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肖劲光：毛泽东靠他吃饭
肖劲光（1903-1989年）湖南省长沙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学习，次年由团转党。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03年1月4日，肖劲光出生在长沙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山东边的赵洲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肖玉成。
在两岁时，肖玉成的父亲便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乡里长辈们提及他父亲时唤他作“肖十二”。肖家的祖籍在乡下，祖父和父亲都是以纺织为生，背着简单的纺织工具，走村串户，替人家纺纱织布。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虽是能工巧匠，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为了谋生糊口，也为了躲避战乱，祖辈四处奔波，最后流落到了岳麓山下。
肖玉成的母亲姓傅，原是橘子洲北傅家洲人。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湘江洪水暴涨，漫过江堤淹没了傅家洲，她举目无亲，便投奔了赵洲港，给一户周姓人家做了养女，后来便与肖玉成的父亲结为夫妻。
肖玉成的父亲死后，傅氏才36岁，一个人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肖玉成上有三个哥哥，大哥肖玉林，二哥肖厚成，三哥肖容华，还有两个唤作春妹子、细妹子的姐姐。他最小，乳名唤作满哥。
为了抚养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贤良能干的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租了一块产权归庙主所有的社地，盖起了三间茅草房，种下几棵橘子树，又开出几畦菜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年下来也能收入十几块钱，用于吃盐、点灯和添置衣服。三个生来本分憨厚的哥哥，每天结伴上山砍柴，然后背着柴去江东集市上卖钱换米，两个姐姐心灵手巧，学会了湘绣，帮有钱人家绣花赚得几个钱补贴家用，一家人终年辛劳，勉强维持着半温半饱的生活。
辛亥革命前后，肖玉成的大哥肖玉林在一家饭馆学徒出师当了厨师，家中的生活有了些转机。在一个初秋的夜晚，傅氏和肖玉林在里屋商量事。
“老大，满伢子不小了，是不是送他去读点书？”傅氏试探地问肖玉林。
“是呀，我们肖家兄弟四人，没有一个读书的，满伢子长得机灵，应该让他去读书，也许日后会有些出息。”
读书，肖玉成向往已久。每当看到那些头戴瓜皮小帽的同龄小儿，蹦蹦跳跳地去学堂上课，他总是萌动读书的奢望。但是，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够读得起的。现在大哥同意让他去读书后，他只想好好读书，将来让母亲和哥哥姐姐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他每天要翻一座山梁，到天马山西麓的一家私塾读书。两年后，他又进了镇上一家洋学堂。肖玉成虽年少，却深知一家人含辛茹苦送他上学不容易，读书非常用功，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沙颇有名气的长郡中学。
肖玉成是肖家世代第一个中学生。母亲为他高兴，哥哥姐姐们为他高兴。但是，他心里始终揣着一本明细账，背后支持他学书的，仍是一家人日复一日的辛劳和希望。
考上中学后，为了凑够学费，母亲将自己当年陪嫁的一枚金戒指——这是全家唯一值钱的东西——送进了当铺，然后，肖玉成才把一套简单的行李，搬进长郡中学第二十五班的学生宿舍。
长郡中学位于湘江东岸繁华的市镇中，离他的家乡只有一江之隔，路程并不远，加上水路也不过十几里路。但他除了寒暑假回家外，平日从不回去，为的是省下几枚渡江坐船的铜板。长郡中学成为了肖玉成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20世纪初叶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等，以至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像洪水猛兽一般地冲击着被封建主义禁锢的中华大地。处于中国腹地、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的湖南，像江心中的一块巨石，接受着各种浪潮的洗礼，而长沙又是这块巨石的峰巅。在班里，肖玉成结识了一位能交心的好朋友任培国，也就是后来的任弼时。他们同住一个大宿舍，经常在一起交谈思想，传看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和报刊，参加学校进步学生组织的一些爱国的宣传活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暴风骤雨迅速席卷全国。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长沙的学生界沸腾了，他们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倡导下，加入全省学生总罢课，上街示威游行。各校都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进行广泛的爱国宣传活动。肖玉成和任培国成了参加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任培国还担任了宣传团团长。
1920年夏天，肖玉成改名为肖劲光。这时他离毕业只有几个月了，他和同穿好友任培国商量，暑假期间不回家，找事情做，为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
这时，他们向往留法勤工俭学道路，想到国外去边工作，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他们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勤工俭学已经停派了。正当肖劲光苦苦思索寻找着毕业出路时，任弼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任弼时告诉肖劲光，听同乡任岳说，长沙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任岳在船心中学读书，认识那里参加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校长贺明范，可以通过他介绍参加俄罗斯研究会，还可以争取去俄国。肖劲光听后十分激动。
此时，再有几个月，肖劲光就要拿到毕业文凭了。但他俩还是打定主意文凭不要了，并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当时俄罗斯研究会的总干事是毛泽东。俄罗斯研究会每周组织几次讨论会、报告会，肖劲光和任弼时听了几次课，开始接触俄国革命。
不久，俄罗斯研究会选派第一批学生赴俄勤工俭学，肖劲光和任弼时荣幸地当选了。和他们同一批的还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共六人。为赴俄肖劲光回到家里和母亲、大哥商量。母亲虽然舍不得儿子远走他乡，但禁不住肖劲光反复解释，加上大哥的积极支持，最后她还是同意了。母亲又一次去当铺当掉了陪嫁的衣物，为肖劲光筹措了30元钱盘缠。肖劲光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踏上了他追求理想的旅途。
1921年初春，肖劲光和任弼时、刘少奇一行十多人，从上海吴淞港乘轮船启程，踏上了赴俄学习的旅途。经日本长崎，达海参崴，又到伯力，终于在6月底到达莫斯科。
1921年夏，来到莫斯科后，肖劲光进了东方大学，成为了这里第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一员，学校给他起了个俄国名字叫查戈洛斯基。这所设在莫斯科的学校，全名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建立于1921年4月，以培养东方民族民主革命骨干为目的，开设有中国班、朝鲜班、蒙古班以及俄国远东各少数民族班，共有几百名学员。
在东方大学，肖劲光学习得很认真、很刻苦。他的成绩评定表上总是个“优”。然而，在学习过程中，他头脑中经常索绕着一个这样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军事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为此，他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军事家。
也巧，一个偶然的机会圆了他学军事的梦。
就在他进校学习了一年时，莫斯科一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招生，东方大学根据学生填写的志愿推荐了肖劲光。在这所军校里，开设了军事指挥和地形学等专业课程，肖劲光仿佛走进了新奇的世界。他懂得了什么叫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同时也决心全力以赴学习好军事，将来成为一名军事家，然而，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砸碎了他学军事的梦。
1924年6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在会议之余，他会见在莫斯科的中共留学生。身在国外的肖劲光见到自己党的领导人，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倍感亲切，兴奋地发着言。
然而，一谈到自己的专业时，陈独秀却突然不知怎的，生起气来，训斥道：“胡闹，谁同意你学军事，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吗？”
“我想学一下，将来回国会派上用场。”若是在平时，肖劲光会一口气摆出许多理由阐明学军事的意义。但今天在不悦的总书记面前，他到嘴边的话不得不使劲地咽了回去。
“马上回东方大学去！京汉铁路大罢工都失败了，现在中国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陈独秀给他下的训令。结果，肖劲光和其他转来学军事的同学只好又从军校回到了东方大学。
1925年秋，肖劲光完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业，立即回国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在北伐军中度过了难忘的岁月。然而，最后大革命还是失败了，他再次踏上赴苏学习的征途。
在第二次赴苏的商船甲板上，冒着秋风冷雨，海浪飞溅，他的心情激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夭折了，不就是中国革命少了军事家，没有抓军事抓武装斗争吗？肖劲光觉得他的命运已紧紧地同中国革命联结在一起，他要坚定地走下去，去苏联学习军事。
肖劲光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了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格勒，进了培养红军高级军事人才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在这里，他联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加认定了“离开军事就救不了中国”的道理。于是，他如饥似渴，一丝不苟地钻研军事理论，从步兵操典、战争条令，到战术学、战役学，从指挥学到军队政治工作，他都一一涉足探讨。为此，他认真做好每一个沙盘作业和战斗设想，认真参加每一次实战演习，研究苏联红军的优秀的战例，剖析自己在北伐中经历的战役、战斗。肖劲光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时，碰巧正好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同在一个班。
夏末秋初的一天，肖劲光邀上同班同学蒋经国去访问苏联著名的红军将领布琼尼指挥的骑兵军。布琼尼向他俩介绍了骑兵军的业绩。在回学院的路上，蒋经国问肖劲光：
“你想当个军事指挥家吗？”
“想。”肖劲光坚定地说，“你呢？”
“我也想。”蒋经国回答道。
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最后，肖劲光实现了他立志要做军事家的愿望，终于成为了一位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
一次，在延安的窑洞里。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向毛泽东讨教当前的军事形势时，毛泽东曾风趣幽默地说：“劲光，你可是科班出身的第一个学军事的军事家啊，我们可都是‘土包子’啊！”
毛泽东对他学军事赞许的话，使肖劲光突然想起当初陈独秀对他学军事的态度。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两代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的观点，肖劲光更加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以后肖劲光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建和发展海军的事业中，建立了辉煌的功绩，成了当代中国十名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将军中的一员。而他昔日的同学蒋经国，后来却成了人民的敌人，败退到台湾以后，当过国民党的“总统”，肩上虽扛过国民党二级上将的军衔，但从来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
天下事纷纷繁繁，历史像一台编织机织造出各式各色的花纹图案来。
1925年秋天，肖劲光从苏联回国后，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前往广州。
中共中央此次调肖劲光入穗，是有意让他从戎的。蓬勃发展的国共合作形势，迫切需要共产党员到军队工作，而这时我党懂军事的人微乎其微，肖劲光在苏联学过一年军事，在党内又颇有立志从军的美名，可算是难得的人才了。
他到达广州时，街头一派繁忙的革命景象。街两侧到处是出师东征、打倒军阀的标语，随处可见一队队番号各异的部队在街道上穿行，连不谙世事的孩子也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在玩打倒军阀的游戏。
肖劲光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报了到。这位陈独秀总书记的长子，有着与其父亲完全不同的气质，浓浓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阔嘴巴，尽管黑黑的脸膛上嵌着数粒细碎的麻子，但仍不失英武之气，他是党内主张党走武装革命斗争道路的代表人物之一。
肖劲光和陈延年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一见面，肖劲光不顾寒暄，快言快语地说：“这下可好了，我一看外面的架式，就知道组织上这次调我来是搞军事的。我呀，早盼着有这一天了……”
这时，广东国民政府的军队东征势如破竹，一路捷报频传，二次东征迫在眉睫，军队很需要人。肖劲光先住到了东山，协助陈延年的工作。两个月后，二次东征凯旋，周恩来接见了肖劲光。在周恩来的寓所，肖劲光又见了李富春。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周恩来说，“这位是李富春同志，留法勤工俭学的，现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你的同乡，湖南人”。
周恩来又转向李富春，介绍道：“这是肖劲光，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在安源搞了一年工人运动。”
俩人握手之后都感到似曾相识，一问才知李富春是长郡中学十六班的学生，肖劲光上中学时，他已是高年级了，所以两人虽不认识，但是却见过面。
“原来你们还是老同学，我这介绍是多此一举了。”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问肖劲光，“听说你在苏联学过军事，有志于搞军事工作？”
“是的，我喜欢军事，在苏联学了一年，总书记不让学了，又回了东方大学。”肖劲光坦白地说，“这次去又学了两年。”
李富春和周恩来对视了一下，然后，周恩来征求意见似的问道：“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准备派你去做政治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肖劲光毫不掩饰地笑了，能到军队中去工作，正中他的下怀。
李富春像寻到了宝贝似的，惟恐错过了机会，连忙抢着说：“就到我们二军来吧。二军是湘军的底子，我们还缺一个师党代表。劲光同志正好是湖南人，来做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
就这样，肖劲光来到了二十六师做党代表。这时，正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际，1925年底，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任命肖劲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中将军衔。
这时肖劲光才22岁。
此后，又过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次实行军衔制，肖劲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晚年，肖劲光曾与人戏言：“当了一辈子兵，提了两级军衔：从中将到大将。”
韶关，地处广东北部，武水、侦水相汇之处。这里北据南岭，东扼赣南，四周岗峦连绵，纵横盘结成一道道雄关险塞，是湘粤咽喉要道，历代兵家用兵重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奉命驻守此地。
工作如何着手呢？经过反复调查、分析，肖劲光仍然有难以下手的感觉。
一天，吃过早饭，肖劲光带着沈秘书到连队去。路上，肖劲光一连串的发问，使沈秘书卡了壳。
“治军，也要讲治心。人是思想动物，也是感情动物。皮毛之交不足谈！”肖劲光边走边想，更像自言自语：“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人心深处，做到人心痒处，做到人心痛处……”
突然，前面的早市人声喧闹，许多人围成一团。肖劲光与沈秘书急走了几步，来到人群中，只见两名士兵正在争抢一只老母鸡，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娘声泪俱下直讨饶。沈秘书向身旁一位卖菜的大爷一打听，才知这位大娘家中有病人，无钱问医，万般无奈，只好把自家的一只老母鸡拿到集市上卖了钱买点药。哪知缚鸡的绳索不紧，那母鸡便从篮中挣扎出来，恰逢一士兵走过，将鸡抓起就走。老大娘抓住那个士兵不放，被那士兵一巴掌打在地上。转身之间，又一军官模样的人，说是他先看到这只逃鸡。于是，两人便扭打争执起来。正当沈秘书打问结束，转过身来，却见十八团孙副营长拨开人群，一声断喝，人群便静下来。
“说！么回事？”
两个士兵争相诉说。
“啪！啪！”孙副营长挥起手，给了每人两耳光，两人的脸上顿时血红：“妈你个×，谁让你们在这捣乱市场？还打架！还打人！还有军纪没有？妈你个×！”
孙副营长一顿数骂，围观的人群连连叫好。
“即使捡到东西，也不能私留嘛！”孙副营长的态度稍有缓和，然后，转向那个提着鸡的士兵：“去，送营部！”
老大娘闻言，连忙上前：“老总，行行好。我的鸡呀——”
孙副营长一转身，恶狠狠地吼道：“去、去、去，吵什么！”
沈秘书看到这，满面顿生怒气，正要上前，却被肖劲光一把拉住。孙副营长和那两个士兵走远了，肖劲光才拨开人群，扶住老大娘：“大娘，这点钱，你拿去给孩子买药吧！”
肖劲光说着，将手中的两张纸币递给大娘。大娘抬起头，含着泪看了看这个戴着眼镜的军官，千恩万谢：“长官，谢谢你，谢谢你。我儿子在码头做工。回头，我一定叫他谢谢长官！”
见此情景，围观的人群感叹不已。
肖劲光回营后，和苏联顾问以及戴岳来到十八团团部，孙副营长和那两个士兵已被捆绑在堂，团长刘凤正正大声训骂。戴岳师长脸色铁青，本来，戴岳刚开始也没把这事当回事，不就是寻常一只鸡嘛。不料苏联顾问米柳史对此事看得十分严重。他认为强抢民物就是破坏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关系就是破坏国民革命，就是反革命分子，并指责戴岳态度暧昧，弄得戴岳十分生气。戴岳自己一直以治军严明著称，并常常自以为得意。肖劲光虽不同意米柳史的一些说法，但他对此事十分重视，这盘棋他已经成竹在胸。事情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对事情的处理。
肖劲光替被捆的三人解开绳索，将事情发生的细节重新讯问了一遍。三人供认不讳。米柳史本就红润的脸，顿成深紫色，他坚持必须重加惩处。戴岳一声不吭，铁青的脸始终没缓过色来。
肖劲光站起身，神情严肃、语气诚恳地说：“今天发生这种事，主要责任我要负。政治工作没做到位嘛。但是，错误是你们犯的。第一，你们俩在早市强抢恶要，犯了‘不扰民’之军规；第二，孙副营长在闹市上，动手动脚，犯了‘不打骂士兵’之军规。”
肖劲光说着走到孙副营长面前：“你是副营长，士兵有错也不能随便就打呀！你看戴师长，为你这事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他打了你没有，没有嘛。按你的做法，我看师长非猛揍你一顿不能解恨。革命军队嘛，废除体罚，不准打人。当然，刘团长捆绑你们也欠考虑。但你们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好在你们态度不错。好吧，下去戴罪立功，等候处理！”肖劲光说到这，转过身，征询地看着戴岳：“你看呢，师长？”
戴岳狠狠地瞪了孙副营长一眼：“还不快滚，按我的脾气，非毙了你们不可！”
肖劲光又用俄语向米柳史作了释述。米柳史不解地望着肖劲光。第四天，在全师范围内开展一场广泛的军纪军风整顿。其中内容包括：不扰民，不欺压百姓；废除肉刑、体罚，不打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实行经济民主，不准克扣军饷；成立军需委员会，改善士兵伙食等等。
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急骤改善，部队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发出由衷感慨：革命军就是不一样！肖党代表就是高明！打这以后，肖劲光在第六师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他用聪明才智驾驭着第六师为国民革命作出巨大的成绩。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9月即势如破竹，在汀泗桥、贺胜桥大破吴佩孚，攻下了武汉。担任侧翼任务的第二军，成了新开辟的江西战场的主力部队之一。戴岳和肖劲光率领第六师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与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交上了火，入赣作战仅半个月，就协同第三军连克萍乡、宜春、莲花、永新、新余、万载、上高、清江、安福等数县，大军压境，兵临南昌。
与此同时，由程潜指挥的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乘全线战事破竹之势，9月19日率兵袭占了南昌城。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闻报大怒，严令前线各军“限日夺回省城，否则军法从事”。孙部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急令郑俊彦军，沿南浔路直扑南昌；邓如琢军由樟树沿赣江北上，试图夺回南昌。由于北伐军后援未到，致使南昌城得而复失。
南昌战役是整个江西战场上最关键的一仗。孙传芳也清楚，失去南昌，江西不保，江浙也要动摇。蒋介石更明白，南昌攻不下，不仅危及湖南、湖北，就是北伐大本营广东也处在危险之中。9月29日，蒋介石下令二战南昌，由第三、第六、第七军及第一军第一师攻占南浔路敌各据点，切断北来援军；由第二军第五、第六师和第一军第二师攻打南昌城；第四师为预备队，警戒抚州方面之敌。10月11日，北伐军将南昌合围。
10月7日，戴岳和肖劲光接到命令，以主力进攻南昌城西南的进贤门，另以第十七团绕攻惠民门。12日拂晓，各部同时发起总攻击。
“这可是场硬仗啊。”戴岳死死盯着军用地图，自言自语道。他心里很清楚，南昌之战双方都拿出了主力阵容，摆开了决战的架式。
肖劲光淡淡一笑，说：“前几天，军里李富春党代表召集政治部会议，对攻城的政治工作作了部署，我回来后到各团转了转，摸了摸情况，下面的士气很高，不少营连长还抢着要第一批攻城呢。”
戴岳满意地点点头，沉思片刻，略有顾虑地说：“不过，单靠我们一个师要拿下进贤门和惠民门，可能单薄了些。”
肖劲光接过话茬：“我看，最重要的是组织一支爬城奋勇队，只有撕开一道口子，部队才能攻上去。”
戴岳应道：“没错。”
就这样，肖劲光和戴岳从各团挑选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尽管当时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但就连戴岳也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他知道这些共产党员的勇敢精神是老湘军们所不能比拟的。
12日拂晓，总攻开始了。奋勇队在火力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墙下，架梯登城。墙头上的敌人火力凶猛，手榴弹像冰雹似的倾泻而下，奋勇队员几次爬城都失败了。城墙下堆集着一具具牺牲官兵的尸体。
“顶住，无论如何给我顶住！”
“什么，伤亡太大？不行，不能撤下来，临阵脱逃者杀无赦。”
“我不管，老子只要你拿下敌人的阵地！”
指挥所里，戴岳抓着话筒，听到进贤门下连连失利的战况，心急火燎。肖劲光也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
这时，惠民门又传来十七团的战况。一营在惠民门下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住了，进退不得，情况非常危急。恰在此刻，又传来十七团团长廖新甲牺牲的报告。
“妈的！”戴岳一甩帽子，冲出了指挥所。肖劲光二话没说紧跟而去。俩人猫着腰一溜小跑上了十七团二营的机枪阵地。肖劲光用望远镜朝枪声密集的惠民门望去，只见一营被城头上敌人的火力压制在一片狭长的开阔地带，一个个成了活靶子，毫无回手之力。
“得赶紧想办法把一营撤出来。”肖劲光说。
“机关枪，压住敌人！”戴岳吼道。
阵地上的机关枪喷着火舌射向城头，敌人的机枪哑了。
“党代表，十七团群龙无首不行，我看让二营营长李月峰代理团长，怎么样？”戴岳在阵前也没忘了向肖劲光征求意见。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中明文规定，主官发布命令需党代表附署。
“我同意。”肖劲光回答道。
“李月峰！”戴岳一声吼。
“有。”二营担负掩护任务，李月峰憋着一股劲没处使，又见一营被压在城头下，更是火冒三丈，此刻听到师长一声吆喝，腿肚子一紧蹦到了戴岳跟前。
“从现在起，你代理十七团团长，集中火力压住敌人，把一营给我救出来。”戴岳命令道。
李月峰集中所有的火力压住城上之敌，一营乘敌人无还手之力的间隙，撤回了前沿阵地。
“师长，拿不下惠民门，我提着脑袋来见你！”李月峰拔出手枪，组织部队又发起了猛烈攻击。
眼看着部队已抵近惠民门，忽然，城内外一片低矮密集的民房蹿起一片大火，传来一阵阵惨烈的哭喊声。敌人为了发挥火力，阻滞北伐军的冲击，竟不顾平民百姓的死活，放火焚烧了民房。
刚撤回阵地的一营官兵见敌人如此歹毒，都拥向了肖劲光和戴岳，要求出战。
但是，这时由于北线作战不利，各军协调不好，北边敌卢香亭部打通了南浔路，援兵源源开来，南边抚州之敌刘宝题、陈修爵部也迫于孙传芳之命，欲倾巢而出夹击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各部队撤围南昌。
结果，二攻南昌又告失败。
短期休整后，又开始了三战南昌的战役。六师渡赣江，经松溪、万寿宫，担负攻打牛行车站的任务。
在接下来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肖劲光、戴岳和苏联顾问米柳史始终在前线指挥。正面之敌郑俊彦部顽强抵抗，还在炮火掩护下多次组织兵力拼命向六师阵地反扑，几乎将进攻部队包围。炮弹几次在肖劲光、戴岳和米柳史身边爆炸，所幸未伤及他们毫毛。在冲锋与反冲锋，夺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激烈交战后，六师终于占领了牛行车站。
这时，参加南浔路大决战的友军切断了南（昌）抚（州）之间的联系，层层截断了南浔路。南昌之敌见孤立无援，败局已定，乘夜幕偷渡赣江向东北方向逃窜。六师奉命为先遣追击队。渡江跟踪追击。
担任前锋的十八团在鄱阳湖畔的河道汊港之间昼夜兼程，终于在涂槎追上了敌人。
肖劲光和戴岳在率部追击途中，遇上了赶回师部报告的十八团团长刘风。
“师长，逃跑的敌人让我们追上了。”刘风不无得意地炫耀道，“我派人和郑俊彦接洽，他们乖乖地表示愿意缴械。”
戴岳一听恼了，劈头盖脸地训斥道：“对逃敌有什么接洽的，还不赶紧缴械！”
肖劲光对刘风这个人非常反感。他不仅军事上不太听指挥，而且在政治上很反动，经常和一些仇视共产党的反动军官在一起煽风点火，与各级政治委员对着干。
“这是打仗，不是玩儿戏。要是贻误了战机，就撤你的职！”肖劲光也火了。
肖劲光的担忧果然被验证了。当刘风紧赶慢赶地回到部队，白崇禧率七军也赶到了涂槎。他阴险狡猾，自知以七军名义从二军手里夺取战利品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便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命令七军在六师的眼皮底下缴了郑俊彦、张凤歧所部共两万余人的枪械。
六师流血流汗的胜利果实被侵吞了，顿时一片怨声载道。
六师眼睁睁地吃了个哑巴亏。但是，事情还没完。三战南昌二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官兵二千余人。可攻下了南昌，六师既未进城，也未得到休整，却接到命令，脱离二军挺进闽北，直接受第十四军指挥，听命于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戴岳心中十分不快：
“蒋介石太会保存实力了，这种苦差事总让我们做。”
肖劲光也有同感。北伐一开始，蒋介石就居心叵测，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一部分用于非主攻方向的福建，一部分作为预备队。有利时就把嫡系拉上去，无利时就退避三舍。此时，福建方向战事紧张，又瓦解二军，派六师去增援十四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的形势日益恶化，部队中的形势也日趋复杂。肖劲光打算离开军队，最后，肖劲光来到戴岳处。
“戴师长，汉口方面有些事情，军党代表让我回去一趟，这次时间可能要长一些，政治部的工作请师长多多分心关照了。”肖劲光说。
戴岳面部没有什么表情。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在政治风云的变幻面前很敏感，也很有经验。武汉方面汪精卫分共的消息他早有所闻，肖党代表此刻又专程前来辞行，恐怕与此有关。两年来，他与肖劲光始终合作还好，个人关系处得也不错。两党相争，各为其主，他也是无可奈何呀。
“好吧，你就放心地去吧。”戴岳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们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他们在战场上相见，在30年代“围剿”中央根据地时，两人各为其主，特别是在1933年五次“围剿”后，戴岳在国民党军界风光一阵子。但是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阵热闹之后，也不过是蒋家王朝的一个幕僚。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就退出军界，回湖南长沙以创办地方武装为名，实则办教育，当过小学校长、中学董事长。解放后，他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参议。1950年镇反反右时，戴岳受到追查，肖劲光欣然给湖南省委写了信，详细介绍了戴岳的情况，安顿这个也曾做过好事，并一度误入歧途的老人，使他过了关。
1930年夏，肖劲光从苏联回国后，12月，党组织派他去湘赣根据地工作。到湘赣后，由于湖南地下党遭到破坏，他没有接上关系，又被派往闽西根据地。12月底，肖劲光到闽西根据地后，正值中共中央派到闽西工作的邓发在省委所在地坑口召开党代表会议，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会后成立了闽粤赣省委和闽粤赣军事委员会，邓发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肖劲光任参谋长。
一次，在中央苏区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周恩来同志结束了长达6个小时讲话后，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介绍给大家，说他叫肖劲光，先后两次到苏联学习过，特别是第二次专门学习军事。晚上举行晚会时，肖劲光跳了苏联的水兵舞。舞台是用门板临时搭起来的。他穿着一双皮鞋，踏得台子嗄嘎直响。那轻捷的舞姿，那有力的脚步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不久，红二十一军改编为新红十二军，左权任军长，黄甦任政治委员。肖劲光看到部队的素质较差，军事技术水平很低，便开办教导队，亲任教官，训练干部。不久，肖劲光又兼任闽西彭杨军事学校校长。他把部队中表现较好、作战勇敢、有发展前途的同志选拔到军校，按照苏军正规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学员和教职员一律穿细布列宁装。他学苏军的样子，为军校设计了红领章，在军校实行后又推广到红军部队。他注重培养学员的实战能力，组织学员参加实际战斗，并在实践中训练学员，学员经过短期学习后，军政素质都有明显提高。
肖劲光喝过洋墨水，在早期的红军生活中，他的学识、观念也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与揭竿而起的红军将领们在风格上是有很大区别的。红军最初的正规化，是受苏联红军的影响，许多方面是模仿苏军的样式。而这种影响的媒介，便是肖劲光等一批留苏学习军事的将领。
红军初期的肖劲光，是充满朝气的，是浪漫的。
1931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的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下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为改造好这支起义部队，中革军委选派了一批有部队工作经验，特别是有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去担任各级政治委员。12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肖劲光到红五军团后，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一起开始了改造旧军队为红军的工作。
把一支封建军阀思想极为浓厚的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红军队伍，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那段时间里，肖劲光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除了言传身教以外，他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助手段。
有一次，肖劲光听说部队反映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概念不清楚，便自编了一个独幕话剧，并送去请毛泽东指教。
毛泽东看罢剧本后，拍案叫好，认为这是寓教于乐的极好形式，不仅大加赞扬，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演出，主动向肖劲光推荐他的夫人贺子珍参加演出。
经过一天的排练之后，这出戏隆重出台，一脸大胡子的肖劲光扮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扮演一个军阀，贺子珍则扮演一个珠光宝气的军阀太太在台上一唱一和，引得全军上下人人捧腹。
从此，季振同便喊肖劲光“帝国主义”，而肖劲光则自然喊季振同为“军阀”。
尽管肖劲光等政工干部苦口婆心，政治上关怀，生活上照顾，但由于旧军队的种种影响在部队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部分军官中，对于共产党从根本上改造这支起义部队的做法很不习惯。同时也由于在改造过程中一些“左”的思想影响，有的部队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将一些可以通过教育留用的军官处理走。个别单位还发生过发动士兵控诉军官的事情。因此，不久便发生了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有些起义军官提出辞职，要求离开部队，有些起义军官不辞而别。在军团的三个军中，十五军问题比较严重，军中谣言四起，谣传对要离队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还谣传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批准红四军来缴十五军的枪等等。一些连队宣布戒严，无故鸣枪寻衅，气氛非常紧张。
肖劲光闻讯，来到十五军驻地九堡，立即召集了干部会议，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做起义军官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相信共产党。可是，起义军官的种种疑虑还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肖劲光便宣布休会，立即策马去瑞金向中央请示。
从九堡到瑞金三十里路，他一气赶到，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及中革军委领导报告了红五军团出现的情况和九堡会议遇到的难题。有的领导提出马上派部队去武力解决。肖劲光从中革军委出来，又去找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和有的军委领导人主张武力解决的意见，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反问肖劲光：“你的意见呢？”
肖劲光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毛泽东说：“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有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一刀割。”
毛泽东还对肖劲光说：“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里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当天肖劲光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把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一说，参加会议的起义军官都表示赞成。就这样，一场风波平息了。经过肖劲光等两个多月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使红五军团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932年7月，肖劲光等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水口战役。水口战役是一场恶仗。
7月9日晨，肖劲光等军团领导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命令红五军团消灭水口之敌。他们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之后，即指挥部队发动攻击，在浈水南岸高地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拼杀。红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红三军从左翼包抄、迂回到敌后，与敌两个团相遇，激战数小时。中午，敌援兵赶到，以九个团的优势兵力向红五军团阵地猛扑，战斗异常激烈。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预备队也都完全使用上了，部队伤亡很大，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们血迹斑斑。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击退，直到下午4时，敌人的进攻势头才渐渐弱下来。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派来的援兵独三师和独六师赶到，看到红五军团阵地的壮烈场面，未等命令就进入阵地与红五军团一起参加战斗，战至晚7时，敌人的进攻终被打退。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于是，肖劲光等带领部队转移阵地露营。
7月10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赶到水口附近。毛泽东来到红五军团指挥所，肖劲光、董振堂等向毛泽东汇报了战况。毛泽东亲自观察了敌我两军对峙的态势，当即向肖劲光、董振堂部署了战斗任务，命令他们马上带领部队出击，坚决消灭敌人。当增援的红军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几十支冲锋号一齐吹响，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冲击。此时，敌人虽然也调来了8个团援兵，但在红军强大攻势下，很快溃退了。
红军乘胜追击。在追击过程中，肖劲光突然看见追击队伍中有个大高个儿很惹人注目，急忙撵了上去，靠近一看，竟是毛泽东。毛泽东端着一支驳壳枪，步子迈得很有些特别，不像战士们撒鸭子猛跑，而是甩开长腿，大步往前，半跑半走，速度居然不亚于身边的队伍。
这时，战况虽然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战斗并没有结束，敌人边逃边组织阻击，交替掩护。远处还有几门钢炮不停地向这边射击，红军追赶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
但毛泽东此时似乎忘记了身份，一边往前奔走，还一边举枪高喊，吆喝战士们快追。肖劲光一看这阵势，吓得不轻，毛泽东这阵子大大咧咧地把自己当个连长、排长用，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向中央交代？
肖劲光手一挥，一个班紧跟在他的身后，把毛泽东围住了。
“毛泽东同志，这里危险。离开这里！”
毛泽东停住脚步，哈哈一笑说：“追赶残敌，乃一大快事也！待我追至前方树林，坐下歇息不迟。”说完，驳壳枪一挥，迈动长腿又往前跑。
肖劲光火了，把脸一沉，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
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个肖劲光，你指挥你的，我追我的。我也是个红军指挥员，追个敌人都没权力呀？你好霸道嘛！”说完又往前冲，并且跑了起来。
肖劲光跟在后面，边追边喊：“打完这一仗，你怎么批评都可以，现在我是前线指挥员，我命令你不要乱跑！”
说完，他对身边的一个连长说：“你们不要追了，把毛泽东同志拉住，送回军团部去！”
毛泽东见肖劲光动了真的，也焦躁起来，振振有词地说，“久居指挥所，无缘上火线，你也让我透口气嘛！”一边说，一边挣脱那位拉着他的连长，拎枪又往前跑，嘴里还嘀咕：“兵败如山倒，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我为何怕他，追追何妨？你不让我追，我偏要追！”
肖劲光见毛泽东执意要亲自追击，无可奈何，也只得依了他，指挥部队不离毛泽东前后，大家一起追了上去。
这次血战，共击溃敌人20个团。进占赣南的国民党军粤系部队遭此惨败后，全部退出了赣南，使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得以巩固，同时取得了红军主力部队向北发展的条件。
1932年10月，“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的领导权。
193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战争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拒绝红军打到国民党兵力比较空虚的闽、浙、赣边去的正确主张，而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采取“两个拳头打人”。6月中旬，临时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即中央军和东方军。为配合作战，肖劲光所在的闽赣军区所属地方部队以及各独立师团，统归东方军就近指挥。8月底至9月中旬，东方军围攻延平、将乐、顺昌等地。肖劲光奉命率领红三军团第六师的两个团围攻将乐。在围攻不下之时，肖劲光接到回调黎川的命令。
在回到黎川后，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徐川一带红军防务空虚的形势，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但是，肖劲光的建议被否定了。他回到黎川时，中共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已奉命撤出，只留下一个供销合作社，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
9月25日，国民党“围剿”军周浑元部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猛攻。9月28日，其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即将被敌合围的情况下，肖劲光部署了紧急撤退，退到六十里的溪口。黎川被敌占领。这时，中革军委命令肖劲光带领地方部队，向东、北两个方向开展游击战，阻扰敌人前进。以后又令肖劲光指挥红十九、二十两个师箝制金溪地域的敌人，以配合硝石、资溪桥战役，由于敌强我弱，血战数日，两个战役均告失利。
10月28日，中革军委组建红七军团，任命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部队刚组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就参加了11月11日的浒湾战斗。由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浒湾战斗又告失利。
战斗、战役的连续失利，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不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改变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而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并开始对提出过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肖劲光因为曾对黎川防守提出过不同意见，竟以黎川失守、浒湾战斗失利为名，把他说成是“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者”，下令撤了他的职，调往建宁方面军总部审查。
这时，军委“左”倾执行者把两次责任算在了肖劲光身上，撤了职务不说，还要枪毙肖劲光。以毛泽东为一方的同志坚决不同意这样处理。随后，总部派彭德怀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彭德怀调查认为，责任不在肖劲光，并向总部作了说明。尽管如此，仍说肖劲光带部队撤出黎川是“退却逃跑”。肖劲光在建宁被审查后，即被送往瑞金进行批判。
1934年1月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进行公审，控告他黎川失守有责。在宣读控告书后，决定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5年徒刑，无上诉权。审判后，肖劲光被关押起来。
肖劲光在关押期间，毛泽东派贺子珍前来探视。贺子珍转达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毛泽东的话给了肖劲光很大安慰。虽然身陷囫囵，但他心中坦然。红五军团的老战友刘伯坚、季振同等人闻知肖劲光被关押，十分震惊，策马几十里前来看望。患难之交险境重逢，大家抱头痛哭。临分别时，肖劲光对刘伯坚、季振同等人说：“你们放心去战斗，我没罪！”
后来又有人主张杀掉肖劲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王稼祥也拒绝签字。由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保护，关押一个月后，肖劲光被释放，派去红军大学当教员。肖劲光到红军大学后，开始分配在训练部任专职教员，过了一段时间，被任命为政治科科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开始长征。红军大学改编成上干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领导，肖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队长。随大部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各主力部队分别扼守遵义周围的交通要道和关卡隘口。肖劲光奉命率领上干队把守娄山关。娄山关是从川南通向遵义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发现红军已经凭险固守，加上在夜间，一时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便在山下乱放了一阵枪。肖劲光带领上干队沉着应战，持续了一阵后，敌人就悄悄离去了。第二天拂晓，红五军团的一个营来换防，肖劲光即带上干队赶到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了肖劲光，赞扬他们在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随后，周恩来对肖劲光讲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并告诉肖劲光，会议对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过去搞错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果然，此后不久红军长征到毛尔盖时，中革军委决定调肖劲光去红三军团任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并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同年8月，肖劲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肖劲光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在中共中央指挥抗日战争的中心延安，度过了艰苦、紧张、难忘的战斗岁月。
1938年初春，肖劲光和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几个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
众人一到，毛泽东笑容可掬，一一让座。
“请你们来一起谈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今天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不过我这个学生可是要给老师们出题目的。”毛泽东先说话很风趣。
“游击战争有没有可能提到战略位置？这是一个题目。游击战争采取什么样的指导要领，游击战争的实施阶段……”毛泽东连出了几个题目，“每人一题，谁先讲啊。”
“主席，这些题目太大，你得容我们考虑考虑。”罗瑞卿先发言了。
“我们今天是研究问题，大家随便讲，讲对讲错都没有关系。”
毛泽东又说：“肖劲光，你对战争的指导要领似乎挺有研究，你谈谈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吧。”
“我认为，就是要在军事上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因而要坚决地采取主动的进攻方略，要善于集中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动用兵力。”肖劲光先摆了一个论点，又逐一展开来谈，“当着敌人进攻的时候，采取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是游击战争指挥者的最大戒忌。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方略，集中主力，消灭与削弱敌人，以进攻的方略来争取主动地位。”
“这叫防御中的进攻。”毛泽东画龙点睛地补充说，他听得很认真。
“兵力的灵活运用，是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好像渔人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肖劲光比喻说。
“唔，撒得开，收得拢……”毛泽东重复着，若有所思，“说下去，说下去。”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离不开它的计划性。无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严密计划……”
肖劲光总结了他回国以后军事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说明了游击战争问题。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我很赞成。”毛泽东赞同道，“还有一点讲得不明确，就是集中兵力的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在战略上，我们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用在战役战斗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达到歼灭战的目的……”
他们讨论了一整天。毛泽东送他们出来的时候，嘱咐他们每人将自己的题目写一篇文章给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准备材料。
肖劲光的妻子叫朱仲止。
他们是1927年相识结婚的。1927年7月，肖劲光离开第二军第六师在武汉停留期间，经蔡畅作媒，与湖南教育家朱剑凡先生的女儿朱仲止结婚。婚后不多日，肖劲光受党组织选派去苏联学习。他告别新婚的妻子，离武汉，经上海，沿着第一次去苏联的路线到达列宁格勒，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
1927年11月，朱仲止也来到苏联。她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英语系学习，后来转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虽然肖劲光夫妇同在苏联，但直到第二年夏天他们才得见面。1930年夏天，肖劲光学业期满，和朱仲止一起回国。
在肖劲光夫妻的影响下，1938年，肖劲光的妻妹23岁的朱仲丽从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不久便到了延安。朱仲丽来延安后，先后在边区医院当外科大夫、门诊部主任、王家坪和杨家岭医务所所长。这样一来，她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接触得就比较多了，大家都感到她是一个性格直爽、活泼、能干的医生。
王稼祥，1925年投身革命，1938年后的一个时期，他是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天，王稼祥给肖劲光写了一张纸条子：你有时间带妻妹来玩。肖劲光看了看条子，高兴地将稼祥的意思告诉了朱仲丽。
朱仲丽听了很兴奋。她想，稼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很高，自己不过是一个刚走出大学门不久的学生，应当尊重他的感情。于是，在一个星期天，肖劲光兴致勃勃地带着朱仲丽到王稼祥的住地王家坪去玩。这一天，王稼祥与朱仲丽在一起打了一阵网球，又一起到窑洞里下围棋，自此以后，他们常在一起了。
但是，开始他们在一起也仅仅是打球，下围棋，时而，稼祥也谈谈自己的病况，经过一个时期的接触，他们彼此的了解更深了，感情也更近了，最后，在肖劲光夫妇的促进下，1939年正月，王稼祥和朱仲丽两人结了婚。
1938年8月，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
按照党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肖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领导延安留守部队。
为了将留守部队组织起来，建立留守机关，肖劲光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一个参谋训练班。
肖劲光仅有的两本军事书《战役学》和《战斗条令》成了珍贵的教学参考书。书到用时方恨少，他想到在中央苏区千方百计收集、编印、抄写的教材、资料，长征时都丢了，只剩了这两本书，太可惜了。现在备课，只好靠记忆了。他找来参谋处作战参谋邵震，两人天天坐在窑洞里，配合默契，编教材。
“第二章：参谋的基本职责。一……”肖劲光坐在太师椅上，双目紧闭，回忆着学过的课程，邵震趴在桌上飞快地记录着，两人连续干了十几天，一本简易教材编成了。
参谋训练班就这样上马了。一批精明、强干、有文化、有胆识的同志被调来学习。后来，这批学员成了部队中的骨干。
自建立留守兵团以来，肖劲光天天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切磋军队建设的经验。在留守兵团正式颁布编制、任命干部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拍着肖劲光的肩膀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是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大家都笑了。
留守兵团的教育训练在战争的间隙中开展得热火朝天。肖劲光潜心研究部队的教育训练。一天，毛泽东悄悄走进肖劲光的窑洞内。他见到正在修改讲义的肖劲光，满眼含着笑意。
“我听说你有不少宝贝哩？”肖劲光一抬头，毛泽东就问。
“宝贝？”肖劲光一时弄不清毛泽东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忙说，“主席指的是什么呀？”
“别人昨天来这里，说你这里藏了很多宝贝，我今天要来挖一挖哩！”
毛泽东嘴里说着，眼睛一直停留在肖劲光桌前的一摞书上。
“哦，主席指的是我的书呀！我就这么几本破书。在苏区时倒是有过好些书，可惜长征时都丢掉了，真可惜，现在找本书太难了。”肖劲光说。
“是呀，物以稀为贵嘛！”
毛泽东拿起书，一本一本地翻着。当他看到《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时，突然眼睛一亮，说：“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这两本书确是肖劲光的宝贝。军委不少领导曾好几次向肖劲光借，肖劲光都舍不得。
肖劲光没有吭声，这可真是他的宝贝。从瑞金到陕北，多少次轻装他都没舍得丢掉。况且，部队训练正用得着呢，他知道毛泽东喜欢收集书，他怕此书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毛泽东笑了。
肖劲光有些不好意思：“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当拐棍呢。”肖劲光坦白了。
“噢？那给我也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肖劲光无可奈何。
“要得，要得，我好借好还。”毛泽东满意地走了。
毛泽东借走这两本书后，肖劲光着实心疼了好多天。好多年后，肖劲光提起此事还耿耿于怀地说：“毛主席只借不还，那两本书他再也没还给我。”
但是，毛泽东找肖劲光借的这两本书，却是派上了大用场，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他的许多战术都是从中受到启发想出来的。
1939年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内接二连三挑起摩擦事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多次寻衅闹事，这次，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他的运输队，冒八路军之名私贩大烟土，破坏八路军声誉。
一天，何绍南路经延安，前往国民党保安司令部，肖劲光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于是让肖劲光请他来谈谈。
何绍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双手抱在胸前，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何绍南，今天我请你来可没有什么好话讲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
何绍南脸红了，说：“我没有破坏抗战，我没有制造摩擦，毛先生，说话要有证据。”
“证据？”毛泽东声色俱厉，“你的五个保安队在绥德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在安定、杨家园子袭击八路军，打死我们几十个人；你们在吴堡暗杀我们一个副营长；你们清涧县政府串通土匪，冒充八路军四处抢劫……”
毛泽东一一历数着何绍南的罪状，最后责问他：“这还不够摩擦专家？如今外辱未平，却兄弟阋于墙，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知？”
何绍南的脸色由红变白，低着头咕噜着，不敢正眼看毛泽东。
“我们要呈请蒋委员长处罚你！”毛泽东转向肖劲光，“肖主任，送客。”
何绍南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事隔几日，何绍南又故伎重演。
“我看我们对何绍南太客气了，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老实。”参谋长曹里怀说。
“唔。”肖劲光应了一声，他也在考虑是不是该狠狠教训一下何绍南。
“我们要得理不饶人，他敢挑衅，我们就不轻饶。”在陕甘宁边区的东部，绥、米、葭、吴、清五县由北至南，东临黄河千里河防，是阻击日本侵略军进攻西北的战略要地。何绍南在这里捣乱，危及河防，危及陕甘宁。
太阳西斜，肖劲光来到毛泽东的住地。自从与国民党摩擦反摩擦斗争日益紧张以来，为了正确掌握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亲自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这一斗争。
“何绍南又有新的动作了，绥德有些吃紧。像何绍南这样的坏东西，下决心赶走他算了。河防这样紧张，我们还要分兵对付他们。”肖劲光说。
“他们没有合作诚意，反而把我们的忍让看作是软弱可欺。是要来些硬的，顽固派嘛，不来硬的就敲不开他的花岗岩脑壳。”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但赶走他要抓住时机，要有理有利有节。”
然后，毛泽东说：“向总司令、贺龙同志报告一下，先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防绥德，加强边区的守备，然后，给他们的上司发个电报报告此事，这个电报不要发早了，也不要发迟了。明白吗？”
“明白。”肖劲光在这段时间的反摩擦斗争中，初步领略了毛泽东的策略思想。
肖劲光回去连夜赶写出了电文。
电文草稿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案头，读毕，毛泽东觉得味道还不浓，提笔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结果，王震旅一回师陕甘宁，恶贯满盈的何绍南即被赶走了。
摩擦斗争不断升级，终于汇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恶浪，山西发生“十二月事变”，陕甘宁边区陇东五县被国民党占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肖劲光应召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他碰见了王若飞。
“中央决定由你们一起去秋林和阎锡山谈判。”毛泽东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肖劲光是‘朝廷命官’，这次你是首席代表，若飞同志是助手。”毛泽东风趣地说。
肖劲光这个八路军留守处主任是国民党任命的，在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很注重不超越国民党规定的范围，不给顽固派一点把柄。
“我这个首席代表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还是若飞同志。”肖劲光真诚地说。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堪称谈判专家，做这项工作很有经验。
“我们合作，劲光同志打冲锋。”王若飞也不乏幽默。
“这封信你们带给阎锡山。”毛泽东拿出一封亲笔信交给他们，“你们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与国民党合作的，你们为什么要制造摩擦，同室操戈。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和我们合作得不错嘛，为什么现在又变了呢？”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03年1月4日，肖劲光出生在长沙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山东边的赵洲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肖玉成。
在两岁时，肖玉成的父亲便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乡里长辈们提及他父亲时唤他作“肖十二”。肖家的祖籍在乡下，祖父和父亲都是以纺织为生，背着简单的纺织工具，走村串户，替人家纺纱织布。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虽是能工巧匠，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为了谋生糊口，也为了躲避战乱，祖辈四处奔波，最后流落到了岳麓山下。
肖玉成的母亲姓傅，原是橘子洲北傅家洲人。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湘江洪水暴涨，漫过江堤淹没了傅家洲，她举目无亲，便投奔了赵洲港，给一户周姓人家做了养女，后来便与肖玉成的父亲结为夫妻。
肖玉成的父亲死后，傅氏才36岁，一个人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肖玉成上有三个哥哥，大哥肖玉林，二哥肖厚成，三哥肖容华，还有两个唤作春妹子、细妹子的姐姐。他最小，乳名唤作满哥。
为了抚养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贤良能干的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租了一块产权归庙主所有的社地，盖起了三间茅草房，种下几棵橘子树，又开出几畦菜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年下来也能收入十几块钱，用于吃盐、点灯和添置衣服。三个生来本分憨厚的哥哥，每天结伴上山砍柴，然后背着柴去江东集市上卖钱换米，两个姐姐心灵手巧，学会了湘绣，帮有钱人家绣花赚得几个钱补贴家用，一家人终年辛劳，勉强维持着半温半饱的生活。
辛亥革命前后，肖玉成的大哥肖玉林在一家饭馆学徒出师当了厨师，家中的生活有了些转机。在一个初秋的夜晚，傅氏和肖玉林在里屋商量事。
“老大，满伢子不小了，是不是送他去读点书？”傅氏试探地问肖玉林。
“是呀，我们肖家兄弟四人，没有一个读书的，满伢子长得机灵，应该让他去读书，也许日后会有些出息。”
读书，肖玉成向往已久。每当看到那些头戴瓜皮小帽的同龄小儿，蹦蹦跳跳地去学堂上课，他总是萌动读书的奢望。但是，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够读得起的。现在大哥同意让他去读书后，他只想好好读书，将来让母亲和哥哥姐姐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他每天要翻一座山梁，到天马山西麓的一家私塾读书。两年后，他又进了镇上一家洋学堂。肖玉成虽年少，却深知一家人含辛茹苦送他上学不容易，读书非常用功，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沙颇有名气的长郡中学。
肖玉成是肖家世代第一个中学生。母亲为他高兴，哥哥姐姐们为他高兴。但是，他心里始终揣着一本明细账，背后支持他学书的，仍是一家人日复一日的辛劳和希望。
考上中学后，为了凑够学费，母亲将自己当年陪嫁的一枚金戒指——这是全家唯一值钱的东西——送进了当铺，然后，肖玉成才把一套简单的行李，搬进长郡中学第二十五班的学生宿舍。
长郡中学位于湘江东岸繁华的市镇中，离他的家乡只有一江之隔，路程并不远，加上水路也不过十几里路。但他除了寒暑假回家外，平日从不回去，为的是省下几枚渡江坐船的铜板。长郡中学成为了肖玉成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20世纪初叶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等，以至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像洪水猛兽一般地冲击着被封建主义禁锢的中华大地。处于中国腹地、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的湖南，像江心中的一块巨石，接受着各种浪潮的洗礼，而长沙又是这块巨石的峰巅。在班里，肖玉成结识了一位能交心的好朋友任培国，也就是后来的任弼时。他们同住一个大宿舍，经常在一起交谈思想，传看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和报刊，参加学校进步学生组织的一些爱国的宣传活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暴风骤雨迅速席卷全国。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长沙的学生界沸腾了，他们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倡导下，加入全省学生总罢课，上街示威游行。各校都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进行广泛的爱国宣传活动。肖玉成和任培国成了参加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任培国还担任了宣传团团长。
1920年夏天，肖玉成改名为肖劲光。这时他离毕业只有几个月了，他和同穿好友任培国商量，暑假期间不回家，找事情做，为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
这时，他们向往留法勤工俭学道路，想到国外去边工作，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他们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勤工俭学已经停派了。正当肖劲光苦苦思索寻找着毕业出路时，任弼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任弼时告诉肖劲光，听同乡任岳说，长沙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任岳在船心中学读书，认识那里参加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校长贺明范，可以通过他介绍参加俄罗斯研究会，还可以争取去俄国。肖劲光听后十分激动。
此时，再有几个月，肖劲光就要拿到毕业文凭了。但他俩还是打定主意文凭不要了，并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当时俄罗斯研究会的总干事是毛泽东。俄罗斯研究会每周组织几次讨论会、报告会，肖劲光和任弼时听了几次课，开始接触俄国革命。
不久，俄罗斯研究会选派第一批学生赴俄勤工俭学，肖劲光和任弼时荣幸地当选了。和他们同一批的还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共六人。为赴俄肖劲光回到家里和母亲、大哥商量。母亲虽然舍不得儿子远走他乡，但禁不住肖劲光反复解释，加上大哥的积极支持，最后她还是同意了。母亲又一次去当铺当掉了陪嫁的衣物，为肖劲光筹措了30元钱盘缠。肖劲光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踏上了他追求理想的旅途。
1921年初春，肖劲光和任弼时、刘少奇一行十多人，从上海吴淞港乘轮船启程，踏上了赴俄学习的旅途。经日本长崎，达海参崴，又到伯力，终于在6月底到达莫斯科。
1921年夏，来到莫斯科后，肖劲光进了东方大学，成为了这里第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一员，学校给他起了个俄国名字叫查戈洛斯基。这所设在莫斯科的学校，全名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建立于1921年4月，以培养东方民族民主革命骨干为目的，开设有中国班、朝鲜班、蒙古班以及俄国远东各少数民族班，共有几百名学员。
在东方大学，肖劲光学习得很认真、很刻苦。他的成绩评定表上总是个“优”。然而，在学习过程中，他头脑中经常索绕着一个这样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军事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为此，他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军事家。
也巧，一个偶然的机会圆了他学军事的梦。
就在他进校学习了一年时，莫斯科一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招生，东方大学根据学生填写的志愿推荐了肖劲光。在这所军校里，开设了军事指挥和地形学等专业课程，肖劲光仿佛走进了新奇的世界。他懂得了什么叫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同时也决心全力以赴学习好军事，将来成为一名军事家，然而，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砸碎了他学军事的梦。
1924年6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在会议之余，他会见在莫斯科的中共留学生。身在国外的肖劲光见到自己党的领导人，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倍感亲切，兴奋地发着言。
然而，一谈到自己的专业时，陈独秀却突然不知怎的，生起气来，训斥道：“胡闹，谁同意你学军事，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吗？”
“我想学一下，将来回国会派上用场。”若是在平时，肖劲光会一口气摆出许多理由阐明学军事的意义。但今天在不悦的总书记面前，他到嘴边的话不得不使劲地咽了回去。
“马上回东方大学去！京汉铁路大罢工都失败了，现在中国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陈独秀给他下的训令。结果，肖劲光和其他转来学军事的同学只好又从军校回到了东方大学。
1925年秋，肖劲光完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业，立即回国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在北伐军中度过了难忘的岁月。然而，最后大革命还是失败了，他再次踏上赴苏学习的征途。
在第二次赴苏的商船甲板上，冒着秋风冷雨，海浪飞溅，他的心情激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夭折了，不就是中国革命少了军事家，没有抓军事抓武装斗争吗？肖劲光觉得他的命运已紧紧地同中国革命联结在一起，他要坚定地走下去，去苏联学习军事。
肖劲光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了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格勒，进了培养红军高级军事人才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在这里，他联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加认定了“离开军事就救不了中国”的道理。于是，他如饥似渴，一丝不苟地钻研军事理论，从步兵操典、战争条令，到战术学、战役学，从指挥学到军队政治工作，他都一一涉足探讨。为此，他认真做好每一个沙盘作业和战斗设想，认真参加每一次实战演习，研究苏联红军的优秀的战例，剖析自己在北伐中经历的战役、战斗。肖劲光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时，碰巧正好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同在一个班。
夏末秋初的一天，肖劲光邀上同班同学蒋经国去访问苏联著名的红军将领布琼尼指挥的骑兵军。布琼尼向他俩介绍了骑兵军的业绩。在回学院的路上，蒋经国问肖劲光：
“你想当个军事指挥家吗？”
“想。”肖劲光坚定地说，“你呢？”
“我也想。”蒋经国回答道。
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最后，肖劲光实现了他立志要做军事家的愿望，终于成为了一位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
一次，在延安的窑洞里。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向毛泽东讨教当前的军事形势时，毛泽东曾风趣幽默地说：“劲光，你可是科班出身的第一个学军事的军事家啊，我们可都是‘土包子’啊！”
毛泽东对他学军事赞许的话，使肖劲光突然想起当初陈独秀对他学军事的态度。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两代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的观点，肖劲光更加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以后肖劲光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建和发展海军的事业中，建立了辉煌的功绩，成了当代中国十名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将军中的一员。而他昔日的同学蒋经国，后来却成了人民的敌人，败退到台湾以后，当过国民党的“总统”，肩上虽扛过国民党二级上将的军衔，但从来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
天下事纷纷繁繁，历史像一台编织机织造出各式各色的花纹图案来。
1925年秋天，肖劲光从苏联回国后，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前往广州。
中共中央此次调肖劲光入穗，是有意让他从戎的。蓬勃发展的国共合作形势，迫切需要共产党员到军队工作，而这时我党懂军事的人微乎其微，肖劲光在苏联学过一年军事，在党内又颇有立志从军的美名，可算是难得的人才了。
他到达广州时，街头一派繁忙的革命景象。街两侧到处是出师东征、打倒军阀的标语，随处可见一队队番号各异的部队在街道上穿行，连不谙世事的孩子也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在玩打倒军阀的游戏。
肖劲光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报了到。这位陈独秀总书记的长子，有着与其父亲完全不同的气质，浓浓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阔嘴巴，尽管黑黑的脸膛上嵌着数粒细碎的麻子，但仍不失英武之气，他是党内主张党走武装革命斗争道路的代表人物之一。
肖劲光和陈延年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一见面，肖劲光不顾寒暄，快言快语地说：“这下可好了，我一看外面的架式，就知道组织上这次调我来是搞军事的。我呀，早盼着有这一天了……”
这时，广东国民政府的军队东征势如破竹，一路捷报频传，二次东征迫在眉睫，军队很需要人。肖劲光先住到了东山，协助陈延年的工作。两个月后，二次东征凯旋，周恩来接见了肖劲光。在周恩来的寓所，肖劲光又见了李富春。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周恩来说，“这位是李富春同志，留法勤工俭学的，现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你的同乡，湖南人”。
周恩来又转向李富春，介绍道：“这是肖劲光，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在安源搞了一年工人运动。”
俩人握手之后都感到似曾相识，一问才知李富春是长郡中学十六班的学生，肖劲光上中学时，他已是高年级了，所以两人虽不认识，但是却见过面。
“原来你们还是老同学，我这介绍是多此一举了。”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问肖劲光，“听说你在苏联学过军事，有志于搞军事工作？”
“是的，我喜欢军事，在苏联学了一年，总书记不让学了，又回了东方大学。”肖劲光坦白地说，“这次去又学了两年。”
李富春和周恩来对视了一下，然后，周恩来征求意见似的问道：“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准备派你去做政治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肖劲光毫不掩饰地笑了，能到军队中去工作，正中他的下怀。
李富春像寻到了宝贝似的，惟恐错过了机会，连忙抢着说：“就到我们二军来吧。二军是湘军的底子，我们还缺一个师党代表。劲光同志正好是湖南人，来做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
就这样，肖劲光来到了二十六师做党代表。这时，正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际，1925年底，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任命肖劲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中将军衔。
这时肖劲光才22岁。
此后，又过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次实行军衔制，肖劲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晚年，肖劲光曾与人戏言：“当了一辈子兵，提了两级军衔：从中将到大将。”
韶关，地处广东北部，武水、侦水相汇之处。这里北据南岭，东扼赣南，四周岗峦连绵，纵横盘结成一道道雄关险塞，是湘粤咽喉要道，历代兵家用兵重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奉命驻守此地。
工作如何着手呢？经过反复调查、分析，肖劲光仍然有难以下手的感觉。
一天，吃过早饭，肖劲光带着沈秘书到连队去。路上，肖劲光一连串的发问，使沈秘书卡了壳。
“治军，也要讲治心。人是思想动物，也是感情动物。皮毛之交不足谈！”肖劲光边走边想，更像自言自语：“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人心深处，做到人心痒处，做到人心痛处……”
突然，前面的早市人声喧闹，许多人围成一团。肖劲光与沈秘书急走了几步，来到人群中，只见两名士兵正在争抢一只老母鸡，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娘声泪俱下直讨饶。沈秘书向身旁一位卖菜的大爷一打听，才知这位大娘家中有病人，无钱问医，万般无奈，只好把自家的一只老母鸡拿到集市上卖了钱买点药。哪知缚鸡的绳索不紧，那母鸡便从篮中挣扎出来，恰逢一士兵走过，将鸡抓起就走。老大娘抓住那个士兵不放，被那士兵一巴掌打在地上。转身之间，又一军官模样的人，说是他先看到这只逃鸡。于是，两人便扭打争执起来。正当沈秘书打问结束，转过身来，却见十八团孙副营长拨开人群，一声断喝，人群便静下来。
“说！么回事？”
两个士兵争相诉说。
“啪！啪！”孙副营长挥起手，给了每人两耳光，两人的脸上顿时血红：“妈你个×，谁让你们在这捣乱市场？还打架！还打人！还有军纪没有？妈你个×！”
孙副营长一顿数骂，围观的人群连连叫好。
“即使捡到东西，也不能私留嘛！”孙副营长的态度稍有缓和，然后，转向那个提着鸡的士兵：“去，送营部！”
老大娘闻言，连忙上前：“老总，行行好。我的鸡呀——”
孙副营长一转身，恶狠狠地吼道：“去、去、去，吵什么！”
沈秘书看到这，满面顿生怒气，正要上前，却被肖劲光一把拉住。孙副营长和那两个士兵走远了，肖劲光才拨开人群，扶住老大娘：“大娘，这点钱，你拿去给孩子买药吧！”
肖劲光说着，将手中的两张纸币递给大娘。大娘抬起头，含着泪看了看这个戴着眼镜的军官，千恩万谢：“长官，谢谢你，谢谢你。我儿子在码头做工。回头，我一定叫他谢谢长官！”
见此情景，围观的人群感叹不已。
肖劲光回营后，和苏联顾问以及戴岳来到十八团团部，孙副营长和那两个士兵已被捆绑在堂，团长刘凤正正大声训骂。戴岳师长脸色铁青，本来，戴岳刚开始也没把这事当回事，不就是寻常一只鸡嘛。不料苏联顾问米柳史对此事看得十分严重。他认为强抢民物就是破坏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关系就是破坏国民革命，就是反革命分子，并指责戴岳态度暧昧，弄得戴岳十分生气。戴岳自己一直以治军严明著称，并常常自以为得意。肖劲光虽不同意米柳史的一些说法，但他对此事十分重视，这盘棋他已经成竹在胸。事情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对事情的处理。
肖劲光替被捆的三人解开绳索，将事情发生的细节重新讯问了一遍。三人供认不讳。米柳史本就红润的脸，顿成深紫色，他坚持必须重加惩处。戴岳一声不吭，铁青的脸始终没缓过色来。
肖劲光站起身，神情严肃、语气诚恳地说：“今天发生这种事，主要责任我要负。政治工作没做到位嘛。但是，错误是你们犯的。第一，你们俩在早市强抢恶要，犯了‘不扰民’之军规；第二，孙副营长在闹市上，动手动脚，犯了‘不打骂士兵’之军规。”
肖劲光说着走到孙副营长面前：“你是副营长，士兵有错也不能随便就打呀！你看戴师长，为你这事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他打了你没有，没有嘛。按你的做法，我看师长非猛揍你一顿不能解恨。革命军队嘛，废除体罚，不准打人。当然，刘团长捆绑你们也欠考虑。但你们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好在你们态度不错。好吧，下去戴罪立功，等候处理！”肖劲光说到这，转过身，征询地看着戴岳：“你看呢，师长？”
戴岳狠狠地瞪了孙副营长一眼：“还不快滚，按我的脾气，非毙了你们不可！”
肖劲光又用俄语向米柳史作了释述。米柳史不解地望着肖劲光。第四天，在全师范围内开展一场广泛的军纪军风整顿。其中内容包括：不扰民，不欺压百姓；废除肉刑、体罚，不打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实行经济民主，不准克扣军饷；成立军需委员会，改善士兵伙食等等。
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急骤改善，部队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发出由衷感慨：革命军就是不一样！肖党代表就是高明！打这以后，肖劲光在第六师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他用聪明才智驾驭着第六师为国民革命作出巨大的成绩。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9月即势如破竹，在汀泗桥、贺胜桥大破吴佩孚，攻下了武汉。担任侧翼任务的第二军，成了新开辟的江西战场的主力部队之一。戴岳和肖劲光率领第六师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与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交上了火，入赣作战仅半个月，就协同第三军连克萍乡、宜春、莲花、永新、新余、万载、上高、清江、安福等数县，大军压境，兵临南昌。
与此同时，由程潜指挥的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乘全线战事破竹之势，9月19日率兵袭占了南昌城。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闻报大怒，严令前线各军“限日夺回省城，否则军法从事”。孙部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急令郑俊彦军，沿南浔路直扑南昌；邓如琢军由樟树沿赣江北上，试图夺回南昌。由于北伐军后援未到，致使南昌城得而复失。
南昌战役是整个江西战场上最关键的一仗。孙传芳也清楚，失去南昌，江西不保，江浙也要动摇。蒋介石更明白，南昌攻不下，不仅危及湖南、湖北，就是北伐大本营广东也处在危险之中。9月29日，蒋介石下令二战南昌，由第三、第六、第七军及第一军第一师攻占南浔路敌各据点，切断北来援军；由第二军第五、第六师和第一军第二师攻打南昌城；第四师为预备队，警戒抚州方面之敌。10月11日，北伐军将南昌合围。
10月7日，戴岳和肖劲光接到命令，以主力进攻南昌城西南的进贤门，另以第十七团绕攻惠民门。12日拂晓，各部同时发起总攻击。
“这可是场硬仗啊。”戴岳死死盯着军用地图，自言自语道。他心里很清楚，南昌之战双方都拿出了主力阵容，摆开了决战的架式。
肖劲光淡淡一笑，说：“前几天，军里李富春党代表召集政治部会议，对攻城的政治工作作了部署，我回来后到各团转了转，摸了摸情况，下面的士气很高，不少营连长还抢着要第一批攻城呢。”
戴岳满意地点点头，沉思片刻，略有顾虑地说：“不过，单靠我们一个师要拿下进贤门和惠民门，可能单薄了些。”
肖劲光接过话茬：“我看，最重要的是组织一支爬城奋勇队，只有撕开一道口子，部队才能攻上去。”
戴岳应道：“没错。”
就这样，肖劲光和戴岳从各团挑选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尽管当时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但就连戴岳也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他知道这些共产党员的勇敢精神是老湘军们所不能比拟的。
12日拂晓，总攻开始了。奋勇队在火力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墙下，架梯登城。墙头上的敌人火力凶猛，手榴弹像冰雹似的倾泻而下，奋勇队员几次爬城都失败了。城墙下堆集着一具具牺牲官兵的尸体。
“顶住，无论如何给我顶住！”
“什么，伤亡太大？不行，不能撤下来，临阵脱逃者杀无赦。”
“我不管，老子只要你拿下敌人的阵地！”
指挥所里，戴岳抓着话筒，听到进贤门下连连失利的战况，心急火燎。肖劲光也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
这时，惠民门又传来十七团的战况。一营在惠民门下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住了，进退不得，情况非常危急。恰在此刻，又传来十七团团长廖新甲牺牲的报告。
“妈的！”戴岳一甩帽子，冲出了指挥所。肖劲光二话没说紧跟而去。俩人猫着腰一溜小跑上了十七团二营的机枪阵地。肖劲光用望远镜朝枪声密集的惠民门望去，只见一营被城头上敌人的火力压制在一片狭长的开阔地带，一个个成了活靶子，毫无回手之力。
“得赶紧想办法把一营撤出来。”肖劲光说。
“机关枪，压住敌人！”戴岳吼道。
阵地上的机关枪喷着火舌射向城头，敌人的机枪哑了。
“党代表，十七团群龙无首不行，我看让二营营长李月峰代理团长，怎么样？”戴岳在阵前也没忘了向肖劲光征求意见。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中明文规定，主官发布命令需党代表附署。
“我同意。”肖劲光回答道。
“李月峰！”戴岳一声吼。
“有。”二营担负掩护任务，李月峰憋着一股劲没处使，又见一营被压在城头下，更是火冒三丈，此刻听到师长一声吆喝，腿肚子一紧蹦到了戴岳跟前。
“从现在起，你代理十七团团长，集中火力压住敌人，把一营给我救出来。”戴岳命令道。
李月峰集中所有的火力压住城上之敌，一营乘敌人无还手之力的间隙，撤回了前沿阵地。
“师长，拿不下惠民门，我提着脑袋来见你！”李月峰拔出手枪，组织部队又发起了猛烈攻击。
眼看着部队已抵近惠民门，忽然，城内外一片低矮密集的民房蹿起一片大火，传来一阵阵惨烈的哭喊声。敌人为了发挥火力，阻滞北伐军的冲击，竟不顾平民百姓的死活，放火焚烧了民房。
刚撤回阵地的一营官兵见敌人如此歹毒，都拥向了肖劲光和戴岳，要求出战。
但是，这时由于北线作战不利，各军协调不好，北边敌卢香亭部打通了南浔路，援兵源源开来，南边抚州之敌刘宝题、陈修爵部也迫于孙传芳之命，欲倾巢而出夹击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各部队撤围南昌。
结果，二攻南昌又告失败。
短期休整后，又开始了三战南昌的战役。六师渡赣江，经松溪、万寿宫，担负攻打牛行车站的任务。
在接下来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肖劲光、戴岳和苏联顾问米柳史始终在前线指挥。正面之敌郑俊彦部顽强抵抗，还在炮火掩护下多次组织兵力拼命向六师阵地反扑，几乎将进攻部队包围。炮弹几次在肖劲光、戴岳和米柳史身边爆炸，所幸未伤及他们毫毛。在冲锋与反冲锋，夺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激烈交战后，六师终于占领了牛行车站。
这时，参加南浔路大决战的友军切断了南（昌）抚（州）之间的联系，层层截断了南浔路。南昌之敌见孤立无援，败局已定，乘夜幕偷渡赣江向东北方向逃窜。六师奉命为先遣追击队。渡江跟踪追击。
担任前锋的十八团在鄱阳湖畔的河道汊港之间昼夜兼程，终于在涂槎追上了敌人。
肖劲光和戴岳在率部追击途中，遇上了赶回师部报告的十八团团长刘风。
“师长，逃跑的敌人让我们追上了。”刘风不无得意地炫耀道，“我派人和郑俊彦接洽，他们乖乖地表示愿意缴械。”
戴岳一听恼了，劈头盖脸地训斥道：“对逃敌有什么接洽的，还不赶紧缴械！”
肖劲光对刘风这个人非常反感。他不仅军事上不太听指挥，而且在政治上很反动，经常和一些仇视共产党的反动军官在一起煽风点火，与各级政治委员对着干。
“这是打仗，不是玩儿戏。要是贻误了战机，就撤你的职！”肖劲光也火了。
肖劲光的担忧果然被验证了。当刘风紧赶慢赶地回到部队，白崇禧率七军也赶到了涂槎。他阴险狡猾，自知以七军名义从二军手里夺取战利品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便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命令七军在六师的眼皮底下缴了郑俊彦、张凤歧所部共两万余人的枪械。
六师流血流汗的胜利果实被侵吞了，顿时一片怨声载道。
六师眼睁睁地吃了个哑巴亏。但是，事情还没完。三战南昌二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官兵二千余人。可攻下了南昌，六师既未进城，也未得到休整，却接到命令，脱离二军挺进闽北，直接受第十四军指挥，听命于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戴岳心中十分不快：
“蒋介石太会保存实力了，这种苦差事总让我们做。”
肖劲光也有同感。北伐一开始，蒋介石就居心叵测，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一部分用于非主攻方向的福建，一部分作为预备队。有利时就把嫡系拉上去，无利时就退避三舍。此时，福建方向战事紧张，又瓦解二军，派六师去增援十四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的形势日益恶化，部队中的形势也日趋复杂。肖劲光打算离开军队，最后，肖劲光来到戴岳处。
“戴师长，汉口方面有些事情，军党代表让我回去一趟，这次时间可能要长一些，政治部的工作请师长多多分心关照了。”肖劲光说。
戴岳面部没有什么表情。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在政治风云的变幻面前很敏感，也很有经验。武汉方面汪精卫分共的消息他早有所闻，肖党代表此刻又专程前来辞行，恐怕与此有关。两年来，他与肖劲光始终合作还好，个人关系处得也不错。两党相争，各为其主，他也是无可奈何呀。
“好吧，你就放心地去吧。”戴岳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们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他们在战场上相见，在30年代“围剿”中央根据地时，两人各为其主，特别是在1933年五次“围剿”后，戴岳在国民党军界风光一阵子。但是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阵热闹之后，也不过是蒋家王朝的一个幕僚。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就退出军界，回湖南长沙以创办地方武装为名，实则办教育，当过小学校长、中学董事长。解放后，他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参议。1950年镇反反右时，戴岳受到追查，肖劲光欣然给湖南省委写了信，详细介绍了戴岳的情况，安顿这个也曾做过好事，并一度误入歧途的老人，使他过了关。
1930年夏，肖劲光从苏联回国后，12月，党组织派他去湘赣根据地工作。到湘赣后，由于湖南地下党遭到破坏，他没有接上关系，又被派往闽西根据地。12月底，肖劲光到闽西根据地后，正值中共中央派到闽西工作的邓发在省委所在地坑口召开党代表会议，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会后成立了闽粤赣省委和闽粤赣军事委员会，邓发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肖劲光任参谋长。
一次，在中央苏区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周恩来同志结束了长达6个小时讲话后，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介绍给大家，说他叫肖劲光，先后两次到苏联学习过，特别是第二次专门学习军事。晚上举行晚会时，肖劲光跳了苏联的水兵舞。舞台是用门板临时搭起来的。他穿着一双皮鞋，踏得台子嗄嘎直响。那轻捷的舞姿，那有力的脚步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不久，红二十一军改编为新红十二军，左权任军长，黄甦任政治委员。肖劲光看到部队的素质较差，军事技术水平很低，便开办教导队，亲任教官，训练干部。不久，肖劲光又兼任闽西彭杨军事学校校长。他把部队中表现较好、作战勇敢、有发展前途的同志选拔到军校，按照苏军正规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学员和教职员一律穿细布列宁装。他学苏军的样子，为军校设计了红领章，在军校实行后又推广到红军部队。他注重培养学员的实战能力，组织学员参加实际战斗，并在实践中训练学员，学员经过短期学习后，军政素质都有明显提高。
肖劲光喝过洋墨水，在早期的红军生活中，他的学识、观念也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与揭竿而起的红军将领们在风格上是有很大区别的。红军最初的正规化，是受苏联红军的影响，许多方面是模仿苏军的样式。而这种影响的媒介，便是肖劲光等一批留苏学习军事的将领。
红军初期的肖劲光，是充满朝气的，是浪漫的。
1931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的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下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为改造好这支起义部队，中革军委选派了一批有部队工作经验，特别是有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去担任各级政治委员。12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肖劲光到红五军团后，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一起开始了改造旧军队为红军的工作。
把一支封建军阀思想极为浓厚的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红军队伍，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那段时间里，肖劲光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除了言传身教以外，他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助手段。
有一次，肖劲光听说部队反映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概念不清楚，便自编了一个独幕话剧，并送去请毛泽东指教。
毛泽东看罢剧本后，拍案叫好，认为这是寓教于乐的极好形式，不仅大加赞扬，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演出，主动向肖劲光推荐他的夫人贺子珍参加演出。
经过一天的排练之后，这出戏隆重出台，一脸大胡子的肖劲光扮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扮演一个军阀，贺子珍则扮演一个珠光宝气的军阀太太在台上一唱一和，引得全军上下人人捧腹。
从此，季振同便喊肖劲光“帝国主义”，而肖劲光则自然喊季振同为“军阀”。
尽管肖劲光等政工干部苦口婆心，政治上关怀，生活上照顾，但由于旧军队的种种影响在部队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部分军官中，对于共产党从根本上改造这支起义部队的做法很不习惯。同时也由于在改造过程中一些“左”的思想影响，有的部队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将一些可以通过教育留用的军官处理走。个别单位还发生过发动士兵控诉军官的事情。因此，不久便发生了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有些起义军官提出辞职，要求离开部队，有些起义军官不辞而别。在军团的三个军中，十五军问题比较严重，军中谣言四起，谣传对要离队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还谣传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批准红四军来缴十五军的枪等等。一些连队宣布戒严，无故鸣枪寻衅，气氛非常紧张。
肖劲光闻讯，来到十五军驻地九堡，立即召集了干部会议，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做起义军官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相信共产党。可是，起义军官的种种疑虑还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肖劲光便宣布休会，立即策马去瑞金向中央请示。
从九堡到瑞金三十里路，他一气赶到，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及中革军委领导报告了红五军团出现的情况和九堡会议遇到的难题。有的领导提出马上派部队去武力解决。肖劲光从中革军委出来，又去找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和有的军委领导人主张武力解决的意见，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反问肖劲光：“你的意见呢？”
肖劲光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毛泽东说：“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有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一刀割。”
毛泽东还对肖劲光说：“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里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当天肖劲光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把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一说，参加会议的起义军官都表示赞成。就这样，一场风波平息了。经过肖劲光等两个多月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使红五军团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932年7月，肖劲光等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水口战役。水口战役是一场恶仗。
7月9日晨，肖劲光等军团领导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命令红五军团消灭水口之敌。他们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之后，即指挥部队发动攻击，在浈水南岸高地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拼杀。红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红三军从左翼包抄、迂回到敌后，与敌两个团相遇，激战数小时。中午，敌援兵赶到，以九个团的优势兵力向红五军团阵地猛扑，战斗异常激烈。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预备队也都完全使用上了，部队伤亡很大，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们血迹斑斑。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击退，直到下午4时，敌人的进攻势头才渐渐弱下来。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派来的援兵独三师和独六师赶到，看到红五军团阵地的壮烈场面，未等命令就进入阵地与红五军团一起参加战斗，战至晚7时，敌人的进攻终被打退。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于是，肖劲光等带领部队转移阵地露营。
7月10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赶到水口附近。毛泽东来到红五军团指挥所，肖劲光、董振堂等向毛泽东汇报了战况。毛泽东亲自观察了敌我两军对峙的态势，当即向肖劲光、董振堂部署了战斗任务，命令他们马上带领部队出击，坚决消灭敌人。当增援的红军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几十支冲锋号一齐吹响，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冲击。此时，敌人虽然也调来了8个团援兵，但在红军强大攻势下，很快溃退了。
红军乘胜追击。在追击过程中，肖劲光突然看见追击队伍中有个大高个儿很惹人注目，急忙撵了上去，靠近一看，竟是毛泽东。毛泽东端着一支驳壳枪，步子迈得很有些特别，不像战士们撒鸭子猛跑，而是甩开长腿，大步往前，半跑半走，速度居然不亚于身边的队伍。
这时，战况虽然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战斗并没有结束，敌人边逃边组织阻击，交替掩护。远处还有几门钢炮不停地向这边射击，红军追赶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
但毛泽东此时似乎忘记了身份，一边往前奔走，还一边举枪高喊，吆喝战士们快追。肖劲光一看这阵势，吓得不轻，毛泽东这阵子大大咧咧地把自己当个连长、排长用，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向中央交代？
肖劲光手一挥，一个班紧跟在他的身后，把毛泽东围住了。
“毛泽东同志，这里危险。离开这里！”
毛泽东停住脚步，哈哈一笑说：“追赶残敌，乃一大快事也！待我追至前方树林，坐下歇息不迟。”说完，驳壳枪一挥，迈动长腿又往前跑。
肖劲光火了，把脸一沉，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
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个肖劲光，你指挥你的，我追我的。我也是个红军指挥员，追个敌人都没权力呀？你好霸道嘛！”说完又往前冲，并且跑了起来。
肖劲光跟在后面，边追边喊：“打完这一仗，你怎么批评都可以，现在我是前线指挥员，我命令你不要乱跑！”
说完，他对身边的一个连长说：“你们不要追了，把毛泽东同志拉住，送回军团部去！”
毛泽东见肖劲光动了真的，也焦躁起来，振振有词地说，“久居指挥所，无缘上火线，你也让我透口气嘛！”一边说，一边挣脱那位拉着他的连长，拎枪又往前跑，嘴里还嘀咕：“兵败如山倒，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我为何怕他，追追何妨？你不让我追，我偏要追！”
肖劲光见毛泽东执意要亲自追击，无可奈何，也只得依了他，指挥部队不离毛泽东前后，大家一起追了上去。
这次血战，共击溃敌人20个团。进占赣南的国民党军粤系部队遭此惨败后，全部退出了赣南，使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得以巩固，同时取得了红军主力部队向北发展的条件。
1932年10月，“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的领导权。
193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战争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拒绝红军打到国民党兵力比较空虚的闽、浙、赣边去的正确主张，而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采取“两个拳头打人”。6月中旬，临时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即中央军和东方军。为配合作战，肖劲光所在的闽赣军区所属地方部队以及各独立师团，统归东方军就近指挥。8月底至9月中旬，东方军围攻延平、将乐、顺昌等地。肖劲光奉命率领红三军团第六师的两个团围攻将乐。在围攻不下之时，肖劲光接到回调黎川的命令。
在回到黎川后，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徐川一带红军防务空虚的形势，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但是，肖劲光的建议被否定了。他回到黎川时，中共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已奉命撤出，只留下一个供销合作社，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
9月25日，国民党“围剿”军周浑元部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猛攻。9月28日，其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即将被敌合围的情况下，肖劲光部署了紧急撤退，退到六十里的溪口。黎川被敌占领。这时，中革军委命令肖劲光带领地方部队，向东、北两个方向开展游击战，阻扰敌人前进。以后又令肖劲光指挥红十九、二十两个师箝制金溪地域的敌人，以配合硝石、资溪桥战役，由于敌强我弱，血战数日，两个战役均告失利。
10月28日，中革军委组建红七军团，任命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部队刚组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就参加了11月11日的浒湾战斗。由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浒湾战斗又告失利。
战斗、战役的连续失利，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不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改变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而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并开始对提出过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肖劲光因为曾对黎川防守提出过不同意见，竟以黎川失守、浒湾战斗失利为名，把他说成是“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者”，下令撤了他的职，调往建宁方面军总部审查。
这时，军委“左”倾执行者把两次责任算在了肖劲光身上，撤了职务不说，还要枪毙肖劲光。以毛泽东为一方的同志坚决不同意这样处理。随后，总部派彭德怀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彭德怀调查认为，责任不在肖劲光，并向总部作了说明。尽管如此，仍说肖劲光带部队撤出黎川是“退却逃跑”。肖劲光在建宁被审查后，即被送往瑞金进行批判。
1934年1月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进行公审，控告他黎川失守有责。在宣读控告书后，决定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5年徒刑，无上诉权。审判后，肖劲光被关押起来。
肖劲光在关押期间，毛泽东派贺子珍前来探视。贺子珍转达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毛泽东的话给了肖劲光很大安慰。虽然身陷囫囵，但他心中坦然。红五军团的老战友刘伯坚、季振同等人闻知肖劲光被关押，十分震惊，策马几十里前来看望。患难之交险境重逢，大家抱头痛哭。临分别时，肖劲光对刘伯坚、季振同等人说：“你们放心去战斗，我没罪！”
后来又有人主张杀掉肖劲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王稼祥也拒绝签字。由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保护，关押一个月后，肖劲光被释放，派去红军大学当教员。肖劲光到红军大学后，开始分配在训练部任专职教员，过了一段时间，被任命为政治科科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开始长征。红军大学改编成上干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领导，肖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队长。随大部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各主力部队分别扼守遵义周围的交通要道和关卡隘口。肖劲光奉命率领上干队把守娄山关。娄山关是从川南通向遵义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发现红军已经凭险固守，加上在夜间，一时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便在山下乱放了一阵枪。肖劲光带领上干队沉着应战，持续了一阵后，敌人就悄悄离去了。第二天拂晓，红五军团的一个营来换防，肖劲光即带上干队赶到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了肖劲光，赞扬他们在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随后，周恩来对肖劲光讲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并告诉肖劲光，会议对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过去搞错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果然，此后不久红军长征到毛尔盖时，中革军委决定调肖劲光去红三军团任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并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同年8月，肖劲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肖劲光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在中共中央指挥抗日战争的中心延安，度过了艰苦、紧张、难忘的战斗岁月。
1938年初春，肖劲光和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几个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
众人一到，毛泽东笑容可掬，一一让座。
“请你们来一起谈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今天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不过我这个学生可是要给老师们出题目的。”毛泽东先说话很风趣。
“游击战争有没有可能提到战略位置？这是一个题目。游击战争采取什么样的指导要领，游击战争的实施阶段……”毛泽东连出了几个题目，“每人一题，谁先讲啊。”
“主席，这些题目太大，你得容我们考虑考虑。”罗瑞卿先发言了。
“我们今天是研究问题，大家随便讲，讲对讲错都没有关系。”
毛泽东又说：“肖劲光，你对战争的指导要领似乎挺有研究，你谈谈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吧。”
“我认为，就是要在军事上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因而要坚决地采取主动的进攻方略，要善于集中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动用兵力。”肖劲光先摆了一个论点，又逐一展开来谈，“当着敌人进攻的时候，采取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是游击战争指挥者的最大戒忌。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方略，集中主力，消灭与削弱敌人，以进攻的方略来争取主动地位。”
“这叫防御中的进攻。”毛泽东画龙点睛地补充说，他听得很认真。
“兵力的灵活运用，是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好像渔人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肖劲光比喻说。
“唔，撒得开，收得拢……”毛泽东重复着，若有所思，“说下去，说下去。”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离不开它的计划性。无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严密计划……”
肖劲光总结了他回国以后军事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说明了游击战争问题。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我很赞成。”毛泽东赞同道，“还有一点讲得不明确，就是集中兵力的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在战略上，我们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用在战役战斗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达到歼灭战的目的……”
他们讨论了一整天。毛泽东送他们出来的时候，嘱咐他们每人将自己的题目写一篇文章给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准备材料。
肖劲光的妻子叫朱仲止。
他们是1927年相识结婚的。1927年7月，肖劲光离开第二军第六师在武汉停留期间，经蔡畅作媒，与湖南教育家朱剑凡先生的女儿朱仲止结婚。婚后不多日，肖劲光受党组织选派去苏联学习。他告别新婚的妻子，离武汉，经上海，沿着第一次去苏联的路线到达列宁格勒，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
1927年11月，朱仲止也来到苏联。她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英语系学习，后来转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虽然肖劲光夫妇同在苏联，但直到第二年夏天他们才得见面。1930年夏天，肖劲光学业期满，和朱仲止一起回国。
在肖劲光夫妻的影响下，1938年，肖劲光的妻妹23岁的朱仲丽从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不久便到了延安。朱仲丽来延安后，先后在边区医院当外科大夫、门诊部主任、王家坪和杨家岭医务所所长。这样一来，她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接触得就比较多了，大家都感到她是一个性格直爽、活泼、能干的医生。
王稼祥，1925年投身革命，1938年后的一个时期，他是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天，王稼祥给肖劲光写了一张纸条子：你有时间带妻妹来玩。肖劲光看了看条子，高兴地将稼祥的意思告诉了朱仲丽。
朱仲丽听了很兴奋。她想，稼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很高，自己不过是一个刚走出大学门不久的学生，应当尊重他的感情。于是，在一个星期天，肖劲光兴致勃勃地带着朱仲丽到王稼祥的住地王家坪去玩。这一天，王稼祥与朱仲丽在一起打了一阵网球，又一起到窑洞里下围棋，自此以后，他们常在一起了。
但是，开始他们在一起也仅仅是打球，下围棋，时而，稼祥也谈谈自己的病况，经过一个时期的接触，他们彼此的了解更深了，感情也更近了，最后，在肖劲光夫妇的促进下，1939年正月，王稼祥和朱仲丽两人结了婚。
1938年8月，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
按照党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肖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领导延安留守部队。
为了将留守部队组织起来，建立留守机关，肖劲光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一个参谋训练班。
肖劲光仅有的两本军事书《战役学》和《战斗条令》成了珍贵的教学参考书。书到用时方恨少，他想到在中央苏区千方百计收集、编印、抄写的教材、资料，长征时都丢了，只剩了这两本书，太可惜了。现在备课，只好靠记忆了。他找来参谋处作战参谋邵震，两人天天坐在窑洞里，配合默契，编教材。
“第二章：参谋的基本职责。一……”肖劲光坐在太师椅上，双目紧闭，回忆着学过的课程，邵震趴在桌上飞快地记录着，两人连续干了十几天，一本简易教材编成了。
参谋训练班就这样上马了。一批精明、强干、有文化、有胆识的同志被调来学习。后来，这批学员成了部队中的骨干。
自建立留守兵团以来，肖劲光天天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切磋军队建设的经验。在留守兵团正式颁布编制、任命干部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拍着肖劲光的肩膀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是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大家都笑了。
留守兵团的教育训练在战争的间隙中开展得热火朝天。肖劲光潜心研究部队的教育训练。一天，毛泽东悄悄走进肖劲光的窑洞内。他见到正在修改讲义的肖劲光，满眼含着笑意。
“我听说你有不少宝贝哩？”肖劲光一抬头，毛泽东就问。
“宝贝？”肖劲光一时弄不清毛泽东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忙说，“主席指的是什么呀？”
“别人昨天来这里，说你这里藏了很多宝贝，我今天要来挖一挖哩！”
毛泽东嘴里说着，眼睛一直停留在肖劲光桌前的一摞书上。
“哦，主席指的是我的书呀！我就这么几本破书。在苏区时倒是有过好些书，可惜长征时都丢掉了，真可惜，现在找本书太难了。”肖劲光说。
“是呀，物以稀为贵嘛！”
毛泽东拿起书，一本一本地翻着。当他看到《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时，突然眼睛一亮，说：“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这两本书确是肖劲光的宝贝。军委不少领导曾好几次向肖劲光借，肖劲光都舍不得。
肖劲光没有吭声，这可真是他的宝贝。从瑞金到陕北，多少次轻装他都没舍得丢掉。况且，部队训练正用得着呢，他知道毛泽东喜欢收集书，他怕此书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毛泽东笑了。
肖劲光有些不好意思：“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当拐棍呢。”肖劲光坦白了。
“噢？那给我也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肖劲光无可奈何。
“要得，要得，我好借好还。”毛泽东满意地走了。
毛泽东借走这两本书后，肖劲光着实心疼了好多天。好多年后，肖劲光提起此事还耿耿于怀地说：“毛主席只借不还，那两本书他再也没还给我。”
但是，毛泽东找肖劲光借的这两本书，却是派上了大用场，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他的许多战术都是从中受到启发想出来的。
1939年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内接二连三挑起摩擦事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多次寻衅闹事，这次，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他的运输队，冒八路军之名私贩大烟土，破坏八路军声誉。
一天，何绍南路经延安，前往国民党保安司令部，肖劲光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于是让肖劲光请他来谈谈。
何绍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双手抱在胸前，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何绍南，今天我请你来可没有什么好话讲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
何绍南脸红了，说：“我没有破坏抗战，我没有制造摩擦，毛先生，说话要有证据。”
“证据？”毛泽东声色俱厉，“你的五个保安队在绥德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在安定、杨家园子袭击八路军，打死我们几十个人；你们在吴堡暗杀我们一个副营长；你们清涧县政府串通土匪，冒充八路军四处抢劫……”
毛泽东一一历数着何绍南的罪状，最后责问他：“这还不够摩擦专家？如今外辱未平，却兄弟阋于墙，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知？”
何绍南的脸色由红变白，低着头咕噜着，不敢正眼看毛泽东。
“我们要呈请蒋委员长处罚你！”毛泽东转向肖劲光，“肖主任，送客。”
何绍南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事隔几日，何绍南又故伎重演。
“我看我们对何绍南太客气了，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老实。”参谋长曹里怀说。
“唔。”肖劲光应了一声，他也在考虑是不是该狠狠教训一下何绍南。
“我们要得理不饶人，他敢挑衅，我们就不轻饶。”在陕甘宁边区的东部，绥、米、葭、吴、清五县由北至南，东临黄河千里河防，是阻击日本侵略军进攻西北的战略要地。何绍南在这里捣乱，危及河防，危及陕甘宁。
太阳西斜，肖劲光来到毛泽东的住地。自从与国民党摩擦反摩擦斗争日益紧张以来，为了正确掌握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亲自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这一斗争。
“何绍南又有新的动作了，绥德有些吃紧。像何绍南这样的坏东西，下决心赶走他算了。河防这样紧张，我们还要分兵对付他们。”肖劲光说。
“他们没有合作诚意，反而把我们的忍让看作是软弱可欺。是要来些硬的，顽固派嘛，不来硬的就敲不开他的花岗岩脑壳。”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但赶走他要抓住时机，要有理有利有节。”
然后，毛泽东说：“向总司令、贺龙同志报告一下，先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防绥德，加强边区的守备，然后，给他们的上司发个电报报告此事，这个电报不要发早了，也不要发迟了。明白吗？”
“明白。”肖劲光在这段时间的反摩擦斗争中，初步领略了毛泽东的策略思想。
肖劲光回去连夜赶写出了电文。
电文草稿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案头，读毕，毛泽东觉得味道还不浓，提笔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结果，王震旅一回师陕甘宁，恶贯满盈的何绍南即被赶走了。
摩擦斗争不断升级，终于汇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恶浪，山西发生“十二月事变”，陕甘宁边区陇东五县被国民党占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肖劲光应召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他碰见了王若飞。
“中央决定由你们一起去秋林和阎锡山谈判。”毛泽东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肖劲光是‘朝廷命官’，这次你是首席代表，若飞同志是助手。”毛泽东风趣地说。
肖劲光这个八路军留守处主任是国民党任命的，在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很注重不超越国民党规定的范围，不给顽固派一点把柄。
“我这个首席代表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还是若飞同志。”肖劲光真诚地说。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堪称谈判专家，做这项工作很有经验。
“我们合作，劲光同志打冲锋。”王若飞也不乏幽默。
“这封信你们带给阎锡山。”毛泽东拿出一封亲笔信交给他们，“你们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与国民党合作的，你们为什么要制造摩擦，同室操戈。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和我们合作得不错嘛，为什么现在又变了呢？”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