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七讲 大局

　　大局观就是战略观。不管是赢利性组织（企业），还是非赢利性组织（政府），没有良好的大局观，没有正确的战略规画，就难以持续发展。

　　曾国藩下围棋有瘾，在战事最吃紧的日子里，几乎天天下，多的时候可以下到三四局，就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他的棋力有多高，暂时还没查到资料，不过他一定知道，良好的大局观是棋手的必备素质。缺乏大局观，即使在一个局部上争得胜利，也容易因小失大，输掉整盘大棋。围棋上的大局观与军事上的全局观、战略观，两者确有相通之处（围棋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曾国藩的军事活动。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早晨，围攻安庆正紧的时候，他给曾国荃写信说：“趁狗（陈玉成）在桐未归之时，赶紧扎成，如围棋然，两块相粘连则活矣。”要曾国荃想办法跟鲍超的兵营连接起来）。

　　“识大体，规全局，文正公之独特异长也”，就是说曾国藩有良好的大局观和长远的大局规画能力。

　　曾国藩的启示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时。

　　洋务与京官

　　办洋务的时候，他主张自己办厂，自己造铁船大炮。什么都是空白，什么都向西方学，结果十年才造出第一艘船来，还跑得慢，根本不能满足军事要求，后来逐渐能够一年造一艘，总共造出来七艘。他也知道这些毛病，但他更看重未来的希望，在缓慢的学习过程中，中国会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技术道路，就不再处处受制于洋人。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接管江南制造局，就改变了他的方针，不自己造，直接从西方购买整装军舰，这样见效快，战斗力强，容易有成果。从此之后，江南制造局就变成了修理厂，十年间只造出一支船，最后完全停止了造船业务。

　　由于洋务运动存在某种先天性的缺陷，不论在曾国藩手上，还是在李鸿章手上，都只有一个结局。但是，按照曾国藩的搞法，至少可以为国家保留一点技术力量；按李鸿章的搞法，除了空旷的厂房，什么都留不下来，等于是完全破坏了仅有的一点技术希望。

　　曾国藩的启示

　　磨刀不误砍柴功。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鸿章比曾国藩还是要差一截。李鸿章也很不容易，这里不是要否定他。

　　石达开在英勇就义之前，说了一句话：“（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为觏也。”这句话说了他的一大缺点，又夸了他两项能力，缺点就是儒缓，不善于打仗，优点就是善于识拔人才，善于规画大局。

　　他的大局观从哪里来的呢？跟他的胸襟抱负有关。以天下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家文化的一大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这套传统培养出一大批全才、通才来，曾国藩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然儒家文化也注定有其缺失的一面。当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时候，那些缺失就更加突出。

　　他是一个为朝廷谋全局的功臣，为他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规画全局的读书人。他不想只当一个大官，而想有一番作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所以用“不怕死，不爱财”来要求自己。这是他的利益立场和胸襟抱负所决定的。

　　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大局观。咸丰皇帝刚刚接过权力，曾国藩就上了一道奏章，大谈人才之道。他做过吏部侍郎，知道朝廷缺乏人才，担心“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因此想说服咸丰帝，如果现在就开始讲求，“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他也做过兵部侍郎，知道绿营兵已经腐败，希望裁汰羸兵，训练精兵。这些都表明，他从大局出发，在为天下考虑。

　　战争的大局观

　　自从带兵之后，他的日子就过得辛苦起来，尽管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名垂万世，什么都享受过了，实际上却是苦多乐少，忧惧参半。“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南方的春风是喜庆的、和暖的、温柔的、带着希望的，他却只听到怒吼，只感到心碎，即使十倍夸张，也可以看到他的苦涩心情。年老了，临死前的那些天，也是“败叶满山”多，安详宁静少。又有很多文字记述说，他是一个幽默的人，经常讲笑话，听者大笑，他却端坐不动，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他的做人面貌。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座神。

　　关于他的大局观，这里先摘抄三段文字，看了再说：

　　咸丰三年十二月廿一日《沥陈现办情形折》（那时他正在衡阳练兵，马上就要练成了，安徽告急，皇帝要他去支援，他拒绝了，而谈起武昌的重要性，数省合防，以武昌为先）：

　　现在大局，宜堵截江面，攻散贼船，以保武昌……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

　　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通筹全局仍请添练马队折》：

　　臣才识短浅，何足以规画全局。就近处数省而论，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根本。诚使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之贼势，即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庐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而上游之势既重，即下游之贼，不得不以全力御我。

　　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

　　曾国藩规画的大局，就是以上游为龙头、为基地，顺着长江往下打，打到哪里算哪里，一城一城克服，最后直捣金陵。整个战争也是这样发展的，武汉、九江、安庆这三个重镇，双方进行了反复争夺，战斗也最残酷悲壮，武汉太平军攻占了三次，九江被湘军围困了四年，安庆则成为双方的决战地，谁夺得安庆，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李秀成没有重视上游，尽管在江浙地区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打得咸丰手忙脚乱，却错过了援救安庆和南京的最佳时机。他也被称为“忠王”，也夺得苏州、常州这样的富庶地方，却无法挽回大势。由于李秀成不重视长江上游，太平天国在后期战略上，就已经输掉了。这就是曾国藩在上面说的，“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安庆打下来之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三路进兵的大局。那时胡林翼已经死了，就靠他一个人拿主意。

　　南京四面分别为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所环绕。顺着长江下去，过了安徽，就是南京，所以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安徽军务最为吃紧”，把安庆作为主战场，军事再困难，也坚决不肯撤围。他抓住了战局大势的根本所在，死死盯住安庆不放。安徽省肃清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南京。为了这一天，他已经辛苦工作了整整十年，自杀未遂三次，走在鬼门关两次。

　　根据南京的地缘形势，他安排的三路大军分别为：湘军主力从安庆出发，顺着长江一路打下去，直接打到南京城，将领有曾国荃、李续宜、鲍超；左宗棠带一支部队去收复浙江，李鸿章带一支部队去收复上海、苏州、常州，他们负责剿清太平军的外围，破坏南京的物资供应基地，从东面配合主力围攻南京。

　　左宗棠收复浙江全境，李鸿章肃清上海、苏州、常州等地之后，南京就成为一座孤城，被湘军四面包围。整个战争进程，几乎都在按照曾国藩设计的顺序进行。

　　现在来勾勒一下整个战争的发展形势图。

　　南京上游有三座重镇，分别是武昌、九江、安庆，基本上可以这么划分：

　　打武昌是他最幸福的时期，军事上节节胜利，几乎没有什么阻碍。

　　打九江是他最困难的日子，花了三年半才打下来，与此相应，他坐困江西两年，回家奔丧一年四个月。

　　从打安庆开始，他变得顺遂起来，地方实权拿到了，安庆也打下来了，攻克南京不过是顺序问题，他所遭遇的祁门历险记，其实是险而不惊、惊而不险。

　　下面是战争进程的大概轮廓：

　　1.咸丰四年（1854）正月，湘军从衡阳出发，四月靖港败仗，八月攻下武昌，十一月打到九江。（幸福时期）

　　2.一个月之后，有湖口之败，太平军夺回武昌，曾国藩开始坐困江西，塔齐布死在九江，罗泽南死在武昌。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委军奔丧。这期间，在胡林翼的指挥下，九江于咸丰八年三月被攻克。（困难时期）

　　3.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再次出山。

　　4.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授两江总督。第二年八月，攻陷安庆。三年后攻克南京。（顺遂时期）

　　湖口之败

　　从衡阳出发算起，湘军打武昌，打九江，只用了十个月，到最后攻陷南京时，则用了整整十年。胜负的转折点有两个，一是湖口之败，二是授两江总督。从洪秀全方面来说，转折点是天京事变，太平天国起了内讧，开始由盛而衰。

　　湖口之败，一是因为石达开、罗大纲亲自来到九江，加强了前线指挥力量，他们与林启荣、陈玉成，都是太平军的优秀将领。而湘军方面，因为胜利来得太快，不免开始骄傲，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属于疲惫之师，更没有坐下来研究太平军指挥系统的变化，结果遭遇惨败。水师损失最大，被分割成两路，一路被封锁在鄱阳湖内，一路退回长江上游修船。陆师也割成四块，形不成战斗力，曾国藩开始坐困江西。

　　如果完全由曾国藩来规划，湘军不会十个月就打到九江，是否有湖口惨败，也未可知。打下武昌之后，曾国藩跟咸丰皇帝报告说，“臣等细察大局”，现在有三个顾虑：一是接连打胜仗，将士开始骄傲轻敌；二是长江两岸没有肃清，继续东去，孤军深入，粮道易断；三是后方太远，补给困难。

　　末尾又说：“现在机势大有可乘，臣等急思东下，以图克复沿江诸城。然念三者，步步艰难，又不能不熟思审度，缕陈于圣主之前。伏乞圣慈垂鉴，训示施行。”

　　曾国藩似乎在说，我有此三大顾虑，现在报告给您，部队是停下来休整，还是立刻东进，听皇上训示，再做施行。他既知道可以乘着胜势，继续往下打，同时也看到外部环境的不利状况，越往下打，敌人越多，后勤越困难，这就是大局观。

　　咸丰皇帝连下三道谕旨，要他继续东去，“直捣金陵”。他恨死了那个“逆首”加“落第秀才”，竟然敢在南京跟他作对，也恨不得立刻就打过去，搞死他。洪秀全可以含笑了，天下没有几个人能让皇帝恨得牙齿痒痒的，却又拿他没有办法。

　　湖口惨败的责任未必全在咸丰皇帝，不要忘了，那时他才23岁，从年龄看，“大学才刚刚毕业”。曾国藩当时43岁，也清楚湘军的三大缺陷，却没有像在衡阳练兵的时候那样，兵没有练成，炮船未坚固，就决不出兵。那一回，皇帝三次命令他出兵，他都顶住了，这一回，却没见他反对，原因在哪里？可能他自己也有些骄傲，因此没有警惕。

　　那时他指挥湘军作战才几个月，实战经验其实还很有限，难怪在攻打城陵矶的时候，太平军老将曾天养笑话他——“谁说曾妖知兵”，又连续打了胜仗，尽管嘴里常念叨着“谨慎”，行动上却大意起来。

　　曾国藩的启示

　　一帆风顺的时候更需要行事谨慎。

　　靖港之败，他羞愤得跳江自杀，主要不是因为吃了败仗，而是怕被人看笑话。平时他讥讽绿营兵闻风而逃，以为自己训练的湘军断不会如此，结果还是一个样子，一触即溃。他提了长剑，亲自督阵，“过旗者斩”，士兵绕着大旗跑，他欲哭无泪。他体会最深的，不是谨慎，而是整顿军纪。

　　正是从湖口之败起，他才深刻体会到稳打稳扎、步步为营、谨慎用兵的妙处。

　　胸怀全局

　　不过湖口之败并不否定他有良好的大局观。

　　还在衡阳练兵的时候，曾国藩就跟咸丰皇帝说：“各省分防，糜饷多而兵力薄，不如数省合防，糜饷少而力较厚。即与张芾、江忠源商量，亦言四省合防之道。”咸丰皇帝却来嘲笑他：“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事实证明数省合防是有效的。后来捻军失败，曾国藩、李鸿章采用河防，其实也以数省合防为基础。遗憾的是，要等他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才能真正实现数省合防，时间一晃就是七年。

　　胸怀全局，才能想到数省合防。那时他可能只想到军事一层，还没想到政治一层，地方实权清政府不愿意给他，后来是没有办法了，才让他做两江总督，总揽四省军务。

　　朝廷要他一会儿去支援武昌，一会儿支援庐州，他一个都没去，坚持兵没练成，炮船未齐，决不出兵。是他只顾自己练兵，不管大局吗？恰恰相反，他两眼一直盯着大局。

　　他跟那个年轻的皇帝说：“论紧急，目前当然是庐州，论大局，必争之地却在武昌。武昌控制着金陵下游，武昌丢了，敌人就成割据之势，这是最担忧的。武昌不丢，则我军各路都能通气，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四川都可以往来接应。目前最好的办法，就集合湖南、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先巩固武昌，再一步一步打下去，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大局可以支撑。”

　　这是曾国藩最早提出的全局谋略，时间在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廿一日，当时他正在衡阳练兵，一边练兵，一边就想好了进兵总方针，以两湖为基地，顺着长江打下去，一直打到南京。以后的大局部署，都没有脱出这个谋略指导。

　　对比一下他与江忠源的情况。江忠源最早建立功勋，也深得咸丰帝信任。咸丰帝喜欢他，不仅因为他能打仗，也因为他肯听命令，不讨价还价。在重视上游这个大局观上，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江忠源跟他是一致的。但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曾国藩却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咸丰帝要江忠源去援救庐州，尽管身体有病，也只有两千人马，他却二话没说，冒死去了，并死在那里。

　　曾国藩却没有那么愚忠。咸丰帝三次要他出兵，他都拒绝了。打安庆的时候，李秀成率领大部队在江南驰骋，苏州、常州和浙江到处告急，并被一一踏平，清政府要他赶紧支援，曾国藩都不予理睬，而死死盯着安庆不放，因为他从根本上重视上游，上游没有肃清，就先不管下游。

　　曾国藩的启示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中心工作，且每个阶段只有一个中心工作，专心办此一事，决不旁骛。

　　湖口挫败之后，湘军水师一分为二，陆军一分为四，突然失去了中心目标，或者说有了六个中心目标。坐困江西那几年，军事不见起色，就跟这个有关系。

　　换一个说法，就是区分最重要的和最紧要的。首先要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其次才是最紧要的东西，不能颠倒，颠倒了就无所谓良好的大局观了。当然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与最紧要的会相互转换。年轻的皇上在这一点上显然不及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曾国藩即使不带兵打仗，也可以为帝王师。

　　其次是重视水师。这是跟重视上游相关联的一个决策，或者说是大局观下的一个子谋略。

　　太平军失败跟他们丧失水师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太平天国在没有碰到湘军之前，打得清兵只敢远远尾随，不敢靠近，基本没有遇到对手，一是因为绿营兵腐败不能战，二是因为太平军有水师。据说他们的战船有一万艘，遮蔽了长江，顺水东去，又省时，又省力，可以日夜不停地行军。清兵在陆地上追，哪里赶得上？

　　湘军水师在九江、湖口战败之后，被分割成两支，暂时失去战斗能力，太平军乘胜反击，迅速夺回武昌。但是，湘军水师并没有被打垮，经过修复和积累，又逐渐恢复了活力，还寻机大肆烧毁太平军的战船。

　　在咸丰四年十月的一次战斗中，按照曾国藩的报告，他们烧毁太平军四千艘战船，即使他夸大其词，半数大概也还是有的。在那前后的一年时间中，他们总共烧毁太平军九千艘战船，基本摧毁了太平军的水师力量，长江上下都飘着他的“曾”字大旗。

　　如此一来，太平军全靠陆路往来救援，物资消耗大，战士也疲惫，借不得江水半分便利。湘军有水陆两只手，太平军只有一只手，军事上明显处于劣势。江面被湘军全面封锁，陆上又被湘军壕墙死死围困，九江、安庆、南京都是这样被攻破的。

　　这既跟重视上游有关，也跟太平军对水师使用过多、建设过少有关。曾国藩在建设水师的时候，不仅努力试验，非船坚炮利不可，大量装备西洋大炮，建成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内河水师，而且船炮未齐，还不出兵，态度非常坚决。太平军的战船都由民船、商船改建，虽然数量庞大，却很落后，质量不精，开仗之后，吃了不少大亏。尽管也尝试着像湘军那样建设新式战船，却始终没有成功。当大批船只被湘军烧毁，加上天京事变，太平军水师就彻底完了。

　　还有一点就是规画长远。前面讲的江南制造局就体现了这一点。曾国藩没有料到，后来也不敢正视的，就是他建设湘军，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造成清朝一时的中兴局面，却破坏了兵为国有的制度，造成兵为将有的事实，而成为近代军阀的开山祖师，以致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各路军阀混战了差不多二十年。

　　这里对曾国藩的大局观按时间做一个总结。

　　1.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他还在衡阳练兵，给皇帝写信说，论天下大局，以保武昌为首，强调要数省合防。那时太平军已经攻占南京，并派兵西征，打到了安徽，武昌形势也很危急。咸丰帝要他出兵去救安徽。曾国藩认为安徽虽然危急，保武昌却更加重要，武昌是大局中心所在，所以没出兵去救安徽。结果江忠源战死在庐州。一个月之后，曾国藩带兵出发了，在湘潭遇到了太平天国的西征军，第一次打了胜仗。

　　2.咸丰四年闰七月，要准备打武昌了，他又给皇帝写信说：“我看天下大局，西北的形势在陆地，利用车马，东南的形势在水上，利用舟船。太平军有战船万支，纵横长江数千里。官兵没有水师，追赶不上，所以挫败。我奉命筹备水师，因此才有岳州等捷报。恳请皇帝允许绅民捐钱造船，继续增强水师力量，好向下游进军。”湘潭、岳州胜利之后，湘军的战船也有一些损耗，曾国藩从大局出发，看到西北与东南的不同地缘特征，要求进一步加强水师力量。

　　3.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昌之后，曾国藩跟咸丰帝报告战况，末尾说道：“然臣等细察大局，尚有可虑者数端。”就是他所担心的湘军骄傲、敌人强大、后方困难三大缺点，其中暗伏败机。这些表明，在接连而来的胜利面前，他还是保持着冷静，思维清晰。咸丰命令他继续东进，结果有湖口之败。

　　4.咸丰五年二月、三月，他给咸丰帝写信，报告湖口之败的情况，并讨论天下大局说：“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支，水陆须有劲兵两支，沿着长江，逐渐肃清两岸，水陆并进，才是良策。”

　　那时武昌又被太平军夺回，曾国藩坐困长江中段，上不去，下不来。但武昌为大局根本，所以他请求分兵先救武昌。兵力却成了问题。塔齐布围九江分去六千，罗泽南回救武昌又带走三千，他手上只有两三千兵，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于是造成坐困江西的局面。他知道那不是“完全之策”，但没有皇帝的命令，他不能乱动，而且他认为，自己待在江西，也能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所以，尽管很困难，他还是两眼盯着大局。

　　遗憾的是，洪秀全看湘军溃败，武昌收复，就把石达开调回南京，商量如何攻破清兵的江南、江北大营去了。这个战略决策显然没有抓住大局根本所在。

　　清兵的江南、江北大营对南京形成军事包围，似乎时刻威胁着南京的安全。但从战斗成绩来看，清兵几乎没有打赢过太平军，唯独湘军取得了接连的胜利，湘军才是太平军的真正对手。

　　既然曾国藩重视从上游打到下游，武昌为大局根本，这当然也是太平军的防御根本，武昌是南京的防御重点。

　　清兵以江南江北大营包围南京，看似危急，其实不及武昌重要。一者，清兵被打怕了，他们不敢轻易与太平军交手，战斗力也弱，不禁打。他们围困南京，是奉了皇帝命令，不得不驻扎在那里，却没有勇气攻城。二者，太平天国内部团结，还有数万能征善战的老将士在南京，即使清兵攻城，也足可以保卫南京。

　　如果太平天国方面能够认真搜集情报，仔细研究敌人状况，研究敌人力量强弱特点，然后抓住根本，果断决策，也许就是先在湖北、江西坚决作战，彻底摧毁湘军水师。曾国藩身边不过两三千人，由李元度带领，李元度却不是将才，以石达开的战斗风格，完全有可能歼灭曾国藩。

　　后来，太平军也终于彻底攻破清兵的江南、江北大营，结果怎样呢？左宗棠拍手称快，因为湘军可以直接进兵围攻南京了，太平军攻破清兵大营，等于是帮湘军扫清了进兵障碍。这是敌人的内部矛盾，洪秀全方面没有认真研究。

　　曾国藩《挺经》之第一条，就是要求入局，站在旁边呐喊，或者当事后诸葛亮，三岁小孩似乎也会；而要身在其中，仔细考察大局，分辨敌我变化，却非易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5.咸丰九年正月，曾国藩复出之后，跟皇帝说：“臣才识短浅，何足以规画全局。就近处数省而论，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原来福建危急，咸丰又想让他带兵去救福建，曾国藩就分析大局，还是要求把攻防重点放在安徽，上游剿清，下游自然无虞。他还说，我全力攻打安庆，敌人必然全力救安庆，下游的敌人也就被吸引过来，福建之困自然能解。

　　6.咸丰十年五月，曾国藩已授两江总督，湘军围攻安庆也已开始，正好浙江告急，咸丰帝命令曾国藩派兵支援。曾国藩写信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乃能成功……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他的意思就是，宁可暂时丢掉长江下游，安庆也决不撤围。安庆一破，全局就生动起来。后来的战斗进程也证实了他的大局规画。安庆攻破之后，他又派出两支部队，左宗棠去救浙江，李鸿章救上海、苏州、常州。等到浙江、上海等地收复，南京就成为一坐孤城，围而不打，也会自行攻陷。

　　大局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后来的一位更加伟大的湖南人，也在不同的时期，做了不同的大局形势分析，其典型题目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题目就表达了一个真理，首先要分析外部形势，然后才来制定任务。一切行之有效的大局观，必须以外部环境为现实基础。不能正确考察外部形势，或者是漏掉了重要细节，都会犯下大错，甚至难以挽回。

　　这就是大局观，也就是战略观。古往今来，因为战略观错误而招致失败，可谓数不胜数。看一看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观，与曾国藩的相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

　　石达开出走之后，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由香港来到南京。这个人颇有一些才干，对西方的先进科技、中国的政治动向都有所了解，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一些希望，洪秀全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抚朝纲干王”。

　　1860年5月，即咸丰十年四月，洪仁提出一个大局方案：南京距中国西部、北部、南部各省，都有五六千里远，唯有东边苏、杭、上海等，不到一千里，不如先取下游，容易成功，多得钱粮之后，购买二十艘轮船，沿江而上，江西、湖北可以为我所有，根本也就稳固了。其根本就是先取下游，再争上游。这个大局观的最大缺点是，只照顾了自己的想法，而不考虑外部环境，不考虑敌人的情况，不考虑地缘形势对战争的影响。

　　太平军在决定东取苏、杭的时候，湘军准备攻打安庆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曾国荃的吉字营也已到达安庆城外。陈玉成提出先救安庆，就是因为他知道安庆危急，也重视长江上游。可能是限于他的年龄，没有能够像曾国藩那样，提出高瞻远瞩的大局观来，也就没能说服洪秀全先救安庆，再争苏、杭。等太平军再回救安庆的时候，湘军已经在安庆外围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只等太平军来了。

　　曾国藩重视水师建设，就是想充分占据和利用长江这个地缘优势，所以他才总结历史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

　　西晋伐吴与隋朝灭陈

　　曾国藩说自古平南之贼，最早要从秦始皇派王翦灭楚开始。而利用长江水势之便，以舟船水师为主力，最先是从西晋攻伐吴国开始的。

　　西晋还没建立时，司马昭就制定了一个战略决策：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攻灭吴国。

　　蜀国打下来了，司马炎也取代曹魏建立西晋，是为晋武帝，开始做伐吴的准备，因此大封刘禅及其大臣五十余人，隆重褒奖诸葛亮父子，以“慰巴蜀之心”，而“倾吴人之望”。

　　公元272年，西晋名将羊祜与晋武帝司马炎暗中商量，该如何一举灭掉东吴。羊祜认为，一定要借助长江上游之势，并请求老将王继续留任成都，在蜀地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到时可以顺流而下，直趋建业（今江苏南京）。

　　王开始修造战船，结果有大量木材废料抛入江中，顺水流入吴国。吴国发现之后，判断西晋在造船，要来攻打东吴，赶紧报告孙皓。孙皓贪酒好色，理都不理。

　　公元276年，羊祜正式上疏，公开明确伐吴大计。他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的杰出将领，他所设计的伐吴大计，后来全部被采纳。

　　公元278年，羊祜老了，也得了病，说：“吴主孙皓，昏暴滥杀，不得人心，正是伐吴的好时机。如果错过了，万一孙皓死了，东吴新立明君，即使有百万大军，也不能突破长江，那成为后患啊。”临死前，推荐杜预接替自己。杜甫就是杜预的19世孙。

　　公元279年，老将王，也上疏请求伐吴：“孙皓荒淫凶逆，正宜速伐。若今不伐，孙皓一死，更立贤主，则为强敌。臣造船七年，日有朽败，我已七十，死亡无日。诚愿陛下，无失事机。”

　　朝廷重臣贾充却跳出来反对，加上别的一些原因，西晋打算明年出师。

　　杜预连续两次上疏，请求立即出兵。晋武帝正在跟一个大臣下棋，大臣乘机进言说：“陛下圣明神武，号令如一，孙皓诛杀贤能，大失人望，如果发兵讨伐，可一举而定。”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伐吴。

　　西晋以六路大军，从六个方向上对东吴发起总攻击。陆路五军，皆由北向南进兵，水军一路，则有老将王率领，沿江东下。王造的战船，大的可载两千人，甲板上可以跑马。他带着七万水军，浩浩荡荡杀向东吴。他用大火烧毁拦江铁索，迅速打到湖北境内，兵力增加到九万三千人。

　　东吴虽据长江天险，却因为内政不休，军纪不振，全无防备，只好仓促迎战，不能有效抵抗。保卫建业的两万吴兵，本来也有高大的战船，还没有出战，士兵就逃光了。王最先攻入建业。吴主孙皓把自己捆绑好了，到门口投降。东吴宣告灭亡。

　　隋文帝杨坚自建立隋朝时，就在计划如何灭陈。八年时间里，他先后征询了十一位大臣的意见。经过精心准备，杨坚制定了一个完备、周密的灭陈战略。

　　先在长江上游大造战船，做出由上游重兵进攻的样子，把陈国的兵力调到上游来，结果下游防线就空虚了。还命令驻守长江北岸的大将贺若弼设计种种假象，欺骗陈国，使他们对隋朝放松警惕。

　　突厥的问题处理好了之后，杨坚就转过身来，准备实施灭陈大计。经过前面的充分准备，杨坚于公元588年，发水陆大军五十一万八千人，分八路进兵，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横亘数千里”的沿江宽大战线上，采取集中兵力，重点突破的原则，开始发起攻击。

　　八路进兵，三路在长江上游，战略目的是切断上游陈军的归路，使其无法回援建康（今江苏南京），为次要攻击方向。五路在长江下游，为主要攻击方向，目标是陈国都城建康及下游主要战略区域，争取一举灭陈。

　　水师由名将杨素率领，最先发动。陈国也有三条铁索横阻长江。杨素登陆作战，打败岸上守军，拆毁铁索，非常环保地清除江面，战船继续东进，攻占武汉，控制了整个长江上游，堵住了长江上游陈军的归路。

　　长江下游的五路大军，乘敌人空虚，在陈朝庆贺元会之日，突然发起攻击。由于陈军全无防备，国君陈叔宝又昏庸无能，一个星期之后，隋朝大将贺若弼、韩擒虎就率兵打过长江，从三面包围了建康。

　　这个时候，陈叔宝除了日夜啼泣，就孤注一掷，把全部兵力拉到城外，从正面布成一字长蛇阵，绵延二十里，想阻击敌人的进攻。

　　贺若弼带领八千人，自钟山下驰，首先冲击陈国的一字长蛇阵，初战不利，损失二百七十人。稍做休整，又冲击长蛇阵北端，结果陈军一触即溃，大将带兵先逃，长蛇阵就瓦解了。

　　韩擒虎则乘虚而入，从建康西南攻入城里。陈叔宝带着两个美丽的老婆藏到井里，也被韩擒虎搜出来，做了俘虏。陈朝宣告灭亡，中国终于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开始了隋唐大一统的时代。

　　以上两次战斗，为中国古代两次大规模江上作战的成功战例，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战略准备时间来看，晋伐吴准备了十七年（从司马昭算起），隋灭陈用了八年。从出兵数量来看，西晋出兵二十万多一点，隋朝兵力为五十一万八千。从作战时间看，晋伐吴用了五个月，隋灭陈只用了一个月。从结果看，晋伐吴之后，全国统一时间只持续了三十七年，就分成了东晋与南北朝十六国的分割状态，隋灭陈之后，则开创了隋唐三百年的统一局面。

　　这些都为中国古代长江作战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和视野。

　　此外，北宋平南唐，也是这样。而曹操攻打东吴时，主要靠陆军，水军是临时招募来的，以降将为主，结果大败赤壁。前秦苻坚也以陆军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大举攻伐东晋，也没有水师，也大败而还。尽管他们的失败跟缺少得力水师没有直接关系，却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曾国藩“自古平南之贼”的大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