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五讲 乘时

　　乘时就是追随时代大环境。我们无法选择时代，却可以顺应时代。我们无法主宰潮流，却可以跟随潮流。凡有大作为的人，无不是乘时而动。逆时而动，逆流而行，或错过良机，都难以成就大事。即使追求一般的成功，也应该抓住机会。

　　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镇压下去，曾国藩跟他的幕僚赵烈文说：“成就大事，往往运气占六分，人事占四分。”赵烈文应和说：“老师说得对。《易经大传》也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就是“乘时”。六分运气（天时），四分人力，可知曾国藩把“乘时”看得比主观努力还重要。这是针对成就大事来说的，而在别的方面，他就主张在人不在器，人比武器重要。

　　曾国藩的启示

　　追逐天下大势，方可成就伟业。

　　今日社会成功的途径很多。一是在政府任职，政治领域一直保持着它的权力优势，总统大选总会成为头条新闻。二是追求经济/财富上的成功。三是娱乐、影视、体育界的超级明星，他们被少男少女追上了天。四是在文化、艺术、科研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常常被尊称为专家、学者。

　　不论在哪个领域有所成就，超越了昨天的自己，都可以说成功，只要肯努力，谁都做得到。成就大事却没那么简单，几乎只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必须与很多人协同工作。事者，势也。势就是权力（也当包括地位、声望等等，金钱也是一种权力）。没有权力，你不能成事。

　　黑马，冷门，这种成功确实给人惊喜，但机会又有多少？大家懂得概率论。相反，新生事物因为新，空白多，好出成果，因此成功的机会最多。张艺谋与余秋雨相比，哪个名气更大（妇孺皆知）？当然是张艺谋，因为电影电视是今天的艺术主流，文学与学术已经退居其次。赚钱也是如此，赶上热潮，才能又快又多。中国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学历史的与学经济的相比，哪种人才更受欢迎？所以说，最热门的地方机会最多。唯有思想者才冷眼旁观。

　　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又快又好的办法就是乘时，唯有立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最易夺取功名。当然也更容易被打倒，这个世界是辩证的。个人就像一滴水，只有赶在时代潮流的最前端，才能最快地流入大海。

　　曾国藩那个时代，成功的标准几乎只有一个，就是做大官、做清官、做好官。成功的途径也只有一个，就是参加科举考试。曾国藩很幸运，27岁就考中进士，有了做官的资格。不过，要做大官、做清官、做好官，还必须：1.要有学问，以提高声望；2.博得权贵赏识，以便被提携。上头都不知道你，怎么提拔你？上头都不喜欢你，怎么重用你？考中进士，已经走好人生第一步。要做大官、成大名、享大福，还得加倍努力。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那些汉族文臣，几乎都是学问高深的人，官越大，学问越高。

　　无心之语的刺激

　　曾国藩生于1811年，比辛亥革命早100年，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唯一法门，就是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选拔，成为国家的预备官员，也就成了社会上的大爷，至少普通百姓得让着你、宠着你、尊敬你。

　　曾国藩从7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为科举考试而努力。这是他在社会和家长的安排下，被动地追逐人生目标，可谓被动乘时。

　　19岁那年，他和弟弟离开老家，去衡阳读私学。

　　据一份不十分靠得住的资料说，有一次，老师让他背书，却不流畅，老师骂道：“你将来要有出息，我给你打伞！”这话伤害了一个年轻人的心。

　　考中进士、衣锦还乡之后，要去答谢师门，他特意带了一把伞，告辞出来，跟老师说：“糟糕，老师，我把伞落在你家了。”

　　等老师取过伞来，曾国藩说：“谢谢老师给我拿伞。”

　　看曾国藩走得远了，老师回到屋里，猛然想起数年前的话，满脸愕然。

　　老师的刺激，大概是曾国藩发奋读书的开端，还说不上是有志于学。因为受到刺激而发奋，这种事经常有，但结果如何，还要看你怎么努力。有愚而不能知者，有知而不能行者，有行而终见弃者。

　　曾国藩的启示

　　有决心，无毅力，行百里而九十者，都无法成就大事。

　　这也表现了曾国藩的某些性格特征，一饭之德必尝，睚眦之怨必报，跟后来主张多杀人有一点联系。

　　曾国藩22岁考中秀才，之后去长沙，到著名的岳麓书院深造。岳麓书院就像今天的湖南大学，是湖南省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也正被湖南大学所环抱（毛泽东也在那里读过书）。去那里的第二年，曾国藩考中举人。同年深秋，动身去北京参加由朝廷主持的会试，但他没有考中，也不在意，因为他没有想一举成名。乡巴佬进京，一待两年，收获很大，开阔了眼界，也结识了不少人，可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钱花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回家。路上借了一笔债，还典当了衣物，才凑够钱，买了一套二十三史。

　　回来以后，发奋苦读，一年没出门。两年后再去北京，竟然考中进士，是年27岁。曾国藩自己承认，正是第一次北京之行，他才开始立志学问，那年24岁（孔子说自己是十五有志于学）。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不过，到了京城之后，还必须继续努力，才能做大官、成大名、享大福。

　　曾国藩的启示

　　伤害也可以是一种动力。

　　曾国藩的情况就是这样，老师的伤害不过是一种刺激，24岁开始进入自觉状态，主动、积极地参加科举考试。

　　这时他对乘时的认识还是模糊、盲目、初级的，要等到30岁上，才对乘时形成完整、全面、深刻、理性的认识。难怪民间说，30岁以前是爹妈给的，30岁以后是自己给的。

　　称其为乘时，并不是牵强附会。那个年代，他不参加科举考试，还能做什么？洪秀全考了十四年，没有成功，迫不得已，才造反。左宗棠三次未中，一怒之下，不考了，要不是洪秀全造反，他大概要教一辈子私学。

　　三十而立

　　考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入翰林院深造。翰林院是读书养望的地方，为国家储备人才，为朝廷培养高级干部，除了读书编书之外，一般没有具体任务。虽说可以做官，但是官大官小，名高名低，还要看各自的造化，曾国藩再次面临新的挑战。混得好，自然能往上爬；混得不好，至少也是个从七品官，类似今日的副处长、副县长、副团长、副教授、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或者别的一个副……。像杜甫那么伟大的诗人，也只得到一个从七品的官。

　　曾国藩混得如何？27岁进去，29岁定为从七品，一直到32岁初，还是从七品。不过，32～37 岁五年之间，却节节高升，连越十级，官至正二品，比今天的省长部长都还高两级。即使今日，我们越来越追求速度，也少有人爬得那么快。究其原因，一是他自己有本事，很努力；二是争取名士指点，得到权贵提携。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为了功名，还写过一句诗：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既然已经做官，当然希望官越大越好，名越响越好；办法嘛，只有一个，就是继续读书。

　　功名心其实是件好事，它支撑了中国文人两千年来的奋斗意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由清朝一位著名皇帝的倡导，又被表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理想是崇高的，也是极严格的，甚至要求禁欲，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你不能做爱，更不能娶妻纳妾。曾国藩本人曾惹来一片骂声，说他是一个穿着长衫子的虚伪男人（伪君子，伪道学），因为他在咸丰皇帝死的期间娶了一个小老婆。

　　他继续钻研的几本书，其实小时候就背熟了，现在必须做到另有体会，才能得大官享大名。这个时候，他已经在主动乘时，治学是追求功名的唯一选择。不过，他没有名师指点，也没有朋友切磋，完全依个人兴趣而读，大半年下来，没什么长进。本来对做文章还有一点信心，不免沾沾自喜，结果却发现，别人早已走到前头去了，追都追不上，那使他很伤怀。看来想靠文章出名是做不到了，必须另找出路。

　　问题是，读什么书，又该怎么读，曾国藩并无头绪，就找名人著作来读。30岁那年夏天，他去琉璃厂买来《朱子全书》。三天之后，又去向当时名气很大的学者唐鉴请教。唐鉴是他的老乡，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常侍卿（三品），后来加恩赏二品卿衔。唐鉴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震醒了曾国藩，让他明白了很多事，原来治学的方向也就是仕途的方向，要做大官，还必须有大学问。那正是他的人生理想，既能读书，又能有所成就。从那一刻起，他算是真正自觉地乘时了。

　　唐鉴的话，今天可以看到痕迹的，大概是“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按照唐鉴的说法，义理（理学）是治学的根本，考核（考据学）求粗而遗精，文章本是小技，一点不难，经济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当时被视为做官术）本来就在义理之中，无非多看史书（历代典章制度）。

　　唐鉴的话，今天看不到痕迹的，大概是清朝的学术演变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朱东安先生有系统论述，大略如下：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经过认真比较，发现程朱理学所信奉的伦理道德，尤其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一条，很对他们的胃口，就把程朱理学定为治国基本理论。以康熙推崇得最勤奋、最成功，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学家，其深度连一些儒学耆老都不能测。

　　下层人民以天地会为代表，武装反抗满清统治，金庸先生有一本武侠小说，名字叫《鹿鼎记》，里面的主要人物陈近南、韦小宝，都是天地会的重要头目。以明朝遗老为代表的汉族士人，也不肯与满清合作，他们以笔为武器，表达自己对前明的怀念、对满清的仇恨。武装反抗遭到武装镇压，文字反抗遭到文字狱迫害。韦小宝那个可爱的双儿，她先前的女主人，就是遭文字狱迫害的死难者的家眷。

　　另一部分汉族士人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更隐蔽、更高明、更曲折，且合法的斗争方式。他们通过有理有据的考证，证明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是伪造的。那些经典著作历来被认为成书于2200年前。有一位汉学家用三十年时间写成一书，列举一百二十八条确凿证据，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作。连那个弄虚作假者的时代和姓名，也被另一位汉学家考证出来。朱熹的《周易本义》一书，采用了宋初某个著名道士的河图洛书说，结果也被证明是编造的。他们以釜底抽薪式的一击，证明了满清统治者精心扶植的思想武器是靠不住的假货，还有谁信呢？考据学由此兴旺起来，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学术时代，理学反而少有人问津。

　　但是，当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爆发之后，这种不合作态度就开始改变了。白莲教起义发生在嘉庆初年，是康乾盛世的转折点。经过那场大动荡，汉族士人认识到，只有镇压各种反抗，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与清王朝是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加上清王朝的拉拢、分化政策，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反清复明的民族仇恨也逐渐淡化等等原因，汉族士人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如何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来。

　　盛极一时的考据学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的发展，终于在道光年间，被经世致用之学所取代。道光后期，鸦片战争爆发，经世致用更被推向高潮。

　　这些东西曾国藩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突然有人说起，听得他心都亮了。曾国藩在日记里，在给兄弟的家书、朋友的信札中，反复述说这种耳目一新的感受，说他看到一种茅塞顿开、豁然通达的新气象。也正是经过唐鉴点拨，曾国藩才真正踏入治学门径。从此之后，曾国藩彻底明白科举考试、做学问与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之间的关系，辨明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就是曾国藩想有一番作为的自觉乘时，那时他30岁。

　　他就从文章转到理学上来，开始“治经宜专一经”的读书道路，也就是先把他买回来的《朱子全书》读完、读懂、读透。第二年冬天，在一位显贵学者的指导下，曾国藩又开始修习检身之要。那是一种静坐工夫，把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具体做法就是静坐思考与写日记，把每天的行为、欲望，一点一滴都记下来，在静坐的时候，一日三省吾身。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以孔子为首的圣人们天真地以为，通过这样的修炼，就能把学术、心术、治术贯通一气，学问提高了，道德也就提高了，治理国家的本领也提高了。孔子是不幸的，生活在一个兵荒马乱、道德沦丧的时代，像他那么著名的人，还常常吃不饱饭，到处流浪。他整天想的就是要挽救混乱中的国家，解救被水火浸泡的小民，而对做大官、得大名、享大福之流的副产品不屑一顾。他的思想被逐渐演变成一种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治国方法，连续不断地施行了两千年，到后来竟成了宗教。这是他“像狗一样落魄”时所不敢想的吧，这也该是他所自豪的。

　　曾国藩开始用理学家的修行办法来要求自己。每天静坐一个小时，记下各种不正确的欲念行为，传给朋友、同事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也经常去拜访那位显贵学者，像弟子一样虔诚，一位勤奋而有天分的青年。学者也乐意帮他，写了很多批语。这位显贵学者名叫倭仁，满族人，官至大学士，正一品，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了。

　　曾国藩的启示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修身工夫却做得不怎么好，常常静坐一会儿就睡着了，等到醒过来，就在日记里痛骂自己，过了十几天才渐渐适应。他身体本来就虚弱，这一修身静坐，凡事检讨，搞得他很紧张，不过两个来月，就患上了失眠症。再坚持二十几天，突然吐起血来。

　　曾国藩很沮丧，知道自己做不了理学家了，跟两个弟弟写信说：“我身体本来就弱，现在耳鸣不止，稍稍用心，就觉得困顿。我也常常这么想，既然老天让我无法苦思，那是老天不让我成就学问啊。所以这些天我心灰意懒。只要得到一个差事，去地方上做官，还了旧债，就辞官回家，不再惦记什么功名利禄了。”

　　那只是他一时的冲动。很快，他就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大胆地放弃理学家的修身方法，而把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上面。静坐修身不搞了，写日记这门工夫却坚持下来，一直写到他过世的前一天。读书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什么理学、考据、经济、词章，凡是好书，他都看，只是仍然最偏爱诗文。他的学问之路其实在朝自己的方向发展，不管门派之别（儒家五派常常相互攻讦），是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所谓采众家之长也，“务为通儒之学”，通儒就是什么都精通的大学问家。

　　做文章就是为了出名，出名了自然好做官。他自信地说：“这样坚持下去，即使不放外做官，也会在道德文章上有所成就。”他是汉人，要做大官，必须名声好学问好才行。

　　他所交往的那些学问朋友，都在京师有一些名气，也都是做官的。倭仁官至大学士，正一品，还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唐鉴官至太常侍卿，后来授正二品衔。吴廷栋官至刑部侍郎，正二品。最小的是国子监学正，正八品……

　　与他们交往，不仅增长了曾国藩的见识，更让他在士林与官场获得一种良好的名声，这给他的官运铺出一条道路来。后来，他在长江一带跟太平军打仗时，给弟弟写信说：“过去我在北京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清望的。”他的学生更说他是“名称重于京师”。他的好名之心有多强呢？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

　　他在学林士人中建立了一种好名声，仕途上也出奇顺利，37岁就官至正二品，因为他得到权臣穆彰阿的青睐。穆彰阿愿意帮他、看得起他，首先是因为他自己有本事。清朝一贯限制汉人，曾国藩也没有政治背景，很难靠一味巴结来升迁，因此他在学问上所获得的名声，以及在钻研学问时发展起来的远见卓识（才需学，学需识），就成为他仕途的基础。

　　曾国藩无意中把治学的方向从文章转到理学上来，再主动向唐鉴请教，向倭仁请教，积极与各类士人交往，更结识了权臣穆彰阿，为做大官铺出道路来，终于完成生平第一次乘时。

　　这一次乘时，开始是凭着某种直觉做出的，却歪打正着；在与各种士人的交往中，尤其是在见到穆彰阿之后，他深刻领悟到乘时的重要意义，因而既坚持着学问，也不放弃穆彰阿。从学问中得到的清誉，还有穆彰阿的提携，是他乘时的两把宝剑，也是时代特点，他只有努力追随，积极适应。也正因为此，加上别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原因，他37岁就当上大官。在他那个时代，这算是一个巨大成功。

　　一次挫折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看得到的政治前途，大概有两个，一是成为显贵学者，既有学问，又得富贵；二是如果赶上一个好皇帝，还能成为一代名臣。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死了，咸丰帝上台，才19岁。即位二十余天，大概刚办完父亲的丧事，咸丰帝就下令征言，要各大臣针对时政，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似乎看到了希望。这希望一是为挽救贫弊、混乱的国家，二是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也就是他的功名心，如果运气好，他将成为一代名臣。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才有功名巨伟的臣子。

　　他一连给咸丰帝写了十四封奏章，最重要的有三封。

　　一是谈人才问题。他看到那些做官的，个个贪财怕死，不干实事的多，有气敢往的少，一旦将来有事，国家就没有人才可用，建议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考察。曾国藩的看法是对的，太平天国都占领江南半壁江山了，咸丰帝也没找出一个能够与之相抗的人才来。

　　二是《议汰兵疏》。他在兵部待过，知道全国绿营兵已衰朽，又听说广西兵乱爆发之后（洪秀全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起义），广西三万七千兵，竟无一人可用，因此提出三项建议，就是裁兵、节饷、训练，通过减少数量、加强训练来重铸战斗力。咸丰帝只是嘉勉了他，却没有动静。眼看大局已坏，现在却报国无门，曾国藩着急、愤懑、愁苦，对新皇帝有些失望了。

　　大概一个半月之后，他又上了一封奏章。这回不是建议，而是批评，批评年轻的皇帝谨于小而忽于大：某大臣小步跑失检被参，某大臣道旁叩头不当被参，这种小事皇帝也要管，而像广西兵乱那么大的事情，却连一张军事地图都不挂出来研究；自从征言以来，大臣的奏章不下百余，都以“毋庸议”了之；选拔人才时，只看毛笔字写得漂亮不，而不看文章思想。

　　这封信言辞激烈，批评直切，稍微歪曲一下，就会变成一篇诋毁文章，把皇帝说成是一个思想浮浅、流于形式的骄矜之人。咸丰帝看了，勃然大怒，当场就把信扔到地上，要治他的罪。幸好咸丰帝的老师在场，苦苦劝说，才熄灭怒火，转而“优诏褒答”，显示了皇帝的宽宏大度，成为一时盛传的美德。

　　曾国藩逃过此劫，原因何在？无非是有人说情。说情的两个人，一是皇帝的老师，他叫祁隽藻，跟穆彰阿政见不和，官至大学士，正一品，曾国藩还写过二百六十个一寸见方的大字送给他；另一个人叫季芝昌，官至闽浙总督，从一品，是曾国藩中进士的主考官，师生关系。

　　这一回乘时不成功，原因在于他对咸丰帝存有幻想，希望他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曾国藩的启示

　　做事情有一个重要法则，就是确认前提的真实性。

　　咸丰帝下令征言，决心大，却不能执行。一是限于他的政治经验，二是他缺乏康熙那样远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广的用人雅量。康熙用旗人，也重用汉人。按照一般情形，既然你曾国藩提出了裁汰兵员，加强训练，那就着你去办妥此事，我作为皇帝，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多多支持你就是了；由于你是汉人，不大放心，就想办法分你的权，限制你，监督你。咸丰帝却没有那么做，一来当时局面还没有坏到生死存亡的境地，洪秀全还没有直接威胁京师，二来咸丰帝才19岁，对自己颇有信心，白莲教都可以镇压，广西乱匪自然也可镇压。事实证明他的信心是盲目的，既没有看透清朝内部的腐败衰朽，也不了解洪秀全的声势。咸丰后期，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因为朝廷已经无人可派，也无兵可派，只有依靠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了。

　　对曾国藩个人来说，尽管冒了遭遇不测的风险，却是一个胜利。信是写给皇上看的，当然要深思熟虑之后才动笔，因此能够较早思考用兵与建军问题，那对后来创建湘军肯定有帮助。不过，要等到在湖南办团练时，他才决定重起炉灶，别开世界，另外建设一支军队。

　　归结起来，曾国藩这次乘时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直言敢谏。有些大臣是官场上的老狐狸，咸丰帝年轻气盛，一时看不明白他的底细，就来个装傻，沉默。官气太重，固然可以坐稳你的官，却不能成就大事。要想成就大事，就得有某种胆量。

　　二是能说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凭着个人勇气，一通乱说，说不到点子上去，还不如不说。这要求有胆有识，方可成就大事。

　　三是看咸丰帝不喜欢，立刻就不说了。这就是官场上的见风使舵，也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像屈原，楚怀王不听，就着急，就乱骂，他本来有能力挽救祖国，却因为不懂得适时沉默，反而被小人陷害，结果被贬到江边去发牢骚，固然写成千古不易的名篇，却没能挽救他的国家。冒死直谏的人，可视为忠臣，未必能称明智。

　　总之，既然咸丰帝下令征言了，就应考虑及时跟进，不能等待、观望。至于说如何进言，要讲究方法、技巧、策略，一是要敢说，二是要能说，三是要灵活变通，是继续说，还是停止不说，视具体情况而定。此后，曾国藩再也不直接说皇帝的坏话了，写奏章也小心用词。这也算他的一个收获吧。

　　不过这只是一次小的乘时，算不得大时代背景下的乘时。下令征言不过是年轻皇帝心血来潮，并没有成为一种国家政策。何况天下形势最主要者，已经不是什么纳言进谏、做个名臣，而是严重的内忧外患，是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整个世界，遭到发达国家的侵略、奴役、霸占、殖民。如果咸丰帝是一个明君，大胆使用曾国藩，改革时弊，整顿吏治，说不定曾国藩会成为一代名臣。这是一种假设，天下形势已经变了，所以他得不到那个机会。

　　但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澄清天下”的胸怀，为后面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若干基础。

　　临危受命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得到去江西做主考官的差使，立即收拾东西，从北京南下。一个月后，走到安徽太湖县境内，得到家人来报，说母亲去世了，曾国藩就掉转船头，回家奔丧去了。原本打算走水路，由长江转入湘江，再到长沙。路过武汉时，湖北巡抚告诉他，长沙已经被太平军包围，就改从陆路回了湘乡白杨坪。

　　儒家以孝治国，凡死了父母的人，一般要在家守孝三年。如果是当官的，也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家守制，这叫丁忧。情况特殊时也可以不回家，但要经上头批准。曾国藩急急回家奔丧，就是这样。

　　他回到家中，办完丧事，本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他家住在高嵋山下，属衡山余脉。有孝在身，当然不好意思去衡山，但在高嵋山下转转还是可以的。那里的小桥溪流，尽管阔别了十四年，大都还是熟悉的。不过才三个多月，他就接到皇帝命令，要他在湖南省帮办团练。

　　他在乡下歇着的时候，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洪秀全的起义部队节节胜利，于1852年12 月开始攻打武汉。从武汉北上，可以直达北京。咸丰皇帝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不仅调集大军围追堵截，还迅速命令各在籍大臣帮办团练。曾国藩是第二个被任命的地方团练大臣，可知咸丰帝还记得他这个触怒天威的人。

　　1853年1月8日，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1月12日，天平军攻克武昌，并集结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之众，浩浩荡荡，沿长江而下，攻打南京去了。1月21日，曾国藩在老家接到命令。3月19日，天平军攻克南京（金陵）。

　　曾国藩很为难。他想做一个孝子，就不宜在母丧期间外出公干、墨从戎（，丧服中的麻带，在首为首，在腰为腰）。一年前，江忠源墨从戎时，他还极力反对，现在轮到自己了，理当拒绝，就给咸丰帝写信，请求在家守孝，不去办团练。

　　信还没来得及发出，湖南巡抚就来信说，武昌已经失守，湖北巡抚也战死了，形势非常危急。当夜，曾国藩的一个朋友郭嵩焘也登门拜访，他是受了湖南巡抚的委托，专程来劝说曾国藩的。

　　郭嵩焘跟曾国藩说：“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却拘守孝道，如何对得起君王父母？而且墨戎，本来就是古制。在家守孝是古制，墨从戎也是古制，还犹豫什么呢？”还去动员曾国藩的父亲。老头子似乎深明大义，只说了一句话：“郭嵩焘的话是对的。”曾国藩遂决定出山，收回了写给咸丰的奏章。

　　不过才四天，曾国藩就完全改变了想法，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形势急转直下，不容他安心山林。最初，他跟咸丰帝一样，都轻视了洪秀全，广西离北京遥远得很，听起来当说故事，没有什么亲身感受。现在，太平军距他不过几百里，湖北不保，湖南也就危险，何况湖北巡抚也战死了，这个人他也认识，就不能不心动，甚至感到震撼：广西乱匪来势凶猛，绝对不是什么小毛贼。在家守孝，既无法保全自己，也无法实现忠孝两全的理想。一年前他劝说江忠源不要墨从戎，主要是因为他跟朝廷一样，还没有认识到太平天国的力量，既然是毛贼闹事，大局没坏，当然以奉守孝道为先。

　　二是曾国藩个人的考虑。他是一个热爱荣誉的人，功名心非常旺盛。“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这未必是郭嵩焘的恭维话。郭嵩焘本在京师翰林院读书，两人一直有往来，对曾国藩比较了解，按理不会凭空乱讲、任意编造。如果只是危害乡里的小毛贼，曾国藩大概是不屑于亲自动手的，这也是他在家服丧时编写《保守太平歌》的初衷。现在他们从广西打到了湖北，连湖北巡抚都战死了，哪里还是什么小毛贼？镇压叛乱，留名青史，他们不可能想不到；没有想到的，可能就是太平天国差点颠覆清朝江山。

　　皇帝的命令，父亲的批准，还有湖南巡抚与郭嵩焘的劝说，是曾国藩最好的下阶石。即使没有郭嵩焘，随着形势发展，他也会出来。

　　结果如何呢？一方面吃了很多苦，在长沙被士兵追杀蒙羞，也吃了不少败仗，又三次自杀未遂，还被咸丰帝冷嘲热讽，在江西、在祁门还差点丢了老命；另一方面，十年辛苦没白费，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就盖世功勋，获得圣贤美誉，名垂史册。

　　这里简单勾画一下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过。

　　咸丰三年（1864），他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在长沙和衡阳练兵，创造性地把团练分成团与练两个概念，为自己编练军队找到理论依据。别人以为他的湘军不过是民兵，事实却证明，他的民兵不仅镇压了太平天国，淘汰了清朝的正规军，还影响到中国20世纪初期三十年的政治格局。

　　咸丰四年，开始带兵出征，尽管有岳州之败、靖港之败，却为清政府第一次打了大胜仗，连续攻克武昌、黄州等城，出兵才十个月，就打到九江来了。

　　咸丰五年至咸丰七年，有湖口惨败，水师被分割，炮船损害严重，陆军也被一分为四，塔齐布死了，罗泽南死了，都是他的心腹大将。他本人也坐困江西。如果不是石达开被调回南京，曾国藩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一个问题。

　　咸丰八年，从老家复出。

　　咸丰十年，授两江总督，全权指挥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成为整个清朝权力最重的汉人。

　　咸丰十一年初，在祁门镇数次遇险，老命都差点没了，却轻松活过来，赶紧移驻到长江边上去。从那之后，再也不亲临前线。也是他亲自带兵而“三战三败”的最后一次。

　　咸丰十一年八月，攻克安庆。太平军精锐损失惨重，陈玉成也在城破不久被害。整个战事明显朝曾国藩一边倾斜。曾国藩的名声更隆、权力更重，身兼六位地方大吏之职责。

　　同治三年，攻陷南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为了不落一个功高震主、功成身死的悲惨下场，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解除清政府对他的疑惧，结果皆大欢喜，清政府不用担心他造反，他也保住性命，保住圣贤名臣的美誉。

　　后来剿捻军、办洋务，都是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基础的。

　　应名出山办团练，这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一次乘时，也是一次不容错过、无法再来的一次乘时。这种机会只有一次。

　　不仅他，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江忠源，甚至连薛福成等人，都是因为参与到这次军事镇压活动中来，才能够建立功勋、留名史册。尤其是左宗棠，40岁了，还不过是个秀才、湖南乡下的教书先生，如果不是这次乘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有谁会知道他？他不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收复新疆，更得不到民族英雄这个荣誉。收复新疆是湘军唯一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壮举。40岁之前跟他一样命运的，多如牛毛，而能像他一样翻身的，历史上可没有几个。

　　如果曾国藩坚持要在家守孝三年，结果会怎样？一种可能性是死在混乱之中。他是朝廷二品高官，目标过大，难以藏身。不过，他不会选择坐以待毙的，他不会那么傻。以他的为人和性情，即使咸丰帝不命令他出来，形势也会逼他出来，或者说他自己也会主动出来。

　　案例：关于企业成长的话题

　　从曾国藩热中科举来说，应该去学习当前最热门的专业，还必须有至少三十年的发展空间。固守某个领域，持之以恒，功夫深了，也会成功，而想成就大事，却必须在“乘时”上有高明的判断。昙花一现，哪里能够成就大事？

　　要想成就大事，必须走在主流的最前端，并且需要勇气、智慧、人才等诸多要素。有能力做领导者的话，就莫谦虚，大胆做去好了。没有那个能力，就做好一名跟随者，紧随其后，多做改良，也是一种贡献。不论是潮流的领导者，还是跟随者，大都有其成就。实在不行，就做好本职工作，平安也是福嘛。

　　这就要求我们给自己做一个恰当的人生定位。

　　“乘时”还要考虑两点，一是看不看得清大势；二是看清之后，敢不敢去参与，有没有无所畏惧的决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气；三是能不能做成，“重在参与”是说给老百姓听的，手段无所谓，结果最重要。

　　曹操打算讨伐张鲁。司马懿对他说：“刘备用诡计俘虏刘璋，蜀地人心不服，他又想夺取江陵，这是危险的事情。因此也是破蜀的好时机，不容错过。今若列兵示威，益州人心震动，乘时而举，必能成功。圣人不违时，也不失时。”曹操说：“人不知足啊。既得陇，又望蜀。”终于没有听司马懿的意见，而失去取蜀良机。

　　又拿财富来说，做一个有钱人，立志比乘时重要。任何生意，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若想成为大富豪，只靠立志却不够，还必须乘时。乘时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跟着产业形势走，二是跟着国家政策走。中国这些年来，电器、股票、电脑、网络、房地产……，热潮一波又一波，真正赶上了的有几个？电脑产业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也造就了联想这样的大企业，中国十四亿人，有多少在做电脑生意？做房地产的就更少。

　　是不是一定要有钱才能做房地产？不是的。如果总是走在形势后面，那你总是觉得资金不够。走到前头的人，没有资金也能发大财。

　　有一搞房地产的，最初他什么都没有，没钱，没地，没关系，也不认识什么人，只有一个想法。那时他三十好几了，成熟而有干劲，是那种敢想敢做的人。

　　他先去找到村支书，说能不能拿出一块地来开发房地产，村里出地，他负责开发、销售。村支书说行，反正不掏一分钱，那就做。

　　拿到地皮后，他就开始跑建筑队。大建筑商不理他，就去找小包工队。小包工队愿意做，但他们也没钱，说：“我们租那些重型设备，什么挖掘机、推土机、搅拌机，一定要先给钱。你至少要把租设备的钱先付给我们。”

　　没钱，钢筋、水泥也买不回来。

　　该死的钱、钱、钱！

　　苦思冥想，他找到一个办法，以开发出来的房子作为交换，包工队给几套房子，设备商给几套房子，材料商给几套房子。总之，统统以房子做交易。

　　他以极大的热情推销自己的产品（大胆设想），嗓子喊哑了，房子也就慢慢建起来了。他的利润就是剩下的几十套房子。

　　那个时候房子好卖，政策也管得松，在工地边支一块牌子，甚至就是一块纸板，写上几个字，就能销售……就那么开始，他成了大老板。

　　今天，再像他那么做，根本不可能。错过了时机，即使你想出那个主意，也无法执行。做鬼都要走到前头，诸如此类的话，其实都是在说“乘时”。这需要前瞻性的眼光。即使不能成为领导者，也要成为最早的跟随者。魏源、林则徐最早提出了“师夷之长以自强”，他们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曾国藩是最先的行动者，李鸿章、张之洞等则紧随其后，也都各有成就。

　　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也就不能一劳永逸。一劳永逸是懒汉思想，成不了气候。为确保“乘时”有效，大致每过三年，就要对外部环境做一个认真、细致、全面的考察。一年一小察，三年一大察，以确保你和你的团队仍然走在潮流最前端，而不是落后了。即使如此，要想永远保持住浪尖位子，总是困难的。一生哪怕有一次“乘时”，也能造就个人辉煌。

　　对外部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才不会犯一相情愿、主观主义的错误。

　　是人都会立志，却不是人人都会乘时。乘时比立志难，乘时不仅要有志，还要有胆有识。胆为执行力，识为判断力。只能想，不能做，你无法完成大事。有志，人生就成功了一半；成就大事，却非乘时不可。正因为此，本书把乘时排在第一，立志排在第二。

　　如果以企业家行为来考察，这一点似乎更加突出。多数人最初只是为了弄口饭吃，或者找点什么事情做，绝对不是想要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他们从一无所有开始，正好赶上高速发展的市场机会，勇敢、敏捷、睿智、热烈地扑身进去，经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发展，企业逐渐做大了，获得意外的喜悦。

　　看看“2002中国富豪榜”前十位的创业者，你将惊叹，他们是怎样写成财富神话的。

　　第四名，鲁冠球。1960年代，借来创业资金三千元，开没有挂牌的打米厂，因为那时不准私营，失败，倾家荡产还债款。第二次创业，是他精通的铁匠铺（他做了三年铁匠学徒），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生意红火。

　　第六和第八名，希望集团刘氏兄弟（2000年、2001年排第一名）。1982年，为了有钱给孩子买肉吃，四兄弟卖手表、当自行车凑齐一千元，打算做生意赚点钱，在四川农村搞养殖，年底赚了七百二十元。

　　第七名，叶立培。1973年，没有什么资金，处女创是火车押运员，最远从上海押到新疆，苦累无人诉，跑一趟能赚一百多块，干了五年。

　　第九名，郭广昌。1992年，三万八千元，开始做彩色火焰蜡烛、咕咚健身糖、婴儿尿湿报警器，都不成功。转来做市场调查，赚到一百万。

　　第十名，刘汉元。1984年，父亲卖掉肥猪凑给他五百元，做沟渠网箱养鱼，年底赚一千九百五十元。然后做鱼饲料，大发展起来。

　　他们几乎都是为了弄口饭吃，或者找点什么事情做。郭广昌文化最高，资金最多，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最快，这跟时代背景有关。创业之初，他们并不知道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同样，国际上著名的大公司，创业时有伟大志向吗？

　　“我偶尔和商学院的人提起那段经历。我说我们创业时没有任何计划，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管理学教授听了都大惊失色。那时侯只要能赚钱，我们什么都做。我们做过保龄球越线指示器、望远镜时钟驱动器、马桶自动冲水器，还有一种让人减轻体重的震荡器。当时我们是这样子的，大约有五百美元的资本，设法做一些别人认为我们或许能做的东西。”

　　上面这段话是休利特说的，他是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创造者之一，公司名字是两个创始人的名字，谁的名字在前，是他们俩抛硬币来决定的。今天，我们把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翻译成惠普公司，英文写作HP，世界成功企业的标志。他们俩决定先创建公司，再考虑做什么，遂于1937年8月23日成立公司。事实上，他们最初做的那些产品，都没有收获。摸索了将近一年，才做成一笔像样的生意——向迪斯尼公司卖出八部声音示波器，在电影《幻想曲》中使用。但还是没有目标，东搞西搞。一直到1940年代初，珍珠港事件后，得到国防合同，他们的公司才大有起色。

　　1945年8月，日本，八个人聚在一起，长时间开会，决定刚刚成立的公司应该生产什么。会议开了好几周，希望找到业务，可以让公司赚点钱，以支撑下去。他们考虑了很多东西，味噌汤，小型高尔夫球机，计算尺……第一个产品电饭煲不能使用，开发的重要产品录音机也销售失败，靠粗糙的电热毯维持生计——布里缝上电线，就是电热毯。

　　他们的境遇不怎么好吧？他们的公司名称是“春日无线电器公司”，后来的名字叫索尼SONY。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他在创业时，同样没有大志。1954年，他开一间小杂货店，对“我自己要创立的事业规模，没有任何梦想”。那时，他已经步入中年。直到他创立公司二十年，沃尔玛连锁店的“伟大志向”才自然地跳出来。

　　3M公司，透明胶带、即时贴的发明者，创建目的是开办一座矿藏，实际仅售出一吨材料，采矿业务就失败了。在挣扎求活的十一年里，它的总裁没有领过薪水。

　　摩托罗拉，创业之初生产蓄电池，那时高尔文26岁，开张几个月即被关闭。七年后，他与朋友再度联手创业，就是今天的摩托罗拉公司，生产收音机干电池替代器，因为新产品出现故障，被查封拍卖。拍卖会上他又把公司买回来。业务刚刚正常一点，遭遇1929经济大危机，几乎破产。1930年想到制造汽车收音机，那年仍然勉强生存。直到1931年，公司创建三年，才出现利润，并开始稳定增长。

　　宝洁公司，1837年创立时，只想到经营肥皂和蜡烛。十五年后，才搬离寒酸的办公场地。

　　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1847年创立，只是街头的一个普通的烟草店。七年后才开始制造香烟。著名的万宝露在1924年被推出时，是打算专供女性抽的。

　　韩国三星集团元勋李秉哲，第一次创业是为了找点事做，第一年亏蚀资本三分之二，挣扎在破产的边缘上。赚钱之后，仍然纵情声色，吃喝玩乐，常常把整个艺妓馆包下来，还因此跟日本人干了一仗。

　　当然，以上材料并不证明，所有成功企业，创业之初都没有大志。但要承认，多数人创办企业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要实现当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梦想，是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大志才逐渐成型的。那是一个过程，人的能量将逐渐释放出来。他们从一无所有开始，是在准确把握高速发展的市场机遇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大企业的。有的人一开始就在高速发展的市场中干，有的是边做边摸索，无意中撞下高速发展的市场机会，才成就大事。

　　如果想在有生之年成为大企业家，你必须乘时，准确把握高速成长的市场机会。另外一个办法是，成为大企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掌门人。即使如此，想成就大志，想坐稳你的位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企业家，也必须乘时，准确把握市场机会。市场是不断变化的，错过这个变化，企业就开始衰退，甚至彻底消失。三十年前，“世界企业五百强”上的那些名字，还有多少保持到了今天？

　　也正是因为市场一直在变化，所以高速发展的机会永远都有，就看谁能准确把握。换言之，只要人类还在，就有成就大事的机会。除了立志，还必须乘时，才能实现你的伟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