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残臂大将：粟裕
粟裕（1907-1984年），湖南省会同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07年8月10日，粟裕降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
枫木树脚村因村后的一大片枫树林而得名。这里二十多棵枫树棵棵高大挺拔，粗壮茂盛。夏天绿叶清凉，秋天一树火红。粟裕家的房子就在枫树底下。
粟裕的祖父是当地的地主，曾经拥有一百多亩土地。到了粟裕父亲粟嘉会手里，由于三兄弟分家，每家就仅分得三十余亩。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劳动能力很弱，全家八口人，结果，生活大不如前。
童年时粟裕聪明好动，家里的长工们都很乐意跟他一起玩。其中有个长工比他大十来岁，叫阿陀，是粟裕最要好的朋友。阿陀很擅长讲故事。讲的故事大部分是关于英杰剑侠、杀富济贫、惩恶扬善一类的，讲起来绘声绘色，连比带划把个粟裕听得神魂颠倒，全部身心都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侠剑崇拜极了。因此便生出一个理想：长大后做侠客。
要做侠客，自然要会武功。于是，他在阿陀的带领下练“飞毛脚”，用沙袋绑在腿上，不停地跳和跑；接着又练“狼牙棒”，用根灌满铁砂的竹竿不停地东挥西舞；再后，又练“硬气功”，拿肉拳头使劲地砸砖头，两人常常弄得筋酸骨痛，伤痕累累。阿陀还特意给他制造了一把枪。枪管是用弹壳做的，以黑色火药发射沙子。粟裕常持这枪去射击假想的恶霸，玩得高兴之至。
湘地民风剽悍，争勇好斗，是一块成就军人的天然土壤，曾广为流传过“无湘不成军”之说。湘乡的这种民风熏陶了童年的粟裕。
1913年，粟裕刚满6岁就入私塾读书。1918年，内地政治动荡，军阀混战，湘西一带也是土匪猖獗。一天夜里，距枫木树脚村不远的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被票匪绑去。这事对粟裕家惊吓很大，全家很快就搬进了会同县城。搬迁时借了一笔债，从此家境更是每况愈下。
全家搬入会同县城后，粟裕也随之转入了县城的“洋学堂”读书。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他都很喜欢。其中，他特别爱音乐，先后学习过笛子、洞箫、月琴等多种乐器，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然而在学习方面却总共留过三四次级。
粟裕留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功课跟不上，而是因为他缺课太多。而缺课多的原因，又来自他的父亲。父亲送他上学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他能继承和管理家里的那份产业。结果，粟裕念过几年私塾，又念了几年洋学堂，父亲认为完全足够了；于是就开始分派他管家、记账，使他十天里有三两天不能去上学。
可嫂子由于嫉妒，还常常说三道四，叫骂不止，这更让他觉得不是滋味。
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家里做主，硬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比他大两三岁，家里是富农，还裹着小脚。这对已初步接受了新思想影响的粟裕来说，实在是件不可容忍的事情。他开始打算离家出走。
然而，最终促使他离家远去的却是另外两个偶然的原因。
一个是同驻军的冲突。
这时会同县里驻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官兵都飞扬跋扈，神气十足，俨然是一县的太上皇。过街时，从不管人多路窄，总是横冲直撞，排成四路纵队，把生意人的摊子挑子篮子罐子踢得满街都是。老百姓恨透了这伙兵。粟裕和他的同学们偏不买这个账，每碰到有当兵的开过来时，也照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故意去撞那些兵的四路纵队。这样几次下来，兵和学生们就结下了很深的仇恨，终于一天双方打起来了，手无寸铁的粟裕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候，他就萌发了要“自己搞队伍”的念头。他决定出去闯闯。
另一个促使粟裕最终离家远去的原因是考学。
会同县每年都要通过考试，挑选几名学生去常德县考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年全县要录取两名。粟裕被录取了。他决心去八百里外的常德参加考试，他有信心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
1924年1月8日，粟裕离家出走。行前，他没有告诉父亲，只是在得到录取通知书后跟母亲打过一个招呼。可是，当他步行110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打算在这里乘船去常德时，才知道所带的钱连买张船票都不够。他只好给家里写信，表示如果家里不寄路费来，“讨米也要走”。父母亲见了这信，十分着急，立即回信，答应给他筹措路费，让他先回家，从长计议。
粟裕明白筹措这笔钱，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得到父亲不再阻拦的保证后，回家等待。
不久父亲果然尽全力为他凑足了几十块银洋。临行前，父亲郑重其事地请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为他送行。结果，这一别，父子便永无相见之日了。粟裕离家不久，父亲便去世了。
1924年3月，粟裕才到达常德，这时考期已过，他通过亲戚的关系，进了常德二师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
1925年春，粟裕终于考上了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由于学习紧张，自己又比别人用功，竟累出一场大病来，咳嗽、吐血、脱发。此后他的头发再没有浓密过。
1926年6月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以破竹之势进入湖南，湖南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11月底粟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二师的党团员们积极凑钱购买枪支，粟裕和滕代远等两个同学合着买了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北伐军到达长沙不久，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接着许克祥在长沙也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和革命力量。二师的进步校长也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学校。但外界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军警们信以为真，一时便不敢闯进校门。面对这种局面，党组织决定立即组织进步学生，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粟裕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他们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顺着下水道摸黑跑到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预先准备好的小船。小船横穿洞庭湖，行至岳阳与长沙间的铁路边上，一行人在夜色的掩护下爬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他们身无分文，又怕被人发觉是逃亡的进步学生，只好藏在座位底下过夜。直到第二天清早火车进入湖北境内后才敢出来。不久便到达武昌。
这时武汉的汪精卫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粟裕在武汉很顺利地接上了组织关系，被党组织安排进入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大队。1927年6月，粟裕从二十四师教导队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
半世生涯戎马间，
一生系得几危安，
沙场百战谈笑过，
际遇数番历辛艰。
松苍敢向云争立，
草劲岂惧疾风寒。
生死沉浮寻常事，
乐将宏愿付青山。
粟裕的这首诗是他一生战斗的最好概括。
（一）武平之战，首洒热血
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粟裕在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的领导下投入了激烈的战斗。3天后，敌人大军压境，起义军主动撤兵南下。在潮汕失利后，部队向闽粤赣边境转移。粟裕等追随朱德麾下，经平和、永定、上杭，到达闽西南的武平。
敌钱大钧部穷追起义军至武平城下，为保存革命火种，朱德令粟裕所在的连队掩护大部队转移。班长粟裕在排长的带领下，在西门外一座山岗英勇顽强地阻击如飞蝗般扑来的敌人。
夜幕降临，连队完成掩护任务后正准备撤退，忽地，一颗子弹从粟裕右耳上侧的颈骨穿过。他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排长奔过来猛摇，见他没有一点反应，以为粟裕牺牲了，便下了他的枪，三鞠躬后带领剩下的战士默默地撤走了。
粟裕从昏迷中醒来，没有枪声，也没有喧哗声，周围死一般地寂静，再一摸，枪也没有了。他忍着剧痛，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后来在路过的几个同志帮助和搀扶下赶上了部队。
以后，经过艰苦转战，粟裕参加了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
（二）抢占宁都，再次中弹
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四军处境艰难，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向赣南游击。1929年1月中旬，粟裕随部队离开井冈山，时值隆冬，红军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粟裕身上的单衣已经破烂。他带着连队不停地走，每天少则走四五十公里，多则走六七十公里。他只有一条夹被，夜晚装上禾草御寒，雨雪天当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落在后面，全连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了宿营地，他和战士们一样，往缸子里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围着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再接着走。
敌人在后面紧追。战士们被敌人追火了，憋着一肚子气，都说苦没什么，这口气咽不下。粟裕尽力去做战士的说服工作，可他自己也想痛痛快快打一仗，打掉追敌的嚣张气焰。
一天行军，正好朱德走在粟裕连队旁边，一位战士捅了捅粟裕，悄悄地说：“跟军长提提意见，不打仗，光转移算个什么玩艺儿，革命就是撩起长腿跑路吗？”
粟裕的心里早窝着火，想了想，对这个战士说：“想打仗还不容易吗？后面就有敌人跟着P股追。等一会，你发动几个人向军长喊口号，逼他下命令。”
果然，没多大工夫，朱德一来，队伍里有人喊起来了：“当军长，不打仗，让我们来指挥得了！”
粟裕顿时紧张起来，他只是让战士们向军长求战，但没有想到他们说话这么难听，他很担心朱德军长面子上过不去，会发脾气，举目望去，却见军长面不改色，甚至依然还带着宽厚的微笑。
“粟裕呀，”朱德亲切地叫着他，“你也认为我这个军长不打仗吗？”
粟裕朝那几个发牢骚的战士吼道：“瞎嚷嚷什么，军长不打仗，他这个军长是偷来的吗？谁再胡说，我收他的枪。”
发牢骚的战士不敢吭气了。
第二天，部队走进一片山林，此处山高林密，道路狭窄，易守难攻。朱德在山下看了看，对粟裕说：“你们不是想打吗，要打就打！”
粟裕啪地一个立正，说：“听军长指挥。”
朱德说：“那你，你带一排守住左边山头，让二排埋伏在右边林子里，听我枪声为号，打掉敌人尖兵分队。你要记住，不得恋战，打了就走。”
粟裕依计而行。
大约是黄昏时分，粟裕等人隐蔽了将近4个小时，终于看见敌人约一个连的先头部队从山口逶迤而来。待进入伏击圈后，朱德把大衣一甩，喊了声：“想打，就给我打个痛快！”举起驳壳枪一阵猛扫，粟裕也带人以密集火力泼向敌人，三个方向同时出动，一个漂亮的反冲击，将敌人先头部队打得抱头鼠窜。
此役，还缴了几十条枪。
以后粟裕跟随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出崇义，战大庚，折南雄，过三南，夺瑞金，拖得尾追之敌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大年初一，红军在瑞金、宁都之间的大柏地设伏，击溃敌人两个团，俘虏敌团长肖致平、钟恒以下800余人。
红军斩掉追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任二十八团三连连长的粟裕率领部队响应毛泽东提出“北上宁都，去抢赖世琮的‘庆功宴’”的号召，斗志昂扬地朝宁都疾进。宁都守敌赖世琮果然设宴庆贺“朱毛共匪在大柏地全军覆灭”，美酒佳肴香气四溢，官兵吆五喝六，猜拳行令。正一片疯狂时，红军似神兵天降，出现在宁都城下，枪声掺和在喜庆的鞭炮声里，城门口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兵来不及反应便倒下了。粟裕带领三连打进城后直朝赖世琮的盛宴奔去。有一个士兵出恭，看到大队红军涌来，大喊“红军来了！”惊愕的敌人慌忙举枪射击，乱枪中，粟裕被击中臀部，他一声不吭，忍痛追歼敌人，直到战斗结束。
部队进入闽西后，决定攻打长汀。粟裕正在养伤，听说有仗打，哪里还躺得住，缠着团长要参战，未被批准。他等部队冲上去后，独自抄近路冲向枪响的地方，转过山头一看，他已经插到了敌人的后面，一个敌军头目正举着枪大喊：“打！谁退我就枪毙谁。”粟裕看得真切，一枪把敌军官撂倒。敌人群龙无首一战即溃。
战斗结束时，团长看到粟裕，不无生气地问：“你怎么来了？”
“报告团长，伤已经全好了。”粟裕忍痛回答。
结果，他还是被团长狠狠地骂了一顿。然而，他心里却暗想：能参加这样痛快的一场战斗，挨几句骂算什么！
（三）头部一弹至死未取出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围歼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刚刚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委的粟裕，想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可事与愿违，几次冲锋都未奏效。他急了，夺过一挺机枪，就往前冲，但被敌人的火力压住了。他猛然甩掉帽子，高呼“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粟裕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把昏迷不醒的政委抬到后方医院，一块锐利的弹片深深地嵌进了他的颅骨。因医院条件简陋，无法进行大手术，只好用纱布将头部紧紧缠住。
这块弹片伴随着粟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淮海战役时，他那受伤的大脑因长久思考问题而发烫，医生给他做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头发热了，就把它戴上帮助头部散热，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头部还是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用冷水浇头，警卫员问道：“首长，你头痛是啥感觉？”
他说：“不好受，头昏目眩，每根头发像钢针往里扎，手都不敢碰。”
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病逝，这块弹片仍没有取出来。
（四）硝石苦战左臂残废
1933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粟裕由红四军参谋长改任红十一军参谋长。在硝石战斗中，面对优势的敌兵，粟裕和政委肖劲光指挥部队苦战，多次打败进攻之敌，稳住了阵地。
随后，粟裕率部反攻，冲锋在前，左臂不幸中弹，警卫员想要他退回阵地，他一把将警卫员推开，继续往前冲。战士们被参谋长的行动所感动，争先冲锋杀敌，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粟裕住院治疗，不几天，医院遭到敌人的袭击，粟裕伤口未愈，挺身而出，组织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突围。因奔跑剧烈，负累过重，致使伤口再次迸裂，加上辗转避敌，延误了治疗时间，粟裕的左臂终成残废。
（五）陈村遇险，右臂挂彩
1934年，红军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无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转移。7月，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率先北上。9月24日，敌人向红七军团宿营地鲍家村、陈村截击，军团参谋长粟裕在指挥作战时，被敌弹击中右臂。他用布包扎后，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在给了敌人沉重打击后，他指挥部队趁着夜色突围而去。
这颗子弹头在右臂中一直藏了17年。直到1951年11月，右臂疼痛难忍的粟裕经毛主席批准，才入北京医院治疗，由沈克非教授动手术把弹头取出来。
（六）云和奔袭，脚踝负伤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粟裕没有悲伤，也没有流泪，他率领怀玉山突围的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3年游击战争。
在此期间，粟裕带领部队转战闽浙边，甚至对汤恩伯的老家武义，陈诚的老家青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也不断“光顾”，使蒋介石极为头痛，曾悬赏万元，捉拿“金米”、“苏群”、“余良”等“共匪”首领。其实这些名字都是粟裕的化名。
1936年夏，粟裕率部长途奔袭云和县以南的敌据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守敌。激战中，粟裕的脚踝又不幸中弹，由战士们抬回到根据地。
1934年7月初，正在福建连城地区鏖战的红七军团，忽然接到中央军革委十万火急的电令，要求红七军团立即脱离战斗，赶回瑞金。
粟裕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十一师师长。中央军革委给他们的任务是：立即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担负宣传抗日，支援皖南的两大任务，并要求三四天内就出发，一个半月内赶到。
“你对这次任务怎么看？”领受任务回来的路上，政治部主任刘英故意拉着粟裕走在后头。他见政委乐少华走远了，便急不可耐地问粟裕。
粟裕皱了皱眉头，说：“要命！”
这时，粟裕心里十分明白在红军已经全面被动、战斗力已十分弱小、中央军革委又指挥失当，而蒋介石已在军事上占有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红七军团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牵制和调动敌人的兵力，以掩护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但是，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却不信任粟裕等红军干部，并没有把这一精神传达给红七军团。
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后，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执行先遣队任务的红七军团同闽浙赣根据地的新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曾洪易兼任军区政治委员，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11月下旬，红十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创造皖浙赣根据地。方志敏随军团行动，又调粟裕任红十军团参谋长。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部队进入皖浙赣边区与敌人作战。敌调集二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红十军团进行疯狂追堵和围攻。红十军团在向赣东北根据地转战过程中，粟裕率先头部队前进，因他指挥坚定灵活，胜利通过封锁线，安全折回闽浙赣根据地。但方志敏、刘畴西率大队在江西怀玉山遇敌重兵围攻。经十多天的激烈战斗，近万名红军指战员粮尽弹绝，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军团领导因叛徒出卖，被敌军搜捕，不久被害于南昌。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以粟裕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执行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任务。
然而，这时闽浙边区党内，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由于电台被打坏，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挺进师对遵义会议的精神一无所知。负责党的工作的刘英，曾是七军团与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到达闽浙赣边后，与在闽东坚持游击战的黄道、叶飞等力量联合，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另外还相应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刘英在挺进师对敌斗争和建立浙西南根据地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表现出了坚定的斗争性。但是，他却也把过去一套“左”的错误做法逐渐渗透到省委工作中。
粟裕为人一向诚恳质朴，顾全大局，始终忍让。一次刘英曾拍着桌子说他右倾，但是，他却没有发作。
最后，两人终于因“叶飞事件”而矛盾激化了。刘英开始是想以省委的名义把叶飞留在浙西南工作，以便全面控制闽东游击区。但粟裕考虑叶飞是闽东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把叶飞留下，对闽东工作不利，因而反对这个意见。
于是，刘英以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来诱使叶飞留在浙西南，并想借此机会撤掉粟裕的组织部长职务。但这个想法由于受到抵制而没有实现。
1936年秋天，粟裕忽然接到一张刘英派人送来的书面命令。他接过一看，只见命令上写道：
粟裕同志：
兹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命令你，近日内必须邀请叶飞到你的驻地与你会面，并在会面时将其扣押，解送到省委。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响此命令的执行，都将被看作是对抗和分裂省委，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以何种名义召叶飞前来，由你自行确定。
闽浙临时省委
书记刘英
与此同时，刘英还派来了一队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
粟裕看到这个命令，十分震惊。在江西苏区“左”倾路线当政期间，许多干部就是这样被押走后一去不复返的。从感情上，他是不愿把党内斗争敌对化的。但从组织原则出发，他执行了刘英的指示。但在把叶飞押往省委的路上，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叶飞乘机逃脱，随即闽东宣布退出临时省委。临时省委宣告解体。
这次押送叶飞遭伏，疑点很多。这是否出于粟裕的精心安排呢？因为粟裕明白叶飞此去凶多吉少，一旦叶飞不测，不但闽东游击区的前途不可预料，还极有可能发生闽东与浙西南两方面的武装冲突。这时因失去了上级领导，各游击区各自为政，本来就相互不服气，加上“左”倾统治时期错抓错杀积下的仇怨，局面可能变得不可收拾。而且粟裕是极为欣赏叶飞的，认为叶飞是个对敌斗争很有办法的同志，还曾向叶飞请教过游击战争中的某些战术问题。两人的私交也不错。粟裕素以理智和谋略著名，以他的聪慧要设计这一情节，当是不费力的。
刘英也认定叶飞的逃脱是粟裕的“诡计”，于是立即召开紧急省委会议。
“今天我们开会，讨论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粟裕参与其事的问题！”刘英怒气冲冲地说。
因叶飞等闽北同志已宣布退出临时省委，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粟裕便成为斗争的唯一目标。刘英把粟裕关了起来，派了一个班专门看管，天天进行对粟裕的批判活动。
对刘英发动的这场袭击，粟裕十分吃惊。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反复考虑。想到敌情如此严重，又失去了同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现在跟闽东北的关系又破裂了，根据地在敌“围剿”中已遭到严重摧残，党内的团结又产生了危机。粟裕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分裂了。于是，从团结和对敌斗争的大局出发，粟裕作了违心的检查，表示以后一定要坚决服从刘英和临时省委的领导。刘英见目的达到，浙西南的军事方面又少不了粟裕，于是放他过关。
这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两人都心存戒备，会面时都各带着自己的武装，而且不敢住在一个房子里。
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抗日，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但江南的粟裕等人是先听到传说，最后也接到了国共合作的命令。
不久，遂昌县政府就派来了代表，请游击队下山进城。又经过一番谈判，粟裕率部下山。当红军队伍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县城的时候，全城扶老携幼，争相观看。队伍经过杭州时，浙江省省长黄绍竑宴请粟裕等红军将领。黄绍竑打量了粟裕半天，仍然怀疑地问：
“你就是粟裕？不像，不像！”
粟裕讽刺道：“黄省长一定以为我是青面獠牙吧？”
“那倒不是。”黄绍竑仍然摇头，“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瘦弱的书生。”
接着，黄绍竑又说：“粟裕你这个人呀，实在不可思议。我打你时，年复一年，东征西讨，不知费了多少力气，连你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是和谈一开，城里乡下到处都是你的人！”
粟裕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华东地区，老百姓的门联上曾写着：“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然而，战场上运筹帷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粟裕，在情场上却是屡受挫折，表现平平。
1939年，粟裕32岁，早已超过了当时那“二八六团”（即年龄28岁、军龄6年、团级干部）的结婚条件，但他还是个实实在在没有谈过恋爱的单身汉。陈毅笑他没有恋爱细胞，对他说：“你在作战地图前滔滔不绝，见了姑娘就变成猫叫了。”
粟裕听了，也就笑笑，并不多说什么。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不想找对象。
一天，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来到教导总队，准备挑选几个德才兼备的男女学员，到部队机关工作。教导队负责人梁国斌给粟裕介绍道：“教导总队第八队有个名叫詹永珠的姑娘，长得聪明伶俐，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不久前入了党。可以找她谈谈。”
粟裕当即同意，梁国斌让指导员王仪通知詹永珠当天下午前来教导总队部谈话。
这位詹永珠出生在江苏扬州市一户普通家庭，父亲詹克明是银行高级职员。詹永珠幼年时，母亲患病去世，父亲省吃俭用，一直供她上了扬州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部分学校内迁四川，詹永珠因家里经济困难，暂时留在扬州。不久，扬州沦陷了。日本鬼子进城杀人放火，抢财夺物，奸淫妇女，吓得老百姓四处躲藏。詹克明为了保护儿女们，临时设置了一个简陋的暗室。在原来堆柴草的房子外边砌了一堵墙，并用柴草盖得很严实，屋内还挖了一个洞，直通院墙边的小河。万一鬼子进来，她们就可以从洞内下到小河里逃走。然而，鬼子天天光顾，这也不是办法，后来詹克明拿钱买通了扬州美国教堂的一位牧师，由牧师带领全家来到上海避难，詹永珠继续进了上海的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她和一些进步同学传阅《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不久，詹永珠和姐姐詹永珊等一行8人踏上了参加新四军的旅程。到达宁波后，四叔硬把姐姐留下来了。詹永珠和叶枫一行人来到章家渡，住在新四军兵站里，要求参加新四军。因为她们是自动要求参军的，没带介绍信，新四军军部不肯收留。她们连续10多天都到云岭军部找人软缠硬磨，最后终于被接收了。
詹永珠接到通知后，来到了新四军教导总队部，梁国斌对她说：“二支队粟裕副司令员现在东边房间里，他找你有事。”
詹永珠推门进去，见到一位军人，身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一身朴素的灰军装，打着绑腿，腰间束一条插满子弹的皮带，隐含着英武气概。粟裕一见詹永珠走过来，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说：“快坐快坐！”
詹永珠怯生生地坐下来。
然后，粟裕像谈家常一样向她提问了：“詹永珠同志，你家住哪里？在哪个学校读书呀？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
詹永珠回答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参军经过。粟裕认真听完，然后接着又问：“你的爱好是什么？”
詹永珠回答：“我爱看书。”
“你看过什么书呢？”
詹永珠思索着说：“我看过巴金的《家》、《春》，鲁迅的《彷徨》、《呐喊》，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
“看来，你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女子，读书也很用功！”粟裕温和而又亲切地说。
詹永珠点了点头。
谈话匆匆结束了。
粟裕在家时，父母曾私自做主，硬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个富农的女儿，比他大二三岁，听说裹着小脚。粟裕认为这是干涉他个人的自由，坚决不同意。参加红军以后，他从来没有与任何女子谈过恋爱，这不是他不懂得爱情，不去想个人终身大事，而是战争环境太紧张，他要集中全部精力干好革命事业。如今，粟裕年龄已经32岁了，应该解决婚姻问题了。自从他与詹永珠长谈后，就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粟裕返回新四军第二支队后，詹永珠调到了教导总队速记班。一天，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前往新四军教导队办事。临行前，粟裕把一封写好的信交给了王集成，说：“请你把我的这封信送到教导总队速记班詹永珠同志手里！”
王集成翻山越岭，来到教导总队驻地，派人去找詹永珠。
詹永珠来到队部。王集成一边给她信一边高兴地说：“詹永珠同志，你要感谢我呀！我给你带来了粟裕同志的信！”
詹永珠接过信，一看果然是栗裕写的，当面拆开，发现信纸里夹着粟裕的一张近照。信上写道：“詹永珠同志，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不见面了。自从上次长谈之后，你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内心讲，我很喜欢你，不是由于别人的强迫，也不是虚荣的动机，而是一个新四军指挥员对一个真正的女战士忠诚的爱……”
詹永珠看着信，一时脸色大变，猛地，她把信和粟裕的近照撕成了碎片。她认为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不该向一位小姑娘求爱。她拿定主意：以后再不见粟裕的面。
王集成见状感到十分尴尬，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解释这件事。
当他把此事告诉粟裕后，这并没有扑灭粟裕爱情的火焰。
转眼到了初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了。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兼任参谋长。詹永珠也从新四军速记班毕业了，她和罗伊、陈模被组织上分配到江南指挥部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速记员。这时，詹永珠最怕与粟裕见面，怕粟裕再次向她求爱，或者报复她上次撕信之事。但是，粟裕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天天带领机关的干部、战士出早操，怎能不见面呢！
这时栗裕仍然希望与詹永珠结成万年之好。一天，粟裕把詹永珠叫到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工作近况，再次表明了他对她的爱慕之情。
詹永珠沉着而冷静地把早已想好的话说出来：“首长，我对你的为人和指挥才能，内心是钦佩的。可是我年龄还小，对谈恋爱没有兴趣。自从抗战爆发后，许多父老兄弟姐妹死在日本鬼子的刀枪下，我们活着的人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追求和痛苦，绝不能考虑自己的生活小事，要为他们报仇。”她的语气，显示出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和潇洒。
“詹永珠同志，我们应该记住烈士的遗愿，像他们那样奋斗下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生活总是发展的，我们抗战的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认为凡是有男女的地方，总会产生爱情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关键是应该摆正革命与恋爱的位置。我请你再考虑一下，最好我俩能交个朋友，以后互相体谅，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粟裕的话使詹永珠觉得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的感情是这样真挚。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头回答：“首长，虽然你是一番好意，可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后再回答你？”
“你可以去考虑，我可以等你，一年，两年，三年都行！”
詹永珠的脸上浮起一层红晕，站起来敬了个礼，说：“首长，那我走了。”
粟裕把她送到门外。不久江南指挥部的机关干部议论开了，有的说詹永珠太清高了，连粟副司令也看不上。
这些议论传到陈毅司令员的耳朵里，他为老战友的婚事着急。有回研究完作战方案，陈毅问粟裕：“你最近谈得怎么样？那个女孩子年龄太小了，她不懂得什么爱情！”
“是啊，最近毫无进展。”
“那就干脆另换一个吧！那还谈得快些！”陈毅认真地说。
“陈司令，不行啊！我已经把她挂在心上了。短时间内不能被她理解，但只要出于真心，坚持下去，是会被理解的。我想等她！”
陈毅一听知道了粟裕的心意，哈哈大笑，说：“何必等哩！哪天鬼子突然扫荡到我们指挥部，你背起那个女孩子就跑，这婚事不就一锤子定了？”
1940年10月，盘踞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阻拦新四军东进抗日，企图占领黄桥，粟裕辅助陈毅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以7000余人的兵力粉碎了韩德勤部3万余人的进攻，歼敌11000余人，俘师长以下军官600余人。皖南事变后，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和陈毅代军长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间威望大增，被传说为“神将”。
随着相处时日的不断增加，詹永珠听到了关于粟裕的许多传说，尤其是目睹了粟裕在黄桥决战中表现出的山崩地裂之际仍沉着镇定的大将风度之后，内心极为钦佩。慢慢地，粟裕在她的心目中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终于，将军的痴情打动了姑娘的芳心。
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驻地旁的小河边。粟裕诚心诚意地说：“詹永珠同志，我会尊重你的意见，尊重你的人格的，你放心好了。现在，我再一次郑重地向你——求爱。”
詹永珠羞涩地低下了头，嘴唇动了动，但没说什么。
见对方不语，粟裕又说：“我是真心爱你的。如果你暂时还不能接受我的爱，我还可以继续等，一年、两年、三年我都会等的。”
“那，三年后我还是不答应你呢？”詹永珠抬起头，双目凝视粟裕，调皮地问道。
“如果真是这样，我继续等，再等一个三年、两个三年、三个三年，一直等到你答应为止。”
詹永珠听了，很受感动。她无限深情地看了粟裕一眼，说：“那……我要是现在就答应你呢？”
幸福突然降临，粟裕无法压抑心头的激动，高兴地说：“啊，我终于被你理解了……”
1941年12月26日，在新四军一师司令部，粟裕与詹永珠结合了。当时粟裕34岁，詹永珠22岁。
粟裕身经百战，知道机要部门的安全至关重要。他说：失去了机要部门，失去了通信联络，指挥机关就等于失去了耳目。削弱了机要工作，就无法保证作战命令机密、及时、准确地传递，如机要人员出了问题，后果更难设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粟裕和身边的机要人员有着许多难忘的故事。
（一）
粟裕在新四军做师长时，明确指示：“任何时候，机要科的位置必须靠近首长。”每到一个宿营地，他总要亲自告诫管理部门，机要科的驻地一定要安全、隐蔽，并要警卫连派出卫兵警戒。部队驻下后，他又亲自来机要科察看，惟恐工作有隐患。在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粟裕无论工作多么紧张，自己拟草的重要电报，总是亲自送到机要科。电报发出后，又亲自来机要科询问，是否有了回音。他还经常叮嘱战士们：“密码一定要保管好，绝对不能丢失。备用的、现用的要分开，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1940年夏天，新四军二支队从江南挺进江北，整个部队的行动计划是：夜间强行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通过宁（南京）武（武进）公路，然后过江。粟裕考虑到机要人员年纪小，体力差，还有一些女同志，如果同大部队一起行动，有可能掉队而发生危险。
于是，粟裕亲自布置，严密组织，并指定一名参谋负责，借来老百姓的衣服和雨伞，让机要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化整为零，两人一组，分散行进。下午，机要科按照首长的布置，头顶斜阳，捷足先登，顺利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到达指定地点。
（二）
1943年秋，为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部队频繁转移，伺机消灭敌人。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部队乘木船偷渡苏州附近的运河，忽听得一阵急促的枪声。糟了！敌人发现了战士们的行动。只见河岸上敌人的碉堡口喷射着凶恶的火舌，一排排子弹从战士们耳边呼啸而过，打在水面上发出“哧哧”的响声。
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力抢渡，机要科随指挥机关渡过了河，敌人的枪声还响个不停，子弹打在河岸的石头上放射出耀眼的火花。
在河岸的公路上，粟裕师长双眉紧锁，在月光下踱来踱去，但又显得沉着而镇定。一个机要战士立即问道：“师长，你怎么还不走？”
他答道：“部队还没全部过来，我一走，大家慌了怎么办！”
同时又命令战士们急速前进，迅速离开枪声密集的河岸。在情势危急的时刻，粟裕总是置自己的安危而不顾，心里时刻装着部队，装着机要人员战士们。
（三）
粟裕非常关心机要科这个战斗集体和战时机要人员的安危。
1941年农历腊月，临近年关，机要科有位同志的手腕上长了个疖子，感染后，红肿化脓，整个胳膊肿得老粗，疼痛难忍。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军医在手术前，竟做了全身麻醉，致使病人两天两夜昏迷不醒，粟裕师长十分着急。
这时，部队正准备出征讨伐伪军李长江部，卫生部意见要送后方医院治疗。而后方医院也经常受到鬼子的骚扰袭击，伤病员很不安全。再则，脱离了部队，治好了伤，不知能不能及时、安全地返回机要科。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粟裕坚决不同意病人转送后方医院，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能离开部队，部队到哪里，战士们就把他带到哪里！”
在粟裕的关照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这位同志随部队出发了，不久恢复了健康，很快又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译电工作。
（四）
艰苦的战争年代，斗争是残酷而复杂的，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1947年，莱芜战役结束后，三野司令部撤到坦埠附近休整。一天中午，敌人突然出动三架B-25、六架B-51轰炸机，直飞司令部上空狂轰滥炸。顿时，驻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乱石飞溅，指挥机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这时，机警的警卫员推粟裕进防空洞，粟裕大声喊道：“不要管我，快去看看机要科，如果机要科炸掉了，我怎么指挥部队！”
敌轰炸机刚过，地上仍一片硝烟，粟裕踏着瓦砾废墟，大步流星地来到机要科，问战士们有没有伤亡，密码有没有损失，对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敌机突如其来，直至我指挥机关上空，一定是敌人掌握了确实情报，而敌人的情报从何而来呢？粟裕担心机要战士的密码是否出了问题，被敌所破，当即指示战士们对密码进行严格检查，让战士们把密码送到有关单位鉴定、检验。鉴定结果，机要科的密码是可靠的。
后来证实，敌人的情报是从逃出的俘虏口中得到的，粟裕这才放心。
（五）
在反“清乡”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中，新四军日夜同日伪军队周旋，频繁的撤退、转移，机要部门的工作更加紧张艰苦。部队开始转移了，他们还在紧张地工作，发完了最后一份电报，才能跟部队匆匆前进。经过急行军或长途跋涉之后，部队休息了，机要人员顾不得饥饿和疲劳，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粟裕体谅他们的甘苦，为了减轻机要人员的负担，师首长决定，给机要人员派运输员挑背包，机要人员只背密码，后来又给机要科配备马匹驮背包。行军途中，粟裕还经常把自己的马给他们骑，自己徒步前进。有时他还亲自驾驶缴获的汽车，送战士们到目的地。
由于频繁地转移，紧张地工作，机要人员的吃饭时间也常常得不到保障。
一次，部队正要出发，而机要科刚开饭，大家端着一碗碗滚烫的稀粥，无法下口。他们本想三口并作两口，吃完赶路，可是心里越急，越是烫得不行。粟裕见此情景也乐了，笑着说：“吃稀饭也要讲究方法呐！怎样才能争取时间吃得快呢？你们不要在碗里上下乱搅，先从上面一层一层地用筷子剥着吃，面上的一层吃完了，下面的一层又凉了。这样才吃得快。俗话说心急喝不得烫稀粥嘛！”
粟裕教的方法真灵，不一会，战士们碗里的稀饭吃完了，与首长一道踏上了征程。
（六）
粟裕待人真诚，谁有困难，他总是主动关心，解囊相助。
1943年春，机要科俞侠同志的家乡上海宝山县，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伪残酷的“清乡”、“扫荡”，使他家里一贫如洗。不久，他父亲病逝，失去了一家之主，日子更难过了。
粟裕不知从哪里知道这一情况后，通过上海地下交通，几经周折，转送给俞侠家里两千元钱（法币），使这个贫困的家庭，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上海解放后，俞侠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家人谈及当时寄钱的事，俞侠茫然了：“我没有寄钱呀！”这时全家人都迷惑不解。俞侠回到部队，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经过多方调查了解，才知道，原来悄悄托人捎钱的，竟是自己的老首长粟裕。
（七）
粟裕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战士们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机要科的战士们常常亲切地叫他“4725”首长（“粟”字的明码电码）。粟裕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唱歌跳舞游泳、打排球、骑摩托车、开汽车等，样样都会。为了支持机要科战士们的娱乐活动，他亲自送给他们一把京胡和一个京剧本子。
有一次，机要科到粟裕师长的住处，发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歌片，其中有个女同志问道：“师长还会唱歌？”
粟裕装出不服气的样子说：“哦，只许你们小鬼唱，就不许我唱！”
说完放开嗓门，唱了两句，然后开怀大笑。
战士们也被逗乐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八）
粟裕平易近人，还喜欢跟部属开玩笑。
有一次，战士们在浙南汤溪和龙游之间开辟新区，粟裕拍拍张文碧的肩膀说：
“张文碧，战士们去打土豪好不好？”
张文碧说，“好，上哪里去打？”
粟裕说：“到我的家乡！”
张文碧惊奇地问：“你是湖南人，战士们在浙南怎么去？”
粟裕哈哈笑着翻开一张油印地图，指着一个小镇说：“看，这不是湖南吗？”
实际上，他指的是浙江汤溪县的湖南镇。
顿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九）
1959年，粟裕出差到广州，得知当年的机要员陆锦荣在广州工作时，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他。
第二天，陆锦荣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看望自己的老首长。刚进屋，粟裕在楼上听见了，一边兴高采烈地快步下楼，一边亲切地大声叫着：“小陆子、小陆子，你好啊！”远远地就伸出了双手。陆锦荣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首长的手，激动地向首长问候、致意！两人相见，胜似久别重逢的亲人。
粟裕又关切地问：“小陆子，这些年身体怎么样？工作得怎么样？”
陆锦荣详细地向首长汇报了自己和单位的工作情况，又将其他战友的情况作了介绍。粟裕仔细听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最后，陆锦荣谈到过去一师牺牲的一名同志，一时想不起姓名，问粟裕是否记得，粟裕脱口而出，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并意味深长地说：
“那么多好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战士们是幸存者，活着的要记住，死了的也要记住。”
粟裕就是这样，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去的艰难岁月和与他一起浴血奋战过的战友。
1940年的暮春时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出了一位科长，前往兵站检查工作。这位科长到达兵站后，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兵站站长王永安竟然在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接待他并向他汇报工作；尤其使这位科长大惊失色的是，兵站站长的“工作汇报”中，居然有一条堂而皇之的内容——说自己结婚了。莫名其妙的科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什么？什么？”他连连发问。
科长得到了站长重复肯定的回答之后，惊魂未定。忽然又见一位有着“羞花闭月之貌”的窈窕淑女悠然而至，步履轻盈地径自入屋；王永安起身介绍，话刚说了几句，她见屋里有外人，又听王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十分羞涩地急忙回避，遂慌里慌张地夺门而逃。
于是，这位科长不再听取汇报，也无心再作了解；立即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十万火急地赶回领导机关复命。
一回到驻地，这位科长作为紧急情况，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作了如下汇报：
在远离领导、独处一隅的偏僻环境，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科长既是目睹耳闻，判断又极合乎逻辑。因为傻大黑粗的“广西蛮子”王永安，又是个残疾人（少了一只手），是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的；用不着问，定是强迫。那姑娘见了王永安拔腿就逃走了，这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
“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把王永安捆绑关押，等候处理！”与粟裕一起听汇报的陈毅大发雷霆。
众人也无不深感意外，非常气愤。在随即召开的全体科以上干部专就此事讨论处理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
因为这时规定，干部和战士都不准结婚，身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副指挥的陈毅和粟裕也均未结婚。何况处于敌后极为艰难之时，伪顽和盟军国民党部队与我又时有摩擦，人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我军的胜负，群众纪律尤显重要。所以，大家对此事都持严厉态度。此前此后皆不乏此例。
粟裕在大家发言时，一直沉思不语。
陈毅在大家发言后征询他的意见。粟裕想了想，看了看陈毅，又看了看大家，然后缓缓地说道：
“党纪军纪必须严肃。对人的处理必须慎重。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更要考虑再三，不可匆忙决定。王永安是当过白军，但那是被迫的嘛！才十岁刚出头的孩子，被白军抓了去，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白军‘围剿’井冈山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负了伤，不得不截掉。按规定，伤好了，发路费，劝他回家去的，可是他不走，坚决不走。他对红军医院尽心尽力为他治伤，心里非常感激，又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心里非常羡慕，更不想走了。没有右手，打不了枪，他就到炊事班去帮忙做饭、烧火、背锅、担米；还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抢救伤员，表现是很突出的。部队开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他吃苦耐劳、勇敢坚定，终于博得了大家的喜爱；经他再三再四请求，也经大家再三再四请求，部队领导才批准收留他参加了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入了党，从战士到炊事班长，再到直属机关指导员、兵站站长，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恶习、旧病呀，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官僚了呢？这个同志也不是没有远离领导执行过任务，将近十年斗争环境的生死考验，证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嘛！怎么突然之间会是这个样子呢……”
根据粟裕的建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专就“强迫成婚”一事，重做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他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二次受命的这位科长同志重返兵站，再作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次，他赶回指挥部复命的急切心情，比上次赶回时更加急切。他向陈、粟等首长再次汇报此事时，面有愧色，十分内疚地说：“王永安同志在兵站工作克勤克俭，忠于职守，深得兵站同志和驻地群众的信赖，与军内外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密切和融洽。”
陈毅说道：“你说清楚点。”
科长开始叙说此事。
原来这时新四军都住民房，王永安的房东是世世代代勤恳耕种的贫农，老两口天天看着这位“老百姓的贴心人”——新四军兵站站长，为了抗日工作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料理好自己的生活，难得吃上一顿热饭，连洗脸毛巾也拧不干；拖着有残疾的身子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成天乐乐呵呵。因此，房东老两口既喜欢他又同情他，跟村里的一些老人一起商量，为了使王站长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为老百姓办事，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
这时，村民们对王永安无不称颂，都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谁家姑娘嫁给这位新四军“独臂将军”是谁家姑娘的福气——肯定错不了，一定靠得住！而这位姑娘平时就遵双亲之命，对王永安关心照顾；见他忠厚老实，待人和气，体魄健壮，朝气勃勃，虽然只有一只手，却比有两只手的人还能干，早有敬慕之心，也就大大方方地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表示听从父母安排，愿意与王相伴终身。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领导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老两口备好了结婚的酒菜，“始终没有来得及报告新四军首长”，就在全村敲锣打鼓，欢呼祝贺声中，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
王永安为此惹怒上级，新娘和她的双亲最先得知，心急如焚；村里人们也愤愤不平，议论纷纷。为此事第二次进村调查的科长，被村中一位最年长的老人拉住质问：“为什么说是强迫成婚呢？如果硬要说是强迫，决不是你们新四军强迫，而是我们老百姓强迫！王站长身残志坚，恪尽职守，日夜操劳，多有不便；全村人都心疼他，房东两口子信得过他，房东的独生女又真心喜欢他——军民结成百年之好，是天赐良缘，岂料喜事刚办完，祸从天降！请问劳苦功高的王站长何罪之有？新四军和老百姓还是不是一家人？”
科长把上述情况一说，全体科以上领导同志再次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它的特殊性，实属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所致；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而倒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难解难分的鱼水之情，感人至深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挚爱之心！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对王永安的关押，免予处分。”
这会刚要结束，披红挂绿的新娘在其父母陪伴下，由一群村民簇拥着，急匆匆地赶了来——“要求晋见新四军首长”！
陈毅和粟裕闻声，当即离座出迎，然后，满面春风地热情接待了风尘仆仆前来“上访”、说情、“一定要解救新郎”的人们。陈毅当众宣布了会议决定，并立即下令释放新郎，还具体指示警卫员给王永安洗脸刮胡子，换上新军服，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来向岳父母施以大礼，同新娘子夫妻团聚……
“不枪毙王永安了！王永安放出来了！”
消息传开，群情沸腾。当地人民群众和我军干部战士无不认为这是顺军心、合民意的大喜讯！王永安同志本人，更是激动万分。从此他组织纪律观念更强，革命工作热情更高；后来，又担负了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重任。
他的妻子，在父母积极支持下，也参加了新四军，组织上安排她在王永安任院长的医院工作。夫妻双双在抗日战争最艰险的危难时期并肩战斗，感情笃深，堪称“模范的抗日夫妻”。
1942年6日下旬，新四军一师一团在江苏泰兴县拔除了日寇侵占的宣家堡据点。
泰州的日伪军进行反扑，这时，团参谋长刘亨云正带领部队准备迎头痛击前来的日伪军。突然，他接到师部的一份电报，让刘亨云立即去师部报到，另有任用。
刘亨云匆匆地赶到了师部，粟裕师长找他谈话，说是决定调他去浙江工作。然后，他对刘亨云说：“当前急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浙东迅速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解救处于苦难中的浙江人民。”
接着，他又告诉刘亨云，在新四军军部还有些同志也要去浙江，等大家到齐了一块走，并同刘亨云商谈怎么走才能又快又安全。
刘亨云谈了自己的看法，粟裕表示同意，突然，他说：“你把头发蓄起来，这和尚头目标太大。”
“听说你在谈恋爱？”粟裕突然问刘亨云。
刘亨云一听，连忙惭愧地低下了头。粟裕治军严格是有名的，现在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却在考虑个人问题，粟裕能原谅吗？想到这里刘亨云立即站起来说：“我错了。”
“错什么？马克思主义又不是独身主义。”
粟裕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让刘亨云坐下后又接着说：“你和机要员谈恋爱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看你谈恋爱以后，部队带得很好，打仗仍然很勇敢。机要员小王呢，工作更积极了，这就很好嘛！我决定这次让她和你一块走。她是洋包子，你是土包子；她是上海人，你是江西老表，叫她掩护你，你一路上少说话。”
听着这番话，刘亨云心上的大石头掉了下来。这时又像往常一样，粟裕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浙东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到了那里要长期坚持，站稳脚跟。可不能背了包袱回来。”
从那以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刘亨云在浙东工作期间非常勤奋，并且很有成效。
1948年7月，刘亨云在豫东战役中负了伤。
在这以前，刘亨云负过三次伤，左腿的腓骨上还一直留着弹片，这都没有妨碍他重返战场。但是这一次，一条10厘米左右长、手指般粗的锯齿形弹片钻进了右肺，差一点钻进了心脏。
这一天，刘亨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突然床边响着来回踱步的脚步声，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每逢重大战斗之前，粟裕总是这样在军用地图前踱步沉思，忽然，脚步声停止了，只听见粟裕说：“不行。不能让他这样躺下去，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
刘亨云用力睁开眼睛，果然是粟裕站在床边。
粟裕见他醒过来了，俯下身来对刘亨云说：“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转院，到大连的苏联红军医院去，那里的医疗条件好一些。但路程较远，护送十分困难。另一个办法是我向军委报告，请军委领导派高明的外科医生来给你动手术。”
刘亨云不置可否，静静地听着，心头升起了希望的亮光。
这时粟裕又说：“好吧，就按第二个方案办吧。”
刘亨云想像平时听完首长下达战斗命令那样，敬一个军礼，说一声：“是！”谁知手刚刚抬到胸前，就无力地掉了下来。
不久，果然来了一个名叫爱诺斯的加拿大外科专家，给刘亨云顺利地动了手术，把刘亨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使刘亨云能够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
金门岛登陆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九兵团的4个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
这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粟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零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这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七、第九兵团共6个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三十二军入闽，接替第十兵团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
结果，粟裕和肖劲光会商后，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粟肖的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地区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因为此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
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七、第九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样，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海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三兵团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十九兵团，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然而，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有两大困难：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07年8月10日，粟裕降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
枫木树脚村因村后的一大片枫树林而得名。这里二十多棵枫树棵棵高大挺拔，粗壮茂盛。夏天绿叶清凉，秋天一树火红。粟裕家的房子就在枫树底下。
粟裕的祖父是当地的地主，曾经拥有一百多亩土地。到了粟裕父亲粟嘉会手里，由于三兄弟分家，每家就仅分得三十余亩。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劳动能力很弱，全家八口人，结果，生活大不如前。
童年时粟裕聪明好动，家里的长工们都很乐意跟他一起玩。其中有个长工比他大十来岁，叫阿陀，是粟裕最要好的朋友。阿陀很擅长讲故事。讲的故事大部分是关于英杰剑侠、杀富济贫、惩恶扬善一类的，讲起来绘声绘色，连比带划把个粟裕听得神魂颠倒，全部身心都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侠剑崇拜极了。因此便生出一个理想：长大后做侠客。
要做侠客，自然要会武功。于是，他在阿陀的带领下练“飞毛脚”，用沙袋绑在腿上，不停地跳和跑；接着又练“狼牙棒”，用根灌满铁砂的竹竿不停地东挥西舞；再后，又练“硬气功”，拿肉拳头使劲地砸砖头，两人常常弄得筋酸骨痛，伤痕累累。阿陀还特意给他制造了一把枪。枪管是用弹壳做的，以黑色火药发射沙子。粟裕常持这枪去射击假想的恶霸，玩得高兴之至。
湘地民风剽悍，争勇好斗，是一块成就军人的天然土壤，曾广为流传过“无湘不成军”之说。湘乡的这种民风熏陶了童年的粟裕。
1913年，粟裕刚满6岁就入私塾读书。1918年，内地政治动荡，军阀混战，湘西一带也是土匪猖獗。一天夜里，距枫木树脚村不远的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被票匪绑去。这事对粟裕家惊吓很大，全家很快就搬进了会同县城。搬迁时借了一笔债，从此家境更是每况愈下。
全家搬入会同县城后，粟裕也随之转入了县城的“洋学堂”读书。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他都很喜欢。其中，他特别爱音乐，先后学习过笛子、洞箫、月琴等多种乐器，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然而在学习方面却总共留过三四次级。
粟裕留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功课跟不上，而是因为他缺课太多。而缺课多的原因，又来自他的父亲。父亲送他上学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他能继承和管理家里的那份产业。结果，粟裕念过几年私塾，又念了几年洋学堂，父亲认为完全足够了；于是就开始分派他管家、记账，使他十天里有三两天不能去上学。
可嫂子由于嫉妒，还常常说三道四，叫骂不止，这更让他觉得不是滋味。
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家里做主，硬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比他大两三岁，家里是富农，还裹着小脚。这对已初步接受了新思想影响的粟裕来说，实在是件不可容忍的事情。他开始打算离家出走。
然而，最终促使他离家远去的却是另外两个偶然的原因。
一个是同驻军的冲突。
这时会同县里驻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官兵都飞扬跋扈，神气十足，俨然是一县的太上皇。过街时，从不管人多路窄，总是横冲直撞，排成四路纵队，把生意人的摊子挑子篮子罐子踢得满街都是。老百姓恨透了这伙兵。粟裕和他的同学们偏不买这个账，每碰到有当兵的开过来时，也照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故意去撞那些兵的四路纵队。这样几次下来，兵和学生们就结下了很深的仇恨，终于一天双方打起来了，手无寸铁的粟裕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候，他就萌发了要“自己搞队伍”的念头。他决定出去闯闯。
另一个促使粟裕最终离家远去的原因是考学。
会同县每年都要通过考试，挑选几名学生去常德县考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年全县要录取两名。粟裕被录取了。他决心去八百里外的常德参加考试，他有信心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
1924年1月8日，粟裕离家出走。行前，他没有告诉父亲，只是在得到录取通知书后跟母亲打过一个招呼。可是，当他步行110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打算在这里乘船去常德时，才知道所带的钱连买张船票都不够。他只好给家里写信，表示如果家里不寄路费来，“讨米也要走”。父母亲见了这信，十分着急，立即回信，答应给他筹措路费，让他先回家，从长计议。
粟裕明白筹措这笔钱，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得到父亲不再阻拦的保证后，回家等待。
不久父亲果然尽全力为他凑足了几十块银洋。临行前，父亲郑重其事地请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为他送行。结果，这一别，父子便永无相见之日了。粟裕离家不久，父亲便去世了。
1924年3月，粟裕才到达常德，这时考期已过，他通过亲戚的关系，进了常德二师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
1925年春，粟裕终于考上了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由于学习紧张，自己又比别人用功，竟累出一场大病来，咳嗽、吐血、脱发。此后他的头发再没有浓密过。
1926年6月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以破竹之势进入湖南，湖南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11月底粟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二师的党团员们积极凑钱购买枪支，粟裕和滕代远等两个同学合着买了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北伐军到达长沙不久，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接着许克祥在长沙也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和革命力量。二师的进步校长也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学校。但外界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军警们信以为真，一时便不敢闯进校门。面对这种局面，党组织决定立即组织进步学生，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粟裕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他们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顺着下水道摸黑跑到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预先准备好的小船。小船横穿洞庭湖，行至岳阳与长沙间的铁路边上，一行人在夜色的掩护下爬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他们身无分文，又怕被人发觉是逃亡的进步学生，只好藏在座位底下过夜。直到第二天清早火车进入湖北境内后才敢出来。不久便到达武昌。
这时武汉的汪精卫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粟裕在武汉很顺利地接上了组织关系，被党组织安排进入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大队。1927年6月，粟裕从二十四师教导队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
半世生涯戎马间，
一生系得几危安，
沙场百战谈笑过，
际遇数番历辛艰。
松苍敢向云争立，
草劲岂惧疾风寒。
生死沉浮寻常事，
乐将宏愿付青山。
粟裕的这首诗是他一生战斗的最好概括。
（一）武平之战，首洒热血
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粟裕在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的领导下投入了激烈的战斗。3天后，敌人大军压境，起义军主动撤兵南下。在潮汕失利后，部队向闽粤赣边境转移。粟裕等追随朱德麾下，经平和、永定、上杭，到达闽西南的武平。
敌钱大钧部穷追起义军至武平城下，为保存革命火种，朱德令粟裕所在的连队掩护大部队转移。班长粟裕在排长的带领下，在西门外一座山岗英勇顽强地阻击如飞蝗般扑来的敌人。
夜幕降临，连队完成掩护任务后正准备撤退，忽地，一颗子弹从粟裕右耳上侧的颈骨穿过。他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排长奔过来猛摇，见他没有一点反应，以为粟裕牺牲了，便下了他的枪，三鞠躬后带领剩下的战士默默地撤走了。
粟裕从昏迷中醒来，没有枪声，也没有喧哗声，周围死一般地寂静，再一摸，枪也没有了。他忍着剧痛，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后来在路过的几个同志帮助和搀扶下赶上了部队。
以后，经过艰苦转战，粟裕参加了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
（二）抢占宁都，再次中弹
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四军处境艰难，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向赣南游击。1929年1月中旬，粟裕随部队离开井冈山，时值隆冬，红军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粟裕身上的单衣已经破烂。他带着连队不停地走，每天少则走四五十公里，多则走六七十公里。他只有一条夹被，夜晚装上禾草御寒，雨雪天当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落在后面，全连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了宿营地，他和战士们一样，往缸子里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围着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再接着走。
敌人在后面紧追。战士们被敌人追火了，憋着一肚子气，都说苦没什么，这口气咽不下。粟裕尽力去做战士的说服工作，可他自己也想痛痛快快打一仗，打掉追敌的嚣张气焰。
一天行军，正好朱德走在粟裕连队旁边，一位战士捅了捅粟裕，悄悄地说：“跟军长提提意见，不打仗，光转移算个什么玩艺儿，革命就是撩起长腿跑路吗？”
粟裕的心里早窝着火，想了想，对这个战士说：“想打仗还不容易吗？后面就有敌人跟着P股追。等一会，你发动几个人向军长喊口号，逼他下命令。”
果然，没多大工夫，朱德一来，队伍里有人喊起来了：“当军长，不打仗，让我们来指挥得了！”
粟裕顿时紧张起来，他只是让战士们向军长求战，但没有想到他们说话这么难听，他很担心朱德军长面子上过不去，会发脾气，举目望去，却见军长面不改色，甚至依然还带着宽厚的微笑。
“粟裕呀，”朱德亲切地叫着他，“你也认为我这个军长不打仗吗？”
粟裕朝那几个发牢骚的战士吼道：“瞎嚷嚷什么，军长不打仗，他这个军长是偷来的吗？谁再胡说，我收他的枪。”
发牢骚的战士不敢吭气了。
第二天，部队走进一片山林，此处山高林密，道路狭窄，易守难攻。朱德在山下看了看，对粟裕说：“你们不是想打吗，要打就打！”
粟裕啪地一个立正，说：“听军长指挥。”
朱德说：“那你，你带一排守住左边山头，让二排埋伏在右边林子里，听我枪声为号，打掉敌人尖兵分队。你要记住，不得恋战，打了就走。”
粟裕依计而行。
大约是黄昏时分，粟裕等人隐蔽了将近4个小时，终于看见敌人约一个连的先头部队从山口逶迤而来。待进入伏击圈后，朱德把大衣一甩，喊了声：“想打，就给我打个痛快！”举起驳壳枪一阵猛扫，粟裕也带人以密集火力泼向敌人，三个方向同时出动，一个漂亮的反冲击，将敌人先头部队打得抱头鼠窜。
此役，还缴了几十条枪。
以后粟裕跟随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出崇义，战大庚，折南雄，过三南，夺瑞金，拖得尾追之敌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大年初一，红军在瑞金、宁都之间的大柏地设伏，击溃敌人两个团，俘虏敌团长肖致平、钟恒以下800余人。
红军斩掉追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任二十八团三连连长的粟裕率领部队响应毛泽东提出“北上宁都，去抢赖世琮的‘庆功宴’”的号召，斗志昂扬地朝宁都疾进。宁都守敌赖世琮果然设宴庆贺“朱毛共匪在大柏地全军覆灭”，美酒佳肴香气四溢，官兵吆五喝六，猜拳行令。正一片疯狂时，红军似神兵天降，出现在宁都城下，枪声掺和在喜庆的鞭炮声里，城门口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兵来不及反应便倒下了。粟裕带领三连打进城后直朝赖世琮的盛宴奔去。有一个士兵出恭，看到大队红军涌来，大喊“红军来了！”惊愕的敌人慌忙举枪射击，乱枪中，粟裕被击中臀部，他一声不吭，忍痛追歼敌人，直到战斗结束。
部队进入闽西后，决定攻打长汀。粟裕正在养伤，听说有仗打，哪里还躺得住，缠着团长要参战，未被批准。他等部队冲上去后，独自抄近路冲向枪响的地方，转过山头一看，他已经插到了敌人的后面，一个敌军头目正举着枪大喊：“打！谁退我就枪毙谁。”粟裕看得真切，一枪把敌军官撂倒。敌人群龙无首一战即溃。
战斗结束时，团长看到粟裕，不无生气地问：“你怎么来了？”
“报告团长，伤已经全好了。”粟裕忍痛回答。
结果，他还是被团长狠狠地骂了一顿。然而，他心里却暗想：能参加这样痛快的一场战斗，挨几句骂算什么！
（三）头部一弹至死未取出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围歼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刚刚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委的粟裕，想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可事与愿违，几次冲锋都未奏效。他急了，夺过一挺机枪，就往前冲，但被敌人的火力压住了。他猛然甩掉帽子，高呼“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粟裕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把昏迷不醒的政委抬到后方医院，一块锐利的弹片深深地嵌进了他的颅骨。因医院条件简陋，无法进行大手术，只好用纱布将头部紧紧缠住。
这块弹片伴随着粟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淮海战役时，他那受伤的大脑因长久思考问题而发烫，医生给他做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头发热了，就把它戴上帮助头部散热，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头部还是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用冷水浇头，警卫员问道：“首长，你头痛是啥感觉？”
他说：“不好受，头昏目眩，每根头发像钢针往里扎，手都不敢碰。”
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病逝，这块弹片仍没有取出来。
（四）硝石苦战左臂残废
1933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粟裕由红四军参谋长改任红十一军参谋长。在硝石战斗中，面对优势的敌兵，粟裕和政委肖劲光指挥部队苦战，多次打败进攻之敌，稳住了阵地。
随后，粟裕率部反攻，冲锋在前，左臂不幸中弹，警卫员想要他退回阵地，他一把将警卫员推开，继续往前冲。战士们被参谋长的行动所感动，争先冲锋杀敌，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粟裕住院治疗，不几天，医院遭到敌人的袭击，粟裕伤口未愈，挺身而出，组织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突围。因奔跑剧烈，负累过重，致使伤口再次迸裂，加上辗转避敌，延误了治疗时间，粟裕的左臂终成残废。
（五）陈村遇险，右臂挂彩
1934年，红军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无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转移。7月，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率先北上。9月24日，敌人向红七军团宿营地鲍家村、陈村截击，军团参谋长粟裕在指挥作战时，被敌弹击中右臂。他用布包扎后，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在给了敌人沉重打击后，他指挥部队趁着夜色突围而去。
这颗子弹头在右臂中一直藏了17年。直到1951年11月，右臂疼痛难忍的粟裕经毛主席批准，才入北京医院治疗，由沈克非教授动手术把弹头取出来。
（六）云和奔袭，脚踝负伤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粟裕没有悲伤，也没有流泪，他率领怀玉山突围的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3年游击战争。
在此期间，粟裕带领部队转战闽浙边，甚至对汤恩伯的老家武义，陈诚的老家青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也不断“光顾”，使蒋介石极为头痛，曾悬赏万元，捉拿“金米”、“苏群”、“余良”等“共匪”首领。其实这些名字都是粟裕的化名。
1936年夏，粟裕率部长途奔袭云和县以南的敌据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守敌。激战中，粟裕的脚踝又不幸中弹，由战士们抬回到根据地。
1934年7月初，正在福建连城地区鏖战的红七军团，忽然接到中央军革委十万火急的电令，要求红七军团立即脱离战斗，赶回瑞金。
粟裕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十一师师长。中央军革委给他们的任务是：立即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担负宣传抗日，支援皖南的两大任务，并要求三四天内就出发，一个半月内赶到。
“你对这次任务怎么看？”领受任务回来的路上，政治部主任刘英故意拉着粟裕走在后头。他见政委乐少华走远了，便急不可耐地问粟裕。
粟裕皱了皱眉头，说：“要命！”
这时，粟裕心里十分明白在红军已经全面被动、战斗力已十分弱小、中央军革委又指挥失当，而蒋介石已在军事上占有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红七军团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牵制和调动敌人的兵力，以掩护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但是，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却不信任粟裕等红军干部，并没有把这一精神传达给红七军团。
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后，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执行先遣队任务的红七军团同闽浙赣根据地的新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曾洪易兼任军区政治委员，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11月下旬，红十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创造皖浙赣根据地。方志敏随军团行动，又调粟裕任红十军团参谋长。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部队进入皖浙赣边区与敌人作战。敌调集二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红十军团进行疯狂追堵和围攻。红十军团在向赣东北根据地转战过程中，粟裕率先头部队前进，因他指挥坚定灵活，胜利通过封锁线，安全折回闽浙赣根据地。但方志敏、刘畴西率大队在江西怀玉山遇敌重兵围攻。经十多天的激烈战斗，近万名红军指战员粮尽弹绝，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军团领导因叛徒出卖，被敌军搜捕，不久被害于南昌。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以粟裕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执行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任务。
然而，这时闽浙边区党内，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由于电台被打坏，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挺进师对遵义会议的精神一无所知。负责党的工作的刘英，曾是七军团与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到达闽浙赣边后，与在闽东坚持游击战的黄道、叶飞等力量联合，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另外还相应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刘英在挺进师对敌斗争和建立浙西南根据地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表现出了坚定的斗争性。但是，他却也把过去一套“左”的错误做法逐渐渗透到省委工作中。
粟裕为人一向诚恳质朴，顾全大局，始终忍让。一次刘英曾拍着桌子说他右倾，但是，他却没有发作。
最后，两人终于因“叶飞事件”而矛盾激化了。刘英开始是想以省委的名义把叶飞留在浙西南工作，以便全面控制闽东游击区。但粟裕考虑叶飞是闽东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把叶飞留下，对闽东工作不利，因而反对这个意见。
于是，刘英以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来诱使叶飞留在浙西南，并想借此机会撤掉粟裕的组织部长职务。但这个想法由于受到抵制而没有实现。
1936年秋天，粟裕忽然接到一张刘英派人送来的书面命令。他接过一看，只见命令上写道：
粟裕同志：
兹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命令你，近日内必须邀请叶飞到你的驻地与你会面，并在会面时将其扣押，解送到省委。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响此命令的执行，都将被看作是对抗和分裂省委，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以何种名义召叶飞前来，由你自行确定。
闽浙临时省委
书记刘英
与此同时，刘英还派来了一队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
粟裕看到这个命令，十分震惊。在江西苏区“左”倾路线当政期间，许多干部就是这样被押走后一去不复返的。从感情上，他是不愿把党内斗争敌对化的。但从组织原则出发，他执行了刘英的指示。但在把叶飞押往省委的路上，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叶飞乘机逃脱，随即闽东宣布退出临时省委。临时省委宣告解体。
这次押送叶飞遭伏，疑点很多。这是否出于粟裕的精心安排呢？因为粟裕明白叶飞此去凶多吉少，一旦叶飞不测，不但闽东游击区的前途不可预料，还极有可能发生闽东与浙西南两方面的武装冲突。这时因失去了上级领导，各游击区各自为政，本来就相互不服气，加上“左”倾统治时期错抓错杀积下的仇怨，局面可能变得不可收拾。而且粟裕是极为欣赏叶飞的，认为叶飞是个对敌斗争很有办法的同志，还曾向叶飞请教过游击战争中的某些战术问题。两人的私交也不错。粟裕素以理智和谋略著名，以他的聪慧要设计这一情节，当是不费力的。
刘英也认定叶飞的逃脱是粟裕的“诡计”，于是立即召开紧急省委会议。
“今天我们开会，讨论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粟裕参与其事的问题！”刘英怒气冲冲地说。
因叶飞等闽北同志已宣布退出临时省委，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粟裕便成为斗争的唯一目标。刘英把粟裕关了起来，派了一个班专门看管，天天进行对粟裕的批判活动。
对刘英发动的这场袭击，粟裕十分吃惊。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反复考虑。想到敌情如此严重，又失去了同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现在跟闽东北的关系又破裂了，根据地在敌“围剿”中已遭到严重摧残，党内的团结又产生了危机。粟裕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分裂了。于是，从团结和对敌斗争的大局出发，粟裕作了违心的检查，表示以后一定要坚决服从刘英和临时省委的领导。刘英见目的达到，浙西南的军事方面又少不了粟裕，于是放他过关。
这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两人都心存戒备，会面时都各带着自己的武装，而且不敢住在一个房子里。
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抗日，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但江南的粟裕等人是先听到传说，最后也接到了国共合作的命令。
不久，遂昌县政府就派来了代表，请游击队下山进城。又经过一番谈判，粟裕率部下山。当红军队伍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县城的时候，全城扶老携幼，争相观看。队伍经过杭州时，浙江省省长黄绍竑宴请粟裕等红军将领。黄绍竑打量了粟裕半天，仍然怀疑地问：
“你就是粟裕？不像，不像！”
粟裕讽刺道：“黄省长一定以为我是青面獠牙吧？”
“那倒不是。”黄绍竑仍然摇头，“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瘦弱的书生。”
接着，黄绍竑又说：“粟裕你这个人呀，实在不可思议。我打你时，年复一年，东征西讨，不知费了多少力气，连你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是和谈一开，城里乡下到处都是你的人！”
粟裕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华东地区，老百姓的门联上曾写着：“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然而，战场上运筹帷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粟裕，在情场上却是屡受挫折，表现平平。
1939年，粟裕32岁，早已超过了当时那“二八六团”（即年龄28岁、军龄6年、团级干部）的结婚条件，但他还是个实实在在没有谈过恋爱的单身汉。陈毅笑他没有恋爱细胞，对他说：“你在作战地图前滔滔不绝，见了姑娘就变成猫叫了。”
粟裕听了，也就笑笑，并不多说什么。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不想找对象。
一天，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来到教导总队，准备挑选几个德才兼备的男女学员，到部队机关工作。教导队负责人梁国斌给粟裕介绍道：“教导总队第八队有个名叫詹永珠的姑娘，长得聪明伶俐，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不久前入了党。可以找她谈谈。”
粟裕当即同意，梁国斌让指导员王仪通知詹永珠当天下午前来教导总队部谈话。
这位詹永珠出生在江苏扬州市一户普通家庭，父亲詹克明是银行高级职员。詹永珠幼年时，母亲患病去世，父亲省吃俭用，一直供她上了扬州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部分学校内迁四川，詹永珠因家里经济困难，暂时留在扬州。不久，扬州沦陷了。日本鬼子进城杀人放火，抢财夺物，奸淫妇女，吓得老百姓四处躲藏。詹克明为了保护儿女们，临时设置了一个简陋的暗室。在原来堆柴草的房子外边砌了一堵墙，并用柴草盖得很严实，屋内还挖了一个洞，直通院墙边的小河。万一鬼子进来，她们就可以从洞内下到小河里逃走。然而，鬼子天天光顾，这也不是办法，后来詹克明拿钱买通了扬州美国教堂的一位牧师，由牧师带领全家来到上海避难，詹永珠继续进了上海的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她和一些进步同学传阅《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不久，詹永珠和姐姐詹永珊等一行8人踏上了参加新四军的旅程。到达宁波后，四叔硬把姐姐留下来了。詹永珠和叶枫一行人来到章家渡，住在新四军兵站里，要求参加新四军。因为她们是自动要求参军的，没带介绍信，新四军军部不肯收留。她们连续10多天都到云岭军部找人软缠硬磨，最后终于被接收了。
詹永珠接到通知后，来到了新四军教导总队部，梁国斌对她说：“二支队粟裕副司令员现在东边房间里，他找你有事。”
詹永珠推门进去，见到一位军人，身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一身朴素的灰军装，打着绑腿，腰间束一条插满子弹的皮带，隐含着英武气概。粟裕一见詹永珠走过来，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说：“快坐快坐！”
詹永珠怯生生地坐下来。
然后，粟裕像谈家常一样向她提问了：“詹永珠同志，你家住哪里？在哪个学校读书呀？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
詹永珠回答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参军经过。粟裕认真听完，然后接着又问：“你的爱好是什么？”
詹永珠回答：“我爱看书。”
“你看过什么书呢？”
詹永珠思索着说：“我看过巴金的《家》、《春》，鲁迅的《彷徨》、《呐喊》，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
“看来，你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女子，读书也很用功！”粟裕温和而又亲切地说。
詹永珠点了点头。
谈话匆匆结束了。
粟裕在家时，父母曾私自做主，硬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个富农的女儿，比他大二三岁，听说裹着小脚。粟裕认为这是干涉他个人的自由，坚决不同意。参加红军以后，他从来没有与任何女子谈过恋爱，这不是他不懂得爱情，不去想个人终身大事，而是战争环境太紧张，他要集中全部精力干好革命事业。如今，粟裕年龄已经32岁了，应该解决婚姻问题了。自从他与詹永珠长谈后，就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粟裕返回新四军第二支队后，詹永珠调到了教导总队速记班。一天，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前往新四军教导队办事。临行前，粟裕把一封写好的信交给了王集成，说：“请你把我的这封信送到教导总队速记班詹永珠同志手里！”
王集成翻山越岭，来到教导总队驻地，派人去找詹永珠。
詹永珠来到队部。王集成一边给她信一边高兴地说：“詹永珠同志，你要感谢我呀！我给你带来了粟裕同志的信！”
詹永珠接过信，一看果然是栗裕写的，当面拆开，发现信纸里夹着粟裕的一张近照。信上写道：“詹永珠同志，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不见面了。自从上次长谈之后，你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内心讲，我很喜欢你，不是由于别人的强迫，也不是虚荣的动机，而是一个新四军指挥员对一个真正的女战士忠诚的爱……”
詹永珠看着信，一时脸色大变，猛地，她把信和粟裕的近照撕成了碎片。她认为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不该向一位小姑娘求爱。她拿定主意：以后再不见粟裕的面。
王集成见状感到十分尴尬，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解释这件事。
当他把此事告诉粟裕后，这并没有扑灭粟裕爱情的火焰。
转眼到了初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了。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兼任参谋长。詹永珠也从新四军速记班毕业了，她和罗伊、陈模被组织上分配到江南指挥部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速记员。这时，詹永珠最怕与粟裕见面，怕粟裕再次向她求爱，或者报复她上次撕信之事。但是，粟裕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天天带领机关的干部、战士出早操，怎能不见面呢！
这时栗裕仍然希望与詹永珠结成万年之好。一天，粟裕把詹永珠叫到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工作近况，再次表明了他对她的爱慕之情。
詹永珠沉着而冷静地把早已想好的话说出来：“首长，我对你的为人和指挥才能，内心是钦佩的。可是我年龄还小，对谈恋爱没有兴趣。自从抗战爆发后，许多父老兄弟姐妹死在日本鬼子的刀枪下，我们活着的人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追求和痛苦，绝不能考虑自己的生活小事，要为他们报仇。”她的语气，显示出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和潇洒。
“詹永珠同志，我们应该记住烈士的遗愿，像他们那样奋斗下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生活总是发展的，我们抗战的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认为凡是有男女的地方，总会产生爱情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关键是应该摆正革命与恋爱的位置。我请你再考虑一下，最好我俩能交个朋友，以后互相体谅，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粟裕的话使詹永珠觉得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的感情是这样真挚。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头回答：“首长，虽然你是一番好意，可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后再回答你？”
“你可以去考虑，我可以等你，一年，两年，三年都行！”
詹永珠的脸上浮起一层红晕，站起来敬了个礼，说：“首长，那我走了。”
粟裕把她送到门外。不久江南指挥部的机关干部议论开了，有的说詹永珠太清高了，连粟副司令也看不上。
这些议论传到陈毅司令员的耳朵里，他为老战友的婚事着急。有回研究完作战方案，陈毅问粟裕：“你最近谈得怎么样？那个女孩子年龄太小了，她不懂得什么爱情！”
“是啊，最近毫无进展。”
“那就干脆另换一个吧！那还谈得快些！”陈毅认真地说。
“陈司令，不行啊！我已经把她挂在心上了。短时间内不能被她理解，但只要出于真心，坚持下去，是会被理解的。我想等她！”
陈毅一听知道了粟裕的心意，哈哈大笑，说：“何必等哩！哪天鬼子突然扫荡到我们指挥部，你背起那个女孩子就跑，这婚事不就一锤子定了？”
1940年10月，盘踞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阻拦新四军东进抗日，企图占领黄桥，粟裕辅助陈毅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以7000余人的兵力粉碎了韩德勤部3万余人的进攻，歼敌11000余人，俘师长以下军官600余人。皖南事变后，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和陈毅代军长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间威望大增，被传说为“神将”。
随着相处时日的不断增加，詹永珠听到了关于粟裕的许多传说，尤其是目睹了粟裕在黄桥决战中表现出的山崩地裂之际仍沉着镇定的大将风度之后，内心极为钦佩。慢慢地，粟裕在她的心目中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终于，将军的痴情打动了姑娘的芳心。
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驻地旁的小河边。粟裕诚心诚意地说：“詹永珠同志，我会尊重你的意见，尊重你的人格的，你放心好了。现在，我再一次郑重地向你——求爱。”
詹永珠羞涩地低下了头，嘴唇动了动，但没说什么。
见对方不语，粟裕又说：“我是真心爱你的。如果你暂时还不能接受我的爱，我还可以继续等，一年、两年、三年我都会等的。”
“那，三年后我还是不答应你呢？”詹永珠抬起头，双目凝视粟裕，调皮地问道。
“如果真是这样，我继续等，再等一个三年、两个三年、三个三年，一直等到你答应为止。”
詹永珠听了，很受感动。她无限深情地看了粟裕一眼，说：“那……我要是现在就答应你呢？”
幸福突然降临，粟裕无法压抑心头的激动，高兴地说：“啊，我终于被你理解了……”
1941年12月26日，在新四军一师司令部，粟裕与詹永珠结合了。当时粟裕34岁，詹永珠22岁。
粟裕身经百战，知道机要部门的安全至关重要。他说：失去了机要部门，失去了通信联络，指挥机关就等于失去了耳目。削弱了机要工作，就无法保证作战命令机密、及时、准确地传递，如机要人员出了问题，后果更难设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粟裕和身边的机要人员有着许多难忘的故事。
（一）
粟裕在新四军做师长时，明确指示：“任何时候，机要科的位置必须靠近首长。”每到一个宿营地，他总要亲自告诫管理部门，机要科的驻地一定要安全、隐蔽，并要警卫连派出卫兵警戒。部队驻下后，他又亲自来机要科察看，惟恐工作有隐患。在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粟裕无论工作多么紧张，自己拟草的重要电报，总是亲自送到机要科。电报发出后，又亲自来机要科询问，是否有了回音。他还经常叮嘱战士们：“密码一定要保管好，绝对不能丢失。备用的、现用的要分开，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1940年夏天，新四军二支队从江南挺进江北，整个部队的行动计划是：夜间强行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通过宁（南京）武（武进）公路，然后过江。粟裕考虑到机要人员年纪小，体力差，还有一些女同志，如果同大部队一起行动，有可能掉队而发生危险。
于是，粟裕亲自布置，严密组织，并指定一名参谋负责，借来老百姓的衣服和雨伞，让机要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化整为零，两人一组，分散行进。下午，机要科按照首长的布置，头顶斜阳，捷足先登，顺利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到达指定地点。
（二）
1943年秋，为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部队频繁转移，伺机消灭敌人。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部队乘木船偷渡苏州附近的运河，忽听得一阵急促的枪声。糟了！敌人发现了战士们的行动。只见河岸上敌人的碉堡口喷射着凶恶的火舌，一排排子弹从战士们耳边呼啸而过，打在水面上发出“哧哧”的响声。
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力抢渡，机要科随指挥机关渡过了河，敌人的枪声还响个不停，子弹打在河岸的石头上放射出耀眼的火花。
在河岸的公路上，粟裕师长双眉紧锁，在月光下踱来踱去，但又显得沉着而镇定。一个机要战士立即问道：“师长，你怎么还不走？”
他答道：“部队还没全部过来，我一走，大家慌了怎么办！”
同时又命令战士们急速前进，迅速离开枪声密集的河岸。在情势危急的时刻，粟裕总是置自己的安危而不顾，心里时刻装着部队，装着机要人员战士们。
（三）
粟裕非常关心机要科这个战斗集体和战时机要人员的安危。
1941年农历腊月，临近年关，机要科有位同志的手腕上长了个疖子，感染后，红肿化脓，整个胳膊肿得老粗，疼痛难忍。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军医在手术前，竟做了全身麻醉，致使病人两天两夜昏迷不醒，粟裕师长十分着急。
这时，部队正准备出征讨伐伪军李长江部，卫生部意见要送后方医院治疗。而后方医院也经常受到鬼子的骚扰袭击，伤病员很不安全。再则，脱离了部队，治好了伤，不知能不能及时、安全地返回机要科。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粟裕坚决不同意病人转送后方医院，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能离开部队，部队到哪里，战士们就把他带到哪里！”
在粟裕的关照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这位同志随部队出发了，不久恢复了健康，很快又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译电工作。
（四）
艰苦的战争年代，斗争是残酷而复杂的，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1947年，莱芜战役结束后，三野司令部撤到坦埠附近休整。一天中午，敌人突然出动三架B-25、六架B-51轰炸机，直飞司令部上空狂轰滥炸。顿时，驻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乱石飞溅，指挥机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这时，机警的警卫员推粟裕进防空洞，粟裕大声喊道：“不要管我，快去看看机要科，如果机要科炸掉了，我怎么指挥部队！”
敌轰炸机刚过，地上仍一片硝烟，粟裕踏着瓦砾废墟，大步流星地来到机要科，问战士们有没有伤亡，密码有没有损失，对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敌机突如其来，直至我指挥机关上空，一定是敌人掌握了确实情报，而敌人的情报从何而来呢？粟裕担心机要战士的密码是否出了问题，被敌所破，当即指示战士们对密码进行严格检查，让战士们把密码送到有关单位鉴定、检验。鉴定结果，机要科的密码是可靠的。
后来证实，敌人的情报是从逃出的俘虏口中得到的，粟裕这才放心。
（五）
在反“清乡”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中，新四军日夜同日伪军队周旋，频繁的撤退、转移，机要部门的工作更加紧张艰苦。部队开始转移了，他们还在紧张地工作，发完了最后一份电报，才能跟部队匆匆前进。经过急行军或长途跋涉之后，部队休息了，机要人员顾不得饥饿和疲劳，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粟裕体谅他们的甘苦，为了减轻机要人员的负担，师首长决定，给机要人员派运输员挑背包，机要人员只背密码，后来又给机要科配备马匹驮背包。行军途中，粟裕还经常把自己的马给他们骑，自己徒步前进。有时他还亲自驾驶缴获的汽车，送战士们到目的地。
由于频繁地转移，紧张地工作，机要人员的吃饭时间也常常得不到保障。
一次，部队正要出发，而机要科刚开饭，大家端着一碗碗滚烫的稀粥，无法下口。他们本想三口并作两口，吃完赶路，可是心里越急，越是烫得不行。粟裕见此情景也乐了，笑着说：“吃稀饭也要讲究方法呐！怎样才能争取时间吃得快呢？你们不要在碗里上下乱搅，先从上面一层一层地用筷子剥着吃，面上的一层吃完了，下面的一层又凉了。这样才吃得快。俗话说心急喝不得烫稀粥嘛！”
粟裕教的方法真灵，不一会，战士们碗里的稀饭吃完了，与首长一道踏上了征程。
（六）
粟裕待人真诚，谁有困难，他总是主动关心，解囊相助。
1943年春，机要科俞侠同志的家乡上海宝山县，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伪残酷的“清乡”、“扫荡”，使他家里一贫如洗。不久，他父亲病逝，失去了一家之主，日子更难过了。
粟裕不知从哪里知道这一情况后，通过上海地下交通，几经周折，转送给俞侠家里两千元钱（法币），使这个贫困的家庭，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上海解放后，俞侠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家人谈及当时寄钱的事，俞侠茫然了：“我没有寄钱呀！”这时全家人都迷惑不解。俞侠回到部队，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经过多方调查了解，才知道，原来悄悄托人捎钱的，竟是自己的老首长粟裕。
（七）
粟裕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战士们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机要科的战士们常常亲切地叫他“4725”首长（“粟”字的明码电码）。粟裕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唱歌跳舞游泳、打排球、骑摩托车、开汽车等，样样都会。为了支持机要科战士们的娱乐活动，他亲自送给他们一把京胡和一个京剧本子。
有一次，机要科到粟裕师长的住处，发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歌片，其中有个女同志问道：“师长还会唱歌？”
粟裕装出不服气的样子说：“哦，只许你们小鬼唱，就不许我唱！”
说完放开嗓门，唱了两句，然后开怀大笑。
战士们也被逗乐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八）
粟裕平易近人，还喜欢跟部属开玩笑。
有一次，战士们在浙南汤溪和龙游之间开辟新区，粟裕拍拍张文碧的肩膀说：
“张文碧，战士们去打土豪好不好？”
张文碧说，“好，上哪里去打？”
粟裕说：“到我的家乡！”
张文碧惊奇地问：“你是湖南人，战士们在浙南怎么去？”
粟裕哈哈笑着翻开一张油印地图，指着一个小镇说：“看，这不是湖南吗？”
实际上，他指的是浙江汤溪县的湖南镇。
顿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九）
1959年，粟裕出差到广州，得知当年的机要员陆锦荣在广州工作时，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他。
第二天，陆锦荣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看望自己的老首长。刚进屋，粟裕在楼上听见了，一边兴高采烈地快步下楼，一边亲切地大声叫着：“小陆子、小陆子，你好啊！”远远地就伸出了双手。陆锦荣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首长的手，激动地向首长问候、致意！两人相见，胜似久别重逢的亲人。
粟裕又关切地问：“小陆子，这些年身体怎么样？工作得怎么样？”
陆锦荣详细地向首长汇报了自己和单位的工作情况，又将其他战友的情况作了介绍。粟裕仔细听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最后，陆锦荣谈到过去一师牺牲的一名同志，一时想不起姓名，问粟裕是否记得，粟裕脱口而出，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并意味深长地说：
“那么多好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战士们是幸存者，活着的要记住，死了的也要记住。”
粟裕就是这样，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去的艰难岁月和与他一起浴血奋战过的战友。
1940年的暮春时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出了一位科长，前往兵站检查工作。这位科长到达兵站后，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兵站站长王永安竟然在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接待他并向他汇报工作；尤其使这位科长大惊失色的是，兵站站长的“工作汇报”中，居然有一条堂而皇之的内容——说自己结婚了。莫名其妙的科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什么？什么？”他连连发问。
科长得到了站长重复肯定的回答之后，惊魂未定。忽然又见一位有着“羞花闭月之貌”的窈窕淑女悠然而至，步履轻盈地径自入屋；王永安起身介绍，话刚说了几句，她见屋里有外人，又听王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十分羞涩地急忙回避，遂慌里慌张地夺门而逃。
于是，这位科长不再听取汇报，也无心再作了解；立即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十万火急地赶回领导机关复命。
一回到驻地，这位科长作为紧急情况，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作了如下汇报：
在远离领导、独处一隅的偏僻环境，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科长既是目睹耳闻，判断又极合乎逻辑。因为傻大黑粗的“广西蛮子”王永安，又是个残疾人（少了一只手），是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的；用不着问，定是强迫。那姑娘见了王永安拔腿就逃走了，这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
“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把王永安捆绑关押，等候处理！”与粟裕一起听汇报的陈毅大发雷霆。
众人也无不深感意外，非常气愤。在随即召开的全体科以上干部专就此事讨论处理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
因为这时规定，干部和战士都不准结婚，身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副指挥的陈毅和粟裕也均未结婚。何况处于敌后极为艰难之时，伪顽和盟军国民党部队与我又时有摩擦，人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我军的胜负，群众纪律尤显重要。所以，大家对此事都持严厉态度。此前此后皆不乏此例。
粟裕在大家发言时，一直沉思不语。
陈毅在大家发言后征询他的意见。粟裕想了想，看了看陈毅，又看了看大家，然后缓缓地说道：
“党纪军纪必须严肃。对人的处理必须慎重。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更要考虑再三，不可匆忙决定。王永安是当过白军，但那是被迫的嘛！才十岁刚出头的孩子，被白军抓了去，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白军‘围剿’井冈山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负了伤，不得不截掉。按规定，伤好了，发路费，劝他回家去的，可是他不走，坚决不走。他对红军医院尽心尽力为他治伤，心里非常感激，又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心里非常羡慕，更不想走了。没有右手，打不了枪，他就到炊事班去帮忙做饭、烧火、背锅、担米；还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抢救伤员，表现是很突出的。部队开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他吃苦耐劳、勇敢坚定，终于博得了大家的喜爱；经他再三再四请求，也经大家再三再四请求，部队领导才批准收留他参加了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入了党，从战士到炊事班长，再到直属机关指导员、兵站站长，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恶习、旧病呀，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官僚了呢？这个同志也不是没有远离领导执行过任务，将近十年斗争环境的生死考验，证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嘛！怎么突然之间会是这个样子呢……”
根据粟裕的建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专就“强迫成婚”一事，重做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他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二次受命的这位科长同志重返兵站，再作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次，他赶回指挥部复命的急切心情，比上次赶回时更加急切。他向陈、粟等首长再次汇报此事时，面有愧色，十分内疚地说：“王永安同志在兵站工作克勤克俭，忠于职守，深得兵站同志和驻地群众的信赖，与军内外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密切和融洽。”
陈毅说道：“你说清楚点。”
科长开始叙说此事。
原来这时新四军都住民房，王永安的房东是世世代代勤恳耕种的贫农，老两口天天看着这位“老百姓的贴心人”——新四军兵站站长，为了抗日工作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料理好自己的生活，难得吃上一顿热饭，连洗脸毛巾也拧不干；拖着有残疾的身子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成天乐乐呵呵。因此，房东老两口既喜欢他又同情他，跟村里的一些老人一起商量，为了使王站长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为老百姓办事，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
这时，村民们对王永安无不称颂，都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谁家姑娘嫁给这位新四军“独臂将军”是谁家姑娘的福气——肯定错不了，一定靠得住！而这位姑娘平时就遵双亲之命，对王永安关心照顾；见他忠厚老实，待人和气，体魄健壮，朝气勃勃，虽然只有一只手，却比有两只手的人还能干，早有敬慕之心，也就大大方方地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表示听从父母安排，愿意与王相伴终身。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领导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老两口备好了结婚的酒菜，“始终没有来得及报告新四军首长”，就在全村敲锣打鼓，欢呼祝贺声中，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
王永安为此惹怒上级，新娘和她的双亲最先得知，心急如焚；村里人们也愤愤不平，议论纷纷。为此事第二次进村调查的科长，被村中一位最年长的老人拉住质问：“为什么说是强迫成婚呢？如果硬要说是强迫，决不是你们新四军强迫，而是我们老百姓强迫！王站长身残志坚，恪尽职守，日夜操劳，多有不便；全村人都心疼他，房东两口子信得过他，房东的独生女又真心喜欢他——军民结成百年之好，是天赐良缘，岂料喜事刚办完，祸从天降！请问劳苦功高的王站长何罪之有？新四军和老百姓还是不是一家人？”
科长把上述情况一说，全体科以上领导同志再次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它的特殊性，实属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所致；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而倒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难解难分的鱼水之情，感人至深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挚爱之心！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对王永安的关押，免予处分。”
这会刚要结束，披红挂绿的新娘在其父母陪伴下，由一群村民簇拥着，急匆匆地赶了来——“要求晋见新四军首长”！
陈毅和粟裕闻声，当即离座出迎，然后，满面春风地热情接待了风尘仆仆前来“上访”、说情、“一定要解救新郎”的人们。陈毅当众宣布了会议决定，并立即下令释放新郎，还具体指示警卫员给王永安洗脸刮胡子，换上新军服，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来向岳父母施以大礼，同新娘子夫妻团聚……
“不枪毙王永安了！王永安放出来了！”
消息传开，群情沸腾。当地人民群众和我军干部战士无不认为这是顺军心、合民意的大喜讯！王永安同志本人，更是激动万分。从此他组织纪律观念更强，革命工作热情更高；后来，又担负了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重任。
他的妻子，在父母积极支持下，也参加了新四军，组织上安排她在王永安任院长的医院工作。夫妻双双在抗日战争最艰险的危难时期并肩战斗，感情笃深，堪称“模范的抗日夫妻”。
1942年6日下旬，新四军一师一团在江苏泰兴县拔除了日寇侵占的宣家堡据点。
泰州的日伪军进行反扑，这时，团参谋长刘亨云正带领部队准备迎头痛击前来的日伪军。突然，他接到师部的一份电报，让刘亨云立即去师部报到，另有任用。
刘亨云匆匆地赶到了师部，粟裕师长找他谈话，说是决定调他去浙江工作。然后，他对刘亨云说：“当前急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浙东迅速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解救处于苦难中的浙江人民。”
接着，他又告诉刘亨云，在新四军军部还有些同志也要去浙江，等大家到齐了一块走，并同刘亨云商谈怎么走才能又快又安全。
刘亨云谈了自己的看法，粟裕表示同意，突然，他说：“你把头发蓄起来，这和尚头目标太大。”
“听说你在谈恋爱？”粟裕突然问刘亨云。
刘亨云一听，连忙惭愧地低下了头。粟裕治军严格是有名的，现在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却在考虑个人问题，粟裕能原谅吗？想到这里刘亨云立即站起来说：“我错了。”
“错什么？马克思主义又不是独身主义。”
粟裕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让刘亨云坐下后又接着说：“你和机要员谈恋爱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看你谈恋爱以后，部队带得很好，打仗仍然很勇敢。机要员小王呢，工作更积极了，这就很好嘛！我决定这次让她和你一块走。她是洋包子，你是土包子；她是上海人，你是江西老表，叫她掩护你，你一路上少说话。”
听着这番话，刘亨云心上的大石头掉了下来。这时又像往常一样，粟裕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浙东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到了那里要长期坚持，站稳脚跟。可不能背了包袱回来。”
从那以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刘亨云在浙东工作期间非常勤奋，并且很有成效。
1948年7月，刘亨云在豫东战役中负了伤。
在这以前，刘亨云负过三次伤，左腿的腓骨上还一直留着弹片，这都没有妨碍他重返战场。但是这一次，一条10厘米左右长、手指般粗的锯齿形弹片钻进了右肺，差一点钻进了心脏。
这一天，刘亨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突然床边响着来回踱步的脚步声，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每逢重大战斗之前，粟裕总是这样在军用地图前踱步沉思，忽然，脚步声停止了，只听见粟裕说：“不行。不能让他这样躺下去，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
刘亨云用力睁开眼睛，果然是粟裕站在床边。
粟裕见他醒过来了，俯下身来对刘亨云说：“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转院，到大连的苏联红军医院去，那里的医疗条件好一些。但路程较远，护送十分困难。另一个办法是我向军委报告，请军委领导派高明的外科医生来给你动手术。”
刘亨云不置可否，静静地听着，心头升起了希望的亮光。
这时粟裕又说：“好吧，就按第二个方案办吧。”
刘亨云想像平时听完首长下达战斗命令那样，敬一个军礼，说一声：“是！”谁知手刚刚抬到胸前，就无力地掉了下来。
不久，果然来了一个名叫爱诺斯的加拿大外科专家，给刘亨云顺利地动了手术，把刘亨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使刘亨云能够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
金门岛登陆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九兵团的4个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
这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粟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零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这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七、第九兵团共6个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三十二军入闽，接替第十兵团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
结果，粟裕和肖劲光会商后，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粟肖的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地区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因为此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
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七、第九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样，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海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三兵团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十九兵团，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然而，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有两大困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