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九讲 高明

　　曾国藩成就大事，运气之说姑且不论，见识高明却表现在至少五个方面：第一表现在努力建设新军队，并对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第二表现在镇压太平天国时，首先从思想上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走单纯的军事路线；第三表现在力主安庆之围，把安庆作为主战场，与太平军做战略决战；第四表现在对功高震主有清醒认识，在大功告成之际，就给自己找好退路；第五表现在不拥兵自立，不采纳部下的“劝进”主张。

　　曾国藩的启示

　　与其精明，不如高明。

　　纷纷劝进

　　这里着重讨论第五点，曾国藩为什么不做皇帝。

　　第二讲已经提到曾国藩拥兵自立，说他可能根本就不想当皇帝，没有那个大志（野心）。外部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清朝政府会怎么应对，曾国藩又是如何判断的？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结论也就出来了。

　　关于“劝进”一事，萧一山先生整理了一些笔记小说资料，大致得出这样一条线索。

　　早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就找到曾国藩，要他拥兵自立。据说湘军进驻安庆，部将要求大摆宴席，好好庆贺一番，曾国藩不许，只要部将各做一幅对联，表达喜悦就行。

　　李元度最早写成，拿过来一看，竟然说：“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显然是要曾国藩自立为王，也属一种造反。曾国藩抓起来，一把就撕掉了，还痛斥一番。曾国藩死后，那个冒失鬼又做诗曰：“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在哭泣与怀念中，暗指当年的劝进。

　　号称曾门四子的张裕钊（1823-1894），也做了一幅对联：“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看了，颇为欣赏，传阅诸将。有人说，麟对蔡对不上，不工整。曾国藩勃然大怒，骂曰：“你们就知道拉我上草窠树，好取功名，图富贵，却整天不读书。麟是灵兽，蔡是灵龟，哪里对不上了？”

　　原来，草窠树是湖南土话，就是荆棘丛，要扎人的。又说蔡是灵龟，古书读少了，还真不知道。《论语·公孙长》说：“臧文仲居蔡，山节藻，何如其知也？”如果望文生义，就是臧文仲居住在蔡这个地方，其实大谬。蔡指国君用的大龟，出自蔡这个地方，因此把大龟叫蔡。居是动词，使大龟居住。山节藻，就是雕梁画栋。用今天的话来说，臧文仲给大龟盖房子，房子还雕梁画栋，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的言外之意，大龟是国君才有资格用的，臧文仲也用，还把房子装饰得很豪华，显然不守君臣规矩，逾越礼制，他这个人也就不怎么样了。

　　据曾国藩的一个幕僚说，有一次胡林翼来拜见曾国藩，亲自做了一幅对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聊完天，要走了，悄悄留了一个纸条。曾国藩去送胡林翼，幕僚偶然看到纸条，上面赫然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幕僚大骇，赶紧退出房间。幕僚说，曾国藩很快就回来了，应该是看到那个纸条的。

　　还有杂闻说，攻克安庆之后，彭玉麟派人去接曾国藩，船还没靠岸，又派亲信送来一件密函：“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立马变了脸色，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纸撕烂，揉成团，一口吞了下去。

　　左宗棠也写了对联，托胡林翼转交曾国藩，还客气地说，请胡林翼和曾国藩一起删改。胡林翼一看，明白了他的意思，因此一字不动，密封之后，派人转呈曾国藩。曾国藩打开来看时，里面写道：“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把“似”改为“未”，原封送还。胡林翼接过来看了，也不说话，拿笔写道：“一似一未，我还说什么呢？”

　　南京攻下来之后，有一天傍晚时分，曾国藩审问李秀成完毕，刚回来休息。那些部将幕僚，三十几号人，不约而同，聚集到大厅来，口称有事禀陈。左右觉得情况有异，赶紧报告曾国藩。

　　曾国藩迟疑了一下，问：“九帅也来了吗？”九帅就是曾国荃。他是攻破南京城的主帅，善于围城，绰号曾铁桶。

　　左右回答说：“没有。”

　　曾国藩慢慢站起来，凝神不语，挺拔如天人，对左右说：“请九帅！”

　　不一会儿，曾国荃抱病过来，曾国藩这才出来，要众人坐下说话。往日曾国藩都有说有笑，颇为幽默，今天却满脸威严，跟平常大不相同，众人发觉情势不对，都不敢仰视，更不敢坐。大厅一时鸦雀无声。

　　沉默良久，曾国藩突然开口说：“拿纸笔来。”左右取来平常用的簿册纸。曾国藩看了说：“去换大红纸。”左右也不敢多问，匆匆取了大红纸来。曾国藩拿起笔来，满蘸浓墨，一气写成一幅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写罢，也不说话，投笔而去。

　　大厅三十余人，都为当时精英，却连呼吸声都听不到。过了好久，曾国荃才第一个走出来，去案前看曾国藩的字，其他人也都围上来。看了对联，各人表情不一，有的叹息，有的摇头，有的高兴，有的点头，更有的热泪盈眶（笔记小说写的真太艺术化了）。唯有曾国荃表情有些愤懑，转而凛然不语，最后说：“以后谁也不得再说此事。这事我曾某一个人担了。”众人惶惶然一番，跟着就散了。

　　据萧一山先生推测说，曾国荃与诸将攻破南京，包揽大功，就有人嫉恨他们，接着就有谣言中伤他们，说什么满城财宝，尽被他们私藏，要求朝廷严厉追查。湘军包围南京长达两年四个月，屯兵于坚城之下，众人拼了死命，才打下来，为的就是进城抢掠一把。现在有人想剥夺胜利果实，他们当然不干了，因此想拥戴曾国藩造反。

　　清朝被推翻之后，已经是中华民国。收藏该联的朱君后人，拿去给王运看，想找他老先生写跋记。老家伙惊讶地说：“有这样的事吗？曾国藩的胸襟，今天之前，我只知道一半，从今之后，我才知道全部。我老了啊，如果不是你把这个给我看，我都不知道文正之所以为文正（曾国藩），左老三之所以为左老三（左宗棠）。”

　　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另铺开一张纸，做对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然后跟朱君后人说：“我不敢在他的联上着墨，怕污脏了文正。所以另写一纸，记录曾公的大胸襟，和我的过失。”

　　原来王运也是积极劝进之人，祖籍湖南湘潭，著《湘军志》一书。他去见曾国藩，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就是想劝说曾国藩拥兵自立。曾国藩只唯唯诺诺，不做明确表态，而以手指蘸杯中茶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等曾国藩有事离座，王运探过头来一看，写的却是“荒谬”二字。看自己的纵横术不管用，王运只好离开。走的时候，做了《别曾幕诸友诗》，“我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给自己做的挽联也说，“纵横计不售，空留高咏满江红”。后来他在衡阳、成都等书院讲学，常埋怨“曾大不受抬举”。

　　据一些不怎么可靠的资料称，王运先后劝进三次，都被拒绝，所以对曾国藩大发牢骚，《湘军志》一书可以看到若干痕迹。

　　不过，等他经历了清朝覆亡、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重大变故之后，看到“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终于理解曾国藩不肯称帝的思想，所以感慨万千。

　　以上材料从曾国藩的主观愿望方面来讨论他不做皇帝，大都来自各种杂谈笔记，语言都在影射，而不敢直承其事。材料固然不少，却未必可信。

　　从外部环境看，曾国藩真要做皇帝，最佳时机不是在攻克南京之后，而应该是进驻安庆之时。南京有洪秀全，北京是大清朝，他据守安庆，控制长江上游，若联合洪秀全共同对付清朝，很容易成三分鼎立之势。既可以与清政府合作，也可以跟洪秀全合作，谁都没有力量同时打击两个对手。既然安庆之时曾国藩都不想做皇帝，攻下南京了，更没有理由做皇帝了。大功告成之日，他相当清醒理智，没有走袁世凯的道路。

　　清朝的防范

　　大清朝一方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也当会有所考虑，有所防范。

　　咸丰帝不肯把地方大权交给曾国藩，就是大清防范湘军的第一步棋。又感叹什么“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也是防范的信号。咸丰帝死了之后，同治立，年龄小，由叶赫那拉氏掌权。这个女人颇有见识，也颇有心计。她大胆使用汉臣，终于延续了大清朝风雨飘摇的江山。她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手段确实有其高明的一面。大清朝一直就限制、防范汉臣，现在不重用汉人不行了，一边是祖宗的政治传统，一边是眼前的混乱局势，如何协调？她的办法就是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把两者统一起来。重用汉人，曾国藩等果然建立了盖世功勋。大功告成，他们手上就握了重兵，如何防备？那拉氏当然不是傻瓜。

　　据薛福成说，咸丰帝在临死前，对顾命大臣说：“谁能克复金陵，就封为郡王。”金陵攻克之后，朝廷讨论曾国藩的封赏，认为以文臣封王，赏赐太大了，也不合旧制，就拆开来办，封侯、伯、子、男各一。曾国藩死的时候，头衔一大串，就有“一等毅勇侯”，墓碑上也刻着“毅勇侯”。

　　明里说不合旧制，其实是对曾国藩的一种限制。暗中也早有布置。

　　官文是旗人，咸丰五年授湖广总督，不曾建立什么功勋，每年还挥霍百万银两，却一路升迁，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那拉氏掌权之后，为让曾国藩卖命，升他为协办大学士，而官文却升文华殿大学士，曾国藩到死也只是武英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比文华殿大学士低一级，文华殿大学士常为四大学士之首。其中的深意，就是在限制曾国藩。官文坐居武汉，实际有从长江上游来监控湘军集团的作用。

　　都兴阿等旗人领兵驻扬州、镇江一带，控制长江中游，僧格林沁的骑兵部队驻扎在安徽北部，对曾国藩形成隐约的包围态势，即使他有什么动作，也难以全力北顾，北京方面至少可以赢得时间。曾国藩以文人带兵，且一生谨慎，对以上军事部署，不可能没有警觉。

　　清政府对湘军内部，亦采取了分离之策，以分割他的兵权，削弱他的威信。

　　湘军分五个派系，江忠源死得早，胡林翼死了之后，他俩的派系都没有力量了，剩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派。在曾、左之间，清政府利用了幼天王南京突围这件事。南京城攻破之后，湘军满城烧杀抢掠，炸开的城墙豁口无人把守，李秀成带着幼天王一干人等从豁口冲出。清政府要曾国藩认真查找幼天王的下落，务必不使幼天王逃脱。曾国藩却轻信了部下的谎言，向清政府报告说幼天王在城破之时，满屋堆积柴火，把自己烧死了，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绝对没有逃出去。左宗棠却得到幼天王逃出的确切消息，就报告了朝廷。曾国藩与左宗棠从此不和，以致终身不通音问。清政府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完全向着左宗棠一边，达到分裂湘军的目的。

　　按理说，左宗棠也起自湘军，而且是因为曾国藩大力推荐，才有了一席之地，他应该站在曾国藩一边才对，其实不然。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坐困江西，江西方面不买他的账，处境非常困难。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不待朝廷命令，他就奔回湖南老家，有点临阵逃跑的意思。左宗棠应该同情他才对，却公开站在清政府一边，大肆攻击、讨伐、批评曾国藩。以他为首，整个湖南都群起攻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曾国藩竟患上不眠之症。

　　幼天王问题上，左宗棠仍然坚决站在清朝一边，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推想，他仿佛在向清政府表明心迹：我是坚定站在朝廷一边的，曾国藩若要造反，我第一个反对。这个推测是有若干政治痕迹为基础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人，是清朝后期最显赫的汉臣，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军，李鸿章镇压了捻军，左宗棠收复了新疆，也都官至大学士，却只有左宗棠两度成为军机大臣，这固然是因为他收复了新疆，更加关键的却是他对清政府的忠诚。又据左宗棠后人讲，他抵毁曾国藩，目的在保护曾国藩。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李鸿章本是安徽合肥人，在曾国藩的安排下，他回安徽，照湘军制度编练了一支军队，是为淮军。在曾国荃围困南京的时候，上海财团请求曾国藩派一支军队去保护上海，他们愿意出粮饷。最初，上海不过是一个海边渔村，西洋诸国侵凌中国之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逐渐发展起来。太平军攻占南京前后，江浙财团纷纷逃往上海，上海逐渐成为江南财富的集散中心。曾国藩当然想控制这个肥缺，让曾国荃带兵去上海。曾国荃却不肯去，两眼死盯着南京城里的金银财宝。曾国藩无奈，就让李鸿章带着他的淮军去上海。为了躲避南京太平军的搜查，上海财团花了十六万两银子，租用洋人的舰船，伪装成商船，从长江水路悄悄把淮军运送到了上海。由于得到上海财团的支持和洋人长胜军的帮助，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强。

　　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学生，却不是亦步亦趋的主。在一般事情上，李鸿章总是把曾国藩挂在嘴边，开口闭口都说“吾师如何如何”，但在造反这种杀头灭九族的大事上，他不会那么讲义气。早在曾国藩祁门大营遇险时，他就独自逃走了的。如果曾国藩造反，他不会贸然追随，大概也不会像左宗棠那么明确反对。最可能的举动是，先驻足观望形势，再做打算。当初曾国藩不分兵北上勤王，就是李鸿章的主意。李鸿章有自己的见识，也有自己的打算，不会那么卤莽，不会因为曾国藩是老师，就事事追随。

　　清政府还迅速提拔和扶植一些湘军将领，提高他们的官阶，跟曾国藩平起平坐，感情可能会逐渐疏远，打破从属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呼即应。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人逐渐与曾国藩官阶相当，呈分庭起立之势，甚至互相不合，湘军的凝聚力被削弱了。

　　提拔曾的嫡系将领是为了分化他的势力，削弱他的个人影响力。那个时候，太平军余部还在继续活动，捻军也刚刚兴起，湘军将领都还有用途。南京刚刚被攻破，清政府也不好做得太露骨，所以采用了提拔与分化的办法。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那些被提拔的将领，有一些人又逐渐落职。同治五年（1866）正月，陕西巡抚刘蓉免职，二月，广东巡抚郭嵩焘落职，八月，陕甘总督杨载福免职。同治六年十月，曾国荃被免去湖北巡抚一职，回籍“养病”；十一月，直隶总督刘长佑被革职处分。

　　找好退路

　　湘军虽有三十万之众，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有十二万，即使都肯追随他造反，其中曾国荃的五万部队，却在士气和战斗力上有问题。他们在南京城烧杀抢掠，夺得很多财富，当初那种不怕死的劲头有所减弱，其中不少人也盘算着如何回家享受。他们恰恰又是曾氏兄弟最核心、最精锐的力量。依靠这样一支队伍来造反，胜算不是很高。曾国藩肯定能看到这一点。在决定裁撤军队的时候，他说湘军暮气已重，这未必是他的客气话，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他们已经抢到财宝，驱逐鞑虏之类的民族口号，对他们没有多少号召力。

　　《孙子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以曾国藩一贯的做法，如果他真的想当皇帝，必须对外部情况有一个准确判断之后，才会下决心。

　　曾国藩不做皇帝，多来自笔记小说杂闻录，虽然不甚可靠，却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政治背景。敌人尚在，让曾国藩手握兵权，那是迫不得已；现在敌人没有了，他还执掌兵权，清政府当然会担忧。因此，清政府一方做了不少动作，以打压、限制、逼迫曾国藩。

　　南京城被包围之后，太平天国逐渐式微，清政府就开始打压曾国荃。那时他已经升任浙江巡抚，按理可以单独给朝廷写报告。不料他才写了第一个报告，就遭到批驳，认为他还没到浙江赴任，就不能单独写报告，必须先报曾国藩，由曾国藩向朝廷报告。不去浙江赴任本是清政府的意思，那时曾国荃还在包围南京城，当然不能去杭州。

　　城破之日，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一起，连夜写了报告，由八百里加急送京，满以为会得到嘉奖和慰问。谁知十天之后，清政府就把曾国荃指责了一顿：“该逆死党尚有万余……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必惟曾国荃是问。”论官阶，当时杨载福升陕甘总督，彭玉麟本已升兵部右侍郎，坚辞不受，都高于曾国荃，因此在朝廷的回信中，提及三人姓名时，杨载福第一，彭玉麟第二，曾国荃第三。若论军功，曾国荃未必就逊于二人，官阶却比二人低，不过是清政府限制曾国藩的一个手段。

　　跟着又要求曾国藩追查南京金银财宝的下落，报告户部，以备拨用。金银财宝都被攻城部队抢光了，怎么追查？有一个人把当时的情形记录在日记中，他叫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得力幕僚。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段上谕：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泽。”

　　这话可就点明了朝廷的态度，曾国藩如果不好好管束自曾国荃以下各部属，就不能“长承恩泽”了。

　　曾国藩以文臣带兵，哪里会看不懂言外之意？所以在攻破南京之前，曾国藩就对大功告成之时，究竟何去何从，做了深入考虑。南京城破之日，就是曾国藩最危难、最紧张之时。功高震主而被杀戮的事，历史上多得很，曾国藩非常清楚。

　　清政府的目的，就是逼曾国藩表态，要么迅速造反，要么立刻交出兵权。曾国藩表态越早，对清政府越有利。

　　如何自全，曾国藩可谓想碎了脑袋。尽管身居高位，内心却苦得很，带兵作战，打不赢伤脑筋，打赢了也伤脑筋。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能看到当时与清政府的紧张形势，又能沉下心来，自裁羽翼，自削兵权，主动打消清政府的疑虑，把一场灾难平静化解。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他主动提起，石守信等人才醒悟过来，交出兵权。

　　曾国藩复出之后，变得非常小心谨慎，祁门大营历险之后，更不肯轻易冒险。做不做皇帝，这是一步大棋，也是一步险棋，且没有必胜的把握；做大清朝的忠臣却容易得多，无非交出兵权罢了，再多加忍让就是，可以得到中兴名臣的美名，甚至成为一位圣贤。唯一担心的，是交出兵权之后，会不会就变成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呢？也许他在尽人事之时，能想到的就是成天意了。从清政府来说，曾国藩自削兵权，威胁消失了，自然没必要杀他，落个杀功臣的骂名，同时也能稳定左宗棠、李鸿章等人。

　　关键一步棋是裁撤湘军。既然清政府最不放心曾国荃的部队，他就拿曾国荃五万人开刀，东裁西裁，或者归入别部，最后能直接调动的只剩六千人。

　　其次让曾国荃提前退休，回老家疗养。这着棋正合了清政府的心意，而且赏给曾国荃六两人参。

　　曾国藩的启示

　　作为对手，绝不走正中敌人下怀的棋子，巴结上头，却要正中下怀才好。

　　曾国荃大为恼恨，却又无可奈何。曾国藩也尽力抚慰这个能打仗，又能给他惹事的弟弟：“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同治三年八月，即攻破南京之后两个月，正好曾国荃满四十周岁。曾国藩写了九首诗歌抚慰曾国荃。曾国荃读着读着，放声大哭。他回老家之后，随着时间远去，才逐渐释怀，并做有对联曰：“百战归来再读书。”曾国藩老家，今日湖南双峰县荷叶乡大坪村，现存富厚堂，规模宏大，正面宽五百米，保存基本完好，就是曾国荃修建的，曾国藩其实一天也没住过。

　　再次，把财权也交出去。曾国藩督任四省军务，除了兵权，财政大权也握在手中，固然有利于更好地镇压太平军，也使自己手上的权力更大，难怪说他有坐断东南之势。兵权都交出去了，财权也没有用了，因此他最早交出的就是财权。

　　早在南京陷落之前，曾国藩就已经注意到功高震主和清政府的态度了，提前为自己想好了退路。他给李鸿章写信说：“长江三千里，几乎每一条船都张着我的旗帜，而四省财政都归我管，兵权、财权都太大了。自古掌大权者，无不是凶于国而害于家。我虽然愚笨，却也知道远权避祸。”给曾国荃的信也说：“处高位大权大名的人，自古有几个得以善终？必须把权位二字推让几分，才能为晚年渐渐收场。”

　　正是因为他对当时形势与中国历史有清醒、完整、深刻的认识，才能把那些经验运用在自己身上，从而顺利、平稳、干净地化解危机，保住身家性命与荣华富贵，真的做到了“长承恩泽”，成为清朝一代的圣贤、名臣。但是，大清朝却无法扭转内轻外重的权力结构，在内忧外患之中轰然倒塌，形成辛亥革命之后二十年的军阀混战局面。

　　刘邦，袁绍，曹操，秦孝公

　　刘邦最高明处，是他能够听取部下的正确意见。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自己没有出过什么主意，几乎都是部下建议，他听取之后，吩咐实施。

　　刘邦还定三秦，夺得关中之后，率领五十六万大军，去打项羽的老巢彭城。项羽正在北边与齐国作战，得到消息，立刻率三万精骑，日夜赶路，以漂亮的闪电战术，一举打垮刘邦。刘邦乘了一辆战车逃命，车上有他的一儿一女，刘邦为减轻负载，几次把儿女推下车，都被部下捡回来。李宗吾在《厚黑学》中骂刘邦脸厚心黑，这也是一个根据。

　　刘邦逃到荥阳，在那里与项羽相持。项羽带领军队日夜猛攻，刘邦着急万分，却又彷徨无主。

　　有一个儒生就跟刘邦建议：“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削弱项羽势力。过去夏桀无道，商汤讨伐他，把他的后人封在杞。商纣失德，周武王讨伐他，把他的后人封在宋。他们这么做，收服了天下人心。现在秦朝暴虐，灭了六国。如果大王也分封六国后裔，他们感恩戴德，也会做您的臣子。项羽的势力就大大削弱了，不得不南面称臣。”

　　刘邦一听，觉得有理，就让他去准备。

　　儒生还没出发，张良正好从外地来。

　　刘邦正在得意，看见张良，张口就说：“你来得正好，有人帮我出了一个主意，可以削弱项羽力量……，不比你张子房差吧？”

　　张良听了，大吃一惊：“谁为您出的主意？这可坏了大事了。”

　　刘邦也一惊：“为什么？”

　　张良说：“商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因为能制其死命，现在您能制项羽死命么？这是第一个错误。周武王打下朝歌，表彰商容的忠诚，颂扬比干的坚贞，现在您做得到么？这是第二个错误。把粮食分给百姓，把财宝散给黎民，现在您做得到么？这是第三个错误。周武王打下朝歌之后，就把兵器收起来，放马南山之下，表明天下从此太平，不再有战争，现在您做得到么？这是第四个错误。况且天下人才都离开家乡，抛弃父母，誓死追随大王，日夜期盼的，就是大功告成之后，能得到封赏。现在分封六国后裔，就不好封赏别人，这些人才就会回去，还有谁跟着您打天下？这是第五个错误。而且，唯有项羽弱小，六国才不会听从他，现在项羽却很强大，你封了六国，他们都会去投靠强者，怎么能做你的臣子呢？这是第六个错误。”

　　听张良这么一说，刘邦自己也吓了一跳，竟然有这么多错误，就把儒生臭骂一顿：“狗日的腐儒，几乎坏了我的大事！”

　　儒生的意见看似高明，所以刘邦听了，还派他去执行。张良一番剖析，揭露了真相，刘邦也听了，才没有犯错误。

　　这里不仅要讨论张良比儒生高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两种不同意见，领导该如何辨别、听取？

　　曹操与袁绍大战官渡，袁绍有谋士告诫过他，他不听，失败了。曹操打孙权，很多人劝孙权投降，鲁肃却请求抗战，孙权听了，也成功了。前秦苻坚要打东晋，弟弟和儿子都请求不打，另有一些部下又支持他打，他该听谁的呢？最后他失败了。朱元璋遭到陈友谅与张士诚夹攻的时候，有的人建议投降，有的人建议先打张士诚，因为张士诚兵力弱，唯独刘基请求先打陈友谅，朱元璋又该听谁的呢？最后他听刘基的，也成功了。

　　曹操消灭吕布之后，统一了河南。袁绍则消灭了公孙瓒，统一了河北。河南、河北虽为两省，却是一块完整的平原，不可能被两种力量长期分据。因此曹、袁两家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官渡之战的起因。

　　论武装力量，袁绍明显强过曹操。他有精兵十万，这还是保守估计。曹操兵力不过数万，参战的还不到两万。其中骑兵部队，袁绍有马铠三百具，曹操不足十具。袁绍有铠甲万领，曹操仅二十领。

　　袁绍召集部属开会，商量如何南下用兵。

　　谋士田丰认为，由于与公孙瓒打了多年，百姓疲惫，粮仓空虚，虽然部队多，兵马强壮，却是一群骄兵，如果马上就打，必定先败。曹操那边，由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马上起兵去打，等于是打汉家天子，道义上也站不住。不如先向汉献帝报告战果，同时休养民力。如果报告受阻，就向天下宣布，曹操阻挡我尊王道路，揭露他挟持天子的本质，谋取政治上的主动。然后分兵南下，用骑兵骚扰边境，让他不得安宁，让敌人普遍感受到彼弱我强的心理压力，以动摇他的军心，瓦解他的斗志。再以大兵压境，也许还没动手，敌人就溃散了。现在急于进兵，非完全之策，而是军事冒险，容易失败。

　　另外两个谋士却认为，我兵强马壮，刚刚征服了公孙瓒，应该乘得胜之威，立刻讨伐曹操，现在是上天给我们好时机，如果错过，反而会遭天谴。周武王伐纣，也是臣子打天子，却没有人反对，何况我们打的是曹操，怎么能说是道义上站不住脚？现在士气旺盛，兵将一心，如不乘胜攻取，就失去机会。

　　两边意见不一，袁绍该听谁的？如果要用民主的方式，投票表决，显然田丰输了，因为袁绍也想马上出兵，三比一。何况袁绍还有大志，想夺取天下。

　　袁绍选择了立刻出兵，两个谋士也得到嘉奖，田丰则被关进监狱。最终是袁绍输了，败得很惨，回去不久就死了。

　　袁绍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要素，而忽视了曹操的优势，没有看到自己的劣势。两个谋士的意见是因为迎合了他，所以被采纳，而不是因为他们分析得正确。袁绍不根据外部环境来做决策，而随自己的心意，正犯了一相情愿的错误。

　　曹操没有坐等胜利到来，由于敌强我弱，提前做了大量准备。其中听取谋士荀、郭嘉、许攸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许攸在战场上临时叛逃过来。听说许攸来了，曹操来不及穿鞋，赤着脚跑出去迎接，拍着巴掌说：“你小子来了，我的事情就成了。”许攸把袁绍的内部情况一五一十告诉曹操，帮曹操烧了袁绍的粮仓。

　　谋士能像张良那样，把问题一一剖析明白，难。领导要准确分辨意见真伪，明白采信，也难。而且还有一难，那就是谋士明明知道领导错了，能不能说服他，又是一难。谋士高明，领导者不采纳，也无可奈何。

　　成就大事必须有人才辅佐，还必须领导高明，才能正确任用人才。齐桓公用管仲，秦孝公用商鞅，都成就了霸业。管仲、商鞅固然才不可及，齐桓公、秦孝公更应该被重视。他们有高明的政治眼光与宽广的政治胸怀，所以能大胆提拔、放心任用，并防止人才专权、篡位。

　　齐景公伐宋，登高望远，叹息一声说：“先君齐桓公八百乘，就称霸诸侯，我有三千乘，也不敢在此久留，是因为没有管仲那样的人才吗？”大臣说：“我听说，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过去有齐桓，所以有管仲，今天齐桓若在，那车下大臣都会是管仲。”

　　要能识别大才，又非常人所能为。商鞅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

　　秦孝公上台之后，决心要重振秦国国威，要把秦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国，称霸中原，下令招贤。

　　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看到召贤令，包了几件衣服，一路风尘仆仆，奔秦国而来。他本来是卫国的落魄公子，叫公孙鞅，有时也叫卫鞅，自有一腔抱负，不得施展。

　　战国前期，魏国因为变法早，最先强大，所以他先到魏国，混了几年，没混出名堂。魏国国相倒是看好他，可惜病重，来不及提拔，就死了。

　　死的时候，魏王亲自来探视，看他的样子，知道不行了，就问他：“我尊敬的国相，万一不幸，你挂了，谁能代替你？”

　　国相说：“公孙鞅可以。您莫看他年轻，却是一个奇才，愿大王举国听之。”

　　魏王不吭声，国相明白了，又说：“大王，如果您不想用他，一定把他杀了，不要让他去别的国家。”魏王答应了。

　　等魏王走了，国相跟公孙鞅说：“今天大王来问我，谁可以接替我，我推荐了你，他不说话，看样子是不同意。我又跟他说，如果不用你，就一定把你杀了。你不要怪我，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国家后朋友。你赶紧逃吧，免得被抓。”

　　公孙鞅说：“你们大王既然不听你的推荐用我，也不会听你的意见杀我。”就不逃跑。

　　魏王出来，跟左右说：“国相病得很厉害啊，竟然要我把国家交给一个年轻人，岂不谬哉！”

　　国相不久就死了。跟着，公孙鞅就听说了召贤令，决定去秦国碰碰运气。

　　公孙鞅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马到成功。他是外地人，谁也不认识，要见国君，显然困难。大概是通过贿赂，公孙鞅结识了一个太监，名叫景，是秦孝公的宠臣。景是楚国人，或许是楚国战俘的后裔，才成为太监，现在不能确知他的渊源。因为景的举荐，公孙鞅终于见到秦孝公。这时，他在秦国已经住了两年。

　　秦孝公召见公孙鞅，听他说了很久，时时打瞌睡。完了，对景发火：“你推荐的什么人啊，怎么能用！”

　　景就去骂公孙鞅。公孙鞅解释说：“我跟大王讲了一通帝道，看来他不感兴趣。请帮我再见一次。”

　　五天之后，秦孝公再见公孙鞅，时间更长。完了，又对景发火，景又骂公孙鞅。公孙鞅解释说：“我跟大王讲了一通王道，看来还是不感兴趣。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秦孝公第三次听公孙鞅说话，感觉还不错，但没有采纳。完了，跟景说：“看来你的客人还是有一点本事，可以听他再说。”

　　景把这个情况告诉公孙鞅，公孙鞅说：“我跟大王讲了一通霸道，看来大王是想用霸道。他一定会再见我的，我明白他的想法了。”

　　秦孝公第四次召见公孙鞅，听得入了迷，身体不断往前移，竟然没有察觉，连续听了好几天，一点也不厌倦。

　　景问公孙鞅：“我们大王非常高兴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公孙鞅说：“开始，我跟大王讲帝道和王道，他觉得那太远古了，等不及。凡是贤明君主，都是在身前扬名，哪里能等上几百年才成为帝王？我就讲富国强兵术，结果他非常满意。霸道固然可以富国强兵，德行却无法跟殷周相比啊。”

　　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为秦国的未来和他自己的命运，预设下一个伏笔。秦孝公一波三折，才发现公孙鞅的才华，大有传奇色彩，史书如此渲染，不知道有几分可信。

　　秦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秦国二十级爵位中的第十级），在秦国变法，那是公元前359年的事，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时刻。似乎也只有秦孝公因为太监的推荐，而得到一个对历史做出重大贡献，乃至改变历史命运的杰出人才。这个名叫景的太监，应该得到历史的赞美才对，而不该被遗忘。

　　要不是商鞅坚持三见秦孝公，他这个大才可能就被历史埋没了。谋国谋政，决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