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十三讲 多助

　　人们也经常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现实却没有那么单纯，只有道，没有势（实力），你未必能得到帮助；没有道，只有势，也未必能够多得帮助；唯有道与势（实力）相结合，才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民间说的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也是对多助有益成功的通俗说法。

　　曾国藩不仅得到很多人才的配合（天下人才他笼络了一半），朝廷上也有人帮他，所以才能起死回生，成就大功。穆彰阿帮助过他，肃顺帮助过他。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穆彰阿、肃顺都是本事通天的人物，有他们这样的人物帮忙，曾国藩才能几起几落，而能最终站稳脚跟。

　　团结可以团结的多数，孤立必须孤立的少数，支持者多，反对者少，成功的道路才能宽阔豁达。如果支持者少，反对者也少，而中立者多，应该想办法把中立者中那些可以争取的人争取过来。中立者少了，左右摇摆的人也就少了，即使不能减少反对者，也可以保证反对者队伍得不到补充，从而更好地孤立他们。这就给自己扫清了道路。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复出以后，尽管仍然不去巴结人，却不愿再多得罪人，比起以前更加小心。所以肃顺被清洗抄家时，没有发现他的信，慈禧太后非常高兴，认为他忠心可嘉。

　　曾国藩的启示

　　有些事情靠个人努力就够了，成就大事却必须多得配合。

　　争取多数

　　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盟友增加了，敌人就减少了，这个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一篇文章里。

　　从衡阳出发时，他写了《讨粤匪檄》，把太平军称为“粤匪”，目的是向世人宣告，他的主要敌人是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广西老长发，三江两湖的人都是被裹胁的，尽管也在太平军中，却不是他的敌人。曾国藩的谋略企图就是想分裂太平军。不管这个方法有没有效，却表明曾国藩的做事规则，他想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因此后面他又说：“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他的意思是说，凡是“被裹胁的人”，只要主动投降，我就会论功行赏，或者一概免死，发给路费。

　　话这么说，其实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政治口号。他亲自招降的很少，而被杀死的降卒却多得难以计数，仅安庆一战就多达万人。韦俊投降清兵，程学启投降李鸿章，陈国瑞投降黄开榜，还有跟陈国瑞打架的那个李世忠，虽然都在清政府一方效力，曾国藩对他们并不怎么喜欢。韦俊是北王韦昌辉的弟弟，对家人受政治迫害一事大为不满，所以找个机会投降了。毛泽东看曹操的传记，读到他杀俘一节，批注说：“杀俘不祥。”曾国藩只活了61 岁，或许跟他多杀俘虏有关。

　　在湖南剿匪的时候，他让山里的贫困农民来当兵，跟着他镇压太平天国。这些山民既淳朴，又贫困，活不下去了，不跟他走，就会跟太平军走。把他们招入营中，既能替清朝卖命，镇压太平军，又减少了太平军的候补力量，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对待敌方阵营，曾国藩采用分化、孤立的政策。对待自己一方，曾国藩也采用了类似的政策，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使自己树敌过多。尽管不完全如此，多数时候还是在那么做，所以得他保举的人要远远多过被他参劾的人。即使陈国瑞，那么不喜欢他，在天津教案中，洋人几次要求判陈国瑞死刑，曾国藩也没有落井下石，乘机弄死他，结果反而是公平论事，没有给他任何惩罚。

　　在长沙的时候，他参劾了副将德清，尽管出了胸中一口恶气，却惹来被士兵追杀的羞辱，不得不移到衡阳去。靖港之败，湖南巡抚骆秉章跟他只隔一船，都不愿意过来见他，这完全不是官场的做法，可知曾国藩当时是如何窘迫。如果不是湘潭大捷，他的处境会更加糟糕，说不定命都保不住。

　　曾国藩的启示

　　一时的快意往往会带来长时的麻烦。

　　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很多助手。塔齐布是一个旗人，也是湘军第一勇将。他是由曾国藩一手提拔上来的，对曾国藩忠心耿耿。武昌打下来之后，塔齐布做了湖南提督，二品衔，已经比曾国藩的官职高了（曾国藩不过以在籍侍郎身份当团练大臣，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对曾国藩还是当作上级一样来尊敬。他手下的四员大将，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都是那个时候到他帐下的。胡林翼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他推荐给朝廷。

　　坐困江西那两年，曾国藩除了军事上大不如意之外，在政治上、经济上也被百般刁难。收复武昌之后，因为大臣一句话，咸丰帝让曾国藩当了七天湖北巡抚，就把任命收回去了。既然皇帝对他是这样一个态度，趋炎附势的官吏也会照做，他们做官的能耐远胜过带兵打仗。所以曾国藩苦恼：老子在外边打仗，命都不要了，你们却在北京算计我，什么世道。

　　更可怕的是一个相国对他的攻击，使他想起东汉一个大臣的悲惨命运。东汉那个大臣叫杨震，是一个著名学者，官至太尉，三公之一，很大的官了，跟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三军副总司令一个级别，却因为得罪权贵，不仅遭到官场排挤，最后还被迫自杀。曾国藩担心自己也会落得那个下场，可知他的苦闷。

　　这不是曾国藩自寻烦恼。他只不过是团练大臣，手却伸得很长，不仅越权杀人，把湖南司法机关搁置一旁，还要像国家正规军那样，担负起清澄天下的巨任，难免被地方官吏嘲笑、刁难。愤走衡阳是因为这个，坐困江西也跟此有关。在湖南，他参劾副将德清，在江西，他参劾巡抚陈启迈。这些做法虽然有好处，但也搞得别人不愿意与他共事，担心自己哪里做不好了，就被他参劾。曾国藩这么做，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反而孤立了自己，多树了敌人。

　　他这么做，固然是出于公心，在道义上是符合儒家圣人的训导，却又背离了儒家的中庸哲学，达不到理想的做事效果。中庸哲学与法家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庸哲学重在追求结果，法家却重视规则。也许更理想的中庸之道就是在结果与规则之间寻求到一个更新更好的平衡点。

　　尽管在江西遭遇那些苦难，曾国藩是不是就寸步难行呢？不是。因为他还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有一个叫黄赞汤的人，跟曾国藩一样，本是在籍刑部侍郎，江西官场对曾国藩百般刁难，动不动就以军饷要挟，他却为曾国藩劝捐筹饷，多到八九十万两，不亚于雪中送炭。还有一些士绅都给了曾国藩帮助。这些人可谓患难之交，可惜都不是当权者。

　　对于那些政治上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一般称为士绅阶级，他们有文化、有见识、有理想，如果不被曾国藩使用，就可能成为他的敌人。所谓“临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曾国藩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积极团结这些士人。容闳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他先去了洪秀全那里，不被看重，才跑到曾国藩这边来。结果呢，曾国藩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先驱和领袖。据说左宗棠也是先去拜见了洪秀全的，没有被重用罢了。如果洪秀全也记得“临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把左宗棠留用；即使留不住，也把他软禁起来，甚至杀掉，至少为自己减少了一个凶恶对手。

　　他在《讨粤匪檄》中号召那些“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都到他帐下来，实际上也达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也多次请求朝廷给那些满门忠烈的士绅树立忠烈牌坊。

　　五年十级

　　在朝廷上，他是否刻意巴结过谁，现在没有证据，但做官出奇顺利，而几次遇险，都有人帮他说话，可见他得到的帮助还是非常多。

　　曾国藩做官，一般论他“十岁七迁”，其实说“五年十级”更准确。

　　27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29岁授从七品衔。从1843年起，年年升迁，到1847年，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二品，那时才37岁。

　　29岁从七品，然后一直没有动。而32岁到37岁五年间，从七品、七品、从六品、六品、从五品、五品、从四品、四品、从三品、三品、从二品、二品，连续越过十级。仅凭这一点，他也可以笑傲官场。一个从湖南来的乡巴佬，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个人奋斗，即使巴结上了权贵，这样的升迁速度也让人羡慕。

　　究其原因，朱东安先生说道：“一是靠个人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

　　穆彰阿是道光皇帝最宠信的大臣，执掌军机大臣二十年，类似乾隆身边的权臣和。鸦片战争期间，什么丧权辱国啊，排斥、打击、贬谪林则徐啊，都是穆彰阿跟道光皇帝一起干的。穆彰阿的门徒多，一时号称穆党。老皇帝一死，穆彰阿就被新皇帝收拾了。

　　曾国藩考进士，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他就成了穆彰阿的学生。曾国藩32岁那年，翰林院举行大考，总考官又是穆彰阿。从那之后，曾国藩年年升迁，只五年时间，就爬到正二品高官。因此曾国藩也属穆党。

　　旧历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初六日，大概午后两点，曾国藩得到通知，说是本月初十大考，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甚觉惊惶。好久没有做赋了，眼睛也有点蒙蒙看不清，怕进了考场答不完卷。即使那样，当天还是出门拜会了两位朋友，晚上十点才回来，开始试笔。

　　初七日早晨去琉璃厂买笔墨纸砚，考试要用。买完了回家吃早饭，才上午九点多一点。吃完饭，约了一个朋友，结伴去圆明园。中午十二点到了那里，住旁边的大树庵。

　　初八日写了两篇文章，《班超通西域论》、《与人不求备论》。责备自己平时不用功，临渴而掘井。

　　初九日，又拜访两个朋友，大概都是来参加考试的，看他们文章写得气势流利，他很羡慕。

　　初十日，凌晨三点半起来。七点刚过，到贤良门外听点名，然后进入正大光明殿。考试从八点开始，一共考三项，一篇赋、一篇文论、一首诗。中午一点过，他构思成熟，两点开始动笔，六点交卷，只补了一个字，似乎比较满意。出场之后，与朋友对答案，发现犯了一个大错，后悔不迭，恼恨自己粗心。监考老师似乎非常严格，若是发现作弊，将被送刑部治罪，那就惨了。

　　十一日回家。因为考试的错误，他患得患失，心中惶惑，跟老婆对坐无语，当晚还睡不着觉。说自己平日达人知命，遇到事情就这个样子，真是可羞。

　　十二日外出会客，仍然唉声叹气。而且四处打探消息，行坐不安，称自己“丑极”。

　　十三日上午八点得到考试结果，他考了二等第一。一百二十四人参加考试，一等五人，二等五十五人，三等五十七人，四等七人。大概非常高兴，他理了头发，然后又去圆明园，仍住大树庵。

　　十四日早晨六点去排班，知道自己升为正七品。回家之后，来跟他道喜的人很多，还得一一回访。回访这一天，他早晨七点出门，傍晚六点才回来，走了五六十家，累得要死。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就在圆明园升官的那天，也就是十四日，穆彰阿当面要他的考试文章，他却迟至廿八日上午才誊写一遍，亲自送到穆彰阿府上。晚了两周才送去，不知何故。

　　从此之后，曾国藩连连升迁，到37岁时，已经是二品高官了。兵、刑、工、礼、户、吏六部，他在五部做过侍郎。六部主官为尚书，官秩从一品，侍郎只比尚书低一级，正二品，是尚书的第一副手。

　　做官如此成功，曾国藩当然无限满意：“湖南人37岁官至二品的，本朝尚无一人。”也就在那一年，他成为湖南籍京官的首席代表，领衔奏事。而在29-33岁的五年间，虽然为京官，却是虚职，清汤寡水，常常要靠借债度日。32岁的一封家书写道：“我在北京该账四百金，如果还得不到差使，日子就一天比一天紧了。”据他说，还有几个京官跟他一样困窘，都在靠借债度日。所以他想得到一个差使，就有办法弄钱，千里做官只为财嘛。难怪那时他做诗说：“横天如此寒。”

　　背后的提携

　　曾国藩升迁之快，历来都不多见。其关键要素，一般人都认为是穆彰阿大力提携的缘故。他是汉人，又在和平时期，如果没有权贵提携，无论如何也难以在五年当中越过十级。关于两人关系的资料却非常少，大概跟穆彰阿被咸丰帝收拾有关。

　　曾国藩是不是过于巴结穆彰阿呢？没有资料证实。穆彰阿是总考官，又跟他当面要考试文章，肯定是赏识他的。穆彰阿有没有要别人的文章呢，或者说要文章是不是一种惯例呢？不得而知。总之，日记看不到曾国藩巴结穆彰阿的痕迹，别的资料也看不到。唯独清朝的一点野史讲了一个故事，后来被广泛流传。

　　野史说，某一天，曾国藩得到谕旨，要他明天进宫，等候皇帝召见。当晚他便住到穆彰阿府上。为什么要住穆府，野史没有说。

　　第二天，他进了皇宫，发现不是往日召见大臣的地方，就在那里候着，白白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只好退回穆府，打算明天再去。

　　晚上，穆彰阿问他：“你去的那个地方，墙上有几幅字，你看到没有？”

　　曾国藩茫然不知所问。

　　穆彰阿叹口气说：“可惜。可惜。”

　　踌躇良久，叫来一个下人，是那种办事很得力的，跟他说：“你马上取四百两银子，去找某某内监，就跟他说，某处墙上有几幅字，要他原样不动，赶紧抄出来，银子不过是一点辛苦费。”

　　第二天，曾国藩再进宫去，皇上问他一些问题，竟然都是墙上挂的那些祖上圣训。曾国藩从容做答，皇上听了，非常满意。

　　事后，皇上跟穆彰阿说：“你说曾国藩这个人细心，果然不错，我喜欢。”

　　从此，曾国藩官运亨通，畅如流水。

　　曾国藩的启示

　　做事情不能苟且，认真积极的态度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以曾国藩的一贯性格看，他不是一个喜欢巴结钻营的人。比如在湖南为团练期间，他跟当地官员关系紧张，一者可能是他自高身份，不屑与之并列，二者也是因为他不善于巴结逢迎。即使咸丰七年（1857）在家深刻反省，有了一些转变，能够与人融洽相处，性格也不可能做彻底转变，不过是更加谨慎而已。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势越来越重，地方上没有谁敢跟他叫板。

　　如此看来，他也难以对穆彰阿一味巴结逢迎。从穆彰阿一方来看，如果曾国藩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也不会大力提携。究其原因，大概首先是曾国藩自己确有不同凡响之处，才得到穆彰阿的赏识；其次，他对穆彰阿也尊敬有加，即使不巴结逢迎，也一定在某些方面有他的特别表现。曾国藩应该是有过人之资的，否则凭什么去镇压太平天国？

　　曾国藩对穆家也一直比较照顾。曾国藩进京朝见慈禧太后时，专程去拜访过穆宅。办理天津教案时，担心自己再无机会进京，还专门写信给儿子，要他亲自去穆宅，跟穆彰阿的儿子致意。

　　他那封批评咸丰帝的奏章，咸丰帝看了，勃然大怒，要治曾国藩的罪，好多大臣都为他担忧。

　　曾国藩逃过此劫，原因何在？无非是有人说情。说情的两个人，一是皇帝的老师，他叫祁隽藻，跟穆彰阿政见不和，官至大学士，正一品，曾国藩还写过260个一寸见方的大字送给他；另一个人叫季芝昌，官至闽浙总督，从一品，是曾国藩中进士的主考官，跟曾国藩是师生关系。

　　肃顺对曾国藩的推荐，更能表现他这个人的特点。

　　咸丰十年五月，曾国藩得到两江总督的位子，终于有了地方实权。不过这个职位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而是因为肃顺的大力推荐。

　　肃顺是咸丰帝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因为他敢任事、敢担当，所以咸丰帝很信任他。他欣赏有才华的人，没有民族偏见，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尤其赞赏，认为曾国藩有识量，胡林翼有才略，很想重用他们。

　　两江总督本来是何桂清，因为浙江、苏、常被李秀成踏平，他被革职拿问，朝廷就需要一名新总督。咸丰帝首先想到了胡林翼，肃顺却认为：“胡林翼在湖北跟官文处得很好，所以湖北非常稳定，最好不要挪动，不如让给曾国藩，这样长江上下游都有人了。”

　　咸丰帝觉得有理，曾国藩才有了出头之日。

　　这里不能不提一件事情。肃顺肯帮曾国藩说好话，是因为曾国藩跟他有私交吗？不是。从现有资料来看，曾国藩显然不属于肃党。咸丰九年（1859）他跟胡林翼写信说：“近来科场一案株连太广，对洋人又太柔，都不让人满意，常想陈述一下我个人的意见。但这几年我自己也没什么成就，干脆就沉默不语吧。”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肃顺的对内对外政策，曾国藩并不怎么赞同。奇怪的是，他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不是同样“对洋人又太柔吗”？也许这就是所提倡的“入局”精神。

　　还有，王运曾劝他联合肃顺一起反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没听。据王运的后人说，王运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应该带兵入朝，申明祖制，支持肃顺，反对太后把持朝政。”曾国藩没有理他。王运大为叹息，甚至有些恼恨，恼恨曾国藩不用他。

　　如此看来，王运给曾国藩添了不少麻烦，这是一次，劝他做皇帝又是一次。曾国藩若听了他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这大概是对他善于知人的一种奖励吧。

　　是曾国藩不赞成王运的话吗，还是他不看好肃顺？有资料表明，他确实不看好肃顺的为人，但在国家大事上，他还是愿意支持肃顺当政，而反对太后掌权。李鸿章游历欧洲的时候，遇到德国首相俾斯麦，跟他请教治国方法。俾斯麦沉默良久，说：“你在女人手下做事，还能怎么样呢？”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他一个大男人，连跟咸丰帝写奏章都从不说“奴才”，只称“臣国藩……”，又如何会主动自愿地匍匐在女人脚下。

　　后来肃顺还是被慈禧太后杀了。从他家里搜出一箱信，都是大臣与肃顺的私人信函，却不见曾国藩一个字。慈禧太后叹息说：“曾国藩是一个好人啊。”她信任曾国藩，把四个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大概与此有关系。

　　曾国藩没有站在肃顺一边，除了政治利害之外，还因为他的小心谨慎。他知道自己位高权重，为保身家性命，不再与朝中大臣私人往来，免得落一个“权臣窃朝纲”的悲惨下场。

　　他没有主动靠拢、巴结肃顺，肃顺却肯支持他重用他，只有一个解释，曾国藩自己有本事。肃顺确实爱才，也为咸丰帝做了不少事情。如果曾国藩自己没有本事，且不说肃顺要不要帮他，即使帮他，顶多能够当一个大官，却无法成就大事。难怪毛泽东说：“一句话，必须自己有力量。”“打不赢，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打不赢。”

　　简单的折中主义和自以为清白的中立立场，并不能切实保证你成功，而必须以个人秉持与睿智的分辨力为依托。个人有所秉持，可以使自己保持冷静，睿智的分辨力可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夏启为何能够建立夏朝——多助的一种解释这里使用“多助”这个概念，不完全是多得人才、多得助手这个意思。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时，其中就专门说到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不树敌过多，同时又多得支持。

　　如果历史学家没有搞错的话，秦人的远祖，那个赐姓为嬴的大费，又名伯益。大费就是伯益，伯益就是大费，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何改名，暂时还没有搞清楚——改名却成为一种习惯，一直流传下来，不论人名、地名、机构名、组织名，总在改，如河流必定遭遇弯道一般，改了几千年了，今天仍然在改，未必是一个好习惯。

　　伯益是一位英雄，他与大禹率领各自的族民，在大禹的统一指挥下，双方精诚合作，治理了水患，平定了苗乱，功劳不小。又为舜帝驯化鸟兽，深得赏识。正因为那样的功勋、德行、名望，大禹临死前，把位子禅让给伯益。如果不是出了一个大乱子，今天也许会说尧、舜、禹、益四大圣人，而不是三个。大禹属华夏集团，伯益属东夷集团，他们的合作表明夏夷两族一度非常团结。

　　可是，伯益成为天下共主之后，人民却不去朝见他，而去朝见大禹的儿子启，打官司也不找他，而去找大禹的儿子启，因为启是“吾君之子也”。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会唱歌跳舞，但他们不唱颂伯益，而唱颂大禹的儿子启，因为启是“吾君之子也”。人心不服，就危险了。

　　大禹的儿子启，在一些氏族首领的拥戴下，似乎经过反复斗争，终于驱逐、谋杀伯益，建立夏王朝。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阴谋篡权行动。

　　究其原因，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有关系。

　　启的爷爷，也就是大禹的父亲鲧（祖孙三代的说法未必可靠，可能是子孙相继），被尧帝派去治水。他用堵的办法，初期颇有成效，后来洪水越来越大，堵也堵不住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尧要把帝位禅让给舜，鲧起来反对，想自己当王，闹得很凶，结果被诛于羽山（是否发生过武力冲突，不得而知）。

　　大禹是否怀恨，不见文献记载，但他接替父亲，继续治水，则是确定无疑的。传说他治水十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穿山凿石，疏导洪水，终于平定水患，劳苦功高，经由舜帝禅让，而成为天下共主（穿山凿石同样属于传说，其可靠性，有学者试图证实，他去到今天洛阳龙门、黄河壶口下流等地，并没有发现人工开凿的痕迹）。

　　大禹死前，一个说法是，他把天下共主的位子禅让给伯益，这就出了问题。

　　经过昌意（鲧的父亲）、鲧、禹、启四代，他们的权力根基已非常深厚，在华夏集团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时，私有观念也正在全面形成，从黄帝到尧、舜、禹，天下共主都出自华夏集团，现在跑出一个东夷人（指伯益）来，华夏集团自然不服。尤其是禹、启一族，既然鲧时代就敢公开争夺领导权，发展到启，就更敢了。

　　据说，伯益代大禹之后，就把启拘禁起来，启却越狱跑了，还回过头来杀了伯益。照这样看来，夏启在大禹死之前，就已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者，才能争取时间，迅速反击。伯益手里有王权，不争抢时间、做闪电式攻击，篡位就难了。这是不是可以称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闪电战呢？

　　还有一个说法是，大禹发布了禅让的消息，七年之后才去世，如果属实，夏启就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伯益拘禁他，大概也正是察觉到这一点，才先发制人。现在看来，伯益的先发制人似乎欠妥当。启毕竟是大禹的儿子，尧、舜、禹之间，都没有因为禅让而关押前任的儿子，甚至还主动让位，伯益却把启拘禁起来，容易失去人心。

　　在争取支持者与盟友方面，伯益做得也不够积极。启不仅篡权，还杀了共主，本该遭到强烈谴责才是，却只有有扈氏公开起来反抗。如此看来，伯益不仅缺少生死与共的政治伙伴，也疏忽了巩固王位的重要性，没有积极去争取人心，组建统一战线，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启则不同，他一夺得王位，就举行联盟会议，积极联络其他部落，争取更多的支持。从谋略而言，启比伯益要高明。

　　尽管伯益是失败者，但无损他的英雄形象。他如果再积极一些，大概可以这么做，接过王权之后，就立刻派出间谍，严密监视启，同时安排强有力的卫队，保护好自己，并立刻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建立统一战线，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人心已定，启想篡权，也就难了。如果再狠一些，干脆一刀杀了启，不留后患——舆论又能持续多久呢？启杀了伯益，天下也没有翻过来嘛，重要的是后续措施要得当、跟得上。也许伯益是一个大圣人，不屑于谋略，而信守天命——那就显得迂阔了。

　　也有文字说，这是圣人大禹蓄意制造的政治谋杀案。一本非常权威的史书记载说（《战国策》），大禹老了，觉得启的能力、威望都还不够，就把王位传给伯益，启联合他的同党，一起攻击伯益，才夺得王位，名义上是大禹把天下禅让给伯益，其实是大禹想让启依靠自己的实力去夺：有那个本事，你就去夺，没那个本事，就不要当王。如果真是这样，大禹的谋略可谓高明隐伏了，也可谓用心良苦。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传说，还有我个人的主观臆测，多大程度上靠得住，不好说，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按照另外一本更加权威的史书的记载（《史记》），伯益是把王位让给启的，没有流血斗争。

　　启夺得王位，是一些氏族首领支持的结果，部分地表现了原始社会末期民主化的特征，此后再没看到类似的文献记载。从夏启之后，中国的天下就为某个家族所有，延续了四千年，直到公元1911年，才告结束。

　　李世民的多助

　　如果要把“多助”理解成多得人才、多得助手，李世民是一个好榜样。

　　唐太宗李世民的功绩高得无法重复，他不仅统一了中国，也开创了中国唐朝的盛世伟业。别的开国皇帝只完成了统一事业，却没有把王朝推向盛世高峰。

　　他的皇位是通过谋杀得来的，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事变。他谋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才获得皇位。从这个玄武门事变中，可以看到李世民得到哪些人才的重要帮助。

　　李世民有功，封为秦王，住秦王府，李建成是太子，住东宫，秦王府与东宫逐渐形成对立。在这场权利竞争中，他们都在积极争取各种支持力量。

　　那时，皇帝是唐高祖李渊，他有很多老婆。李世民与李建成自然要去争取那些女人，为自己吹枕边风。那些女人为了自己的将来，多愿意支持李建成，因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李世民在外面打仗，夺得很多宝贝，都拿来送给那些女人。他老婆长孙氏，也就是后来的长孙皇后，以女人的身份，积极出入宫闱，帮李世民活动。

　　朝廷大臣和地方实力派也是双方争取、拉拢的重要对象。唐高祖晚年，裴寂是主要的执政大臣，公开站在李建成一边。另一个大臣封德彝，则两面讨好，阴附建成。他的两面派策略很成功，李世民得手之后，他还做了宰相，直到死后，才被发觉。李世民也争取到一些大臣的支持，但不及李建成。

　　李元吉也站在李建成一边，形势对李世民很不利，以致秦王府群僚都深怀恐惧。

　　秦王府与东宫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唐高祖李渊不想看到儿子争斗，想努力协调，保持均衡，却没有成功，反而加剧了对立情绪。流血事件终于不可避免。

　　李世民一边，其最重要的支持者，有著名的“秦王府十八学士”。而玄武门事变，功劳首推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是他舅子，必须站在他一边，别无选择。尉迟敬德却是降将，从敌人那边投诚过来的，却对他忠心耿耿。

　　隋炀帝末年，尉迟敬德加入政府军，捉拿各地反贼，因为勇武封官，名曰朝散大夫。让人奇怪的是，那是文官，不是武职，从五品下，放在今天，大概是副局（司）级中最低的一个官阶。那也没关系，他才刚刚入伍。

　　刘武周反隋，尉迟敬德做了他的偏将。唐朝建立后，刘武周被李世民打败，跑到突厥去了，尉迟敬德就做了一个光荣的投降派，可谓弃暗投明。

　　不久，刘武周手下那些归降的将领又反叛。李世民的手下怀疑尉迟敬德也会反叛，就把他关押起来。

　　屈突通、殷开山等人说：“这个人很凶猛，非同一般，也关押好久了，又不被信任，肯定有怨气，留着是个祸患，不如把他杀了。”

　　李世民说：“我的看法跟你们不同。他若真有反心，会落在他们后面吗？”

　　就把尉迟敬德叫进来，赐给金宝，安慰他说：“大丈夫意气相投，不以小事介心。我不会听信谗言而杀害忠良，希望你能体谅。如果你要走，这点金宝就算代表我的一点心意。”

　　也就在那一天，李世民带众将领去打猎，当然也带上了尉迟敬德。

　　恰好在路上遇到王世充引数万人来战。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带领骑兵直扑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一矛把单雄信刺于马下。敌兵被尉迟敬德的气势镇住了，纷纷往后退。尉迟敬德就保护着李世民逃出了敌人的包围。

　　回来之后，李世民说：“大家都说你要反叛的时候，那是上天在考验我啊，我相信你不会。福善相报，来得真快。”又赐给一筐金宝。

　　跟随李世民征战，功劳很多，又被李世民任命为护卫将领，作为随身亲信。

　　李建成为了削弱李世民，借唐高祖的命令，把秦王府的勇将程知节（在一些小说里，他叫“程咬金”）、秦叔宝，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调离，让李世民失去左右手，又赠给尉迟敬德一车珍宝，想收买他。

　　尉迟敬德说：“我本来是逆将，罪不容诛，幸得李世民留我性命，唯有以身报恩。我于殿下无功，哪里敢接受赏赐？如果私许殿下，便是二心。见利忘义，舍弃忠诚，对殿下也没有用啊。”

　　李世民知道了，说：“你的心如山岳，哪里移得动呢！以后再有送礼，只管取，否则于你不利。”

　　因为忌惮尉迟敬德的勇武，李建成又派壮士刺杀他。尉迟敬德大开房门，安然睡卧，刺客频频窜动，终不敢入。又进谗言，诬陷他，唐高祖李渊下令杀。李世民极力争辩，才免一死。

　　玄武门事变开始时，李世民不想骨肉相残，尉迟敬德曰：“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八百甲士全副武装，都已进宫来了，没有退路。”

　　李世民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回来，当听说二人不来时，大怒：“敬德，你拿我的刀去，若还不肯来，就砍了他们！”

　　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发生。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杀，尉迟敬德射杀齐王李元吉，并持了二人首级，驱散他们的部属，迅速稳定局面。又领兵到唐高祖李渊住所。

　　李渊大惊，问：“今天谁在作乱？你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答道：“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作乱，秦王已把他们诛灭。特命令我来保卫皇上。”

　　李渊这才安心。

　　事毕，有人建议，李建成的家属和亲信等百余人，都应该惩治或流放。

　　尉迟敬德力争之，说：“元凶是李建成和李元吉，都已伏诛。若还要牵连其他人，恐怕人心不安啊。”让李世民对东宫的人采取宽大和团结的政策。百余人因此活命。

　　论功，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为第一。后赐爵吴国公。

　　尉迟敬德性耿直，自负功高，常与长孙无忌（他妹妹是皇后）、房玄龄、杜如晦争执。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有人位在他前头，尉迟敬德发怒曰：“你有什么功劳，敢坐在我前头？”唐太宗的弟弟，任城王李道宗来劝架。尉迟敬德竟然挥拳头打伤了他的眼睛，差点打瞎了。

　　唐太宗说：“以前看《汉书》，见刘邦诛杀功臣，我认为很不对。现在你们动则犯法，我才体会到，汉高祖杀韩信、彭越、英布，不全是他的错。国家大事，要靠赏罚分明。望你约束自己，不要将来后悔。”

　　终年74岁。唐高宗废朝三日，命京城五品以上官吏，都去悼念他。

　　李建成想拉拢尉迟敬德，没有成功。相反，李世民却拉拢了他手下虽不著名、却很关键的人，其中一个叫常何，掌管玄武门警卫。正是在那里，李世民射杀了李建成，尉迟敬德射杀了李元吉。可知拉拢常何对事变成功有多么重要。

　　李世民手下的人才，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叫魏征，原来也是李建成一边的人。东宫与秦王府对立时，魏征曾劝李建成早做打算。玄武门事变后，东宫的人纷纷逃亡，唯魏征不逃。

　　李世民责问他：“你离间我兄弟关系，为何如此？”

　　魏征却很镇定，说：“太子如果听我的话，就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李世民很欣赏他的忠诚，转怒为喜，留在身边听用。魏征也不辜负他的信任，成为贞观时代著名的良臣：“我愿陛下让我做良臣，而不要让我做忠臣。良臣于国家有利，君臣都能得到荣誉，忠臣却不能保住国家，只落得一个空名。”

　　据说，有一次李世民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大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魏征这个糟老头！”

　　长孙皇后正好在旁边，问明缘故，原来魏征又一次当面冒犯龙颜，搞得他下不了台，所以回来大发雷霆。

　　长孙皇后赶紧跪下来说：“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李世民一愣，问：“这是什么意思？”

　　长孙皇后答道：“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有直言冒犯的大臣。现在魏征直言冒犯，说明他遇到了圣明的君主。”

　　李世民立刻高兴起来。魏征死后，李世民亲自给他写了碑文，可见君臣关系如何融洽。

　　同样，曹操有一个老婆，名叫卞氏，本来出身倡家，后来被立为夫人。有一次，外国给曹操送来一箱首饰。曹操就拿到后宫，让老婆们挑选。卞氏是第一夫人，当然由她先来。卞氏认真看过了，挑了一件中等的。曹操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不挑最好的。卞氏说：“取最好的是贪，取最差的是伪，所以我取其中。”曹操听了，感叹不已。

　　连老婆都这么聪明贤惠，难怪他们能成就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