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四讲 儒缓

　　本章名为儒缓，其实是指曾国藩知道自己有儒缓的毛病，却能因病出方，找到一套适合自己个性的带兵方法，结硬寨，打呆仗，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终于成就大功。

　　他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在军营中也不忘读书，养成了文人的毛病，做什么都慢吞吞的。从现存的日记来看，他读的书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当时的人说他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自己也说自己为儒缓，是一大毛病，想改改不掉。在与太平军打过几仗之后，他开始摸索、总结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法，最终形成湘军的战法特点。这也是曾国藩比别人高明的地方。

　　鲁钝和坚持

　　关于他儒缓的毛病，大概童年时代就已经种下根子。

　　在他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带他们出去玩。因为刚刚教过对联课，就让他们一路练习。

　　先出了一个上联“狗尾草”，妹妹接口对了“凤冠花”。

　　父亲称赞说：“虽然简易，却还工整。”却不见曾国藩对答。

　　又走过一座桥，父亲出了“观风桥”，兄妹俩都没答上来。

　　回到家来，曾国藩看书架上有一本书，名字叫《月旦评》，得到启发，跑过去跟父亲说：“我想到下联了，‘听月楼’。”

　　由此可见，他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人，却有难得的坚持秉性。

　　穆彰阿提拔他的那个故事，也可以看到“儒缓”的毛病，见事不够机敏。难怪有人说他跟李鸿章不同，因为李处事机警，脑子转得快。

　　曾国藩承认：“我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我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力办者，我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韬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我亦深以舒缓自愧。”

　　儒缓是文人的通病（当然不全都如此），胡三省就说：“儒者动作舒缓，不能机警行事。儒家这套修身治国的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过于疏缓，从政难振积弊，治军难建功勋。”

　　曾国藩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有自知之明：“行军本非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我生平用兵，失之太呆。”所以他求才若渴，用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缺点。

　　曾国藩的启示

　　光靠人才，自己没有绝活，也是危险的。

　　他必须找到一套方法，既要能战胜敌人，又要能与儒缓相适应。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他不仅找到了众多人才，也找到了那套方法，还给了自己一个明确定位：规画全局，而不再亲临前线。

　　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包括两个困难，一是找不找得到；二是找到之后，能不能被部下接受，并坚决执行。

　　第一个困难，既要充分考虑自己的性格特点，更要考虑对手的情况，而后者最为紧要，因为儒缓特点及用兵方法都以战胜太平军为宗旨，打不赢，一切都白搭。第二个困难，就是要找到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才，不仅要理解自己的方法，而且要智勇双全。

　　要赢得战争，必须满足对速度的要求。曾国藩是儒缓，过于求稳，不能临阵机变，显然不适合带兵。儒缓是文人的毛病，但不是通病。明朝的王阳明也是一个儒士，也善于打仗，却善出奇兵，疾如风雨。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等，都是儒生带兵，儒缓的毛病却很少。儒缓跟个性、跟天赋有很大关系，未必都是读书造成的。

　　曾国藩强调结硬寨、打呆仗，跟他的儒缓毛病相匹配。结硬寨、打呆仗不是曾国藩用兵谋略的全部，却是湘军的重要特点。在长沙、衡阳练兵的时候，他说要练成一万劲旅，交给江忠源指挥，可能就跟儒缓有关。

　　决心整顿营规

　　跟太平军打过两仗之后，他父亲来信，指点了几条，曾国藩就下决心整顿营规。

　　第一条是作息时间。

　　太平军常常早晨三四点钟起来吃饭，五点钟行军，黎明时分发起攻击。湘军起得晚，开始吃了不少苦头。整顿之后，湘军就在黎明之前起床，黎明时分开始操练。曾国藩怕士兵一下子改不过来，早饭时间暂时没变，操练之后吃早饭。适应了一段时间，才改成黎明之前吃早饭。后来成为定制，在早晨五点之前起床吃饭，黎明时分操演，这样可以有效地防备偷袭，也能磨炼军队的战斗意志。军人平时养成早起、勤劳的习惯，有利于在紧张、艰苦的条件下作战。

　　第二条是扎营。

　　如何扎营是向太平军学习的结果，岳州之败就是因为营盘不牢固，被太平军一冲，湘军就溃败了。

　　最初的营盘，地址不对，也不牢固，常常被天平军冲袭。曾国藩在战斗中逐渐总结出扎营经验，地址要选在高冈上，近水源，不可在低湿处，不可在四面平地没有遮护处。营外必须挖壕沟，筑石墙。最初，墙要八尺高，三尺厚，壕沟要八尺宽，六尺深。后来发展为，墙体分正墙和子墙，正墙高七尺，墙脚宽六尺，含子墙在内，墙顶宽一尺五寸，子墙高三尺五寸，顶宽两尺。正墙上筑枪眼炮眼，子墙用来站人。壕沟分内外壕，外壕宽六尺，深八尺，内壕宽三尺，深三尺。有时外壕还要增加一道或几道，视情况而定。

　　又增加了站墙子一项。

　　全营起床之后，以及傍晚掌灯时分，都派三成队伍站墙子一次，即站在子墙上望、守卫。夜里派一成队伍站墙子。如果在前线，离敌人近，就派两成队伍站墙子。

　　有了上面三种措施，再遇到偷袭，湘军有三成队伍可以立刻战斗，以坚固的壕墙为依托，足可以抵挡一阵子。由于时间充分，其余部队不再仓促应战，而是做好准备之后，才投入战斗。加上枪炮精良，深沟高垒，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可谓立于不败之地。

　　笨方法的好效果

　　这套办法看起来简单，不过是行军打仗的基本功，要严格执行，却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机敏灵动、善于临阵变化的人，似乎一点也不喜欢。

　　李鸿章就是这样。他本是一个机警明敏的人，咸丰八年投靠曾国藩，咸丰九年奉命去见习军事。他兴冲冲跑到吉字营去，结果那里天天都在搞站墙子、操练、点名、巡更、查夜，看得他很不以为然，跟身边的人说：“原来我以为湘军有什么异术，今天才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听到敌人来了，赶紧站墙子。”吉字营归曾国荃指挥，攻陷南京之后，就裁撤了。

　　要严格执行曾国藩的扎营命令，湘军每天只能行走三十里，慢得跟蜗牛一样，挖壕沟、筑墙子就要花去一半时间。即使临时驻扎一天，曾国藩也要求部队必须挖壕沟、筑墙子。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全体将士“神暇形壮，可以待敌”。

　　太平军来去如风，打得清兵不敢靠近，曾国藩这一套笨办法，正好成了他们的克星。

　　这套办法见了功效之后，又逐渐演变成进攻的武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不以野战为主，而以攻城略地为目标，从长江上游开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攻击，谁打下南京，谁就成为胜者。

　　太平军也善于防守，湘军每攻克一个城，都要付出惨重代价。罗泽南就是在攻打武昌的时候，中了枪子死的。曾国藩的笨办法被用来攻城，效果非常好，通过壕沟和墙子，把城池团团包围，断了外界的联系，经过长时间围困，敌人弹尽粮绝，不攻自破。

　　墙壕就有了两种功用，向内围困城池，向外阻敌援兵。为此就要多筑几道墙壕。敌人攻破第一道，湘军就退守第二道。攻破一道，补筑一道，前壕未破，新壕已成，一层一层阻遏敌人。凭据这墙壕，湘军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把敌人的攻势一一瓦解。武昌、瑞州、吉安、九江、安庆、南京这些战略要地，都是被壕墙围困而最后攻破的。一般来说，守城是主，攻城是客，湘军固守壕沟墙子，围困城池，而达到反客为主的效果。

　　曾国藩的启示

　　笨方法有笨道理。

　　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陷落，曾国荃为首功，然后回老家招兵买马。第二年五月，即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带着新招募的湘军，加上原来的老营，共两万两千余人，甩掉后方，大踏步前进，孤军深入，冒死进驻雨花台，开始包围南京。

　　这可把曾国藩吓坏了。得到消息，他大吃一惊，立刻就给曾国荃写信，要他赶紧撤退。又给诸将写信说：“我的老弟轻踏死地，必难幸免，各位务必通知全军，不要跟着送死。”

　　南京为太平天国都城，经过数年经营，墙高城厚，防御坚固，周长九十六里。曾国藩本来决定三路进攻南京，另外两军没有来，曾国荃就成了孤军冒进，独自来到坚城之下。以区区两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新兵，部分还是降卒，军心都未必稳固，更不要说围城了，很多人都为曾国荃担心。

　　曾国藩担心的不仅是他被打败，更害怕他全军覆没。三河惨败，湘军六千精锐全部被歼，就是因为主将李续宾不听劝告，孤军深入，被太平军包围，别的湘军又来不及救援。

　　不仅曾国藩等人，连洪秀全都大感意外，“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因此在一日之内，连发三道诏旨，要李秀成赶紧回来救援。李秀成却认为，湘军刚刚攻克安庆，气势旺盛，不如两年之后，等其师老力竭，再回兵南京，与之决战，所以没有及时回来。洪秀全一再催促，连“国法难容”这样的话都说出来，李秀成才决定回援。

　　这一拖就拖了四个月，正好给了曾国荃时间。正是曾国荃这一支部队（后来增加到五万人），竟然围困南京长达两年两月之久，并最终攻破南京城，其中墙壕的作用突出。

　　按照曾国藩的扎营规定，墙高壕深，立定脚跟，二十天就够了。由于李秀成的错误，曾国荃却有四个月的时间来修筑长壕和营垒。

　　百里长壕，如果平均分兵把守，等于没守。南京城虽大，最紧要的地方也不过数处。曾国藩一改先前的办法，这次不固守长壕，而在长壕之内，要曾国荃各营分别修筑营垒，各营垒又自筑壕沟墙子，最紧要和次紧要的地方，派精兵把守，其余各处，派劣兵把守，也可以将就支持，营垒修好之后，画成地图，送给他看。

　　看到地图，曾国藩说：“各营布置妥当，惟有一处我不放心。”原来营垒前后有两条河，地图没有标明河水深浅宽窄，如果河水太浅，敌人徒步渡过，营垒会前后受敌，要曾国荃加倍小心。

　　当李秀成带着十三王，还有二十万大军，赶到南京城郊时，湘军已是深壕高墙，营垒坚固，严阵以待了。

　　太平军用西洋落地开花炮，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其声惊天动地，又里应外合，反复冲锋，攻击长壕。湘军以排炮阻击，依托墙壕，百般堵截。太平军不歇气，连续十五昼夜，不停攻击。湘军也不怕死，个个裸立墙头，放排枪，扔火球，全不畏缩。

　　太平军攻到外壕前，齐声呐喊，背负稻草，准备填平壕沟，要朝墙子上扑来。曾国荃急了，亲自跑出来指挥，枪子打中他的脸，血流进脖子里，简单包裹一下，又站到墙头上，军心遂稳。太平军前赴后继，死者相迭，也不肯退却。

　　太平军挖了两个地道，轰隆两声巨响，轰塌营墙几十丈，土块石头一起飞上天，其中还有湘军的断臂残腿。太平军抢上来，潮拥而入，连贯不绝。曾国荃早有准备，守住内壕，尘土落地，烟雾一散，湘军就呼哨连天，蜂拥过来，一半抛掷火球，一半施放枪炮，并力抢险，用了六个小时，才把缺口堵住。就在这缺口内外，太平军死伤数千，湘军也伤亡惨重。

　　太平军冒着大雨，连夜开挖地道，想再次轰塌墙壕。曾国荃与诸将计议，审察动静，也掘地相向，两军在地道中相遇，乱刀交错，一阵砍杀，或者放毒烟，灌污水，打破了太平军的地道攻势。太平军也想把长江水引过来，淹没湘军，还想攻占江心洲，断绝湘军粮道，都被湘军阻止。

　　太平军连营百余里，最近的距离湘军墙壕不过二十仗，日夜攻击，都被长壕、沟墙阻挡，无法打破湘军营垒。

　　这场攻防战持续了四十六天，又艰苦，又惨烈，纯粹一场阵地肉搏战。活下来的兵勇，个个面无血色，只剩人皮和骨头，“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

　　曾国藩人在安庆，一点也不轻松，天天绕屋彷徨，没有主意，说自己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再也经不起什么大患。曾国荃受伤，他也有心灵感应。昨天想到曾国荃受伤没有，今天就接到信，说曾国荃受了枪伤，幸好不太严重。曾国藩遂在日记中说：“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

　　李秀成撤兵之后，曾国藩叫曾国荃也赶紧撤退，曾国荃不听。杨载福也不想退兵。问左宗棠，也不赞成。偏偏赞成的人更多，他们纷纷批评、指责曾国荃，说他不是能够攻克南京的人。曾国藩一时没有主意，决定亲自去看看，再做打算。

　　他前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仔细查看了雨花台大营的壕沟墙子，也看了附近几个县的营垒墙壕，觉得湘军营盘坚固，各部配合协调，才打消了撤兵的想珐。

　　曾国藩的启示

　　在做重要决策前先要掌握多方面的情况。

　　正是靠着这壕沟墙子，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曾国荃把南京城包围了两年又两月，最终把它攻陷。

　　曾国藩也不是只会结硬寨打呆仗，至少在各种文件中，他经常指点部下要用奇兵，要正奇结合，要临阵变化。但他自己带兵，却三战三败，所以再也不亲临前线指挥了。

　　祁门遇险之后，他把大营搬到长江边的大船上，去安庆就很方便。曾国荃正在围攻安庆，邀请他去视察。曾国藩回信说：“现在我住在江边，怎能不想与你见面？但这么些年来，凡围攻最紧要处，只要我到场，就会挫败，屡试不爽。我偏不信，上个月打徽州，我又亲自去了一趟，结果又应验了。所以这次我是绝对不去安庆的。”

　　这肯定引起他思考，既然不能亲临前线，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战斗实践暴露了他的缺点，也帮他发现了自己的优点，儒缓虽然不利于带兵打仗，却有很好的大局观。识大体，规全局，正是他的最大长处。他能够成为湘军领袖，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善于规画全局。

　　从办团练开始，曾国藩的大局观就表现出来，主动考虑如何才能彻底镇压太平天国，强调必须数省合防，而不是只保湖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慈禧太后把江南四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他之后，不过才两年多，天平天国运动就失败了。

　　曾国藩也对“儒缓”做了专门论述：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

　　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韬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

　　《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

　　《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皆罢斥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褒衣大，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

　　《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

　　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60页）。

　　曾国藩的意思，儒术不是毛病，儒者那慢吞吞的习惯才是毛病，既不适合做事，也不适合带兵。所以曾国藩三次带兵都吃了败仗，再也不去前线了，也多方寻找人才，来弥补自己的毛病。

　　曾国藩的启示

　　在选拔人才时，如果强调能力、个性、经验、专长上面的某种互补，就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团队的力量，避免二虎相争窝里斗。

　　案例：李广与程不识的比较

　　这里对比的两个人物，他们都不是儒缓，而是为了跟本章主旨相应，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做事方法。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西汉名将。李广的祖上李信是秦国大将，曾率数千人攻逐燕太子丹（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并生擒之，后因夸口用二十万人可灭楚国，失败而归。李广生得一手猿臂，精于骑射。

　　一次率百骑突击于大漠之中，追杀三个匈奴射手。大漠沙盛雪，朔风凛冽，旷野驰骋，李广一马当先，独弓射杀二人，生擒一人，返回途中与数千匈奴兵不期而遇。

　　汉兵一时大惊，立时想在大敌广漠前逃奔。李广急忙拦住说：“大漠旷野，如何逃脱得了性命？不如留在这里，他们反而会起疑，不敢冒然进攻。”

　　李广率百骑大模大样地进到离匈奴兵二里处，命兵士下马休息。匈奴兵素闻李广勇名，疑惧未定，不敢出击。有白马将走出匈奴阵列，李广飞身上马射杀之，归队后命兵士们歇马解鞍，卧地而息。

　　由日暮相持到半夜，燕山月似钩，旷野静默，匈奴兵终不敢击，又怕中埋伏，竟悄悄撤退了，李广将士全身而还。

　　李广勇猛善战，又会用兵，而且体爱下属，所得赏赐全部分赠部下，将兵四十余年，家无余资。行军打仗没有严格的命令约束，宿营时人人自便，不设哨岗，但从未遭到袭击。兵士部属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命。

　　与李广同时的程不识，也是边关名将，以治军严厉著称。行军打仗纪律严明，号令整齐，宿营时多设岗哨，兵士不得乱走，因而也不曾遭到袭击。程不识说：“李广治军很简单，但如果敌兵突然发难，恐难以自保。但军士却能因其宽松仁爱而死命以效。我军虽然严厉紧张，少了活泼气，兵士也不自由，但能团结凝聚，从不懈怠，听令而动，因此敌人也不敢侵。”

　　相比之下，匈奴兵更怕李广，兵士们也以随李广为乐，而苦从程不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道：

　　治军以严为首，如无制度约束，就太凶险。李广让士兵自由活动，以他的才能胆识，可以这样，但其他人则不可这样。效法程不识，虽然无功，但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又无李广之才，则祸患暗生，不被敌人击败，就会因内讧而败。

　　从他们的行动风格可以判断，李广称得上聪明外向的人才，程不识属于沉思内秀之人。他们都是当时名将，都能建功杀敌。但二人结局并不一样。士卒苦于程不识，但程不识因严谨自律，最后官至太中大夫。李广骁勇善战，立功无数，名震天下，因不服老，随大将军卫青出战匈奴，迷失道路，没能按预定计划与卫青合围匈奴，致使单于夜遁逃。按军法，失期当斩。回京途中，李广喟然长叹：“广年六十余岁矣，终不能复对刀笔吏。”于是拔刀自刎而死。

　　士卒百姓皆为之涕泪。到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李氏一族名败声没。

　　李广曾问时人王朔，为什么他才力功绩过人，却始终不能封侯。王朔问他有无遗恨怨忿之事。李广说：“任陇西太守时，羌人作乱，诱使他们投降后，又把降者八百余人杀了。”王朔说：“祸莫大于杀投降缴械之人，这就是你不得封侯的原因。”这让人联想到秦将白起的命运。长平之战他坑杀赵卒四十万，结果被秦王流放，在途中被强迫自杀。

　　聪明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种：聪明外向和沉思内秀。

　　聪明外向的人说了就做，办事干脆利落，迅速果断，手段娴熟老辣，绝不拖泥带水。缺点是较少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思考，凭直觉、经验和性情办事的成分稍重，因本人有力量，也聪明，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但总的来说勇多于谋，深思熟虑较少。这样办事，难免有顾及不到之处，也有可能忽略了某些轻微细节而埋下隐患。

　　沉思内秀的人长于思考，出谋划策兼顾方方面面，给人行事细密周全的感觉，做事不像聪明外向的人那样轰轰烈烈，但能按部就班地把事情推到胜利的台面上。缺点是机敏果断不足，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身手不够敏捷。可能因过于求稳而会丧失机会。事无巨细，都会留心，但又知道轻重缓急，虽比较小心，大事情上不糊涂，能把握方向。

　　做事情有很多种方法，李广与程不识就是这样。方法有效，又能适合自己的个性特点，最容易成功。第一必须有效，其次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盲目学习别人，弄不好会变成邯郸学步，横竖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