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
郭化若（1904-1995），又名郭俊英，福建省福州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纵队参谋长，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红一军团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军委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编译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兼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兼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和第八兵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郭化若被誉为“毛泽东的军事高参”。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又名郭俊英，1904年8月出生在福州的一个贫民家中。郭化若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是家境贫寒，供养不起他读书，他只读完高小就辍学了。以后，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刻苦求学的精神，先后自学完了数学、物理、化学。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读的书也就更多更广。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浅说》、《新宇宙观》、《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渐渐地认识到，国家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推翻旧的势力统治，彻底扭转整个社会制度。为此，他四处寻找共产党，希望加入党组织，可一直没能如愿。
1925年秋，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不久，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战役攻占惠州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出征。部队取得胜利后，他怀着年轻战士无比激动与喜悦的心情，即兴挥毫写下了一首《攻占惠州》：
袭取杨刘又出征，
前锋匆报破紧城。
连年征战抛枯骨，
鬼火随风散复生。
这是郭化若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首诗作。
随后，他与留守部队驻扎在惠州3个月。在这里，他结交了一些共产党人，阅读了一批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
这一年冬，他在缪芸人、廖翰平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近两年的学习、训练，郭化若各科成绩皆优，出类拔萃。毕业之时，在教官的推荐下，校长蒋介石点名要郭化若去当秘书。郭化若在黄埔军校的这些时间里，耳闻目睹身为校长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知道他表面上赞同革命，实质上是个反苏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个大野心家。1926年3月，蒋介石为夺取在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后，郭化若更清楚地看透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更加坚信共产党，并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随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在军校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提防、限制措施，但是并不知道郭化若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当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下令调他去当秘书时，郭化若以“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来回绝。
1926年春，他任炮兵大队第二队代理队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在这期间，郭化若又读到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更加领略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革命者采取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郭化若退出北伐军回到了福建老家。不久，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革命的旗帜，进行武装抵抗。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消息传来时，郭化若喜不可言。他愈加敬仰毛泽东，确信毛泽东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于是急切地希望去井冈山。
但是，郭化若三番五次找地下交通向党中央请示，要求上井冈山，都没有允准，最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了苏联。
郭化若来到苏联后，在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
但是，一年之后，他变得心事重重的了。原来，国内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吸引他回国去参加那火热的斗争。
他想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共杀共屠杀工农武装的一幕幕、一件件揪心之事，心中充满无比凄凉与悲愤。堂堂七尺男儿，黄埔军校四期的毕业生，面对如此恶劣情形，身在异国他乡，心情一直无法平静。
此时此刻，他认为自己重要的并不是在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而是回国奔赴战场，同国内勇敢战斗的战友们肩并肩，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用血肉之躯挽救中国革命。
为争取早日回国，他在莫斯科炮校不惜付出了被关禁闭的代价。他找炮校校长商量，校长一听他的请求，顿时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我还从未听说过，有不愿在这里学习的学生，绝对不允许。”校长丢下这句冷冰冰的话走开了。
他不甘心。他决定故意不上课，犯点行政上的小错误来达到目的。
于是，他利用星期日，找到同来苏联学习、并作为负责人的刘伯承，正巧，叶剑英也在场。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伯承，请刘伯承替他作决断。刘伯承一听此法甚觉不妥，惊讶地望着他说：“我的老弟，这样做可不行呀！”
“可是，除此之外，能有什么好计策呢？”
“再想想其他办法嘛。”叶剑英劝说道。
“实无万全之策，这是逼上梁山啊！在这里，中山大学一帮拥戴王明的学生，自认为有王明这个后台老板，趾高气扬，有恃无恐，常来找我的麻烦。他们良莠不分，散发传单，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低，连什么是革命高潮、低潮都搞不明白，还奢谈革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革命只有靠他们那些人去当中央领导，方能成功。王明他们得到了米夫等人的赏识与重用，目前正春风得意，目空一切。他们这帮人闹宗派，搞派别。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就攻击我，这样还不如早日解脱，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再说，国内革命形势紧迫，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我决定回国后，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寻找毛泽东，参加朱毛领导的红军。可是，我找过校长，要求回国，校长根本不理睬我。我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才下此决心。”郭化若一口气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如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全吐了出来。
“既然这样，回国跟着朱德、毛泽东干革命也好”，刘伯承听后，走到他的跟前，拍拍他的肩膀，点头表示赞同。
翌日，校长见他没有去上课，气势汹汹地跑来，用手指着他说：
“你再不去上课，我就关你的禁闭。”
郭化若铁了心要回国，见校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悦地说：
“关禁闭就关禁闭，只要让我回国就行。”
校长本想吓唬他一下，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对处罚学生最严厉的关禁闭都不屑一顾。校长气不打一处来，转身回到办公室，拿起笔“沙沙沙”地开了一张条子，“唰”地撕下甩给他，叫他到禁闭室去报到。
他坐了7天的禁闭，校长终于“开恩”，让他离开了莫斯科。
为此事，王明等人写信到国内，告郭化若的状，把他自愿去坐禁闭，说成是他在莫斯科闹“罢课”，搞“游行示威”，顶撞苏联老师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1929年的初春，郭化若终于回到了上海。
1929年1月初，蒋介石计划以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由永新、莲花等地，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领部队及时离开井冈山，挥戈南下，转战于赣南闽西之间开辟根据地。
8月2日，郭化若终于走到了龙岩，找到伍中豪率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
然后，在伍中豪的带领下，来到前委，见到了红四军军长朱德。
朱德说：“第二纵队组建时间不长，那里很缺干部，纵队几次来请求，要前委给他们派得力的参谋去，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今天你来了，这真是可遇不可求，你就先去二纵队当参谋吧！”
第二日上午，郭化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经一夜半日的急行军，来到第二纵队。
下午，郭化若走马上任，随部队向白沙进军。
掌灯时分，二纵队来到白沙，与三纵队会合后，又黑灯瞎火地向宁洋开进，打算到闽中，过闽江后，去赣浙皖打游击。
这时，红军部队缺粮少药，行踪不定，整天转来转去，战士疲乏不堪。且德化一带的土匪窝多，炮楼到处可见，部队行动不便。时值酷暑，红军队伍中的病号日益增多，有的战士病得连拿枪械的力气都没有，以致火炮丢了，有的连步枪也丢了。
闽中一行，两个纵队损失300多人，丢掉100多支枪，两个纵队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只好放弃原先计划，无功返回闽西苏区。
8月下旬，红四军第二、三两纵队克服困难，由德化向西，一路风尘到达了溪南。
29日，部队对占领溪南之敌，发起进攻，消灭敌一个团，缴获一些物资。
随后，朱德命令二、三纵队稍作休息，准备再攻打漳平。
红四军曾经攻打过一次漳平，歼敌一部，并在那休整了8天，因此对漳平一带的地形大致了解。但是，部队撤离后，现在对敌人的兵力、装备、工事一无所知，为做好充分准备，部队派谭根生、蔡连苗两名侦察员，先前往漳平进行侦察。
溪南至漳平40余华里，谭根生、蔡连苗两人用了不到5个小时，就摸清漳平只有敌军一个连的兵力把守。
朱德认为这是歼敌的好机会，于是，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二纵队。
二纵队的队长叫刘安恭，他受领任务后，召开支队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刘安恭有些飘飘然地说：“诸位，漳平只有区区敌军一个连的兵力，不经一打呀，这正是我们纵队立功表现的时候啊！”
“消灭一个连的敌人，没什么大不了。”四支队长耿恺应和地说。
“好，那就由你去取了它。”刘安恭轻松地说，“我决定打漳平由耿恺率第四支队去完成，其他各支队做好援助准备。”
会一开完，耿恺就率队出发了。然而，他们走后，一天都没有消息回来，到太阳下山了，他才得知是跑错了方向，战士们劳累一天，无功而返。
到了晚上，刘安恭把郭化若叫来，商量下一步行动。
刘安恭说：“这个耿恺真是糊涂，连个漳平都找不到，虽然朱军长没有指责我，可是，这是在给我二纵队丢脸啊！”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考虑了一下，攻打漳平得由你郭参谋指挥才行。”
郭化若一听，就知刘安恭有意看看自己这个参谋的水平如何，于是很爽快地说：“好吧。”
“有没有困难？”刘安恭问。
“我请求给我一门迫击炮。”
“没问题。”
8月31日晨，天空呈浅灰色，西北角上还挂着稀少的几颗失去光泽的星。郭化若带领四支队的战士们出发了。时至中午，部队就悄悄地赶到了漳平城郊的和平镇。
郭化若与耿恺站在一座小山头上，观察地形后，两人做了简单商量，准备趁敌人还未察觉前，以北门为突破口，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发起后，敌人的火力凶猛异常，根本不像出发前侦察员所获知的只有一个连兵力的阵势。
善于观察的郭化若认为敌情有变，立即派人抓来俘虏审问，才得知原先谭根生、蔡连苗侦察的情况根本不准确。漳平守敌实际上是暂编第一旅的一个团带一个营，另加一个迫击炮连。按集中兵力的战术要求，应该组织有一个团的兵力攻城，取胜才有把握。
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是进还是撤？
在进退维谷之时，耿恺突然对郭化若说：“郭参谋，我们是否请示纵队把部队撤下来。”
“不！战斗已经打响，同志们都冲上去一半了，现在敌人的火力很猛，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我们撤下来，就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情况也会糟糕。你尽快把这里的情况向纵队汇报，我去组织部队战斗。”郭化若果断地说完后，一转身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在敌强我弱的关键时刻，郭化若沉着冷静，忙而不乱。他意识到，要对付敌人的猛烈火力，只有发挥炮火的威力，以火力制火力。但炮弹有限，因此，必须打准目标。
郭化若把手枪往腰里一插，命令战士们把迫击炮拉到他身旁的制高点，他亲自瞄准敌城内的目标，随着一声“开炮”声响，“轰”的一声，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敌指挥所的门口，敌团长当场被炸死。敌人失去指挥，顿时成了一盘散沙。
郭化若马上指挥部队乘势杀入城内，结果，全歼守敌，缴获武器装备600余件，其中有4挺重机枪、6门迫击炮及一大批弹药。
朱德知道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夸奖了郭化若一番。郭化若的名声也随之在部队中传开。
当晚，红四军前委决定，任命才到部队23天的郭化若为第二纵队参谋长。
漳平之战，以少胜多，也算是我军早期以少取胜的一个战例。特别是这一仗，是郭化若参加红四军后带队打的第一仗，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早在郭化若到达红四军之前，红四军发生过一次内部之争。
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准备讨论建军原则及解决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红四军自失去毛泽东的领导，部队中五花八门的思潮很多。由于这时前委实行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各纵队领导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各自为政，争论不休，会议开了3天，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
此前，前委还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对请毛泽东回来的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主张请毛泽东回来，有的则反对。对毛泽东怀恨在心的刘安恭，在会上更是嚣张，大肆攻击毛泽东。朱德批评他，刘安恭还强词夺理。
如此争来争去，何时能解决问题。
郭化若心里焦急。他直了直腰，抬起头环视一下，与会人员的脸色都很压抑。这时郭化若还不认识林彪，就问坐在身旁的纵队长朱云卿：“哪位是林彪？”
朱云卿低着头，听见郭化若问林彪，头也没抬答了一句：“你问林彪？”
说罢，朱云卿摇了摇头，侧身对郭化若轻轻地说：“这样的会，林彪是从来不会参加的。”
郭化若见会议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建议用折中的办法，由他和彭祜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大家听了他的意见后，一致表示赞同。
随后，彭祜先起草，尔后与郭化若等一起修改，两人写了一封请毛泽东回红四军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
我们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基层干部战士，谨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今年1月初，你和朱军长率领部队进攻赣南，相继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局面。“七大”后，你离开红四军的官兵，我们广大的基层干部战士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你的建军思想与一套做法。我们热忱地盼望你早日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率领我们继续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信写好后，郭化若特意派了机智灵活的通信员谢捷胜，连夜把信送往蛟洋。
郭化若送走谢捷胜，他的心也早已飞到蛟洋。
这晚，已是子夜时分。皎洁的月光，如银似水般地泼撒在大地上，一片寂静。
郭化若在室外来回踱步，他的心胸坦荡极了。秋风挟着一些寒凉，从山那边阵阵吹来，可他感觉不到寒意，反而觉得颇为凉爽。这封信情真意切，满腔热忱，代表了红四军中绝大多数人的心声。此时郭化若虽然还没见过毛泽东，但是，早就闻知他的大名，并且对他崇拜不已了。现在，他想毛泽东看到后，一定会对回红四军之事有所考虑。
他期待着毛泽东能早日回到红四军。
9月间，广西军俞作柏、李明瑞挑起“两广战争”。中共中央和中共福建省委在不详细了解和分析的情况下，就断定为两广军阀混战，广东势必空虚，是出击东江的大好机会。于是，10月13日，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草率作出红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的指示。
其实，根据这时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很不慎重的决定。
军令如山倒。14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决定：第四纵队继留闽西苏区，军部率其他三个纵队转战广东东江地区。红四军三个纵队的具体行动方案是：一纵队由武平县象洞向南，攻占梅县的松源；二纵队攻占粤东边境大埔县的虎市；三纵队由武平向岩前攻击前进。
15日，第二纵队由上杭出发，沿汀江向西南，直取永定县的峰市。尔后，继续向前。
19日晨，二纵队攻占虎市镇。
20日，一、三纵队按计划进占预定地点，前委也由上杭进抵武平县象洞。
随后，前委拟集中三个纵队，攻占松口。
谁知这时敌方抢先一步，陈维远率一个团于23日占领了松口。
朱德得知消息后，率部由松源出发，第二天到达焦岭。
此时，陈毅由上海乘船，途经香港、汕头、东江找到红四军。
25日，朱德、陈毅率三个纵队占领梅县。
26日下午，正当前委与梅县县委召开会议，商讨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时，蒋光鼐率三个团由三河坝、松口向梅县反扑。战火突起，全城惊乱。一部分敌人冲入城内。朱德和陈毅沉着指挥，避敌锋芒，巧妙安全地转移到梅县东南的南坑、马图山区隐蔽待机。
5天后，红四军侦知梅县只有郭思演部一个教导团守城后，朱德和陈毅商量，杀他一个回马枪。于是马上部署由三纵队任主攻，一纵队迂回助攻，二纵队作为预备队，于31日拂晓开始进攻。战斗发起后，由于道路不熟，一纵队没有按计划完成迂回任务，致使三纵队孤军奋战，敌方凭借工事顽强据守，激战7小时，部队还是攻城不下，进展不大，而部队伤亡却不小，最后被迫撤出战斗。
二战梅县失利，前委判定敌方将向东江地区增兵，此时前委又获悉“两广战争”已结束，这样红军就不宜在东江地区作战了，朱德和陈毅决定撤回赣南苏区。
11月上旬，红军到达赣南的寻乌、安远地区，后撤至新泉、古田一带地区休整训练。
这一次，红四军主力转战东江，减员三分之一。不仅如此，而且使闽西苏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陈毅返回红四军后，带来中央新的精神。原来，在上海期间，陈毅毫不隐瞒地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党内的矛盾情况，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红四军“七大”对毛泽东的批评是错误的，应该让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于是，9月28日，以中央的名义写了《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
朱德看信后，表示拥护中央的精神，现在红军离开毛泽东的指挥，损兵折将，他再一次认识到部队不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不行，于是希望毛泽东回红四军越快越好。朱德思量：“自给毛泽东发过邀请信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随便回来。现在毛泽东还在病中，并已到上杭苏家坡，由谁去请毛泽东呢？”
陈毅认为目前只有他写信请毛泽东才是办法，并十分严肃地对朱德说：
“当初我们让人家走，现在又要人家回来，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陈毅主义影响部队建设，我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陈毅主义。毛泽东那头，由我负责写信给他，向他传达中央指示，请他回来主持工作。”
朱德凝视着陈毅没有说话，用赞许的目光向陈毅点点头。
陈毅首先向毛泽东报告了赴上海的情况，然后检讨了自己当初的错误，为了大局，为了革命，他代表红四军前委恳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
1929年11月26日，风和日丽。在朱德、陈毅的再一次邀请下，毛泽东从上杭苏家坡回到汀州，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来后，当天晚上问朱德说：“有个叫郭化若的现在在何处？”
“郭化若目前在二纵，任参谋长。他的工作不错。”朱德表扬地说。
第二天，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一起进行了调查研究，筹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
11月28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
郭化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提前来到会场。
“哈哈，郭化若你来了。”朱德忙拉住郭化若的手，给毛泽东介绍说：
“这就是郭化若，黄埔毕业的，从苏联回来就急着要找你。”
毛泽东走过来，伸出双手紧紧握着郭化若的手说：“你就是给我写信的郭化若？好嘛，信写得不错啊，我们红四军又多了一位秀才呵。”
说完，毛泽东又接着说，“以往人们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在二纵队干得很出色嘛，我看这两句话放在你郭化若身上讲，应该改成郭秀才带兵，又说清理、又打胜仗啊。”
古田会议虽只开两天，但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从理论上圆满地解决了建军的大政方针；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
“九大”后不久，前委开会研究人事安排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这时，红四军军部正好缺一个参谋处长，对这个人选问题，前委首长都十分重视。红军时期的指挥机关简单，人员精干，军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便是一个指挥班子。所以，选拔机关人员的要求必须要高，特别是参谋处长一职，不仅是司令部作战指挥的具体负责人，一些重要作战文书也要由参谋长拟制，而且他在首长身边工作，掌握着大量的核心机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家讨论一致同意，由郭化若出任红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
从此，郭化若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开始为毛泽东等出谋划策。
郭化若是一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高参，同时，他对人民军队早期专业兵种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著贡献。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撤出长沙后，向东转移到达萍乡市安源一带活动。有一次，毛泽东与朱德、朱云卿、郭化若等对第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克的原因进行分析，毛泽东说：“长沙守敌较多，工事坚固，我军虽两度发起攻击，但均无奏效，主要原因是由于敌之工事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而红军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
朱德也很有感触地说：“是啊！如果在南昌起义中，我军最早的工兵、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所属的工兵营，参加起义后能够成建制保留下来该有多好。只是由于起义后战斗频繁，队伍损失严重，工兵营也随之散失了，真是可惜。”
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朱德的惋惜，深深地烙在郭化若的心坎上，他暗自下定决心：我们红军应该拥有自己的工兵与炮兵。
从此，他开始琢磨怎样进行这项工作。
1930年9月24日，郭化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带一些机关同志到安源煤矿去做筹款及扩大队伍的工作。在开展工作中，当得知许多矿工不仅懂爆破技术，还可以搞到很多炸药时，他兴奋不已。随后，他深入矿区进一步作调查，把情况一一整理好，连同如何组建工兵队的想法，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同时建议成立一个工兵队。毛泽东听后，眼睛一亮，说：“打长沙要是有爆破组开路，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应当组织一些矿工入伍，组建一个工兵队。”
朱德也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高兴地说：“要得，要得。”
旋即，朱德和毛泽东指示郭化若着手进行组建工兵部队。
第二天，郭化若找到安源煤矿工会，与工会的同志一起，将矿上懂爆破技术的工人挑选出来，共挑了140多人，成立工兵队。
在挑选这些矿工时，其中有一个叫周万根的工人，本来回家准备结婚的，走到半路，他的弟弟周万全追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红军来找咱懂技术的入伍，你赶快返回矿里报名，要不就来不及了。”
周万根一心想参加红军，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一听弟弟的话，惊奇地说：“真的吗？太好了，我去参加红军。”说完，又犹豫不决起来，吞吞吐吐地说，“万全，再过两天就是我结婚的日子，家里爹妈等不到我，可要着急。过了结婚的日子，按家乡的风俗我再成婚可就不吉利了啊！”
上了几年学、读了点进步书刊的周万全思想较解放，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吉利不吉利，财主老爷不让我们过好日子，就不吉利，跟着共产党、红军闹革命，消灭了剥削与压迫，过上好日子就吉利，大不了不娶老婆呗！”
周万根一听弟弟的话有些道理，用手摸摸自己的脑袋说：“好吧，大不了就不娶老婆。你想想办法，捎个信回家。”
郭化若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场表扬兄弟俩，后来他俩都成了爆破骨干。
10月7日，红一军团指挥部在吉安下达《关于部队编制问题》的通令。当天，即将这140余人连同携带的炸药、雷管及锹镐等编为红一军团工兵队，任命矿上的锅炉工、大高个子李桂生为代理队长，后由交通队代队长杨戴奎为队长兼党代表。朱德和毛泽东亲自参加在吉安后河草坪举行的成立工兵队仪式，并作了重要指示。
工兵队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军事训练。为了使这些平时自由散漫惯了的矿工尽快转变为合格的红军战士，郭化若把这140余人集中在一个操场上，对他们首先进行参加红军的意义和建立工兵队的重要性的教育。讲话时间虽短，但言简意赅，针对性强，切入实际，同志们个个爱听，深受启发。然后，他按照每班10人，三班一排的编制，自愿组合，编组班、排，并由大家推荐班、排、队长。接着，郭化若就带领新兵们进行队列训练，从立正、稍息、向左向右看齐等基本动作练起，逐步转至行军动作，最后进行射击、爆破等技术战术等难度高一点的训练。这些工人训练热情特别高，接受能力非常强，在较短时间内学到了军事知识和杀敌本领，掌握了许多技术。与此同时，周万根兄弟俩和其他工人还搞到了100担炸药。
工兵队离开安源后，在参加进攻吉安城时，英勇顽强，顶着敌人的炮火，架设云梯，炸毁敌人碉堡，国民党士兵连连惊呼红军一夜间有了新式武器。
1930年8月，红军以强袭战术包围文家市，全歼守敌，并缴获一部无线电台。当战士冲进敌人发报室时，电台还在“吱、吱”工作着，战士们不知道是什么玩艺儿，觉得很稀奇，抱起来左瞧瞧，右看看，还不停地敲敲拍拍，最后看不出名堂来，便举起来砸了个粉碎。
郭化若接触过通讯器材，知道后十分惋惜。
为此，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下发作战命令时，特别注明各部队要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及其通讯人员。
12月底，在龙冈战役中，红军战士又缴获一部无线电台，并俘虏10名无线电人员。郭化若得知后，立即吩咐送至总部参谋处。
这些被俘的无线电人员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送着不知要到什么地方，接受何种处罚。当他们见到郭化若时，一个个脸色苍白，双腿发抖，很是害怕。郭化若在对他们进行登记时，有的吓得竟然连自己的姓名都忘记了，有的则不敢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郭化若一个一个找他们谈心、拉家常，宣传党和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重重顾虑。生活上，郭化若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关照后勤的同志尽可能安排他们住条件稍好一些的房子，伙食标准高一点。红军战士每天只有3个铜板伙食费，而对他们每人每月最多有50个银洋的津贴费。同时，郭化若还经常在深夜到他们住的房子查铺，为他们拉好蹬掉的被子，掖掖肩，防止他们夜里受凉。
感人至深莫过情。郭化若的举动，被这些长期受惯国民党长官欺压的人员看到后，感动得直流眼泪。一个叫梁江明的淌着泪水对郭化若说：“长官，我是一名孤儿，活了18年不知道什么叫温暖，被国民党抓壮丁来到蒋介石的队伍，只知道受苦受欺负，来到这里才几天，就耳闻目睹红军官兵对我们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世上只有红军好，我要参加红军。”
梁江明说话时，这些人都已醒了，并坐在铺上静静地听着，等他说完，一个个红着眼睛齐声说：“长官，我们要求加入红军。”
郭化若笑着说：“好啊，我们不但欢迎你们加入红军，而且还要你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红军建立无线电作贡献哩。”
停了一会儿，郭化若看看表继续说：“不过，我要对大家说一句，我不是什么长官。在红军队伍里是没有这个称呼的，红军只有职务上的高低，没有贵贱之分。你们参加红军后，大家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噢，天色已很晚，这些往后再慢慢谈，我回去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组织报告，你们躺下好好休息吧。”
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在郭化若的陪同下，专门看望这些无线电人员，这使他们十分感动，打心眼里觉得红军可敬可亲。
为了更好地统一管理与使用这些人和电台，郭化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认为成立一支无线电队较为合适。于是他把想法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郭化若的建议被采纳了。
1月中旬，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正式组建，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下辖无线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共100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无线电队。
无线电队建立后，郭化若把业务培训摆在首要位置，开办培训班。1月底，第一批训练队开学。12名学员经过这些教员近4个月的系统辅导学习，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知识和操作技能。
5月底，郭化若随总部到达建宁后，提出建议将无线电队扩编为大队，前委开会获得通过，并指定由参谋处落实组建。不久，无线电大队正式建成，下辖5个分队，分别配属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团和后方。6月，又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
红军有了电台，如虎添翼。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利用电台进行技术侦察，破译大量国民党军的密码，对敌方作战意图、兵力部署、武器配备等情况了如指掌，搞得国民党军内部相互猜疑，互不信任。过了很长时间后，他们才如梦初醒，急急忙忙采取亡羊补牢措施，侦译红军无线电情报。
为加强电台保密，郭化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许多具体纪律，规定不许两个电台之间随意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在电报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密码表经常更换，重要的军事机密一报一密等。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采纳郭化若的意见，命令电台用的电键交给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效果显著，使红军的军事秘密做到万无一失，畅通无阻。
1931年初，蒋介石对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然后集中力量伏击敌人的方针。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战役集中地，总司令部驻在东固坳上。
红军三四万人汇集在一起，西、北、南三面受敌，与敌方最近处只有20公里。但是，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与气魄，决定在此与前来围剿的敌王金钰部进行决战。
东固方圆20里，地形复杂，四壁高山峻岭，宛如一个盆地。除东边方向有一片农田外，群山环抱，几条羊肠小道进出，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红军主力藏在东固的群山之间，等待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来进攻。
郭化若每天蹲在总部，与无线电队的官兵一起，昼夜不间断地侦听敌人的信号。可是，一连等了20多天，既没有收听到敌人出动的消息，也不见敌人的影子。
原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接受了张辉瓒断头的教训，心有余悸，生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停在富田、固坡圩迟迟按兵不动。气得蒋介石连连发电责骂何应钦，督促王金钰部加快“进剿”步伐。
王金钰不敢不执行命令，可是当他决定行动时，前面的道路和桥被大雨冲垮，他的“进剿”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
5月13日，王诤侦听到敌人准备出发的情况，高兴得跳起来，一溜小跑，向郭化若报告说：“郭处长，王金钰这个老乌龟终于爬出来了。”
“好，继续监听。”郭化若兴奋地说。
5月14日下午，王诤喜出望外地对守在电台旁的郭化若报告说，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将于15日晨开始行动，两个师的行动路线是：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进攻，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由中洞向东固进发。
毛泽东和朱德得到消息后，连夜与同志们研究作战部署。晚上8时，郭化若拟制好了作战命令，为保密起见，毛泽东交代郭化若分别送至红四军、红三军和红三军团的军政首长，就是军参谋长也不知道命令的内容。
第二天一大早，郭化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对命令作些补充，整个作战部署是：
红三军团（附第三十五师）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红三军、红四军并第六十四师为中路，担任主攻和追击；红十二军为右路军，牵制援敌，同时担任方面军的总预备队。
郭化若修改完命令，刚走出门外，见辛参谋满头大汗跑来，气喘吁吁地说：
“郭处长大事不好，朱参谋长他……”
“辛参谋不用着急，慢慢说，朱参谋长他怎么了？”
“昨晚他病情加重，现在脸色苍白，情况非常糟，医生看过后，叫人急送后方医院。”
“啊！”郭化若十分惊讶地喊了声，拔腿就向朱云卿住的地方跑去。
自青塘会议王明左倾路线在红一方面军推行以来，朱云卿为了革命，一直忧愁不安，以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常常通宵达旦地拼命工作，身体被累坏了，患病至今。
郭化若赶到时，见朱云卿面无血色，身体虚弱，躺在担架上，看到郭化若，硬撑着伸出右手，十分吃力地睁开眼睛对他说：“化若，你快去忙吧，还有很多事要你去做。”停了停，又低声说，“我走后，你的担子更重了，要多请示、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
郭化若鼻子酸酸的，紧握着朱云卿的手，点着头说：“参谋长，你放心养病吧，我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
朱云卿眨了一下眼，微笑着说：“我比你小3岁，可职务比你高，但在近一年的朝夕相处的战斗和生活中，你处处照顾我，支持我，说实在的，司令部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你去组织的，辛苦你了，我感谢你。”
“参谋长，在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的指挥下，司令部的工作在你直接领导下，很出色，使我学到许多新东西，我要好好感谢你才是。你安心治病，等你病痊愈了，我去迎接你。”
他望着抬着朱云卿远去的担架，心情十分沉重。在艰苦、恶劣的战争年代，他俩在一个战壕里，风雨同舟，建立了真诚的革命情谊。
朱云卿走后不久，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
郭化若听到这个不吉之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朱云卿才24岁呀！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去世了呢？他痛心，他为失去一位知心而真挚的好领导、好战友而悲恸。
对于朱云卿的死因，郭化若一直存有疑虑。事后，才了解到他是被王明的肃反分子当作反革命谋杀的。
1931年5月，总前委任命郭化若为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左权为参谋处长。
5月15日，红一方面军按照计划部署，全部进入预定位置。
夜，无数金色的星星在天空闪烁。在屋内一直思考问题的毛泽东对部署仍觉不放心。半夜里，他又派人叫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再三嘱咐交代任务。尔后他带着郭化若来到了红三军，拉着黄公略一起观察作战路线，他们仔细察看每一个环节，郭化若在后面还一边画着草图。突然，他们在东固通中洞大路的南侧，发现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对于包抄敌人的右翼，是绝对的有利地形。事不宜迟，毛泽东立即命令红三军改由这条路前进。
一切布置妥当，毛泽东叫郭化若派人给朱德送信，通知朱德带总部到白云山，然后自己与郭化若先上山。
且说蒋介石与何应钦纷纷叫嚣3个月内消灭江西红军。可是，蒋介石从1月布置作战任务到4月，前方还是一点动静都不见。他火冒三丈指责何应钦，命令星夜进剿，一定要在半个月内活捉毛泽东。
何应钦有苦难言。
原来，这四路军各有各的想法，根本就不买他的账，进攻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尤其是秉性傲慢、盛气凌人的王金钰，他官瘾十足，这次从北方远道而来，起先不愿意，但何应钦允诺他，只要把红军赶出江西，江西省主席的位置就让给他，他才带兵上路。然而，一到江西前线，他听说红军厉害无比，这位气比象大、胆不如鼠的家伙就吓得浑身发抖。于是拖拖拉拉玩起缓兵计来，结果，他越不想打，何应钦越是像催命似的，一天三封电报，催促他加快速度前进。进退两难的王金钰在走投无路时，用了一个苦肉计，从小山坡跳下来，把左腿摔成骨折，然后把军务交给参谋长齐向辰，自己“名正言顺”回南京养病去了。
齐向辰知道王金钰玩的是金蝉脱壳之计，因此，他也向何应钦耍滑头，发报说东固情况不明，不便行动。何应钦立即派飞机对东固侦察，结果什么情况也没发现，何应钦连骂带训，责令他必须于5月15日占领东固，否则军法从事。
齐向辰哑巴吃黄连，只好命令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从富田出发，向东固进攻。
红军早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下伏兵。
郭化若把无线电收报机架设在半山腰，对敌人的前进位置了解得一清二楚。
第二日，骄阳烈烈。公秉藩师的一个旅一路张牙舞爪向东固攻来。公秉藩还不时用报话机向齐向辰报告：部队行动迅速，离东固10里、5里，已进至中洞、九寸岭之间。
公秉藩刚说完部队到达九寸岭时，只听四处响起“啪、啪、啪”的激烈枪声，埋伏在此的红军霎时间从草丛中杀出，激战半天，将该师大部歼灭。残余敌人向富田拼命逃窜，在这里等候多时的红十二军立即予以打击，此时，红四军又从后面追上来，前后夹击，居高临下，打得敌人鬼哭狼嚎。
郭化若在电台旁清晰地听到公秉藩不断发出明码（SOS）的求救声，不一会儿，“救命”的呼声就听不到了，郭化若估计敌人已溃败，急忙报告毛泽东。
富田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随即命令红军乘胜前进，向东横扫，5月19日，又将郭华若的第四十三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包围在白沙。何应钦急令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增援，郝梦龄不愿撤离防御工事，在何应钦的再三督促下，才同意增援。但红军英勇迅猛，很快将第四十三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消灭。
郝梦龄风闻后，把何应钦的命令抛到九霄云外，带着部队跑得比兔子还快，红军遂将他后面的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的一个旅歼灭，缴获3000余支枪械。随后红军向广昌围攻，27日占领广昌，歼敌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被击毙。
为统一领导军事行动和地方参战等工作，毛泽东和朱德在广昌召开各军领导会议，决定组织临时总前委。郭化若被任命为总前委秘书长。会议同时决定向东打建宁孤立无援的刘和鼎师。
5月30日，除红四军留广昌开展群众工作，红三军团的红五、红八、红十六军和红一军团的红十二军，于当日夜兵临建宁城下。31日拂晓，战斗开始。刘和鼎被突如其来的红军吓得晕头转向，在副官的提醒下，才脱掉军装逃走。至此，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1931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8月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万余枝，把在南京的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并急飞南昌，命令各师向黄陂合击。
郭化若带钟永宁参谋随进攻部队进入黄陂，直冲毛炳文的师指挥所。他与同志们在敌师部搜查时，钟永宁突然喊了一声说，发现一份紧急电报。郭化若跑过来看，原来这帮残兵败将为了逃命，什么也不顾，两小时前卫立煌发给毛炳文的机密电也丢下了。电报说：第六师、第十师已到柴冈。
“这么说敌人向黄陂攻来了。”
“是的，”郭化若随即打开地图一查，柴冈离黄陂约20里，中间隔座山，翻过山即到。他看看钟永宁说：“这个情况很重要，另外听说蒋介石已飞至南昌，调集重兵，向这里扑来。情况紧急，我们火速赶回，向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汇报。”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对郭化若说：“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打扫战场，撤出黄陂，除留小部人员在此侦察外，部队迅速转入君埠以东地区隐蔽休整。”
第二日，敌军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向黄陂爬来。西北方向有陈诚、罗卓英的两个师2万余人；西南有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的4万余人；东南有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2万余人；朱绍良的左路军万余人也在路上。近10余万人包围红军主力，情况万分危急。
毛泽东一向镇定自若，泰然处之，打则必胜，不打则隐蔽转移，让敌人找不到，也摸不着，力争战场主动权。他提出“示形于东”的策略，令刚返回的罗炳辉率部再次假装红军主力向东北佯攻，迷惑敌人。
8月13日上午9时，太阳已开始叫劲了。罗炳辉遵照指示，率领红十二军，不顾炎热，如同一支离弦的箭，飞也似的向东北射去。
为营造声势，制造假象，他令部队拉开距离，扛着旗子，吹着号子，一路大张旗鼓地前进着。
红十二军出发后，毛泽东率红军主力向西突围。
敌军赶到扑了个空，一个个满头大汗，喘着粗气，直骂蒋介石指挥无能，把人搞得精疲力尽。
此时，敌军的侦察飞机到处飞来飞去，总算找到了以为是红军主力的罗炳辉部。红军战士们仰望着盘旋的敌机，故意把间隔距离拉得更大一点，旗帜举得更高。没有旗的战士，把花色包袱顶起来，见到有尘土多的地方，万余双脚有意把尘土跺起来，搅得漫天尘土飞扬，形成一条滚滚的尘埃。太阳爬得愈高，尘埃就飞得愈高。敌机从高空不用费劲就可看到，地上一条长长的土龙在飞舞。再仔细一辨，一路上全是红旗飘飘，浩浩荡荡，气势很大的一支有数万人的队伍，这支队伍非红军主力莫属了。敌机绕了数圈后，满意地飞走向蒋介石请功邀赏去了。
蒋介石得到假情报后，以为红军主力要围攻南昌，急令各路部队回援南昌。红军主力则乘机从缝隙中静悄悄地穿插过去，来到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隐蔽待机。
红军主力休整半个月后，毛泽东吩咐郭化若命罗炳辉部可以回师。罗炳辉令部队化整为零，一夜之间钻入崇山峻岭，跑得无影无踪。
蒋介石的部队又一次发现自己上当时，已被红军拖得有气无力，沮丧万分。
正在这时，蒋介石的后院再次起火。胡汉民、汪精卫联络两广军阀，公然叫嚷出兵湖南，争夺地盘。蒋介石知道消息后，气得大骂“娘希匹”！不得已，只好撤兵。
为扩大战果，红军把握时机，挥师追击。
可是，偏偏在这时，参谋部判断情况失误，红军打了个消耗仗。
当时，参谋部的人员得到的情况是：敌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共28个团都在兴国一带，并陆续撤退。随后，不断传来消息，说敌人已离开兴国。
郭化若为证实情况，带了两名同志，找到从兴国城退出来的干部调查核实，他们都说敌人快撤光了。实际上，只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的先头部队撤退了，其他大部队还在原地。并且，这时他们也没对敌人的撤退序列、速度及先头部队的位置，进行详细侦察。在没有完全弄清楚敌人的情况下，总部根据参谋部的报告，决定攻打高兴圩行进之敌。
9月7日凌晨，战斗发起，可是一交战，郭化若马上感到不对劲。
怎么办？毛泽东叫郭化若立即令红三军开过来，可电话线不够，无法与红三军联系上，派人送，路途远，一时也送不到。
红军十几个团要对付国民党军28个团，战斗异常激烈。方面军总部指挥所设在高兴圩最高的一座山上，郭化若站在毛泽东身边，清楚地看到红军战士勇往直前的英勇壮举。狡猾的敌人凭借一条河，用强大火力守住桥头，战士们一次次冲锋都没成功。毛泽东看着焦急地说：“可以砍树、伐竹，找门板搭木筏、竹排强渡嘛！”
郭化若与无线电兵拼命摇电话，可始终打不通，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不到。战至天黑，毛泽东命令部队撤至永丰圩。
在这次战斗中，敌我双方各伤亡3000余人。红军最优秀的师长之一曾士峨牺牲。
在老营盘的红三军，同样得到了敌人走光的报告。但当他们赶到老营盘后，敌先头部队、蒋光鼐的第九师一个旅向这里开来。黄公略指挥部队运用前后夹击的战法，一举把来敌包了饺子。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震动了国民党军队。
战斗结束，方面军司令部发了通报。毛泽东看过后说：“此役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这种胜利简直是败仗。”
高兴圩一仗，打了个平手，毛泽东没有责怪郭化若，但使郭化若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加严谨、刻苦、周到、仔细。
古人说：“食言而肥”。而蒋介石却“食言而瘦”。他发誓亲自坐镇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不仅没有能“杀猪拔毛”，相反以损失17个团3万余人、枪支1.4万余支、迫击炮50门的代价，宣告了他指挥的无能。
朱、毛红军三次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其威望在全国民众中日益猛增，朱、毛红军也如同神话般被人们所传颂。
但是，为排斥毛泽东的领导，王明以中央名义写了一封指示信，指使“三人团”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指示，大事小事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擅自作主。“三人团”接受王明的指示后，认为只有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才能执行王明的路线。
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上午8时整，由项英主持，宣布大会开幕。王明的支持者们在会上对毛泽东进行肆无忌惮的批评。
他们指出毛泽东有三大严重错误：一是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是“富农路线”。二是战略战术是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三是实行以党治国治政。
会议的最后一天，“三人团”提出取消红一方面军番号和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三个职务。
“党代会怎么开成了好人受气的会？我不同意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在古田会议前，朱德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尚且没有疑问，此后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更使他坚信了毛泽东的正确。朱德早已对会议有意见，忍不住站起来打破沉寂。
“我赞成总司令的意见！”朱德的话音一落，郭化若也大声说。
“朱、毛只能合，不可分！”朱德还气呼呼地补上一句。
朱德和郭化若俩人的建议立即遭到“三人团”反对。
其中有一人指着郭化若的鼻子警告他说：“不准你发言，当心你的思想不要极右了。”
朱德可不管这些人，他继续反驳说：“这是党代会，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权利。毛泽东赤胆忠心为革命，浴血奋战多年，功绩显著，有目共睹。就拿这次蒋介石发动的‘围剿’来说吧，30万国民党军进攻3万红军，如果按照王明的指示，去与敌硬拼，不要说取得胜利，说不好一天时间，红军就会被消灭，还会有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乱说一通吗？”
“朱总司令，你的路线很成问题！”有人责问他。
会议一直僵持到下午，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被安排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是个空架子。
党代会后，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军，到后方从事政府工作。郭化若也因为反对毛泽东撤职被调离参谋长之职，到军委二局任局长。
他在军委二局工作了半年多时间，上面又突然通知他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
他接到命令时，不由一愣，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1932年6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为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毛泽东在军内仍然无职，郭化若被调至毛泽东身边，说是当秘书，实际上是“三人团”对他又一次降级。此时，毛泽东几乎无事可做，郭化若做了毛泽东的秘书更是无事可做。
一个月后，郭化若正在看书，王稼祥找他谈话，告诉他已被安排去瑞金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并要他尽快去学校报到。至此，郭化若已被抹掉一切领导职务。
7月底的一天，他来到红军军事学校不久，学校通知他开会。
下午2时，主持人宣布开会，有一人宣读开除一批人的党籍，第一个名字就是郭化若。
原来，王明等人利用苏联在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在中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肃反扩大化。他们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说郭化若是托派，其原因：一是三军团的李匿才师长与郭化若有较好的交情，他们把李匿才定为托派杀掉后，从他身上查出了一封郭化若写给他的信。但信的内容纯粹是郭化若和李匿才个人问候与一般交流，与政治问题毫不沾边；二是在红军学校审理“托派”时，有人诬陷郭化若说他也是“托派”。
郭化若才来红军学校几天时间，就在肃反扩大化的运动中，被开除了党籍，并且还定为反革命。毛泽东闻讯找到有关部门，说：“郭化若到红军3年，一直掌握核心机密，硬是一点问题没出，我看他对党很忠诚，不像反革命。”因毛泽东这一句话，郭化若才没有被杀掉，侥幸存了一条性命。
但是，郭化若仍是军校的“重点照顾”对象，王明的代理人还指使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危拱之监视他的一言一行。
危拱之是个女同志，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巾帼英雄。她早在莫斯科就与郭化若认识，她了解郭化若，更相信郭化若是负屈受冤。结果，她不但没有向“组织”报告郭化若的“情况”，相反，把王明的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幕详细告诉他。王明的代理人知道后，随即对她进行迫害，开除她的党籍。后来，她恢复了党籍，可新中国成立后，她就一病不起，在病床上度过27个春秋，于1972年逝世。
郭化若被开除党籍后，思想一度斗争得很厉害，许多人不愿接触他，可是，红军学校的校长何长工，却是爱才如命。他发现郭化若不仅有实战经验，更有军事理论的素养与文化底子，便顶着许多非议，把他当成教学骨干使用，发挥他的特长。
当初郭化若在23天内由参谋升为参谋长，被传为美谈，现在在8个月内连降三级，连党籍都被取销，这不能不说是个大起大落的悲剧。
郭化若被开除党籍后，在红军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和退却，进行长征。
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进行整编，组成干部团，团长为陈赓、政委为宋任穷。红军大学在划长征名单时，有人想把郭化若丢在苏区。刚从日本回来的红大训练部部长钟伟剑看到名单时，发现没有郭化若的名字，在会上说：
“红大教学力量薄弱，教员短缺，尤其是缺少军事理论方面的人才，而郭化若具备这方面的特长，我们不应把这样的同志留在苏区，而红大需要他们。”
“我同意。”宋任穷表示赞成。
陈赓接过宋任穷的话说：“化若同志对战役、战术很有研究，让他跟随大部队行动，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我看可以把他编在团部，担任参谋工作。”
这样郭化若又到了干部团，在团部做参谋工作。
对钟伟剑、陈赓、宋任穷等同志的信任，郭化若在心底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在那时，干部团的许多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能敢于站出来为一个开除党籍的人说公道话，很是难能可贵。特别是陈赓同志，还时常关心他，与他交心、谈心。
一天夜晚，陈赓与他交谈时，看他脚上穿的是麻草鞋，麻草边上还沾了一片血渍，奇怪地问：“你的脚是怎么一回事？你发的布鞋呢？”
“我的脚后跟正患溃疡，流血水。他们发服装时把我给忘了，我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
陈赓听后，一双浓眉锁得紧紧的，不满地说：“这些人真是太不像话，我去找他们给你补上。”
可是，服装早已发完，陈赓去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最后，他愧疚地对郭化若说：“真是对不住你啊！”
这时，郭化若早已受尽了冷落，对陈赓心存感激，但是他不想再麻烦他了，赶紧说：“团长，我能顶得住！”
部队在征途中，快要到黎平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的制高点，凭借火力，阻止红军行进。
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国民党重兵追击的情况下，停下来是没有出路的。为尽快消除前面的障碍，陈赓派团部参谋胡平带1个营，前去突击，可是没有成功。干部团领导焦急得火烧眉毛。
陈赓站在高坡上与宋任穷商量说：“形势紧迫，再派一个最可信的人去。”
“派谁呢？”宋任穷面露难色。
此时，郭化若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却是“不可靠”的人。陈赓见没有人应声，大声地说：“谁愿意去？”
一阵沉默。
“我去行不行？”半晌，郭化若突然问道。
“完全可以！”陈赓、宋任穷不约而同地说。
转眼间，郭化若带着胡平及1个营，向小山头冲去。
胡平是个新参谋，实战经验不多，敌方机关枪响后，郭化若叫他赶紧卧倒，可他继续前进，一梭子弹射来，他的腿被打了个大洞，只好由人背下山。结果，部队只好由郭化若指挥了。
郭化若观察了一下敌情，然后指挥大家利用地形隐蔽自己，实行迂回战术，他把营分成两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绕道小山头背面，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然后第二组从正面夹击。
果然，第一组从敌背后发起攻击后，敌军吓得不知所措，慌忙逃跑。障碍扫除，目的达到，郭化若随即率队撤回。
这一仗郭化若立了功，原来监视他的跟踪哨从此消失。
部队到达遵义休整时，同志们在总结会上说：“长征全靠两条腿。”可是，郭化若在长征出发的第一天，脚就生病，化脓流血水，加上当时淫雨连绵，道路泥泞，他的腿靠不了。他迈着钻心痛的脚，一跛一拐，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一跛一拐地前行，直到在遵义休整，陈赓好不容易搞点药才给他治好。
全国解放后，郭化若回首往事，深有感触地说：“长征我只能全靠一颗心。”
4年后，郭化若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时，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还谈起了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郭化若那时悲惨呀！”
从瑞金到遵义8000里征途，郭化若凭着一根拐杖，一颗对党的赤胆忠心，挺了过来。
到达陕北后，郭化若仍还背着“托派”的历史包袱，但是，他以忠诚和勤奋工作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1936年11月29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与抗日大学第三科合并，成立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被任命为了教育长。
1937年5月30日上午，郭化若在给学员上战术课做示范时，突然浑身冒汗，两眼发黑，晕倒在地，把学员们都吓坏了，一名略懂一点急救知识的学员赶紧跑过来，用大拇指压住他的人中穴，并与另一位学员把郭化若抬至树荫下，然后，边按摩边叫人向校长、政委汇报。
不一会儿，周昆和袁国平赶到，见郭化若脸色憔悴，身体很虚弱，十分难过地说：“都是累的。”
原来，郭化若担任教育长，一个阶段以来，学校大量艰苦紧张的教学工作，都由他负责。他常常是深夜才睡，五更又起，有时通宵达旦，以致累倒了。
6月1日，两个年轻战士遵照周昆的指示，乔装打扮成山农，去寻找药品，为郭化若治病。
事后，虽然药品没找到，但郭化若知道后，对周昆和袁国平的关心很感激。由于缺医缺药，郭化若的病依旧如故，失眠、头晕、食欲不振，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此时此刻，他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思想汇报信，并请求回延安治病。
数天后，毛泽东给他发来电报，内容是：
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学习、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
郭化若读着这份情真意切、字字饱含深情的电报，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分。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无论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后来的和平建设时期，郭化若始终把它珍藏在身边。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遵照军委指示，庆阳步校撤销。郭化若负责善后工作，期间他又给中央党校的负责人张闻天写信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暂不能回部队工作，想改行，进党校学习后，重新分配工作。几天后，他收到张闻天的来信，信上说：已向主席报告过，同意你入校学习，但不同意你改行，主席说红军还是需要你的。
7月8日，他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步校结束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又名郭俊英，1904年8月出生在福州的一个贫民家中。郭化若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是家境贫寒，供养不起他读书，他只读完高小就辍学了。以后，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刻苦求学的精神，先后自学完了数学、物理、化学。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读的书也就更多更广。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浅说》、《新宇宙观》、《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渐渐地认识到，国家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推翻旧的势力统治，彻底扭转整个社会制度。为此，他四处寻找共产党，希望加入党组织，可一直没能如愿。
1925年秋，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不久，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战役攻占惠州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出征。部队取得胜利后，他怀着年轻战士无比激动与喜悦的心情，即兴挥毫写下了一首《攻占惠州》：
袭取杨刘又出征，
前锋匆报破紧城。
连年征战抛枯骨，
鬼火随风散复生。
这是郭化若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首诗作。
随后，他与留守部队驻扎在惠州3个月。在这里，他结交了一些共产党人，阅读了一批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
这一年冬，他在缪芸人、廖翰平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近两年的学习、训练，郭化若各科成绩皆优，出类拔萃。毕业之时，在教官的推荐下，校长蒋介石点名要郭化若去当秘书。郭化若在黄埔军校的这些时间里，耳闻目睹身为校长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知道他表面上赞同革命，实质上是个反苏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个大野心家。1926年3月，蒋介石为夺取在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后，郭化若更清楚地看透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更加坚信共产党，并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随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在军校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提防、限制措施，但是并不知道郭化若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当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下令调他去当秘书时，郭化若以“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来回绝。
1926年春，他任炮兵大队第二队代理队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在这期间，郭化若又读到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更加领略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革命者采取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郭化若退出北伐军回到了福建老家。不久，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革命的旗帜，进行武装抵抗。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消息传来时，郭化若喜不可言。他愈加敬仰毛泽东，确信毛泽东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于是急切地希望去井冈山。
但是，郭化若三番五次找地下交通向党中央请示，要求上井冈山，都没有允准，最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了苏联。
郭化若来到苏联后，在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
但是，一年之后，他变得心事重重的了。原来，国内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吸引他回国去参加那火热的斗争。
他想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共杀共屠杀工农武装的一幕幕、一件件揪心之事，心中充满无比凄凉与悲愤。堂堂七尺男儿，黄埔军校四期的毕业生，面对如此恶劣情形，身在异国他乡，心情一直无法平静。
此时此刻，他认为自己重要的并不是在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而是回国奔赴战场，同国内勇敢战斗的战友们肩并肩，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用血肉之躯挽救中国革命。
为争取早日回国，他在莫斯科炮校不惜付出了被关禁闭的代价。他找炮校校长商量，校长一听他的请求，顿时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我还从未听说过，有不愿在这里学习的学生，绝对不允许。”校长丢下这句冷冰冰的话走开了。
他不甘心。他决定故意不上课，犯点行政上的小错误来达到目的。
于是，他利用星期日，找到同来苏联学习、并作为负责人的刘伯承，正巧，叶剑英也在场。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伯承，请刘伯承替他作决断。刘伯承一听此法甚觉不妥，惊讶地望着他说：“我的老弟，这样做可不行呀！”
“可是，除此之外，能有什么好计策呢？”
“再想想其他办法嘛。”叶剑英劝说道。
“实无万全之策，这是逼上梁山啊！在这里，中山大学一帮拥戴王明的学生，自认为有王明这个后台老板，趾高气扬，有恃无恐，常来找我的麻烦。他们良莠不分，散发传单，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低，连什么是革命高潮、低潮都搞不明白，还奢谈革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革命只有靠他们那些人去当中央领导，方能成功。王明他们得到了米夫等人的赏识与重用，目前正春风得意，目空一切。他们这帮人闹宗派，搞派别。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就攻击我，这样还不如早日解脱，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再说，国内革命形势紧迫，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我决定回国后，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寻找毛泽东，参加朱毛领导的红军。可是，我找过校长，要求回国，校长根本不理睬我。我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才下此决心。”郭化若一口气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如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全吐了出来。
“既然这样，回国跟着朱德、毛泽东干革命也好”，刘伯承听后，走到他的跟前，拍拍他的肩膀，点头表示赞同。
翌日，校长见他没有去上课，气势汹汹地跑来，用手指着他说：
“你再不去上课，我就关你的禁闭。”
郭化若铁了心要回国，见校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悦地说：
“关禁闭就关禁闭，只要让我回国就行。”
校长本想吓唬他一下，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对处罚学生最严厉的关禁闭都不屑一顾。校长气不打一处来，转身回到办公室，拿起笔“沙沙沙”地开了一张条子，“唰”地撕下甩给他，叫他到禁闭室去报到。
他坐了7天的禁闭，校长终于“开恩”，让他离开了莫斯科。
为此事，王明等人写信到国内，告郭化若的状，把他自愿去坐禁闭，说成是他在莫斯科闹“罢课”，搞“游行示威”，顶撞苏联老师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1929年的初春，郭化若终于回到了上海。
1929年1月初，蒋介石计划以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由永新、莲花等地，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领部队及时离开井冈山，挥戈南下，转战于赣南闽西之间开辟根据地。
8月2日，郭化若终于走到了龙岩，找到伍中豪率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
然后，在伍中豪的带领下，来到前委，见到了红四军军长朱德。
朱德说：“第二纵队组建时间不长，那里很缺干部，纵队几次来请求，要前委给他们派得力的参谋去，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今天你来了，这真是可遇不可求，你就先去二纵队当参谋吧！”
第二日上午，郭化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经一夜半日的急行军，来到第二纵队。
下午，郭化若走马上任，随部队向白沙进军。
掌灯时分，二纵队来到白沙，与三纵队会合后，又黑灯瞎火地向宁洋开进，打算到闽中，过闽江后，去赣浙皖打游击。
这时，红军部队缺粮少药，行踪不定，整天转来转去，战士疲乏不堪。且德化一带的土匪窝多，炮楼到处可见，部队行动不便。时值酷暑，红军队伍中的病号日益增多，有的战士病得连拿枪械的力气都没有，以致火炮丢了，有的连步枪也丢了。
闽中一行，两个纵队损失300多人，丢掉100多支枪，两个纵队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只好放弃原先计划，无功返回闽西苏区。
8月下旬，红四军第二、三两纵队克服困难，由德化向西，一路风尘到达了溪南。
29日，部队对占领溪南之敌，发起进攻，消灭敌一个团，缴获一些物资。
随后，朱德命令二、三纵队稍作休息，准备再攻打漳平。
红四军曾经攻打过一次漳平，歼敌一部，并在那休整了8天，因此对漳平一带的地形大致了解。但是，部队撤离后，现在对敌人的兵力、装备、工事一无所知，为做好充分准备，部队派谭根生、蔡连苗两名侦察员，先前往漳平进行侦察。
溪南至漳平40余华里，谭根生、蔡连苗两人用了不到5个小时，就摸清漳平只有敌军一个连的兵力把守。
朱德认为这是歼敌的好机会，于是，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二纵队。
二纵队的队长叫刘安恭，他受领任务后，召开支队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刘安恭有些飘飘然地说：“诸位，漳平只有区区敌军一个连的兵力，不经一打呀，这正是我们纵队立功表现的时候啊！”
“消灭一个连的敌人，没什么大不了。”四支队长耿恺应和地说。
“好，那就由你去取了它。”刘安恭轻松地说，“我决定打漳平由耿恺率第四支队去完成，其他各支队做好援助准备。”
会一开完，耿恺就率队出发了。然而，他们走后，一天都没有消息回来，到太阳下山了，他才得知是跑错了方向，战士们劳累一天，无功而返。
到了晚上，刘安恭把郭化若叫来，商量下一步行动。
刘安恭说：“这个耿恺真是糊涂，连个漳平都找不到，虽然朱军长没有指责我，可是，这是在给我二纵队丢脸啊！”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考虑了一下，攻打漳平得由你郭参谋指挥才行。”
郭化若一听，就知刘安恭有意看看自己这个参谋的水平如何，于是很爽快地说：“好吧。”
“有没有困难？”刘安恭问。
“我请求给我一门迫击炮。”
“没问题。”
8月31日晨，天空呈浅灰色，西北角上还挂着稀少的几颗失去光泽的星。郭化若带领四支队的战士们出发了。时至中午，部队就悄悄地赶到了漳平城郊的和平镇。
郭化若与耿恺站在一座小山头上，观察地形后，两人做了简单商量，准备趁敌人还未察觉前，以北门为突破口，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发起后，敌人的火力凶猛异常，根本不像出发前侦察员所获知的只有一个连兵力的阵势。
善于观察的郭化若认为敌情有变，立即派人抓来俘虏审问，才得知原先谭根生、蔡连苗侦察的情况根本不准确。漳平守敌实际上是暂编第一旅的一个团带一个营，另加一个迫击炮连。按集中兵力的战术要求，应该组织有一个团的兵力攻城，取胜才有把握。
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是进还是撤？
在进退维谷之时，耿恺突然对郭化若说：“郭参谋，我们是否请示纵队把部队撤下来。”
“不！战斗已经打响，同志们都冲上去一半了，现在敌人的火力很猛，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我们撤下来，就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情况也会糟糕。你尽快把这里的情况向纵队汇报，我去组织部队战斗。”郭化若果断地说完后，一转身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在敌强我弱的关键时刻，郭化若沉着冷静，忙而不乱。他意识到，要对付敌人的猛烈火力，只有发挥炮火的威力，以火力制火力。但炮弹有限，因此，必须打准目标。
郭化若把手枪往腰里一插，命令战士们把迫击炮拉到他身旁的制高点，他亲自瞄准敌城内的目标，随着一声“开炮”声响，“轰”的一声，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敌指挥所的门口，敌团长当场被炸死。敌人失去指挥，顿时成了一盘散沙。
郭化若马上指挥部队乘势杀入城内，结果，全歼守敌，缴获武器装备600余件，其中有4挺重机枪、6门迫击炮及一大批弹药。
朱德知道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夸奖了郭化若一番。郭化若的名声也随之在部队中传开。
当晚，红四军前委决定，任命才到部队23天的郭化若为第二纵队参谋长。
漳平之战，以少胜多，也算是我军早期以少取胜的一个战例。特别是这一仗，是郭化若参加红四军后带队打的第一仗，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早在郭化若到达红四军之前，红四军发生过一次内部之争。
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准备讨论建军原则及解决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红四军自失去毛泽东的领导，部队中五花八门的思潮很多。由于这时前委实行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各纵队领导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各自为政，争论不休，会议开了3天，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
此前，前委还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对请毛泽东回来的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主张请毛泽东回来，有的则反对。对毛泽东怀恨在心的刘安恭，在会上更是嚣张，大肆攻击毛泽东。朱德批评他，刘安恭还强词夺理。
如此争来争去，何时能解决问题。
郭化若心里焦急。他直了直腰，抬起头环视一下，与会人员的脸色都很压抑。这时郭化若还不认识林彪，就问坐在身旁的纵队长朱云卿：“哪位是林彪？”
朱云卿低着头，听见郭化若问林彪，头也没抬答了一句：“你问林彪？”
说罢，朱云卿摇了摇头，侧身对郭化若轻轻地说：“这样的会，林彪是从来不会参加的。”
郭化若见会议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建议用折中的办法，由他和彭祜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大家听了他的意见后，一致表示赞同。
随后，彭祜先起草，尔后与郭化若等一起修改，两人写了一封请毛泽东回红四军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
我们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基层干部战士，谨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今年1月初，你和朱军长率领部队进攻赣南，相继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局面。“七大”后，你离开红四军的官兵，我们广大的基层干部战士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你的建军思想与一套做法。我们热忱地盼望你早日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率领我们继续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信写好后，郭化若特意派了机智灵活的通信员谢捷胜，连夜把信送往蛟洋。
郭化若送走谢捷胜，他的心也早已飞到蛟洋。
这晚，已是子夜时分。皎洁的月光，如银似水般地泼撒在大地上，一片寂静。
郭化若在室外来回踱步，他的心胸坦荡极了。秋风挟着一些寒凉，从山那边阵阵吹来，可他感觉不到寒意，反而觉得颇为凉爽。这封信情真意切，满腔热忱，代表了红四军中绝大多数人的心声。此时郭化若虽然还没见过毛泽东，但是，早就闻知他的大名，并且对他崇拜不已了。现在，他想毛泽东看到后，一定会对回红四军之事有所考虑。
他期待着毛泽东能早日回到红四军。
9月间，广西军俞作柏、李明瑞挑起“两广战争”。中共中央和中共福建省委在不详细了解和分析的情况下，就断定为两广军阀混战，广东势必空虚，是出击东江的大好机会。于是，10月13日，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草率作出红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的指示。
其实，根据这时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很不慎重的决定。
军令如山倒。14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决定：第四纵队继留闽西苏区，军部率其他三个纵队转战广东东江地区。红四军三个纵队的具体行动方案是：一纵队由武平县象洞向南，攻占梅县的松源；二纵队攻占粤东边境大埔县的虎市；三纵队由武平向岩前攻击前进。
15日，第二纵队由上杭出发，沿汀江向西南，直取永定县的峰市。尔后，继续向前。
19日晨，二纵队攻占虎市镇。
20日，一、三纵队按计划进占预定地点，前委也由上杭进抵武平县象洞。
随后，前委拟集中三个纵队，攻占松口。
谁知这时敌方抢先一步，陈维远率一个团于23日占领了松口。
朱德得知消息后，率部由松源出发，第二天到达焦岭。
此时，陈毅由上海乘船，途经香港、汕头、东江找到红四军。
25日，朱德、陈毅率三个纵队占领梅县。
26日下午，正当前委与梅县县委召开会议，商讨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时，蒋光鼐率三个团由三河坝、松口向梅县反扑。战火突起，全城惊乱。一部分敌人冲入城内。朱德和陈毅沉着指挥，避敌锋芒，巧妙安全地转移到梅县东南的南坑、马图山区隐蔽待机。
5天后，红四军侦知梅县只有郭思演部一个教导团守城后，朱德和陈毅商量，杀他一个回马枪。于是马上部署由三纵队任主攻，一纵队迂回助攻，二纵队作为预备队，于31日拂晓开始进攻。战斗发起后，由于道路不熟，一纵队没有按计划完成迂回任务，致使三纵队孤军奋战，敌方凭借工事顽强据守，激战7小时，部队还是攻城不下，进展不大，而部队伤亡却不小，最后被迫撤出战斗。
二战梅县失利，前委判定敌方将向东江地区增兵，此时前委又获悉“两广战争”已结束，这样红军就不宜在东江地区作战了，朱德和陈毅决定撤回赣南苏区。
11月上旬，红军到达赣南的寻乌、安远地区，后撤至新泉、古田一带地区休整训练。
这一次，红四军主力转战东江，减员三分之一。不仅如此，而且使闽西苏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陈毅返回红四军后，带来中央新的精神。原来，在上海期间，陈毅毫不隐瞒地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党内的矛盾情况，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红四军“七大”对毛泽东的批评是错误的，应该让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于是，9月28日，以中央的名义写了《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
朱德看信后，表示拥护中央的精神，现在红军离开毛泽东的指挥，损兵折将，他再一次认识到部队不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不行，于是希望毛泽东回红四军越快越好。朱德思量：“自给毛泽东发过邀请信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随便回来。现在毛泽东还在病中，并已到上杭苏家坡，由谁去请毛泽东呢？”
陈毅认为目前只有他写信请毛泽东才是办法，并十分严肃地对朱德说：
“当初我们让人家走，现在又要人家回来，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陈毅主义影响部队建设，我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陈毅主义。毛泽东那头，由我负责写信给他，向他传达中央指示，请他回来主持工作。”
朱德凝视着陈毅没有说话，用赞许的目光向陈毅点点头。
陈毅首先向毛泽东报告了赴上海的情况，然后检讨了自己当初的错误，为了大局，为了革命，他代表红四军前委恳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
1929年11月26日，风和日丽。在朱德、陈毅的再一次邀请下，毛泽东从上杭苏家坡回到汀州，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来后，当天晚上问朱德说：“有个叫郭化若的现在在何处？”
“郭化若目前在二纵，任参谋长。他的工作不错。”朱德表扬地说。
第二天，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一起进行了调查研究，筹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
11月28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
郭化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提前来到会场。
“哈哈，郭化若你来了。”朱德忙拉住郭化若的手，给毛泽东介绍说：
“这就是郭化若，黄埔毕业的，从苏联回来就急着要找你。”
毛泽东走过来，伸出双手紧紧握着郭化若的手说：“你就是给我写信的郭化若？好嘛，信写得不错啊，我们红四军又多了一位秀才呵。”
说完，毛泽东又接着说，“以往人们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在二纵队干得很出色嘛，我看这两句话放在你郭化若身上讲，应该改成郭秀才带兵，又说清理、又打胜仗啊。”
古田会议虽只开两天，但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从理论上圆满地解决了建军的大政方针；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
“九大”后不久，前委开会研究人事安排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这时，红四军军部正好缺一个参谋处长，对这个人选问题，前委首长都十分重视。红军时期的指挥机关简单，人员精干，军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便是一个指挥班子。所以，选拔机关人员的要求必须要高，特别是参谋处长一职，不仅是司令部作战指挥的具体负责人，一些重要作战文书也要由参谋长拟制，而且他在首长身边工作，掌握着大量的核心机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家讨论一致同意，由郭化若出任红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
从此，郭化若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开始为毛泽东等出谋划策。
郭化若是一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高参，同时，他对人民军队早期专业兵种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著贡献。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撤出长沙后，向东转移到达萍乡市安源一带活动。有一次，毛泽东与朱德、朱云卿、郭化若等对第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克的原因进行分析，毛泽东说：“长沙守敌较多，工事坚固，我军虽两度发起攻击，但均无奏效，主要原因是由于敌之工事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而红军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
朱德也很有感触地说：“是啊！如果在南昌起义中，我军最早的工兵、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所属的工兵营，参加起义后能够成建制保留下来该有多好。只是由于起义后战斗频繁，队伍损失严重，工兵营也随之散失了，真是可惜。”
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朱德的惋惜，深深地烙在郭化若的心坎上，他暗自下定决心：我们红军应该拥有自己的工兵与炮兵。
从此，他开始琢磨怎样进行这项工作。
1930年9月24日，郭化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带一些机关同志到安源煤矿去做筹款及扩大队伍的工作。在开展工作中，当得知许多矿工不仅懂爆破技术，还可以搞到很多炸药时，他兴奋不已。随后，他深入矿区进一步作调查，把情况一一整理好，连同如何组建工兵队的想法，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同时建议成立一个工兵队。毛泽东听后，眼睛一亮，说：“打长沙要是有爆破组开路，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应当组织一些矿工入伍，组建一个工兵队。”
朱德也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高兴地说：“要得，要得。”
旋即，朱德和毛泽东指示郭化若着手进行组建工兵部队。
第二天，郭化若找到安源煤矿工会，与工会的同志一起，将矿上懂爆破技术的工人挑选出来，共挑了140多人，成立工兵队。
在挑选这些矿工时，其中有一个叫周万根的工人，本来回家准备结婚的，走到半路，他的弟弟周万全追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红军来找咱懂技术的入伍，你赶快返回矿里报名，要不就来不及了。”
周万根一心想参加红军，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一听弟弟的话，惊奇地说：“真的吗？太好了，我去参加红军。”说完，又犹豫不决起来，吞吞吐吐地说，“万全，再过两天就是我结婚的日子，家里爹妈等不到我，可要着急。过了结婚的日子，按家乡的风俗我再成婚可就不吉利了啊！”
上了几年学、读了点进步书刊的周万全思想较解放，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吉利不吉利，财主老爷不让我们过好日子，就不吉利，跟着共产党、红军闹革命，消灭了剥削与压迫，过上好日子就吉利，大不了不娶老婆呗！”
周万根一听弟弟的话有些道理，用手摸摸自己的脑袋说：“好吧，大不了就不娶老婆。你想想办法，捎个信回家。”
郭化若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场表扬兄弟俩，后来他俩都成了爆破骨干。
10月7日，红一军团指挥部在吉安下达《关于部队编制问题》的通令。当天，即将这140余人连同携带的炸药、雷管及锹镐等编为红一军团工兵队，任命矿上的锅炉工、大高个子李桂生为代理队长，后由交通队代队长杨戴奎为队长兼党代表。朱德和毛泽东亲自参加在吉安后河草坪举行的成立工兵队仪式，并作了重要指示。
工兵队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军事训练。为了使这些平时自由散漫惯了的矿工尽快转变为合格的红军战士，郭化若把这140余人集中在一个操场上，对他们首先进行参加红军的意义和建立工兵队的重要性的教育。讲话时间虽短，但言简意赅，针对性强，切入实际，同志们个个爱听，深受启发。然后，他按照每班10人，三班一排的编制，自愿组合，编组班、排，并由大家推荐班、排、队长。接着，郭化若就带领新兵们进行队列训练，从立正、稍息、向左向右看齐等基本动作练起，逐步转至行军动作，最后进行射击、爆破等技术战术等难度高一点的训练。这些工人训练热情特别高，接受能力非常强，在较短时间内学到了军事知识和杀敌本领，掌握了许多技术。与此同时，周万根兄弟俩和其他工人还搞到了100担炸药。
工兵队离开安源后，在参加进攻吉安城时，英勇顽强，顶着敌人的炮火，架设云梯，炸毁敌人碉堡，国民党士兵连连惊呼红军一夜间有了新式武器。
1930年8月，红军以强袭战术包围文家市，全歼守敌，并缴获一部无线电台。当战士冲进敌人发报室时，电台还在“吱、吱”工作着，战士们不知道是什么玩艺儿，觉得很稀奇，抱起来左瞧瞧，右看看，还不停地敲敲拍拍，最后看不出名堂来，便举起来砸了个粉碎。
郭化若接触过通讯器材，知道后十分惋惜。
为此，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下发作战命令时，特别注明各部队要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及其通讯人员。
12月底，在龙冈战役中，红军战士又缴获一部无线电台，并俘虏10名无线电人员。郭化若得知后，立即吩咐送至总部参谋处。
这些被俘的无线电人员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送着不知要到什么地方，接受何种处罚。当他们见到郭化若时，一个个脸色苍白，双腿发抖，很是害怕。郭化若在对他们进行登记时，有的吓得竟然连自己的姓名都忘记了，有的则不敢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郭化若一个一个找他们谈心、拉家常，宣传党和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重重顾虑。生活上，郭化若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关照后勤的同志尽可能安排他们住条件稍好一些的房子，伙食标准高一点。红军战士每天只有3个铜板伙食费，而对他们每人每月最多有50个银洋的津贴费。同时，郭化若还经常在深夜到他们住的房子查铺，为他们拉好蹬掉的被子，掖掖肩，防止他们夜里受凉。
感人至深莫过情。郭化若的举动，被这些长期受惯国民党长官欺压的人员看到后，感动得直流眼泪。一个叫梁江明的淌着泪水对郭化若说：“长官，我是一名孤儿，活了18年不知道什么叫温暖，被国民党抓壮丁来到蒋介石的队伍，只知道受苦受欺负，来到这里才几天，就耳闻目睹红军官兵对我们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世上只有红军好，我要参加红军。”
梁江明说话时，这些人都已醒了，并坐在铺上静静地听着，等他说完，一个个红着眼睛齐声说：“长官，我们要求加入红军。”
郭化若笑着说：“好啊，我们不但欢迎你们加入红军，而且还要你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红军建立无线电作贡献哩。”
停了一会儿，郭化若看看表继续说：“不过，我要对大家说一句，我不是什么长官。在红军队伍里是没有这个称呼的，红军只有职务上的高低，没有贵贱之分。你们参加红军后，大家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噢，天色已很晚，这些往后再慢慢谈，我回去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组织报告，你们躺下好好休息吧。”
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在郭化若的陪同下，专门看望这些无线电人员，这使他们十分感动，打心眼里觉得红军可敬可亲。
为了更好地统一管理与使用这些人和电台，郭化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认为成立一支无线电队较为合适。于是他把想法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郭化若的建议被采纳了。
1月中旬，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正式组建，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下辖无线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共100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无线电队。
无线电队建立后，郭化若把业务培训摆在首要位置，开办培训班。1月底，第一批训练队开学。12名学员经过这些教员近4个月的系统辅导学习，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知识和操作技能。
5月底，郭化若随总部到达建宁后，提出建议将无线电队扩编为大队，前委开会获得通过，并指定由参谋处落实组建。不久，无线电大队正式建成，下辖5个分队，分别配属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团和后方。6月，又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
红军有了电台，如虎添翼。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利用电台进行技术侦察，破译大量国民党军的密码，对敌方作战意图、兵力部署、武器配备等情况了如指掌，搞得国民党军内部相互猜疑，互不信任。过了很长时间后，他们才如梦初醒，急急忙忙采取亡羊补牢措施，侦译红军无线电情报。
为加强电台保密，郭化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许多具体纪律，规定不许两个电台之间随意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在电报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密码表经常更换，重要的军事机密一报一密等。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采纳郭化若的意见，命令电台用的电键交给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效果显著，使红军的军事秘密做到万无一失，畅通无阻。
1931年初，蒋介石对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然后集中力量伏击敌人的方针。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战役集中地，总司令部驻在东固坳上。
红军三四万人汇集在一起，西、北、南三面受敌，与敌方最近处只有20公里。但是，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与气魄，决定在此与前来围剿的敌王金钰部进行决战。
东固方圆20里，地形复杂，四壁高山峻岭，宛如一个盆地。除东边方向有一片农田外，群山环抱，几条羊肠小道进出，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红军主力藏在东固的群山之间，等待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来进攻。
郭化若每天蹲在总部，与无线电队的官兵一起，昼夜不间断地侦听敌人的信号。可是，一连等了20多天，既没有收听到敌人出动的消息，也不见敌人的影子。
原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接受了张辉瓒断头的教训，心有余悸，生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停在富田、固坡圩迟迟按兵不动。气得蒋介石连连发电责骂何应钦，督促王金钰部加快“进剿”步伐。
王金钰不敢不执行命令，可是当他决定行动时，前面的道路和桥被大雨冲垮，他的“进剿”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
5月13日，王诤侦听到敌人准备出发的情况，高兴得跳起来，一溜小跑，向郭化若报告说：“郭处长，王金钰这个老乌龟终于爬出来了。”
“好，继续监听。”郭化若兴奋地说。
5月14日下午，王诤喜出望外地对守在电台旁的郭化若报告说，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将于15日晨开始行动，两个师的行动路线是：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进攻，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由中洞向东固进发。
毛泽东和朱德得到消息后，连夜与同志们研究作战部署。晚上8时，郭化若拟制好了作战命令，为保密起见，毛泽东交代郭化若分别送至红四军、红三军和红三军团的军政首长，就是军参谋长也不知道命令的内容。
第二天一大早，郭化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对命令作些补充，整个作战部署是：
红三军团（附第三十五师）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红三军、红四军并第六十四师为中路，担任主攻和追击；红十二军为右路军，牵制援敌，同时担任方面军的总预备队。
郭化若修改完命令，刚走出门外，见辛参谋满头大汗跑来，气喘吁吁地说：
“郭处长大事不好，朱参谋长他……”
“辛参谋不用着急，慢慢说，朱参谋长他怎么了？”
“昨晚他病情加重，现在脸色苍白，情况非常糟，医生看过后，叫人急送后方医院。”
“啊！”郭化若十分惊讶地喊了声，拔腿就向朱云卿住的地方跑去。
自青塘会议王明左倾路线在红一方面军推行以来，朱云卿为了革命，一直忧愁不安，以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常常通宵达旦地拼命工作，身体被累坏了，患病至今。
郭化若赶到时，见朱云卿面无血色，身体虚弱，躺在担架上，看到郭化若，硬撑着伸出右手，十分吃力地睁开眼睛对他说：“化若，你快去忙吧，还有很多事要你去做。”停了停，又低声说，“我走后，你的担子更重了，要多请示、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
郭化若鼻子酸酸的，紧握着朱云卿的手，点着头说：“参谋长，你放心养病吧，我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
朱云卿眨了一下眼，微笑着说：“我比你小3岁，可职务比你高，但在近一年的朝夕相处的战斗和生活中，你处处照顾我，支持我，说实在的，司令部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你去组织的，辛苦你了，我感谢你。”
“参谋长，在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的指挥下，司令部的工作在你直接领导下，很出色，使我学到许多新东西，我要好好感谢你才是。你安心治病，等你病痊愈了，我去迎接你。”
他望着抬着朱云卿远去的担架，心情十分沉重。在艰苦、恶劣的战争年代，他俩在一个战壕里，风雨同舟，建立了真诚的革命情谊。
朱云卿走后不久，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
郭化若听到这个不吉之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朱云卿才24岁呀！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去世了呢？他痛心，他为失去一位知心而真挚的好领导、好战友而悲恸。
对于朱云卿的死因，郭化若一直存有疑虑。事后，才了解到他是被王明的肃反分子当作反革命谋杀的。
1931年5月，总前委任命郭化若为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左权为参谋处长。
5月15日，红一方面军按照计划部署，全部进入预定位置。
夜，无数金色的星星在天空闪烁。在屋内一直思考问题的毛泽东对部署仍觉不放心。半夜里，他又派人叫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再三嘱咐交代任务。尔后他带着郭化若来到了红三军，拉着黄公略一起观察作战路线，他们仔细察看每一个环节，郭化若在后面还一边画着草图。突然，他们在东固通中洞大路的南侧，发现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对于包抄敌人的右翼，是绝对的有利地形。事不宜迟，毛泽东立即命令红三军改由这条路前进。
一切布置妥当，毛泽东叫郭化若派人给朱德送信，通知朱德带总部到白云山，然后自己与郭化若先上山。
且说蒋介石与何应钦纷纷叫嚣3个月内消灭江西红军。可是，蒋介石从1月布置作战任务到4月，前方还是一点动静都不见。他火冒三丈指责何应钦，命令星夜进剿，一定要在半个月内活捉毛泽东。
何应钦有苦难言。
原来，这四路军各有各的想法，根本就不买他的账，进攻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尤其是秉性傲慢、盛气凌人的王金钰，他官瘾十足，这次从北方远道而来，起先不愿意，但何应钦允诺他，只要把红军赶出江西，江西省主席的位置就让给他，他才带兵上路。然而，一到江西前线，他听说红军厉害无比，这位气比象大、胆不如鼠的家伙就吓得浑身发抖。于是拖拖拉拉玩起缓兵计来，结果，他越不想打，何应钦越是像催命似的，一天三封电报，催促他加快速度前进。进退两难的王金钰在走投无路时，用了一个苦肉计，从小山坡跳下来，把左腿摔成骨折，然后把军务交给参谋长齐向辰，自己“名正言顺”回南京养病去了。
齐向辰知道王金钰玩的是金蝉脱壳之计，因此，他也向何应钦耍滑头，发报说东固情况不明，不便行动。何应钦立即派飞机对东固侦察，结果什么情况也没发现，何应钦连骂带训，责令他必须于5月15日占领东固，否则军法从事。
齐向辰哑巴吃黄连，只好命令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从富田出发，向东固进攻。
红军早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下伏兵。
郭化若把无线电收报机架设在半山腰，对敌人的前进位置了解得一清二楚。
第二日，骄阳烈烈。公秉藩师的一个旅一路张牙舞爪向东固攻来。公秉藩还不时用报话机向齐向辰报告：部队行动迅速，离东固10里、5里，已进至中洞、九寸岭之间。
公秉藩刚说完部队到达九寸岭时，只听四处响起“啪、啪、啪”的激烈枪声，埋伏在此的红军霎时间从草丛中杀出，激战半天，将该师大部歼灭。残余敌人向富田拼命逃窜，在这里等候多时的红十二军立即予以打击，此时，红四军又从后面追上来，前后夹击，居高临下，打得敌人鬼哭狼嚎。
郭化若在电台旁清晰地听到公秉藩不断发出明码（SOS）的求救声，不一会儿，“救命”的呼声就听不到了，郭化若估计敌人已溃败，急忙报告毛泽东。
富田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随即命令红军乘胜前进，向东横扫，5月19日，又将郭华若的第四十三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包围在白沙。何应钦急令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增援，郝梦龄不愿撤离防御工事，在何应钦的再三督促下，才同意增援。但红军英勇迅猛，很快将第四十三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消灭。
郝梦龄风闻后，把何应钦的命令抛到九霄云外，带着部队跑得比兔子还快，红军遂将他后面的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的一个旅歼灭，缴获3000余支枪械。随后红军向广昌围攻，27日占领广昌，歼敌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被击毙。
为统一领导军事行动和地方参战等工作，毛泽东和朱德在广昌召开各军领导会议，决定组织临时总前委。郭化若被任命为总前委秘书长。会议同时决定向东打建宁孤立无援的刘和鼎师。
5月30日，除红四军留广昌开展群众工作，红三军团的红五、红八、红十六军和红一军团的红十二军，于当日夜兵临建宁城下。31日拂晓，战斗开始。刘和鼎被突如其来的红军吓得晕头转向，在副官的提醒下，才脱掉军装逃走。至此，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1931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8月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万余枝，把在南京的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并急飞南昌，命令各师向黄陂合击。
郭化若带钟永宁参谋随进攻部队进入黄陂，直冲毛炳文的师指挥所。他与同志们在敌师部搜查时，钟永宁突然喊了一声说，发现一份紧急电报。郭化若跑过来看，原来这帮残兵败将为了逃命，什么也不顾，两小时前卫立煌发给毛炳文的机密电也丢下了。电报说：第六师、第十师已到柴冈。
“这么说敌人向黄陂攻来了。”
“是的，”郭化若随即打开地图一查，柴冈离黄陂约20里，中间隔座山，翻过山即到。他看看钟永宁说：“这个情况很重要，另外听说蒋介石已飞至南昌，调集重兵，向这里扑来。情况紧急，我们火速赶回，向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汇报。”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对郭化若说：“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打扫战场，撤出黄陂，除留小部人员在此侦察外，部队迅速转入君埠以东地区隐蔽休整。”
第二日，敌军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向黄陂爬来。西北方向有陈诚、罗卓英的两个师2万余人；西南有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的4万余人；东南有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2万余人；朱绍良的左路军万余人也在路上。近10余万人包围红军主力，情况万分危急。
毛泽东一向镇定自若，泰然处之，打则必胜，不打则隐蔽转移，让敌人找不到，也摸不着，力争战场主动权。他提出“示形于东”的策略，令刚返回的罗炳辉率部再次假装红军主力向东北佯攻，迷惑敌人。
8月13日上午9时，太阳已开始叫劲了。罗炳辉遵照指示，率领红十二军，不顾炎热，如同一支离弦的箭，飞也似的向东北射去。
为营造声势，制造假象，他令部队拉开距离，扛着旗子，吹着号子，一路大张旗鼓地前进着。
红十二军出发后，毛泽东率红军主力向西突围。
敌军赶到扑了个空，一个个满头大汗，喘着粗气，直骂蒋介石指挥无能，把人搞得精疲力尽。
此时，敌军的侦察飞机到处飞来飞去，总算找到了以为是红军主力的罗炳辉部。红军战士们仰望着盘旋的敌机，故意把间隔距离拉得更大一点，旗帜举得更高。没有旗的战士，把花色包袱顶起来，见到有尘土多的地方，万余双脚有意把尘土跺起来，搅得漫天尘土飞扬，形成一条滚滚的尘埃。太阳爬得愈高，尘埃就飞得愈高。敌机从高空不用费劲就可看到，地上一条长长的土龙在飞舞。再仔细一辨，一路上全是红旗飘飘，浩浩荡荡，气势很大的一支有数万人的队伍，这支队伍非红军主力莫属了。敌机绕了数圈后，满意地飞走向蒋介石请功邀赏去了。
蒋介石得到假情报后，以为红军主力要围攻南昌，急令各路部队回援南昌。红军主力则乘机从缝隙中静悄悄地穿插过去，来到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隐蔽待机。
红军主力休整半个月后，毛泽东吩咐郭化若命罗炳辉部可以回师。罗炳辉令部队化整为零，一夜之间钻入崇山峻岭，跑得无影无踪。
蒋介石的部队又一次发现自己上当时，已被红军拖得有气无力，沮丧万分。
正在这时，蒋介石的后院再次起火。胡汉民、汪精卫联络两广军阀，公然叫嚷出兵湖南，争夺地盘。蒋介石知道消息后，气得大骂“娘希匹”！不得已，只好撤兵。
为扩大战果，红军把握时机，挥师追击。
可是，偏偏在这时，参谋部判断情况失误，红军打了个消耗仗。
当时，参谋部的人员得到的情况是：敌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共28个团都在兴国一带，并陆续撤退。随后，不断传来消息，说敌人已离开兴国。
郭化若为证实情况，带了两名同志，找到从兴国城退出来的干部调查核实，他们都说敌人快撤光了。实际上，只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的先头部队撤退了，其他大部队还在原地。并且，这时他们也没对敌人的撤退序列、速度及先头部队的位置，进行详细侦察。在没有完全弄清楚敌人的情况下，总部根据参谋部的报告，决定攻打高兴圩行进之敌。
9月7日凌晨，战斗发起，可是一交战，郭化若马上感到不对劲。
怎么办？毛泽东叫郭化若立即令红三军开过来，可电话线不够，无法与红三军联系上，派人送，路途远，一时也送不到。
红军十几个团要对付国民党军28个团，战斗异常激烈。方面军总部指挥所设在高兴圩最高的一座山上，郭化若站在毛泽东身边，清楚地看到红军战士勇往直前的英勇壮举。狡猾的敌人凭借一条河，用强大火力守住桥头，战士们一次次冲锋都没成功。毛泽东看着焦急地说：“可以砍树、伐竹，找门板搭木筏、竹排强渡嘛！”
郭化若与无线电兵拼命摇电话，可始终打不通，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不到。战至天黑，毛泽东命令部队撤至永丰圩。
在这次战斗中，敌我双方各伤亡3000余人。红军最优秀的师长之一曾士峨牺牲。
在老营盘的红三军，同样得到了敌人走光的报告。但当他们赶到老营盘后，敌先头部队、蒋光鼐的第九师一个旅向这里开来。黄公略指挥部队运用前后夹击的战法，一举把来敌包了饺子。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震动了国民党军队。
战斗结束，方面军司令部发了通报。毛泽东看过后说：“此役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这种胜利简直是败仗。”
高兴圩一仗，打了个平手，毛泽东没有责怪郭化若，但使郭化若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加严谨、刻苦、周到、仔细。
古人说：“食言而肥”。而蒋介石却“食言而瘦”。他发誓亲自坐镇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不仅没有能“杀猪拔毛”，相反以损失17个团3万余人、枪支1.4万余支、迫击炮50门的代价，宣告了他指挥的无能。
朱、毛红军三次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其威望在全国民众中日益猛增，朱、毛红军也如同神话般被人们所传颂。
但是，为排斥毛泽东的领导，王明以中央名义写了一封指示信，指使“三人团”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指示，大事小事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擅自作主。“三人团”接受王明的指示后，认为只有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才能执行王明的路线。
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上午8时整，由项英主持，宣布大会开幕。王明的支持者们在会上对毛泽东进行肆无忌惮的批评。
他们指出毛泽东有三大严重错误：一是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是“富农路线”。二是战略战术是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三是实行以党治国治政。
会议的最后一天，“三人团”提出取消红一方面军番号和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三个职务。
“党代会怎么开成了好人受气的会？我不同意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在古田会议前，朱德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尚且没有疑问，此后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更使他坚信了毛泽东的正确。朱德早已对会议有意见，忍不住站起来打破沉寂。
“我赞成总司令的意见！”朱德的话音一落，郭化若也大声说。
“朱、毛只能合，不可分！”朱德还气呼呼地补上一句。
朱德和郭化若俩人的建议立即遭到“三人团”反对。
其中有一人指着郭化若的鼻子警告他说：“不准你发言，当心你的思想不要极右了。”
朱德可不管这些人，他继续反驳说：“这是党代会，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权利。毛泽东赤胆忠心为革命，浴血奋战多年，功绩显著，有目共睹。就拿这次蒋介石发动的‘围剿’来说吧，30万国民党军进攻3万红军，如果按照王明的指示，去与敌硬拼，不要说取得胜利，说不好一天时间，红军就会被消灭，还会有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乱说一通吗？”
“朱总司令，你的路线很成问题！”有人责问他。
会议一直僵持到下午，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被安排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是个空架子。
党代会后，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军，到后方从事政府工作。郭化若也因为反对毛泽东撤职被调离参谋长之职，到军委二局任局长。
他在军委二局工作了半年多时间，上面又突然通知他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
他接到命令时，不由一愣，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1932年6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为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毛泽东在军内仍然无职，郭化若被调至毛泽东身边，说是当秘书，实际上是“三人团”对他又一次降级。此时，毛泽东几乎无事可做，郭化若做了毛泽东的秘书更是无事可做。
一个月后，郭化若正在看书，王稼祥找他谈话，告诉他已被安排去瑞金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并要他尽快去学校报到。至此，郭化若已被抹掉一切领导职务。
7月底的一天，他来到红军军事学校不久，学校通知他开会。
下午2时，主持人宣布开会，有一人宣读开除一批人的党籍，第一个名字就是郭化若。
原来，王明等人利用苏联在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在中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肃反扩大化。他们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说郭化若是托派，其原因：一是三军团的李匿才师长与郭化若有较好的交情，他们把李匿才定为托派杀掉后，从他身上查出了一封郭化若写给他的信。但信的内容纯粹是郭化若和李匿才个人问候与一般交流，与政治问题毫不沾边；二是在红军学校审理“托派”时，有人诬陷郭化若说他也是“托派”。
郭化若才来红军学校几天时间，就在肃反扩大化的运动中，被开除了党籍，并且还定为反革命。毛泽东闻讯找到有关部门，说：“郭化若到红军3年，一直掌握核心机密，硬是一点问题没出，我看他对党很忠诚，不像反革命。”因毛泽东这一句话，郭化若才没有被杀掉，侥幸存了一条性命。
但是，郭化若仍是军校的“重点照顾”对象，王明的代理人还指使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危拱之监视他的一言一行。
危拱之是个女同志，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巾帼英雄。她早在莫斯科就与郭化若认识，她了解郭化若，更相信郭化若是负屈受冤。结果，她不但没有向“组织”报告郭化若的“情况”，相反，把王明的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幕详细告诉他。王明的代理人知道后，随即对她进行迫害，开除她的党籍。后来，她恢复了党籍，可新中国成立后，她就一病不起，在病床上度过27个春秋，于1972年逝世。
郭化若被开除党籍后，思想一度斗争得很厉害，许多人不愿接触他，可是，红军学校的校长何长工，却是爱才如命。他发现郭化若不仅有实战经验，更有军事理论的素养与文化底子，便顶着许多非议，把他当成教学骨干使用，发挥他的特长。
当初郭化若在23天内由参谋升为参谋长，被传为美谈，现在在8个月内连降三级，连党籍都被取销，这不能不说是个大起大落的悲剧。
郭化若被开除党籍后，在红军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和退却，进行长征。
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进行整编，组成干部团，团长为陈赓、政委为宋任穷。红军大学在划长征名单时，有人想把郭化若丢在苏区。刚从日本回来的红大训练部部长钟伟剑看到名单时，发现没有郭化若的名字，在会上说：
“红大教学力量薄弱，教员短缺，尤其是缺少军事理论方面的人才，而郭化若具备这方面的特长，我们不应把这样的同志留在苏区，而红大需要他们。”
“我同意。”宋任穷表示赞成。
陈赓接过宋任穷的话说：“化若同志对战役、战术很有研究，让他跟随大部队行动，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我看可以把他编在团部，担任参谋工作。”
这样郭化若又到了干部团，在团部做参谋工作。
对钟伟剑、陈赓、宋任穷等同志的信任，郭化若在心底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在那时，干部团的许多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能敢于站出来为一个开除党籍的人说公道话，很是难能可贵。特别是陈赓同志，还时常关心他，与他交心、谈心。
一天夜晚，陈赓与他交谈时，看他脚上穿的是麻草鞋，麻草边上还沾了一片血渍，奇怪地问：“你的脚是怎么一回事？你发的布鞋呢？”
“我的脚后跟正患溃疡，流血水。他们发服装时把我给忘了，我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
陈赓听后，一双浓眉锁得紧紧的，不满地说：“这些人真是太不像话，我去找他们给你补上。”
可是，服装早已发完，陈赓去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最后，他愧疚地对郭化若说：“真是对不住你啊！”
这时，郭化若早已受尽了冷落，对陈赓心存感激，但是他不想再麻烦他了，赶紧说：“团长，我能顶得住！”
部队在征途中，快要到黎平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的制高点，凭借火力，阻止红军行进。
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国民党重兵追击的情况下，停下来是没有出路的。为尽快消除前面的障碍，陈赓派团部参谋胡平带1个营，前去突击，可是没有成功。干部团领导焦急得火烧眉毛。
陈赓站在高坡上与宋任穷商量说：“形势紧迫，再派一个最可信的人去。”
“派谁呢？”宋任穷面露难色。
此时，郭化若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却是“不可靠”的人。陈赓见没有人应声，大声地说：“谁愿意去？”
一阵沉默。
“我去行不行？”半晌，郭化若突然问道。
“完全可以！”陈赓、宋任穷不约而同地说。
转眼间，郭化若带着胡平及1个营，向小山头冲去。
胡平是个新参谋，实战经验不多，敌方机关枪响后，郭化若叫他赶紧卧倒，可他继续前进，一梭子弹射来，他的腿被打了个大洞，只好由人背下山。结果，部队只好由郭化若指挥了。
郭化若观察了一下敌情，然后指挥大家利用地形隐蔽自己，实行迂回战术，他把营分成两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绕道小山头背面，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然后第二组从正面夹击。
果然，第一组从敌背后发起攻击后，敌军吓得不知所措，慌忙逃跑。障碍扫除，目的达到，郭化若随即率队撤回。
这一仗郭化若立了功，原来监视他的跟踪哨从此消失。
部队到达遵义休整时，同志们在总结会上说：“长征全靠两条腿。”可是，郭化若在长征出发的第一天，脚就生病，化脓流血水，加上当时淫雨连绵，道路泥泞，他的腿靠不了。他迈着钻心痛的脚，一跛一拐，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一跛一拐地前行，直到在遵义休整，陈赓好不容易搞点药才给他治好。
全国解放后，郭化若回首往事，深有感触地说：“长征我只能全靠一颗心。”
4年后，郭化若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时，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还谈起了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郭化若那时悲惨呀！”
从瑞金到遵义8000里征途，郭化若凭着一根拐杖，一颗对党的赤胆忠心，挺了过来。
到达陕北后，郭化若仍还背着“托派”的历史包袱，但是，他以忠诚和勤奋工作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1936年11月29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与抗日大学第三科合并，成立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被任命为了教育长。
1937年5月30日上午，郭化若在给学员上战术课做示范时，突然浑身冒汗，两眼发黑，晕倒在地，把学员们都吓坏了，一名略懂一点急救知识的学员赶紧跑过来，用大拇指压住他的人中穴，并与另一位学员把郭化若抬至树荫下，然后，边按摩边叫人向校长、政委汇报。
不一会儿，周昆和袁国平赶到，见郭化若脸色憔悴，身体很虚弱，十分难过地说：“都是累的。”
原来，郭化若担任教育长，一个阶段以来，学校大量艰苦紧张的教学工作，都由他负责。他常常是深夜才睡，五更又起，有时通宵达旦，以致累倒了。
6月1日，两个年轻战士遵照周昆的指示，乔装打扮成山农，去寻找药品，为郭化若治病。
事后，虽然药品没找到，但郭化若知道后，对周昆和袁国平的关心很感激。由于缺医缺药，郭化若的病依旧如故，失眠、头晕、食欲不振，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此时此刻，他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思想汇报信，并请求回延安治病。
数天后，毛泽东给他发来电报，内容是：
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学习、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
郭化若读着这份情真意切、字字饱含深情的电报，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分。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无论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后来的和平建设时期，郭化若始终把它珍藏在身边。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遵照军委指示，庆阳步校撤销。郭化若负责善后工作，期间他又给中央党校的负责人张闻天写信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暂不能回部队工作，想改行，进党校学习后，重新分配工作。几天后，他收到张闻天的来信，信上说：已向主席报告过，同意你入校学习，但不同意你改行，主席说红军还是需要你的。
7月8日，他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步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