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十四讲 狠绝

　　汉武帝临死前立了小皇帝，却把幼帝妈妈杀了，才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吧。新皇帝还小，他怕她干政，所以狠下心来，不管她的青春。对自己狠，对亲友狠，对敌人狠，是狠的三个方面。项羽对敌人不够狠，结果乌江自刎。唐太宗对女人不够狠，结果武媚娘反了天。商鞅对别人狠，不够变通，自己被五马分尸。

　　曾国藩要做成大事，也不得不狠。他的狠却另有一种高明。他对朋友对皇帝都狠下了心，却又不曾做绝，持定忠君大义，所以才能在狠心之余，得以保全自身。狠而不绝，狠中存义，因此官场人乐意向他学习，大概是这样吧。

　　曾国藩的启示

　　不狠无以成事。狠而不绝，狠中存义，才是真的高明。

　　对外的狠

　　曾国藩的“狠”，首先就体现在杀人毫不手软。

　　曾国藩去长沙当团练大臣。团练大臣名字好听，其实没有实权，既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地方大吏，什么事情都要跟地方商量。曾国藩却不管那么多，冷静观察了湖南的形势。

　　太平军离开湖南，奔湖北去了，沿长江而下，攻占南京。湖南的清兵都尾随而去，却不敢交战，只远远跟着。这样一来，湖南境内武备薄弱，兵力空虚，万一太平军再打回来，就无力抵抗。太平军摇旗东下，湖南的会党群众也受到鼓舞，活动更加频繁。如果没有重兵防守，不论是太平军打回来，还是地方民众造反，湖南都会变颜色。

　　这就是曾国藩最担心的问题。他不是杞人忧天，湖南民众确实造反了，太平军也确实打回来了。这就是曾国藩比别人高明的地方。

　　曾国藩不顾湖南地方官员的白眼、嘲笑、阻挠，坚决执行自己的团练主张。这就是常被提及的，他创造性地把团练拆分成团与练两个概念。经过他的创造，团成为一种民兵组织，协助维护乡里治安，报告各地民众的造反消息，练就是编练一支军队，镇压民众会党的武装反抗。这是办团练时的想法，后来这支军队出省作战，被称为湘军。

　　鉴于太平军不会立刻就回来，曾国藩把团练重点先放在清剿湖南“土匪”上面，稳定湖南民心：“专意以团结人心、搜查土匪为事，较为易施而省费。”计划虽好，无法实施，仍然没有用。曾国藩把团结人心、搜查“土匪”作为团练重点，就是考虑到执行，容易实施，又节 省经费。

　　他说的“土匪”，包含了影响湖南“安定团结”的全部坏人。他跟咸丰帝写信说，湖南会匪众多，人所共知，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地痞、流氓、教匪、盗匪也是“土匪”之一种。各种逃兵散勇流窜返乡，随处抢掠，也是“土匪”。还有那些进入湖南的小股起义军，统统都是他要痛剿的“土匪”、“乱匪”。实际执行的时候，还包括了不听话、敢反抗的百姓。

　　当时的湖南，数十年来，有些罪犯该杀而不杀，该判而不判，因此乡里无赖之民，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府不足畏，反抗不断，人心难安。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采用严刑峻法，对“土匪”痛加杀戮，即使是形迹可疑的人，不论是乱党，还是百姓，也不问证据，一律加倍严惩，或者立即处决。

　　曾国藩跟咸丰帝报告说，我要用严刑锄强暴，只求安定良民，即使有人骂我残忍严酷，也在所不辞。咸丰帝回信说：“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即使审理犯人，也得先跟湖南当局商量。最初确定各路“土匪”都送到省城，统一审理。他嫌办案人员杀人不多、不快，干脆就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局，直接审案杀人，重犯立刻处决，轻者毙于杖下，次轻者鞭打千百下，大概也活不成了。

　　过去衙门办案都有公文移送，颇耽搁时间。曾国藩把公文省去，要各州县团练头子便宜行事。这样一来，杀人就不需要法律手续，也不要什么证据，稍加审讯，就可以结案，或杀或放，全凭团练头子、土豪劣绅一句话。

　　由于根本利益一致，那些称霸一方的土豪劣绅都响应曾国藩的政策，站出来充当团练头子，把那些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不服从他们的人，统统捆绑押送到县城就地处决，或者送交曾国藩处理。有的干脆抓到之后，也不打报告，就直接杀掉。结果，很容易的，各族长、乡长就乘此机会，滥用权力，随意捆送、捕杀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活下来的，当然就是那些老老实实、肯听话的良民。

　　曾国藩跟咸丰帝报告说，五个月来，他直接命令处决的有一百三十七名，差不多每天一名。这只是一例。从镇压太平天国来看，有人估计，那场战争使中国减少了两千万人。做一个主观估计的话，死于战场的职业军人应该还不足两百万人。

　　有一本非官方著作讲道，一个朋友跟曾国藩说，不杀不足以立威，他直点头。经过一个村子，看到两个人在那里争吵。过去一问，原来是买东西，买的人说他付过钱了，卖的人说没有。曾国藩审问明白，立刻把卖东西那人就地处决。消息传开，全城哗然，有人就说：“钦差杀人了。”

　　也有一书明确写道：“官家杀良民乃曰诛土匪。”作者是当时一个湖南人。另有一个人是曾国藩的部下，当时专管审案杀人事。他死之后，留下两本册子，是他的刑案记录，定死刑的人有上千名。他在很多地方写了一行小字：“此人不可杀，涤帅要办，奈何！”涤帅就是曾国藩。

　　“曾剃头”、“曾屠户”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他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就是捉人、杀人不经司法机关，不用法律手续，也不需要什么证据，抓来杀了就是。“就地正法”从此开始，并被后来的军阀滥加利用。

　　团练是一种地方武装，曾国藩很清楚它的性质和作用。他跟咸丰帝报告说，这种组织虽不足以对付“粤匪”（太平军），清剿“土匪”却绰绰有余。因此他也在抓紧编练军队，当湖南某处有武装反抗，当地团练无力镇压，就派军队去，亦杀人如麻。安化蓝田一地，捕获一百三十二人，处决一百零七人，只有二十五人活命。

　　屠杀的目的使百姓心生恐惧，不敢起义反抗，从而孤立太平军。听说太平军到了江西，沿途百姓纷纷跟随响应，端茶送水送粮食，曾国藩就跟朋友说：“贼若来我湖南，敢有乱民跟他们学，我就是没有能力剿贼，也必定先把这帮人洗刷干净！”

　　湘军出省作战之后，屠杀更为残忍，攻破一城，就洗劫一城，屠灭一城。曾国荃因为杀人太多，感到心寒，曾国藩写信跟他说，既然带兵，就以杀人为业，只求不能多杀，哪里还计较数量？

　　最早刊刻的《曾国藩家书》，删除了不少文字，其中一类就是关于屠杀的，这里只举一例。曾国荃围攻江西吉安，曾国藩给他写信，其中一句是：“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方括号中的四字被删去了。江西吉安是湘军较早克复的城市，全城屠戮，以后大都照此办理。

　　毛泽东在看曹操的传记时，写下四个字：杀俘不祥。曾国藩及湘军杀俘虏却有点白起长平之战的样子。

　　攻克安庆之后，太平军有万人投降，部下问曾国荃怎么办。

　　曾国荃反问道：“长毛贼又多又凶悍，如何处置才好？”

　　部下说：“杀了最妙。”

　　曾国荃说：“杀也要有杀法。”

　　部下说：“小开营门，每次十人，杀了再带下一批，半天就完了。”

　　曾国荃说：“我心不忍，你来办吧。”

　　部下就出去了。从早晨七八点开始，到下午五六点止，万余俘虏全部处决。

　　一个英国人著文说，守军三个旅（至少该有九千人吧），由于没有粮食，湘军又答应宽宥不杀，便缴械投降，随即全部被杀，没留一人，那些没有头颅的尸体，全部被抛进大江。

　　从曾国藩的立场，两军对垒，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似乎有其理由。俘虏也要吃饭，还要人看守。湘军本来军饷都不够，常常发半饷，更没有钱来安顿俘虏。曾国藩又强调兵贵精不贵多，也不会收编他们。教育一番，把他们放走，那等于纵俘为敌，更不是办法。结果只有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狠”似乎遭到了报应。按照传统医理的说法，在五行中，眼睛属木，肝亦属木，仁慈之心也属木，贯通一气。曾国藩杀人过多，伤了五德中的仁，因而木被伤，眼也被伤，难怪到晚年，他逐渐失明，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了。61岁上就死了，也跟肝气被伤有关系。

　　这就是书生带兵的狠。曾国藩自己就说了，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如此狠辣，成效可谓显著。湖南一省基本稳定，没有什么会党，这给招募湘军准备了条件。无论部队被打散，还是因为作战不力被遣散，都回湖南招募新兵，成为湘军的根据地。曾国藩在评论刘邦时说，就是因为有萧何在关中经营作为根据地，刘邦才打败项羽。大肆屠杀俘虏，屠杀战斗经验丰富的战士，则明显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能力。

　　在大肆屠杀之时，为弥盖恐怖气氛，曾国藩也在团结人心。

　　《保守平安歌》写在办团练之前：“众人谣言岁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稍后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连“莫走人家取门板”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颇有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意思。

　　至少他在文字上表达了爱民之心：贼寇毁坏民房十之七八，官军毁坏十之二三，我看到很是心痛，因此在任命新的将官时，我总是反复告戒他们，把禁止扰民放在第一位。

　　曾国藩高明的地方还在于，他懂得分化敌人，分为首犯、甘心从逆和被胁迫而不得不从等情况，区别对待，对胁从者宽大处理，尽管事实上他没有那么严格去做，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人心。

　　在争取同一个阵营的人心方面，他求贤若渴，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又高举维护儒家传统的旗帜，更迎合了当时的人心。

　　一面高举屠刀，一面团结人心，这种手法确实可以适当地掩盖或抵消大肆屠杀的负面效果。

　　对内的狠

　　男人要对自己狠一些。

　　对自己狠就是对身体和心志的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有的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生活。有的人是刻意修炼自己的心性体质，野蛮其身体，文明其头脑。

　　曾国藩对自己狠，第一次从北京回来，闭门苦读，一年不怎么出去，这是年轻人的一种狠，一种意志力。听说只名列三甲，不能入翰林院，就想立刻买车南归，已经考取的功名都不想要了。这也是一种狠，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为了当理学家，静坐到失眠，乃至吐血的程度，这也是一种狠。幸好他懂得变通，看情形不妙，就放弃了。通过残酷的身体训练来提高意志力和战斗力，这就是男人经常使用的方法，对自己狠的一种方法。

　　曾经有一个12岁的男孩，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晚上睡觉之前，用自行车轮胎把自己捆起来。父母发现他情况异常，赶紧解开轮胎，小男孩被勒得浑身青紫，差点晕过去。他后来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财富大亨。

　　曾国藩的启示

　　不计较利益得失，是一种狠，不怕死，不要命，更是一种狠。

　　有不可靠的资料说，曾国藩出省作战时，带了一口棺材，做了必死的准备。三国时期，曹操的部将庞德跟关羽作战，抬了一口棺材去，果然不屈而死。左宗棠西征时，也准备了一口棺材。曾国藩兵败之后，因为羞愤，三次要自杀，尽管都未遂，却有敢于自杀的勇气，比起那些连自杀勇气都没有的人，也算一种狠吧。第二次跳江被救起之后，他还想策马赴敌，死了算了，可见羞愤的程度。至于在信中反复述说自己舍身忘死，那就更多，数不过来。

　　上战场就莫怕死，怕死就莫上战场。湘军一边，塔齐布是曾国藩最早重用的旗人将领。他被保为参将之后，仍然亲赴一线，手执大旗，指挥将士奋勇向前。参将是三品官，等于今天的军长。太平军中也有这样的勇士。曾天养封了丞相，都60岁了，在阵前看见塔齐布，立刻大吼一声，单枪匹马冲了过去，要跟他单挑，结果死于军中。

　　可惜晚年洪秀全失去了狠劲。早年亲身赴敌，后期宁可在宝座上幻想，幻想上天会来保佑，也不肯狠下心来，亲自去前线，亲自去督阵，亲自去冲锋，亲自去鼓舞士气。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狠劲，如何能成大事？

　　李鸿章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人长得高大英俊潇洒，尽管跟洋人办外交，他说他是打痞子腔，战场上也当过逃兵，却有一些资料记载说，在上海时，他曾骑着战马，“不做生还之想”，鼓励部下战斗，并最终赢得胜利。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一种狠劲。不狠成不了大事。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慈不掌兵，不狠怎么能掌兵机？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毛泽东下了死命令，要先锋团二十四小时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务必赶到泸定桥夺取泸定桥。二百四十里全是峡江山路，有时是石头，个别战士连草鞋都没有，还要跟沿途的敌人战斗。他们以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战斗决心，一口气不停歇，终于抢在敌人援兵前头到达泸定桥，为红军打开生命之门。如果不是毛泽东用兵狠，如果不是先锋团战士狠，红军真不知往哪里去。

　　必要时，还要敢于舍弃家人和朋友的利益，甚至他们的性命。古时候，皇帝就用这样的办法来控制前线的将领，把他们的家人留在京城，他们就不会轻易倒戈。

　　曾国藩对家人没有狠，大概是没有机会。他对孩子比较严格，还说不上狠，对朋友却是狠过的。

　　他在湖南筹建水师，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先进的内河水师，全用洋炮，火力强，能够及远，船也坚固。还没有练成，咸丰帝就命令他率队出征，去营救湖北和安徽。

　　湖广总督是他的老师吴文安徽巡抚是他的好友江忠源，两个人对他都很重要。吴文如果不死，可以帮他在咸丰帝面前说好话，江忠源不死，可以帮他带兵打仗。他自己就说，他把一万兵练好之后，是要交给江忠源的。江忠源是湘军中第一个能打仗的人，蓑衣渡设伏就是他的杰作，迫使洪秀全改变行军路线。

　　曾国藩接到命令，非常为难。兵还没有练成，枪炮也没有备齐，如果草草出征，必败无疑，不仅救不了湖北江西，连自己也要赔进去。自己赔进去不要紧，辛勤训练的军队也跟着玩完，那是他所不愿意的。因此他跟咸丰帝写信，竭尽血诚地诉说暂不出征的理由。也跟吴文写信，请老师谅解他的苦心。

　　他的血诚感动了咸丰帝，同意他暂不出兵。吴文也终于表示理解，决心“以身殉国”。

　　曾国藩内心很苦闷，也犹豫。见死不救是其一，违逆皇命是其二，背负骂名也堪忧，但为了大局，他都不管了。他也知道，当他拒绝咸丰帝和老师、朋友时，也就没有退路了，要么死在战场，要么彻底战胜敌人。

　　没有狠劲，他难以拒绝皇帝的命令，难以面对老师的求救信，也难以面对江忠源的死魂灵。不过，他终于还是狠下心来，决定不去救援，眼睁睁看着吴文死，看着江忠源死。江忠源死了，曾国藩不得不自己带兵，才有了跳水自杀的一幕。

　　江忠源去北京赶考，专门拜见曾国藩。曾国藩看他气宇不凡，非常喜欢。告辞出来，曾国藩目送他走，说了一句话：“这是个人才。可惜十余年后会悲壮惨节而死。”当时天下太平，旁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一起去京城赶考的人，有一个病死了，江忠源亲自护送他的灵柩，千里迢迢送回老家。这是义士之壮举，曾国藩非常欣赏，当咸丰帝下令求贤时，首先就推荐了他。

　　江忠源的父亲七十大寿，曾国藩贵为二品京官，江忠源不过农村一秀才，曾国藩仍然为湖南乡下那个没有谋面的老头子做了一篇寿文，可知曾国藩是如何看重江忠源。

　　江忠源跟曾国藩说，湖南新宁有青莲会匪，这是动乱之兆。两年之后，曾国藩戏谑他：“你不是说有青莲会匪吗？现在如何了？这么久没有动静？”却不知道，江忠源回了新宁之后，团结壮丁，修缮兵甲，提前做好武装准备。等雷再浩一起事，江忠源就把他干掉了，因功提拔为知县。曾国藩很满意，江忠源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是一个勇于解救国难的人才。

　　洪秀全起义之后，江忠源在蓑衣渡伏击，重创太平军，缴获大量物资，还打死了太平军早期优秀领导人南王冯云山。江忠源因此成名，传于天下。

　　更为难得的是，曾国藩以创建水师最为得意，控制长江上游，顺水而下，最终攻克南京，这个建议正是江忠源提出来的。

　　江忠源守庐州，被太平军包围，缺粮食，缺弹药，诸军相去四十里，却观望不救。曾国藩也只派出区区一千人马，却无济于事，还没有到达城下，城就被攻破了。那时江忠源正好得了病，跳水而死，时年42岁。

　　二人是这样一层关系，曾国藩仍然坚持不救，看着他去死，尽管有大义在前，这狠劲也是练到家了。

　　总的说来，对敌人狠更为容易，对自己对亲友更难。对敌人狠，至少良心和道义上都站得住脚，对自己狠需要恒心毅力，对亲友狠要面对舆论谴责。没有一副铁石心肠、金刚肝胆，怕是狠不到家的。厚黑学之起源，大概就跟“狠”沾一点边。

　　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狠之外，别出一种办法，来弥补、削弱、消解、淡化“狠”的负面效果，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他平常总爱讲这些话：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花未全开月未圆……

　　他拒绝咸丰帝时，也说出自己的忠心和血诚：“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现在进退两难，恳请皇上可怜我的处境。自当竭尽血诚，绝不敢半分退缩。”不出兵也难，出兵也难，搞得他两头不是人。

　　他的话感染了咸丰帝，朱批道：“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的启示

　　狠而不绝，狠中存义。

　　能成功说服咸丰帝，自然达到他的兵不精不出征的目的，又为“见死不救”留下后路。狠要有力度，又要懂得妥协退让，为日后留条去路。这个分寸把握好了，就是非常高明的斗争艺术。

　　狠也要承担恶名。如果这狠对你确实有益，利甚于弊，那就死死挺住，不要放松。如果相反，就要明智放弃。只有从民族大义上出发，承担恶名才是值得的，即使狠毒过巨，也要放手去做，不可犹豫，怀妇人之仁。曾国藩晚年落得一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跟此有关系。他向洋人妥协投降，不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从他那个集团利益出发。所以说他虽赢得圣贤美名，却亏掉民族大义。

　　朕非亡国之君，处处乃亡国之象——崇祯皇帝的软弱悲剧崇祯皇帝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他有大志，却没有狠劲，也不懂得妥协，最终成为一个本非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

　　朕非亡国之君，处处乃亡国之象，这是崇祯皇帝给自己的判语。他即位之后，首先铲除了魏忠贤，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想挽救大明王朝。为节约出一点钱来做军饷，宫中连金银器皿也不让使用，也不吃荤，或者少吃荤。他不是一个偷懒的皇帝，也没有不务正业，但大明朝还是亡在他手里。除了一句“朕非亡国之君，处处乃亡国之象”，他无话可说。

　　他的大志就是励精图治，挽救大明朝，尽管夙夜焦劳，却不见成效。他失败在过于软弱。以最后四件大事为例。

　　第一件是军费问题。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大明朝最后一个春节，早朝结束后，崇祯帝留下几个首席大臣议事，国库已经空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动用宫中的内帑。

　　崇祯帝两手一摊，叹息一声说：“我也是无可奈何。宫中哪里还有钱？连金银器皿都不使用了。”话还没说完，就流下眼泪来。

　　国家穷到什么地步呢？

　　崇祯跟兵部尚书说：“你，马上派个人，到南边两百公里的地方，去给我打探一下军情，尽快回来报告。”

　　兵部尚书说：“是派骑兵侦察吗？他们要吃饭要工钱，我这里一分钱都没有啊，没法派。”

　　崇祯听了，推案而起，骑侦的事也不了了之。兵部尚书固然可恨，崇祯皇帝亦为可怜。

　　当最后关头，崇祯要各大臣捐饷，除三个高级太监各捐银五万两外，其他高级官吏都来装穷。首辅（等于宰相）陈演说自己一向清廉，身无余财。次辅魏藻德只捐了五百两。崇祯的岳父封为嘉定伯，太监找他捐钱，却不肯答应，气得那太监拂袖而起，说：“老皇亲如此吝啬，大事一去，你守着那些钱有什么用？”被逼无奈，这个富得流油的家伙才捐出一万两来。还有一些人干脆就嚷嚷着卖房子，门口贴上条子，说“此房绝兑”，或者把古玩、家具搬出来，摆个摊，沿街叫卖，仿佛穷得非变卖家当不可。还表现出一副亡国嘴脸，公开贴出这等文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等李自成大军一到，他们都露了馅，崇祯的岳父家抄出金银五十万两，装清贫的陈演家也抄出四万两。崇祯逼不出来的东西，起义军却一举拿下，可知崇祯帝是如何懦弱。

　　其实宫中有钱，崇祯帝不知道罢了。李自成打进来以后，派人在宫中搜，四十几个地窖里藏满了金银，足足有三千七百万两。原来，都是前一个皇帝藏起来的，“内监皆畏先帝”，不敢说，结果崇祯帝一点不知道。

　　当时一位著名文人评议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来，也足够两年军费……却留给老鼠来挖掘……多么可悲也！”

　　即使按照另一个说法，那些钱是宫中太监历年累积的赃财，崇祯也无法推卸这个责任：身为皇帝，竟然不知道身边藏有如此巨款。除了一声叹息，还能说什么？金银最后被李自成撤离北京时全部带走了。

　　第二件是择将出征。

　　年还没过完，李自成就发来战书，说他的大军三月初十抵达北京，要跟大明朝决战。崇祯帝又急又累，几天不吃饭。上朝时，当着大臣说：

　　“朕非亡国之君，处处乃亡国之象。我有何面目见祖宗？干脆亲自上阵，死在沙场算了，但死不瞑目啊。”

　　“现在内外交困，府库空虚，你们谁能替我分忧？”

　　说着说着，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除了眼泪，还是眼泪，而不以必死的勇气来领导群臣，这皇帝确实软弱了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皇帝一熊，举国皆熊。

　　首辅陈演站出来说：“臣愿代皇上亲征。”

　　崇祯说：“南人不可。”

　　次辅魏藻德站出来说：“臣愿代皇上亲征。”

　　崇祯说：“不可。”

　　蒋德站出来说：“臣愿代皇上亲征。”

　　崇祯说：“不可。”

　　一连六个大臣想代帝亲征，崇祯都否定了。

　　最后，一个名叫李建泰的人站出来说：“我是山西人，熟悉贼情。把我的家财拿出来，也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请让我代皇上亲征，提兵西向。”国家连军饷都发不出了，他的家财竟然可以资万人数月之粮！

　　崇祯大喜，当即说：“若是你去，我当仿效古礼，亲自为你饯行。”

　　原来，这家伙虽然是个文人，却是个山西大汉，高高的个头，生得满腮胡须，脸皮黑黑的，颇像那冲锋陷阵的大将。

　　崇祯想亲自到郊外饯行，李建泰坚决推辞，因为大明朝没有过那样的先例。崇祯就让礼部另议，最后决定在正阳门城楼上为他饯行。

　　饯行那天，崇祯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还准许大臣全部使用金杯。饯行完毕，崇祯凭栏良久，目送李建泰离开，才起驾回宫。

　　崇祯如此看重他，完全是因为眼前无人可派了。杨嗣昌两年前已死，洪承畴又降了清兵，孙传庭是唯一的家当，也在两个月前战死了。

　　这个家伙寄托着崇祯的全部希望，竟然不顾军情紧急，规定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因为古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孙子兵法》也说，“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照他的速度，如何救得了山西。山西一失，北京难保。李自成的军队也确实是从山西打过来的。

　　李建泰自告奋勇，为君分忧，代帝出征，看着像是危难之际的大志，颇有忠君报国之风。但是，他还没有走出河北省，就听说家乡曲沃被起义军占领了，惊悚而病，进退失据，在原地徘徊观望——“闻曲沃以破，家赀尽没，惊悚而病”。他毅然兴起灭贼之志，原来是为了自己的财产。再后来他就投降了，据说似乎担任过李自成的丞相，清兵入关以后，又做了清朝的内院大学士。

　　挑来挑去，崇祯却挑出一个叛徒来，贪生怕死。大明朝如何不亡！

　　第三件是南迁之议。

　　既然挡不住了，干脆迁到南京去，也是一个应急的办法。大概崇祯最早提出南迁，母后却说：“十二祖坟都在此，如何迁？”崇祯只好放弃。

　　正月初三日，李明睿跟崇祯帝说：“今日之计，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

　　崇祯见左右无人，悄悄说：“斡久有此意，无人帮我，才拖到今天。”

　　午后，再次召见李明睿。夜间，又把李明睿召到宫中。一日三次，足见崇祯对南迁一事的心情。李明睿就写了奏章，公开提出南迁之议，还对崇祯提出了批评：“日逐一日，优柔不断，天下事还有什么可为？”

　　首辅陈演却反对南迁，还暗授瘪的大臣起来谏阻，说李明睿的提议是邪说，不斩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拿历史说话，证明南迁是中兴的希望。盘庚之迁，使商朝出现中兴局面。安史之乱，唐玄宗迁往四川，使唐朝继续延续。西晋南迁而为东晋，北宋渡江而为南宋，保住了一半江山。

　　还有大臣提出皇上南迁和太子南迁两个方案，如果皇上碍于朝议，不好南迁的话，就让太子去南京。这是一个可以执行的方案，执两用中，即使有人强烈反对，让太子南迁则无可非议。

　　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其他大臣也都装聋作哑，不出来说话，搞得崇祯大为光火，干脆彻底否定了南迁。他的本意是，只要以内阁首辅为代表的大臣都站出来提议南迁，他就借坡下驴，专意南迁。结果搞来搞去，南迁之议就这么夭折了。到最后想重提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来不及了。

　　南迁本来是很有希望的。江南有史可法，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和她的几十万部队，吴三桂手上也还有几万精兵。即使不能中兴复国，延续大明朝的正统却还是能够做到。清兵入关以后，南明小朝廷不是也存续了几十年吗？

　　郑成功在台湾坚持斗争，天地会在大陆坚持斗争，明朝遗老则用笔和纸来表达他们对前朝的怀念和对满清的愤怒……如果崇祯坐定南方，坚持战斗的人们会是怎样一种心志？反过来说，清兵入关之后，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机构，正好弥补了他们所欠缺的东西，这对他们接管天下、征服南明小朝廷起了极大的帮助。如果崇祯南迁，清朝就得不到那些东西。一正一反，历史又会怎样呢？

　　即使让太子南迁，也会有一种希望。

　　南迁之议失败，首要原因在崇祯软弱无力，不敢专断独行，又不能适时妥协，处处优柔寡断，而错过时机。专制的优点就是皇帝说了算，却一点没有发挥。其次是大臣误国，以首辅陈演为代表。陈演辞职以后，继任首辅魏藻德也装哑巴，随崇祯怎么问，就是不做声，不表态。军国大事依靠这些人，还有什么指望？真不知道崇祯在怎么选人用人。本来有个袁崇焕，偏偏还被他杀了。

　　罢免陈演的前一天，崇祯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我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第四件是调兵勤王。

　　正月十九日，崇祯提出调吴三桂入关，保卫京师。众大臣推诿不决，没有结果。原来，吴三桂一旦入关，宁远及山海关之外的国土就不归明朝所有，大臣担心背上卖国骂名，就来个迟疑不答。

　　正月廿一日，崇祯要陈演再次讨论：“这么重大的军机决策，本应由先生来主持，不得推委误事。”

　　陈演答复说：“一寸山河一寸金，宁远兵万万不能调。否则锦州就完了。”

　　兵部尚书干脆说：“调不调吴三桂，要看宁远弃不弃。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们实在不敢乱说。”

　　崇祯一看，这帮孙子又把皮球踢了回来，就命令宁远兵退守山海关，调吴三桂入京。

　　陈演等仍然不肯起草文书，犹豫拖延，请求召集内阁及六部官员再来商量。会上，有几个大臣坚决站在皇帝一边。陈演等却提出如下问题：宁远放弃之后，山海关当如何守（宁远是山海关的前哨，保卫山海关的屏障）？军民如何安排？辽东的总督、巡抚、总兵如果不拟订出实施细则，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责任？目的就是继续推诿，不肯承担拟旨的责任。

　　二月初二日，吴三桂都同意放弃宁远，入京勤王了，陈演等还是拖延不决。

　　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落，京师震动。太原奔袭北京是很方便的，要么下太行山，从保定威胁北京，要么从大同袭击北京，一路都是平川，除了居庸关，无险可守。有人联名上书，要求赶紧调吴三桂入京。

　　二月初十日，崇祯把奏章给陈演、魏藻德看，两人不敢说话，退出来，背地里悄悄商量说：“皇上着急，所以这么做。等事情平定了，就会以弃地的罪名杀了我们，如何是好？”最后跟崇祯说：“无故弃地三百里，我们承担不起责任。请吴三桂的父亲，宁远总兵吴襄进京，皇上跟他商量如何？”

　　二月十二日，崇祯跟吴襄有下面一段对话。

　　问：贼势急迫，你们能够打败他们吗？

　　答：我揣测他们只是想占有陕西山西，未必来北京。如果李自成敢来送死，我等一定活捉了他，来献给您。

　　听吴襄如此信口开河，满嘴乱说，崇祯一阵大笑。

　　问：你们父子兵有多少？

　　答：按册八万，实际三万，因为几个士兵的粮饷才能养活一个，各地都如此，非我一人（言外之意，他们早就在冒领军饷了）。

　　问：三万都勇敢能战吗？

　　答：只有三千可用。

　　问：需多少军饷？

　　答：百万。

　　问：即使三万人，也用不了这么多啊？

　　答：这三千人在关外都有价值几百两银子的田庄，如果撤回来，总要给他们补偿吧。军饷本来已经有十四个月没有发了，怎么补齐？还有数百万百姓，又如何安置？百万都不够啊。

　　答：现在就是东拼西凑，最多也只有二三十万两。

　　就这样，由于缺乏经费，吴三桂入京勤王一事就拖着。

　　二月廿七日，形势愈发危急。经由个别大臣接二连三地反复力争，“今日事势，当论缓急，毋论是非”，在崇祯的逼迫下，内阁才拟订诏书，急调吴三桂入京。不过，非常遗憾，那已经是三月初六日了。

　　那些大臣究竟怎么想的，他们有哪些权力，竟然让崇祯都无可奈何，这值得研究。崇祯不是被大臣打败的，是被他自己打败的，遇到祖宗成法，遇到言官反对，就缩回去，而不敢坚持个人意见。他才是皇帝，却又活得像奴隶。

　　最后的时间进程是，吴三桂的勤王大军，据说有五十万之众，三月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山海关到北京有三百八十公里，只有跑死马，才能在两天之内赶到北京。五十万包括大批百姓，年年与清兵作战，他们早就厌倦了，就想趁机迁回，所以动作迟缓。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到达西直门外，开始攻城。崇祯照例早朝。据说他在御桌上写了十二个字，其中六字是“文臣人人可杀”。

　　三月十八日中午，李自成攻破外城，要跟崇祯谈判。他把投降的太监杜勋派进去传话。杜勋见到崇祯就说：“乱贼兵马强壮，锋不可当，皇上还是自己拿主意吧。”把李自成提出的割地求和方案告诉崇祯：把西北割让给他，分国为王，犒赏军银百万两，此后可为明朝镇压叛乱，尤其能以劲旅协助攻打清兵。

　　当时新首辅魏藻德也在场，崇祯问他：“你怎么看？情况紧急，一句话说完。”

　　老狐狸跟先前一样，只是鞠躬俯首，却不说话，连问数次，都不开腔。崇祯推倒龙椅，走出大殿，再也没有回来。

　　当日深夜，在皇宫后面的小山坡，崇祯把身体挂在一棵树上，终结了自己，也终结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