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三讲 血诚

　　曾国藩给我们的启示有很多，本书侧重于个人成功，而不是历史问题，所以把血诚列为第二。跟他同时代的人，有立功的，有立言的，也有立德，而能称并三不朽者，仅此一人。他是个书生，来自农村，全无背景，却能官居极品，统兵三十万，号令天下人才，成功镇压太平天国，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诚。

　　他是在为谁尽那一片血诚？说高一些，是他的人生理想。儒家培养的就是竭尽血诚之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理想。湖南农村至今保持着耕读传家的传统，仍然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所不同的是，君字已经改为国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曾国藩早年就发达了，所以他要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

　　上书惹恼咸丰帝

　　曾国藩出生在偏僻的农村，如果不是大清朝廷的科举考试，无论他多么聪明，无论他怎么奋斗，都不可能在十年间爬上二品高官。27岁考中进士，37岁做大官，这样顺遂的官场道路，一般书生想都莫想。正是清政府给了他机会，所以他拥护清政府，感谢清政府，主动站在清政府一边，自觉报答它。他自己也说：“我一个穷人出身，却摄居高位，如果还不知足，连鬼神都不会答应了。”“从此以后，我定要竭尽血诚，精忠报国，决不顾个人私利。”同样的利益立场决定了，他所要竭尽血诚的对象，必然是大清朝廷。这是他的阶级性所决定的。

　　但他对大清朝廷又不满意。满清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社会矛盾被盛世掩盖了，鸦片战争则像掀锅盖一样，把清朝的腐朽揭露开来。曾国藩来自社会底层，知道老百姓的苦，做官以后，又看到官场的糜烂贪暴，所以他跟一般官僚不同。他痛恨官场的黑暗腐败，正是官吏的贪暴和压榨，逼迫百姓造反。所以他用“不爱财、不怕死”来要求自己，想整顿吏治，革除弊政，维护和更新大清朝廷的统治，希望出现像唐朝、宋朝那样的中兴局面。但是，除了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让大清朝廷多延续了五十年之外，中兴局面始终没有出现，因为那是一种幻想，他不可能实现。

　　尽管他对大清有不同的看法，又无野心推翻它自己做皇帝，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的血诚奉献给大清，希望整朝纲，兴利除弊，维系大清王朝的统治。

　　他能看到大清的腐败和危机，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交往的一群书生决定的。他来自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也多少感觉到他们的反抗情绪。而湖南地方的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早已察觉到某种斗争风暴，并在谋划准备。江忠源一战即镇压雷再浩起义就是明证。

　　他体气本弱，为了做一个圣贤，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天天搞理学家那一套静坐修身工夫，结果吐起血来，最后不得不放弃，从此也睡不好觉了。那时他身在官场，知道学问有成，才能做大官、获大福、享大名。他的理想还在三者之外，想做一个圣贤。什么是圣贤？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这就是真圣贤。圣贤未必能够富贵双全，孔子不曾富贵，他的几个著名学生，也不曾富贵，朱熹也没有当什么大官，但儒家理想已经流淌在曾国藩的血液里。

　　曾国藩的启示

　　为国为民，不求富贵，才是真圣贤。

　　曾国藩一直跟家乡的朋友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也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庭环境和政治理想也相近，唯独曾国藩官运亨通，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渴望把农村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上达天听，曾国藩也渴望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筹思对策。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

　　正是在这些充满书生血诚的好朋友的鼓动下，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时，曾国藩连上十四封奏章，希望整顿吏治、革除时弊、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为国家做万一之想。最后一封奏章，更是直接批评咸丰帝的三大缺点，惹得龙颜大怒，差点获罪。

　　曾国藩惹恼皇帝，既是他个人的书生血诚，也是他身后那一群人的书生血诚。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险，又不能不做：“官至二品，不为不尊，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刘蓉鼓励他说，你说了却不见效，不能以此来推卸责任，你是国家大臣，“不爱钱，不怕死”可表明你的志向，却不能尽大臣报国的忠心。罗泽南则说，有所畏惧，就不敢说，这是大臣贪恋权位的私心。在他们的鼓动下，曾国藩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大胆呈上了批评信。事后他自己也感到恐惧，过了一个月，跟咸丰皇帝表明心迹说，我“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

　　这些支持者，多数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分子。书生血诚是这个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逼民反，他痛恨这个东西，所以想整顿吏治，想为国为民，咸丰帝却不听，他们的一片血诚算是白费了。

　　天津教案的风波

　　就在这个时候，洪秀全造反了，他获得了新的机会。在湖南办团练，他不顾舆论，大肆杀人，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血诚。在长沙练兵，不顾旁人指责，不管侵权越职，结果遭到士兵追杀。咸丰帝要他赶快出兵，去救援安徽，他三次都拒绝了，搞得皇帝大为不满。凡此种种，就是因为他的一片血诚，要报效国家，要感激朝廷，不怕负恶名，不怕担骂名，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他还把这种血诚作为思想武器，灌输给那些朴实的农民，开创了为私人武装做政治思想教育的先例。

　　咸丰八年（1858），他从老家复出，仿佛变了一个人，做人、做事、做官都有了很大改变，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完全不似先前的激进、暴躁。但他对清政府的看法，以及要竭尽自己一片血诚，都没有变化，因此能在六年之后，攻陷南京，使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一个月，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九日，他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遵旨查办道员禀讦知县讯明定议折》，全文八千三百字，是曾国藩传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他遵旨查办的，是一起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官员内部相互倾轧的严重案件，涉案官吏多达数十人，一年前由沈葆桢报告朝廷，朝廷命令曾国藩复审，要他亲自提调人证卷宗，秉公办理。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了结该案。

　　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较多，都是官差，他不得不谨慎。正是为了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把对涉案人员的处分及处分理由奏报明白，所以才花了一年时间，用八千三百字，对每一个涉案人员，如何处分，为何那么处分，都写得翔实明白，有条有理。这么长的奏章，谁都读着发昏，也可知他所付出的心血。

　　那是攻打南京城的最后一年，本来已经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却肯拨出心情和时间来处理这个案子，正表明了他的入局精神，在其位，谋其政，竭尽一片血诚。

　　曾国藩的启示

　　在其位，谋其职。尽力做好份内的事。

　　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失败了，曾国藩又想为清朝中兴竭尽血诚，但他无法成功。吏治已经腐败，大清朝廷也奄奄一息，走在了没落的最后一层楼上。幕僚赵烈文说，不过五十年，清朝将要灭亡，他不信；当他去北京当直隶总督，了解各方面情况，尤其亲眼目睹了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才具之后，听了慈禧太后不痛不痒的政治见解之后，终于相信了赵烈文的预言，彻底放弃中兴幻想。

　　天津教案是他的末日。天津教案事涉洋人命案，以他的圣明，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麻烦，可他还是要去淌那道混水。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国天主教堂收养的婴孩突然死亡三四十人，死因非常可疑。天津周边又连续丢失多个婴孩，根据被抓获的人贩子口供，多与教堂牵连。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关注。

　　有一天，人们当场抓获了一个人贩子，据他供认，是教民王三给了他迷药，迷拐一个婴孩，可得五块银洋。

　　王三是中国人，因为入了天主教，有教民的身份，就跑进教堂躲起来。

　　由于群情激愤，天津衙门不敢轻视此案，就带人去跟教堂交涉，要他们交出人犯王三，教堂拒不交人。衙门的人先走了，围观的群众一时没散，就与教堂的人发生口角，结果双方大打出手。

　　天津的通商大臣叫崇厚，法国领事丰大业两次要他派兵镇压，崇厚只派了两个士兵过去。丰大业要士兵抓人，士兵不听，丰大业抓起他们的辫子，一路倒拖，怒气冲冲找崇厚算账来了。到了衙门，丰大业两次朝崇厚开枪，都没有打中。如此横行霸道，洋人在中国真是作威作福惯了。

　　枪声传出来，在衙门外围观的群众以为里面打起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就传成中法开战了。民众敲锣打鼓，纷纷聚集拢来，要来帮打。

　　崇厚看情况不妙，怕闹出乱子，劝丰大业不要出去，等群众散了再走。丰大业像一头鲁莽而愚蠢的洋猪，高声咆哮着，气势汹汹跑出来。民众见洋人出来了，主动后撤，让出一条道路。丰大业上了浮桥，正好迎面走来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二话不说，提起枪来就朝刘杰射击，打伤了他的随从。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一起冲上来，把丰大业一顿暴打，当场就打死了。

　　天津人民愤怒了，压抑多年的怒火潮水一般涌出来，集体冲向法国天主教堂，还有其他洋人机构，搜出罪犯王三，救出中国儿童，也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

　　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法、英、美、俄等七国串通起来，一面出动军舰，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形势一度紧张起来。

　　曾国藩本来在南京做两江总督，跟天津隔着三千里。偏偏朝廷要削夺他的兵权，同治七年（1 868）七月，捻军失败一个月后，曾国藩被调到北京当直隶总督。活该曾国藩倒霉，他是直隶总督，自然该他来处理天津教案。那时，他任直隶总督还不满两年。

　　他接到命令，就痛苦不堪起来。痛苦的原由，一是因为该案涉及洋人性命，不好处理；二是因为他病情沉重，不堪负荷。同治九年（1870）三月，他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左眼依稀能见到一点光，肝病越来越重。四月二十一日，请假养病一月。五月二十二日，续假养病。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就发生了。

　　曾国藩预见到去天津的艰苦，只好准备遗嘱。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信说：“我即日就要去天津办案。洋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大概很难调和。将来构怨兴兵，恐怕会激成大变。我反复思虑，找不到任何办法。先跟你交代一些事，以备不测。”

　　接着他说，从咸丰三年（1853）招募湘勇以来，就发誓效命疆场，现在人老了，病也多，危难之际，更应该不怕死，而辜负当年的血诚。如果我死了，灵柩要运回湖南老家。我的奏折、文章抄好之后，只宜保存在家，不宜刊刻印行。

　　最后反复告诫儿子，要克勤克俭，孝友持家。其中还提到，带兵之初，立志不取军饷肥家，基本上做到了，很高兴。

　　他知道去天津不是好差事，为什么不因病推却？他病情严重，谁都知道，因病推辞，名正言顺，谁都不好责怪，为什么还要去呢？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不避险难，不求苟免，才是真血诚。

　　至于他在处理教案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投降主义，被骂为卖国贼，跟一片血诚没有关系，而是他一直以来的软弱外交和投降主义的结果。所以一方面他做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判决，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判决感到歉疚。不过，他只同情官吏，觉得他们没有大错，却遭流放，而对老百姓只字不问，可知他心中的某种倾向。

　　他自己也说，“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为了表示歉疚，特意筹集了一万四千两银子，当做盘缠，送给被发配黑龙江的两位天津官员。也后悔，同治五年剿捻无功，就该辞职还乡，不该继续做官，结果摊上这桩烂事，把一世英名全部付之流水，亏了晚节。

　　他给儿子写信说：“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他已经是头眼昏眩，心胆俱裂了。他知道自己“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仍然抱着“临难不敢苟免”的血诚，苦苦支撑，亦是他坚忍精神的表现。

　　慈禧太后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让他重回南京做两江总督。一年八个月后，他就死了，可知他病情确实不轻，精神又大受打击，所以支撑不住了，终于倒下，彻底尽了血诚。

　　即使如此，他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仍然抱持一片血诚，恪尽职守。临死前的五天，身体本来很不好了，仍然坚持会客，除最后一天无法起床外，另四天分别见客七次、七次、八次、六次，都是公事。江苏巡抚都被感动了，奏报朝廷说，他是被工作累死的（见本书人才章）。

　　血诚的影响

　　他61岁就死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心血积亏太过，为他的人生理想、为大清朝廷竭尽了最后的血诚。

　　血诚不等于他就对大清朝廷忠心耿耿，决不撒谎。攻陷南京，他跟朝廷报告说，南京城里太平军有十几万，其实他在撒谎，军民总共不过三万。他的目的是给湘军邀功，说明战斗有多么艰难，所以围困了两年四个月才打下来，省得言官在旁边说湘军的坏话。如果以此来指责他不诚恳，装出一片血诚，那是迂夫子的所为，不值得论。

　　血诚是他对大清朝廷的一种态度，为了事情达到理想的效果，他可以把大清朝廷放在次要位置上，所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他不想派兵勤王，与岳飞的愚忠颇有区别。正是因为他不像岳飞那么愚忠，也不像江忠源那么听话，才有机会成就大事。否则可能也会像江忠源那样早早死掉。

　　血诚也使他团结了同样的血诚书生在他身边，江忠源是，罗泽南是，还有好多人都类似，血诚是他们这个集团的精神标志。这个集团中有很多人死在战场，比如江忠源、罗泽南、吴文；有的是兄弟几个都死了，比如李续宾、李续宜。曾国藩也死了两个弟弟，六弟曾国华死在三河之役，最小的弟弟曾国葆死在安庆军营。

　　还有很多人不属于湘军集团，都为大清朝廷尽了血诚。

　　周天受是四川人，本授湖南提督，后被革除。咸丰十年九月，带兵守安徽宁国府城。太平军大举围攻宁国府，周天受坚守七十几天，援兵一个没来，粮食也吃光了，最后只好突围。周天受命令将士冲杀出去，还亲自送到南门，他自己却不肯走，要与城池共存亡。文武官员跪着请他出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徐图恢复。周天受不听，而要以身殉难，决不偷生。那天黄昏，太平军打进城来，割下了他的脑袋。周天受就这样为大清朝廷尽了愚忠，竭了血诚。

　　他的弟弟周天培，咸丰九年死于长江北岸。另一个弟弟周天浮，则在周天受死时两个月前，也是坚守孤城，力竭而死。

　　曾国藩奏报朝廷，说他们一门忠勋，贞烈可风，请求在宁国府和四川老家，为他们三兄弟建立专祠，以褒奖忠义，劝激天良。

　　在《行营设立忠义局采访忠义第一案片》中，曾国藩讲到一个74岁老头。忠义局的工作就是为那些肯为大清朝廷尽忠死难的人树碑立传，建立祠堂。

　　安徽宁国县有一个老家伙，原来在贵州当官，退休回来，本居原籍安徽舒城，为躲避太平军，临时寄住宁国县。太平军打到宁国府来，他一看，反正也逃不掉了，就拿把椅子，端坐堂屋中间，厉声辱骂，被太平军一把火烧死了。一起被烧死的，还有他的女儿、女婿、儿媳、侄子七人。他的儿子从外面回来，“奋身杀贼”，伤重而死。他的二儿媳妇，带着他的一个孙子，在原籍舒城反对太平军，辱骂太平军，也被杀死。曾国藩奏称，程枚一家十口，忠孝节烈，满门殉难，应该给予褒奖。

　　这样的事情还不只这一例。

　　咸丰十年（1860）四月，常州武进县也有一个举人，在城破之日，自刭而死。他的老婆、儿子、媳妇、孙子，连同丫鬟、佣人三十一口，都自投园池而死。曾国藩称他们是“深明大义，视死如归”，请求朝廷给他们建立专祠，以垂永久。

　　说他们是守着一片血诚也好，说他们是为大清朝廷尽了愚忠也好，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满清朝廷用儒家纲常教育天下士民，确实培养了一批忠心血诚的人才。这些人都跟大清朝廷一个利益立场，因此能竭尽血诚，死而后已。遍观曾国藩的奏章，他没有为别的哪个贫苦百姓建立专祠，他们不属同一个利益集团，因此贫苦百姓不为他们竭尽血诚。湖南农民踊跃参加湘军，主要的、基本的是为了吃饭，来到军中，受到诱惑，就想升官发财，逐渐跟他们走在一个利益立场上。如果他们参加太平军，同样也能舍生忘死吧。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太平军当中有不少投降派，比如程学启、韦志俊、李世忠、陈国瑞，都在清朝那边混得不错。而湘军当中，投降的似乎很少，更没有谁在太平军那边当了大官。这固然跟太平军失败有关，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书生之血诚”在曾国藩湘军集团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对那些拥护太平军的人，他就采用血洗手段，大肆屠杀，决不留情。他说的血诚，必然要包含鲜血，才能称之为“血诚”。

　　为大清朝廷效力的，还有另外一种不贪财，不怕死的人。

　　田兴恕（1836-1877），湖南凤凰人。16岁当绿营兵，20岁成为湘军水师的一个营官，随萧启江作战。22岁带兵去贵州，奉命堵截石达开，因功升为贵州提督，为一省绿营兵最高长官，从一品，官阶跟总督一样，不过仍受总督（从一品）或巡抚（从二品）节制。咸丰十年，他被授为钦差大臣。咸丰十一年，兼署贵州巡抚，总揽一省军政大权，才27岁。

　　他招募了一百亲兵，作战勇敢，不要命，号称死勇。应募的人到了，先叫来问话：“你怕不怕死？家里还有什么人？敢不敢舍弃？”来人正在回答，田兴恕猛然抽出大刀，一顿乱砍。如果不为所动，就留下来，说他是条汉子，发给五十两白银，作为安家费。稍微有一点畏缩，就一顿乱骂，轰了出去。田兴恕带兵，大都类似这种强盗作风。

　　由于非常时期，他的官比曾国藩升得快。但是，在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方面，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田兴恕年轻得志，独揽一省大权，本为一介武夫，没有受过多少儒家教育，难免任意妄为，藐视大清法纪。他曾上书谈论洋务，把功劳推到肃顺身上，惹得慈禧太后大不高兴，这个女人比他还年轻。贵州地处偏僻，他就独断专行，要么不跟朝廷报告，或者事后才报告，又蒙骗朝廷，虚报战功，最后被人参了一本，罢职回京。后来因为杀了洋人，发配新疆，最终死在那里。

　　像田兴恕这样的人，多半是一名贪官，一个凶恶的、滥用权力、滥杀无辜的粗人。其实不然。史书说他“美风仪，眉目英武”，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大帅哥。而且绝对不是贪官，罢职以后，他要离开贵州，竟然连路费都凑不齐。

　　后面讲到的陈国瑞，跟田兴恕类似，最后也被发配新疆。如果他们肯读书，或者像刘铭传那样，肯接受曾国藩的教诲，结局可能会好一些。难怪曾国藩说：“田兴恕得钦差，李世忠做帮办，天下岂能太平！”

　　曾国藩有没有蒙骗朝廷，有没有虚报战功？有。擅杀李秀成就是一个典型。不过他做得并不露骨，也不过分，何况大功摆在那里，所以朝廷也不深究。曾国藩的修身功夫，还有道德、文章方面的能耐，更是田兴恕所不能及。这就是书生血诚与鲁莽武夫的差别。

　　曾国藩的启示

　　能够把握度，就是书生血诚和鲁莽武夫的差别。

　　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书，尽管没有成功，却是他和他背后的那些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书生之血诚”，尝试着为儒家理想而奋斗。如果没有洪秀全，曾国藩或许能做个学问家，但无法成为中兴名臣，而罗泽南、左宗棠等，则多半要终老山林，默默无闻。他们靠的正是书生的一片血诚，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中来，为保卫他们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洪秀全等人起事，是被形势所逼，也包含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要耕者有其田，创造一个大同社会，同样是出于一片血诚，但归宿完全两样。

　　曾国藩独特的血诚

　　血诚不是天生就有，也不是始终不变。年轻人都有一腔热血，愿意贡献生命；年纪大了，爱国血诚逐渐被贪婪取代，昔日的爱国青年就变成了贪官，只肯为个人利益尽血诚。

　　曾国藩给皇帝上书，固然有邀名誉之嫌，但其中为伟大理想而奋斗的血诚，也是事实。带兵以后，已成骑虎之势，也就只有一条道跑到黑，要么战死，要么彻底胜利，想中途抽身，当逃兵，既为形势不允许，也非他的做人性格。长沙被追杀时，靖港吃了败仗时，坐困江西时，遇险祁门时，因天津教案而被全国唾骂时，靠的就是一片血诚，硬生生挺了过来，支撑他走到生命的最后。

　　为了这一片血诚，他奉献了他的全部，不爱财，不怕死，一生也基本节俭度日，不讲排场。他无法限制兄弟的贪婪，却对儿子、老婆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他能自豪地说，他这一生没有被妻子儿女拖累，也是一大幸福。国家、朝廷要的就是这种人才，肯为国家利益竭尽一片血诚。古往今来那么多世袭的富贵之家，有几个人肯为国家竭尽一片血诚？

　　能够坚定不移地固守这份血诚，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还要实现它？曾国藩却做到了，是在受到皇帝限制、大臣排挤、无权无饷的情况下实现的，是在种种辱骂、批评、责难中做到的。是他的血诚，他的坚忍，支撑他从艰难中走过来，而成就大事，所以更加难得。

　　“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段春意思”，就是他血诚精神的最好写照。尽管可以骂他伪道学、杀人狂、卖国贼，而在以血诚为旗帜的道德、文章、武功上，他确实有过人之处。

　　这里有一个问题，他的血诚是从哪里来的？是教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他考中进士后，祖父告诫他说，我们本是耕读传家，断不靠你做官发财。他自己也立志做官以贪财、怕死为耻。在翰林院读书养望时，又得到唐鉴、倭仁一干人等的指点和引导，加上他个人独特的禀性，所以他没有成为贪财享乐的官。

　　曾国荃跟他一个爹妈生的，却很贪婪，绰号老饕。他在家起了好几幢大宅子，大夫第已经烧毁，今天看不到了，现在仅存富厚堂，其规模宏大，靠他做官的薪水，即使收得若干礼金，也起不了那么宏大的宅子。何况他起房时，很多木材都是高价买来的。某家有大树，不肯卖，他就出十倍、二十倍的价格，强行收买。可以推断，那些钱财多半是他在战争中搜刮来的。

　　如同惩治贪污腐败一样，只有教育不够，只有法制也不够，还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处在什么环境当中，如果连父母都不肯尊敬，如何会是清官、好官？血诚也是如此，只靠教育不行，只靠制度也不行，还要看他的天性，要把天赋、教育、制度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

　　曾国藩的启示

　　先天的天性，后天的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性情的两大因素。

　　曾国藩所在的那个环境，贪官多，庸官多，立志高绝的少，才大堪用的少。他的好朋友郭嵩焘跟他相似，但做了几年广东巡抚，归乡时，也攒下足足四万金，各种财物家当，要二十一条船才够装。所以曾国藩是独特的，是难得的。儒家教育给他的影响最大最深，所以他能立志自拔于流俗，竭尽一片血诚。

　　孔子，诸葛亮，司马懿

　　孔子是圣贤，是曾国藩的榜样，所以他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孔子一生与富贵无缘，却名重万世，传遍四方，连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都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用他的画像装饰了书房的一面墙。孔子靠的什么？薄薄一册《论语》，表达了他全部的治国理想，也包含他全部的人生抱负。

　　他周游列国十四年，都没有被重用。

　　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赞叹道：“你说得真好啊。要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在哪里安身呢？”就想用他，去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却把孔子数落了一通，说儒士有一大堆毛病，齐景公只好作罢。

　　孔子找不到饭碗，就带着他的一群学生，继续流浪。他们一大群人，兵不兵，工不工，商不商，农不农，看似一群读书人，实际更像一个政党，难怪各国都不敢收留他们。秦始皇焚书坑儒，似乎也不仅仅是针对一群书生吧。

　　他们困于陈、蔡之间，孔子也被别人描述为累累如丧家之狗。尽管遭遇到饥饿、兵灾、死亡等种种困难，孔子没有退缩，而要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一片血诚。

　　学生问他：“老师，您不怕死吗？”

　　孔子说：“文王之后，文化传统就在我身上了。上天如果要抛弃的话，后人就得不到它了。上天没有抛弃它，所以我得到了它，那么我怎么会死呢！”

　　流浪那么久，都找不到安身之处，孔子知道学生心怀不满，就问他们：“我不是老虎，却行走在旷野。是我秉持的道错了吗，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最有天份的学生，名字叫颜回，说：“是您的道太大了，所以天下不能容纳。有道而不修，是我的愚蠢。修道了而不见用，是国家的愚蠢。”

　　孔子欣然笑了，难得有这么聪明的学生。可惜这个颜回，29岁就死了，据说是死于营养不良。

　　经过十四年流浪，孔子返回家乡，人也老了，就安下心来整理书籍，编撰文书，要把他的道理传于天下，直到73岁去世为止。

　　孔子的大道虽在当时不行于世，但是，不仅他自己在竭尽血诚地宣传这个道，他的徒子徒孙也都抱着一片血诚，诚恳信奉他的道，积极传授他的道，所以才能传到今天而不衰竭。

　　人们都说孔子“述而不作”，述就是述说、演讲，他就跟今天的政党领袖一样，日夜不停地演讲，大声宣扬他的道，嗓子都喊哑了，哪里还有精力写作？“述而不作”正表明，他为传播儒家的道，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血诚。他的大道，连同他的血诚，被一起传承下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的英雄。

　　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儒家思想又培养出一位英雄豪杰，他的名字叫诸葛亮。他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大忠臣。

　　刘备死前，拉着他的手说：“兄弟，你的才干胜过曹丕十倍，一定能安定国家，完成统一大业。如果刘禅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不值得辅佐，你就取代他。”

　　又转过头来对刘禅说：“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诸葛丞相啊。你要和他共理朝政。”

　　诸葛亮本来就是个大好人，听到这话，越发受不了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臣定当竭尽血诚，辅佐太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末两句话因此成名句，传于后世。

　　从此，蜀国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裁决，刘禅基本不管，这可把诸葛亮累惨了。他知道魏国比蜀国强大，按理说，应该保境安民、大力发展经济，而不宜主动进攻。但是，他时刻记得自己的诺言，要竭尽自己一片血诚；也明白自己死了之后，蜀国再没有像他那样竭尽血诚的人才，所以年年用兵，主动攻打魏国。

　　诸葛亮长于治军，却不擅奇兵，长于谋略，却不能果断。而且他遇到的是一个聪明、阴险而又狡诈的对手司马懿，所以始终没有成就大志。他治理国家的才能，不比管仲、萧何差多少，却又找不到韩信那样的将才，结果把自己累垮了，才54岁，就死在五丈原。他的儿子、孙子都死在蜀国破亡之时。

　　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五丈原时，派人去司马懿军帐下战书。司马懿用酒菜招待来人，并问诸葛亮一天能吃多少米饭，来人说只吃三四升。又问处理公务的情况，来人说，凡是杖决二十以上的处罚，诸葛亮都要亲自审查。司马懿就说，看来诸葛亮活不了多久了啊。果然没多久，诸葛亮就死了。

　　诸葛亮有能力，有威信，完全可以取代刘禅，但他从没有那么想过，反而竭尽血诚，累死自己。这样的大忠臣，天下能有几人？他死后，蜀国人民怀念他，直到今天，四川偏远山区的个别老人，还头缠白布，就是因为当年为悼念诸葛亮，人民批麻戴孝，而传下来的习惯。蜀国所在地区，到处建有武侯祠，就是用来纪念他的，几乎每一个县城都有，可惜大都被拆掉了。

　　杜甫做诗赞颂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岳飞手书的《出师表》，至今还挂在成都武侯祠。难怪曾国藩说：“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

　　曹操却没有刘备幸运，没找到像诸葛亮那样忠诚的助手。他本来对司马懿的野心有所察觉，却又爱他的才，所以犹豫不决。听说司马懿能像狼一样回首反顾，就把他招来试验。他让司马懿走在前面，命令他回头看。司马懿身子不动，脸朝后看过来，正好转了一百八十度。曹操又梦见三马同槽，非常厌恶，所以告诫曹丕：“司马懿不甘久居人下，你要小心。”

　　偏偏曹丕跟司马懿关系很好，处处帮他说好话，而且司马懿很有才干，又尽忠职守，废寝忘食，曹操才放松了警惕。

　　曹丕死后，魏明帝即位，司马懿亦得重用。魏明帝死前，急诏司马懿回京。司马懿日夜急行四百里，赶到宫中。魏明帝拉着司马懿的手，看着太子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我忍住不死，就是为了等你赶回来。能够见到你，我就没有遗憾了。”

　　魏明帝诏明曹爽与司马懿一起主持国政，司马懿却找个机会，把曹爽杀了，还杀了曹姓很多人，不论男女老幼，统统都杀了，连已经嫁出去的女子也不放过。这固然是因为曹爽排挤他，更因为他没有诸葛亮、郭子仪那样的忠义血诚。他不对曹氏血诚，只对自己的利益血诚。

　　司马懿死，他的权力全部传给儿子司马昭。司马昭更没有忠义血诚，让属下把曹魏皇帝杀了，另立了一个皇帝。为推卸责任，还把那个属下当做替死鬼，诛其三族。

　　他的权力又传给儿子司马炎。司马炎更过分，才四个月，就废掉曹氏，自己当了皇帝。司马懿的子孙就这么轻松得到天下，是为西晋。

　　西晋不过才三十七年，就因为一场动乱，被迫南迁，是为东晋。东晋明帝时，他问大臣，先人是如何得到天下的。大臣就把司马懿如何诛杀曹爽，司马昭如何杀死曹魏皇帝的事，一一讲出来。明帝把脸伏在床上，难过地说：“如此说来，晋的天下又如何能够长久呢？”

　　史书说，司马懿子孙残忍好杀，大致符合狼顾本性。话说回来，像司马懿那样，肯对自己血诚，也是可以有所成就的。曹操雄才大略一生，却被司马懿夺去了政权，在知人这一点上，他似乎略逊于刘备。

　　真能够竭尽一片血诚，不论于公于私，大抵能有所成就，这就是曾国藩及古代圣贤带给后人的一个启示。国家当然需要肯为公竭尽血诚的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今天只要卖给自己的祖国就可以了。“天下为公”，说这话的人，即为中国竭尽了一片血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