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李达：做参谋长42年
李达生于1905年，陕西省眉县人，原名李德三。1926年考入冯玉祥在甘肃平凉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排长、连长。1931年12月，参加了宁都起义。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第十七师参谋长兼团长、第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1934年参加长征后任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初，任援西军参谋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后兼太行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54年，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8年，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197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任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当选为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93年7月13日逝世，终年88岁。
1905年3月15日（农历），李达出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原名叫李德三，有三兄一弟。全家耕种三十余亩薄田，尚不能糊口，父亲在农闲时贩卖油盐，以补家用。
李达5岁时，父亲饥病交加，卧床不起。他有一次拣到一个杏子，拿到家里，给病危的父亲吃。父亲一手握着杏子，一手紧紧握着他的小手，热泪盈眶。
父亲病逝后，李达自5岁开始，就帮助母亲和哥哥们干活：拾粪，剜野菜……不到10岁，便给地主打短工。他常常饿着肚子，抱着沉重的大锄头锄地，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就拣大雁的粪便，从中挑谷粒吃。有一天，他两顿没吃饭，饿昏在田里。在地头监工的地主走过来，一脚把他踢出老远，还狠狠地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从此，在李达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富人心狠”的印象。
李达聪明、懂事，很受家人的疼爱。大哥为了培养一个识文断字的顶门人，四出借债，供他读私塾。李达从11岁读至16岁，读完了《四书》、《五经》，学会了写作诗文词赋。他爱好丹青和篆刻，有时还登台唱几段眉户戏。他写得一手好字，每逢年节，乡亲们便三五成群地求他写对联。
大哥看他有出息，又借了一笔债，供他上了省城西安基督教会办的私立东道中学。但刚刚读了一个学期，哥哥就供不起了。李达求学心切，又考进了公费的单级（初级）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五卅”运动中，和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
两年后，他毕业返乡，当了小学教员。不久，他被横渠区保卫团调去当了帮办。
这时，在家人和乡亲们的眼中，李达开始出人头地了。他也踌躇满志，想替老百姓做些好事。为此，他常常下乡查访，听到不少区保人员欺压百姓的事。于是，他便为民请命，上书区长，痛陈区保人员的劣迹，请求法办。然而，李达并不知道，由于他从不为有钱人写帖子，早就得罪了他们。结果，李达不但没有告倒区保人员，自己反而接二连三地遭到陷害，最后被乡吏们扣押起来。李达的叔父去说情领人。乡吏说：“放李达可以，但从今以后不要再回乡！”
这时，李达醒悟了，知道区乡小吏是勾结在一起的。他对之深恶痛绝，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朝废帝溥仪驱逐出故宫，之后，他又组建了国民军，并通电吁请孙中山北上。此举，在西北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在甘肃平凉创办了第二军官学校。
李达在西安读书时，就听说过冯玉祥将军的名字，于是，便于1925年冬奔赴平凉，考入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接受了正规、严格的训练。在军校，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冯玉祥将军。
1926年春夏，冯玉祥到苏联考察，宣布国民军全体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冯归国后，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组成国民联军，于17日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联军总司令，发表了“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的宣言，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讨伐反动军阀的旗帜。
李达作为军校的一名学员，参加了这一重大事件。为配合北伐，第二军校随同部队先后开赴陕西和河南。李达自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第八十二旅，先后担任军需和炮兵连排长。1928年夏，他又被调到旅部当参谋官。
在旅部由于李达在军校成绩优秀，到部队后带兵严谨，为人老实诚恳，工作细致扎实，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官。但李达不愿长期在司令部工作，很想带兵打仗，经过多次“坚请”，终被批准。但部队中相当于少校的职位已满，只有第七十四旅的一个连缺副连长。李达自愿下连，当了一名少校副连长。七十四旅开赴山东济宁时，李达被提升为学兵连连长，为该旅培训新兵。
1931年初夏，在上海的中央军委派出中共党员王超、袁汉澄、李肃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和地下党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关系后，发展李青云秘密入党。之后，李青云又发展了学兵连的学兵王际坦。从1931年7月到11月，王际坦又在学兵连发展了7名中共党员，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也秘密加入了中共。李青云担任学兵连连长后，就在学兵连建立了中共支部。这时，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人，将党组织扩展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为刘振亚，委员是袁汉澄和王铭五。中共特别支部不但掌握了学兵连等几个连的武装，而且已经实际上控制了总指挥部。
李达曾经担任过十四师学兵连的连长，整编后被调到七十四旅旅部当副官。
这时，李达还不知道在学兵连里已有了这么多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在这些秘密党员的眼中，威信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身为学兵连连长，不但思想进步，军事技术好，而且老成持重，工作踏实，处处以身作则，没有一点旧军人的恶习。李达同他们也曾是好友，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表达过自己盼望早日北上抗日的迫切心情。
由于中共秘密党员的工作，二十六路军中不少官兵在私下议论，要去投奔红军。官兵之间个别串联，也在秘密地进行着。七十四旅二团一营的一个建制班，由班长带领，集体携械投奔了红军。
二十六路军向何处去？高级将领和基层官兵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931年10月，中共秘密党员王超奉调离二十六路军，途经南昌时被捕。敌人从他那里获得了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材料。12月初，蒋介石派飞机给二十六路军送来了一纸密令，云：
据捕获共犯王超等二名，供称系在二十六路军。除将该犯所供共犯分别查拿外，仰即该路严密防范为要。此令。
二十六路军指挥孙连仲离队前指定李松昆代理总指挥，但来往信件仍由参谋长赵博生代拆代行。蒋介石指示二十六路军抓共产党员的命令，恰好落在共产党员手里。赵博生看过密令后，随手装进了秘密文件袋内，立刻召集李青云和董振堂开了个紧急秘密会议，讨论应变办法。
董振堂说：“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在一两日内举行暴动。”
李青云也赞同此议，并说：“要尽量争取七十四旅旅长、冯玉祥的女婿季振同同时举事，即便他不同意，七十三旅也要单独暴动。”
然而这时，季振同说：“如要北上抗日，目前只有联合红军一条路可走。”
于是，当晚大家同意共同暴动，并且商定由季、董和中共特别支部各派一名代表，到中央苏区接头。
会后，季振同说服了七十四旅主力团——第一团团长黄中岳一起起义。
找谁接头呢？于是，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想到了他们所熟识和信赖的共产党人刘伯坚。他们选派七十三旅的参谋郭如岳，携带他们的亲笔信，秘密潜入瑞金叶坪，当面交给了刘伯坚。
中共中革军委根据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报告和赵、董、季、黄的信，同意二十六路军立即举行武装暴动。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他们写了回信，表示热情地期待他们到苏区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并建议他们互推起义领袖。
根据刘伯坚的意见，赵、董、季、黄又一次召开秘密会议，推举季振同为起义领袖，并委派七十四旅营长卢寿椿到苏区进一步洽商起义具体事宜。
刘伯坚同卢寿椿面谈后，给季、董、赵写了回信，转达了中革军委的决定和意见：
一、任命季振同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
二、暴动过程中必须坚决解决军官中的反动分子。红军将在胡岭嘴、东山坝和会同、安福一线配置强固兵力予以接应。
三、暴动时间必须在13日拂晓。
季振同等接到刘伯坚的信后，马上制定了暴动的具体方案。当研究暴动的日期时，赵博生说：
“前几天，南昌那边通知，咱们二十六路军11月份的薪饷和冬装已经启运了。”
董振堂问：“几号能运到宁都？”
赵博生说：“按路程算，11号或12号能到广昌。到宁都，最快也得13号。”
黄中岳说：“如果我们的薪饷和冬装不能按时运到，我们这一万多人就是到了苏区，也会给红军增加很大的负担哪！”
董振堂又说：“如果我们拿不到，就会让朱绍良得了便宜。”
赵博生说：“我们的队伍穿上新冬装，吃一顿饱饭，拉队伍的时候情绪就更高了。”
季振同思忖良久，果断地说：“我看，有必要把起义日期推迟一天，把现成的薪饷和冬装拿到手再去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董、赵、黄三人都同意推迟一天起义。
董振堂说：“要派人到广昌去押运，务必保证13号运到宁都才行。”
赵博生说：“押运的人，一定要选绝对可靠的，不能出任何问题。”
季振同说：“赵总参谋长，苏区那边，你派人通知一下。押运的任务，交给李副官去办。”
赵博生考虑了一阵儿，说：“我看可以。李达这个人可靠，而且还不知道暴动的事，不会走漏消息的。”
董振堂点点头：“对，让旅部副官去押运，身份也合适。”
黄中岳说：“李副官当过参谋官和学兵连的连长，人很踏实、稳重。”
季振同说：“我跟他交代一下。”
就这样，季振同把押运任务交给了李达，并叮嘱他务必在13日之前运到宁都。
李达领命之后，连夜赶到了广昌。他不负众望，尽心尽责，日夜兼程，如期、安全地把薪饷和冬装运回宁都。
13日，领到了冬装和薪饷的二十六路军的官兵们兴高采烈，纷纷上街购买日用品。这天，宁都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都挤满了人，如同节日一般。
而发动起义的领导人们此时却正在紧张地布置暴动前的各项任务。起义的骨干部队七十四旅一团，日夜戒备。七十三旅的学兵连这天也是兵不离班，枪不离手，集合在一起，静待了一天。晚上，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1931年12月14日下午2时，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和黄中岳指挥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分别开始行动。
季振同召集七十四旅一团、二团的营长以上军官开会，激动地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视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回北方去。”
接着，他下达了任务，第一、第二两团于当天下午准备就绪。
晚上6时，赵博生以总参谋长身份宴请全军团以上的主官，争取一个不漏地把他们都捉起来。因为李达押运骡马大队到了宁都，这些主官们又听说还从上海运来了“白兰地”酒、“炮台”牌香烟和美国水果，来得特别踊跃。而二十五师师长、代理总指挥李松昆则没有被邀请。
一团的柴副官化装成传令兵，带着团部特务排，跟着季振同和黄中岳，提前来到设在天主堂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
前来赴宴的军官们一到，赵博生就打招呼，请他们上楼就座。柴副官等就在楼下招待他们的随员和护兵。入座时，柴副官和特务排的官兵们有意插花而坐，把那些护兵夹在中间。
当大家碰了杯，饮下第一口酒，拿起筷子刚刚夹菜时，柴副官就掏出手绢擦嘴——这就是动手的暗号。特务排的官兵一见他发出暗号，便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顶住各自身旁的护兵，高声喝道：“不许动！”这些护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械。
在柴副官掏手绢的同时，焦连长带着第九连的二十多人，迅速冲上楼去，捉那些军官。但是，有个战士精神过分紧张，手中的冲锋枪走了火。正在楼上喝酒的军官听到枪声，立即大乱，惊呼道：“哪里打枪？”
二十七师的李锦亭团长和另一个团长王天顺反应最快，转身便跳下了楼，却被院内警戒的部队捉住。
正当九连的官兵们在楼上捆绑那些军官的同时，董振堂也在七十三旅诱捕了几个政治上靠不住的营长。
一营营长卢寿椿率领一路，到设在苏家祠的二十五师师部去捉拿李松昆。可能是听到了天主堂方向传来的枪声，二十五师师部大门口布置了双岗。卢寿椿让几个人跑到门口，把这两个哨兵抱住。其他人正要往里冲时，门里的哨兵突然开枪，冲在前头的5个人，两死三伤。师部的两扇黑漆大门随即紧闭。
卢寿椿他们便在门外喊话：“开门！再不开门，我们就要放火烧，用炸药炸！”
“把枪交出来，把李松昆交出来，其他人统统没事！”
经过住在西隔壁的一位姓赵的少将副官长两次内外传话协商，里面还是不缴枪，但派人送出一百多根撞针来。卢寿椿带人进院搜捕李松昆，找遍整个院子，也没有踪影。原来，他听到枪声，早就跳墙逃跑了。
这时，二十六路军共有八部电台。其中，只有总指挥部、二十五师师部和国民党派来的一部，共三部开机。总指挥部执法队的刘向三带着特务营一个排，解决了国民党的这部特务电台。二十五师的电台则由七十三旅的学兵连所控制。
李达作为副官，紧随季振同左右，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的安全。
12月15日凌晨，二十六路军的暴动已经成功！除驻在宁都城北的一个团外，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九、八十、八十一旅，共6个旅直、11个整团、17000余人携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基本上全部参加了起义。
李锦亭在季振同和黄中岳向他说明情况并道歉之后，欣然参加暴动，不但把他的团拉了出来，而且还把他们师的另一个团也带了出来。
当旭日高照宁都古城之际，董振堂率领七十三旅，作为起义军的先锋队，其他各旅跟进，七十四旅殿后，浩浩荡荡，直奔中央革命根据地。
至于那些被扣的旅、团长们，在部队全部拉出宁都之后，给他们每人发了3元的路费，让他们各奔前程了。
当最后离开的七十四旅一团刚刚走出城东门时，奉命在城外配合暴动的红军第十二师，在陈光师长的率领下，由水洞门开进城来。
刘伯坚、左权等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固厚村迎接二十六路军的到来。刘伯坚见到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苏进等起义将领时，分外激动，说：“昨晚，我一夜没有睡觉，以为你们几个一定是牺牲了。不然，为什么没有按时来到苏区呢？谁晓得你们搞了这么大的规模！列宁讲过，暴动时机成熟了，是一分钟也不能迟延的。我真替你们担心啊！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把暴动时间推迟了一天。”
李达这时才明白，二十六路军搞暴动，原来是为了参加红军！他悄悄地对季振同说：“季旅长，您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我也可以帮您多办一些事嘛。”
季振同笑着说：“现在说也不晚哪。你也为这次暴动立了一功啊！”
李达莫名其妙地问道：“暴动的事，我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功劳呢？”
“如果不是你连夜把军饷和棉衣催运回来，我们这17000人到了苏区，要增加多少负担哪！”
李达憨厚地说：“那也是骡马大队的功劳啊。”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所策动的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
经过几天的行军之后，红五军团在瑞金县附近的秋溪、任田市、九堡、西江市一带驻扎下来。中革军委很快给他们派来了大批政工干部：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十三军政治委员何长工、十四军政治委员黄火青和十五军政治委员左权，以及各师、团的政治委员和各连的政治指导员。
部队整编开始了。由红军派来担任五军团主要领导的同志主持召开了军官会议，对大家说：愿意留下当红军的举手，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自谋生路。
很多军官都举了手，其中就包括李达和黄镇。
然而，由于担任五军团主要领导的同志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原二十六路军连以上的军官都是军阀，并提出了“要兵不要官”的口号。所以，尽管许多军官都举了手，仍然面临被“资遣返乡”的命运。出身贫苦、对起义有功的李达，还有原七十四旅政训处干事黄镇等人也不例外。
季振同虽为红五军团总指挥，也不能左右这一局面。他把李达叫到跟前，无奈地说：“上级决定让你回乡。我也留不住你，实在对不住。你有文化，又年轻，自谋生路去吧！”说罢，递给他一些钱，凄然道：“这点钱，权当川资吧。”
李达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惊呆了。他怔了许久，才默默地接过钱，复又置于案上，说：“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家里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我不走，我要留下革命！”
然后，李达又找到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倾诉了要参加红军的决心。
刘伯坚听后表示愿意为他作政治上的担保人。季振同也向红五军团主要领导人为李达“讲情”。经过刘伯坚和季振同“讲情”和“担保”，李达终于被留在红五军团。同时被留下的还有黄镇等人。黄镇后来又和李达在太行山并肩抗日，成为亲密战友。
李达留在红五军团后，被任命为连长。
不久，湘赣军区第八军代政委兼独立一师政委王震，到红五军团来选调干部。条件是受过正规训练、能搞军事训练的营连级干部。在五军团干部名单里，王震发现李达毕业于平凉军官学校，又当过学兵连连长，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于是，李达和另外几名青年军官便被选调到湘赣军区。李达被任命为独立一师第二团第四连连长。
李达到湘赣军区工作后，为人谦虚，平易近人，不论是对战友还是部下，都像亲兄弟一般，一点也没有旧军队军官的架子。他思想进步，作战勇敢，打仗都是冲在最前头。因此，他深得红军指战员的信赖。但是，由于李达愿意在前线带兵打仗，不想在机关工作，所以，他对自己在冯玉祥的部队当过参谋官的经历，“藏而不露”，从未提及。但是，细心的王震政委还是看出来了。因为他发现李达对通信、识图、标图等司令部的业务很在行，就问李达：“你过去是不是当过参谋？”
李达见“藏”不住，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了。
当时，红军中有师范文化程度的干部是极少的，在军校受过正规训练，又做过参谋工作的，则更是屈指可数了。于是，他很快就被任命为独立一师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
1932年9月，由王震和湘赣军区政委甘泗淇介绍，李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李达作战勇敢，又熟悉参谋业务，又于当年11月被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
1933年春，在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李达因作战有功，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入夏，红八军缩编为红十七师。肖克任师长，王震为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袁任远为政治部主任。
国民党在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又组织了第五次“围剿”。同时，以其西路军的6个师约5万人“围剿”湘赣根据地。红十七师经过一番奋战之后，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任弼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李达担任参谋长。
1934年10月，红三军和六军团会师后，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由贺龙担任，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二、六两军团。
由于夏曦在二军团大肆进行错误的“肃反”，杀了一大批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改组派”，团以上干部被杀了两三茬，所以，二军团迫切需要一批有经验的干部。贺龙对任弼时和肖克、王震说：“二军团现在很缺团以上干部。我想请你们从六军团选一批到二军团来，给我们传授井冈山的经验啊！”
任、肖、王欣然同意，从六军团挑选了张子意、甘泗淇、张平化、余秋里等一批干部到二军团工作，张子意和甘泗淇先后担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平化担任宣传部长。
贺龙听说李达是“科班”出身，不但能领兵打仗，搞参谋工作也很有一套，于是，又同任、肖、王“谈判”，把他“要”了过来，任命为二军团参谋长。
10月底，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发动攻势。李达作为二军团参谋长，在龙泉寨、梧溪河等战斗中负责侦察敌情，协助贺、任、关等军团首长制定作战方案，默默地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员会正式成立。
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张子意等任委员。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省军区亦于同日建立。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领导下，开展了批判夏曦错误路线的斗争。当时，人人痛恨夏曦，纷纷要求把他扣押审查，还有许多同志强烈要求，让夏曦为被错杀的同志偿命。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达向任弼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夏曦的错误的确是很严重的，但仍属于犯路线错误的性质，还不属于敌我矛盾，处理他的问题，还是应当实事求是。现在，群众中有过激情绪、报仇心理。鉴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党组织是不是稍停一段时间再处理为好。我们不能像李立三路线那样，一抹到底，罚他做苦力，挑担子，更不能扣押审查。
任弼时觉得李达的分析不无道理，便征求他的意见：“你看目前怎么处理夏曦同志的问题更妥当？”
李达说：“是不是先把他调出二军团，到六军团工作？”
任弼时采纳了李达的建议。他撤销了夏曦在党内的一切职务，让他作深刻的检查，向群众悔罪，求得群众的谅解。之后，调他到省委帮助工作，后又根据他的表现，调他到红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
夏曦到六军团工作后，表现还是不错的，以后在黑水关战斗中牺牲。
至今，在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许多李达关心指战员的动人故事。其中，长征路上三送马的故事，最为动人。
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地区。当时，工兵连一排排长颜振清的右腿负了重伤。
当天下午，连长廖如秀打电话把他的伤情向李达参谋长作了详细汇报。他听完汇报后，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快派个人到我这里牵匹马，再带一条面袋子来，给他带点炒面。无论如何要把颜排长驮走，路上要派人照顾好，不要叫他从牲口上摔下来。”
于是，廖连长派了两名战士，从李达那里牵来一匹壮实的枣红马。颜振清听了连长转述李参谋长的话，看着枣红马，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行军的第二天，枣红马驮着颜振清翻过几座大山，累得实在支撑不住，倒在山坡上，蹬了几下腿就死了。二班长和几名战士只得轮流把颜振清背到了宿营地。
廖连长向李参谋长汇报了马被累死的经过。李达听后，又派警卫员把一匹大白马送来了，并叮嘱说：“要派专人把马喂好，不要再把马累死了，我这里已经没有马了。”
部队又踏上北上的征程，进入了西康省。这一带是巍峨连绵的雪岭冰峰，气候变化无常。大白马又冻又累又死了。跟随颜振清的两名战士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颜振清更是急得直冒冷汗。
到宿营地后，姜指导员特意召开了支委会，研究如何帮颜振清行军的问题。大家都说，李参谋长已经两次送马，不好再麻烦首长。但又考虑到长途行军，部队要翻雪山过草地，战士们空手走路都困难，哪能再抬着担架行军呢？大家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最后还是决定给李参谋长写信报告情况。
李达看完报告后，对送报告的通信员说：“回去告诉你们连长，我这里没有马了，把你们连驮器材的马腾出一匹来，给你们一排长骑。就说是我说的，照这样解决。”
连里接到李参谋长的指示后，立即腾出一匹骡子给颜振清骑。他就是靠这匹骡子，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走出了雪山草地。
颜振清后来说：“每念及此，我就五内发热。在艰苦岁月里，我军这种上下级之间和同志之间患难与共的革命友谊，我将永远珍视。”
当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时，1936年7月5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这时，李达年仅31岁。
1937年9月16日，一二九师誓师之后，奉命进驻陕西省富平县的庄里镇地区，准备向晋东南进发。一一五师向晋北进发，一二〇师开往晋西北。这样，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就可以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又能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而作出的战略部署。
一二九师到达庄里镇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正当一二九师准备按八路军总部的预定计划，东渡黄河北上的时候，国民党驻西安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一二九师。
这是位不速之客。一二九师既没有请他，师部事先也没有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值班参谋向李达报告：“李处长，乔茂才来到师部，自称认识刘师长，要求见一见。”
刘伯承早年毕业于重庆将校学堂，曾在熊克武将军的部队任过团长。他是川军中被誉为“刘伯温”的有名的常胜将军，知道他的人很多。
这个乔茂才可能在四川时跟刘师长共过事，也许他仅仅见过刘师长的面，或者只不过闻名而已，到底见不见他呢？李达立即向刘伯承报告了此事。
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先弄清来意再说。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李达领会了刘师长的意图，便来到师部那间简陋的会客室。他打量了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年纪约有四十多，头戴礼帽，身穿便服。他见李达来了，立刻起身相迎，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乔茂才。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
“我叫李达，参谋处长。”李达跟他握了握手，说：“唉呀，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到现在还没回来。”
乔茂才露出着急的样子，问：“那几时才能回来呢？”
“很抱歉，刘师长行前没有说回来的日期。”
接着，就是一阵沉默。
李达想：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反正你总得讲话。
果然，乔茂才干坐了一会儿，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李处长，我此次来贵师，一是来拜访，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您可否转告刘师长？”
“这几天，刘师长正忙着到部队交代准备出征的事，行踪不定，一时很难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等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
乔茂才打开随身带的公文包，取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
李达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大意是，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李达边看，乔茂才边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贵师到了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息一段了。”
李达看过后，觉得这个命令大有文章，就问乔茂才：“蒋委员长的命令，朱德总指挥看过没有？怎么我们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
“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想，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就把它还给了乔茂才，说：“乔参议，这个命令还是等刘师长回来当面交给他为好。我先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我这就去找找刘师长，请他尽快回来，您看怎样？”
乔茂才不得不表示同意，连说：“好，好，我在这里等一等。”
李达趁机辞了出来，把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沉吟片刻，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不是找我叙旧，而是要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他边说边走到地图前边，指着地图对李达说：“一一五师已经到了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一二〇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日本鬼子呢？9月13日占了大同，以20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几个方向推进。照国民党这种打法，用不了几天，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们同一一五师、一二〇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
李达说：“这么一来，我们就要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按我们实际情况，恰恰应该尽量避开正面防御。”
“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我要马上报告朱总司令。”
“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
“你就说找不到我。过去我们是共过事，现在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充当引我们上钩的钓饵。我还见他做什么！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这个协议嘛！我们不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就这样，第一天，李达陪他吃饭，散散步。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彼此再没有什么话好说。
过了几天，乔茂才看看刘伯承就是不见他，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成。再等下去，更是自讨没趣。他为了下台阶，就对李达说：“我还有事回去要办，等刘师长视察回来后，我再来拜访。”
李达说：“既然乔参议有要事在身，我就不好留您了。”
这位不速之客，就这样被送走了。他本想来一二九师显显身手，没想到碰了刘伯承和李达的软钉子，无功而返，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去“述职”了。以后，再也没敢来。蒋介石原以为乔茂才与刘伯承有旧，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做一做一二九师的文章，企图假日本人之手消灭之，结果是错打了算盘。
蒋介石的这个阴谋被粉碎后，一二九师仍然按照原计划，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所辖部队有孙良诚、高树勋、孟昭进、张东臣、赵云祥、丁树本、夏维礼、邵鸿基等部约两万余人。石友三是个有名的流氓军阀，他与日军暗中来往，互相交换关于八路军的情报。他还从天津请来一个叫吉田的日军少佐，担任他的顾问。石友三反共非常积极，手段也非常毒辣。他对部下公开说：“过去我们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现在，是利用日本发展自己。”仅据1940年头两个月的统计，石友三就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中共党员及抗日干部和群众两百多人。中共在威县、广宗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有半数被石友三破坏。
李达根据各方面情报的证实，石友三所辖各部均与日军相勾结，并达成秘密协议，以共同消灭八路军为目的，搞“防务交换”，并已经做好了围攻一二九师部队的准备。
李达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刘邓，又根据他们的指示，报告了八路军总部。
1940年1月，刘伯承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亲自和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谈判，希望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向一二九师发动进攻。
但是，朱怀冰哪里把“土八路”放在眼里？他听了刘伯承的一席话之后，也并不为之所动，仍然一意孤行。
朱德和彭德怀研究了在太行山地区的几股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情况后，于1940年1月底指示一二九师：现在朱怀冰已经南移，高树勋尚在卫河以东，均离石友三较远，正是消灭石友三的好时机，不可放过。
刘邓遵照这一指示，让李达组织师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拟制打石友三的作战方案。
李达建议把此次打击石友三的行动，定名为“冀南反顽战役”，拟定各参战部队的任务是：
一、由徐深吉、吴富善率领东进纵队第一团、青年纵队第三团和特务营，于6日前到达邱、威间地区，并指挥三八六旅的补充大队、第三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先遣纵队第一团、牛连文团，由南向北，打击石军；同时，请冀中军区的吕正操、程子华速派三个团以上的兵力，进至枣强以南地区。
二、战术是，尽量使用坚强的小游击队，分途不断袭扰，把石友三的部队引出碉堡，在运动中将其消灭。但不可一口吞下，咬一口算一口。
这“不可一口吞下，咬一口算一口”的战术，是李达按照刘师长的指示，写在作战命令上的。这个原则，至关重要，它就是积小胜为大胜的道理。
冀南反顽战役原定于2月11日开始。但是，石友三非常狡猾，早就闻到了风声，9日即秘密率部南窜。
李达接到情报后，请示刘邓怎么办？他们说，提前行动吧。于是李达电令各参战部队立即追击与堵截。经过三天的激战，到13日，石友三部的孙良诚带了三千多人突围，逃过卫河后，到南乐地区向丁树本部靠拢。石友三部主力经一二九师部队的沉重打击之后，伤亡较重，于15日夜突围，向西逃走。
正当一二九师部队追击石友三部之时，日军为了掩护他们，从广平、邱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等几个据点出动日、伪军一千多人，阻击一二九师。这几股日伪军，也被一二九师部队击溃。于是，日军又从威、邱两县调出千余人，与原先被击溃的千余人汇合在一起，约三千余人，猛攻一二九师追击部队的后尾，并大肆施放毒气。
李达请示刘邓如何对付？刘伯承和邓小平研究之后，对他说：“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命令暂时停止追击。”
就这样，石友三由于得到日伪军的掩护，才得以率残部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逃到清丰东南地区。
冀南反顽战役，击溃石友三部七千余人。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对李达说：“这次是由于虎狼夹击，我们才没有全歼石友三的部队。但是，我们也达到了‘咬一口算一口’的目的。石友三的嚣张气焰，恐怕也被我们打掉了。”
自从石友三部被一二九师狠狠地教训了一下，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了。其他各路顽军，也有所收敛。
1942年3月12日，李达参谋长来到了太行军区二分区司令部。
李达从独立营回到二分区司令部后，和曾绍山、赖际发等领导同志分析了全分区的形势，研究了反“扫荡”作战的改进措施。
这时，恰恰赶上日军再次发动对分区机关的大“扫荡”。这是日军在1942年春季大“扫荡”中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于是，李达在各路扫荡日军出发前，每天晚上都和曾绍山、赖际发以及司令部的参谋们一起分析情报，把各路敌人的出动时间、兵力和行军路线，摸得一清二楚。然后，选择适当时机，从敌兵力较少、接合部空隙较大的两路敌人中间突围，准备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后，再从外线打击敌人。
突围之前，分区作战参谋张生华报告说：“李参谋长，附近老乡听说敌人要‘扫荡’，都转移了。我们找不到向导，怎么办？”
李达说：“不用到处找向导了，我给你们当向导吧。”
张生华心想，李参谋长远道而来，对分区的路也不熟悉，我们分区的参谋怎么能让师首长带路呢？便说：“我带路吧。”
夜幕刚刚垂下，李达和曾绍山、赖际发就率领部队出发了。部队在黑暗中悄悄地行进着。为了不让敌人发现，部队既不能点火把，也不能打手电。开始行军很顺利，但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时，先头部队忽然停下了。李达立即纵马，赶到前边查问原因。
张生华说：“李参谋长，前面有个十字路口，我判断不了应该走哪条路？”
李达说：“我到路口去看看。”说罢，便策马在三个路口来回走了一趟，对张生华说：“走这边。”
大家将信将疑，但谁也无法证明这条路不对，便抱着和敌人打遭遇战的念头，继续行军。天亮之后，部队到达的地点，正是昨晚预定的村庄。这是二分区部队最近第一次在转移中顺利甩掉数路“围剿”之敌。从曾绍山、赖际发，到司令部的每一名参谋人员，无不为李参谋长惊人的判断力所折服，便向他请教是如何判断的。
李达说：“这几天晚上研究敌情和地形时，我已经把你们二分区的作战地图背了一遍。”他取过张生华手中的地图，指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标记，说：“你们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昨晚我骑马在三个路口转了一圈，找到了这棵独立树，所以判定走这条路是正确的。”
由于李达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且还像背书一样地背熟了地图，所以，他不看地图，便能说出地图上晋冀鲁豫边区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铁路、公路，直至羊肠小道的位置；友军、日军和伪军、土杂武装的分布；主要据点和封锁沟、墙的位置，等等。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从此对地图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是美国飞虎队，即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成员的杰克·萨姆森在其所著的《陈纳德》一书中，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1944年某月，陈纳德按照美国空军的指示，派飞机执行轰炸日军军事设施的任务。29日，“一架B-29在返航时，一批敌机扑来，8名机上人员跳伞。一个月后，他们才被中国游击队送回成都。”
这里所说的“中国游击队”，就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太行军区部队。那是1944年立秋之后的一天，李达司令员接到第四军分区的报告：有一架巨型飞机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山区坠毁，飞行员跳伞，其中两名落到一个村子里，是高个、大鼻子、蓝眼睛，看样子是美国人。
李达放下电话，把太行军区司令部通信队队长何雨农找到办公室，交代说：“有一架美国盟军飞机在平顺县坠毁了，飞行员跳了伞。你带上骑兵排，再带上几名医务人员，到平顺石城西边的榔树园，把飞行员接到军区司令部来。记住，一定要快，要赶在日军出动之前把他们全部营救出来，一定不要让日军把他们抢去！现在来不及找翻译了，你把英汉对照的会话本带上。”
何雨农率骑兵排连夜赶路，于拂晓赶到了榔树园，在第四军分区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在老乡家里见到了两名美军飞行员：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
两名飞行员见到何雨农带了骑兵，有些疑惧。何雨农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他们看到友好的表示，便迎上来用英语讲话，见何雨农听不懂，便取出随身携带的汉英对照的会话本。何雨农恰好带了地图。于是，他们就用会话本和地图“对话”。飞行员终于明白他们是降落在八路军太行军区的地域内。
因为这里是敌后根据地，所以附近的黎城、平顺、潞城等几个县城都驻有日军，而且在一日内均可到达。何雨农又告诉他们，他是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将军派来的，接他们到司令部去，以确保他们的安全。飞行员说，他们机组一共有9个人，现在还有7人下落不明，希望协助营救，然后一同去见李达将军。
何雨农和骑兵排的同志们顾不上打个盹儿，就请民兵们带路，钻进了山谷，于当天上午找到了包括少校机长在内的5名飞行员。至傍晚，又找到两名。其中一名的降落伞挂在树上，人被悬吊在半空中。民兵们攀上悬崖，用吊绳把他系了下来。9名飞行员中，只有两名被树枝擦成轻伤。
这时，李达又给四军分区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潞城、微子镇的日军已经向平顺方向行动，军分区速派部队阻击日军，确保飞行员的安全，并立即护送他们向北转移，尽快赶到太行军区司令部驻地赤岸村；同时要把飞机残骸运到司令部，不能让日军抢去。
何雨农翻开地图，用英汉会话本向少校机长说明了李达的指示。机长点点头，表示同意。骑兵排的战友们挑选出几匹壮马，让飞行员们骑，自己走路。经过一天半的行军，安全地到达了太行军区司令部——涉县赤岸村。
李达司令员和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副政委黄镇等，热情地接待了9名飞行员，由太行军区生产部长张克威担任翻译。经他和飞行员们交谈，才知道他们在空中遇险的经过。他们驾驶B-29型轰炸机，从中国西南地区起飞，参加轰炸日本在鞍山的钢铁厂和一些军事设施。他们完成作战任务返航时，被数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截击，B-29不幸被击中一个引擎。他们驾驶这架受伤的飞机航行到太行山上空，其他机件也发生故障，无法飞行，也无法迫降，机长不得不决定弃机跳伞。
李达司令员代表太行山军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之后，李达用电话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营救美国飞行员的经过。
不久，李达接到八路军总部的通知：邓小平和总部首长邀请美军飞行员到麻田做客。于是，李达将军派张克威带队，为飞行员每人配备一匹马，踏上了去麻田的山路。
飞行员们回赤岸村后，向李达提出了修建机场的具体方案。李达派了两名工兵参谋和他们进一步研究施工计划。之后，他又将修建计划报告了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并请他一道前往长宁考察。他们带着工兵参谋，专程赶到长宁，交代黎城县县长和区委书记动员当地农民，协助七六九团修建机场。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修成了一条长约两华里、宽约四丈的飞机跑道和停机坪。
机场刚刚竣工，太行军区就收到八路军总部的电报，通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从延安起飞，来接飞行员。李达将军接到电报后，连夜指示在长宁的军区情报联络处负责人李棣华和黄宇田，马上组织人检查机场。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也无法检测跑道的硬度，第一架飞机飞临太行山机场，降落在跑道上滑行时，有一只轮子陷入泥土中。大家又分头到村子里找来所有的井绳，才把轮子吊了出来。
飞虎队员临行前，李达设宴迎接在太行山着陆的第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并为B-29机组成员饯行，还赠送飞行员们每人一件纪念品——日军指挥刀。这是太行部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它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飞行员们郑重地接过战刀，喜出望外。
太行军区画家兼摄影家高帆，为李达司令员和飞行员们摄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
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更加速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以14个军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鱼贯进攻。
10月14日，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指挥第一梯队，从新乡出发，沿铁路线及其东侧向石家庄方向前进。
在发起总攻的10月28日清晨，到高树勋长官部联络的王定南回来向刘邓汇报说：高很愿意谈判，但还有些顾虑。
邓小平政委直接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做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早在上党战役进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刘邓多次听取高树勋的“座上客”王定南的汇报，并派申伯纯、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部副部长靖任秋等同他一道进行争取工作。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
经多次联系，终于促使高树勋下定脱离国民党的决心。但由于几项重大问题尚未解决，高树勋希望刘邓派代表同他面洽。
刘邓为表示诚意，准备提高会谈的级别，在发起总攻之前，派李达越过火线和高树勋会晤，最后商定起义事宜。
在两军交战之际，派参谋长亲越火线去谈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也正由于此，方能说明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高树勋的诚意。这是刘邓大胆的一着。
邓政委看了看李达，说：“李参谋长，你和高树勋过去都是西北军的，我看请你亲自出马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他。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做最后的商榷。”
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这封信，当面交给高树勋将军。你对他说，我还要去拜访他的。”
这时，在新八军中还有不少蒋介石的特务，随时可能发生意外。10月29日，李达同靖任秋一起，携带刘伯承的亲笔信，化了装，由一名负责往返联络的侦察员带路。当他们三人步行到马头镇，准备通过火线时，新八军的哨兵突然朝他们开了枪，子弹从李达和靖任秋的身边呼啸而过。他俩立即躲进高粱秆后面，派侦察员先到镇内联系。
不一会儿，在高部担任团长的中共秘密党员田树青，在侦察员的陪同下，赶来接应李达和靖任秋，并解释说：“误会了，误会了。不知道是李参谋长和靖副部长。因为原来联系是靖副部长一个人过火线。哨兵见是三个人，就开了枪。实在对不起！”
一场虚惊过后，田树青陪同他们来到新八军司令部驻地马头镇内，会见了高树勋。
早在宁都起义时，高树勋任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但因事在外，未参加起义。因此，李达先从二十六路军谈起：“当年，冯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师；董振堂、赵博生和季振同将军发动宁都起义，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民主与独裁这两种前途的大搏斗，在这个历史关头，如果您能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将产生比五原誓师和宁都暴动更大的影响。”
靖任秋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孙殿英部当过副师长，和高树勋有过交往，比较熟悉。他开诚布公地说：“蒋介石想打通平汉线，是把你们当作枪头，叫你试探一下。成功了，得好处的是蒋介石。失败了，被消灭的是你们杂牌部队。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用鲜血换来的解放区，岂能让他人抢占？前不久进行的上党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李达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包围。对其他北犯之军，已经发起攻击。希望您早下决心，不失时机。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可以向刘邓首长转告。”
高树勋说：“脱离蒋介石，同共产党、八路军再次合作，民主建国，这个决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但目前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我们新八军被夹在中间，一边是四十军的李振清师，一边是马法五的四十军和三十军。如果我们有举动，就会受到夹击。”紧接着，他还提出了起义后的部队番号和部下的安置等实际问题，要求和刘邓面谈一次。
李达表示：“如果能约定起义时间，我们可以同时加强对两翼敌人的攻击，让他们自顾不及，无力夹击新八军。刘邓首长一定会安排时间会晤高将军的。”
高树勋当即决定，10月30日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余人起义。于是，靖任秋留下同高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李达返回司令部。
刘邓大军已于10月28日9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由于敌军得不到高树勋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动。刘邓大军则越战越勇，至30日，已将四十军的一〇六师大部歼灭。三十军亦严重受挫，只得收缩阵地，不能他顾。
正在此时，高树勋将军通电全国，宣布率所部一万余人起义。此举，在敌军内部引起极大的慌乱，使平汉战役发生了重大转折。
平汉战役全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四十军三十九师师长司马恺、第一〇六师师长李振清、第三十军三十师师长王震、第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等高级长官以下官兵1.7万余人。
平汉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对阻止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共中央对高树勋率部起义非常重视，认为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1月2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给高树勋将军发来热诚的贺电：
建侯（高树勋字）将军吾兄勋鉴：
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绥安！
中共中央任命高树勋将军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三个军。11月10日，高树勋将军在武安县邑城镇举行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
李达亲越火线去敌宫，坚定高树勋的起义决心，功莫大焉。
1947年8月间，当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时，李达主动担任部队的先导。他率领精干的参谋人员和一个班的兵力，负责侦察敌情、了解情况和先行设营的任务。
一天，李达来到预定的新营地，早已把刘邓的房子分配好了，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他们跟上来。李达立刻意识到是带队的同志走错了路。他取出地图，指着几个地名，对几名参谋说：“带队的同志带错了路。我估计他们可能到这几个地方。你们沿着这几条路，分头去接应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先接到的，发个信号。没接到的，见到信号，马上赶回来。”
不出李达所料，参谋们按照李达指定的几条路，果然把刘邓首长接到了新营地。
刘伯承一见李达，就说：“李达，你真行，硬是把我们给迎回来了。领队的同志是‘头戴沙锅——乱撞一气’！”
在大别山的反“围剿”作战时，有一次夜间转移，警卫团的前卫连续三次带着刘邓走错了路，幸而都被李达纠正过来，才没有出危险。
邓小平称赞说：“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真了不起！”
作为参谋长，李达对厕所学十分有研究。李达常常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到部队检查群众纪律，连厕所挖得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他心细如缕，而且对医疗知识也很在行。如他通过检查某一部队的厕所，就可以知道这个部队有没有闹痢疾的，有没有消化不良的……陪同他的部队领导很纳闷，禁不住问：“李参谋长，我们部队有闹痢疾的，我不知道，我应该检讨。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李达指着厕所里的一堆大便，说：“你看，这大便里有脓和血，就是患了痢疾的战士留下的。”
他又走到另一个厕所，指着几堆大便，说：“你们看，这些大便里有不少整颗的胡豆和豌豆，说明北方籍的战士们吃了，不适应，消化不良。你们组织一些战士，把胡豆、豌豆用磨推一推嘛。”
陪同李达的部队领导同志听了，钦佩不已。
还是在部队进入大别山之前，为了让部队适应南方的气候、环境，确保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李达曾专门组织医务人员拟定了《关于进入新区作战的卫生工作指示》，由他审改，于1947年6月13日签发。《指示》中对预防肠胃传染、感冒、中暑、疟疾、过度疲劳、烦渴、烂脚等疾病，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只是有些部队领导同志没有引起充分注意而已。
李达对他们说：“人民的子弟兵每到一地，要给群众带来好风尚。挖厕所、盖厕所，决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支军队随地拉屎撒尿，会给人民群众留下什么印象？不但会引起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感，还会传播疾病！别看小小的厕所，其中有很大的学问：它关系到移风易俗，关系到群众的健康和民族的文明；它能树军威，也能败军威。所以，检查厕所不单纯是为了环境卫生，而是既可以查出部队的作风，又可以了解部队的生活、健康状况。”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中原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并决定再建立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并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曾希圣为副参谋长。
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七个军区。
李达安于职守，忠于职守，精于职守。他干练的参谋业务，分析情报的全面、准确，起草作战预案的迅速、缜密，贯彻首长意图的及时、周到，以及他的远见卓识，赢得了陈毅的赞赏，称他为“我们的好诸葛”。
刘邓的工作方法，是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具体执行和检查落实情况，就大都交给李达参谋长去办了。刘邓则集中精力考虑战略问题，有时则到前线了解情况。而李达则大部分时间是留在司令部值班，处理部队日常的文电。战事紧张时，他就随时守在电话机旁，常常是彻夜不眠。陈毅多次幽默地说“李达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他非常羡慕刘邓有这样一位得力的参谋长。于是，他给中共中央和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介绍李达的事迹，标题即是《李达是个好参谋长》。
他在该电中说，李达“甚称职”，“是我军良好的参谋长”，“前途甚远大”。
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总前委很重视统筹领导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
这时，中野部队经过在大别山的斗争，武器装备和人员都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山炮等重武器都埋在山中或炸毁。部队弹药亟待补充。拿野炮来说，只四纵有两门；山炮总共42门，炮弹两百余发；步兵炮4门，炮弹十余发；迫击炮207门，平均每门只有一发多炮弹；至于步马枪、轻重机枪的弹药，则不足一个基数。这种状况如不改变，是很难投入大规模作战的。此外，还有参战民工约130万人。所以，能否尽快解决近200万参战军民的粮食、牲口草料、武器弹药和数十万伤员的护送、治疗问题，是淮海战役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
刘、邓、陈等认为，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并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因此，必须委派最得力的人选，协同地方党组织共同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经过反复考虑，他们下决心由李达参谋长去挑这副重担。
李达欣然领命，率领中原军区的一批干部，和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的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等地方党政干部一起，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郑州解放之前，华北的弹药运到中野部队，须几经辗转：先从豫北运抵洛阳，再通过洛河水运至黑石关，最后还要靠汽车和人力才能送到部队。秋冬之季，多阴雨天气，运输更无保证。郑州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为中野掌握。李达指挥部队，迅速修复了从郑州到商丘的铁路、公路，建立了由魏岗分别到达桃园集、临涣集、龙山集的三条运输干线，并组建了郑州警备司令部和郑州铁路管理局。此外，还组建了各级支前司令部和指挥部。
1948年11月19日，李达呈请总前委并报中央军委，提出组建交通司令部，以专司铁道、汽车、船舶、车马和人力运输诸事宜。交通司令部直辖：兵站；辎重第一、二两团（以缴获的200辆汽车装备组成）和第三团（以胶轮大车200至300辆组成）；交通警备团（由豫皖苏和豫西两军区抽调1500人组成）；技术修理部门。调文建武任交通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到职前暂由李达兼任），杨国宇任副政治委员。
11月30日，军委和总前委批复同意，并增调李静宜为交通司令部副司令员；同时指示在郑州设立军区办事处，以刘岱峰为主任，赵增益为副主任。
华北地区支前的装备和中原的粮草供应，均由火车直运前方，不仅及时解决了中野参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对支援华野作战，也起了一定作用。如1948年12月12日，邓子恢和李达曾电告粟裕、陈士榘、张震：
我们从郑州送中钞2亿到商丘，请华野派人接收使用。亥齐（12月8日）知华野可在砀山车站接收粮食，即令刘岱峰于亥灰（12月10日）从郑、汴搜集现粮65万斤，车运砀山；又令豫西第一、四、五分区起运小米700万斤、小麦300万斤，共1000万斤，送郑、洛、巩（县）等处上火车
1993年7月13日逝世，终年88岁。
1905年3月15日（农历），李达出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原名叫李德三，有三兄一弟。全家耕种三十余亩薄田，尚不能糊口，父亲在农闲时贩卖油盐，以补家用。
李达5岁时，父亲饥病交加，卧床不起。他有一次拣到一个杏子，拿到家里，给病危的父亲吃。父亲一手握着杏子，一手紧紧握着他的小手，热泪盈眶。
父亲病逝后，李达自5岁开始，就帮助母亲和哥哥们干活：拾粪，剜野菜……不到10岁，便给地主打短工。他常常饿着肚子，抱着沉重的大锄头锄地，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就拣大雁的粪便，从中挑谷粒吃。有一天，他两顿没吃饭，饿昏在田里。在地头监工的地主走过来，一脚把他踢出老远，还狠狠地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从此，在李达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富人心狠”的印象。
李达聪明、懂事，很受家人的疼爱。大哥为了培养一个识文断字的顶门人，四出借债，供他读私塾。李达从11岁读至16岁，读完了《四书》、《五经》，学会了写作诗文词赋。他爱好丹青和篆刻，有时还登台唱几段眉户戏。他写得一手好字，每逢年节，乡亲们便三五成群地求他写对联。
大哥看他有出息，又借了一笔债，供他上了省城西安基督教会办的私立东道中学。但刚刚读了一个学期，哥哥就供不起了。李达求学心切，又考进了公费的单级（初级）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五卅”运动中，和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
两年后，他毕业返乡，当了小学教员。不久，他被横渠区保卫团调去当了帮办。
这时，在家人和乡亲们的眼中，李达开始出人头地了。他也踌躇满志，想替老百姓做些好事。为此，他常常下乡查访，听到不少区保人员欺压百姓的事。于是，他便为民请命，上书区长，痛陈区保人员的劣迹，请求法办。然而，李达并不知道，由于他从不为有钱人写帖子，早就得罪了他们。结果，李达不但没有告倒区保人员，自己反而接二连三地遭到陷害，最后被乡吏们扣押起来。李达的叔父去说情领人。乡吏说：“放李达可以，但从今以后不要再回乡！”
这时，李达醒悟了，知道区乡小吏是勾结在一起的。他对之深恶痛绝，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朝废帝溥仪驱逐出故宫，之后，他又组建了国民军，并通电吁请孙中山北上。此举，在西北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在甘肃平凉创办了第二军官学校。
李达在西安读书时，就听说过冯玉祥将军的名字，于是，便于1925年冬奔赴平凉，考入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接受了正规、严格的训练。在军校，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冯玉祥将军。
1926年春夏，冯玉祥到苏联考察，宣布国民军全体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冯归国后，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组成国民联军，于17日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联军总司令，发表了“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的宣言，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讨伐反动军阀的旗帜。
李达作为军校的一名学员，参加了这一重大事件。为配合北伐，第二军校随同部队先后开赴陕西和河南。李达自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第八十二旅，先后担任军需和炮兵连排长。1928年夏，他又被调到旅部当参谋官。
在旅部由于李达在军校成绩优秀，到部队后带兵严谨，为人老实诚恳，工作细致扎实，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官。但李达不愿长期在司令部工作，很想带兵打仗，经过多次“坚请”，终被批准。但部队中相当于少校的职位已满，只有第七十四旅的一个连缺副连长。李达自愿下连，当了一名少校副连长。七十四旅开赴山东济宁时，李达被提升为学兵连连长，为该旅培训新兵。
1931年初夏，在上海的中央军委派出中共党员王超、袁汉澄、李肃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和地下党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关系后，发展李青云秘密入党。之后，李青云又发展了学兵连的学兵王际坦。从1931年7月到11月，王际坦又在学兵连发展了7名中共党员，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也秘密加入了中共。李青云担任学兵连连长后，就在学兵连建立了中共支部。这时，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人，将党组织扩展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为刘振亚，委员是袁汉澄和王铭五。中共特别支部不但掌握了学兵连等几个连的武装，而且已经实际上控制了总指挥部。
李达曾经担任过十四师学兵连的连长，整编后被调到七十四旅旅部当副官。
这时，李达还不知道在学兵连里已有了这么多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在这些秘密党员的眼中，威信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身为学兵连连长，不但思想进步，军事技术好，而且老成持重，工作踏实，处处以身作则，没有一点旧军人的恶习。李达同他们也曾是好友，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表达过自己盼望早日北上抗日的迫切心情。
由于中共秘密党员的工作，二十六路军中不少官兵在私下议论，要去投奔红军。官兵之间个别串联，也在秘密地进行着。七十四旅二团一营的一个建制班，由班长带领，集体携械投奔了红军。
二十六路军向何处去？高级将领和基层官兵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931年10月，中共秘密党员王超奉调离二十六路军，途经南昌时被捕。敌人从他那里获得了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材料。12月初，蒋介石派飞机给二十六路军送来了一纸密令，云：
据捕获共犯王超等二名，供称系在二十六路军。除将该犯所供共犯分别查拿外，仰即该路严密防范为要。此令。
二十六路军指挥孙连仲离队前指定李松昆代理总指挥，但来往信件仍由参谋长赵博生代拆代行。蒋介石指示二十六路军抓共产党员的命令，恰好落在共产党员手里。赵博生看过密令后，随手装进了秘密文件袋内，立刻召集李青云和董振堂开了个紧急秘密会议，讨论应变办法。
董振堂说：“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在一两日内举行暴动。”
李青云也赞同此议，并说：“要尽量争取七十四旅旅长、冯玉祥的女婿季振同同时举事，即便他不同意，七十三旅也要单独暴动。”
然而这时，季振同说：“如要北上抗日，目前只有联合红军一条路可走。”
于是，当晚大家同意共同暴动，并且商定由季、董和中共特别支部各派一名代表，到中央苏区接头。
会后，季振同说服了七十四旅主力团——第一团团长黄中岳一起起义。
找谁接头呢？于是，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想到了他们所熟识和信赖的共产党人刘伯坚。他们选派七十三旅的参谋郭如岳，携带他们的亲笔信，秘密潜入瑞金叶坪，当面交给了刘伯坚。
中共中革军委根据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报告和赵、董、季、黄的信，同意二十六路军立即举行武装暴动。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他们写了回信，表示热情地期待他们到苏区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并建议他们互推起义领袖。
根据刘伯坚的意见，赵、董、季、黄又一次召开秘密会议，推举季振同为起义领袖，并委派七十四旅营长卢寿椿到苏区进一步洽商起义具体事宜。
刘伯坚同卢寿椿面谈后，给季、董、赵写了回信，转达了中革军委的决定和意见：
一、任命季振同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
二、暴动过程中必须坚决解决军官中的反动分子。红军将在胡岭嘴、东山坝和会同、安福一线配置强固兵力予以接应。
三、暴动时间必须在13日拂晓。
季振同等接到刘伯坚的信后，马上制定了暴动的具体方案。当研究暴动的日期时，赵博生说：
“前几天，南昌那边通知，咱们二十六路军11月份的薪饷和冬装已经启运了。”
董振堂问：“几号能运到宁都？”
赵博生说：“按路程算，11号或12号能到广昌。到宁都，最快也得13号。”
黄中岳说：“如果我们的薪饷和冬装不能按时运到，我们这一万多人就是到了苏区，也会给红军增加很大的负担哪！”
董振堂又说：“如果我们拿不到，就会让朱绍良得了便宜。”
赵博生说：“我们的队伍穿上新冬装，吃一顿饱饭，拉队伍的时候情绪就更高了。”
季振同思忖良久，果断地说：“我看，有必要把起义日期推迟一天，把现成的薪饷和冬装拿到手再去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董、赵、黄三人都同意推迟一天起义。
董振堂说：“要派人到广昌去押运，务必保证13号运到宁都才行。”
赵博生说：“押运的人，一定要选绝对可靠的，不能出任何问题。”
季振同说：“赵总参谋长，苏区那边，你派人通知一下。押运的任务，交给李副官去办。”
赵博生考虑了一阵儿，说：“我看可以。李达这个人可靠，而且还不知道暴动的事，不会走漏消息的。”
董振堂点点头：“对，让旅部副官去押运，身份也合适。”
黄中岳说：“李副官当过参谋官和学兵连的连长，人很踏实、稳重。”
季振同说：“我跟他交代一下。”
就这样，季振同把押运任务交给了李达，并叮嘱他务必在13日之前运到宁都。
李达领命之后，连夜赶到了广昌。他不负众望，尽心尽责，日夜兼程，如期、安全地把薪饷和冬装运回宁都。
13日，领到了冬装和薪饷的二十六路军的官兵们兴高采烈，纷纷上街购买日用品。这天，宁都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都挤满了人，如同节日一般。
而发动起义的领导人们此时却正在紧张地布置暴动前的各项任务。起义的骨干部队七十四旅一团，日夜戒备。七十三旅的学兵连这天也是兵不离班，枪不离手，集合在一起，静待了一天。晚上，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1931年12月14日下午2时，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和黄中岳指挥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分别开始行动。
季振同召集七十四旅一团、二团的营长以上军官开会，激动地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视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回北方去。”
接着，他下达了任务，第一、第二两团于当天下午准备就绪。
晚上6时，赵博生以总参谋长身份宴请全军团以上的主官，争取一个不漏地把他们都捉起来。因为李达押运骡马大队到了宁都，这些主官们又听说还从上海运来了“白兰地”酒、“炮台”牌香烟和美国水果，来得特别踊跃。而二十五师师长、代理总指挥李松昆则没有被邀请。
一团的柴副官化装成传令兵，带着团部特务排，跟着季振同和黄中岳，提前来到设在天主堂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
前来赴宴的军官们一到，赵博生就打招呼，请他们上楼就座。柴副官等就在楼下招待他们的随员和护兵。入座时，柴副官和特务排的官兵们有意插花而坐，把那些护兵夹在中间。
当大家碰了杯，饮下第一口酒，拿起筷子刚刚夹菜时，柴副官就掏出手绢擦嘴——这就是动手的暗号。特务排的官兵一见他发出暗号，便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顶住各自身旁的护兵，高声喝道：“不许动！”这些护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械。
在柴副官掏手绢的同时，焦连长带着第九连的二十多人，迅速冲上楼去，捉那些军官。但是，有个战士精神过分紧张，手中的冲锋枪走了火。正在楼上喝酒的军官听到枪声，立即大乱，惊呼道：“哪里打枪？”
二十七师的李锦亭团长和另一个团长王天顺反应最快，转身便跳下了楼，却被院内警戒的部队捉住。
正当九连的官兵们在楼上捆绑那些军官的同时，董振堂也在七十三旅诱捕了几个政治上靠不住的营长。
一营营长卢寿椿率领一路，到设在苏家祠的二十五师师部去捉拿李松昆。可能是听到了天主堂方向传来的枪声，二十五师师部大门口布置了双岗。卢寿椿让几个人跑到门口，把这两个哨兵抱住。其他人正要往里冲时，门里的哨兵突然开枪，冲在前头的5个人，两死三伤。师部的两扇黑漆大门随即紧闭。
卢寿椿他们便在门外喊话：“开门！再不开门，我们就要放火烧，用炸药炸！”
“把枪交出来，把李松昆交出来，其他人统统没事！”
经过住在西隔壁的一位姓赵的少将副官长两次内外传话协商，里面还是不缴枪，但派人送出一百多根撞针来。卢寿椿带人进院搜捕李松昆，找遍整个院子，也没有踪影。原来，他听到枪声，早就跳墙逃跑了。
这时，二十六路军共有八部电台。其中，只有总指挥部、二十五师师部和国民党派来的一部，共三部开机。总指挥部执法队的刘向三带着特务营一个排，解决了国民党的这部特务电台。二十五师的电台则由七十三旅的学兵连所控制。
李达作为副官，紧随季振同左右，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的安全。
12月15日凌晨，二十六路军的暴动已经成功！除驻在宁都城北的一个团外，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九、八十、八十一旅，共6个旅直、11个整团、17000余人携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基本上全部参加了起义。
李锦亭在季振同和黄中岳向他说明情况并道歉之后，欣然参加暴动，不但把他的团拉了出来，而且还把他们师的另一个团也带了出来。
当旭日高照宁都古城之际，董振堂率领七十三旅，作为起义军的先锋队，其他各旅跟进，七十四旅殿后，浩浩荡荡，直奔中央革命根据地。
至于那些被扣的旅、团长们，在部队全部拉出宁都之后，给他们每人发了3元的路费，让他们各奔前程了。
当最后离开的七十四旅一团刚刚走出城东门时，奉命在城外配合暴动的红军第十二师，在陈光师长的率领下，由水洞门开进城来。
刘伯坚、左权等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固厚村迎接二十六路军的到来。刘伯坚见到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苏进等起义将领时，分外激动，说：“昨晚，我一夜没有睡觉，以为你们几个一定是牺牲了。不然，为什么没有按时来到苏区呢？谁晓得你们搞了这么大的规模！列宁讲过，暴动时机成熟了，是一分钟也不能迟延的。我真替你们担心啊！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把暴动时间推迟了一天。”
李达这时才明白，二十六路军搞暴动，原来是为了参加红军！他悄悄地对季振同说：“季旅长，您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我也可以帮您多办一些事嘛。”
季振同笑着说：“现在说也不晚哪。你也为这次暴动立了一功啊！”
李达莫名其妙地问道：“暴动的事，我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功劳呢？”
“如果不是你连夜把军饷和棉衣催运回来，我们这17000人到了苏区，要增加多少负担哪！”
李达憨厚地说：“那也是骡马大队的功劳啊。”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所策动的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
经过几天的行军之后，红五军团在瑞金县附近的秋溪、任田市、九堡、西江市一带驻扎下来。中革军委很快给他们派来了大批政工干部：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十三军政治委员何长工、十四军政治委员黄火青和十五军政治委员左权，以及各师、团的政治委员和各连的政治指导员。
部队整编开始了。由红军派来担任五军团主要领导的同志主持召开了军官会议，对大家说：愿意留下当红军的举手，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自谋生路。
很多军官都举了手，其中就包括李达和黄镇。
然而，由于担任五军团主要领导的同志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原二十六路军连以上的军官都是军阀，并提出了“要兵不要官”的口号。所以，尽管许多军官都举了手，仍然面临被“资遣返乡”的命运。出身贫苦、对起义有功的李达，还有原七十四旅政训处干事黄镇等人也不例外。
季振同虽为红五军团总指挥，也不能左右这一局面。他把李达叫到跟前，无奈地说：“上级决定让你回乡。我也留不住你，实在对不住。你有文化，又年轻，自谋生路去吧！”说罢，递给他一些钱，凄然道：“这点钱，权当川资吧。”
李达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惊呆了。他怔了许久，才默默地接过钱，复又置于案上，说：“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家里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我不走，我要留下革命！”
然后，李达又找到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倾诉了要参加红军的决心。
刘伯坚听后表示愿意为他作政治上的担保人。季振同也向红五军团主要领导人为李达“讲情”。经过刘伯坚和季振同“讲情”和“担保”，李达终于被留在红五军团。同时被留下的还有黄镇等人。黄镇后来又和李达在太行山并肩抗日，成为亲密战友。
李达留在红五军团后，被任命为连长。
不久，湘赣军区第八军代政委兼独立一师政委王震，到红五军团来选调干部。条件是受过正规训练、能搞军事训练的营连级干部。在五军团干部名单里，王震发现李达毕业于平凉军官学校，又当过学兵连连长，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于是，李达和另外几名青年军官便被选调到湘赣军区。李达被任命为独立一师第二团第四连连长。
李达到湘赣军区工作后，为人谦虚，平易近人，不论是对战友还是部下，都像亲兄弟一般，一点也没有旧军队军官的架子。他思想进步，作战勇敢，打仗都是冲在最前头。因此，他深得红军指战员的信赖。但是，由于李达愿意在前线带兵打仗，不想在机关工作，所以，他对自己在冯玉祥的部队当过参谋官的经历，“藏而不露”，从未提及。但是，细心的王震政委还是看出来了。因为他发现李达对通信、识图、标图等司令部的业务很在行，就问李达：“你过去是不是当过参谋？”
李达见“藏”不住，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了。
当时，红军中有师范文化程度的干部是极少的，在军校受过正规训练，又做过参谋工作的，则更是屈指可数了。于是，他很快就被任命为独立一师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
1932年9月，由王震和湘赣军区政委甘泗淇介绍，李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李达作战勇敢，又熟悉参谋业务，又于当年11月被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
1933年春，在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李达因作战有功，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入夏，红八军缩编为红十七师。肖克任师长，王震为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袁任远为政治部主任。
国民党在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又组织了第五次“围剿”。同时，以其西路军的6个师约5万人“围剿”湘赣根据地。红十七师经过一番奋战之后，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任弼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李达担任参谋长。
1934年10月，红三军和六军团会师后，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由贺龙担任，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二、六两军团。
由于夏曦在二军团大肆进行错误的“肃反”，杀了一大批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改组派”，团以上干部被杀了两三茬，所以，二军团迫切需要一批有经验的干部。贺龙对任弼时和肖克、王震说：“二军团现在很缺团以上干部。我想请你们从六军团选一批到二军团来，给我们传授井冈山的经验啊！”
任、肖、王欣然同意，从六军团挑选了张子意、甘泗淇、张平化、余秋里等一批干部到二军团工作，张子意和甘泗淇先后担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平化担任宣传部长。
贺龙听说李达是“科班”出身，不但能领兵打仗，搞参谋工作也很有一套，于是，又同任、肖、王“谈判”，把他“要”了过来，任命为二军团参谋长。
10月底，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发动攻势。李达作为二军团参谋长，在龙泉寨、梧溪河等战斗中负责侦察敌情，协助贺、任、关等军团首长制定作战方案，默默地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员会正式成立。
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张子意等任委员。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省军区亦于同日建立。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领导下，开展了批判夏曦错误路线的斗争。当时，人人痛恨夏曦，纷纷要求把他扣押审查，还有许多同志强烈要求，让夏曦为被错杀的同志偿命。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达向任弼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夏曦的错误的确是很严重的，但仍属于犯路线错误的性质，还不属于敌我矛盾，处理他的问题，还是应当实事求是。现在，群众中有过激情绪、报仇心理。鉴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党组织是不是稍停一段时间再处理为好。我们不能像李立三路线那样，一抹到底，罚他做苦力，挑担子，更不能扣押审查。
任弼时觉得李达的分析不无道理，便征求他的意见：“你看目前怎么处理夏曦同志的问题更妥当？”
李达说：“是不是先把他调出二军团，到六军团工作？”
任弼时采纳了李达的建议。他撤销了夏曦在党内的一切职务，让他作深刻的检查，向群众悔罪，求得群众的谅解。之后，调他到省委帮助工作，后又根据他的表现，调他到红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
夏曦到六军团工作后，表现还是不错的，以后在黑水关战斗中牺牲。
至今，在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许多李达关心指战员的动人故事。其中，长征路上三送马的故事，最为动人。
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地区。当时，工兵连一排排长颜振清的右腿负了重伤。
当天下午，连长廖如秀打电话把他的伤情向李达参谋长作了详细汇报。他听完汇报后，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快派个人到我这里牵匹马，再带一条面袋子来，给他带点炒面。无论如何要把颜排长驮走，路上要派人照顾好，不要叫他从牲口上摔下来。”
于是，廖连长派了两名战士，从李达那里牵来一匹壮实的枣红马。颜振清听了连长转述李参谋长的话，看着枣红马，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行军的第二天，枣红马驮着颜振清翻过几座大山，累得实在支撑不住，倒在山坡上，蹬了几下腿就死了。二班长和几名战士只得轮流把颜振清背到了宿营地。
廖连长向李参谋长汇报了马被累死的经过。李达听后，又派警卫员把一匹大白马送来了，并叮嘱说：“要派专人把马喂好，不要再把马累死了，我这里已经没有马了。”
部队又踏上北上的征程，进入了西康省。这一带是巍峨连绵的雪岭冰峰，气候变化无常。大白马又冻又累又死了。跟随颜振清的两名战士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颜振清更是急得直冒冷汗。
到宿营地后，姜指导员特意召开了支委会，研究如何帮颜振清行军的问题。大家都说，李参谋长已经两次送马，不好再麻烦首长。但又考虑到长途行军，部队要翻雪山过草地，战士们空手走路都困难，哪能再抬着担架行军呢？大家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最后还是决定给李参谋长写信报告情况。
李达看完报告后，对送报告的通信员说：“回去告诉你们连长，我这里没有马了，把你们连驮器材的马腾出一匹来，给你们一排长骑。就说是我说的，照这样解决。”
连里接到李参谋长的指示后，立即腾出一匹骡子给颜振清骑。他就是靠这匹骡子，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走出了雪山草地。
颜振清后来说：“每念及此，我就五内发热。在艰苦岁月里，我军这种上下级之间和同志之间患难与共的革命友谊，我将永远珍视。”
当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时，1936年7月5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这时，李达年仅31岁。
1937年9月16日，一二九师誓师之后，奉命进驻陕西省富平县的庄里镇地区，准备向晋东南进发。一一五师向晋北进发，一二〇师开往晋西北。这样，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就可以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又能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而作出的战略部署。
一二九师到达庄里镇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正当一二九师准备按八路军总部的预定计划，东渡黄河北上的时候，国民党驻西安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一二九师。
这是位不速之客。一二九师既没有请他，师部事先也没有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值班参谋向李达报告：“李处长，乔茂才来到师部，自称认识刘师长，要求见一见。”
刘伯承早年毕业于重庆将校学堂，曾在熊克武将军的部队任过团长。他是川军中被誉为“刘伯温”的有名的常胜将军，知道他的人很多。
这个乔茂才可能在四川时跟刘师长共过事，也许他仅仅见过刘师长的面，或者只不过闻名而已，到底见不见他呢？李达立即向刘伯承报告了此事。
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先弄清来意再说。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李达领会了刘师长的意图，便来到师部那间简陋的会客室。他打量了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年纪约有四十多，头戴礼帽，身穿便服。他见李达来了，立刻起身相迎，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乔茂才。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
“我叫李达，参谋处长。”李达跟他握了握手，说：“唉呀，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到现在还没回来。”
乔茂才露出着急的样子，问：“那几时才能回来呢？”
“很抱歉，刘师长行前没有说回来的日期。”
接着，就是一阵沉默。
李达想：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反正你总得讲话。
果然，乔茂才干坐了一会儿，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李处长，我此次来贵师，一是来拜访，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您可否转告刘师长？”
“这几天，刘师长正忙着到部队交代准备出征的事，行踪不定，一时很难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等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
乔茂才打开随身带的公文包，取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
李达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大意是，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李达边看，乔茂才边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贵师到了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息一段了。”
李达看过后，觉得这个命令大有文章，就问乔茂才：“蒋委员长的命令，朱德总指挥看过没有？怎么我们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
“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想，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就把它还给了乔茂才，说：“乔参议，这个命令还是等刘师长回来当面交给他为好。我先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我这就去找找刘师长，请他尽快回来，您看怎样？”
乔茂才不得不表示同意，连说：“好，好，我在这里等一等。”
李达趁机辞了出来，把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沉吟片刻，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不是找我叙旧，而是要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他边说边走到地图前边，指着地图对李达说：“一一五师已经到了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一二〇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日本鬼子呢？9月13日占了大同，以20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几个方向推进。照国民党这种打法，用不了几天，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们同一一五师、一二〇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
李达说：“这么一来，我们就要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按我们实际情况，恰恰应该尽量避开正面防御。”
“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我要马上报告朱总司令。”
“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
“你就说找不到我。过去我们是共过事，现在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充当引我们上钩的钓饵。我还见他做什么！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这个协议嘛！我们不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就这样，第一天，李达陪他吃饭，散散步。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彼此再没有什么话好说。
过了几天，乔茂才看看刘伯承就是不见他，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成。再等下去，更是自讨没趣。他为了下台阶，就对李达说：“我还有事回去要办，等刘师长视察回来后，我再来拜访。”
李达说：“既然乔参议有要事在身，我就不好留您了。”
这位不速之客，就这样被送走了。他本想来一二九师显显身手，没想到碰了刘伯承和李达的软钉子，无功而返，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去“述职”了。以后，再也没敢来。蒋介石原以为乔茂才与刘伯承有旧，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做一做一二九师的文章，企图假日本人之手消灭之，结果是错打了算盘。
蒋介石的这个阴谋被粉碎后，一二九师仍然按照原计划，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所辖部队有孙良诚、高树勋、孟昭进、张东臣、赵云祥、丁树本、夏维礼、邵鸿基等部约两万余人。石友三是个有名的流氓军阀，他与日军暗中来往，互相交换关于八路军的情报。他还从天津请来一个叫吉田的日军少佐，担任他的顾问。石友三反共非常积极，手段也非常毒辣。他对部下公开说：“过去我们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现在，是利用日本发展自己。”仅据1940年头两个月的统计，石友三就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中共党员及抗日干部和群众两百多人。中共在威县、广宗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有半数被石友三破坏。
李达根据各方面情报的证实，石友三所辖各部均与日军相勾结，并达成秘密协议，以共同消灭八路军为目的，搞“防务交换”，并已经做好了围攻一二九师部队的准备。
李达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刘邓，又根据他们的指示，报告了八路军总部。
1940年1月，刘伯承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亲自和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谈判，希望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向一二九师发动进攻。
但是，朱怀冰哪里把“土八路”放在眼里？他听了刘伯承的一席话之后，也并不为之所动，仍然一意孤行。
朱德和彭德怀研究了在太行山地区的几股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情况后，于1940年1月底指示一二九师：现在朱怀冰已经南移，高树勋尚在卫河以东，均离石友三较远，正是消灭石友三的好时机，不可放过。
刘邓遵照这一指示，让李达组织师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拟制打石友三的作战方案。
李达建议把此次打击石友三的行动，定名为“冀南反顽战役”，拟定各参战部队的任务是：
一、由徐深吉、吴富善率领东进纵队第一团、青年纵队第三团和特务营，于6日前到达邱、威间地区，并指挥三八六旅的补充大队、第三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先遣纵队第一团、牛连文团，由南向北，打击石军；同时，请冀中军区的吕正操、程子华速派三个团以上的兵力，进至枣强以南地区。
二、战术是，尽量使用坚强的小游击队，分途不断袭扰，把石友三的部队引出碉堡，在运动中将其消灭。但不可一口吞下，咬一口算一口。
这“不可一口吞下，咬一口算一口”的战术，是李达按照刘师长的指示，写在作战命令上的。这个原则，至关重要，它就是积小胜为大胜的道理。
冀南反顽战役原定于2月11日开始。但是，石友三非常狡猾，早就闻到了风声，9日即秘密率部南窜。
李达接到情报后，请示刘邓怎么办？他们说，提前行动吧。于是李达电令各参战部队立即追击与堵截。经过三天的激战，到13日，石友三部的孙良诚带了三千多人突围，逃过卫河后，到南乐地区向丁树本部靠拢。石友三部主力经一二九师部队的沉重打击之后，伤亡较重，于15日夜突围，向西逃走。
正当一二九师部队追击石友三部之时，日军为了掩护他们，从广平、邱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等几个据点出动日、伪军一千多人，阻击一二九师。这几股日伪军，也被一二九师部队击溃。于是，日军又从威、邱两县调出千余人，与原先被击溃的千余人汇合在一起，约三千余人，猛攻一二九师追击部队的后尾，并大肆施放毒气。
李达请示刘邓如何对付？刘伯承和邓小平研究之后，对他说：“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命令暂时停止追击。”
就这样，石友三由于得到日伪军的掩护，才得以率残部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逃到清丰东南地区。
冀南反顽战役，击溃石友三部七千余人。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对李达说：“这次是由于虎狼夹击，我们才没有全歼石友三的部队。但是，我们也达到了‘咬一口算一口’的目的。石友三的嚣张气焰，恐怕也被我们打掉了。”
自从石友三部被一二九师狠狠地教训了一下，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了。其他各路顽军，也有所收敛。
1942年3月12日，李达参谋长来到了太行军区二分区司令部。
李达从独立营回到二分区司令部后，和曾绍山、赖际发等领导同志分析了全分区的形势，研究了反“扫荡”作战的改进措施。
这时，恰恰赶上日军再次发动对分区机关的大“扫荡”。这是日军在1942年春季大“扫荡”中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于是，李达在各路扫荡日军出发前，每天晚上都和曾绍山、赖际发以及司令部的参谋们一起分析情报，把各路敌人的出动时间、兵力和行军路线，摸得一清二楚。然后，选择适当时机，从敌兵力较少、接合部空隙较大的两路敌人中间突围，准备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后，再从外线打击敌人。
突围之前，分区作战参谋张生华报告说：“李参谋长，附近老乡听说敌人要‘扫荡’，都转移了。我们找不到向导，怎么办？”
李达说：“不用到处找向导了，我给你们当向导吧。”
张生华心想，李参谋长远道而来，对分区的路也不熟悉，我们分区的参谋怎么能让师首长带路呢？便说：“我带路吧。”
夜幕刚刚垂下，李达和曾绍山、赖际发就率领部队出发了。部队在黑暗中悄悄地行进着。为了不让敌人发现，部队既不能点火把，也不能打手电。开始行军很顺利，但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时，先头部队忽然停下了。李达立即纵马，赶到前边查问原因。
张生华说：“李参谋长，前面有个十字路口，我判断不了应该走哪条路？”
李达说：“我到路口去看看。”说罢，便策马在三个路口来回走了一趟，对张生华说：“走这边。”
大家将信将疑，但谁也无法证明这条路不对，便抱着和敌人打遭遇战的念头，继续行军。天亮之后，部队到达的地点，正是昨晚预定的村庄。这是二分区部队最近第一次在转移中顺利甩掉数路“围剿”之敌。从曾绍山、赖际发，到司令部的每一名参谋人员，无不为李参谋长惊人的判断力所折服，便向他请教是如何判断的。
李达说：“这几天晚上研究敌情和地形时，我已经把你们二分区的作战地图背了一遍。”他取过张生华手中的地图，指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标记，说：“你们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昨晚我骑马在三个路口转了一圈，找到了这棵独立树，所以判定走这条路是正确的。”
由于李达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且还像背书一样地背熟了地图，所以，他不看地图，便能说出地图上晋冀鲁豫边区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铁路、公路，直至羊肠小道的位置；友军、日军和伪军、土杂武装的分布；主要据点和封锁沟、墙的位置，等等。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从此对地图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是美国飞虎队，即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成员的杰克·萨姆森在其所著的《陈纳德》一书中，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1944年某月，陈纳德按照美国空军的指示，派飞机执行轰炸日军军事设施的任务。29日，“一架B-29在返航时，一批敌机扑来，8名机上人员跳伞。一个月后，他们才被中国游击队送回成都。”
这里所说的“中国游击队”，就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太行军区部队。那是1944年立秋之后的一天，李达司令员接到第四军分区的报告：有一架巨型飞机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山区坠毁，飞行员跳伞，其中两名落到一个村子里，是高个、大鼻子、蓝眼睛，看样子是美国人。
李达放下电话，把太行军区司令部通信队队长何雨农找到办公室，交代说：“有一架美国盟军飞机在平顺县坠毁了，飞行员跳了伞。你带上骑兵排，再带上几名医务人员，到平顺石城西边的榔树园，把飞行员接到军区司令部来。记住，一定要快，要赶在日军出动之前把他们全部营救出来，一定不要让日军把他们抢去！现在来不及找翻译了，你把英汉对照的会话本带上。”
何雨农率骑兵排连夜赶路，于拂晓赶到了榔树园，在第四军分区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在老乡家里见到了两名美军飞行员：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
两名飞行员见到何雨农带了骑兵，有些疑惧。何雨农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他们看到友好的表示，便迎上来用英语讲话，见何雨农听不懂，便取出随身携带的汉英对照的会话本。何雨农恰好带了地图。于是，他们就用会话本和地图“对话”。飞行员终于明白他们是降落在八路军太行军区的地域内。
因为这里是敌后根据地，所以附近的黎城、平顺、潞城等几个县城都驻有日军，而且在一日内均可到达。何雨农又告诉他们，他是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将军派来的，接他们到司令部去，以确保他们的安全。飞行员说，他们机组一共有9个人，现在还有7人下落不明，希望协助营救，然后一同去见李达将军。
何雨农和骑兵排的同志们顾不上打个盹儿，就请民兵们带路，钻进了山谷，于当天上午找到了包括少校机长在内的5名飞行员。至傍晚，又找到两名。其中一名的降落伞挂在树上，人被悬吊在半空中。民兵们攀上悬崖，用吊绳把他系了下来。9名飞行员中，只有两名被树枝擦成轻伤。
这时，李达又给四军分区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潞城、微子镇的日军已经向平顺方向行动，军分区速派部队阻击日军，确保飞行员的安全，并立即护送他们向北转移，尽快赶到太行军区司令部驻地赤岸村；同时要把飞机残骸运到司令部，不能让日军抢去。
何雨农翻开地图，用英汉会话本向少校机长说明了李达的指示。机长点点头，表示同意。骑兵排的战友们挑选出几匹壮马，让飞行员们骑，自己走路。经过一天半的行军，安全地到达了太行军区司令部——涉县赤岸村。
李达司令员和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副政委黄镇等，热情地接待了9名飞行员，由太行军区生产部长张克威担任翻译。经他和飞行员们交谈，才知道他们在空中遇险的经过。他们驾驶B-29型轰炸机，从中国西南地区起飞，参加轰炸日本在鞍山的钢铁厂和一些军事设施。他们完成作战任务返航时，被数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截击，B-29不幸被击中一个引擎。他们驾驶这架受伤的飞机航行到太行山上空，其他机件也发生故障，无法飞行，也无法迫降，机长不得不决定弃机跳伞。
李达司令员代表太行山军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之后，李达用电话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营救美国飞行员的经过。
不久，李达接到八路军总部的通知：邓小平和总部首长邀请美军飞行员到麻田做客。于是，李达将军派张克威带队，为飞行员每人配备一匹马，踏上了去麻田的山路。
飞行员们回赤岸村后，向李达提出了修建机场的具体方案。李达派了两名工兵参谋和他们进一步研究施工计划。之后，他又将修建计划报告了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并请他一道前往长宁考察。他们带着工兵参谋，专程赶到长宁，交代黎城县县长和区委书记动员当地农民，协助七六九团修建机场。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修成了一条长约两华里、宽约四丈的飞机跑道和停机坪。
机场刚刚竣工，太行军区就收到八路军总部的电报，通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从延安起飞，来接飞行员。李达将军接到电报后，连夜指示在长宁的军区情报联络处负责人李棣华和黄宇田，马上组织人检查机场。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也无法检测跑道的硬度，第一架飞机飞临太行山机场，降落在跑道上滑行时，有一只轮子陷入泥土中。大家又分头到村子里找来所有的井绳，才把轮子吊了出来。
飞虎队员临行前，李达设宴迎接在太行山着陆的第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并为B-29机组成员饯行，还赠送飞行员们每人一件纪念品——日军指挥刀。这是太行部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它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飞行员们郑重地接过战刀，喜出望外。
太行军区画家兼摄影家高帆，为李达司令员和飞行员们摄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
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更加速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以14个军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鱼贯进攻。
10月14日，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指挥第一梯队，从新乡出发，沿铁路线及其东侧向石家庄方向前进。
在发起总攻的10月28日清晨，到高树勋长官部联络的王定南回来向刘邓汇报说：高很愿意谈判，但还有些顾虑。
邓小平政委直接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做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早在上党战役进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刘邓多次听取高树勋的“座上客”王定南的汇报，并派申伯纯、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部副部长靖任秋等同他一道进行争取工作。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
经多次联系，终于促使高树勋下定脱离国民党的决心。但由于几项重大问题尚未解决，高树勋希望刘邓派代表同他面洽。
刘邓为表示诚意，准备提高会谈的级别，在发起总攻之前，派李达越过火线和高树勋会晤，最后商定起义事宜。
在两军交战之际，派参谋长亲越火线去谈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也正由于此，方能说明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高树勋的诚意。这是刘邓大胆的一着。
邓政委看了看李达，说：“李参谋长，你和高树勋过去都是西北军的，我看请你亲自出马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他。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做最后的商榷。”
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这封信，当面交给高树勋将军。你对他说，我还要去拜访他的。”
这时，在新八军中还有不少蒋介石的特务，随时可能发生意外。10月29日，李达同靖任秋一起，携带刘伯承的亲笔信，化了装，由一名负责往返联络的侦察员带路。当他们三人步行到马头镇，准备通过火线时，新八军的哨兵突然朝他们开了枪，子弹从李达和靖任秋的身边呼啸而过。他俩立即躲进高粱秆后面，派侦察员先到镇内联系。
不一会儿，在高部担任团长的中共秘密党员田树青，在侦察员的陪同下，赶来接应李达和靖任秋，并解释说：“误会了，误会了。不知道是李参谋长和靖副部长。因为原来联系是靖副部长一个人过火线。哨兵见是三个人，就开了枪。实在对不起！”
一场虚惊过后，田树青陪同他们来到新八军司令部驻地马头镇内，会见了高树勋。
早在宁都起义时，高树勋任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但因事在外，未参加起义。因此，李达先从二十六路军谈起：“当年，冯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师；董振堂、赵博生和季振同将军发动宁都起义，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民主与独裁这两种前途的大搏斗，在这个历史关头，如果您能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将产生比五原誓师和宁都暴动更大的影响。”
靖任秋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孙殿英部当过副师长，和高树勋有过交往，比较熟悉。他开诚布公地说：“蒋介石想打通平汉线，是把你们当作枪头，叫你试探一下。成功了，得好处的是蒋介石。失败了，被消灭的是你们杂牌部队。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用鲜血换来的解放区，岂能让他人抢占？前不久进行的上党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李达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包围。对其他北犯之军，已经发起攻击。希望您早下决心，不失时机。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可以向刘邓首长转告。”
高树勋说：“脱离蒋介石，同共产党、八路军再次合作，民主建国，这个决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但目前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我们新八军被夹在中间，一边是四十军的李振清师，一边是马法五的四十军和三十军。如果我们有举动，就会受到夹击。”紧接着，他还提出了起义后的部队番号和部下的安置等实际问题，要求和刘邓面谈一次。
李达表示：“如果能约定起义时间，我们可以同时加强对两翼敌人的攻击，让他们自顾不及，无力夹击新八军。刘邓首长一定会安排时间会晤高将军的。”
高树勋当即决定，10月30日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余人起义。于是，靖任秋留下同高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李达返回司令部。
刘邓大军已于10月28日9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由于敌军得不到高树勋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动。刘邓大军则越战越勇，至30日，已将四十军的一〇六师大部歼灭。三十军亦严重受挫，只得收缩阵地，不能他顾。
正在此时，高树勋将军通电全国，宣布率所部一万余人起义。此举，在敌军内部引起极大的慌乱，使平汉战役发生了重大转折。
平汉战役全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四十军三十九师师长司马恺、第一〇六师师长李振清、第三十军三十师师长王震、第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等高级长官以下官兵1.7万余人。
平汉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对阻止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共中央对高树勋率部起义非常重视，认为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1月2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给高树勋将军发来热诚的贺电：
建侯（高树勋字）将军吾兄勋鉴：
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绥安！
中共中央任命高树勋将军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三个军。11月10日，高树勋将军在武安县邑城镇举行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
李达亲越火线去敌宫，坚定高树勋的起义决心，功莫大焉。
1947年8月间，当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时，李达主动担任部队的先导。他率领精干的参谋人员和一个班的兵力，负责侦察敌情、了解情况和先行设营的任务。
一天，李达来到预定的新营地，早已把刘邓的房子分配好了，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他们跟上来。李达立刻意识到是带队的同志走错了路。他取出地图，指着几个地名，对几名参谋说：“带队的同志带错了路。我估计他们可能到这几个地方。你们沿着这几条路，分头去接应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先接到的，发个信号。没接到的，见到信号，马上赶回来。”
不出李达所料，参谋们按照李达指定的几条路，果然把刘邓首长接到了新营地。
刘伯承一见李达，就说：“李达，你真行，硬是把我们给迎回来了。领队的同志是‘头戴沙锅——乱撞一气’！”
在大别山的反“围剿”作战时，有一次夜间转移，警卫团的前卫连续三次带着刘邓走错了路，幸而都被李达纠正过来，才没有出危险。
邓小平称赞说：“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真了不起！”
作为参谋长，李达对厕所学十分有研究。李达常常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到部队检查群众纪律，连厕所挖得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他心细如缕，而且对医疗知识也很在行。如他通过检查某一部队的厕所，就可以知道这个部队有没有闹痢疾的，有没有消化不良的……陪同他的部队领导很纳闷，禁不住问：“李参谋长，我们部队有闹痢疾的，我不知道，我应该检讨。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李达指着厕所里的一堆大便，说：“你看，这大便里有脓和血，就是患了痢疾的战士留下的。”
他又走到另一个厕所，指着几堆大便，说：“你们看，这些大便里有不少整颗的胡豆和豌豆，说明北方籍的战士们吃了，不适应，消化不良。你们组织一些战士，把胡豆、豌豆用磨推一推嘛。”
陪同李达的部队领导同志听了，钦佩不已。
还是在部队进入大别山之前，为了让部队适应南方的气候、环境，确保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李达曾专门组织医务人员拟定了《关于进入新区作战的卫生工作指示》，由他审改，于1947年6月13日签发。《指示》中对预防肠胃传染、感冒、中暑、疟疾、过度疲劳、烦渴、烂脚等疾病，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只是有些部队领导同志没有引起充分注意而已。
李达对他们说：“人民的子弟兵每到一地，要给群众带来好风尚。挖厕所、盖厕所，决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支军队随地拉屎撒尿，会给人民群众留下什么印象？不但会引起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感，还会传播疾病！别看小小的厕所，其中有很大的学问：它关系到移风易俗，关系到群众的健康和民族的文明；它能树军威，也能败军威。所以，检查厕所不单纯是为了环境卫生，而是既可以查出部队的作风，又可以了解部队的生活、健康状况。”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中原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并决定再建立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并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曾希圣为副参谋长。
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七个军区。
李达安于职守，忠于职守，精于职守。他干练的参谋业务，分析情报的全面、准确，起草作战预案的迅速、缜密，贯彻首长意图的及时、周到，以及他的远见卓识，赢得了陈毅的赞赏，称他为“我们的好诸葛”。
刘邓的工作方法，是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具体执行和检查落实情况，就大都交给李达参谋长去办了。刘邓则集中精力考虑战略问题，有时则到前线了解情况。而李达则大部分时间是留在司令部值班，处理部队日常的文电。战事紧张时，他就随时守在电话机旁，常常是彻夜不眠。陈毅多次幽默地说“李达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他非常羡慕刘邓有这样一位得力的参谋长。于是，他给中共中央和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介绍李达的事迹，标题即是《李达是个好参谋长》。
他在该电中说，李达“甚称职”，“是我军良好的参谋长”，“前途甚远大”。
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总前委很重视统筹领导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
这时，中野部队经过在大别山的斗争，武器装备和人员都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山炮等重武器都埋在山中或炸毁。部队弹药亟待补充。拿野炮来说，只四纵有两门；山炮总共42门，炮弹两百余发；步兵炮4门，炮弹十余发；迫击炮207门，平均每门只有一发多炮弹；至于步马枪、轻重机枪的弹药，则不足一个基数。这种状况如不改变，是很难投入大规模作战的。此外，还有参战民工约130万人。所以，能否尽快解决近200万参战军民的粮食、牲口草料、武器弹药和数十万伤员的护送、治疗问题，是淮海战役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
刘、邓、陈等认为，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并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因此，必须委派最得力的人选，协同地方党组织共同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经过反复考虑，他们下决心由李达参谋长去挑这副重担。
李达欣然领命，率领中原军区的一批干部，和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的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等地方党政干部一起，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郑州解放之前，华北的弹药运到中野部队，须几经辗转：先从豫北运抵洛阳，再通过洛河水运至黑石关，最后还要靠汽车和人力才能送到部队。秋冬之季，多阴雨天气，运输更无保证。郑州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为中野掌握。李达指挥部队，迅速修复了从郑州到商丘的铁路、公路，建立了由魏岗分别到达桃园集、临涣集、龙山集的三条运输干线，并组建了郑州警备司令部和郑州铁路管理局。此外，还组建了各级支前司令部和指挥部。
1948年11月19日，李达呈请总前委并报中央军委，提出组建交通司令部，以专司铁道、汽车、船舶、车马和人力运输诸事宜。交通司令部直辖：兵站；辎重第一、二两团（以缴获的200辆汽车装备组成）和第三团（以胶轮大车200至300辆组成）；交通警备团（由豫皖苏和豫西两军区抽调1500人组成）；技术修理部门。调文建武任交通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到职前暂由李达兼任），杨国宇任副政治委员。
11月30日，军委和总前委批复同意，并增调李静宜为交通司令部副司令员；同时指示在郑州设立军区办事处，以刘岱峰为主任，赵增益为副主任。
华北地区支前的装备和中原的粮草供应，均由火车直运前方，不仅及时解决了中野参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对支援华野作战，也起了一定作用。如1948年12月12日，邓子恢和李达曾电告粟裕、陈士榘、张震：
我们从郑州送中钞2亿到商丘，请华野派人接收使用。亥齐（12月8日）知华野可在砀山车站接收粮食，即令刘岱峰于亥灰（12月10日）从郑、汴搜集现粮65万斤，车运砀山；又令豫西第一、四、五分区起运小米700万斤、小麦300万斤，共1000万斤，送郑、洛、巩（县）等处上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