属僚感到诚意。而曾国藩去见慈禧时，快60岁了，却是跪在地上，年轻的寡妇问一句，他答一句，不敢多说。

　　来的人都及时接见，也是蛮辛苦的事。尤其年纪大了，仍然坚持过去的见客习惯，结果把身体搞垮了。他在61岁上死去，死在南京官署。

　　江苏巡抚跟清朝报告说：“曾公从京城回来，业余时间，无客不见，见了又聊得很细，还殷勤训导他们。下属贤能与否，事情来龙去脉，他都默识在心。年纪越大，人越勤勉，大家无不佩服。为了人才，他是竭心尽力，终于搞垮了身体。”

　　他的死跟精神上的打击关系最大，也就是一年前，因为天津教案，从中兴名臣跌落成卖国贼，遭到全国一片骂声。但江苏巡抚也没有虚夸。曾国藩死前五天，最后一天没见客，前四天分别见客七次、七次、八次、六次，因为身体不好，只有两次是站着见的。死前三天，他写日记说，“余精神散漫已久……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精神状态似已不能支撑，仍然见客八次。

　　曾国藩跟赵烈文说：“求才很不容易，其中奥妙太多。”

　　赵烈文说：“就是一个诚字。上以诚求，下以诚应，只要把国事当家事一般尽心，哪里会找不到人才。”

　　有了诚，与此相应，胸怀也会宽大广远，容纳各色人才，而不是只取与自己相似的——这一点是用人者要注意的地方。

　　曾国藩的启示

　　诚心不足，胸襟不宽，对广揽人才颇有妨碍。

　　广泛招揽人才，不仅能得到人才，也避免把人才推到敌人那边去。据说左宗棠去拜见过洪秀全，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也去投靠过，都没有被采纳，才到曾国藩这里来。从清朝一方来说，如果洪秀全考中举人，或者不管用什么形式，只要把他吸纳过去，他就不会造反了，说不定还会像曾国藩一样，忠心耿耿卖命。

　　反观太平天国一方，在寻求人才、团结人才方面，显然远不如曾国藩做得透彻。这是他们失败的一大原因。

　　判断人才

　　这么多人招揽过来，必须有一个了解和判断，才好安置。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见面和谈话。这个办法是不是不科学？完全靠主持者的经验与个人判断，似乎有点玄，其实不然。人力资源课程讲过大量细致的测评工作，测评结果常常需要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来做出判断，不过多了一个测评载体而已，其本质相同。经验丰富的测评专家与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其原理大致相通。中国古代教育当然有种种弊端，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培养通才。关于这一点，还值得继续研究。

　　美国有一个学者，他用了二十年时间来研究百万富翁的成功智慧，通过大量调查发现，那些富翁们，大多在大学时代，就学会了对人的准确判断。他们当然不能与曾国藩相比，但曾国藩说的，“凡办大事，惟以得人才为第一要义”，却是成就事业的保证。为剿灭太平天国，他网罗了天下一半的人才（“天下人才居其半”）。大凡卓越的领导者，也许天赋使然，也许积累了经验，总能准确判断人才。“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语），若每一个人都按此规律考察，哪有时间等你？因此，学习对人的准确判断，掌握其技巧，那是成就大事所必需的。

　　作为生活中的一般情况，对人有准确判断，至少可以不受骗，那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不要贪便宜。骗子得手，不就是利用了人的“想占便宜”吗？如果坚信天底下没有免费午餐，坚持不占别人便宜，坚持不贪小便宜，上当的可能性会少好多。

　　数年前的秋天，在工人体育馆那边，一辆小车戛然一声，刹在我身边。下来三个老外，拿着一叠美元，跟我嚷嚷。问答半天，我听懂了，他们想跟我换人民币。我有些动心，一转念头，又觉不妥，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莫占人家便宜。”想起这句话，我心头雪亮，请他们找中国银行去。然后就看到报上说，有老外街头换钞，警惕上当。

　　识人，分才与德两项。才易识，德难辨。才能嘛，如判断骡子与马，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品行，就没那么直观。人心如沟壑，厚貌深情，最不好辨别。

　　曾国藩的启示

　　久注观人精神

　　神，指眼神，通过眼睛里的神情神态，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心邪心正。最精练的概括，就是“一身精神，具乎两目”，这也是《冰鉴》开篇的话。类似的东西，西方有没有？从“东学西学，悠悠一理”来看，应该是有的。中国讲“相由心生”，西方的话是这样的：We each em body our own idea。Individuality resides in a formal cause。第一句话是柏拉图说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从个体上表现着我们的差异。第二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意思是，形象造成个性差异，跟“相由心生”很接近。

　　通过眼睛里的神来辨别忠正与奸邪，原文拟备如下：

　　古者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骇鹿，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托迹二清，不可不辨。（《冰鉴全集》第31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文字大意是，古人讨论眼神，分为清浊两种，清浊容易辨别，邪正不好辨别。辨别邪正，应该从动、静两种状态入手。安静时，眼睛像明珠，晶莹玉亮，含而不露，运动时，目光如春水，清波流转，粼粼光芒；安静时，四处无人，运动时，飞箭穿心，这是清澄到底的眼神。安静时，像萤火烛光，虚弱飘忽，闪烁不定，运动时，像逆波回水，光芒涣散，混沌不清，这是尖巧伪善的眼神。安静时，双目微闭，半睡半醒，运动时，麋鹿惊恐，四面张望，这是邪心内萌、刻意掩藏的眼神。前一种是道德败坏品行不端的人，后一种是奸心暗藏邪念隐匿的人，两种情况都混迹在眼神澄清之中，不可不辨。

　　这是判断正义之人与奸诈之人的方法。结论就是，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萤光，动若流水

　　静若无人，动若赴的←→静若半睡，动若骇鹿

　　这个方法在历史上是有案可查的。

　　王莽的姑姑是皇后，几个叔叔是大将军。他爸死得早，孤儿寡母，备受冷落。王莽不泄气，不自怜，不仅发奋读书，而且孝心极厚。叔叔病了，王莽床头床尾伺候了一个月，还亲尝汤药，以防有人下毒。叔叔病好了，王莽也瘦得不成样子。叔叔大为感动：有子不如有王莽。逐渐得到赏识和信任。在帮助叔叔打击政敌的过程中，王莽因为告发大奸有功，封官。到38 岁时，升做大司马，三公之一，是辅佐皇上的最重要的大臣。

　　那时，他在朝野有很好的声誉。他母亲生病，大臣的夫人都去探望，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妇人出来迎接。早听说王莽家居简朴，众夫人也不以为意。但是，当她自称王莽的夫人时，众夫人面面相觑，大惊讶了一番。

　　他造西汉的反，大忠臣变成了大奸臣，天下哗然。在篡位之前，有没有人察知他的贼心呢？白居易说，如果他篡位之前意外地死了，是不是将留清誉于世呢？

　　《资治通鉴》记载，他当大司马以后，新任司空之职的彭宣，第一次看到王莽，悄悄对大儿子说：“王莽神清而朗，气很足。而神有邪狭，必乱世。”就上书皇帝，称自己“昏乱遗忘，乞骸骨归乡里”，请求退休，回家养老。王莽恨恨地同意了，而不肯给养老金。彭宣回乡数年就死了。

　　曾国藩的启示

　　乍见观人情态

　　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这也是《冰鉴》的话，如果时间充裕，可以仔细考察人的精神；打个照面、擦肩而过，就考察人的情态。精神存蓄在眼睛里，情态外露在行为上，因此情态比精神容易判别。

　　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冰鉴全集》第208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大家”指学识渊博、举止厚重，有大风范的人。古有一语，最为传神：“大人之风，山高水长。”大家风范就是气度豪迈，安详庄穆，闲雅冲淡，即使羞涩，即使沉默，仍是一种佳相。据说孔子不善言辞，有些木讷，而在大殿上，为了国家利益，却能慷慨陈辞，滔滔不绝。

　　心地可以像小孩一样纯洁，行止也可以像小孩一样活泼，仍不失为大家风范。成人有孩童一般又跳又叫的情态，如是出于真情激动，也不失为端庄大方。如是出于伪饰之心，或者本身就是痴呆傻，跟真情流露大不同，这是可以通过神情观察到的。“羞涩亦佳”跟“跳叫亦失”的区别，仍然要从神的清浊来辨别。

　　不谙世事的公主流落民间，一定有很多笑话，她的神她的情却是清澄的。深于事故的老狐狸，即使装出小孩子一般的单纯，也难清澄到底。

　　下面节录的几段文字，供参考。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纯奸能豁达者，其人终成。（《冰鉴全集》第158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春秋时期，郑国是一个小国家。郑武公雄才大略，为扩展疆域，盯上了邻邦的土地。

　　邻邦胡国是少数民族，勇猛善战，不宜力攻。郑武公就把女儿嫁过去，做了胡国王妃。玉人在怀，春宵欢乐，胡国君连朝都懒得上了。郑武公暗自高兴，召开会议，商量怎样开拓疆土。

　　下大夫关其思说：“最合适的选择是胡国。”

　　郑武公勃然大怒：“你怎么可以陷我于不义？”

　　关夫子却大谈攻打胡国的好处，郑武公气不过：“来人啦，拖出去斩了。”

　　消息传到胡国，国王感激得不得了，更加纵情声色，边防慢慢松弛下来。郑武公进攻胡国，大胜而归。

　　一弃女儿幸福，再弃大臣性命，郑武公纯奸能豁达，终于有不小的成就，成就了郑国小霸的大好景象，开春秋争霸的风气。历史评价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先”，为齐桓公称霸引路。

　　关于曾国藩准确判断人才的本事，有两个故事广为流传，一是判断江忠源，一是判断刘铭传。

　　1.识别江忠源

　　由郭嵩焘介绍，江忠源去拜见曾国藩。当时曾国藩已经在京城做官，从湖南来的人，一般都要去见一见。

　　江忠源有侠义之气，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两个大男人，尽讲一些市井琐事，似乎不是英雄豪杰所为，却谈了两个小时，还时常爆出笑声来。

　　江忠源告辞出来，曾国藩目送他走，回头对郭嵩焘说：“京师没有这样的人才啊。”

　　接着又说：“这个人会立名天下，却会保持气节，壮烈而死。”

　　大清从乾隆传位道光，太平了几十年，没有什么大的动乱，大家听曾国藩这么说，都觉得惊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在湖南老家，江忠源曾经一战即镇压了当地农民雷再浩的暴动，被提拔为知县，却不广为人知。太平天国兴起之后，从广西转战湖南，须通过湘江水路。江忠源就在上游蓑衣渡设伏，打了一个大胜仗，扬名天下。太平天国方面，南王冯云山牺牲，为其重大损失。他的威望素高，与杨秀清并伦，他若活着，杨秀清有了制约，天京事变大概不会发生。

　　1853年，江忠源授安徽巡抚，官阶跟曾国藩相当。咸丰帝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当时是超过曾国藩的。曾国藩说要练成万人，全部交给江忠源统带，即跟此有关。那一段时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出任团练大臣，没有实权，处处被动，甚至搞得被绿营士兵追杀，很是狼狈。

　　曾国藩说江忠源会立名天下，又会壮烈而死，他是如何看出来的？暂时没有找到确凿的凭据，大概要从《冰鉴全集》中去找答案，却又不能完全依赖一本书，因为曾国藩对江忠源的了解不止一次见面。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十七日，曾国藩给叔父写信，说起江忠源的事迹。那年八月初五日，湖南湘乡一个叫邓铁松的人，跟江忠源一起从京城回老家。六天之后，竟死在路上。江忠源不辞劳苦，必信必诚，亲自扶送灵柩回去。那之前，湖南新化一个叫邹柳溪的人，在京城病死，也是江忠源办理后事，亲送灵柩回家。曾国藩说：“此人义侠之士，与侄极好……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

　　如此看来，江忠源果然有古侠士之风，决不是浪得虚名。韩愈作诗曰：“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江忠源的忠义行为，无论今古，都值得推崇吧。

　　太平军攻破庐州，江忠源要自刎，被部下抱住了。又一路奋战，身受七创，才把自己投进一口池塘。

　　站在曾国藩和清政府的立场，江忠源可谓一门忠烈。三个弟弟，江忠浚、江忠济、江忠淑，两个族弟，江忠义、江忠信，都从军。

　　江忠浚，《清史稿》说有传，却查不着，不知何故。曾国藩写的《江忠烈公神道碑》明确记载有他的名字。江忠源在庐州被围，他与刘长佑带兵去救，遭太平军阻击，连庐州城墙都没有靠近。历任安徽、四川、广西布政使。

　　江忠济，战功最伟，咸丰六年死于岳州。

　　江忠淑，一直在老家招募军队，赡养母亲。

　　江忠信，16岁随江忠源从军，江忠源死后，继续带兵，在攻打桐城的时候，连破十六营，被太平军的大炮炸死。

　　江忠义，18岁从军，江忠源死后，多次带兵与石达开战，官至贵州提督，同治二年病死军中。

　　还有一个族弟，江忠珀，仅见于少数资料，不知可信否，随刘长佑入军，累功至总兵，加提督衔，同治二年入贵州镇压苗民起义，同治八年战死在鸡鸣关。

　　江忠源一门忠烈，如此看来，曾国藩还是蛮有号召力的，那么多人肯追随他出生入死。也可以想见为了赢得那场战争，湖南一省所付出的代价。

　　2.识别刘铭传

　　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带了三个人去拜见曾国藩，不巧老家伙散步去了。

　　等他散步回来，李鸿章说：“老师，我招了三个人，带过来给您看看，给他们安排什么职务比较好。”

　　曾国藩说：“不用看了。”

　　李鸿章问：“为什么？”

　　曾国藩说：“第一个人抬头不敢仰视，是一个严谨心细、老成厚重的人，可以安排一般官职。第二个人当面恭敬、正视不乱，背地里左顾右盼，必定是个阳奉阴违的人，不可用。第三个人怒目而视，势同金刚，精神始终挺拔不懈，忠义满怀，是个将才，功名不在你我之下。”

　　他就是刘铭传，淮军名将，安徽合肥人。本为盐贩子，聚众贩卖私盐。后随李鸿章办团练，编入淮军，初为营官，只有部下几百人，即铭字营，逐渐扩充为淮军主力和最大一支。随曾国藩剿捻军，推为首功。在民族事业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积极开发台湾。台湾本属福建，在他的主张下，台湾继新疆之后，升级为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免于被日本侵占。并开始修建贯穿台湾南北的铁路。这是淮军对中国民族事业做出的唯一贡献。

　　淮军不如湘军，以收复新疆与开发台湾之功大功小，可见一斑。

　　在识别人才方面，曾国藩也上过当，被一个家伙骗了钱财。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难免的。

　　人们还传说他著有《冰鉴》一书。《冰鉴》一书确实有，却不是曾国藩写的，这已不容置辩。但其对鉴别人才的讨论，却有其精当之处，不可不读。全书不过2269字，比《道德经》五千言都少，分为七篇。对于今人来说，至少第一、第四两章都可谓精华，第一章重点考察精神，第四章重点观察情态。

　　通过长时间接触交谈，也是发现人才的重要办法。在安庆的时候，曾国藩每天接见三人，让他们分别书写自己的履历，只看笔迹，不问别的，虽不作为依据，却能看出一些东西来。

　　他识别人才并不是都用那些神乎其神的方法。韦昌辉的弟弟韦志俊叛变，投靠了曾国荃。曾国藩本来不想用他，曾国荃却说，韦志俊善于用兵，心地也好，曾国藩就想让韦志俊独领一军、独当一面。幕僚认为，韦志俊毕竟是叛变过来的，不适合独领一军，还是跟随鲍超比较稳妥。曾国藩就改了主意，让韦志俊跟随鲍超。不料曾国荃又来信，说韦志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宜重用。曾国藩就教导他说：

　　观人论事，博采众论还是比较稳当。本来韦志俊的为人，水师很多营官说他好，祁门县令也说他好，我都没有动心。直到老弟你来信说他心地好，我才动心，决定用他。临到用时，你又说他不好了。你现在多说鲍超的好话，到时不要又来改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