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十五讲 小物

　　曾国藩位至公卿，日常小事当然无须自己动手。在北京做官时，尽管开始是从七品，等于今天的副处长，他家也有至少一男一女两个下人。琐事安排下人去做，养成了习惯，小事再不爱做，这固然可以节省时间、精力，也会养成懒惰的毛病。领导要规画全局，也要抓小事，否则散漫风气传开，上行下效，就不知如何收场。太平天国后期，诸王将官众多，作战的士兵反而少了，给战争胜负带来一些影响，不可不谨慎。

　　曾国藩的启示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勤谨小事

　　曾国藩在《小物》一篇论文中讲道：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岁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朱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衣必见其蔽。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见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着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民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

　　我宣宗成皇帝临御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兴，省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滞留。道光二十九年，圣躬不豫，自夏徂冬，犹力疾治事，不趋简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皇上也。对事甫毕而宣宗龙驭上宾，盖以七十天子笃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弥留之顷耳，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自诿乎？

　　最可取的，就是第一句话：“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事无巨细，都来过问，都来亲理，显然有不是当领导的职责。何况曾国藩在批评咸丰帝的时候，还特意指出他的一个毛病，谨于小，而忽于大。哪些小事该抓，那些小事不管呢？抓带趋向性的小事，抓意义重大的小事。诸葛亮凡二十杖以上的惩罚，都要亲自审查，有人批评他这种做法。不过，正是因为他能亲理细事，蜀国在刘禅昏钝、人才凋敝的情况，仍然可以支撑那么些年。

　　曾国藩认为，皇帝可以不亲小事，大臣却必须勤谨小事。秦始皇每天要读的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常常是两个人抬进去，等他看完了，再抬出来。那时文书报告都写在竹简上，所以很重，也很多。魏明帝，也就是曹操的孙子，亲自兼任尚书令，工作也琐碎而辛苦。这些是皇帝亲理小事的例子，却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说皇帝不应该在小事上浪费那么多精力，交给大臣去办就是了。

　　曾国藩提到的陈平的故事，原委是这样的。

　　刘邦死了，吕后专权，想把天下改姓吕。十余年后，吕后也死了，陈平、周勃等元老大臣联合起来，一举消灭了吕氏乱党，重新恢复刘姓天子。周勃功劳最大，所以做了右丞相，陈平其次，为左丞相。

　　有一天，皇帝问周勃，天下钱粮多少，周勃一无所知；再问天下刑狱多少，还是一无所知。皇帝叹了一口气，又问陈平。陈平说，钱粮多少，可以问管钱粮的官吏，刑狱多少，可以问管刑狱的官吏。皇帝听了，很有些意外，就问：“那你是做什么的呢？”陈平说：“我身为丞相，上辅佐天子，下领导百官。”

　　周勃就在私下里责备陈平：“原来你早就知道，怎么不教我？”陈平反讥道：“你是右丞相，还需要教吗？”没过多久，周勃就辞去职务，陈平升做右丞相。

　　曾国藩觉得，陈平的回答固然巧妙，也是实情，但不足以为群臣的表率。大臣还是要勤于政事才对。跟着就援引曹魏的人物为例：“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

　　曾国藩说的何晏、邓扬，是曹魏时期的人物，详见本讲后面的人物故事。

　　抓大放小，这句话本没有错，问题在于，哪些是大事，哪些是小事，做大臣的必须有一个准确判断。身居高位，常常了解不到真实民情，不知道人间疾苦。由于他们多年前也在一线待过，如果还用那时的经验来看待今天，就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所以越在高位，越应该重视情报的真实性，越要经常到一线去走走，了解情况。即使这样，也有一个大事小事的问题。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固然不对，只抓大事，不管小事，也不大对。

　　曾国藩的启示

　　领导要重视那些意义重大、带趋向性的小事。

　　曾国藩重视哪些小事呢？

　　枪子、炮子如何造法，开始他也不懂，就让铁匠用生铁铸造，铁渣滓没有完全熔干净，经炸药一催送，就全部散开了，而且蜂眼很多，响声大，却射不远。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来就用熟铁打造。具体做法是，先把铁炼成直条，每条烧红，前端截下半寸，打成圆粒，再把前端烧红，又截断打成颗，每颗有葡萄大小。

　　坐困江西的时候，他跟属下商量，仍然用这个办法打造枪子炮子。属下嫌效率低，就做了一个铁模子，把铁条截断，放进模子里，宛转锤炼之后，颗颗圆滑，非常可爱，射程也增加了，可以射到五百米之外。

　　湖南、湖北、江西，也就是他的三个根据地，都用那个办法打造。每发炮弹含铁粒百余颗，大炮弹甚至含铁粒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避不胜避，杀伤半径大。

　　曾国藩说，不仁之器，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尽管洪、杨之乱已经结束，但海防、边疆还没安定，打造枪子、炮子的方法，必须继续研究。

　　建立水师，他想尽各种办法来抵御炮子。开始学习戚继光的做法，用盾牌，外面用牛皮蒙着，涂上生漆，里面用棉花、头发搓成小团装填，枪炮无坚不摧，结果一点不管用。

　　又用鱼网数层，张挂在船上，炮子一穿即过。用棉絮湿了水张挂，炮子也是一穿即过。用生牛皮张挂，也不管用。再用数层盾牌，外面编竹鳞，加上牛皮，再加湿水棉絮，再加头发，合成盾牌，还是不行。

　　杨载福干脆什么都不要了，以血肉之躯，直立船头，无论枪子炮子如何呼啸，都听之任之，决不躲避。部下也跟着他学，湘军水师就成了真正的亡命之徒，全无畏惧。

　　他是文人带兵，写诗歌为家常便饭，不算什么，所以《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都不是表现他重视细节的好材料。不过某些细节，却可以看到他的心思，“三军个个仔细听，莫走人家取门板，莫借民间锅和碗”，跟后来的什么东西依稀相似；“脚上草鞋紧紧穿”、“莫穿红绿惹人笑”这样的话也写了出来。

　　再看他亲定的营规，前后共五十条，墙筑多高多宽，壕挖多深多长，门怎么开，都有明确的数字规定。还规定了挑土必须用四方布袋，装枪子火药必须用生漆皮桶。

　　还规定营外挖茅厕，每百人一个；三箭之外拉一道绳子，闲杂人等，概不准靠近。行军途中，任何人不得进店吃饭。

　　马队后来才建，也规定了详细的二十条，口粮、人员分配都有详细说明。

　　这些规章制度烦琐、细碎，他有很多幕僚，似乎可以让他们拟初稿，自己来修改。不过还是自己写比较完满，不会漏掉重要细节，也不会添油加醋，规定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比如扎营，忌低洼潮湿，忌坦地平原，四面受敌，忌斜坡，炮子易入。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难以想到这么全面。

　　做人的细节

　　咸丰十年（1860）六月，肃顺推荐他做了两江总督，这对他的军事生涯，以及镇压太平天国，都意义重大。但是，他没有给肃顺写过一封私人信。而穆彰阿对他的提携，他却感激在心。同治八年（1869），他去北京任直隶总督，腊月廿八日，特意去穆彰阿旧宅，见到了他的两个兄弟，对今昔盛衰变化，感叹了一番。肃顺家人却只字未提。这是形势变化，有所分辨、有所选择的结果。

　　而且，他还去了塔齐布家里。塔齐布是他的第一悍将，对他曾国藩也是一片血诚，可惜死得太早。他一去，塔齐布家人直接引他到上房，具酒席招待。塔齐布的母亲80岁了，说起塔齐布，两人相对涕泣。她有三个儿子，一个死于咸丰四年，塔齐布死于咸丰五年，最后一个死于四个月之前。三兄弟都没有儿子，只有闺女。塔齐布的妹子和女儿都出来拜见，求曾国藩提携提携她们的女婿。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亲房无可继承之人，实为可惨。”那时塔齐布死了有十四年半了。

　　这些都属于做人的细节。

　　本书讲到了曾国藩对陈国瑞的培养（见“人才”下），而曾国藩在如何用他这个问题上，既能充分表现曾国藩的用人方法，也能表现曾国藩对细节的观察和思考。

　　曾国藩第一次接触陈国瑞是在同治二年，他正跟着僧格林沁打捻军，也是湘军围攻南京最吃紧的阶段。当时曾国藩52岁，陈国瑞26岁，已升总兵官，正二品，似乎年轻有为。

　　同治二年末，陈国瑞、李世忠发生械斗，曾国藩奉命调查。因为不归自己管，所以他跟朝廷报告说：“谨把我所知道的奏报朝廷，其详细情形，僧格林沁自会查明处理。”大概从那时起，他了解到陈国瑞的一些品行。

　　两个月之后，朝廷来函征询意见：“陈国瑞勇敢素著，能否独当一面？着曾国藩察看，迅速回报。”

　　曾国藩回奏说，陈国瑞骁勇善战，罕有伦比，唯年仅二十余岁，杰骜之气未化，在驻地辱骂官差，骚扰百姓，又与李世忠相仇，断难独当一面，还是归僧格林沁管带比较好，可以煞其猛鸷之气，而不宜统管扬州军政；李世忠官至提督（从一品），断无变志，而部下素无纪律，难保不节外生枝，最好让陈国瑞与他分开驻扎，越远越好，不再相互争斗。

　　这就是曾国藩。前面跟朝廷回奏时，只报告情况，不做结论，免得引起误会，因为有僧格林沁在那里。当朝廷来函询问人事安排，他就摆出结论，说明理由，还提供详尽的解决方案。从这里可以看到曾国藩用人、做官的手法，谨守臣子的本分。仍然坚持德重于才。

　　南京城陷落之后，陈国瑞带兵追剿太平军残部，有人说他叛变了。曾国藩给好几个朋友写信，都提到这件事，却多少有点怀疑：“陈国瑞之叛迹，有可指否？”

　　后来证明是别人诬告，曾国藩很高兴，写信说：“陈国瑞向来打仗勇敢，本属有用之才……良用欣慰。”

　　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陈国瑞归他统带。曾国藩说：“此后倘能接晤，自当推诚相待。”

　　这表明曾国藩的用人原则有些变化，以前德重于才，现在有一长处，就可以用。“欣慰”二字表现了他的爱才之心，“推诚相待”表明他以诚待人。难怪说他有才癖。

　　同治四年五月，陈国瑞与刘铭传打了起来。曾国藩就写了“人才”下章提到的那封长批，列举他十大劣迹，既在教导他，期望着能玉成一名将，也想试探他，好决定去留。

　　曾国藩还报告朝廷说：“我给陈国瑞写了一封长批，优点缺点都讲了，希望他痛改前非，戒恶扬善，与之约法三章，现在等他回信。如果他愿意遵从，就让他另募一军，随我出征。如果他不愿意遵从，到时再据实参奏。”

　　同时奏请朝廷，调陈国瑞驻防河南，与刘铭传分开，免得凑在一起，又起事端。

　　为谨慎起见，曾国藩又跟朋友说，陈国瑞劣迹写满一纸，恐怕其中有传闻不实之处，能不能帮忙一一批出，好得到详细情况。这就是曾国藩的精细处。

　　陈国瑞很快回信了，态度很谦恭，承认自己吃鸦片，却把其余劣迹全部否认。曾国藩很失望，认为他没有诚意，藏着机心，不可依恃，遂决定惩戒他，奏报朝廷，撤去他的帮办军务一职，革去黄马褂，戴罪立功。

　　曾国藩发给朝廷的是一封密奏：“虽然劣迹多端，但骁勇善战，将才难得，臣不肯轻弃。所以只拿他不能救护僧格林沁一事参劾，别的诸般恶迹暂且不提。河南缺乏良将，给他留一个面子，冀收鹰犬之用。”

　　曾国藩看中他的才干，不肯轻易丢弃，所以想通过惩戒，逼他反省。由于爱才成癖，对“玉成一名将”，仍然抱着若干希望，所以又跟朋友说：“如果他真能反省，我仍会推诚相待。”

　　两个月之后，陈国瑞去拜见曾国藩，谈了三次话。察看神情，似乎不是那种不肯接受教训的人。曾国藩觉得，此人绝顶聪明，如果恳切教导，还是有转圜机会，唯嫌僧格林沁折磨狠了点，减了锐气，恐怕不如昔日勇悍。

　　当陈国瑞抱假养病时，曾国藩又希望他能趁势戒掉鸦片，则磨炼培养，将来终可成一名将。

　　还从捻军俘虏那里打听到，捻军对陈国瑞颇有畏惧，因为他极善夜间劫营，且打仗持久，又不怕死，不肯收队，湘淮各军虽然枪炮厉害，但不能持久，收队也太快。这加重了曾国藩的爱才之心。

　　不过，当曾国藩从剿捻前线退下来，回任两江总督，经过一番犹豫，终于决定不用陈国瑞了。回到南京，他的工作是筹集粮饷，协助李鸿章镇压捻军。开始他还想把陈国瑞招过来，再练成一军。六天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前函拟招陈国瑞来此，日内反复筹思，决计不用矣。”他爱才，爱的是陈国瑞能打仗；现在不领兵了，当然就用不着了。

　　曾国藩爱其才，怜其人，所以劝其德，戒其恶，却没有效果，最终只好弃置不用。不过，他对陈国瑞先扬后抑，一向骄横的陈国瑞就服服帖帖了，其他将领也就不敢跟他叫板。这就是曾国藩的做官手段。

　　何晏、邓扬故事

　　魏明帝曹（曹操的孙子）临死前，欲将大事托付外人。当时曹爽（曹真之子）正在床边，对明帝耳语道：“臣以死奉社稷。”明帝嫌他能力不够，不肯为手诏，曹爽就命令手下按着明帝的手，强行写了一份诏书。明帝无奈，只好让司马懿与曹爽共辅朝政。

　　何晏、丁谧、邓扬、李胜皆有才名，但急于富贵，趋时附势，明帝讨厌他们，所以四人没能做官。曹爽与他们的关系却不错，辅政后，就提拔他们为心腹。四人替曹爽策划，剥夺了司马懿的权力，并相继做了尚书、校尉等大官。

　　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外静而内躁，机巧好利，不务根本，我担心他误你兄弟大事，恐怕会仁者离心、朝政荒废。”何晏四人听了，寻个小事，罢了傅嘏的官。

　　四人欲令曹爽立威名于天下，就劝曹爽派兵伐蜀，司马懿劝阻无效。结果被蜀兵堵截，曹爽大败而回，伤亡甚众。又专擅朝政，乱改制度，司马懿无奈，只好托疾不出。

　　管辂精通术数，何晏向他咨询前程。管辂说：“如今你位尊势重，却离德背心，不是求福之道。如能扶贫益寡，以德行政，才能位至三公，否则位高而颠，豪重而亡。”管辂回家后，跟他的舅舅说了此事。舅舅责备他说话太直白。管辂说：“与死人语，何所畏也！”

　　后来曹爽被司马懿杀死，何晏四人被夷三族。管辂的舅舅问他：“先前你如何知道何、邓之败呢？”管辂说：“邓行步如鬼躁，何如魂不守舍，血不华色，精气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故知其败也。”

　　何晏平常颇自负，认为《六经》是圣人孔子的糟粕，并以神的“不疾而速、不行而到”的仙姿美态自誉，实际上属于精气浮华不沉一类人。不过他在学术方面还是有一些贡献，不宜全部抹杀。

　　陈寿《三国志》记载，说何晏、夏侯玄、邓扬三人想与傅嘏结交，傅嘏却不买账。别人问为什么，傅嘏说：“夏侯玄志大才疏，有虚名而无实才；那个小何呢，喜欢谈古论今，但为人虚利而无诚意，是口舌是非乱国政的人；小邓呢，有始无终，好虚名虚利，吹捧同类，排斥异己，妒忌心也重。我看这三个人都是乱德败姓之人，躲避还来不及，哪会与他们亲近呢？”

　　希特勒的疏忽

　　希特勒发动战争之后，开始与苏联、美国签有中立协议，因此在欧洲、非洲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当他向苏联、美国宣战之后，他的失败命运就已经无法挽回。

　　尽管美国遭遇了1929—1933年的特大股灾，但是，其经济力量还是非常强大，希特勒清楚这一点。不过，他的情报显示，他手中握有一张王牌，所以他决定跟美国开战。

　　当时，美国的海军工业，尤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光学仪器设备，美国本土无法生产，基本靠从法国进口。原来，光学仪器生产技术一直被当做一项保密技术，由家族父子相传，光学仪器技工的待遇相当高，他们不想把好处让给外人，培养一个合格的光学仪器技工，一般也需要七年时间。所以，美国尽管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但在光学仪器方面，由于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始终不能独立生产，基本上都依赖向法国进口。

　　希特勒非常清楚美国的这个弱点，所以他判断，一旦占领法国，就等于控制了欧洲的光学仪器工业，美国由于缺少光学仪器，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因此他相信，等美国用五到七年培养起熟练的光学仪器工人时，他的部队早就把美军打垮了。

　　这就是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技术秘密。他并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是基于理性的情况判断。但是，他的情报忽视了一个人。由于这个人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他被希特勒的情报人员忽略掉，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这个人名字叫泰罗，号称美国管理学之父，现在学管理学的人大概都知道他。那时，他刚刚完成一项管理革新。

　　他在研究翻砂工人的劳动时，发现翻砂工人的劳动效率很低，翻砂工作的一系列劳动，都是由独立的翻砂工人独自完成。通过一段时间观察，他把翻砂工作分解成一个又一个前后相续的简单动作，每个动作简单到即使是三岁孩子，也可以马上学会。这样，工人只需要完成一个极简单的动作，就把工作传给下一个人，由于动作简单，很快就熟练了，还不用来回走动，浪费时间。复杂的翻砂工作被他分解成三十几道工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立即上岗，不管他有没有文化，识不识字，半天就能成为熟练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培养成本和管理成本。

　　在希特勒的攻势下，美国一时处于劣势。但是，泰罗的贡献很快就被军方派上用场。结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就培养出一大批熟练的光学仪器技工。希特勒占领法国的优势不复存在。相反，美国却迅速摆脱劣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最后控制了海上霸权。

　　古人曰，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正是这个无名之辈的小创新（因此而成为有名之人），在几个月内就削平了希特勒的光学仪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