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八讲 基业

　　古代的英雄立事，一定有基业。比如刘邦的关中，光武的河内，魏的衮州，唐的晋阳，都是先据有基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君子学道，也一定有所谓的基业，一般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根本。就像我们居住的屋子，规模宏大，房子才宽广，住的人也多；言辞诚信，地基才坚固，结构才牢实。《周易》说，“宽以居之”，指的就是宏大；“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指的就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独诚恳，才有落脚之处。诚就是忠信，修养、审查我们的言语，就是要树立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乱说，那么忠信就被淹没了，动荡站不住脚了。”

　　我曾国藩认为，立得住，也就是上面说的居业，用今天世俗话讲的“兴家立业”。子张说，“修德不宏大，信道不笃诚，则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也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所修习的知识就是虚的，说我掌握了知识也不是，说我没学到知识也不是，实际就成了终身不能兴家立业，也就是程子说的立不住啊。

　　上面一段话是曾国藩说的，其原文收录在《曾国藩全集·诗文》362页，这里抄备如下：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

　　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耳。

　　曾国藩的启示

　　成就大事要有基业，做人做事也需要基业。

　　成就大事的基业，就如刘邦守关中，刘秀守河内，曹操守衮州，李渊守晋阳。有了基业，刘邦才能打败项羽，刘秀才能战胜群雄，曹操才能统一北方，李渊才能建立唐朝。

　　自我检讨

　　做人做事的基业就是道德诚信，必须道德笃定、言辞诚信，才能有所成就、有所作为。如果随便乱讲，张口胡说，这个人就立不住了。

　　圣哲早就说过，不宜撒谎，也不宜说出全部真情。因此在做人做事方面，曾国藩基本遵循着诚信这个原则。但不是说他就诚实到底、从不撒谎了。什么时候该诚信，什么时候该隐瞒，诚实哪些，隐瞒哪些，这要视情况而定，也需要社会经验。

　　31岁，他向学者倭仁请教，开始研习修身功夫，也就是一日三省吾身，把不好的欲念、行为都写在日记里，反复检讨，由此感悟到：“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曾国藩对诚的理解，现实可以用的就是，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这就是诚，也就是专心主一，至虚就是至诚。曾国藩从理学思想中领悟到的“当时不杂，既过不恋”，与佛家的思想有些接近。

　　曾国藩的启示

　　事来时不惑，事去时不留。

　　曾国藩自己也是那么修炼出来的。看一看他的修炼过程，大致可以知道，在有很多方面，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下面是他立志修身的一些片段：

　　我的毛病就是没有恒心，今天才立下条例，明天又散漫起来，搞得下人也没有规矩可循，将来我要是当了领导，必不能守信，做事也不能成，一定要戒掉啊！——这俨然就是儒家的齐家与治国之间的关系。

　　刚刚戒烟几天，就想自己奖赏自己，松懈一下。这一松懈，天下就无事可为，无事可成了，所以不能松懈啊。——稍微有了一些成果，就想放松一下，第二天好好休息，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常人不是也这样吗？

　　早晨起来，本来想读《易经》，却心不在焉，怎么都读不进去，而想读《诗经》。早饭之后，又强迫自己读，还是读不进去，真是可恨！无所作为，又混过了三天，真是可恼，真是可叹。本来打算静坐，又坐不住，收不了心，只好出门。——读书读不进去，想做别的，强迫自己，也收不住心，曾国藩与常人似乎没有两样。

　　急着想把《易经》读完，草草翻过，全无心得，不知道这颗心在忙些什么，可笑啊。本来早早就醒了，却不想起来，明明知道这是大恶，却不能遏制，却不能振作，我真是禽兽！——原来曾国藩也喜欢睡懒觉，而且经常睡懒觉。不过，为了考试，或者上朝，常常凌晨三点就得起来，做京官也辛苦，也清苦。

　　做诗去翻名人的集子，有剽窃的意思，真是过分。打算静坐半小时，竟然昏昏睡去，可恨之至。身体不舒服，觉得不爽快，干脆就睡觉，不肯起来了。——曾国藩的意志力与自我约束能力，还没有强到超人的地步，身体不舒服，也不想起床。

　　今天又去下了一局围棋，此事不戒，如何做人！天天说改过，天天悔恨光阴虚度，立志更新以来，有哪一天改掉了呢？看到别人下棋，手就痒痒，忍不住想代劳，屡戒屡忘，直不是人！——曾国藩酷爱围棋，不知棋力如何。水烟他戒掉了，围棋终于没有戒掉，干脆就不戒了，一直下到老。

　　屡戒屡忘，缺乏恒心，这跟常人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曾国藩，也是一般人经常遭遇的困惑。所以说曾国藩可做一般人的榜样。

　　他经常说到什么诚，与其巧，不如拙，谨守诚拙，都是在强调诚信，这是道德、学问与立身的基础。一个人心胸不开明豁达，不够诚，也就难以在学问上有所成就。诚与人的胸襟气度相关联，人越诚恳，胸襟就越宽广，眼光就越远大，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情事物。有海纳百川的气量，才有名传万世的功德。

　　剽窃别人的成果是不诚信，掩盖自己学问上的缺陷，不敢示人，遮掩藏陋，都是不诚，这样做不能使自己进步，所以曾国藩在决心立志修身之后，把自己的缺点统统写在日记里，让老师、朋友来阅读，来批评，来指正。这是一种大光明磊落，敢于公开自己的全部人欲。肚量越大，越能接受别人的挑剔。

　　曾国藩的启示

　　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就更容易得到批评，也就更容易进步，德业日进。

　　好师好友好榜样，确实有助于人进步。

　　世俗的诚信

　　对自己要诚，对朋友家人也要诚，坦荡无私，胸襟宽广。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严格要求自己。身在官场，要做到完全彻底的诚信，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不想在官场混了，如同陶渊明那样，这也是一种无欲则刚，坚持着刚直秉性。陶渊明是一种出世的刚直，曾国藩则秉守着入世的刚直，内外有别，而入世的刚直更难，既要用诚信来要求自己，又要被人骂，被人指责，左右难全。入世的刚直不能太迂腐，该讲假话的时候要讲，该奉承的时候要奉承，不过分露骨就好，对自己有所秉持就好。

　　心诚，人才立得住。是不是就不撒谎了呢？不是。诚不诚，谎不谎，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关系。明白利害变化，才能把握诚与变的关系。该诚，不能含糊，该变，不要犹豫。三次拒绝出兵，就是他以血诚感动了咸丰帝，最后同意他暂不出兵。杀李秀成，是一个变招，利弊权衡取其益。不杀李秀成，身家性命难保，也让皇帝难做。

　　南京城攻陷之后，曾国藩跟朝廷报告说，南京有太平军十余万之多，实际连军民一共才三万。朝廷又询问太平军宝藏的下落，曾国藩明明知道被湘军搜刮尽净，只好撒谎，说一点没有，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李秀成被擒之后，曾国藩请示朝廷，是押解送京，还是就地处决，听朝廷安排。从现有史料看，他是在接到朝廷命令的当天，就把李秀成杀害了，还谎称四天之后才接到命令。擅杀李秀成，欺骗朝廷，就是因为李秀成知道得多，他到了北京，曾国藩前后所报告的谎言，全部要被拆穿，他的麻烦可就大了，干脆一刀割断是非。

　　简单指责他不诚，是迂腐，是愚妄，不懂得事有轻重缓急。看似不诚，看似撒谎，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干干净净结束纠葛，不拖泥带水。这种了却问题的手法，还是值得学习的。反正李秀成到了北京，朝廷也会杀他，还生出很多问题，不如一刀杀了干净，除了惹来一顿指责，没有任何害处，也没有一点毛病。

　　曾国藩跟朝廷撒了很多谎，尤其是在报告战功方面，常常是杀贼数千，而湘军只伤亡几十人或百余人。尽管那时有了火枪火炮，而弓箭刀矛也是重要的武器，以常理推算，以少剩多是有的，却不会那么频繁。好在他不漫天撒谎，朝廷也就懒得拆穿他。

　　不过在做人方面，曾国藩一味强调宁拙毋巧，以诚为本，却是不差的。做人做事，既可以统一起来，一个标准，有时又有所区别，努力获得中庸效果。

　　曾国藩的启示

　　中庸效果就是最佳结果。

　　心怀诚意，才能广大胸襟，才能得到天下人心。欲动天下，必先动天下人之心。曾国藩不是要做皇帝，就不能用皇帝的办法来号召天下人才，而要用自己的诚心来感动天下人才。

　　成就大事的另一个基业，基地，后方，是军事胜利的重要保证。曾国藩先以湖南为基地，所以镇压土匪毫不手软。湖南安宁之后，为他训练湘军奠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不论兵源，还是饷源，都有一些保障。湘军从最初的一万人，发展到最高峰时的三十万人，可以推想湖南给曾国藩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个基业，兵源得不到补充，湘军就后继乏力了。在整个军事过程中，他也重视根据地的安全。湖南湖北平定以后，才陆续向长江下游发兵，渐次收复江西。然后又把湖北、江西作为进攻安庆的基地。安徽平定之后，才分三路进攻南京，稳稳当当地次序井然地完成他的军事部署。难怪石达开说他“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根据地是他取胜的重要保障。而其中的厘金一项，又是军费的重要来源。此两者，可谓他成功的基业。所以说他筹饷有方，致胜有术。兵源稳定，粮饷通畅，这是太平军所缺乏的。

　　曾国藩认为，自古行军打仗，方法是不一样的，但在巩固后方上，却完全一样，“进兵必有根本之地”。根本之地在哪里呢？也就是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力固两湖江西三省，以为恢复下游之根本”。

　　湖南是他的老巢，也是他发家的地方，更是湘军的兵源基地和钱粮基地。

　　他当团练大臣，在湖南待了整整一年，就是在清剿土匪，训练湘勇，一边训，一边剿，效果很好，连皇帝都知道了，所以才要他出兵助剿。湖南稳定了，他才能放心地出省作战。经过他的血腥清洗，湖南基本上稳定下来，没有大的暴动，乡下的朴实农民就成为湘军的兵源基地。曾国荃打下吉安，打下安庆，部队损失较大，都是回到湖南去招募新兵。湘军最高峰时多达三十万人，绝大部分来自湖南，所以称湘军。

　　咸丰十年，曾国藩与胡林翼两家湘军联手，准备共同攻打安庆，向长江下游进军，并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东征。为了保证军饷，他们在湖南长沙特别设立东征局，所抽厘金，专门供东征部队使用。这样，湖南除了征收常规的厘金之外，还多抽半厘。尽管有人反对，但由于办事的多为曾国藩的好友，如郭昆焘、黄冕等，他们做事卖力，日夜忙碌，效果反而非常好，基本保证了东征军的需要。据曾国藩说，咸丰十一年，包围安庆最艰苦的时候，钱粮快断了，正是靠东征局解来七万银子，才重振军心；曾国荃孤军进驻雨花台，钱粮更是时断时续，每当危急的时候，曾国荃飞书求救，东征局都能立刻给予帮助。

　　在他的大局观中，保住湖北、江西，才能徐徐向下游用兵。咸丰四年初，他带兵出省作战，才十个月，就收复武昌、武穴、田家镇等沿江重地，一路打到九江来了。九江是安庆的上游门户，安庆又是南京的上游屏障。本来在打下武昌之后，如果完全按曾国藩的意思，他想巩固湖北之后，有了稳定的后方，再向下游用兵，逐渐推进。但由于咸丰帝的命令，加上他自己也有些轻敌，结果在九江、湖口遭到惨败，水师被分割成两支，陆军也被迫拆成四股，开始了坐困江西的日子。

　　他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湖北还没有巩固，就冒险向下游进兵，所以他更加重视后方建设，认为孤军深入，没有后方，是兵家大忌。

　　在打安庆的时候，由于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军决战的主力战场，所以他的部署为，他与胡林翼各带一支人马，胡林翼在长江北岸，以湖北为基地，他在长江南岸，以江西为基地，两支人马正好保障围城部队的后方安全。不料英法联军打进来了，咸丰帝仓皇逃跑，命令曾国藩勤王，派鲍超率两三千人马北上。按理说，两三千人马并不多，安庆战场的湘军总共多达五六万。但自塔齐布死后，鲍超是湘军第一猛将，朝野遍知，曾国藩担心他这一去，万一被胜保或僧格林沁截留，就回不来了，所以不舍得让他去，就找了个理由，拖延时间。同时他还做了一手准备，万一皇帝真要湘军北上，他就决定，包围安庆的湘军坚决不撤退，如果胡林翼北上，江北部队就退守湖北，保证湖北安全，如果曾国藩北上，江南部队就退守江西，保证江西安全。这样一来，无论谁北上，作为基地的湖北和江西，至少能守住一个，围城部队的后方也就有了至少一个保障，不致溃败。

　　他的整个进兵谋略，也是按照后方安全，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来设计的，湖南、湖北、江西是他的战略后方。即使是战役后方，他也同样重视。他在祁门遇险，其实并不是太平军对他有多么大的威胁，因为太平军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祁门，也不知道他只有三千卫兵，最大的威胁其实是来自他的主观担心，担心景德镇被太平军攻占，他的后方粮道就断绝了（详见本书第八讲）。

　　鲍超勇敢不怕死，按理应该打先锋，曾国藩却让他做预备队，不论打安庆，还是打南京，哪里危急，就去支援哪里。把最凶悍的一支队伍作为预备队，这对保证围城部队和打援部队的侧翼安全、后方安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的启示

　　不能只注重进攻，还要注意防御和机动。

　　曾国藩重视基地，重视后方，是他用兵稳慎、坚忍、不求速效的表现，跟他的做人、为官哲学相一致，总愿意选择适合他个性特点的方法。方法有效，又适合个人特点，这就是最好的成功办法。

　　刘邦的基业

　　著名的鸿门宴结束之后，刘邦逃回灞上，项羽也不追究，引兵进驻咸阳，开始屠城，焚烧秦朝宫室，大火烧了三个月，房屋大部被烧毁。秦始皇把天下书籍收集到咸阳，焚书坑儒，其实只烧了一小部分禁书，项羽则把书籍、图册全部烧光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似乎比秦始皇还凶猛。现在的阿房宫旧址，尤其是兵马俑坑黄土中的黑色炭迹，可以证明项羽的大火确实不假。

　　有人跟他建议说：“关中东有函谷，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山河险阻，地理形胜，人民富庶，物产丰饶，以此为都城，可以成就霸业。”

　　项羽看咸阳一片破败，房屋宫室都烧掉了，又想着回南方老家，说：“富贵了，不归乡，如夜晚穿着锦绸，有谁知道呢？”

　　那个建议者就在背后发牢骚：“人家说楚人是洗了澡的猴子，以为带上了人的帽子，就有了人的风度，果然如此。”（原文为“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项羽听说了，把那个家伙抓起来，放到鼎锅里，煮成了整只的手抓肉。

　　然后，项羽分封十八诸侯，自己立为西楚霸王。他担心刘邦有天下之志，考虑到巴蜀山高路窄，险峻难登，是秦朝流放罪人的地方，就把刘邦封为汉王。又把关中分为三块，各立一王，用来阻塞刘邦。

　　刘邦很不满意，却又打不过项羽，无可奈何，只好翻山越岭，去汉中当他的汉王。在谋士张良的建议下，把走过的栈道全部烧了，这是用来麻痹项羽的，仿佛在跟项羽说：“我烧了栈道，就是决心不再回到关中，你也不用防备我了。”栈道是古代在悬崖峭壁上人工开凿出来的道路，用木头搭成架子，铺上木板，通人马车辆。

　　看十八诸侯都各自就国去了，项羽引兵东还，回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做他的西楚霸王。但是，由于他分封诸侯是开历史倒车，是一个大错误，完全放弃中央控制权，北方很快就乱起来了，他不得不出兵镇压。

　　刘邦盯准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东），从汉中越过秦岭，率领大军突然出现在三秦地界，只用一个月时间，就夺取了关中。关中为周、秦故地，地域广阔，渭河谷地盛产粮食，刘邦只用一个月就收入囊中，进兵如此迅速，成果如此巨大，要归功于韩信善出奇兵。

　　大军出发时，萧何留在汉中，总管后勤，汉中就是刘邦的战争基地。现在打下关中，萧何也赶过来，帮助刘邦建设关中，发展关中，巩固关中。包括巴蜀、汉中在内，整个关中成为刘邦的后方基地。

　　楚汉相争就这么开始了。

　　项羽有没有后方基地呢？有，在彭城。那是他的故乡，是他老巢，也是他的都城。他跟战国时期的魏国一样，犯了相同的错误。彭城地处黄淮平原，无险可据，四面受敌，攻取易而防守难，决不是都城的理想选择，更不是建立霸业的地方。战国以来，魏国变法最早，也最先强大，后来把都城从山西西南部的大山中迁到河南平原，即今天的开封，虽然可以积极争取中原，却无险可恃，反而变成四面挨打的局面。项羽不定都关中，犯了一个无法挽救的错误。

　　刘邦正是依靠关中为基地，抓住项羽离开老家，在北方作战的机会，率领五十六万大军，大规模进攻彭城，主动挑起楚汉战争，并在一个月后，就攻占彭城。

　　刘邦的部队尽管有五十六万之多，却有乌合之嫌，战斗力并不强。所以项羽以三万精骑，快速回援，仅用半天时间，就打垮了刘邦。他的人被赶到睢水里，死伤十几万，水都不能流动。最后只有几十人跟他逃回来。逃跑的路上，一儿一女跟他同一辆车。他嫌人多车重，马跑不快，几次把儿女扔下车，幸亏部将几次救起。那个男孩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大概在那时受了惊吓，只当了七年皇帝，就死了，导致吕后专权。

　　刘邦为了逃命，军队不管了，儿女也不要了，儿女没了可以再生，造人似乎比造机器容易，军队没了可以再招，因为他有关中那么大一块根据地。结果，他的老婆、父亲都被项羽抓住了。

　　他一口气逃到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项羽也追到荥阳，两军就在那里对恃。

　　这一回较量，刘邦败惨了，项羽本来比他强大，现在似乎更加强大，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项羽虽然歼灭了刘邦大军，也追杀到了荥阳，却不过是收回失地，而关中及关东部分地区，却成了刘邦的地盘。刘邦以关中为根据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不像鸿门宴时那样处处被动挨打，他的力量大大增强，而项羽却因为北方几个诸侯的叛乱，力量反而明显削弱了。两军长期相持下去，项羽就可能撑不住。

　　何况在逃跑的路上，刘邦就想好了下一步大棋如何走法。他在途中，突然停下马来，转而问张良：“关东群雄，谁可以共事？”张良立刻说：“九江王英布，还有那个彭越，此二人值得马上联络。大王的部下当中，只有韩信可当大事。把这三个人用好了，可以打败项羽。”原来他也一路想着天下形势，果然不愧为汉初三杰。

　　张良这个设想，被刘邦发展成为一个宏大的全局战争谋略。

　　张良说的英布，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原先跟着项羽打天下，勇冠三军，诸侯怕项羽，就是因为英布在，常常以少击众。北方发生叛乱，项羽出兵去镇压，要英布带兵跟随。英布不想去，假装有病。刘邦打进彭城了，英布还是装病，不来帮助项羽。项羽大不高兴，几次派使者去召英布，英布害怕了，更不敢去。两个人就这样有了间隙。

　　刘邦就派人去联络英布。这个人到了英布那里，正好看到项羽的使者在催促英布发兵，随口就说：“英布已经归属汉王，怎么会发兵呢？”搞得英布愕然变色，项羽的使者也愤然而去。“事情已经这样了，不如杀了他，跟我投奔汉王。”看刘邦的人这么讲，英布只好答应，起兵攻打西楚驻军，在南方牵制项羽。

　　这就是刘邦开辟南方战场的大棋。

　　秦朝末年，彭越在巨野泽中当强盗，少壮有力。在反抗秦朝的大潮中，他的部队发展到一万多人，却没有归属，也没有得到任何封号。刘邦派人来联合，他就一口答应了，终于有了组织关怀。彭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项羽的根据地打游击，袭击项羽后方，扰乱他的军心，破坏他的后勤供应。他的游击战打得有声有色，搞得项羽两次从主战场撤回来，要找他算账。彭越看他回来，立刻远走高飞，气得西楚霸王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从而极大地支援了刘邦在荥阳的正面战场。

　　这就是刘邦破坏敌人后方根据地的大棋。

　　韩信则被他派到北方去，完全靠个人的力量，大踏步进军，纵横两千余里，打败项羽的大将龙且，平定整个北方，形成从北方威胁、包围项羽的军事态势。更为难得的是，每当他打了胜仗，有一支像样的军队时，就总被刘邦调过去，弥补正面战场上的损失。所以，韩信的兵大都是新集之众，却能平定北方，足见他的军事才华。

　　这是刘邦开辟北方战场的大棋。

　　刘邦的最后一步大棋，就是巩固关中，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刘邦逃到荥阳不久，就带着那个儿子回到关中，把他封为太子，由萧何辅佐，镇守关中。

　　有了上面四步大棋，刘邦的战略部署基本成型，就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坚守荥阳，开辟正面战场，在那里与项羽相持，北方战场有韩信进攻楚军，南方战场有英布牵制楚军，彭越则专门骚扰破坏项羽后方，构建起一个多方位、立体化的战略大局，从而达到拖垮敌人、打败项羽的目的。

　　因此，彭城之战项羽打了大胜仗，但经过刘邦一番部署，项羽的战略优势已经大打折扣。

　　刘邦领导的正面战场压力最大，项羽率领主力与刘邦相争。项羽是天下第一猛将，刘邦多次被打败，有一次靠女人做掩护，才逃出包围，有一次被箭射中胸口，差点死去。都是因为有后方根据地的支撑，才能屡次渡过难关。

　　萧何治理关中很有办法，没见他有什么特别的举措，却能源源不断地支持刘邦的正面战场。粮食吃光了，萧何从关中输送。部队打光了，萧何从后方招募。

　　楚汉相争的紧张时刻，刘邦数次派使者慰问萧何。萧何的属下提醒说：“这是大王在怀疑你了。”萧何一惊，问他可有良策。属下说：“你把子孙族人中凡能当兵的，全部送到前线去，大王就会更加信赖你。”萧何听从了，刘邦龙颜大悦。刘邦就是这样，对韩信、对萧何都不是百分之百信任。

　　刘邦根据地稳固，一是因为得地理优势，二是因为得人才，萧何对他忠心不二，所以能给他极大的支持。论功行赏时，刘邦推萧何为第一功，可知他对根据地的作用是如何重视。

　　刘邦把萧何的功劳推为第一时，将军都不服，说他们出生入死，冒了生命的代价，帮刘邦打下江山，怎么还不如萧何呢？他一个文人，在后方吃得好穿得好，也不用担心死去，功劳怎么能比他们还高？

　　最后议定的结果是，曹参等人虽然攻城野战，大小七十余创，但都属一时之功，而萧何保全关中，这是万世不易的基业，曹参损失了，刘汉还在，关中丢失了，什么都完了，所以还是推萧何为第一。萧何治理关中，省了刘邦很多事，更没让刘邦分心，这也是对刘邦的支持。后院起火，不仅战士不能安心作战，刘邦也不能安心指挥，胜负就不用讨论了。

　　项羽却没有那么幸福，后方被彭越反复骚扰，也没有像萧何那样得力的人帮他治理，兵力无法补充，粮食也没有保障，最后筋疲力尽。如果项羽从正面突破刘邦的防线，结果又如何？

　　刘邦有关中作依托，据守崤山、函谷关。这个崤函天险，项羽未必能立刻攻破，不过是把战场从荥阳推进至函谷关前。刘邦的战略部署没有被打乱，根据地没有丝毫破坏，军事优势没有什么损失，项羽的被动局面也就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可能因为距离后方更远，对敌作战更加困难。

　　刘邦得到萧何，有如得到一个贤内助，不仅不需为后院操心，还得到大量帮助，所以能集中力量，而成就大事。曾国藩说自己有幸不被妻子儿女拖累，仿佛犹如刘邦得到萧何。

　　萧何对刘邦的贡献，从他进驻咸阳做的一件事就看得出来。刘邦攻进咸阳之后，大家都忙着抢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去了丞相、御史府，把律令图册等搬运出来，才得以躲过项羽火的灾。有了这些东西，刘邦知道天下军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贫富，这对打江山、治江山帮助很大。

　　刘邦还定三秦，把关中作为根据地，就可能得到了这些图册的启发。关中地区以黄河、华山为险阻，以崤山、函谷关为门户，东临天下，易守难攻，有极大的地缘优势，而且渭河谷地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秦朝就是以关中为依托，而逐渐剪灭六国的。那时的长江流域，因为气候潮湿、森林广布，还没有怎么开发，因此关中的地缘优势非常显著。这些东西有可能从书籍图册中找到线索。

　　果真如此，萧何对刘邦的贡献，就不仅是一个人、一块根据地，而是战略决策与基本依托的双重贡献。难怪刘邦要推他为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