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启示

第一讲 立志（上）

　　立志不难，难在立大志，难在如何实现它。

　　前一个难有三点，难在敢不敢立大志，难在能不能与时变化，难在能不能战胜惰性。

　　周恩来小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读书，他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等豪言壮语不是每个人都讲得出来的。所以说立大志难，难在敢不敢立，难在敢不敢说。说出来了还要做，做不到就成了空话，不仅被嘲笑，也损害信心，就成了志大才疏。

　　外部环境在不断变迁，尤其自1840年以来，中国变动最为剧烈。昨天还想安卧书斋，成一大学问家，今天枪炮就打到了家门口，是独善其身，还是捐躯报国，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大志就遭到环境变迁的考验。

　　人都有惰性。大凡读过书的人，都不甘堕落，不断与惰性作斗争，但有多少人能彻底胜利？即使不在自己，也半被妻儿老小拖累。梁启超说曾国藩“其一身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就是说他在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做抗争，与自己的惰性作抗争。他的老婆孩子，也没有给他添麻烦。

　　后一个难也有三点：一是为实现大志，有没有牺牲一切的勇气（胆量）；二是能不能看清形势，选择正确的方向（见识）；三是有没有贯彻执行的办法（手段）。

　　实现大志需要勇气，有斗争就有牺牲。曾国藩要做好官做圣贤，“以做官发财为可耻”，除了书籍衣服，别无财产，还要借债才能过年。带兵之后，又以不怕死来要求自己，挑选的将士也多是有气敢往、不怕死的人，江忠源死了，塔齐布死了，李续宾也死了，他本人也在祁门大营被太平军包围，差点丧命。天赋卓异的人其实不少，敢牺牲一切的却不多。

　　心怀大志，却辨不清形势，选错方向，跟错人，做错决策，都不能成就大事。曾国藩连上十四封奏章，想革除时弊、整顿吏治，却惹怒龙颜，差点获罪，因为他的新主子不是汉武帝。洪秀全定都南京，大志本已完成一半，却因为接连而来的错误决策，分兵北伐、西征，天京内讧，石达开出走，失九江，失安庆，最终丢掉南京，而彻底失败。

　　曾国藩敢越权杀人，敢三次拒绝皇帝的命令，靠的不是傻瓜式的莽撞。他不过是团练大臣，既没有地方权力，也没有钦差头衔，却在湖南大肆杀人、锐意练兵，干涉地方政务、军务，大有越权之嫌，所以地方官嫉妒他、排挤他、刁难他，最后还被一群士兵追杀。曾国藩没有立刻报复，也没有跟皇帝告状，而是躲到衡阳去，发愤练兵，他要用打胜仗来洗雪耻辱。半年之后，果然有湘潭大捷，仇人被革职拿问，他本人也扬眉吐气，在湖南站稳脚跟。

　　曾国藩的启示

　　有胆量，有见识，还必须有手段，才能实现大志。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看看这志向，做不了圣贤，连人都不是了；如此志向，如此功名羞耻之心，有多少人说得出来？即使说出来了，又有几人做得到？那是曾国藩的座右铭，也是他的大志，是进入翰林院深造之后，思想发生巨大转变时，写下的立志箴言。

　　他的大志就是要做圣贤豪杰，“做第一等人物”。什么是圣贤豪杰，什么是第一等人物？数一数就知道，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可以称做“第一等人物”？中国五千年历史，能称“第一等人物”的，也不过两三百位，一二百年才出一位。他的大志可不是一般人的志向。

　　未点翰林

　　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的时候，才21岁，他改了自己的号，号为涤生，立志要涤旧更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是大志的最初表现，方向却不明确。

　　他原来的名字叫曾子城，字居武，乳名宽一。考中进士以后，某师以为卑俗，才改成曾国藩。

　　曾国藩自己说，他立志学问始于第一次北京之行，他早年“急于科举”，那就是开端。北京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放大了他的胸襟。回来之后，发奋苦读，一年没有出门。

　　过了两年，又值大考，他决心再去北京碰碰运气。那一次，他前后经历了四次大考，先是会试，然后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复试、殿试，最后是朝考。殿试结束，曾国藩名列三等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考中进士的人都欢喜连连，他却羞愧不已，恨不得当天就买车回家。

　　原来，元、明、清以来，殿试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就是我们说的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名列三甲，都是进士。在清朝，一般只有一甲二甲能进翰林院深造。曾国藩名列三甲，一般是进不了翰林院的，所以他羞愤不已，想买车南归。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置，把社会上有一技之长的人，比如作家、学者、医生、方技，等等，召集到宫中，备皇帝召见，不授正式官职。李白就是这样到了长安，为唐明皇和杨贵妃写诗。宋、元、明、清都设翰林院，由国家统一安排官职，其长官为翰林学士，官阶当在三五品之间。

　　到了清朝，翰林院变成国家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清朝历代宰辅几乎都是翰林出身。皇帝的老师一般也非翰林出身不可。满族人因为有世袭爵位，宰辅不一定非要出自翰林，和就是这样，汉人则多半要翰林出身了。

　　进入翰林院的人，尽管不能都做大官，但像大学士（正一品）、六部尚书（从一品）、侍郎（正二品），总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这些内外高官，多出自翰林。翰林院成为士人最羡慕的地方，因此民间有“点了翰林”这个荣誉说法。

　　虽然考中进士，却点不了翰林，所以曾国藩羞愧异常，想买车南回。入不了翰林，就要回家，可见曾国藩的功名心有多盛，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信心，类似今天的“非清华北大不读”。

　　在好友郭嵩焘的劝说下，湖南老乡劳崇光也答应帮忙，曾国藩才留下来，参加后面的朝考。劳崇光当时已在北京做官，官阶虽然不高，后来却做到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从一品。他的帮忙可能起了作用（无法确定），朝考曾国藩得一等第三名，进翰林院深造。

　　翰林生活

　　进入翰林院之后，他一边读书，一边与各界交游。

　　就在这期间，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一是唐鉴，一是倭仁，两个都是大官，都是大学者，也是他思想的引路人。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曾国藩才立下真正的大志向。在认识倭仁之后，他发誓要立志自新，成为一个圣贤，所以那段时间的家书、日记，到处是关于立志与功名心的话。

　　向倭仁请教的当天，曾国藩就开始静坐修身工夫，包括十二条日课。他把自己的欲念、坏想法都记录在日记中，拿给倭仁批阅，甚至连想跟女人搞那个都写在日记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

　　现在保存下来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日记中，十月、十一月两个月，九次提到好名之心：

　　1.又酒时忽动名心，为人戒之。（十月初四日）

　　2.无奈我做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月初八日）

　　3.同人射覆，有求胜心。（十月十三日）

　　4.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十月廿日。旁边还有一句批语，此心断不可有，可能是倭仁写的。）

　　5.看来只是好名。好做诗，名心也。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十月廿五日。又有批语，既知名心为累，当如大敌克之。）

　　6.一时掩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种种丛集，皆从好名心发出，盖此中根株深矣。（十一月初八日）

　　7.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初十日）

　　8.写折时，同人中有赞好者，初以字丑为愧，绝不动毁誉心，后颇以谀言为可信，此时不知其为自满也。（十一月十一日）

　　9.无礼之应酬，勉强从人，盖一半仍从毁誉心起，怕人说我不好也。（十一月廿七日）

　　他的功名心不是一般的强，也非一般人可比。王夫之说过，志不大则所成者小。正是这种强烈的功名心成就了曾国藩。功名心是件好事，越强越好。理学家教导什么戒除好名之心，都是瞎话，自欺欺人，不是尘世间的样子。

　　曾国藩听从倭仁的教导，努力用一个理学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反复跟好名之心做斗争，结果还是好名心胜过了克己修身工夫。

　　曾国藩的启示

　　功名心本不是坏事，只要正大光明，就努力追求好了。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认识倭仁，稍后的家书即说道：“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与诸弟书》）

　　也是在那时，他写下著名的十二条日课，什么主敬、静坐、早起、写日记……，还抄录在家书中，给几个弟弟看。

　　那个月他还立志戒烟，滋味可不好受。戒了八天烟，心神彷徨，几若无主，总想去抽，就用破釜沉舟的气势来要求自己。两个月后，习惯成自然，终于戒掉水烟。

　　讲了立志戒烟后，曾国藩又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你们都还年轻，有识无法一天做到，有志、有恒却可勉力而为。”（《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与诸弟书》）

　　那时，他的九弟曾国荃才十几岁，受到他的影响，也立志发奋，要去外面找个学馆，耳根清净，好读书。曾国藩不以为然：“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背柴放猪，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与诸弟书》）

　　曾国藩的意思是，只要肯立志，哪里都可以读书，闹市可以读，旷野可以读，跟时间、地点没有关系，只跟立志真不真有关系。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的时候，专门在赶集的那天，到城门洞去读书，以磨练心志，不知是否受到这段文字启发，因为他在《讲堂录》中多次提到读《曾国藩家书》的感受，还摘抄了一些文句，或做了批注。

　　那时六弟曾国华正好科场失意，曾国藩劝诫他说：“你小试不爽，就发牢骚，我笑你的志向太小。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愧为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完人。”（《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与诸弟书》）

　　曾国藩的意思是，只忧虑自己，不能为国为民，这不是君子所为，朝廷用这种人做官，跟用猪狗做官没有区别，而要用君子，代圣贤立言，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

　　他还跟他的几个弟弟写信说：

　　你们总说太忙。六弟去年说，城南寄信困难，每次都要去衙门打听信差日期，何其蠢也。静坐书院，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可以写信，何必要问到日期才写？你们都说忙，我比你们忙十倍，岂不是一年到头一封信也写不了？

　　你们在乡下读私塾，我也知道不是你们所愿。省城罗泽南可谓名师，六弟、九弟跟他读了两年，却不见长进。不如就待在乡里，安分耐烦，挺然特立，做第一等人物，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

　　安徽婺源那位陈双池先生，家贫如洗，三十岁之前在窑厂打工，给碗画画，三十岁之后开始读书，终身不应科举，而著书百余卷，为本朝名儒。他何尝有老师朋友呢，又何尝离开乡里？我期望你们的，总不外乎“立志有恒”四个字（《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与诸弟书》）。

　　他也不赞同追求虚名：“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这些文字都表明，他不但立志做大官、成大名、享大福，而且要做圣贤，做豪杰，做第一等人物，做百年不遇的人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看看这志向，做不了圣贤，连人都不是了；如此志向，如此功名羞耻之心，有多少人说得出来？即使说出来了，又有几人做得到？

　　尽管有如此大志，有如此觉悟，有如此灵性，曾国藩仍然是一个人，仍然有人的那些毛病，有人的天生的惰性，所以他要立志自新。但事与愿违，仿佛今日的“天天立志，天天不改”，甚至想改掉睡懒觉的毛病也很困难。

　　下面是他道光二十二年认识倭仁之后，与自己的惰性作斗争的记录：

　　1.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十月十二日）

　　2.吾齿长矣，而诗书六艺一无所识，志不立，过不改，欲求无忝所生，难矣。（十月十七日）

　　3.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十月廿四日）

　　4.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十一月廿三日）

　　5.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新换为人，毋为禽兽。（十二月初七日）

　　6.一事未做，志不立，过不改，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良可恨也，何以为人，何以为子？

　　拿睡懒觉来说，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天里他有十三天睡了懒觉，所以反复骂自己“直不成人”，“贪睡晏起，一无所为，可耻”，还说什么外人不知道，下人却清清楚楚，仿佛自己已成为一个虚伪的人。

　　同样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师给他的学生布置了一道课目，要学生每天早晨甩手一百次。第一天，所有同学都做到了。第十天，九成同学做到了。一个月后，一半同学做到了。一个学期之后，只有一个学生还在做。那个学生，我们叫他亚里士多德。他的老师，就是柏拉图。

　　是人就有惰性。曾国藩是一个人，所以为了大志，要不断地与惰性作斗争。天天想着立志，跟朋友在一起聊天会谈到立志，跟家人写信也会反复说起立志，这就形成一种心理暗示，反复刺激他的大脑神经，达到一种激发潜能的心理作用。

　　曾国藩的启示

　　通过不断的自我暗示能激发自身潜能。

　　经过这样的不懈努力，曾国藩确实在士人中间获得一种声誉，“昔在京颇著清望”。不过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学问家，而靠军功、道德、文章名满天下，是因为天下形势变化了，洪秀全起来造反了。

　　关于他的大志，被反复论及的还有什么“澄清天下之志”、“内圣外王之业”，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志。立志要做圣贤，要做豪杰，要做大学问家，这志向很高，其难度也大，只有做出不朽贡献，才算被实现，他却基本上都做到了，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唯有学问一端，由于“学未成而官已达”，由于全国形势变化，最终没有留下成名著作。所以在他死了之后，有人请求让曾国藩从祀文庙。这种事归礼部管，朝廷就让礼部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曾国藩没有任何著述，也没有任何经学发明，就不了了之。

　　不过清政府还是给了他荣誉，说他“学问纯粹，器识宏深”，谥为“文正”，也算对他的一种肯定。

　　刘邦的大志

　　《史记》、《汉书》都说刘邦“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好酒及色”。要把“家人”二字弄懂了，才明白这三句话的含义。“家人”做何解？是指他的两个哥哥吗？似乎说得通。父亲就骂过他，骂他不学哥哥好好种田。这种理解对吗？如果对，显然与“常有大度”四个字相互矛盾，司马迁也不会那么写文章。

　　曾国藩专门解释过这个词，家人当做庶人解，就是平常百姓的意思。曾国藩还举了很多词条来互证。“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就是说刘邦不喜欢平常百姓做的那些事，他不想像普通百姓那样生活一辈子。虽说刘邦当时也想不到自己会打下一座江山，不过那时心存大志，却是一定的。不然萧何凭什么一开始就追随他，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帮他？只不过大志还很模糊。直到后来在咸阳，第一次看到秦始皇出行，威武壮观震撼了他，原来的模糊不清的志向才清晰起来，有了一个现实的榜样：“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因此，史书上那句话有三层含义，前一句话讲刘邦的个性，“宽厚爱人”；中间一句话讲刘邦的志向，“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生活工作”；后面一句话讲刘邦的一些行为，当了个小小亭长，喜欢酒色。司马迁写文章，大都有其含义，这算一个证据。

　　我们有理由相信，刘邦的大志从小就有，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他那大志究竟什么样，只是凭着一种感觉，反正不能像“家人”（普通百姓）那样过。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从一开始就跟随刘邦，因为他们觉得刘邦不是一般的人，至于说怎样个“不一般”，谁都说不上来，他们在凭直觉行事。

　　如此说来，是不是可以说，大志本存在心，随着人的成长成熟，大志逐渐清晰、具体起来？有这种可能，这也是天赋的一部分。为什么少年周恩来能够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既跟他的天赋有关，也跟他的教育有关。天赋、环境、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三大要素，必须三大要素共同作用，才能有所成就。只靠天分不能成事，只靠立志也不能成事。

　　只靠大志，也未必能成事。恰好是刘邦的后人，可以印证这一点。光武帝刘秀，28岁了，还只想着老老实实做点生意，买田，过富足、安稳的小地主生活，完全没有大志。他的哥哥叫刘伯升，却从小有大志，时时以老祖宗刘邦为榜样，一心想恢复祖宗事业，因为王莽夺了汉朝江山。哥哥也经常嘲笑刘秀胸无大志。起兵之后，刘秀的才华迅速表现出来，打了不少胜仗。他哥哥也能打仗，而且很有名气，却不善于处理政治关系，明明知道别人嫉妒他，刘秀也提醒过他，却不加防范，最后被人杀了，未能成就大事。反而是被他嘲笑胸无大志的刘秀，最后建立了东汉王朝。要成就大事，光有大志显然是不够的。

　　宋襄公的大志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的第一任霸主，他死了之后，宋襄公也想做霸主。有如此雄心，有如此壮志，为何春秋五霸没有他的名字？

　　前面说立志有两难，一是立大志难，二是如何实现难。要实现大志，就得有勇有谋，配以天时、地利、人和，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

　　古往今来，大志不得伸展的人很多。赵武灵王、陈胜、王莽、张角、曹操、苻坚、桓温、李白、黄巢、辛弃疾、岳飞、李自成、郑成功、王可儿、林则徐等人，都没有实现其大志。洪秀全没有实现他的大志，即如孙中山，也没有实现大志。稍不注意，还可能流于志大才疏。

　　这里可以看出志向远大与志大才疏之间相去多远。

　　立志争霸

　　宋襄公的父亲叫宋桓公，本来要立他为继承人，他说：“我是小弟，子鱼是老大，他当国君更合适。”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反正他的德行很快就传遍诸侯，不仅获得“让国”的美名，也继承了父亲的权力，是为宋襄公。这就引起了霸主齐桓公的注意，很欣赏他的做法，把世子即位的重任托付给他。

　　齐桓公喜欢女人，有十几个儿子。大概就是怕儿子争位，所以他欣赏宋襄公。他的预感没错，他一死，五个儿子果然来争位，相互攻杀，搞得他的尸体也没人收，在床上摆了67天，蛆虫都爬出门来。

　　幸好宋襄公没有辜负他的委托，送他的世子回了齐国。不过，世子还没来得即位，篡位的暴徒又把他赶出了国门。因此，宋襄公还要再去齐国打一个月仗，才能拥立世子即位，是为齐孝公。

　　齐桓公是霸主，齐国是最强国，因而宋襄公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新星，他也沾沾自喜起来。齐桓公死了，中原空虚，群龙无首，正是出来称霸的好时机。大概就在那时，他产生了接替齐桓公成为新霸主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大志，他抓紧行动起来。

　　上古时代中国居住着三个古老的族属，以炎黄为首的华夏族，以蚩尤为首的东夷族，东夷族主要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蚩尤被黄帝打败之后，族人部分南迁，演变成为南方的苗蛮族，楚国是其中的重要一支，有时称荆楚，时而称荆蛮。夏朝属华夏集团，商朝属东夷集团。周武王伐商之后，东夷各族亦有封国，宋国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决定先争取东夷诸小国，再谋求中原霸业。

　　于是，宋襄公与曹、邾、滕、等国会于睢水之上。滕、两君迟到了，宋襄公就把他们抓起来，其中一个花钱买命，另一个被杀了祭神，想以此立威。

　　子鱼说：“齐桓公存三国，义士仍嫌薄德。现在一会而两伤，如何能成霸业？”

　　曹国不服，宋襄公派兵讨伐。子鱼又说：“德行不厚，武力征服没有用。不如先积盛德，再行讨伐。”

　　这个时候，楚、陈、蔡、郑、齐五国也在齐国会盟，修桓公之好。分明是与睢水之会分庭对立。宋襄公这才发现，原来中原各国还是趋向于以齐楚为首，并不因为他拥立了齐孝公，就把他当霸主。于是派人带着重礼去齐楚，邀请他们到鹿上会盟。齐国没有理他。宋襄公觉得很没面子，就把宝押在楚国身上，大概出了血本，请楚国带领诸侯来会。楚国答应了。

　　上当受骗

　　楚国本来是一个中小国家，偏处荆蛮之地，不与中原相闻。陆续吞并江汉流域的一些小国家之后，势力越过大别山和桐柏山，开始向中原发展。当时为楚成王在位。他是一个有大志的人，即位之后，布德施惠，结好诸侯。去给周天子献礼，周天子说：“命令你镇压南方夷越叛乱，但不要入侵中国。”但是，楚成王即位三十年来，仍然积极北上，连续三次攻打郑国。郑国位于中原腹地，攻打郑国是问鼎中原的必然步骤。

　　当时齐桓公是中原霸主，对于楚国的野心，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搞定北方的戎狄之后，就联合了曹、卫、宋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队北上，在楚国边境与联军对峙。齐桓公不愧霸主，看楚国兵力强大，国土辽阔，即使一战败楚，亦无法深入楚地，扩大战果，就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楚成王看联军气势强旺，亦不敢贸然衅兵。最终通过谈判，和平地化解了一场流血大战，达成有名的召陵之会。齐楚各有所得，齐桓公维护了他的霸业，阻遏了楚国北侵，楚成王则避免了在本土作战的危机，也没有任何损失。从政治态势上看，当然是齐桓公更有利。不过，楚国的实力没有分毫削弱，也不是什么坏事。

　　齐桓公一死，楚成王北入中原的大志又活跃起来，准备先拉拢郑国，却正好看到宋襄公搞了一个睢上之会，因此针锋相对，借修桓公之好的名义，搞了一个五国之会。宋襄公搞的是东夷小国之会，楚成王却以齐楚两个大国为首。宋襄公在想些什么，楚成王很清楚，那也正是他的企图。宋襄公却恰恰相反，不知道楚成王在想什么。宋襄公请楚成王领导诸侯来会，正中其下怀，就答应在盂（今安徽霍丘县）做衣裳之会。衣裳之会就是大家只穿衣裳，不带武器，不带军队，做文明礼尚的会谈。两人确实有差距。两国更有差距。

　　宋襄公意图在会盟上夺得霸主位置，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根据何在。

　　子鱼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

　　宋襄公不听。

　　“那就带些军队去，以防不测。”

　　“当初说好了只穿衣裳，不带武器，我为仁义之师，怎么好意思！”

　　宋襄公就高高兴兴赴会去了。

　　这次会盟陈、蔡、郑、许、曹五国都来了，楚成王后至，齐、鲁、卫没有参加。楚成王后来，因为他带着军队，自然不方便早到。这下宋襄公傻了，知道自己被骗了，赶紧让子鱼回国。军队把会场包围起来，活捉了宋襄公。

　　楚成王押着宋襄公去攻打宋都，跟宋人说：“快快投降吧，不然就杀了你们的国君。”

　　子鱼在城楼上说：“托社稷保佑，我们已经有国君了。他让宋国受辱，即使回来，也会被驱逐。”

　　楚军把宋都包围起来，打了几个月，也没有攻下来，就把宋襄公当做俘虏送给鲁国，以此来羞辱宋襄公，并提出与鲁国会盟。楚鲁两国在亳相会，宋襄公就被放了回来。

　　子鱼却说：“我这个弟弟啊，我多了解他。这事还没完，教训还不够深。”

　　泓水之战

　　宋襄公的脸丢大了，回来之后，恼羞成怒，决定拿郑国开刀，想以武力扬威，一战而定霸业。郑国本来属于中原集团，齐桓公死了，郑国失去靠山，又遭遇楚国压力，只好转而与楚国亲近。所以宋襄公拿郑国开刀，如果成功，当了霸主，自然就挣回了面子。

　　大臣劝告他，楚国一定会出兵救郑，那就白辛苦了，还不如等待时机。宋襄公不听，反而喊出了雄心壮志一般的口号：“天不弃我，商可以兴矣！”

　　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商朝都灭亡好几百年了，所以子鱼立刻批评道：“天弃商久矣。天都不要它了，你怎么可能让它复兴呢？”

　　宋襄公大概已经失去理智，只想着挽回面子和争霸，而不考虑眼前局势和对手情况，怒而兴师，不听劝告，对战争也不做任何谋划。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郑国那边，郑文公带着老婆去见楚成王，刚刚才回来，就听说宋国打过来了，立刻派人去搬救兵，一面准备抗战。楚成王发兵救郑，军队直扑宋国，迫使宋襄公回援，这跟后来的围魏救赵很相似。

　　宋襄公回到国境线时，楚军还在路上，正穿越陈国向宋国挺进。宋襄公就在泓水北岸驻扎下来，以待楚军。

　　西周初年，宋国当是一个大国，到了宋襄公时代，只能算一个中等国家，兵力最多两军。子鱼也口口声声说宋国是“小国”。楚国却是一个大国强国，兵力至少有五军。不过，先至为主，后至为客，守着泓水，以逸待劳，这对宋国是有利的。何况楚军远道而来，即使兵马强壮，也是疲惫之师。如果能够善用这些要素，尽管以弱敌强，宋国也还是有机会。打赢这场战争，宋襄公就可以实现霸业。

　　楚军开到泓水南岸，没怎么休息，就开始渡河。宋襄公也列好阵势，准备迎击。笑遍历史的一幕就此出现。

　　楚军还没有渡完，子鱼跟宋襄公说：“敌众我寡，趁他们渡河未毕，赶紧攻击。”

　　宋襄公说：“不可。”

　　他自认为宋军是仁义之师，楚军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不能发起攻击，乘人之危，非仁义所为，所以拒绝子鱼。

　　楚军大概是最幸运的了，得到敌人如此照顾，从容渡过泓水。

　　在楚军准备集结列阵时，子鱼说：“赶紧攻击吧。”

　　宋襄公又说：“不可。”

　　等楚军列阵完毕，宋军见敌人兵势强盛，面生惧色。宋襄公身先士卒，亲自带队冲锋。正当宋军向楚军中央突破时，其两翼突然从左右包抄过来，把宋军围在当中，宋军大败。由于部将拼死保护，宋襄公才冲出来。突围之后，幸好距都城也只有五十里了，由子鱼殿后，宋襄公才顺利退回城内，依城固守。宋国的都城非常坚固，楚国先后四次都没有攻下来。这可能是宋襄公敢于争霸、与楚国相拒的一个资本。

　　楚军尾随而至，看天色也不早了，就在河畔驻扎下来，等天明渡河攻城。第二天早上，楚军正要渡河时，突然从上游冲下洪水来，溺死千余人，军资冲走无数，秩序大乱。楚军遭此挫折，斗志涣散，只好撤兵。

　　此一战，宋襄公本人被箭伤了大腿，他的贴身卫队全部战死，士卒死伤甚众。

　　大家都批评他，他还不服气：“君子不加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古人打仗，不在险道隘口偷袭敌人。我是商朝后裔，对方没列好阵，我就不会进攻。”宋国以仁义著称于当时，所以他说“我是商朝后裔”。真是愚不可救，难怪毛泽东说他是“蠢猪式的仁义”。第二年夏天，宋襄公伤重而死。

　　《淮南子》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宋襄公为什么那么愚蠢？“让国”使他获得美名，那也是一种仁义。他的愚蠢一定有什么历史环境的因素，绝对不是他脑袋里空想出来的。这一点值得研究。

　　类似的事情，后来在燕国也发生过。战国时期，一位燕王把王位禅让给他宠爱的臣子，结果引发动乱，使国家经历一场浩劫。为什么有人食古不化？为什么有人要死守祖宗成法？书读多了有害，如果是读死书，确实越多越有害。

　　结论

　　宋襄公敢于立大志，齐桓公死了，霸主位置空虚，诸侯一盘散沙，他就站了出来，想做中原的领袖。他秉承了商朝后裔的仁义之名，却不顾外部环境变迁，完全没有看到争霸的时代本质，也似乎不清楚自己庙大庙小。春秋以来，争霸靠实力，而不靠仁义；宋国不过是一个中等国家，如何与楚国斗争，必须做妥善的谋划。

　　要想实现大志，他必须做好四项工作。

　　一是从根本上富国强兵，如管仲治齐一般。宋国地域狭小，四面受敌，资源也不丰足，若非雄才伟略之君，难以成为一等强国。管仲治齐用了三十年，何况齐国本来是大国。商鞅治秦用了二十年，何况还有秦穆公拓地千里为基础。宋襄公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宋国晋升为一等强国？这里只能说不知道。

　　也许郑武公小霸给了他启发。郑国跟宋国实力相当，地缘关系也相似，都处中原腹心，都是四战之国。郑武公最早称霸，历史评价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先，小霸。他的时代没有强国，齐、晋、秦正被各种问题纠缠，楚国才刚刚起步，都没有精力过问中原事务。他扶助周平王东迁，有安定王室之功，这是一种政治优势。宋襄公虽安定齐国，齐国却不能与周王室相比。郑武公的才具明显高于宋襄公，不仅能够团结诸侯，并且事事量力而行。宋襄公则有些不自量力。“他行，我也行。”如果他是在向郑武公学习，显然有些盲目，没有学到家。

　　二是政治胸怀。在争霸主张上，齐桓公以雄厚国力为基础，以尊王攘夷为政治口号，宋襄公却敢于创新，打出仁义的旗号，欲图恢复殷商故业，一种早被人们遗忘的政治幻想。在争取人心上，不以宽大之心容纳盟友，而以武力和杀戮立威。也不听取大臣的意见，一意孤行，怒而兴兵。

　　三是谋略手段。团结谁，拉拢谁，依靠谁，打击谁，要分清楚。还要有足够的手段与诸侯周旋，非长袖善舞不能为也。本来没有看清霸业本质，对如何实现霸业也缺乏长远的、贯穿一致的谋略规划。争取东夷诸小国尚可，却又杀盟友立威，互相矛盾。又没看透楚成王的企图，反而想借助楚国的号召力，结果使自己和国家蒙羞，甚至差点亡国。既然楚国有号召力，他还能干什么。

　　四是人才。宋襄公身边的人才，见于史册的有两个，一是子鱼，二是公孙固。以子鱼的劝谏最为顽强坚决中肯，宋襄公都不以为然。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发觉上当之后，赶紧让子鱼回国，避免了城破国亡的下场。当初他要真的“让国”于子鱼，也许能成就两个人的美名吧。

　　子鱼肯定是个人才，始终忠于宋襄公，忠于自己的祖国，危乱中能把持大局，宋国不亡，当推他为首功。却也被仁义所害，只从修德广德的角度来劝谏宋襄公，而没抓住“以力假仁”这个争霸本质。尽管他已经感觉到争霸靠的是实力，似乎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因此未能从根本上劝谏宋襄公。子鱼并不糊涂，不过在思想上还是更倾向于德——以德服人。难怪说宋国是仁义德行礼仪之邦。

　　宋襄公生错了时代，也投错了娘胎，以宋国的现实处境，怕是永远无法实现他的大志。缺乏现实条件时，大志就成了空想，流入志大才疏、好高骛远了。

　　他是一个一相情愿的人，是一个有勇少谋的人，也是一个有德行的、值得信赖的人。却过于迂腐，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权力斗争。他看到齐桓公死后霸主空缺，却不知道楚成王的勃勃野心。他看到宋国是名义上的一等国家，却不知道霸业以实力为基础。他看到仁义这杆大旗，也看到周王室的衰微，却不细察周王室仍然是诸侯的精神中心。更没注意到战争规律的变化，列阵击鼓、堂堂而战的传统军礼正在向“诡道”变化。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而称霸中原。他却高举“仁义”与殷商后裔两个旗号，真是毛主席批评的“蠢猪式的仁义”了。

　　何况才过了三年，另一个雄才大略的霸主就上台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晋文公。他总共在位才八年，却迎立周王，打败楚国，堵住秦穆公，争得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英雄事迹。

　　公子重耳在外流浪十九年，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这个人很杰出，即位四年，就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成为霸主。跟其他霸主比较一下，就可知道他的卓越：

　　齐桓公用管仲治齐30年称霸诸侯在位43年

　　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治秦20年东至黄河，拓地千里在位39年

　　楚成王用令尹子文治楚30年侵凌中原在位46年

　　晋文公用狐偃、赵衰治晋4年打败楚国，称霸诸侯在位8年

　　他成功的原因，简单概括为：流亡十九年，得到很多支持，建成无形的统一战线；有一批杰出的人才跟随他；在流浪中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有利于经济恢复与军队建设；政治胸怀宽广，努力团结秦国，避免与之敌对。

　　晋文公刚刚即位，东周王朝就遭到敌人袭击，周王从洛阳向东跑，逃到东边的郑国（今河南新郑）避难。秦穆公一直渴望称霸中原，想出兵勤王，但他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从今日陕西潼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一线，越函谷关东去。而那条道路正在晋国掌控之中，所以他就得跟晋文公借路。

　　晋文公自然晓得秦穆公的意图，也明白必须阻止秦穆公东出中原，才能避免两国相争。为了达到不与秦国敌对，又能阻止秦国东出的目的，晋文公亲自来到黄河边，跟秦穆公说，你走南边武关那条道路吧（即今天陕西东南商洛南、沿丹水一线，在伏牛山中），我会派兵帮你；至于勤王的事，就由我们晋国来完成。勤王结束后，晋文公派兵攻取今天河南内乡县、淅川县西至荆紫关一带地区，帮秦国打通南出武关的道路。秦穆公尽管不高兴，但人家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继续等待。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一直是在齐、晋、楚、秦之间展开，后来不过是晋分为赵、魏、韩罢了。由于晋文公宽广的政治胸怀，两国才能结为秦晋之好，这对晋文公即位四年就打败楚国、称霸中原大有帮助。

　　至于说楚成王一方，为何不乘着兵威，称霸中原呢？这是一个失误吗？当初周天子告诫他说不要侵略中国，他没有听话，不断北侵。如果他借救郑之势，乘机称霸诸侯，区区洪水自然无法阻挡他，也没有对手能够阻挡他，他却没有那么做，史书只看到这样的记载：“楚成王救郑，郑国隆重欢迎他。走的时候，他把郑国的两个公主带走了。有一个人就评论说，成王无礼，所以他成不了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