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二讲 立志（下）

　　曾国藩热持续不断，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能够被学习。

　　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功业甚伟，一般人却无法模仿，因为他们很难学。曾国藩则不同，他是可以学习的，即使成不了他那么大的事功，让自己不断进步却做得到，只要肯像他那样立志、立志、立志，发奋、发奋、发奋就可以了。这正是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所在。

　　曾国藩的成就跟他的立志是一种因果关系。立志考进士，立志成为理学家，立志做大官，立志清澄天下，立志镇压粤匪，立志洗雪耻辱，立志办洋务，这些成就了他的大功大名。不论怎么评论他，说他是理学家也好，儒学家也好，杂家也好，或者说军事家、政治家、洋务派领袖，都跟他不断立志、不断自我革新有关。

　　曾国藩的启示

　　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要能调整自己的目标。

　　在和平时期，曾国藩要做圣贤，要做名臣，要做学问家。遇到乱世，就要澄清天下，戡定宇内。他都做到了，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志。但他是人，不是神，所以能成为一般人的榜样。而且，据他自己讲，早先他想当一个教书先生；他自己没想到，很快就中举人，后来又考中进士。

　　曾国藩的名气如此响亮，首先就是因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否则，即使他能成为大学问家，成为一代名臣，也不可能让毛泽东都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大概在咸丰帝下令征言、曾国藩连上十四封奏章的时候，他就有了“澄清天下之志”，想革除弊政、整顿吏治，但太平天国运动发起已两年了，他都没有站出来受命，反而还想在家终制，因为最初他没有想要亲自带兵镇压，是随着形势不断发展，逐渐生出“灭此巨贼”的想法，并最终实现它，才传下来如此响亮的名声。

　　团练大臣

　　曾国藩本来要去江西当考官，路上接到消息，说他母亲死了，就调转方向，回家奔丧去了。与此同时，洪秀全的部队已从广西打到长沙，打到武昌，声势非常浩大。曾国藩在乡下，消息闭塞，一点不知道，所以他还批评江忠源，说他“大节已亏”。

　　清朝早就在办团练，曾国藩的父亲就参与过地方团练事务。曾国藩是从京城回去的，又是国家二品大员，县衙当然会来巴结，邀请他办团练（咸丰帝命令他做团练大臣是后来的事）。他因为有孝在身，就没有答应，当然也有别的顾虑。团练不过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两事。他是文臣，对军事本来不熟，所以在训练方面，远不如正在办团练的人。至于催收捐项，他的少年故交，都不富裕，有家产的人，也只闻名，而未见面，当然不好办。所以他说，等守孝百日之后，再去县衙，与他们同舟共济，合力保护桑梓。

　　但他似乎没有去，刘蓉接连写信来劝，他都不听。

　　那年岁末，他到家快四个月了，突然接到咸丰帝的命令，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去长沙当团练大臣，负责训练乡民，搜查土匪。

　　他仍然不想去。不去的理由，除了在家守孝，不宜担任官差之外，还有更深的考虑。团练大臣名不正，权不实，如果认真督办，必须走遍各县，号召乡绅捐钱出粮，不知从何下手，也容易落得骂名；不认真督办，就成了安坐省城，尸位素餐，军需多一项开支，官场多一处应酬，这样的事他可不干。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办团练费力不讨好，还差点被士兵杀掉。那些名门望族，因为有权有势，不大理睬他，也不愿意出钱。湖南安化的陶家，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后人，那时陶澍已经死去十五年。陶家仗着权势，不肯出钱，后来又装穷，说要变卖家产，才能捐出五千两银子，最后只捐了两千两银子。曾国藩大为不满，他的情报显示，陶家一年的田赋也有五千两银子，捐一年田赋，伤不了元气。另一个豪族姓杨，名望资历不及陶家，也不肯捐钱，曾国藩就抓人，结果乖乖捐了两万两银子。这些做法当然会惹来仇家，整个湖南怨声载道。

　　他也顾虑过自己的身份。毕竟是二品京官，比湖南巡抚（从二品）还高一级，美其名曰团练大臣，其实没什么权力，事事都要依靠地方，就比巡抚矮了一截。他在京城做官，虽然没有发财，也不执掌生杀大权，却清贵惯了，地方上那些污七八糟的事，很难融洽。如果巡抚不待见他，下面的官吏再一仿效，他就没法办事，弄不好会死得很难看。

　　他也不是不想出山。居住乡间时，写了《保守太平歌》，第一莫逃走，第二要齐心，第三操武艺，正是团练大臣要做的事情。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不出山。他把问题看得且深且远，吏治已经腐败，他个人无力整治大局，与其将来受过，不如现在不出。

　　所以他写好辞谢函，请求在家终制，只等第二天发出。还把复件寄到京城，要内兄欧阳牧云传给京城的各位朋友看，让他们体谅他的难处，避免陷他于不忠不孝。他的老婆孩子都在京城，因为兵乱，没有回湖南。

　　他知道大局已经糜烂，却没有带兵打仗的想法，顶多是想想要不要出来保护乡里，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他的大志——镇压太平天国，澄清天下。

　　被激出山

　　两天之后，也就是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十五日，他家来了两封信、一个人，才使事情有了转机。

　　那天晚上，他先接到湖南巡抚的两封信，知道武昌已经失守，湖北巡抚也战死了，不胜叹息。那个人他也认识，回老家经过武昌时，还招待过他。更为揪心的是，湖北不保，湖南也难自全。虽说住在乡下，但他是二品大官，总无法安身，这不能不使他动心、担心、操心。

　　他家来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好友郭嵩焘。郭嵩焘为中国第一个外交使节，出任清朝的驻英、驻法钦差大臣，也算一个人才。他与曾国藩、刘蓉，当时有湘乡三剑客的味道。他见到曾国藩，就鼓励他，激将他，说什么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不乘时而出，更待何时？总是要曾国藩应命出山。大概还说到一些小人的非议，比如你要是不出山，人家会笑你贪生怕死。加上父亲点头同意，曾国藩当夜就改变主意，决定收回辞谢函，立即出山。

　　不过四天，曾国藩就由坚决要求在家终制变成立即出山，根本原因是外部形势的急剧变化。郭嵩焘的劝说是催化剂，加速了他的决定。

　　他们俩十二月十七日从老家出发，二十一日到达长沙。二十二日，曾国藩就给咸丰帝写了报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准备搜查土匪、捐集资费、训练乡勇。不过他还附加了一片，请求皇帝答应他，一旦团练有了头绪，贼匪稍有减轻，就允许他回家守制。

　　这个时候，他的大志仍然不是带兵打仗、镇压太平天国，而是以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刻下所志，惟在练兵、除暴二事”，保证湖南安全。奏章中也分析了清兵腐败不能战的情况，说清兵都怕死，只远远尾随，却不敢近身搏战，他要改弦更张，重新练一支军队。这表明他对清兵有深刻了解，知道其不可用，而想另起炉灶，别练新军，却不代表他就有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明确大志。

　　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并以此号召我乡豪杰。”剿办土匪也很得力，训练乡勇也很有办法。正是因为这个，咸丰帝才叫他带兵出征，作为朝廷正规军的一种补充力量。咸丰帝看不起他，他自己却要看得起自己，所以能三次拒绝皇命。

　　曾国藩的启示

　　首先要有自信，然后才能证明自己。

　　咸丰三年正月间，江忠源、左宗棠、胡林翼都在长沙，他们几个天天在一起研究天下形势，讨论当前任务，“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如此看来，他们的大志仍然在保护家乡，还没有上升到澄清宇内、镇压粤匪的全局性高度。

　　江忠源一直在湖南镇压小股农民起义队伍。咸丰三年二月，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带勇去江南大营。因为洪秀全已经打下南京，并把南京定为都城，清政府让向荣组建江南大营，紧紧盯住南京。

　　江忠源一走，曾国藩如失臂膀。湖南的剿匪任务，当时主要靠江忠源，江忠源也因此成名，被上头重视。所以曾国藩说：“你带勇东去，我就气馁了。为君王筹大局，我也不敢多顾私情。但你这一走，我哪里去找你这样的人才。现在多事之秋，得你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你一人则弱于婴儿。你能体谅我的心情吧。”

　　江忠源这一去，却让曾国藩的大志发生了变化。江忠源离开湖南之后，曾国藩给他写信说：“国藩在此，日练兵卒，万一烽烟达于河北，则或提一旅之师，与阁下会于齐梁之间……遂尔横行中原，苍苍者不一醒悟……若果有提兵渡江之日……”

　　这是目前能看得到的关于曾国藩考虑省外用兵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时间是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开始把目光从湖南省提高到全国用兵大局上来，考虑如何派兵进入中原、河北，打过长江去。这些想法都还模糊，没有构成清楚的线索，却是大志变化的开始。

　　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在咸丰三年四月和五月，分别派出两支部队，开始北伐和西征。曾国藩的大志也开始清晰起来，他跟湖北巡抚张亮基说：“我想再练三千乡勇，编成一军，意将誓灭此贼，澄清南服。”

　　太平军西征部队沿着长江而上，计划夺取安庆、九江、武昌等沿岸重镇，很快就攻占安庆，继续沿江西进，准备攻打九江。曾国藩得到消息，很为湖北湖南着急，两省唇齿相依，他想“昌明大义，出堵湖口，与逆贼决一死战”，怀揣“击楫渡江之志”，不令敌人“横行中原”。

　　在这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志开始萌芽。

　　下定雄心

　　咸丰三年五月、六月、七月，他冒着酷暑，在长沙抓紧练兵。他被士兵追杀的事情就发生了，时间是咸丰三年八月初四日夜里。怎么说他也是堂堂的朝廷命官，竟然被士兵追杀，还差点丢了性命，一墙之隔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还假装不知道。曾国藩的脸可丢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在长沙待不下去了，又羞愤，又恼恨，才决定搬到衡阳去。

　　这一次前所未有的羞辱，大大刺激了曾国藩的志气。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硬生生咽下了这场耻辱，也不去告御状，而发愤练兵，决心靠镇压太平天国、靠建立功勋来挣回面子、讨回公道。那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一个有大志、胸襟广阔的男人的选择，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的选择。所以他跟赵烈文说：“起兵亦有激而成。”

　　此后的书信、奏稿、家书，凡关于练兵、灭贼的话题，都已经超出湖南一省。

　　八月二十日的一封信就说道：“我的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誓不与此贼俱食息于天地之间耳。”

　　九月初六日的信又说：“至于粤匪猖獗，神人共愤。国藩虽愚昧闲散，亦未尝须臾忘灭贼之事……足以察微志之所在。”他说的微志之所在，就是指他把长沙的事隐忍下来，而要靠镇压太平天国来报仇雪耻。

　　正是因为把视野放到全局上来，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其大志，所以他加紧赶制炮船，好与太平军争夺长江控制权。他已懂得水师的重要性，只有控制长江水路，才能与太平军争胜负，顺水直流，从上游打到下游去。

　　当然他也在反思，为什么自己会遭遇那样的羞辱，结论是越权过重，干预兵事，才引起嫉恨。出山以来，他一直认为，只要是利国利民，就不怕嫌疑，所以贸然为之。现在他来到衡阳，避开省城那些烦心事，立志再练劲旅，制造炮船，为国家大局效力。

　　曾国藩的启示

　　做好自己的职责，不要越权。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澄清天下的大志，经过数月的变迁，终于在咸丰三年八月，完全成型。

　　开始不想出山办团练，是因为孝道在身，不便出官任事。后来决心出山，是因为形势巨变，躲在老家，无法自全，还不如出来，可以找到办法，既保全桑梓，也保全自己。随着战势发展，他的眼光逐渐从湖南一省转到全国，开始考虑大局。在这个过程中，志向也就跟着产生变化。

　　直到被士兵追杀，脸上蒙羞，遂下定决心，不以告御状来了结此事，而以镇压太平天国报仇雪耻，澄清天下的大志遂完全成型。大志成型的标志，一是长沙羞辱的刺激，使他下定了决心，二是找到实现大志的工具，不仅要训练一支陆军，还要编练一支水师，船要坚固，炮要西洋大炮，非船坚炮利不可。

　　不过，那时他还没有亲自带兵出征的想法，也不想当什么兵马大元帅，而是想把训练出来的部队交给江忠源指挥。一是因为他孝服在身，不适合带兵，也易引来嘲笑，二是他以文人自居，以儒缓为病，担心自己不能带兵打仗，觉得自己在后方练兵，规画大局，做好江忠源的后勤支持，也就差不多了。这使人联想起萧何对刘邦的贡献来。

　　很快江忠源就死了，死在了庐州战场。这样一来，就非曾国藩带兵出征不可了，水陆一万人，都是他亲自训练的，除了他，没有人指挥得动。

　　在三次拒绝皇命之后，在船炮基本齐备之后，在出任团练大臣一年一个月之后，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带着一万七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开始实践他澄清天下、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志。

　　罗嗦这么多，无非想让大家看清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志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说曾国藩资质平庸，固然是一大笑话，但要说他天资卓异，也未必尽是事实。

　　若说他资质平庸，27岁已考中进士，还得到穆彰阿和道光皇帝赏识，得到肃顺的大力推荐，他们三位什么人才没有见过？还有他的岳父，正是因为看重他的文章有“金华殿中人的语气”，才把闺女嫁给他。衡阳的老师说他没有出息，那是他缺乏眼光。

　　若说他天资卓异，却又自己带兵，三战三败，以致不敢亲临前线。也经常说自己是“儒缓”，做什么都慢吞吞的，耽误事情。小时候，父亲带他们出去对对联，答不上来，回家才想起，可知他并不是才思敏捷的人。穆彰阿提拔他的那个故事，也可以看到他的“儒缓”毛病。

　　这就是曾国藩可以为常人学习的一个原因。他的大志不是像刘邦、项羽那样得自天生，而是环境变迁的结果，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也是他天赋成长的结果。

　　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谓做第一等人物，就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上做出卓越贡献。做些事情让人写，写些东西给人读，固然值得赞许，却未必是第一等人物。

　　曾国藩说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无识无恒，就无法实现大志，结果等于空立志。在镇压太平天国这件事情上，他不仅有志，也有识，坚持自己的大局观，坚持要从上游打向下游，并建成当时最先进的内河水师，更有恒：

　　出来办团练，不爱钱，不怕死，一心为公，却被士兵追杀；靖港之败、岳州之败、湖口之败，三次自杀；坐困江西的时候，满眼苍凉，一度不想带兵了，想回家休息；委军奔丧之后，抱着你不给我权，我就不出山的想法，结果在家待了一年四个月；最终没能耐住寂寞，于咸丰八年（1858）复出；跟着就来到祁门绝地，差点丧命，遗嘱都写好了，告诫儿子不要当官，不要带兵。

　　经历这么多波折，反反复复十一年，中间自杀未遂过，灰心失望过，痛心疾首过，还差点死掉，却始终没有放弃大志，而屡败屡战，而渐趋渐强，直至攻陷南京。

　　是时代背景成就了曾国藩，也是大志向、功名心成就了曾国藩。也因为立志高绝，超过同时诸人，他才有本事镇压洪秀全，澄清宇内，获得那么多荣誉。做得多，招来的非议也多，连咸丰帝都一度嘲笑过他的大志。

　　洪秀全的大志是什么？起义之初，义军发表了一篇文章，《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彰明他的大志是“肃清胡氛”，“廓清华夏”，推翻满清统治。后来孙中山先生也以此为志。曾国藩的大志跟洪秀全是对等的，一个要推翻满清，一个要维护满清。

　　义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沿湘江北上，在蓑衣渡遭到伏击，损失较大，就转而攻占道州，然后就地商量进军方向。有的人建议打回广西去，有的人主张南下广东，有的人主张北出四川。杨秀清说：“上策就是往前冲，不停留，沿长江而下，直取金陵。以金陵为根据地，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这就是著名的道州决策，洪秀全深以为然。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当初的大志是要“肃清胡氛”，这里变成了“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如果坚持以“肃清胡氛”为根本大志，攻占金陵只是武装斗争的第一步。洪秀全派军队北伐、西征，跟“遣将四出，分扰南北”一致，却无法实现“肃清胡氛”的大志，而是坐享江山、保守一隅的安逸思想，盼望着“即不成事”，就与满清南北对立，划江而治。历史的经验表明，划江而治，偏安一隅，最终都会被武力吞并。

　　他们的大志在这里其实是退了一步。做事情，要谋进，也要谋退。杨秀清的想法不是谋退，而是一种农民式的小富即安，也是政治上的偏安一隅的思想。难怪王夫之说：“志不大则所成者小。”“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可惜了洪秀全的一番事业。

　　朱元璋打下南京，当初也考虑过北伐不成功的话，至少可以划江而治。跟洪秀全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外部环境有差别。

　　首先元朝内部不稳，几股势力武装争斗，元顺帝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已经不能有效调动军队。其次，在元兵与朱元璋之间，还有韩山童、刘福通的起义部队在与元兵作战，正好成为朱元璋的北部防线。他最强大的敌人，暂时还不是元兵，而是陈友谅、张士诚。尽管陈友谅有野心，但他毕竟也是地方力量，不能与元兵一国之力相比，不是无法战胜的，朱元璋有很多机会。

　　清朝却不同。尽管有洋人入侵、百姓贫苦这些内忧外患，康乾盛世也过去了，满清统治开始走下坡路，但朝廷内部总的来说比较团结，皇帝威性也在，知识分子对满清也没有完全绝望。洪秀全从起义开始，就一直面对满清的武装镇压。洪秀全的敌人不只有满清，还有天下一半知识分子。这群知识分子懂文化，有智慧，是领导力量的重要成分，可以成为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洪秀全没有争取到这些同盟军，反而成为他最强大的对手。

　　如果朱元璋也只想固守江南，当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安宁，与北方元朝划江而治，但不能长久。司马炎夺过曹魏政权之后，先吞并了蜀国。吴主孙皓为人残暴，是个昏君。大臣请求发兵攻吴，司马炎想再等一等，因为东吴国力还没有明显衰落。大臣又说：“应该趁着孙皓这个暴君在的时候，打击他们。万一孙皓死了，东吴又出来一个明君，就错过机会。”司马炎就决定伐吴。你不打他，他就会来打你，杨秀清的“划江而治”是一相情愿。

　　朱元璋何时生出大志

　　朱元璋17岁出家当和尚，25岁参加起义军，37岁自立为吴王，41岁称帝，是为明太祖。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贫苦农民的开国皇帝，刘邦至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亭长。

　　当时，起兵造反的义军首领数以百计，很多人比朱元璋早，势力比他强，为什么偏偏是他成就了帝业？是上天注定的吗？是他从小心怀大志吗？还是在环境变迁过程中，不断学习、进步、成长的结果？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农民纷纷拿起武器，起兵造反，豪杰振臂一呼，应者四方云集。

　　朱元璋17岁那年死了父母。那几年闹灾荒，家里本来没有吃的，又遭遇瘟疫，两位老人家就抗不住了，半个月内接连死去，连块葬地都没有。在邻居的帮助下，朱元璋埋葬了父母，在周边漂流了四个月，实在混不到饭吃了，只好到皇觉寺去当了和尚。因为年纪小，处处受欺负，憋了一肚子火，就朝泥塑的菩萨发泄。尽管如此，为了吃饭，也只有忍耐。

　　不过，朱元璋才吃了几十天饱饭，庙里也没有吃的了，因为是灾荒年，庙里的租子收不上来，粮食渐渐吃光了。和尚们都出去化缘讨斋饭去了，除了住持和长老，朱元璋是最后一个离开庙门的。他戴了一顶和尚帽，拿着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开始云游四方，其实就是去化缘，去讨饭。

　　那些年里，安徽周边形势变化很大，虽然跟朱和尚讨饭没有直接关系，却决定性地影响着他将来的命运。

　　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颖上）揭竿而起，迅速发展到了十几万人。徐寿辉起于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攻下德安、武昌、江陵、江西诸府。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起于徐州，并迅速控制了附近的州县，被逼无奈的贫苦农民纷纷前来投靠。

　　跟着，定远（今安徽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定远、钟离一带数万百姓起而响应。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起义军的首领。随后攻下濠州城，郭子兴自称元帅。

　　这时朱元璋已经25岁，不知不觉当了八年和尚，其中流浪乞讨了四年。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在庙里混一辈子，他不得不考虑明天的路怎么走。濠州城距他最近，最容易受其影响，但他不知道怎么选择。

　　突然有一天，濠州来了一封信，是小时候的伙伴汤和写给他的。原来汤和带了十几个人投奔红军，已经升官了，所以写信来劝朱元璋去当兵。朱元璋在大殿里转了几圈，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主意，下不了决心，先把信就着长明灯烧了。

　　过了几天，一位师兄偷偷告诉他，那封信被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劝他赶紧躲一躲。朱元璋慌了，赶紧逃回村子，找小时候的伙伴郭德兴商量。两人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参加造反，才有活路。但他们都是良民，想到造反，心里就不踏实。最后，周德兴叫朱元璋回庙里去问问菩萨，看看是吉是凶，再决定去留。

　　朱元璋也没有别的办法，决定先回殿里算一卦。人算不如天算，他还没走到山门，就闻到一股呛人的烟味，跑进寺中一看，整个寺院都被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伽蓝殿还算完整，和尚也跑光了。原来，红军宣扬弥勒佛降生，元军认为，凡寺庙都与乱贼有瓜葛，就把附近的寺庙挨个烧，这一天正好轮到皇觉寺。

　　朱元璋很是伤心，沉默一阵子，就拿出圣签，跪到伽蓝殿前，给自己占卜吉凶。

　　朱元璋发愿说，如果神指示他可以活着离开此地，就请显示二阳，如果在原地不动为好，就请显示一阴一阳。谁知接连两次都是双阴。神似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感到迷惑不解：既不能走，又不能留，莫非是让我起义造反吗？要是的话，就请神再出示二阴。

　　结果，他投下去，又得到二阴。朱元璋很害怕，起义造反对他一个和尚来说，是一条很恐怖的道路。他希望得到二阳，这样可以踏踏实实地一走了之。于是他再投一次，结果仍然是双阴。朱元璋不死心，还是希望平安逃走，于是再投。不料，这次弄出个不阴不阳的结果，一支签竟然立了起来，天意更加扑朔迷离。

　　朱元璋希望上天进一步帮助他，如果造反真的可以成功，就再给我两个阴。他咬咬牙，又投了一次，果然，他又得到双阴。朱元璋紧张而激动，终于下定决心，去投奔红军。

　　那时候，濠州城还被元军包围着。只是元军怕死，不敢进攻，远远对峙。郭子兴也不敢大意，城墙上站满士兵，准备随时迎战。

　　早晨，一个和尚来到城下，说是来投军，要见郭元帅，却没有别的话说。守城门的小军官看这和尚生的丑陋，本来已经不喜，仔细盘问，又问不出多少话来，就认定他是奸细，喝令手下绑了，又派人跟郭子兴请令旗，要杀掉他。

　　郭子兴接到报告，感觉很奇怪，既然是奸细，怎么会这般从容？说不定真是来投靠的，莫误杀了好人，就飞马过去，要看个究竟。还没到城门口，远远看见士兵和百姓围着一圈，指手画脚的，嘴里还嚷嚷着什么。郭子兴喝退众人，看清了朱元璋，虽然长得丑，却高大结实，眼睛冒着火，神情镇定，也无惧意。郭子兴就有几分喜欢，问明底细，原来是汤和叫来的，就叫人松了绑，收为步卒。朱元璋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那么，朱元璋到底长得什么样呢？躯干魁伟，四方大脸，黑黑的，一脸麻子，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高颧骨，大鼻子，大耳朵，脑盖上高高隆起一块怪怪的骨头，就像是一座隆起的小山一样，加上又粗又黑的眉毛，大而发亮的眼睛，着实透着几分威严与沉着。

　　朱元璋当了兵，见过队长，开始和兄弟们一起操演阵型，练习武艺。他本来体格就好，长得又高又大，再加上当云游和尚那几年的锻炼，头脑好，反应快，没过多久，就在队里表现得非常出色。

　　几次派他带队出城刺探情报，总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不损一兵一卒。遇事沉着冷静，坚决果断，很有领导才能，队里的人都愿意听他调遣，连队长都很器重他，遇事也要和他商量。

　　一天，郭元帅带兵出来巡查，到了朱元璋的营房，全体官兵列队迎接。朱元璋个子高，比较显眼，郭子兴见了，就跟队长打听他的表现。队长对他赞不绝口，夸他是个人才。郭元帅很高兴，就给朱元璋升了职，做亲兵九夫长，到元帅府去当差。

　　朱元璋遇事小心谨慎，计谋多，有决断，执行命令又快又好，随机应变。打仗又勇敢，总是冲锋在前，从来不打败仗。缴获的战利品，如数上缴，得到赏赐，也推说功劳是大家的，都分给战友。

　　平时也不爱讲话，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往往一语中的，分析事情很有条理，见解独到。通过刻苦学习，文字上也有长进，军中关于文墨方面的事情都由他来处理。渐渐地，郭元帅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遇事经常找他一起商议，到了后来，甚至对他言听计从了。

　　和郭元帅一起起兵的有个马公，起义不久就死了，留下一个女儿，由郭元帅收养。郭子兴看朱元璋能干，又忠心，于是和老婆一商量，就决定招朱元璋做郭家的上门女婿，收为心腹，多个靠得住的帮手。

　　做了元帅的女婿，等于有了靠山，前程将是一片光明，何况他早就过了婚配年龄，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所以满口答应。于是郭家夫妇询问了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挑了一个良辰吉日，给他们完了婚。朱元璋25岁，马氏20岁，绝对晚婚。

　　朱元璋成了元帅的乘龙快婿，自然人人敬重，军中都改叫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了，这时他才正式取名叫朱元璋，字国瑞。那之前，他其实是没有名字的。那个年代，普通百姓一般只有姓，没有名。

　　这个时候，朱元璋说不上什么大志，只是为了活命，有一口饭吃罢了。而大英雄项羽，24岁就勇冠三军了，并成为义军领袖。

　　郭子兴一伙共有五个元帅，除了他以外，其余四人为贫苦农民出身，都是粗人，除了种庄稼，有力气以外，领兵打仗、治理军政，什么都不懂，但是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各自发号施令。占领濠州大半年了，除了向四野八乡征收粮草以外，什么事都不做。那四个元帅还经常联合起来，郭子兴有什么意见，一个人也说不过四个人，不免心灰意冷，索性就什么都不管了，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朱元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如此下去，内部发生冲突，必定给元军以可乘之机，到时候濠州城就危险了。朱元璋一边劝说郭子兴管理军务，一边好言好语，联络孙德崖等四位元帅，避免大家真的闹翻了。

　　这年的九月份，元朝丞相脱脱带领蕃、汉大军数十万进攻徐州城。徐州大败，守将芝麻李在逃跑过程中被元军杀害，部将彭大、赵均用率领残余兵力投奔濠州而来。他们人多势众，到了濠州以后，反客为主，濠州五帅都受了他们的节制。彭大勇猛善战，有胆有识，与郭子兴相处得很好；而孙德崖等四帅则拉拢赵均用。如此一来，派系斗争更为激烈，整天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

　　孙德崖想要借刀杀人，就挑拨赵均用，说郭子兴只认得彭将军，而看不起赵将军。赵均用非常生气，当即叫亲兵把郭子兴抓过来，毒打一顿，关了起来。

　　朱元璋正出差在外，听到消息，马上赶了回来。郭家正不知如何是好，准备用武力抢回元帅，朱元璋顾念大局，阻止了郭家的武力行动。朱元璋考虑了一下局势，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彭大出面不可，于是带着张夫人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去找彭大帮忙。彭大听了，勃然大怒：“简直是胡闹，有我在，谁敢动你家元帅？”于是带领亲兵，朱元璋也是全身铠甲，把孙家团团围住，救出了郭子兴。郭子兴带着手铐脚镣，被打得惨不忍睹，朱元璋把他背回郭府休息。赵均用见彭大出头了，也怕伤了和气，把事情闹大，只好作罢。

　　元朝丞相脱脱派御史大夫贾鲁前来攻打濠州。大敌当前，红军头领们都慌了神，不得不放下个人恩怨，同心合力，共抗外敌。元军不知道城中虚实，不敢强攻，只是围住城池。幸好濠州粮食储备比较充足，而且还有朱元璋这员干将担当守城重任，濠州被围了整整七个月，仍然保全。

　　这个时候，元军主将贾鲁突然得病死了，主将一死，加上围了这么长时间，元军毫无斗志，就这样撤退了。濠州虽然损失了一些兵马，但城池还在，几位领导都很高兴，纷纷自封为王。

　　危险解除了，濠州城却缺少粮食。朱元璋想办法弄到一些盐，拿到怀远卖了，买了几十石粮食回来，献给郭子兴。又建议郭子兴设法扩大红军的势力和地盘，并要求回老家去招兵买马，充实义军实力。

　　徐达等人本是儿时伙伴，听说朱元璋发达了，都跑来投效。徐达比朱元璋小三岁，生得高大威猛，成为朱元璋不可缺少的军事助手。不到十几天就募集了七百多人，带回濠州来。郭子兴非常高兴，升朱元璋为总管。

　　经过濠州之围，朱元璋看透了他们是一群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之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不足以和他们共谋大事；而郭子兴势单力孤，说话又不管用，不如另谋出路。于是打定主意脱离他们，自己发展。

　　于是朱元璋把新兵交付给了别人，就带着贴身的伙伴徐达、汤和等二十几个，向南发展，来到定远，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他招募乡里壮勇，收编地方势力，双管齐下，迅速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朱元璋听说张家堡驴牌寨有三千民兵，但是孤立无援，而且没有粮食，处境很危险，就想收为己有。他先给头领讲了当前形势：他们孤立无援，只要有军队来攻打，必败无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全自己。头领答应了，过了几天又变卦。朱元璋就挟持头领，招集部下，由此收编了三千民兵。

　　又以此为基础，向东突袭横涧山。横涧山有民兵二万，主帅是定远人缪大亨，他纠集了一大批地主武装力量，进攻濠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就退守横涧山。元朝封他为义兵元帅，派官军张知院监军。朱元璋率领三千民兵，趁着天黑，敌人没有防备，把横涧山包围了，也不攻打，只是擂鼓呐喊，一时鼓声呐喊声震天动地，张知院吓坏了，只身逃走。朱元璋部下有人与缪大亨关系很好，朱元璋就派他劝缪大亨投降。缪大亨也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答应了。就这样，朱元璋收降民兵男女七万多人，从中挑选两万精壮之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此有了自己的军事资本，开始与天下英雄一较高低了。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军事纪律和军事训练。没有好的军事训练就难有坚强的战斗力。朱元璋纪律严明，要求将士必须“知纪律”，军队能够做到“所过不杀，而人心向附”。就这样朱元璋在定远迅速打开局面。地主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闻讯也带着民军前来投效。朱元璋非常高兴，把兄弟俩留作幕府参谋，把两家军队合并编制。

　　冯氏兄弟有勇有谋，朱元璋经常与他们商量对策。当朱元璋问他们今后的发展方向时，冯氏兄弟建议先取金陵。金陵是帝王之都，既有利于防守，又有利于发展，攻下之后，当作基地，可以夺取天下。

　　朱元璋在定远得到发展以后，开始南下进攻滁州。滁州守军薄弱，前锋将军花云单骑冲破敌阵，大军跟着推进，迅速占领滁州。

　　在南下打滁州的路上，定远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学识渊博，很有计谋，朱元璋能够得到天下，李善长功不可没。朱元璋和他谈得很投机，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即用他为掌书记。李善长劝他学习汉高祖刘邦，要“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加上元朝政治腐败，不得人心，大势已去，平定天下，也就为时不远了。

　　朱元璋谋取天下的大志，是听了冯氏兄弟和李善长的建议后开始萌生和确立的。占据金陵的地势，安心发展，“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如此便可取得天下。

　　这一年朱元璋26岁，从军才一年。不过，谋取天下的大志完全成熟定型，是在28岁，他真正成为十万大军的统帅之后。

　　不过，朱元璋的天赋是少有的。从军以来，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做，他却能把事情办好，让郭子兴都喜欢、佩服。25岁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26岁就萌生了统一天下的大志，28岁就做了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不能不说他禀赋卓异。即使有徐达、李善长等武将文臣辅佐，他也有突出的智慧表现。有一次，徐达带兵攻城，却打不下来，就跟朱元璋请教。朱元璋到前线看了，策划一个反间计，才把城攻破。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是由他直接指挥的，最为惊险。后来北伐，攻打元朝，他坐镇南京，前线总指挥官是徐达。

　　大志未必天生，才华也未必天生，都可以在环境中磨炼。没有大志，没有天赋，却无法成就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