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六讲 谋略

　　中国是一个智慧型的国家，积淀了太多的谋略智慧。《孙子兵法》讲，“多算胜，少算不胜”，就是一种用兵的谋略思想。某个人城府太深，让人感到恐惧，那是因为他把谋略权术用在了私人事务上。带兵打仗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就不能不谨慎，不能没有谋略。

　　人们对谋略似乎有一种偏见，总把谋略与耍手段、用心计、弄权术联系起来，归入歪门邪道、旁门左道，反正都是阴谋诡计。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一直不曾排斥百家思想，不过儒家以诚为根基，谋略却源自兵家，经过两千年演变，误会就逐渐产生。即便是“阴谋”一词，最初也不是贬义词，“阴”指悄悄行事，不让敌人知道。谋略跟捣鬼截然不同。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今无有。”捣鬼是一种伎俩，行为卑劣；谋略却是一种智慧，内容博大。

　　谋略跟围棋、跆拳道一样，也分级别。水平低的，被认为是在耍手段；水平高的，又不被当做谋略，这里有一个误区。从谋略角度看，儒家、法家，以及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实都是高深的谋略思想，不仅从国家的高度，也从每个人身边，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它们属于最高水平的谋略，第一品，“入神”。跟武侠小说描写的功夫一样，到达最高水平时，就出神入化了，掐一朵花，摘一片叶子，都可以杀人。

　　曾国藩的启示

　　成就大事以谋略为主，以勇力为辅湘军三河之败，李续宾以下六千精锐，还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全军覆没。太平军在陈玉成的率领下，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从那之后，胡林翼在论将略的时候，都强调大将之才应当谋重于勇：“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此次之败，其过仍不在兵寡也。”“行军之道，智略居首，勇力次之。”“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

　　曾国藩熟读二十三史，不论做人做官、带兵打仗，都有他高深的谋略。他27岁就进入官场，做了那么大的官，肯定胸有城府，却少有人说他老奸巨滑，因为他把成就大事与做人做官区分开来，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谋略观。

　　做人做官的谋略，他强调一个“诚”字和一个“耐”字，主要就是儒家的“忠恕”思想，以“诚”为核心，人人以诚相待，事事以诚相应。他说了很多，什么“一要有志，二要有识，三要有恒”，坚忍顽强，谨慎稳当，其实都是关于做人、做事、做官的谋略。由于以诚为基础，所以看不到一点谋略影子。

　　这里用安庆战役来讲他的行事谋略。

　　镇压天平天国是一个全局性谋略，它有若干个子谋略，子谋略下面还有子谋略，是一个完整的谋略系统。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是整个谋略系统的中心目标，但攻打安庆却是它下面最重要的子谋略。只要安庆打下来，南京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曾国藩坚持在安庆与太平军作战略决战，坚持把安庆当作主战场，困难再大，也不肯动摇。

　　攻打安庆是一个子谋略，它下面也有若干个子谋略，谋略套谋略，自成一个谋略体系，中间还闯进来节外生枝的子谋略。曾国藩把安庆战役看作关乎国家气数的事，也是他们曾家的气数命脉所在，可见它的重要性。

　　三路围攻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再一次出山。咸丰九年夏天，曾国藩跟胡林翼碰头，商量怎么打安庆。最终，他们确定了安庆战役的谋略目标，一是围点打援，二是攻陷安庆，以围点打援为主，打援成功，安庆自然就破了。原计划四路围攻安庆，由于其中一路迟迟没来，实际上变成三路。具体部署如下：

　　第一路由曾国荃指挥，任务就是围城，直接攻打安庆，迫使太平军来救援。

　　第二路由多隆阿指挥，攻占桐城，打击从庐州方向来的援军。桐城位于庐州与安庆中间，太平军救安庆，必须经过桐城。

　　第三路由李续宜指挥，也是打援，更像一支机动部队，随时准备策应前两路，同时还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北，因为湖北是湘军的后方。

　　一路围城，两路打援，打援部队不仅战斗力最强，人数也是围城的两倍，谋略意图就是以逸待劳，等太平军来救安庆，正好进行决战，歼灭其有生力量。

　　安庆在上游，是南京的屏障，安庆一丢，南京基本就守不住了，安庆被包围，太平军必会全力来救。攻敌之所必救，围城打援，这是曾国藩安庆谋略的两个基本点。

　　这个谋略并不完善，有一个大漏洞。湘军全部集中在安庆战场，湖北只有官文的三千绿营兵守武汉，江西兵力也不多，湘军后方比较空虚，太平军若能迅速进兵湖北，打下武汉之后，再沿江东下，加上江西方面从南昌、九江协同作战，一起攻击湘军后背，曾国藩将不得不撤围。

　　这就与曾国藩的安庆谋略针锋相对，但关键的还在于能否有效执行。

　　也就在这个时候，咸丰帝终于同意给曾国藩地方实权，让他做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所有军队，统统归他指挥。这对曾国藩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对洪秀全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咸丰帝本来想让胡林翼做两江总督。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跟文官处得很好，不如让曾国藩做两江总督，这样长江上游、下游都有人了。咸丰帝觉得非常有理，就答应了。

　　知道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胡林翼非常高兴，立刻写信，要曾国藩再招募两支部队，一支在扬州，一支在杭州，加上进攻安庆的湘军，三路会合，指望一年之后就打下南京，胜利似乎遥遥在望，有点速胜论的味道。

　　曾国藩却不同意，还是坚持打安庆。这是曾国藩高明的地方，把轻重缓急分辨得很清楚，能抗拒表面变化的诱惑，稳打稳扎，不贪功冒进，有点持久战的意思。

　　湘军的围城部队仍然使用攻打吉安、九江的老办法，在安庆城外开挖两道长壕，外壕阻抗援兵，内壕围困守敌。这是曾国荃的拿手好戏，他围城围出名气来，被叫做“曾铁桶”，比曾国藩的“曾剃头”好听一点。长壕从三面围困安庆城，临江一面由水师封锁。安庆城就成了一个粽子，被“曾铁桶”严严实实包围起来。因为太平军没有及时回援，这就给了“曾铁桶”时间。等到陈玉成带兵回来时，“曾铁桶”的墙壕已经修得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了。

　　武昌、瑞州、吉安、九江都是用长壕围困的办法打下来的。在安庆，曾国藩把这个围城谋略又向前发展了一步，重点不在围城，而在打援，集中湘军的全部力量，实现围点打援、歼敌主力的谋略目标。

　　节外生枝

　　曾国藩正想着安庆战役时，咸丰帝却插了一脚进来，打乱了他的谋略部署。苏、常一带是江南最富饶的地区，却被李秀成夺了过去（就是因为这个，太平军没能及时回援安庆）。咸丰帝急了，立刻下了一道谕旨，要曾国藩撤掉安庆之围，火速去救江苏。

　　安庆之围当然不能撤，皇帝的命令又不能不听，能不能把两个方面都照顾到呢？曾国藩只得耍一点小诡计，用一点小谋略，亲自带了一队人马，兵分三路，做出去援救江苏的姿态，其实心里完全想着安庆，不过摆摆架势而已，好给咸丰帝交差，慢吞吞走进了安徽祁门镇。正是这个小镇子，差点成了他的鬼门关。

　　祁门镇处于皖南山区，这一片地方连接安徽、浙江、江西、江苏四省，战略地位显要，既可以隔绝敌人的联系，也可让安庆与江西后方连贯通气，保证围城部队的尾翼安全。这就是曾国藩进驻祁门“绝地”的另外一个原因，名义上是去援救江苏，实际上还是侧重安庆战场。

　　正是出于上面两种考虑，他把重兵都留在安庆战场，还让胡林翼搬到太湖去，就近指挥安庆战役，太湖距安庆不过七十公里。

　　曾国藩的这个小诡计，把谋略目的的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既没有违背皇命，又遥遥支持着安庆战场，而且根本是在安庆战场，仍然属于安庆战役这个大谋略下的一个子谋略。情况不断变化，他无可奈何，所以不得不想出一些谋略诡计来应付。

　　突然之间，京城又跑来一道圣旨，要他派鲍超一营，日夜兼程，赶到北京去勤王。原来英法联军打过来了，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咸丰帝他们匆匆逃往热河避难去了。

　　这让曾国藩左右为难。

　　鲍超是他的精锐，也是安庆战场的一支机动部队。三河之战，李续宾的六千精锐被陈玉成歼灭，也打出了陈玉成的威名，湘军将领多不愿与他接仗。鲍超是个粗人，也是一员悍将，唯独他不怕陈玉成。安庆战场需要鲍超，所以曾国藩不想放他走。同时他还有一个顾虑，鲍超的勇名连皇帝都晓得，会不会北上之后，就被北京方面留下，再也回不来了呢？因此更不愿意让他走。

　　这个时候，曾国藩自己也接连遭遇险情。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如何肯放鲍超走？但是不去勤王，怎么都说不过去，如何是好？曾国藩大伤脑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跟朋友写信说：“祁门这边危急，京城那边也危急，整天忧惧，不知如何是好，简直都要哭了，除了围着屋子转，什么也做不了。”

　　就赶紧把幕僚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多数人都赞同派兵勤王，唯独李鸿章说：“洋人不过是想要钱，没有别的企图。眼下安庆才是最重要的。不如按兵不动，观察一下再说。”正好李续宜也过来了，大概是受胡林翼委托，专门来商量派兵勤王的事。经过集中讨论，曾国藩确定了一个新谋略。

　　他跟咸丰帝写信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派兵北上。是由曾国藩带队，还是由胡林翼带队，要请皇上亲自定夺。鲍超虽然勇敢，却不是独当一面的人，所以不宜由他带兵。”

　　这个谋略很巧妙，不说勤王不勤王，只问由谁带队，目的就是想拖延时间。

　　曾国藩的启示

　　凡事谋进，也要谋退。

　　万一皇帝真的要湘军北上勤王，曾国藩也不能含糊，所以他就还做了一手准备，抽调出一万人来，作为北上勤王的预备队。如果命令下来，由胡林翼带队的话，长江北岸的大军就退守湖北，暂时不进兵皖北；如果由曾国藩带队，长江南岸的大军就退保江西，暂时不进兵皖南。其谋略意图，还是在保证安庆之围，或江西，或湖北，至少有一处可做围城部队的后方支援，就不用撤围，大局也不致溃烂。

　　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担心北上，那一去，就要走掉一万多人，还不如让鲍超带两三千人去划算。就在这患得患失中、艰难地等待北京方面的消息。等得恼火，还特意卜了两卦，一问咸丰帝会不会让他北援，一问鲍超、张运兰在皖南能不能得手，因为他的处境也很危险，粮道有被太平军切断的可能。

　　一个月后，消息总算来了，和议已成，毋庸北援。忧心忡忡的曾大人，立刻兴高采烈起来，庆贺自己终于可以专心安庆战役了。

　　此谋略有三个要点，一是判断形势，李鸿章提供了线索，洋人只想要钱，没有别的企图，这是整个谋略的基础；二是拖延时间，静观其变，关键点不在勤王，而问由谁带队；三是做好出兵准备，万一要北援，安庆也之围也不能撤，关键点在于如何保证围城部队的后方安全。

　　这个谋略是节外生枝出来的，不在安庆谋略的计划之内。本来非常棘手，曾国藩通过集思广益，仅用一封奏章，就把它处理掉了。所以在事后，他专门让人把那次会议上的建言整理成册，名为《北援议》。

　　曾国藩的启示

　　束手无策的时候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尽管如此，他在祁门的处境并没有好转，最后靠左宗棠收复景德镇，打通皖南与江西的联系，他才化险为夷，赶紧离开了祁门绝地。

　　艰苦的战役

　　安庆战役双方都打得艰苦。曾国藩说，太平军全力救安庆，我亦全力争安庆，可见战斗之激烈。

　　多隆阿在桐城阻援打援，他有骑兵部队，往来冲突包抄，行动迅速，陈玉成几次冲锋，都无法打败他，也就无法解救安庆，就带着人马朝武汉打去，想迫使胡林翼回救湖北，以减轻安庆的压力。听说太平军打过来了，武汉一片混乱，除了几个当官的，几乎跑光了。胡林翼得到消息，气急败坏，大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赶紧派彭玉麟、李续宜带兵回援。

　　太平军的谋略意图就是围魏救赵，武汉打下来，安庆的湘军就失去后方依靠，将不得不撤出战斗，安庆自然就安全了。但这个谋略意图却没有实现。英国人巴夏礼跟陈玉成说，武汉是通商口岸，是租界，受大英帝国保护，如果攻打武汉，他们就要武装干涉。陈玉成才25岁，听英国人这么一说，就放弃了武汉，带着部队返回安庆，对曾国荃的长壕展开猛烈攻击，想通过正面强攻，直接解救安庆。强攻一般都难奏效，更何况曾国荃早就筑好墙壕，只等他来打。

　　按照原定计划，李秀成当与陈玉成一起，分两路攻武汉、救安庆。他却一心想着长江下游（著名的拙政园就被改成了他的忠王府），消极地执行进军命令。他的部队在皖南几次逼近祁门大营，却因为不知道“曾剃头”就在那里，不知道他只有三千护兵，而匆匆走过，轻松放脱“曾剃头”。如果曾国藩死在祁门，不论谁来接替他，安庆之围都会不攻自破，因为没有谁能代替他统一指挥全部湘军。这种偶然性收获甚至可能改变历史。

　　曾国藩不担心湖北，却担心李秀成，担心他沿着赣江攻击南昌和九江。安庆谋略的最大漏洞就是湖北与江西兵力空虚，那是湘军的后方基地。曾国藩自己都说，如果李秀成顺赣江攻取九江的话，安庆之围必然就解了，所以他怕李秀成那么做。

　　这就搞得曾国藩两处担心，既担心李秀成攻打九江，也担心陈玉成袭击曾国荃。为此，他临时设计了一个子谋略，让鲍超一军驻扎在彭泽县待命，或者防九江，或者救安庆，哪里急，就往哪里去。但是，当曾国荃在安庆被陈玉成猛烈攻击的时候，李秀成也正在江西奔驰，安庆与九江都有危险，鲍超该去救哪里呢？

　　曾国藩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经过三天观察，他从李秀成的行动中判断，李秀成不敢进攻南昌和九江，就毅然做出决定，让鲍超驰援安庆。正如他所料，李秀成果然没去攻打南昌和九江，解救安庆的最后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曾国藩更厉害的是，湖北与江西都告急的时候，湘军因为后方危急，内部开始动摇，纷纷要求撤围，回去保护后方，连胡林翼都有点撑不住了，唯独他保持了冷静，两眼死死盯着安庆，一点不肯动摇。他看穿了太平军的谋略意图，想再来一次围魏救赵，以攻打武汉来解救安庆。所以他下定决心：“就算武汉丢了，也决不撤安庆之围。武汉打下来，他们也守不住。安庆一撤，要想再来包围，就很难了。”

　　为了坚定其谋略意图，他又给曾国荃写信，要他拼死守住壕墙，安庆壕墙决定一切，守得住，武汉丢了也能收回，守不住，武汉即使不丢，胜利也属于敌人；因此安庆壕墙不仅关系到他们曾家的气运，也关系到天下的安危。

　　在曾国藩的鼓动下，“曾铁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安庆的壕墙，以维护他的光荣称号。双方就在安庆的两道长壕内外，展开一场悲壮的血战，将士一队一队冲上去，又一队一队倒下来。太平军层层破旧壕，湘军就层层开新壕，前壕未破，新壕已成，陈玉成始终没能打破“曾铁桶”的包围圈。

　　诚如“儒缓”一章所讲，壕沟墙子不过是军队的基本功，在曾国藩那里，竟变成一种呆板的，敌人却攻不破、打不烂、也学不来的战略性武器（壕墙本是跟太平军学来的）。曾国荃防守的壕沟墙子有七十里长，守兵却只有一万多人。如果太平军内外齐出，湘军兵力不够，根本无法做到两班轮防，攻者夜以继日，防者昼夜不歇，岂不危险？曾国藩担心他守不住，叮嘱他千万不能轻敌，并要他继续多挖外壕。壕墙也就成为曾国藩军事谋略中的一个重要子谋略。

　　曾国藩的启示

　　形势再有利也不能放松轻敌。

　　战斗正惨烈的时候，曾国藩突然听说，安庆被围困了那么久，竟然还没有断粮，原来是一帮唯利是图的外国商人在捣鬼，他们把米粮高价卖进城去，使得太平军还有粥喝。湘军拼了老命在围城，洋人却乘机大发财，曾国藩大为恼火，却又不敢动他们，就想出一个小谋略来。他让水师加强巡逻，凡遇到外国船只，只要是卖粮食的，统统礼请上岸，出高价把粮食全部买下来，从而切断城里的接济。

　　城里的太平军断了粮食，到最后连刀都举不起来。城破之时，自主将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人，全部壮烈牺牲。加上被湘军围点打援牺牲的将士，太平军在安庆战场至少损失了三万精锐，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能攻善守的老战士。

　　听说太平军精锐被诛戮殆尽，胡林翼还特意给曾国藩写信表示祝贺，可见精锐损失的价值。

　　既然曾国藩使用攻敌之所必救这个谋略来攻打安庆，围城打援，太平军同样可以用这个谋略来解救安庆，围魏救赵，但必须临阵变化，系统规划，统一指挥，否则就落了后手。曾国藩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谋略意图，可知在谋略方面他要稍胜一筹。

　　最根本的还在于各个子谋略能否一一执行。如果太平军抓住曾国藩的谋略漏洞，趁着湖北、江西兵力空虚，如期合围武汉，再顺江而下，攻击湘军后背，湘军腹背受敌，后方又被攻占，就算曾国藩不想撤围，也不得不撤。由于陈玉成的幼稚，也因为李秀成的错误，他们带着部队转战了一两千里，却还没走到武汉，就退了回来，没能坚决执行最初的谋略计划。

　　湘军凭借墙壕，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采取持久战，是一个呆板的、但很重要的子谋略，在具体的战斗攻防上，要比太平军主动。

　　秦始皇先祖的一次惨败

　　秦晋崤函大战之后，秦穆公吃了败仗，就去霸西戎，使秦国开始走向强大。但自秦穆公之后，秦国缺乏目光远大的君主，陷入与晋国的反复争斗之中。公元前578年，秦晋之间大战再起，是为麻隧之战，秦国惨败，从黄河岸边退缩至咸阳一线。

　　这次惨败，晋国做了精心策划，是一个成功的全局谋略。秦国方面几乎全无算计，更谈不上有什么谋略。

　　秦晋相互争斗几十年，到晋景公即位时，春秋形势又发生大变化。晋国面对南、西、东三大对手。东边是齐国，晋国一直都采取联合的态度，甚至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南方的楚国是晋国长期以来的对手，自不必说。西方的秦国，晋国多次尝试着要与之和好，秦国都不予理睬，总是在侧背骚扰晋国。加上中原各诸侯小国，朝晋暮楚，背心离德，晋国大为恼火。

　　晋景公决意要兴复晋国霸业，重做诸侯领袖。他看明白了，秦国在晋国侧背，必须消除侧背隐患，才能全力争夺中原，遂构想出一个形式繁复、脉络却清晰的大谋略来。

　　第一个子谋略是拉拢齐国，因为齐国在东方，相距甚远，两国的旧恨新仇少，容易团结。其办法是先痛打了齐国一顿，然后又拉拢它，通过又打又拉，稳定住了齐国。

　　第二个子谋略是对付秦国，这比较麻烦。两国争斗了几十年，积怨深重，外交手段不能解决问题，唯有武力征服一个办法。秦国又与楚国结成联盟，打秦国，楚国就来帮忙，打楚国，秦国又来牵制，两边都不好动手。他们要是知道晋国的谋略意图是各个击破、重振霸业的话，更加不会自拆联盟。子谋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能够隐蔽地拆散秦楚联盟。这就是一个子谋略下的子谋略。

　　恰好在那时，楚国有一位大臣，因为受到政治迫害，就躲到晋国来，寻求保护。他跟晋景公说：“楚国东方有一个吴国，如果联合他们，让他们侵扰楚国，楚国就难受了，肯定不愿两头作战。我们乘机提出议和，楚国一定会答应。晋楚和成，秦国就孤立了。我也愿意为大王去联系那个吴国。”吴国由此进入中原的视野。

　　吴国在长江下游，本来很弱小，断发纹身，民俗与中原不同，跟中原联系也不多，更对中原没有什么影响。那时的长江流域，森林广布，气候潮湿，瘴气熏人，不适合居住。

　　听说中原最先进国家要来支持自己，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甚至可能提供无息贷款，吴国当然欢迎了。经过简单谈判，晋国就向吴国派出军事教官，教吴国车战之法，可能也包括了农耕、道路建设等技术援助。有了晋国的支持，国内又接连出现几位英明君主，吴国逐渐崛起于东方，开始与楚国征战，抢地盘。

　　从此，楚国的侧翼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后来甚至连都城都被吴国攻破，差点亡国（见“坚忍”一讲）。

　　看吴国已经开始威胁楚国侧背，晋国就主动提出来，要与楚国议和，双方释放战俘。楚国当然非常乐意，匆匆签定和议，就对付吴国去了。

　　晋国主动与楚国议和，目的在于避开两线作战，好全力对付秦国，再回过头来对付楚国。晋国这么想，楚国何尝不这么想？两国各有各的打算，和议轻松达成。和楚对秦，这个谋略是晋景公策划的，而在晋厉公手上完成。

　　晋国从容地掉过头来，准备收拾秦国。这个子谋略下面又有若干个子谋略。

　　晋厉公先提议与秦国会盟，试探秦国的态度。如果秦国同意结盟，不战而胜，那是最好的了。如果秦国不同意结盟，就有了出兵的理由。两国决定在黄河东岸举行首脑会议。晋厉公按时去了，秦桓公到了西岸，却不肯过河，只派了一个大臣过去。晋厉公也依样派大臣回访。本来是首脑会盟，现在由大臣来完成，因此有人断言，秦国对和议没有诚意。

　　果然，秦桓公回去之后，就派人联合楚国与狄族，准备攻打晋国。楚国不仅拒绝了邀请，还把消息转告晋国。这就是秦晋麻隧之战的基本形势。

　　当时秦国都城在雍，今陕西凤翔渭河北岸，晋国都城在绛，今山西曲沃县西南，两地相距四百公里。秦晋地界有五条大水道，因黄河而彼此贯通。东西横向的水道，渭河与黄河汇流后，继续东去。南北纵向，分别排列着汾河、黄河、洛河、泾河。只要有一羊皮筏子，五条河流都可以去。秦国能从渭河轻松到达黄河，晋国到黄河就更加容易，因为他们的都城离黄河只有六七十公里，顺着汾河就到了。在陆路方面，南北纵向的黄河、洛河、泾河，正好阻断陆上交通，也成为秦晋的天然屏障。两国区域从南北方向划分的话，大致以洛水为界，一直延伸到潼关、华山。从地缘形势来看，三大河流之间的地区，是秦晋两国争夺的主要区域。

　　秦晋麻隧之战发生在泾河岸边，是晋国突破洛河向西攻击的结果。

　　秦国意图联楚伐晋，却被楚国出卖。晋楚会盟，即意味着秦国孤立。此等形势，秦桓公竟浑然不觉，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和部署，秦国处境更加艰难。

　　前面说过，从晋景公开始，晋国为兴复霸业，首要的目标是和楚对秦，拆散秦楚联盟，然后各个击破，先彻底打击秦国，一举荡清侧背之患，再转过身来，全力对付楚国。这样高阔宏远的谋略，必定由若干个子谋略构成。其谋略级别，也达到“具体”一级。

　　秦国似乎没有明白晋楚议和的意图，而率先挑起战斗。公元前579年，秦桓公联合北狄进攻晋国，被晋国击退。晋国以此为由，来年春夏，对秦国发起大规模攻击。

　　为求得最大战果，一举击溃秦国，并争取速战速决，晋国做了两项准备，亦可谓两个子谋略。

　　公元前578年初夏，晋厉公派大夫吕相赴秦，宣布与秦国断交，还发表了他的演讲稿。那是春秋最长的外交文告，叙述秦晋两国渊源，历数秦国的背信弃义，隐含着高深的谋略思想，大意是说：

　　当初秦晋之好时，两国都兴旺发达。秦穆公不顾晋国大丧，发兵攻打郑国，消灭滑国，侵扰我边境，我们才发起崤函之战，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自卫反击战。秦国却不顾大义，连续侵掠我境数十年。我国历来希望和平相处，秦国却不予理睬，勾结戎狄，多次挑起争端，经常犯我边境。前年本有和议，以为双方可以和平共处了，秦国却背信弃义，暗中诓骗戎狄，邀兵击我，乃宣布与尔秦国断交。

　　晋国搞那么一个文绉绉的外交文章，其实是一种谋略手段。一是为了争取楚国，使楚国相信，晋国出兵伐秦是为了清算两国宿怨，从而掩盖“今日伐秦是为了明日更好地攻楚”之谋略企图。二是为了争取诸侯的同情，让天下以为，晋国诚心诚意，媾和秦国，秦国却背信弃义，率先挑起战斗，晋国迫不得已，打一场自卫反击战。

　　这是一篇谋略杰作。前有黄河盟会，再有此长篇文告，目的是在为伐秦做政治准备和外交准备，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彻底打击秦国，清除侧背隐患，又蒙蔽楚国，隐瞒晋国的真实意图——伐秦之后，专力对付楚国。果然，在秦国失败之后，楚国亦被打败，晋国全部实现自己的谋略构想。与当年崤函一战之利相比较，可知晋景公的谋略至大深远，非晋襄公、先轸所能及。

　　发布文告之后，晋国就联合齐、郑等八国，集结优势兵力，晋国四军（当时晋国共有六军），加上八国联军，大约十二万人，对秦国实施毁灭性打击，不给楚国可乘之机。其战斗编组如下：

　　统帅晋厉公

　　中军栾书为帅，苟庚为副

　　上军正副元帅

　　下军正副元帅

　　新军正副元帅

　　八国联军齐、鲁、郑、曹等

　　秦国方面，兵力如何部署，没有文献记载，也许是秦国羞于此战，连史官都懒得记了。从情况判断，既然大军压境，秦国自不会坐以待毙，组织全国兵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秦穆公最盛时，秦国也只有三军兵力。那么，秦国最多也不过是以一敌三，力量太过悬殊。

　　联合国部队直趋麻隧（今陕西泾阳西北），这似乎暗示秦国事先已收缩阵线，聚集兵力。秦军的排军布阵不够变通，敌人明明在数量上有巨大优势，仍然遵守传统的军礼与兵车冲陷战法，背水而阵，以劣势兵力突出于大军之前，无异于任人宰割。晋方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对秦军展开猛烈攻击。战斗大概很激烈。秦国方面，河东的部队全部被歼，两员大将被俘。晋国一边，曹宣公阵亡，是一个重大损失，伤亡数字不确。

　　秦军收拾残部，退守咸阳。晋军直追过泾河去，看秦军主力被歼，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收兵。

　　联合谁，打击谁，这是混乱时期的重要目标。晋国经历了与秦国几十年苦战之后，在晋景公时期，终于能够高瞻远瞩，积极团结齐国，甚至不惜牺牲鲁国的利益。这种以力服人的霸道行为，是春秋后期形势变化的结果，各诸侯小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朝晋暮楚，已无信义可言。联合到齐国，对争取中原诸侯小国大有益处。然后，晋国就有精力来深入策划破坏秦楚联盟的办法。这个谋略很高远，先支持东南方的吴国，使之与楚国为敌，再利用楚国不愿两面受敌的心理，与楚国达成和议，秦国就被孤立。这是一出连环计，要照顾到好几个谋略要点。

　　为达到一战而定秦国的目的，先邀请秦国会盟。假设秦国有诚意，晋国就可以不战而安定侧翼。假设秦国无诚意，就有了伐秦的理由。为了彻底打击秦国，使之再无力与晋国为敌，又需照顾到两个谋略要点，一是要迷惑楚国，使之坐山观虎斗，不出兵救秦；二是要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不给楚国乘机而入的机会。为此，晋国策划了一篇杰出的外交文告，历数秦国背信弃义，声称只是跟秦国算旧帐，别无企图。

　　经过这样的谋略准备，晋国打得很轻松，秦国除了认输，似乎别无选择。不过，连曹国国君都阵亡了，可知战斗并不平凡。

　　在春秋中后期，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传统战法，已经加入很多“诡诈”特点。秦军如果能够运用“兵者，诡道也”，也许损失不会那么惨重。将士赴敌，死伤巨万，不能不慎之又慎。

　　经此一战，秦国退守咸阳，精锐大部被歼，好几十年不能振作。晋国终于解除了侧翼威胁，于是有三年之后的晋楚之战，全胜而归，复霸中原。秦国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谋略构想。晋国方面，则表现出高远的谋略思想，毫不输于晋文时代。

　　秦国从此蔫了，一直到要等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才重新崛起。不过秦国仍然是一个大国，仍然具备相当实力，虽然无力东出中原，但自保一方，还是绰绰有余。

　　从秦穆公死，到秦孝公即位，中间二百五十九个年头，有十六个国君，常常发生这个君杀那个君的事，无力干涉国际事务。唯一可说道的，大概只有三件事，一是与蜀国战，夺得汉中地区；二是与西北的游牧部落战，夺得甘肃部分地区；三是出兵救楚。

　　出兵救楚的渊源很长。上面讲过，吴国在孙武、伍子胥等人的辅佐下，攻破楚国都城。春秋时期，齐、晋、楚、秦为四大强国。楚要亡国了，齐、晋两国陷于内部纷争，无心救楚，只剩下一个秦国。楚国的大忠臣申包胥，挎了一个小包裹，跋山涉水，徒步走到秦国。据说他的脚走破了，鲜血染红了秦国大殿。秦国自麻隧之败后，已无心干涉中原事务，因此不予理睬。申包胥在大殿上痛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被感动了，做诗言志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首诗记载于著名的《诗经·秦风》，但不大可能是秦哀公写的。不管怎样，秦国决定发兵，派出战车五百乘，大约三万兵力，与楚国残部汇合，迅速击退吴国军队，把楚国救活了。

　　出兵救楚是一个单一事件，却局部地影响了历史。如果楚国灭亡，战国七雄就要重新排座次。秦国虽然在麻隧之战吃了大败仗，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但它仍然是一个大国，因此能够发兵三万救楚。不过，那时距麻隧之战，已经有七十三年了。

　　申包胥的谋略，其实就是一个诚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见一点谋略的影子，可谓至小，亦可谓至大，不论私事公事，都可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