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十六讲 中庸

　　曾国藩咸丰八年（1858）复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他开始彻底贯彻中庸之道。

　　儒家文化发源于殷、周之际，创成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在汉武帝那里获得独尊地位，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里，经受过多次破坏，即使遭遇了1840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她的伟大传统依然没有颓废，而表现出强大的自新能力。

　　儒家文化的核心传统是什么？如果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中庸之道就是其标准。曾国藩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体现，就是他说的“入局”二字。入了局，才能体会当局者做决策时的心态，以及他们做决策时参考了什么样的标准。在他们所参照的那些标准当中，中庸之道是应该被给予高度肯定的一项。

　　曾国藩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杰出代表，如果不是他亏掉了民族大节，否则真是一个完满的圣贤。咸丰八年复出，是他的思想境界和做事手段的一个分割点，前后表现有显著差异。他在家待了一年四个月，究竟想了些什么，以致复出之后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吗？读书人的修养肯定不缺，但是他的性情也有暴躁的一面。从家书、日记中都可以看到，他打骂下人不是一次两次。大概在心情糟糕的时候，最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据说他委军奔丧，心情不好的时候，对弟媳都大声呵斥。这就不是一个读书人的形象了。

　　曾国藩复出之后，处处用中庸、小心谨慎来要求自己，甚至有点夹着尾巴做人的意思。屈原却是骂，没人听他的，就大动肝火，不仅被小人中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盟友。

　　曾国藩的启示

　　偏执狂可成就一时，唯中庸可成就一世。

　　拒绝出兵

　　最初曾国藩没有使用中庸这个标准，尤其是在三次拒绝出兵这件事情上，他坚持的不是中庸，而是事情的轻重缓急，什么最重要，就坚持什么，结果得罪了皇帝，也被朋友质疑。

　　第一次拒绝出兵

　　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咸丰三年五月，他们派出一支部队，沿着长江开始西征，计划夺取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控制沿江的重要城市，好从上游屏蔽南京，并解决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

　　咸丰三年九月，太平军在田家镇大败清兵，缴获大量炮船，充实了水师，尔后准备攻打武昌。

　　曾国藩大概在十月接到皇帝的命令，要他出兵支援湖北。那时他移驻衡阳已经有两个月。曾国藩接到命令没几天，太平军却主动撤除武昌一带，集中兵力攻打安徽去了。

　　曾国藩就在十月二十四日给皇帝写信，请求暂缓出兵。

　　这是曾国藩第一次拒绝出兵，形势变化给了他一个暂缓出兵的好理由。咸丰皇帝只批了两句话：“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

　　这次拒绝出兵没有引起什么争议，有两个地方却值得注意。

　　一是曾国藩发现了皇帝派他出兵的意图。上谕是这么说的：“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以助兵力之不足。”这跟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想练成一支劲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皇帝却把他当民兵看，不过是兵力不足的补充手段，居从属地位。

　　二是曾国藩对水师的重视。他认为，千里长江，太平军任意横行，清兵却无可奈何，就是因为“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所以他把办理船炮作为第一任务。

　　第二次拒绝出兵

　　太平军打安徽的军事指挥官是猛将石达开。咸丰三年十月末，太平军接连攻占皖北的桐城、舒城，工部侍郎吕贤基自杀。接下来太平军就准备打庐州。安徽省会本来在安庆，被太平军占领了，清政府就把庐州设为临时省会。

　　当时江忠源在江西，咸丰帝看到庐州危急，命令江忠源立即驰援，还临时升他为安徽巡抚。江忠源的兵只有两千七百名，他自己也生了病，却风雨兼程，迅速赶赴安庆。曾国藩也得到命令，要他挑选练勇，出洞庭湖，顺流东下，与江忠源配合，水陆夹击。

　　咸丰皇帝的命令是这么说的：“现在安徽逆匪猖獗，吕贤基已经殉难。江忠源又病住六安，不能前进。安徽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赶办船炮，立即东下，与江忠源会合，以期收复安庆、桐城、舒城，并牵制贼匪，不使其北窜。曾国藩忠诚素著，兼有胆识，必能统筹全局，不负朕的信任。”

　　曾国藩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到命令，二十六日写成奏折，说：“自从田家镇失防以来，总督吴文、巡抚骆秉章与我书信商量十几次，都认为各省分防，糜饷多而兵力薄，不如数省合防，糜饷少而力较厚。与江忠源商量，也赞成四省合防。”

　　接下来，曾国藩就坚持他的意见，船炮未齐，不宜出兵：“惟炮船一件，实有不宜草率从事者。”原来，他试造的炮船，工匠手生，船又小，压不住长江的风浪，也受不起大炮的震动。广州水师派来技术主管，新船才逐渐造出来，油漆未干，不能下水，向广东购买的西洋大炮也没到齐，所以不能马上出发。

　　咸丰帝要他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曾国藩却想自己编练水陆两军，合则两相夹击，分则自成一队，不怕敌人冲散。曾国藩的见识显然比年轻皇帝高明，所以他坚持认为，水勇还没有练成就不宜出兵。

　　结论就是：“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明春乃可成行。”

　　咸丰帝看了，很不高兴：“现在安徽紧急，你却固执己见。看你的奏章，似乎要把数省军务，一人承担。试问你有那个能力吗？既然你这么说了，就要办给我看！”

　　曾国藩在奏章中先说数省合防，而不说出兵，所以咸丰帝看到这里就恼了，觉得他没有江忠源听话。江忠源能打仗，也听话，要他救援江西，他就奔往江西，要他驰赴安徽，他就冲向安庆，一点不耽搁。

　　同一天曾国藩还写了两封奏章，其一是请求提用湖南漕米二三万石，因为他听说湖北以下沿江各镇，逃走一空，千里萧条，买不到东西，如果带兵东去，必须多备柴米油盐，随船行动。咸丰帝批道：“用之于军需，固不为浪费。”

　　第三次拒绝出兵

　　第二次拒绝出兵，曾国藩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出奏章，十二月十六日收到回复，知道皇帝生气了，而且要他想办法赶紧赴援。遂于五天后写成回信，深入汇报不能出兵的理由，这就是第三次拒绝出兵。

　　第一，起行日期。曾国藩造船，只用了八十天，就造出大小四百艘来，速度一点不慢。唯独西洋大炮迟迟未到，耽搁了时间。他向广东买了一千尊大炮，分十次运到衡阳，现在只到了八十尊。

　　第二，湖北沿江各镇，都有太平军把守，必须一一扫清，才能向下游进兵，这需要时间，也没有把握，怕耽误了安徽大事，所以向咸丰帝预先说明。

　　第三，现在大局，论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他请求先稳固武昌、湖北，以湖南、湖北为基地，再向下游用兵，步步进逼，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逐一剿清下游。

　　第四，他练的兵勇目前还在湖南各地剿匪，不能马上撤回。

　　第五，现在大局糜烂，军饷少，兵力薄，对于攻剿，他并没有胜算。唯有竭尽血诚，才能报答皇上的恩情。

　　末了说，以上五条，我据实直陈，毫无欺饰，并诚恳地伏在地上，请皇上圣鉴训示。

　　咸丰帝朱批道：“知道了。成败利钝，本来就不能先知。你的心可质天日，不只我一人晓得。”

　　以上就是曾国藩三次拒绝出兵的实际情形。他不敢违抗皇帝的权威，又坚持以事情的轻重缓急为根本，比较起来，他重视事情本身的轻重缓急，甚过皇帝的权威。

　　所以咸丰帝不大喜欢他。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帝大喜，任命他为湖北巡抚，曾国藩就有了地方实权。不料一个大臣插嘴说：“他一个书生，振臂一呼，就能打这样的胜仗，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啊。”咸丰帝一惊，听懂了言外之意，就收回任命，改曾国藩为兵部侍郎。湖北巡抚当了七天就撤销了。

　　从办团练以来，曾国藩的处境一直不顺，被士兵追杀，坐困江西，一会儿去四川，一会儿援浙江，飘忽不定，因为他总是得不到地方实权，不论粮饷、人事、赏罚，事事要跟地方商量，处处不得方便，遇到很多不该有的困难。

　　原因在哪里呢？

　　曾国藩就错在不想顺应环境。他要成就大事，必须过这一关，必须得到朝野最广泛的支持。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处处被刁难，他如何成就大事？对皇帝尚且不肯妥协，对一般大臣就更不轻易妥协了。

　　曾国藩的启示

　　个人无力改变环境，却能够选择顺应环境。

　　他也并非不懂中庸之道。咸丰三年十二月，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当官也有一些年头了，饱阅京城风尘。现在我就是要变为慷慨激烈，斩灭肮脏之气，努力改变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坏习气，矫枉过正，难免会违背中庸之道，流于偏激，这是我的苦衷啊。”

　　在家悔悟

　　咸丰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是他坐困江西的时候，老家突然来了一封信，说他父亲死了，二月初四死的。曾国藩立即奏报请假，不等批复，就带着他的弟弟，于二月二十一日从江西出发，八天后回到湖南老家。这个弟弟就是曾国华，与湘军悍将李续宾一起死在三河之役。

　　他是前线的军事指挥官，不等上头批准，就离开军营，按理是要获罪的。由于湘军的功勋，也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多方说情，咸丰帝答应给他三个月假，还要他假满之后，仍回江西前线。至于擅自回家一罪，咸丰帝难得装一个糊涂，不予追究。

　　五月二十二日，三个月假满了，曾国藩又给咸丰写信，恳请在家终制，就是要在家守孝。他跟皇帝唠叨说：“我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二十年间，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先后谢世，我都没有为他们守孝，寸心愧负，实为难安。又两次夺情，古来从不曾有过。观天下大局，南京内乱，湖北肃清，水师精劲，各路皆有起色。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所以我恳请在家终制。”

　　咸丰帝却不同意，要他马上回前线，并答应等九江克复、江面肃清之后，就赏给假期，让他回家守孝。曾国藩只得说出实情。六月六日，他跟咸丰帝写信说：“现在办事艰难，我害怕误了大局，还是恳请在籍守制。”他列举了三大困难：

　　一、我身为兵部堂官，权力还不如提督、总兵。将士跟随我数年，虽然保举至二三品，哨长仍然只领哨长薪水，队长仍然只领队长薪水，空有保举之名，而无保举之实。甚至要保举千总、把总这么小的官职，也必须跟巡抚婉言协商。

　　二、我没有地方权力，处处受到牵制。我是客官，只管军事，筹饷、捐款等事，由地方官专管，他们做得不妥，甚至以断饷要挟，我都无可奈何。

　　三、我没有钦差大臣职衔，只有帮办团练的身份，镌刻木质关防，又更换太多，结果经常被视为伪造。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正三品），竟在湖南芷江县遭到刑辱，因为他出示我的印札，却被当成伪造。周凤山历备艰苦，已保至副将（从二品），却在长汀县被关押，也是因为他们怀疑我的印札是假的。

　　以上三点，事情虽小，关系甚巨。我仔细察看现在局势，除非位任巡抚，否则不能治军。

　　原来，曾国藩不想回前线，真实目的不是要守孝终制，而是因为没有实权，要求咸丰帝给他江西巡抚的职位。

　　咸丰帝自然看懂了他的意思，他也有自己的立场，他要坚持祖训，不给汉人地方实权。那时太平天国已开始衰落，即使没有曾国藩，似乎大局也无妨，咸丰帝就顺水推船，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江西军务渐有起色，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这下曾国藩就亏大了，陷于进不得、退不得的境地，就在老家待了一年四个月。

　　这一年多，外面形势变化很大。天平天国内讧之后，石达开又率兵出走，力量由盛而衰。湘军在胡林翼指挥下，也收复了九江，包括江西省大部，整个形势朝清政府一边倒过去。杨载福、李续宾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藩却不过是一个在家守孝的在籍侍郎。

　　这下他着急了，因为他预言，也许只要一年，太平天国就会被镇压下去，那么他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他伸手跟皇帝要权力，即使是全出于公心，也不符合儒家家礼制，因此被舆论大肆攻击，得下了不寐之疾，再也睡不好觉。

　　被舆论深重攻击，又担心失去机会，这引得曾国藩深思，反省自己过去的种种行为，开始悔悟了。在家无事，也有时间、有心情、有环境来反省。所以，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他给江西前线的曾国荃写信说：“兄回忆往事，时形悔艾。”

　　反省的效果非常明显，虽然对清政府的看法没有改变，但在做事方法上，却明显变化了。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二日，他给曾国荃写信，总结自己过去的行为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当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功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文中说的丁巳、戊午两年大悔大悟，就是咸丰七年、八年，他在家深刻反省。

　　曾国藩的启示

　　做人要坚持内方外圆，做事要秉持中庸之道。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他跟曾国荃说：“余此次再出，已满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

　　他幡然悔悟的是什么？是对自己的过去全面否定吗？不是。他仍然坚持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但在做事方法上，却做了极大的改变。他跟郭嵩焘说：“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咸丰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

　　秉行中庸

　　他反省自己，发现了一个大缺点。第一次出山，练兵平贼，他的想法是，生死都不顾了，也就不管毁誉，结果看来效果并不好，不仅得不到支持和同情，甚至招来辱骂和责难，因为他背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伸手向皇帝要权力，即使出于公心，也不符合儒家的君臣观念。

　　坐困江西的时候，曾国藩一心想着为朝廷灭贼，自己在前线冲锋陷阵，命都不打算要了，后方那些握着权势的人，却处处诟病他责难他，搞得他非常绝望，甚至跟好朋友说，假设现在我就死了，你帮我写墓志铭的时候，一定要为我喊屈鸣冤，帮我讨回一个公道，否则在九泉之下，我也不会瞑目。曾国藩以为，自己在前头愤志杀贼，却被官场刁难，使他百不遂志，所以觉得委屈，又被小人诬蔑中伤，更是觉得冤枉。从为公来说，曾国藩说的似乎并不为过，但外部环境如此，光发牢骚，并不能改变他的困难处境。

　　经过一番深刻反思，他醒悟过来，那些年他过于偏激，既然不能改变环境，那就只有融入环境。这样一来，他彻底运用中庸之道。

　　第一次带兵，“力办此巨贼”，只想成功，越快越好，所以十个月打到了九江，然后有湖口惨败。这次复出，他变得圆润了、通融了，并不急急求成、事事赶快，而愿意“听之在天”。

　　过去他锐意讨贼，用心专一，以“不怕死、不爱财”为口号，毁誉荣辱都不管，结果呢，得到的支持少，得罪的官贵多，事情极不顺畅。复出以来，放弃“事求可、功求成”的企图心，事无大小都认真应付，官场应酬则更加周到，尽量不惹来浮议流言，混迹官场的本事大大增强了，人就变得越来越中庸，甚至百般忍让。据传，有一个官居极品的高人指点他说，关键不在于大臣怎么说，而在于皇上怎么听，不外乎是仔细揣摩皇上心思，知道皇帝怎么想了，就能投其所好。

　　一方面是他官场术成熟的表现，处处委曲求全，另一个方面也是他对中庸之道的现实理解，舍小而就大。清朝后期的官场环境，曾国藩没有力量改变，他必须融进去，才能舒展大志，做一点事情。以前他与官场处处不合，改变之后呢，大体能与官场相安。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大名之下，全身而退，没有遭到文种、韩信那样被屠戮的结局，跟这次反省有莫大关系。

　　这一年四个月时间成为他做人行事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变的现实结果是什么呢？在衡阳练兵的时候，他三次拒绝出兵，因为他坚持以事情的轻重缓急为根本，而不顾皇帝的权威。尽管他说服了咸丰帝，却让皇帝不喜欢。复出之后，他也遇到两次情况，都是皇帝要他出兵救援，一是援救浙江，一是北上勤王。

　　咸丰十年二月、三月，李秀成带兵攻打浙江、苏州、杭州等地，目的是想调动清兵江南大营去救，好杀个回马枪，一举踏平江南大营，解除它南京城的威胁。江南历来富庶，是清政府重要的财富基地，所以咸丰帝慌了，要江南大营派兵去救，却不知道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江南大营本有四万清兵，在咸丰帝的命令下，派出一万三千人去救杭州。李秀成迅速回师，与陈玉成配合，不过半天，就击溃了清兵坚守了两年的江南大营。

　　曾国藩当时正要攻打安庆，也接到命令，要他去援救苏州、常州。但他手下只有一万人，兵力单薄，就没有去。这既是因为曾国藩重视安庆重视上游，不想分兵去救江南，也因为他无兵可分。

　　咸丰十年四月，原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拿问，咸丰帝让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大江南北水陆各军都归其节制，并要他赶紧派兵救援浙江、苏州、常州。这样一来，曾国藩就没有理由拒绝了。

　　虽说他已经节制江南诸军，真正能打仗的，其实只有湘军，最多也不过五六万人。他的战略全局观是，宁可丢掉下游，也不撤安庆之围，而要在安庆与敌人决战，围点打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安庆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所在，下游丢不丢、保不保，其实是次要的事情。

　　安庆之围绝对不能撤，但皇帝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能不能两边兼顾呢？还要像在衡阳练兵的时候那样，坚决拒绝吗？

　　曾国藩施行了中庸之道。

　　安庆之围坚决不撤，他把重兵都留在安庆。但为了应付皇帝的命令，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之心（咸丰帝终于给了他地方实权），也为了给江浙士绅一点希望，他决定亲自带兵去援救浙江、苏州、常州。

　　他计划带一万三千人马，从皖南出发，分三路进兵，第一步进驻祁门，肃清皖南之后，顺势进入浙江，一并援救苏州、常州。这就是曾国藩祁门历险的起因。

　　不过，他摆出那个架势，只是做出来给皇帝看的，并不真想去浙江、苏州、常州，因为他的重点和中心仍然在安庆。他选择从皖南进兵，表面看，那是陆路援救浙江、苏州、常州的唯一路线，根本目的还是在声援安庆，既可以吸引、阻挡太平军，又能够沟通江西、安徽、浙江三省的联系。

　　咸丰帝要他派水师从长江越过南京去救苏州、常州，太平天国在长江已经没有力量，越过南京去救苏州、常州完全做得到，曾国藩却不派水师，因为杨载福的水师要用来攻打安庆。但他也给出建议，请求抓紧筹备淮扬、宁国、太湖三支水师，作为攻取南京、援救江浙的预备力量。

　　就这样，他来到了祁门，却在那里徘徊不前，客观上因为太平军往来攻占徽州、宁国、景德镇等地，他被困在那里，主观上也跟他的重心在安庆有关系。他跟皇帝解释说：“各路肃清，后方坚固，这才是进军浙江的稳妥办法。”咸丰帝也认可了他的解释，认为他老成持重，不过仍然要他设法进兵，救江浙于水火。

　　曾国藩在祁门历险，差点丢了性命。如果军事顺利，是不是就会进入浙江呢？他一定会想出别的办法来应付朝廷，而全力保证安庆战场不受影响。

　　他亲自带兵，固然没有必要，目的在掩人耳目，谁还能说他在变相抵制皇命呢？正应和了他复出时“消除浮议流言”的官场哲学。

　　李秀成攻打浙江的时候，江南大营总管是和春。他得到情报，对太平军声东击西、目的却在江南大营的战略意图有所察觉，所以他对援救浙江并不积极。但是，咸丰帝却多次命令他出兵救援，又让他兼办浙江军务。和春没有办法，只好调出一万三千人。江南大营的力量被削弱，也就更容易被太平军攻破。

　　两相对比，可知曾国藩中庸之道的高明。

　　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并不相同。中庸之道不是两边平均使力，是在保持大势稳定的情况下，而有所侧重。和春就是折中主义，结果既不能援救浙江，也不能保护江南大营，犯了分兵的错误。曾国藩也分出了一万人，重点仍然在安庆，从皖南这边与安庆战场遥遥呼应。事实也证明，他在祁门遇险，也有效阻挡了李秀成的进兵道路，并牵制了太平军力量。唯一遗憾的是，李秀成不知道他在祁门，只有三千护兵。

　　北上勤王一事，也达到了中庸之道的要求，既没有分兵北上，也没有违抗皇命，虽然耍了手段，却是中庸之道的高明办法。

　　曾国藩没有责怪咸丰帝东一枪、西一枪，跟着太平军的P股转，而是执两用中，把相互对立的情况巧妙地应付过去。跟三次拒绝出兵相比，他的做事哲学确实有了一个明显变化，那就是遵循中庸之道。

　　曾国藩的启示

　　不偏执，不激进，也不平均主义，而是两边有情，侧重一点。

　　尽管中庸之道没有解决他的全部困难，但效果显著，其一就是保住了他们曾家的命运，没有遭到大功之后被屠杀的结局。复出之后，他以中庸之道，对清政府采取退让之势，过去的刚健气势没有了，却对整个湘军集团的命运有利。大概也正是这种中庸到处处退让的心态，导致了他在天津事变中，毫无道理地沦为卖国贼。

　　似乎可以这么说，在中庸之道上，他前期偏左，尽管见识高明，也打了不少胜仗，却不被信任，还招来一身责难；中期数年基本能恪守中庸之道（咸丰八年至同治五年），也与他一生的辉煌顶点相应，安庆打下来，南京打下来，并规划出剿灭捻军的河防大局（李鸿章基本沿用了他的办法）；晚期偏右，处处退让，总以不得罪朝廷为标准，结果搞得在天津事变中落了个卖国贼的骂名。

　　这个说法当然有些牵强，但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能做到这些，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难怪有人说，他的一生，十分之四在与太平军战，十分之六在与文法吏战。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复出之后，性格并没有变化，他还是他，变化的是他的做事方法。这不是来自性格，而是来自观念和思想。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不靠谱的。不过，性格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决定，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命运，却是真的。

　　曾国藩给皇帝写奏章，从不用奴才自称，同时的许多人，却卑躬屈膝，自称奴才，可知曾国藩的自我秉持态度。

　　郭子仪如何保全终身

　　郭子仪保全终身的法门，其实是综合了儒家的中庸哲学与道家的避世原则。

　　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

　　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两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不免要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们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在谈。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都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

　　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

　　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敬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收敛了笑容，叫儿子们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身家性命。”

　　儿子们一个个都十分惊讶，忙问这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口气，说：“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没有看到这声势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千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加油添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是明白祸是如何产生，应该如何去消除祸害的道理。郭子仪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他善于忍受灾祸，更善于忍受幸运和荣宠，深谙中正平和、不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才能四朝为臣。

　　大概从介绍郭子仪个人历史的几个重点，就可以看出他的立身处事，真正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的风格。

　　他带兵素来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

　　另两件有关他个人的行谊。一是关于他与监军太监鱼朝恩的恩怨，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是相当严重的：鱼朝恩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

　　当时唐代宗大历四年（769）的春天，朝野人士都恐怕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

　　鱼朝恩便来邀请他同游章敬寺，表示尊敬和友好。这个时候的宰相元载，也不是一位太高尚的人物。元载知道了这个消息，怕鱼朝恩拉拔郭子仪，问题就大了。这种政坛上的人事纠纷，古今中外，都是很头痛的事。因此，元载派人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的邀请，是对他有大不利的企图，要想谋杀他。郭子仪门下将士，听到这个消息，极力主张要带一批武装卫队去赴约。

　　郭子仪却毅然决定不听这些谣传，只带了几个必要的家僮，很轻松地去赴会。

　　他对部将们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没有皇帝的命令，怎么敢来害我。假使受皇帝的密令要对付我，你们怎么可以反抗呢？”

　　就这样他到了章敬寺，鱼朝恩看见他带来的几个家僮们戒备性的神情，就非常奇怪地问他有什么事。于是郭子仪老老实实告诉他外面有这样的谣传，所以我只带了几个家僮来，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动手时，还要煞费苦心地布置一番。

　　他这样的坦然说明，感动得鱼朝恩掉下了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言，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另有一则故事，是在郭子仪的晚年，他退休家居，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

　　那个时候，后来在唐史《奸臣传》上出现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他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们包围，正在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

　　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的慎重。”

　　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蓝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

　　不久，卢杞果然作了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史载郭子仪年八十五而终。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后来皆为将相。八子七婿，皆贵显于当时。“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历代功臣，能够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实在大难而特难。

　　中庸之器

　　古书记载，周公庙里有一种祭器，常倾欹不正，名字就叫欹器。这个欹器，太满了就倾斜，不满也倾斜，唯有不多不少，才能平正。

　　孔子去周公庙拜谒，看到这个物具，不知道是什么，就问守庙人：“这是什么东西？”

　　守庙人说：“欹器。”

　　孔子说：“我听说这个欹器，太满了就倾斜，不满也倾斜，唯有不多不少，才能平正。”

　　今天，曲阜孔庙也摆放着一种欹器，水装多了，它要倾斜，把水倒出来，水装少了，它也要倾斜，水也倒出来。唯有不多不少，它才能平正，水也不倒出来。孔子看到欹器，不知道是它是什么，证明那个时候差不多就要失传了。张衡、祖冲之等著名科学家都研究过欹器，即使他们那个时候研制的欹器，今天也都不见了。因此不知道现在孔庙中摆放的那个欹器，是不是就是孔子当年看到的那种。

　　做人做事遵守中庸之道，大抵不是坏事。古人云，勿多言，多言则多败；勿多事，多事则多患。孔子读到这话，就跟学生说：“小子识之。行身如此，则岂有口祸哉！”

　　古人还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都是做人做事的金玉良言啊。难怪曾国藩说：“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曾国藩不想庸庸活着，但位高名重，如果不能谨守中庸之道，性命也危险，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近于委靡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