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十二讲 刚直

　　曾国藩说，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的刚，首先表现在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即使皇帝命令，也敢违逆不听，或者用刚柔相济的办法来达到坚持的目的。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创建水师

　　太平军的水师系用民船改造，有一万多艘，占了整个江面，声势浩大，清兵只能在陆地上追赶，或者闻风而逃。这是郭嵩焘和江忠源亲眼看到的，就上奏朝廷，请求创建水师，夺取长江控制权。咸丰帝依准了他们的建议。

　　曾国藩就在湖南创办水师。水师首先要有炮船，湖南人却不会造。所以在造船初期，曾国藩遇到很多困难，做了各种尝试，都不得法，经受不住千斤重炮的震荡。资金也很困难。最先的想法是扎成大木排，把大炮固定在木排上。结果大炮一轰，木排就震散了，根本不能用。

　　直到后来岳州水师派来两个人，曾国藩才懂得炮船、战船的诸多样式。从广西购买的木材也大批运到，造船工作才正式展开。

　　尽管战事紧急，但在造船上他却不肯草率行事，务求造出高质量的炮船来，木料精挑细选，力求坚固耐用，对大炮的要求更严。当时中国自己铸造的大炮存在质量缺陷，不仅笨重如牛，而且射程短，杀伤力弱，还容易自炸。一尊两三千斤重的大炮，远不如几百斤重的洋炮好使。曾国藩力求多用洋炮，因此不惜重金，都从广东购买。

　　安装大炮也煞费功夫。他进行了一连串研试，才把洋炮安装在战船上。他的苦心没有白费，他的战船装备了当时威力最强大的火炮，不论是战船的坚固耐用程度，还是军队的战斗力，都大大超过太平军的混编水师。

　　招募水兵也遇到困难。湖南人习惯了岸上的生活，觉得吃住都在船上，日子一定难熬。水师军官更难招募。那些文人、士绅来应聘，听说是水师，掉头就走，唯恐走得慢了。连水师名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由陆师改编的。最初他们俩怎么也不肯去，曾国藩好说歹说，二人才答应试试看。水师营官之中，只有岳州来的两个人懂得水战，其他都是旱鸭子。曾国藩最得意的，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搞起了一支当时最先进的内河水师。曾国藩没有料到，他的兵还没练成，咸丰帝就命令他出征。原来，他跟江忠源说了，他计划编练万人，都交给江忠源指挥。大概通信不便，情况还没有搞清楚，江忠源就跟咸丰帝打了报告。湖南这边船炮未齐，朝廷那边命令就下来了，三个月连下三道谕旨，要曾国藩出兵增援。

　　曾国藩就为难了，写信跟咸丰帝说：“惟炮船一件，实有不宜草率从事者。”试制阶段，工匠不懂技术，船又太小，压不住风浪，更受不起大炮的震荡。新船造好了，什么都没有，油漆也没干，还不能下水。巩固炮位的石灰三合土还没干透，开炮就会震松，至少还需一个月才能下河。

　　“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向北望，皇上忧劳，向东望，安徽危急，我心片刻难安。势事紧迫，又不能草草出兵，明年春天乃可成行。我伏在地上，恳请皇上鉴察我的真心。”

　　曾国藩拒不执行咸丰帝的命令，实在有他的考虑。

　　太平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当在二十万之下），横行长江，清兵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是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跟湖南当地的起义武装完全不同。曾国藩既然想“扫荡群丑，澄清天下”，就不能不先在军队上下工夫，唯有一支战斗力强悍、绝对服从命令、装备精良的部队，才能与太平军接仗。

　　除了编练军队，粮食、衣服、军饷都得考虑周详。出省作战之前，当他知道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拿着钱也买不到粮食，就收集了两三万石大米，随军而行，免得挨饿。

　　他的战斗决心是，“与此巨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这就是常被提起的“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详情。

　　咸丰帝看到曾国藩的信，不怎么高兴，回批道：“现在安徽省待援甚急，你却偏执己见，过于迟缓。朕知道你还能激发天良，才命令你紧急赴援。看你的奏章，你是想数省军务一肩挑，试问你有那个才能么？现在命令你赶紧赴援，能早到一步，就收一步之益。你敢于自担重任，总比畏缩怕事强。既然你说出这样的话，就要办给朕看。”

　　曾国藩一看，咸丰帝还是要他赶紧出兵，只得再上一折。前一信的主要理由是炮船未备不能下水，这一封信的主要理由是饷乏兵单、没有胜算：“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兵勇都不受调遣，外省饷银也不愿供应，湖南藩库仅存五千两，实在无法起行。”

　　还讲了一大堆话，总之为了忠君报国，他整夜痛哭、竭尽血诚：

　　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竭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89页）。

　　咸丰帝似乎被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允许他暂不出征。

　　这就是一种刚。为了坚持这刚，他和咸丰帝都付出了代价，吴文死了，江忠源也死了，庐州被占领，武昌也被占领。

　　曾国藩的启示

　　要坚持这刚，需要策略，不能莽撞。

　　曾国藩坚持刚的一大前提是他的忠诚“可质天日”，他的对天下形势的判断也基本正确，他的那点人马，如果草率出征，于大事无补，徒增损失而已。而且，他还必须有办法说服皇帝，如果心不诚，理由不充分，问题说不透彻，惹得龙颜大怒，那就不好办了。

　　俗话说无欲则刚。既然带兵，就不怕死，曾国藩已经豁出去了，所以他能竭尽血诚，说服咸丰帝。如果他害怕龙颜大怒，有了欲，大概就得执行命令，带兵出征。结果会如何，肯定比初战败绩更加糟糕。

　　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是刚，而要坚持刚，就得无欲。舍却了得失心，才能把“刚”做到、做好、做利索、做彻底。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担心？

　　前面讲过，咸丰帝即位之后，曾国藩上了一个奏章，触怒龙颜，差点获罪。那封信直接批评咸丰帝，他也知道要冒风险，而舍弃了利益观和得失心：“尽大臣报国之忠。”“官至二品，不为不尊。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

　　他敢直接批评，概因为他坚持无欲则刚：“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那个时候，他还是很有脾气的，看不惯官场的腐败风气，看不惯官场的宁求无过、不求无功的不作为哲学。

　　在长沙练兵的时候，也是为了坚持这种刚，立志自拔于流俗，所以遭到地方官员讥笑、排挤、刁难、打击，最后不得不愤走衡阳。所以曾国藩自己说：“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曾国藩的启示

　　唯刚直可用，能担当重任。

　　与直接批评咸丰帝那次相比较，这三次拒绝咸丰帝有一个明显的的进步，一是没有丝毫批评指责，二是尽力说明自己的想法，而且把吴文、骆秉章、江忠源都带进来，尤其是江忠源，咸丰帝很信任他。这是曾国藩在策略上的一大进步，仍然坚持刚，态度却变化了。

　　不仅咸丰帝反对他，别人也指责他，说他见死不救，狂妄自大。曾国藩不敢批评咸丰帝，但在私人通信中，却对那些反对者加以嘲笑，说他们只晓得在旁边说，一点不知道带兵的艰辛，甚至对他们表示愤恨。那个时候的曾国藩，是一个有大志而脾气暴躁的人，不会像好好先生那样温和地对待那些误国误民的清议者。

　　那么他有没有私下里批评过咸丰帝呢？从他批评那些反对者来看，肯定对咸丰帝也有意见。但他不敢跟别人说，只有写在日记里。可是那些日记今天都见不到了。现在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日记有三大册，唯独缺咸丰三年至八年的，很可能是被故意删除的，大概有很多非议朝廷和咸丰帝的文字，可能当时就被人清洗掉了。

　　晚年的谨慎

　　这个变化在咸丰八年（1858）复出以后表现得更加纯熟，既能坚持刚，也能适时变通。到他彻底摆脱乡村匹夫习气，成为一名地位尊崇、经验圆熟的清朝高官时，加上年纪也大了，他的刚就渐渐消退，变得处处谨慎，处处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了。这是他心态、意志、地位、环境变化的结果，时位移人对人移，可谓老境将至，败叶满山。

　　对比晚年处理天津教案一事，可以看到他的“刚”的变化。接到去天津的命令，曾国藩就有不好的预感，不知道如何处理，跟儿子写信说，他已做好了死的准备。他知道朝廷的意思，尽量不要跟洋人开衅。他自己的立场，也尽量不跟洋人闹僵，这也是他对洋人坚持一贯的方针。

　　他也清楚，天津教案是洋人引起的，理该洋人承担责任。曾国藩与慈禧太后等一干人害怕与洋人开战，只好妥协，选择了民族投降的道路。曾国藩知道理亏在洋人，却不敢秉公办理，除了对中国贫弱有一层隐忧之外，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年纪大了，早年的刚性渐渐没有了，也不愿意惹恼慈禧太后。

　　这是曾国藩的位高权重、名声响亮之后的一个变化，也是他的一个顾虑。忍辱负重使他全老终身，没遭遇功高震主的下场，也使他越来越谨慎，把早年的刚性完全磨没有了。

　　难怪梁启超说，假使曾国藩还是壮年的话，中国必会因他得到拯救。曾国藩无法做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另一位湖南人却做到了，“他是人民大救星”。

　　晚年曾国藩，如败叶满山，全是颓暮，惰性取代了刚性。天津教案既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并不想当卖国贼，却还是那么做了，而且是在有所预感的情况下去的。他强调入局，天津教案就是他最后一次入局。所以除了说他卖国之外，也该体谅他的苦衷。在他的立场上，在他那个时代，换了谁都难有作为。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打倒曾国藩，让李鸿章接着办，跟剿捻同一手法，李鸿章也不过是延续了曾国藩的处理结果，只是把处死二十人改为十六人。

　　也许曾国藩可以不计个人利益，也不管民族纷争，坚决反对洋人的无理要求然后自己就抹脖子，自杀了事。至于身后，是洋人跟中国开战，还是清朝加倍赔款，他都不管了。那又不是曾国藩的做事风格，所以他没法那么做。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说服慈禧太后与整个皇族，不惜一切代价，举全国之力，与列强抗战到底。慈禧太后说过这样的话——这江山咱不要了，留给汉人。既然可以留给汉人，当然也可以奋力抗战。话是那么说，她从来没有退出过。整个历史也不见有谁主动退出。

　　选择抗战，就要不怕掉脑袋，不怕饿肚子、钻山沟、吃沙土。由简入奢易，由奢易简难，他们肯定过不了那种生活。所以他们宁可被彻底推翻，也难以从中新生：维持住眼前的稳定就够了，拯救中国的任务，留给后人去完成吧。他们没有那种牺牲一切的勇气。

　　曾国藩的启示

　　有刚直精神，才敢于任事，敢于坚持那些正确的东西。

　　一个组织里，如果没有刚直的人，没有敢于任事的人，它就没有活力，最终会失败。刚极易折，过于刚直，也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带来杀身之祸。

　　古人说善谋国者，不善于谋身。古往今来，那些为历史、为朝廷、为皇帝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很多结局悲惨，就跟过于刚直、不肯变通有关系。伍子胥死于忠直，文种死于侥幸，商鞅死于车裂，白起被秦王下令自杀，李牧被小人陷害，韩信死在女人手上，晁错又死得冤枉……袁崇焕更死得悲惨。

　　刚直的人，讲气节的人，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流于骄傲，自己却不知道。所以曾国藩说：“师其刚而去其傲，那就很好了。”

　　曾国藩也有文章专门讨论刚直：

　　汉初功臣唯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

　　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灞上，无留宫中，一也。

　　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不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亏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

　　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灞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周亚夫刚正之气，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

　　观其细柳营劳军，天子改容，已凛然不可犯。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刚气而持正论，无所瞻顾，无所屈挠，后世西汉若萧望之、朱云，东汉若杨震、孔融之徒，其风节略与相近，不得因死于非命而薄之也。

　　唯其神锋太隽，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

　　曾国藩说的樊哙是刘邦的大将。他是屠户出身，所以淮阴侯韩信耻于与他同伍，这是韩信的骄傲。曾国藩却独具慧眼，看到樊哙这个粗人身上的阳刚之气，是大可珍贵的品质。因为这种阳刚之气，樊哙两次规谏刘邦，功劳很大，武夫行文事，所以难得。

　　最初，天下英雄约定，先攻入咸阳的为王。刘邦最先攻入咸阳，所以他看到秦宫的香车宝马美人，就不肯走了，要享受一番。樊哙及时制止了他，刘邦带着军队，撤出咸阳，还军灞上，等项羽与群雄入关。

　　刘邦收拾了项羽之后，做了天下皇帝。有一次生病，他跟身边太监说：不准群臣进来！唯独樊哙胆子大，直接闯入宫中，对刘邦说，过去你那么勇敢，现在怎么如此衰惫？你不见群臣，是忘记了秦朝的赵高吗？

　　正因为樊哙阳刚之气厚重，才有凛然不可犯的仪度英风。鸿门宴的时候，项羽手下的大将上来表演剑术，想乘机杀死刘邦。樊哙自告奋勇，挺身而出，闯入大帐，立在刘邦身边，项羽终无法下手。

　　刚直的周亚夫

　　伟大的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这么写道，周亚夫担任河内郡守时，请许负给他看相，许负说：“你三年后会封侯，再过八年会成为朝廷将相，掌握国家大权，尊贵无比。再过九年会饿死。”周亚夫满腔不信，笑着说：“我大哥已经承袭了爵位，他死了，有他的儿子继承，我被封侯是怎么来的？而且，既然已经显贵到了你说的程度，又怎么会饿死？你再解释清楚一点。”许负指着他的口说：“这里有竖纹入口，是饿死的命相。”

　　三年后，周亚夫的大哥犯罪被杀，文帝要选择周勃儿子中贤能的人，大家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周亚夫被封为绛侯。

　　几年后，匈奴大举侵犯汉朝边境。文帝派周亚夫驻军细柳，刘礼驻军灞上，徐厉驻军棘门，以防不测。

　　有一次，文帝驾车去三个营地视察。前两个军营知道皇上来了，打开营门，热烈欢迎，也热烈欢送。皇帝车驾在军营中直进直出，无一点阻碍。

　　最后文帝来到细柳，远远望去，营门外兵士排列整齐，身穿坚甲，张弓持盾，如临大敌。见到这种境况，文帝心里暗叫一声好。

　　文帝的先遣官传报说御驾亲临，门口的卫兵却不为所动，不准他进去。先遣官又大声说：“皇上就要到了！开门！”

　　卫兵说：“这里只听将军的命令。”

　　跟着文帝就到了门口，守营的将士还是不让他们进去。

　　文帝没有办法，只好让侍从拿出皇帝的符节，派人给周亚夫传话，说：“我要进军营慰劳部队。”

　　周亚夫见到符节后，传令开门，营门卫士又告诉天子一行说：“将军规定，军营里车马不能奔驰。”随行的官员非常生气。文帝吩咐大家放松缰绳，慢慢前进。

　　到了中军帐，只见周亚夫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地往前一站，拱手作揖说：“我有甲胄在身，不便跪拜，所以行军礼，请皇上不要怪罪。”

　　文帝听了，非常震惊，整肃自己的仪容，在车上向将土们致意。出了营门，文帝感叹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前面见到的灞上营和棘门营，就像儿戏一样，一遇到袭击，肯定要吃败仗。像周亚夫这样，谁敢侵犯！”

　　一个多月后，三军撤防，文帝封周亚夫为中尉。

　　文帝临死前对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说：“如果国家发生叛乱，可以重用周亚夫。”

　　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联合叛乱，景帝就升周亚夫为太尉，东征吴楚。临行前，周亚夫请示景帝：“楚兵轻捷迅猛，一时难与他们抗衡。请让他们先攻打梁地，我们再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制服他们。”景帝答应了。

　　周亚夫到达前线后，把军队集中在洛阳。当时吴国正在攻打梁国，梁国形势危急，派人来请求支援。周亚夫不予理睬。梁王上书景帝，景帝命令周亚夫前去救援，周亚夫也不肯奉诏，仍然坚壁不出。另外派人断绝吴、楚军队的粮道。吴、楚乏粮，努力向汉军挑战，周亚夫就是不出。

　　晚上，汉营突然骚动，各营互相攻击，一直闹到统帅的帐下。周亚夫睡得很香，根本不起来。大家看统帅如此镇定，军中又恢复了平静。

　　眼见吴、楚军队越来越饥困，难以支撑，周亚夫就下令追击，结果吴、楚军队大败而去。周亚夫乘着胜势，一鼓作气，平定了叛乱。但周亚夫却与梁王刘武结下仇怨。

　　五年后，周亚夫被任命为丞相，看似十分受器重，实际上景帝已经对他心有不满，明升暗降，撤了太尉一职，夺了他的兵权，主要是因为立太子事件。

　　景帝本来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他的母亲栗妃后来失去宠爱，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得宠的王夫人之子刘彻为太子。周亚夫认为太子没有过失，不能随便废立，就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周亚夫并没有劝得景帝回心转意，反而使景帝认为他狂妄自大，蔑视皇帝。同时，梁王刘武也不断在太后面前讲周亚夫的坏话。

　　一次，窦太后要封王夫人的哥哥王信为侯，周亚夫坚决反对，说：“高祖曾经和大臣结盟：非刘氏而封王，非有功而封侯，天下共同讨伐他。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功劳，如果给他封侯，就是违犯了高祖的约定。”景帝只好作罢，但心中非常恼怒。

　　后来，匈奴王等五人归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周亚夫又据理力争。景帝这次不听他的劝告，执意封侯。周亚夫就称病辞去相位。

　　不久，景帝在宫苑中召见周亚夫，周亚夫拜见皇帝，景帝命令摆宴，要与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走到桌前，发现面前只有一只酒杯，没有筷子，还有一整块肉，根本没法吃。周亚夫认为景帝在戏弄他，心里很不高兴，就叫上席官取筷子。上席官早就得到景帝命令，故意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还想再说话，景帝突然笑起来，说：“难道你还不满足吗？”周亚夫一听，赶忙跪下来谢罪。过了好一会儿，景帝才说：“起来吧。”周亚夫急忙起来离去。

　　景帝看着他走出去，说：“情绪这样不满，不适合当年轻帝王的大臣。”

　　过了一段时间，周亚夫的儿子见父亲年老，就替他准备丧后用的物品，买了五百副甲胄用作陪葬，让佣工拉回家去，却没有给钱。佣工怀恨在心，就上书告他们盗买国家禁器，景帝趁机派狱吏审问周亚夫。

　　周亚夫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狱吏就认为是他倔强不服，上报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不用他回答什么！”就把他交给廷尉审理。

　　廷尉责问周亚夫：“你高居侯位，为什么要造反？”

　　周亚夫反问：“我儿子买的是一些陪葬物品，怎么说是造反呢？”

　　廷尉无话可说，但知道皇帝是想置他于死地，就说：“你就算活着时不想造反，也是想死了以后在地下造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被关入监狱后，五天不吃东西，绝食而死。正好应了许负当年关于他饿死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