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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胆气

  大军逼近

  困守祁门一事发生在曾国荃围攻安庆之时。曾国藩重出之后,与胡林翼定下战略决策,打算把安庆作为主战场,围点打援,迫使太平军决战,歼灭其有生力量。安庆一破,顺江直下,就到南京城了。

  祁门镇在安徽省南部山区。那里有一块小盆地,形似筲箕,三面环山,向北是黄山、九华山,东至天目山,南至白际山、齐云山,形成一个东西狭长的盆地,唯独西面没有大山隔断,为盆地出口。祁门镇正坐落在那出口上。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名胜风景区,如黄山、九华山、江西婺源、流坑明清古建筑群落,都在那一片山区腹地或其周边。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是兵家所谓的绝地。盆地内的要冲出来,盆地外的要冲进去,大家都来争,而且无险可守,当然凶危。曾国藩却认为,安徽南部这一片山区,连接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我守之,可以四省通气,巩固景德镇和湖口防线,即使围攻安庆失败,被太平军追击,也不会动摇大局,长江上游和江西仍然稳固;敌得之,就隔断三面之气,阻我进兵之路,利害非常。所以他要冒险进驻祁门,与太平军争夺皖南。

  李鸿章不愿意涉险,曾国藩却不怕,似乎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就大事的性格特点。难怪说曾国藩有开创之功,李鸿章为跟随之人。

  安庆是南京上游门户,现在被湘军包围,太平军方面自然要全力解救(似乎正中了敌人下怀)。曾国藩所看重的皖南山区,正是太平军南路各部必经之地,其领兵将领,为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均为太平军骁将。

  曾国藩先走长江水路,又改陆路,而进驻祁门镇。随行部队三千人,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原计划是一万三千人到祁门会集。张运兰一部四千人,由于宁国府危急,赶着去救援,到祁门不过四天,就匆匆走了。另有鲍超六千人,却因为鲍超回四川探亲,正赶上三峡涨水,船只不能行走,所以迟迟没有来。驻扎祁门大营的,实际上只有跟随曾国藩的三千护兵。

  曾国藩进驻祁门半月之后,杨辅清攻克宁国府,击毙其守将、湖南提督周天受。三天之后,李世贤又攻取徽州府,今属黄山市。宁国府在徽州府东北一百二十公里,祁门在徽州府正西六十公里。第二天,曾国藩接到报告,知道徽州府失守,焦灼万分。太平军离他只有一百二十里,朝发夕至,如何保全性命,成为他突然要面对的问题。

  大敌当前是一困难,东面的粮道断了,又是一大困难。在此之际,又飞来一件紧急而要命的事。就在那天,他接到朝廷的命令,要他派部队北上勤王。原来是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来了,烧了圆明园,咸丰帝仓皇出逃,要各部派兵保护。

  连自己的性命都危险,曾国藩哪里还能分兵北顾?敌人就在眼前,皇上的命令却又不能违抗,更不能担上卖国贼的骂名,如何是好呢?曾国藩就召集幕僚开会,讨论如何应对眼前的困难。一般幕僚也不多想,都积极主张分兵北上,唯独李鸿章建议“按兵请旨,且无稍动”。那时他还在曾国藩幕府,跟随来到祁门。他认为英法联军不过是为了钱财,不是要推翻大清王朝,派兵等于白派,还不如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应对了眼前的困难再说。

  曾国藩大喜,立刻派人上奏,问咸丰帝:“统兵北上,保护京畿,这是臣等分内职责,万死不辞。大兵北上,是由曾国藩统带,还是由胡林翼统带,还请皇上定夺。”这个问题分明是多此一举,却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曾国藩计算过,这一问一答,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最快也得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形势就可能大不一样了。果然,一个月之后,曾国藩得到廷寄,清朝已与英、法讲和,签定《北京条约》,曾国藩也不用北援。

  皇帝的事情是了了,眼前的兵势却更加凶险,李秀成率主力部队闯到小盆地来了。他从羊栈岭南下,攻占黟县,距曾国藩祁门老营仅六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人心大震,形势比徽州府失守还要危急。他身边还是只有那三千护兵。而在七天前,曾国藩还亲自登上羊栈岭,却大雾弥漫,什么都看不到;第二天又上桐林岭,却遇大雪封山,无法攀登。

  可惜李秀成的情报工作不大好。据说他被俘之后,得知曾国藩那时在祁门,只有三千护兵,非常遗憾。如果他知道曾剃头就在眼前,就是拼了血本,也要攻破祁门大营,打死那个老家伙。他与鲍超在卢村、柏庄岭一带接仗,伤亡数百人,就改道徽州府,经屯溪、婺源,转入江西去了,让曾国藩白捡了一条性命。

  这场险难从精神上打击了曾国藩。据说他自料必死,连遗嘱都写好了。幕僚们惊慌失措,有的人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逃命。曾国藩看人心如此,就说:“谁想走,我给路费。等危险过了,还欢迎你回来。”结果幕僚反而不好意思走了。此间,他还打了两卦,一问咸丰帝是否会要他派兵北上,一问鲍超能否在休宁得手(即与李秀成打仗)。

  为稳定军心,曾国藩摆出大帅风度,镇定自若,保持往日气象。并专心守垒,等待援兵。他给咸丰帝写信说:“我这里兵力虽然单薄,营垒却很坚固,暂或可以无虑。”给曾国荃写信说:“现在专门研究守垒之法。如果还有什么闪失,那就坚持定志,绝不临难逃生。回首生年五十,除学问未成,尚有缺憾外,其余都可慰心。”似乎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也看到依稀仿佛的末日。

  尽管如此,面对死亡总是有恐惧的。鲍超打退李秀成之后,带了一队亲兵来看曾国藩。鲍超也算救命恩人了,所以大伙都到门口迎接,曾国藩也从容出来。鲍超远远看到曾大帅,赶紧下马,一路跑到跟前,两腿一弯,就要跪下行礼。曾国藩前趋两步,一把扶住,嘴里说道:“想不到还能与老弟见面!”音未落,泪已下,几乎不能自持。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里,却看不到他焦灼万分的样子,每天都在下围棋,读古文,颇为闲暇镇定。

  皖南四府一州,大部被太平军占领。他们驻扎徽州,随时可以攻击祁门大营。曾国藩让鲍超守渔亭,张运兰驻黟县,从正面护卫祁门大营。太平军背靠大山,打击盆地之敌,可攻可守,形势很生动。湘军背朝平原,仰攻靠山之敌,地形非常不利,人数又比太平军少,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

  又半个月,天寒地冻之时,太平军骁将黄文金率领二万人进攻江西景德镇。那是曾国藩的江西粮道,也是祁门与外界联络的主要通道,更是祁门向西退却的唯一理想路线,如果被太平军占领,皖南湘军就陷入绝境。

  曾国藩赶紧派兵驰赴景德镇。可惜黄文金在战斗中负伤,不得不撤出景德镇,让曾国藩恢复了粮道。这次攻击对曾国藩的直接危险不大,却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黄文金的两个对手,一是湘军名将鲍超,一是大名鼎鼎的左宗棠。

  从日记中亦可以看出,曾国藩最担心的就是江西粮道断绝。景德镇一线吃紧,他日夜焦灼,几乎不能入睡,心绪恶劣至极,与往日气象大不相同:“是日阴雨竟日,余心绪恶劣,不能办一事。盖因景德镇一路闭塞,文报不通,恐左军疏失,不胜焦灼也。”那些天的日记,满是这种文字,总担心祁门大营的后路被太平军阻断。

  来年正月,年还没过完,太平军再次严重威胁祁门大营。他们从大赤岭而入,攻破湘军防线,进入历口。历口在祁门西四十里,是祁门的交通孔道,也是祁门大营的后翼护卫。曾国藩急调鲍超救援。当天夜里,曾国藩“竟夕不能成寐,苦雨达旦,风声亦恶,起看天色二次,黑暗愁惨,向所罕见”。此路太平军一度攻击到离大营十八里处。听说太平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祁门满城惊慌,几欲逃窜。遗憾的是,在石门桥这个地方,太平军与湘军遭遇,接连败仗,被湘军追逐三十余里。太平军撤出历口之后,湘军清点阵亡将士,得太平军尸首一百八十六具。

  这次威胁对曾国藩可谓惊而不险,但精神压力颇大。先是听说胡林翼病势沉重,大为忧灼。两天后,他自己也呕吐不止,连续吐了两天,外厅、内房吐得满地都是,却没有什么病兆,完全是精神压力所致。

  一个月后,太平军又从榉根岭攻击至历口,搞得曾国藩“寸心忧灼”。可惜三天之后,这支部队又被湘军打败,不得不退出历口。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他的亲兵中有一个下级军官,即所谓的戈什哈,也被派去历口支援(连他的贴身军官都去打仗了,可见当时形势该如何紧急),亲手杀敌十余人,还说敌人“怯懦无能,不禁打也”。如此看来,太平军的战斗力确实有些让人遗憾。

  祁门大营被太平军从各个方向发起攻击,搞得曾国藩极度缺乏安全感。景德镇是祁门后路,一遭攻击,他就担心后路被切断,原定要把大营迁到长江边上去,也因为景德镇不稳固,没来得及开拔。

  随后又把目标放在东边,攻打徽州府,希望打通浙江的粮道。一旦打下来,祁门绝地就可以东通浙江,西连江西,两边有情,湘军在皖南的态势就非常主动,不必担心被包围。

  攻打徽州府

  就在他决定打徽州府的前一天,景德镇被太平军占领,通往江西的后路终于被切断了。东面有太平军驻扎在徽州,西路景德镇又被切断,三面是高山,东西有敌人,曾国藩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粮道断了,消息也递不出,连援兵都搬不来,在小盆地陷入绝境。

  曾国藩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打东边的徽州上,并把大营从祁门移往休宁,就近指挥,希望打通与浙江的联系。但是,太平军在攻占徽州府之后,已派重兵驻防,就是要截断他的希望。

  部下劝曾国藩停止攻打徽州府,回头重新经营祁门,曾国藩心绪混乱,“几不能自主”。想了一个晚上,又与部下商量,还是觉得攻打徽州府为上策。

  那次战斗关系身家性命,所以曾国藩非常看重。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黟、休三县军民有米粮可通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亦不能保。是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

  为了安全起见,他特意出外查城,从休宁东门的城墙上面,骑马走到南门,估计该城周长至少十五六里,似乎还比较满意。

  曾国藩所率湘军素有战斗力,多次打败太平军,这次攻击徽州府,接连三次都打不下来。第三次进攻,晚上遭到太平军袭击,大军全部溃败,统统逃回休宁。凌晨两点前后,曾国藩听到消息,赶紧穿衣起来,一直坐到天亮,多次派人四处打听,竟问不到准确消息。大概在早晨八点钟,才知道有十四营完整归建,另八营溃散大半。等到中午十二点,溃散的湘军才逐渐回来,伤亡百人,军械遗失颇多,锅碗瓢盆与被子等则全部丢掉了。

  打不通徽州府,就断绝了希望,曾国藩只能“浩然长叹,不知天意如何”,做好了不测的准备。

  当天即给两个儿子写信,据曾国藩自己讲,他仿佛是在写遗嘱。这是唯一一件由曾国藩自己所写且绝望透顶的遗训,兹将全文录于此,以感受他当日的绝望气象与沮丧心情。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

  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廿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峰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

  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

  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

  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

  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这封信有三层意思。先讲徽州府是唯一生路,失败之后,形势万分紧张,四面堵塞,接济已断,唯一的希望就是期待外援,或者左宗棠收复景德镇,或者鲍超从湖口来援,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其次感叹自己除了官做得大,已至一品外,对古文、诗歌、书法三者,皆一无所成。最后训诫儿子,一是不要从军不要做官只读书,说用兵非自己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二是牢记八本、三祥、三不信,是为乱世安身之法。

  四天之后,左宗棠在景德镇打了两个胜仗,曾国藩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实下来,并决定重回祁门。路过齐云山时,还专门上去游览一番,所写日记约二百字,仿佛一篇游记,可见其心情是如何愉快。

  自祁门涉险以来,曾国藩一夕数惊,中夜不寐,寸心焦灼,几乎没过几天安稳日子,他本人也承认“近日胆极怯”。徽州府失败八天之后,曾国荃来信,要他赶紧拔营,迁到长江边上去。曾国藩认为“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并回信说:“昔人云,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吾谓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可惜曾国荃的信现在已看不到了。

  曾国藩赶紧就坡下驴,不再充英雄好汉,趁景德镇一线军情好转之机,六天之后,就离开了祁门这个形如釜底的绝地。四天之后,到达长江边,把大营设在船上,由水师护卫,再不用担心身陷绝地,遭太平军围歼了。

  以上就是曾国藩困守祁门的全过程,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进驻祁门,到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撤离,共计九个半月,可谓他一生中最心惊胆战的日子,完全是靠着必死的信念挺过来的。从那以后,他也再没亲临过战场第一线。

  太平军对此却一无所知,错过了绝佳的机会,没能打死曾国藩。究其原因,首先是情报工作做得不好,对曾国藩在祁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只有三千护卫。其次是太平军的行动缺乏统一领导,尽管主要目标是援救安庆,从长江南岸去攻打江西,部队却各自行动,没有完整、系统的进兵方略和进兵路线。曾国藩所遭受的压力,一半是太平军误打误撞,一半是他自己过于紧张。太平军五次攻击祁门,表面看危险万分,其实都是一阵乱打,路过而已,走到哪里打哪里,没有坚定一贯的攻击方向,更没把曾国藩作为打击目标,搞得曾国藩白白担心了一场。这也体现了他成就大事的性格特征,宁可死,也不临事恐慌,自乱阵脚。

  曾国藩的启示

  无胆气者,无成就,亦无功名。胆气来自天生,也来自培养。

  胆气与成就大事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成就大事需要某种勇气,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并不容易克服。

  兵法上有“用憨用贪”一说,就是因为憨者、贪者不怕死。只要不怕死,事情就好办了。正是傻大胆式的勇气成就了他们。更深入人心的说法就是:“他胆子大。”他们真的就只是一群傻大胆吗?他们真不怕死吗?他们的胆气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之后,先打了一个胜仗,跟着吃了两个败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情苍凉起来。后来一想,待在屋里也不是办法,就出去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走下来就发现,这个山沟可打埋伏,那个山头可做退路,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就逐渐诞生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那是一次无意中做出的调查行动。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军队一直坚持指挥员必须亲自勘察地形的作风,以保证在战斗中能充分利用地形优势,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彭德怀指挥的青化砭战役,都是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打伏击的战例。地形勘察使他们拥有了打胜仗的信心和决心,有了信心就有了勇气。胆气就是从这中间发展出来的。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恐惧心理都广泛存在。经营当中遇到的精神压力,身处逆境的心理负担,对身患绝症的恐惧,以及什么担忧、顾虑、矛盾、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拖延迟疑,都可视做恐惧的一种,是面对危险和困难、害怕出现不利结果的心理反映。恐惧或担忧并不是胆小鬼那样的贬义词,它没有褒贬色彩,而是面对风险的心理表现,很正常的心理表现,就像寒风袭来会起鸡皮疙瘩一样。担心夜长梦多,担心不可预知的事情突然发生,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也都可以被正面想法抵制掉。

  积极发展这种抵制心理,并成为固定一贯的心理模式,表现在我们身上,就成了胆气。

  胆气,胆量,其实是同义词。《韦氏美语学习词典》对“courage胆量/胆气”一词的解释是,能使人面对困难和危险的心理力量。《现代汉语辞词典》的解释是,不怕危险的精神。两种解释都陈述了一个事实,胆气是一种心理力量、精神力量。

  既然是一种心理的和精神的要素,那就一定能人为控制。当你不断地鼓励自己去冒风险,去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一切的困难,你就会显得比别人更有胆量。胆量是与恐惧相对应的,恐惧从心而生,胆量也从心而生。这是一种心理转换游戏,用一种心理力量去代替另一种心理力量,用正面的心理力量去抵制、消除、战胜负面的心理力量。

  遇到危险时,人们产生了恐惧心理,又发展出抵制恐惧的心理,这种心理力量就叫胆气。胆气是在人类与外界做斗争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发展起来的心理力量,而非天生或继承。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培养这种胆气。比如坚持体育锻炼,就是发展胆气的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当然不断地自我心理暗示也是发展胆气的有效方法。

  胆气会不会来自遗传呢?如果是,仿佛就可以推断,身体结构好的人在面对危险更容易不紧张、镇定、意志坚强?照这么说,那些伟大的成功者就该是些体格强健的人。那显然不是事实。也许你会认为,心理素质方面的遗传与身体结构的遗传并不相同,那么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也应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胆量来。很遗憾,你找不到那样的普遍性,因为他们的出身没有规律。

  如果一定有某种规律的话,从历代战争中似乎可以发现,正是那些出自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最不怕死。这就跟无知者无畏相联系。他们是被环境逼迫的,走投无路了,只好做了亡命之徒,逼上梁山。他们的胆量也久经考验,经受了死神对他们的接二连三的、持续不断的考验。

  杨载福的水兵个个裸露船头,太平军的枪子炮弹飞过来,也不躲闪,完全听之任之。这就是他们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胆气。开始他们也怕枪子炮弹,就在船上张挂鱼网、牛皮、沾水的棉絮等等,都不管用。后来干脆什么都不用了,直接站在船头,生死由命。

  他们是亡命之徒,是现实斗争的结果,而非天生。如果有了欲望,就容易贪生怕死了。胡乱尝试可以产生勇气,准确的数据统计也可以帮助人们发展胆气。

  人们做事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非常清楚当前的处境,既看得到希望,又为潜伏的危机而担心,因看得明白而战战兢兢,但他们并不知难而退,恰恰相反,他们常常是胜算在握。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他们运气好,实际是因为事先对各种可能性做出合理思考,力争在危险发生之前就排除或避开。说他们有某种先知先觉也并不为过,是斗争把他们锻炼成了那个样子,而不是天生的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另一种状态可以说成是无知者无畏,看事情远不如前一种人透彻,也因为这种“无知”而大胆行动,或相当于胡乱尝试,常常也闯出路来。譬如徒步悬崖,旁边是万丈深渊,白天看得明白,不害怕吗?如果是漆黑夜中、无意间闯到那里去了,因为看不到,就大胆放步走过去了,待天亮,回头望,惊出一身冷汗。

  数据统计也可以帮我们减少恐惧。数据统计表明,直接死于战场的人,远不如死在战场之外的人多。主要是死于战场之外的老百姓太多。

  发展胆量,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1.问自己:“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平型关战役,林彪预计我军伤亡当在一二百人,那增强了他的信心,决定打。那是基于与国民党军作战的经验,现在是打日本鬼子,所以他没有盲目乐观,而是设计了三种方案:一是国民党军变卦、不来配合,就不包围日军,而在一翼侧击;二是如果围歼敌人不成,就放敌一条生路,避免日军顽抗到底;三是万一形势对我不利,就迅速撤出战斗,不损害我军实力。事实上,战斗结束后,我军伤亡在一千五百人,歼敌一千余人。如果最初估计的伤亡是一千五百人,引以为傲的平型关大捷可能就没有了。尽管出现大的偏差,当初的信心却没有白费。除非赌博、贩毒,赔个精光的时候很少,所以你不必担心天会塌下来。即使赔个精光,那又怎么样?反正是赤身条条来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2.如果必须接受,那就接受。

  预见到结果以后,你将知道如何选择。如果真的失败,那结果是不能拒绝的。既然不能拒绝,就全部接受好了。犹豫,担心,烦恼,忧愁,彷徨,苦闷,惊慌,恐惧……都改变不了事实,那就全部接受好了。如果大海注定要决堤,你拿胸口挡得住吗?接受事实,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去考虑如何改变事实。愁苦,心疼,痛哭……凡此种种,都于事无补。一旦你接受,你将发现,你获得了意外的平静,可以睡个好觉。很多大人物镇定如山,正是这般功夫。

  3.镇定下来,想办法改善。

  接受事实以后,情绪就平静下来了。那时你会干什么呢?自然是考虑如何改善。经过努力,可以把损失减到最小,甚至可能起死回生。即使注定要失败,你可以失败得很光彩,失败得井然有序,就像高明的军事撤退一样。在这样的心境里,往往能找到出路。失败之后的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三个步骤其实是在帮助你保持镇静。唯有冷静,才能想出良策。佛家云,由静入定,定能生慧,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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