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塌能撑着的罗长子：罗瑞卿
罗瑞卿（1906-1978），1906年5月31日生，四川南充人。1926年考入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1928年10月在上海入党。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6月部队编入红四军后，任支队党代表、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政委、第四军政委。1932年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底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左腿致残。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8年7月出国治腿，8月3日不幸逝世。
罗瑞卿的祖父叫罗盛于，是地主，在当地可称大户。他中年逝世后，三个儿子分了家。他的妻子蒲氏随最小的儿子罗春庭生活。罗春庭就是罗瑞卿的父亲。
罗瑞卿的母亲姓鲜，是南充北乡有名的大户鲜锦堂的女儿。鲜家在南充城里买了房子，开着绸缎铺。1905年同罗家结亲，两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门当户对。
第二年麦收时节，鲜氏要分娩了，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几天几夜也生不下来。开始时鲜氏呻吟不已，结果，几天以后，声音越来越小，罗蒲氏怕有三长两短，赶紧派长工把亲家母接来。到阴历闰四月初九，孩子仍未生下，两亲家左商量右商量，最后又用轿子请来了当地有点名气的接生婆。
接生婆一进门，摸一摸鲜氏的肚子，说：“孩子还是活的。”
两亲家这才算松了一口气。接着接生婆要洗手，一面洗一面问：“要大人还是要娃儿？”
按照惯例，这时要给接生婆洗手钱。如果大人、小孩都要，价格是一对银镯子。亲家母不敢怠慢，赶紧将一对银镯从女儿手上退下来，交给接生婆，同时连连说道：“大人、娃儿都要。”
罗蒲氏看到银镯子落入接生婆之手，有点心疼，埋怨亲家母说：“你咋个这么快当？”
鲜氏的母亲瞪了她一眼，反问一句：“是人要紧，还是东西要紧？”
说话间，接生婆已经接下了娃儿，此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谁知孩子刚出世不会哭，接生婆“啪啪”打了几巴掌，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孩子落生时，脐带缠在身上，很像是武装带。接生婆就说：“这娃儿将来是要当兵的。”
“大人、娃儿没事就行，当兵不当兵无所谓。”罗浦氏马上接口说。
这孩子就是罗瑞卿。
由于他是由接生婆接到人世间的，小名就叫接娃儿，后来为了讨个吉利，家里人就叫他吉娃子。
然而，他的诞生并未给家里带来什么吉利。他的父亲罗春庭是个“耍哥儿”，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没有钱了就卖地卖家具。而母亲由于生罗瑞卿是难产，伤了身子，以后又接连生了12个孩子，只活了7个。结果，罗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鲜氏既当妈，又当爹，除了侍奉婆母和不争气的丈夫、抚育子女外，还要掌管家里入不敷出的经济。劳累和疾病使她心力交瘁，常大口大口地吐血。
幼年时，罗瑞卿曾与一个弟弟同时染上天花。罗春庭夫妇各自照看一个。罗瑞卿的母亲衣带不解，日夜守护着罗瑞卿，不让他搔破水疱。结果罗瑞卿不但养好了病，而且奇迹般地周身未留下任何疤痕。而罗瑞卿的弟弟在他父亲的照看下，却留下了一脸麻子。以后，罗瑞卿热爱他的母亲，对父亲却没有什么感情。
6岁时，罗瑞卿入一姓袁的地主家的私塾读书，11岁时，外祖父将他接到鲜家沟自己家的私塾读书。
罗瑞卿的外祖父鲜锦堂是一个土财主，平时省吃俭用，购置了不少土地，但由于在官场上没有靠山，曾经挨过官吏的敲诈。他平时比较吝啬，但却舍得在培养大外孙身上花钱。
鲜锦堂之所以愿意培养罗瑞卿，原因有二：一是他感到把女儿嫁给没出息的窝囊废罗春庭，亏待了女儿，要在培养外孙上做一点补偿；二是鲜锦堂虽有三个儿子，但老大早死，老二去上海学医，一去不返，同家里断绝了关系，老三还小，鲜锦堂便把振兴家业、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罗瑞卿身上。
罗瑞卿入中学读书不久，他母亲的病日益沉重，父亲罗春庭则依旧是成天泡茶馆。家里的田地已快卖光了。罗春庭看到三家邻居都因为有儿子在商店当掌柜而赚了钱，便开始打他大儿子罗瑞卿的主意，想让他去学徒，家里可以省下一张嘴，3年满师就可以挣钱养家了。
由于罗瑞卿出生是难产，当初家里怕不好带，除了给他取名吉娃子、给他戴上银项圈外，还给他拜了几个当地称作保爷的干爹。其中有一个姓刘的干爹，给商人当采买，认识城里小东街一个绸缎铺的曾老板。经姓刘的介绍，罗瑞卿便进了这家绸缎铺当学徒。
在送罗瑞卿当学徒后不久，罗春庭夫妇又一手包办给他娶了一位姓林的姑娘为妻。
罗春庭给儿子娶亲，虽然已告诉了鲜锦堂，但让儿子去当学徒，却没有告诉老丈人。一天，鲜锦堂清早从小东街路过，突然发现大外孙正在曾家绸缎铺门前扫大街，十分诧异，忙问是怎么回事。罗瑞卿一五一十告诉了他。
鲜锦堂听了十分恼火，立即乘轿子下乡，来到罗家，把罗春庭叫出来，臭骂道：
“你们干的好事！好了不起的曾大老爷，把我的外孙送给他去当学徒！你们不怕丢人，我还要我的老脸呢！”
他骂完便打轿回城，连女儿亲自煮的醪糟蛋都没有吃。
过了几天，鲜锦堂便把罗瑞卿接了回来，并再度把他送入县立南充中学学习。
罗瑞卿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入党的经历颇有些传奇性。
1926年初，黄埔军校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了武汉，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要在各地招收一批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的老师、共产党员袁诗荛鼓励罗瑞卿投考军校。听到这个消息，罗瑞卿十分高兴，立即离开了成都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6年底，罗瑞卿被分配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他因为生病脱离了张发奎的队伍。病好了，罗瑞卿便同失掉党的关系的共产党员任启愤等一起找党。
这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他们认识的党员不是被逮捕抓进监狱了，就是被送上刑场了；还有一些是已经在报上登了反共启事的变节者，而这些人已经不成其为党员了。真正的、仍然在进行着革命活动的党员呢？在茫茫人海中却一个也找不到。
天气越来越冷，白色恐怖也越来越严重。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任启愤对罗瑞卿说，秦汉山部驻在湖南常德。这支部队曾参加过由刘伯承等领导的泸顺暴动，出川后被鲁涤平收编。任认识秦，可以在那里找事做，暂时存身。
于是，罗瑞卿、任启愤即乘小火轮穿洞庭湖经津市到常德。
来到常德后，秦汉山给了任启愤一个差事，对罗却爱莫能助。此时，茕茕孑立的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1个月的时间。不久，他得知任伯芳在澧州由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他，随后，罗瑞卿由任伯芳介绍到澧州那支部队的政治部宣传科当科员。
此时，任伯芳也失去了党的关系。1928年夏天，他们商量决定到上海找党。
到上海后不久，罗瑞卿又同任白戈、王义林等相遇。五六个人挤住在田汉举办的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一个亭子间里，过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这时，罗瑞卿在军校的同学潘先知等人看到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被罗瑞卿拒绝了。
不久，罗瑞卿得知任伯芳已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便向他提出入党要求。
任伯芳说：“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已经转入地下的情况下，要想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你就说在军校入党，失掉了关系，你写个报告，由我做证明人算了。”
罗瑞卿虽然感到这样做不妥，但由于入党心切，还是照办了。
中央军委随即派欧阳钦同他接上了关系，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给他。
这就是罗瑞卿入党的经过，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寻找信仰的一个真实、又有点悲壮的故事。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当时罗瑞卿不成熟的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瑞卿逐渐步入领导岗位，然而，入党一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他心上的一个阴影。他总觉得自己是做了对不起党的事情，于是，便用加倍的忠诚和努力来弥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盖子终于揭出来了。
林彪、康生、“四人帮”把假党员的帽子戴到罗瑞卿的头上。罗瑞卿带着悔恨和愤怒，诚恳地向党、向毛泽东陈述这段真实的经历：
1926年夏，我从我那个破产的地主家庭分裂、偷跑出来后，就带着一点进步的倾向（当然是很微弱的）向革命寻找出路。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黄埔武汉分社。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有比较强烈的愿望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大革命失败被敌人打散后，无论是想回四川找朋友，或病因武昌，或因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同任启愤去湘西以致流浪各地，在以后同任伯芳到上海，都没有改变这种愿望……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都未能如愿。从中学起，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接近的人都是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带有某些进步倾向的人。我没有同坏人亲密接近过，我没有做过或任何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坏事。这些，如果党还没有审查清楚，请求党严加审查。
我加入党，没有组织手续，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到党内来是革命的，不是来混日子，更不是来投机、来破坏的。这是被历史决定也被历史证明了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严重地压迫我，我除革命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去年11月我向主席的报告中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同党发生关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到宜昌后，因交通断绝，党要我去一个县委任秘书暂时隐蔽。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回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州，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人，一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都是坚决服从的。
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了不少重要职务。每当想起此事心里总觉不安。职务每提拔一次，自己就震动一次，但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过任何坏事。我的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于主席和党的路钱、政策、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没执行好所致，决非我有意损害党。
这段往事多少年来，甚至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罗瑞卿的心上。
后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罗瑞卿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重又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罗瑞卿去世以后，由邓小平同志宣读的悼词中对罗瑞卿的入党这样写着：
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党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承认罗瑞卿的党籍。
1929年初，在中央军委的安排下，罗瑞卿、曾省吾由地下交通员带领，经漳州、南靖、龙岩到上杭蛟洋。
这时，闽西有两支游击队，一支在上杭，领导人即为傅柏翠；另一支在永定，领导人是张鼎丞。这两支队伍是在1928年6月永定和蛟洋暴动后组成的。罗瑞卿和曾省吾加入了傅柏翠的游击队。
5月间，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傅柏翠、曾省吾闻讯后立即到上杭北面的新泉、庙前去联络。
第二天，红四军路过游鱼坝，罗瑞卿和傅、曾率领游击队和当地群众欢迎红四军，街上摆了茶水，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村口插了红旗。随后，一起攻打龙岩。红四军主力打西门，罗瑞卿等率游击队在东门佯攻，5月23日攻克龙岩。5月26日，上杭一带游击队编为红五十九团。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6月，红四军三打龙岩之后，闽西的地方武装又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为司令，张鼎丞为党代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主任。随后，罗瑞卿参加了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陈毅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并就红四军的现状及党内存在的分歧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罗瑞卿随第四纵队和第一纵队一道，坚持闽西斗争。不久，罗瑞卿被调到第二纵队第五支队任党代表。在上杭，罗瑞卿又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开完“八大”后，即奉命出击粤北东江地区，但是战斗失利，只好于11月中旬返回闽西。这时，陈毅已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返回部队。23日，红四军攻克汀州。随即，毛泽东被朱德、陈毅等人请回部队。
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注意到了罗瑞卿。其实，在红四军召开“七大”时，他们就见过面。但当时毛泽东心事重重，对罗也就没在意。这一次，他注意到了这位看着比自己还要高的罗瑞卿，便问道：“你是北方人吧？”
罗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
毛泽东略感惊讶：“哦，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却都是长人，你看来还要比我更高一点。称得上是个‘长子’。”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他的姓名和干什么工作。这是罗瑞卿和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交谈。
随后，罗瑞卿在一个月内几乎每天同毛泽东都有接触。
1929年底，罗瑞卿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结束后，秋收起义的参加者罗荣桓任第二纵队政委，随后，罗瑞卿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由于毛泽东说他是“长子”，从井冈山开始，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外号。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对于“罗长子”有许多的形象说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的：“天塌下来怕什么，有罗长子顶着呢！”
1930年1月，赣闽粤三省敌人对闽西举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毛泽东率领的前委和第二纵队在闽西阻击敌人。
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找报纸，并从第一版直到最后一版仔细阅读，连广告也不放过，从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了解敌人的动态。在井冈山时期，报纸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东西。这时，作为二纵的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除协助罗荣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搜集白区报纸。为此，罗瑞卿经常托人为毛泽东购买报纸。在从闽西到江西的途中，罗瑞卿曾为毛泽东买报纸引出过一段轶事。
一天，罗瑞卿拿出一些钱委托一位做邮差的江西老表到白区去收购报纸。
几天后，这位老表满载而归，并向罗交回还剩余的两块光洋。
罗瑞卿看到这位邮差薪水菲薄，家小多，生活很困难，便将这两块光洋送给他。这位老表做了多年邮差，见过各种牌号的军队，但从未见过像红军这样同老百姓心连心的军队，也未见过对老百姓这样和蔼的长官。他将这两块大洋视如拱璧，一直舍不得花。
然而，后来他生活实在困难，家里快要断炊了，便将这两块银元换了40枚5分的中华苏维埃铜币。这些铜币他每用一枚都要掂量再三，当剩下最后一枚时，他决心永远保留以作纪念。
1934年秋，红军长征后，他仍将这枚铜币珍藏在家中。
全国解放后，他从报上看到罗瑞卿已任公安部长，便给罗瑞卿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信。当罗瑞卿拆开这封信时，那枚铜币便滚落到他的办公桌上。后来，罗瑞卿将这枚铜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井冈山时期，在第二纵队中，罗荣桓任二纵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两人都是分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他们性格上各有特点。罗瑞卿活泼、干脆，罗荣桓沉静、稳重，一动一静，迥然不同，但配合十分默契，开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因为他们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为区别起见，大家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以后，罗瑞卿和罗荣桓长期在一起战斗，大罗小罗之称一直伴随着他俩。
1931年4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率2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4月20日，红军主动后撤到根据地腹部东固、龙冈一带隐蔽待机。
敌军进入根据地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动十分谨慎。到5月14日，红军已等待了25天之久，敌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准备离开富田坚固的工事向东固推进。红军总部获悉后，立即命令一、三军团分3路攻击运动中之敌。红四军担任右路，抢占观音崖、九寸岭两处隘口，正面阻击敌人。
从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一大山，只有两条大路可通，观音崖、九寸岭是必经之地。5月16日，师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率领十一师迅速抢占了观音崖，十一师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独立房屋内。这所房屋是老表看山歇脚、以避风雨的，房门很矮，身材高大的罗瑞卿进出都要低头。师特务连长杨得志又领人在旁边搭了一个棚子，作为师指挥所。
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敌人便打来猛烈炮火，那个棚子很快被炸塌。曾士峨、罗瑞卿此时正在棚外用望远镜专注地观察敌情。不一会儿，罗瑞卿看到敌人的一路正向左面三十三团阵地迂回，立即告诉曾士峨，曾士峨点头说：“三十三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只有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三十三团阵地。”
随即，曾士峨吩咐杨得志派人通知三十三团团长聂鹤亭，让他坚决顶住。
杨得志刚把人派出，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高高的罗瑞卿首当其冲，左颊中弹，他立即转身去扶那房屋的门框，没扶住便倒在独立房屋面前。这一子弹打断了罗瑞卿的动脉，顷刻间，他满头满脸是血。看到政委倒了下去，曾士峨命令医生抢救后，自己也挥舞着驳壳枪冲下山去迎敌了。
这时，医生叶青山刚刚恢复党籍才4天，他听说罗瑞卿负了伤，飞快赶来进行抢救。
罗叶有过一段交情。1930年12月，当部队南撤到宜黄时，开展反“AB团”的斗争。第十一师的唯一经过科班训练的医生叶青山也被一个看护长供出是“AB团”，于是叶也遭到审查。在动员他招供时，他搜索枯肠，交代道：“我惦念孤身一人在家的老母，有一次卫生队有人怕被抓‘AB团’，要开小差，我也随声附和，想回家看看老母亲，这说明我革命意志不坚定，有危险的动摇情绪。”
然而，十一师政委罗瑞卿不相信叶是“AB团”，在“左”倾情绪盛行的形势下，要解脱叶青山，需要转一点弯子。于是在一次大会上，罗瑞卿宣布：“对叶青山，还是让他看病治伤，在使用中进一步对他进行考察。至于说他动摇，给他开除党籍处分！”
罗瑞卿这一着在极“左”情绪下，是要承担风险的，终于救了叶青山一命。
后来，毛泽东见到叶青山时常常开玩笑地说：“叶青山，叶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1931年5月12日叶青山又被恢复党籍。
此刻，叶青山看到罗瑞卿左侧颞颥颌关节已经击穿，颞颥动脉受损，出血严重，应采取压迫止血法，但身边又找不到可应用的材料。他摸摸自己的口袋，发现一块银元，情急智生，于是，他将这块银元用几层纱布裹住，放在罗瑞卿伤口出血处，实行了加压止血包扎，然后让人用担架将罗抬到救护所去，自己又去抢救别的伤员。
在师救护所，有一位护士不知罗瑞卿的伤情，他看到罗的脸上结了紫黑色的血痂，血痂上还有一些泥土、草棍，便动手去清除污物而把血痂揭开了。这一来，动脉中的血又冒了出来，他吓得手足无措，又到前线去找叶青山。
结果，叶青山赶了十几里路到后方，好不容易才又止住了血。
这时罗瑞卿已经十分虚弱，叶青山怕他再出血，便陪伴着他，并决定马上把他送到后方医院。结果，叶青山和罗的勤务兵王保林还有两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一路上小心翼翼，每天多则走三四十里，少则走一二十里，终于在25日把罗平安送到位于上田的后方医院。
在医院内，由医务主任李治和叶青山给罗瑞卿做了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的手术。手术基本可以，但由于失血过多，加上一路上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
有一天，他稍稍清醒，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一人说：“太短了，长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
另一人说：“已经够长了。”
罗瑞卿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说的就是自己。原来，他们在为他做棺材。
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罗瑞卿这次负伤也落下一个后遗症，这就是嘴不能张大，吃饭困难，不能大笑，说话也吃力，显得有些咬牙切齿。后来，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时，有人还提出：罗瑞卿太严肃，没有笑容，一说话就咬牙切齿，人们都怕他。
叶青山立即解释说：“他受过伤，是我给治的，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所以以后讲话他一定要咬牙切齿，否则就讲不出来。其实他虽然对敌狠，但对自己人很和蔼，是一位好领导。”
罗瑞卿在抗大工作期间，曾留下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一）要蒋介石把悬赏人头的钱先拿来买纸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纸张严重匮乏。红军大学便用蒋介石从飞机上撒下来的传单背面印讲义、写笔记，部队搜集到这些传单，都送到红大来供大家使用。
一天，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大家来看呀，你们的身价又提高啦！”
大家一看，是国民党悬赏的赏格，宣布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都按职务大小不同各奖大洋若干。同志们一算，仅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值好几百万。有的同学对罗瑞卿说：“老罗，你去给蒋介石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先支出来，我们买点纸、笔也好哇！”
罗瑞卿立即风趣地说：“可以啊！我对他说，脑壳我先保存着，就怕他龟儿子付不起钱呀。”
后来，张爱萍、宋裕和按此情节编了一出小戏。过去演戏，罗瑞卿常演蒋介石，这次他要演自己，蒋介石这一角色便让给了耿飚。宋美龄由宋裕和扮演。据耿飚回忆，这出小戏的台词大致是：
罗：（作打电话状）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罗）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对宋）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罗：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你一分也没有发。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此时，罗瑞卿仍然绷着脸，但台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干脆跳到台上，作夺下蒋介石的电话状，问：“喂，你把钱弄到哪里去了？”
台下七嘴八舌问：“快交代！”
“快说！”
这已经出了原规定的剧情范围了，扮做蒋介石的耿飚只得应付一句：“我都抽了大烟啦！”
（二）给科长处分
在抗大，队列科负责外来青年学生的报到和编队工作。凡是分配到抗大来学习的，先要到队列科报到。
1938年的六七月间，天气干热。一个从白区来的女青年学生来抗大报到，路上跑得满头大汗。队列科科长好意地给她打来洗脸水。
这位30岁了，还没有结婚，看这个女青年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打完水后又凑上去和她比胳膊，说些什么“你这么白，我这么黑”之类的废话，还伸手摸了人家一下。
当时，这位女青年什么也没说，只是躲闪了一下。队列科长见人家没有大的反感，胆子就大了，又试探着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满怀信心认为人家对他有点意思呢，哪晓得稀里糊涂之间就闯了个祸。
那位女同志办完手续之后，就给校方写信告发了这件事。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接到告发信后，把信拿给党务科长李逸民和组织科长李志民。这位出了洋相的科长同李逸民和李志民的工作关系很好，李逸民感到很为难，于是就提出最好把这件事压下来，由张主任去跟那个女孩子谈一谈，然后由两个李科长找这个冒失鬼批评批评，这件事就算了。
谁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不晓得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把李逸民找去，批评说：“你这个机关党委委员、党务科长，原则性跑到哪里去了？”
李逸民问：“你怎么知道的？”
罗瑞卿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连这些都不知道，我能管好抗大吗？”
最后，他叫李逸民第二天把那个女孩子的揭发信送给他看，才让李逸民离开。
第二天，张际春、李志民和李逸民一同到了罗瑞卿同志那里。他正在吃早饭，见张际春等人来了，放下碗筷，接过那个女孩子的信，看完后，他很生气地说：“怎么搞的！我们抗大冒出这么个科长来？真不像话！”
李逸民和李志民都不吭气，张际春只好讪讪地说：“你先吃饭吧。”
“不吃了，气也气饱了！你们挂电话，把机关党委的成员都找来，就到我的窑洞来，马上开会处理这件事。”
不一会，委员们都前后脚跑来了，惟独那位队列科长没有到。罗瑞卿同志厉声吩咐：“一定把他找来，派人去找。他不到，我们就坐等！”
等了片刻，队列科长骑马慌忙赶来了。一进门，罗瑞卿就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然后主持开会。
在会上，这个科长老老实实做了检讨，大家也都对他进行了帮助。罗瑞卿最后很严肃地讲：“有人把这看成小事一桩，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个违犯纪律的问题。当前，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党在全国搞统一战线，对外来的青年，应当热忱欢迎，给他们关怀照顾，使他们感到像是回到了家那么温暖。可是，有的人行为不检点，在政治上影响很坏，败坏我们抗大的声誉，这还是小事吗？”
由于这个科长承认错误的态度比较好，根据罗瑞卿提议，经过会议讨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决定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党政军机关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徐向前率领由晋冀鲁豫一些部队组成的第一兵团在山西转战；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部队编为第二兵团。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第三、第四纵队过平绥路东进。
12月23日，解放军攻克张家口。
在石家庄，罗瑞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他乘车上街，看到3名战士骑着马朝天开了3枪，然后围着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岗楼转，一面转一面骂：“老子抗战八年有功，你们谁敢管！”
罗瑞卿见到了非常生气，命令停车，派随行人员去制止，同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3个战士一见罗瑞卿，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听交通警说，这3位战士把马拴在路旁的树上，啃坏了树皮，还拉了满地粪。这位警察劝他们将马牵走，便惹出了这场风波。
罗瑞卿又问这3个战士是哪个单位的。他本想给这3个战士从严处理。但是，他一听他们是原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副和两个兵，刚刚改编过来，就改变了主意，命随行人员把这3个人交给他们原部队处理。这位警察看在罗瑞卿的面子上也就作罢了。
这是罗瑞卿第一次与交通警察打交道，这时，他绝对不会料到，3个月以后他自己会成为全国所有警察的领导人。
1949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召罗瑞卿到北平。
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等同志话别后，便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前往北平。
抵达北平后，罗瑞卿来到中南海。这时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已从西柏坡迁进北平，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毛泽东还住在香山。罗瑞卿推门进去时，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毛笔，哈哈一笑，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
罗瑞卿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
“李克农。”罗瑞卿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罗瑞卿便不作声了。
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又被政务院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5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领导机构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妓院是旧社会的毒瘤，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一进北平，立即着手实行对妓院限制发展的政策。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和纱帽胡同。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增加到十条妓院胡同。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北平的妓院数又有了增加，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到40年代初，各等级的妓院总数达到了263家，从业人数达到2597人。嫖客主要是汉奸权贵，以及发国难财的商人。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数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有273家，妓女1268人。
北平的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又称“一等小班”或“一等清吟小班”、“大地方”、“大胡同”。所谓“清吟”是指妓女都为苏州、扬州或杭州人，年轻漂亮、清秀可人，她们自小就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一等小班一般设在整齐的四合院内，妓女有贴身女佣，嫖客都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玩的地方，也是他们做事的地方，卖官买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二等妓院称为“中地方”，或叫“茶室”。设置比一等妓院差一点，但并不是很明显，差别明显的是妓女。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三等妓院叫“下处”，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妓院的房子简陋，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
妓院是有钱有势之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藏污纳垢之处，性病蔓延，无法控制。一些罪犯如盗窃犯、烟毒贩子、诈骗犯等更是躲在妓院寻欢作乐，滋事生非。妓院，一片恶臭熏天。
对妓院这一旧社会的毒瘤，人民政府不能坐视它溃烂流脓。北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将妓院列入特行管理，对妓院的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不再放任自流。1949年，北平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固定住址，并于当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迅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同时，各派出所经常派干警检查妓院遵守以上规定的情况，并及时收容审查嫖客中的特务、土匪、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及其他不法分子，使他们不再浪荡于社会，危害社会。民警常在一些妓院集中的胡同巡逻，盘查嫖客的真实身份。对于嫖客是公职人员或学生的，则通知所在单位，责令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教育和适当处置。这样，许多嫖客害怕“丢脸”而不敢再涉足妓院。派出所还采取在嫖客的证件上打戳子的办法，以便于追查。有一段时间，巡警在出入妓院嫖客的证件上、货单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子，这一举措吓得许多嫖客不敢再上妓院。
1949年10月的一天，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来见毛泽东，谈他暗访妓院的事。
前几天一个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当他向一位15岁的妓女了解情况时，小妓女痛哭流涕，哭诉了她被拐卖到妓院的经过。她还告诉彭真，她一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
回来后，他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后，义愤填膺，当即急电罗瑞卿，让他马上来一趟。
罗瑞卿急急地赶来，毛泽东对他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11月12日，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急送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最后决议。
与此同时，北京市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统一领导封闭妓院的工作。于是，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单位也共同组成“妓女处理委员会”，着力于封闭妓院之后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工作，对老板和领班则视其罪行轻重依法惩办或强迫改造教育。
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接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下达的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决议》的命令。在行动前，罗瑞卿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班“请进”了各区公安局，并对他们宣布封闭妓院的命令。
当夜8点，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
在出发前，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再次强调六条执行纪律：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各行动小组出发后，在妓院附近的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不许其他人员走动，防止有人破坏。随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又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如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只有妓女留了下来。
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叫喊声一片。干部们向妓女宣传和解释封闭妓院的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对妓女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至22日凌晨5时，全市的妓院全部被封闭，行动干净利落。
妓院老板、领班中凡毒杀妓女或残酷虐待妓女致死或自杀者，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有买卖妇女、逼良为娼、迫令妓女堕胎、强奸幼女、残酷虐待妓女、阻止妓女从良者，判处5年以上徒刑；勒索盘剥妓女10年以上者、奸宿妓女者判5年以下徒刑；盘剥妓女10年以下者，移送人民法院处劳役或罚金，并没收财产；盘剥妓女未满2年者，无重大罪行，可教育保释，没收财产。
到1950年4月，全部妓院老板、领班都被依法处理完毕。其中判死刑2人，10年以上徒刑19人，10年以下徒刑314人，教育释放20人，处以罚金劳役4人，没收房产989处。
被送往教养院的妓女，教养院对她们进行教育，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对有家可归者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有对象者帮助结婚，将年幼者送进学校读书，其余人员则被安排学习生产技术后进入国营企业。她们中的许多人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路途中，有的积极要求入党，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国家干部。
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后，首先率领公安队伍在首都，并指导全国开展荡涤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的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便加紧向大陆派遣间谍特务。
这些特务有空投的，有从海上偷渡的，还有从边境潜入的，他们以“杀死一名部长，奖励十条黄金”为诱饵，使一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把暗杀目标盯在一些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身上。当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他们很不简单嘛！海、陆、空都出动了。这就叫做‘海里爬上来，陆地钻出来，空中掉下来’。不过，他们折腾得再凶，怕是在罗长子面前也讨不了好去呢！”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罗瑞卿却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投入这一斗争。
9月下旬，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为控制敌人交通线和运送破坏器材的运输线，准备选择一些人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去。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指示说：“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甩几个手榴弹，烧两间茅房子，到敌人那里去报告，只要不死人就行。”
说得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
就在这次会谈后不久，名噪一时的国民党特务段云鹏，便落入了罗瑞卿设置的法网。
段云鹏，自幼习武，能飞檐走壁，解放前是京津一带有名的飞贼，1946年为军统北平站所收买，当上了国民党特务。北平解放前夕，为破坏国共和谈，恐吓民主人士，他在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搞爆炸，使何的一个女儿当场死亡，何夫妇受重伤。北平解放后，他逃到台湾，但贼心不死，先后于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两次潜入京津地区，发展特务人员，策划多次爆炸事件。他甚至想利用熟悉中南海地形的特点，阴谋再次潜入北京，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罗瑞卿得到这个情报后，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派秘密人员诱骗段贼入境，终于将这个自命不凡，声称任何人对他也奈何不得的飞贼，在第三次潜入大陆，刚刚到广州时便被捕获，除掉了这个祸害。当罗瑞卿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
“你们莫要这么性急嘛！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在此前后，我公安人员还先后除掉了企图在广州刺杀叶剑英的赵一帆，混入我中央机关内部企图暗害中央领导人的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敌特分子；还把几批空投到东北地区，企图搞反革命暴乱的敌特和数名美国间谍悉数就擒。把敌人一次次阴谋利用“五一”、“十一”重大节日搞爆炸，制造重大事件的图谋彻底粉碎，使新中国革命政权日益巩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满意，多次指出：国家政权的巩固，公安战线功不可没！
1950年八九月间，有一天李克农转告罗瑞卿，毛主席在一次和他谈话时，对罗拍着桌子发火。罗瑞卿听了一怔：“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向他写报告。”
“写过多次了，每次都是按级呈报的嘛！”
“主席说他一次也没有看到。”
罗瑞卿听后很快便去见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兜头就问：“为什么你不给我写报告？”
罗瑞卿随即解释：“写过报告了，而且不只一次。”
毛泽东声严色厉：“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罗瑞卿茫然道：“报告都是呈总理再转主席这里的。”
毛泽东听了，这才口气有些和缓地说：“啊，以后有些报告，要直接写给我！”
几天后，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这里，未及时呈给主席。”
周恩来为罗瑞卿分担了责任。
毛泽东知道后，又召见罗瑞卿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现在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拿来我看看？”
罗瑞卿立即将随带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呈给毛泽东。几天后，即9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上批示：
“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罗瑞卿见到这个批示，感到非常重要，立即向全国公安部门传达。他特别指出：“公安系统强调党委领导，有其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公安系统有秘密、特费、特权三个特点，特别需要党和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还因为公安工作是一种十分复杂、十分尖锐的对敌斗争，如果没有党委密切领导，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忠实的人也没有保证不犯严重错误。有了党的领导，再加上自己谨慎从事，就可以保证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和罗瑞卿的这些观点，一直到今天，仍然对公安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后来的时间里，罗瑞卿又先后向毛泽东呈送了大量的工作计划、简报、综合报告、考察报告等，毛泽东对这些文件都仔细过目，而且大都作了相应的批示。
毛泽东对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使罗瑞卿很受鼓舞和教育，也更为自己以往在这方面的疏忽而愧疚。
其实，罗瑞卿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并不只这一次，另外一次批评也是很严肃的。
那是在1953年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把他和谭政召进中南海，问道：“中央要分一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罗瑞卿听了猛然一怔，不明所以，但还是嗫嚅地说：“那……那，如果主席退居二线，当然由少奇同志……”
说到这，他没有再说下去。
毛泽东听了，脸色不悦，用手指着罗瑞卿，言辞犀利地批评道：“你鼻子不通，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睡在床上，有些睡在鼓里，我看你就是睡在鼓里。”
毛泽东见罗瑞卿被批评得更加茫然，又接着说道：“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搞阴谋、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同志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不是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没有了。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他也会打倒林彪！”
毛泽东要求罗瑞卿找萧华、邓华等谈谈，把他的话向他们打打招呼。作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很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所感动，但也为自己政治嗅觉的迟钝而不安。当晚，他就把毛泽东的谈话向萧、邓作了传达。
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罗瑞卿列席。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到杭州去，他不在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工作。最后毛泽东似有所指地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中央的风这么吹（手势向上），他的风这么吹（手势向下）。我们大家要注意，你们赞成不赞成？”
罗瑞卿向一旁的高岗瞥了一眼，只见他很不自然地应了一声“赞成”。
当晚，高岗给罗瑞卿打电话，说要来看看他。对于高岗这破天荒的拉近乎的举动，罗瑞卿立即感到气味不对头，马上回答：“首长不要来看我，有事我到你那里去。”
说罢，他即刻驱车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说：“你快去，看他对你讲些什么。”
罗瑞卿到高岗处，高岗一方面掩饰自己的图谋，一方面还想从罗瑞卿这里探听到一些什么。他要罗注意毛泽东的健康，说：“主席检查身体时……不要离开，不要马虎……”
最后他又说，如果成立部长会议，他赞成由林彪当主席等等。
离开高岗后，罗瑞卿马上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的高岗问题座谈会。陪同毛泽东在外地的罗瑞卿，奉命回京参加这次会议。不久，中央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集中解决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会后，罗瑞卿随周恩来去沈阳，向东北局高干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并参加高干会议对高岗的揭发和批判。
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作了重要发言，严肃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他这篇发言稿是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审阅过的，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原野几乎到处都留下了他巨人的足迹。毛泽东外出，作为“大警卫员”的罗瑞卿，除了相随相伴之外，更多地是为他的安全做保卫工作。
毛泽东每次外出或出席各种活动，罗瑞卿都要亲自安排保卫人员，对毛泽东将要出入的场所、行走的路线、乘坐的车辆，亲自过问和检查。有时甚至他自己要先走一走，椅子要先坐一坐，东西要先摸一摸看一看，力争做到缜密周详，无一纰漏。毛泽东的专车到达或离开，都由罗瑞卿开道。儿童上天安门献花，也是他亲自带上去。罗瑞卿相随毛泽东左右，使得毛泽东戏谑地说：
“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毛泽东酷爱游泳，他外出，经常提出要游泳，而罗瑞卿对此则常常持反对意见，不同意毛泽东冒这个险。当毛泽东1953年在武汉时，曾打听长江可不可以游泳，回答是否定的。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一天突然又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罗瑞卿等知道后，都坚决反对。因为长江水情复杂，还可能有血吸虫，无法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罗瑞卿亲自去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
“为什么？”毛泽东脸色不悦。
“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可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毛泽东言辞咄咄逼人，罗瑞卿听了连忙解释道：“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们不能眼看着您去冒这个风险。”
毛泽东还是听不进去，并吩咐道：“先派人去试试水性再说。”
警卫一中队长先被派去实地考察。他也很不同意毛泽东游长江，便沿江走了一趟，问了问岸边的老乡，听大家说，长江旋涡很多游不得，就回广州报告毛泽东，说长江不能游。
“你下水了吗？”毛泽东问道。
“我没有下水。”
“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再派人去！”毛泽东有些发火了。
第二次又派副卫士长去。他水性好，毛泽东还亲自交待要他一定下水试一试。结果，这次考察回来说长江可以游。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决定先由广州到长沙，去湘江里游一游，作为游长江的准备；然后再到武汉，去游长江。
5月31日，罗瑞卿提前来到“武康”轮上，挑选了一些游泳好手陪同毛泽东游泳，又对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作了充分准备，然后亲自扶毛泽东走下轮船扶梯下水。毛泽东高兴地跳入水中，回头招呼罗瑞卿也来下水游泳，罗瑞卿苦笑着摇摇头：“我不会，我是个‘秤砣’。”
其实，这时罗瑞卿自己真恨自己少年时代为什么没有学会游泳，不然，这会儿也可以陪着毛泽东游一游，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自己也好处理。
毛泽东这次在长江一直游了两个多小时，尽兴后才上船。他得意地以一个胜利者的口气对罗瑞卿说：
“谁说长江不能游？我一游就是十几里！你不让我游，我偏要游。明年我还要来，还要把你拉下水！”
毛泽东说的也许是玩笑话，可罗瑞卿听了却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保卫毛泽东，自己说什么也得学会游泳！
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毛泽东在江西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就已经能够陪同毛泽东下水了。后来，他还陪同毛泽东在韶山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地方游泳。但是人们可能很少知道，为了学会游泳，年及半百的罗瑞卿，该要付出多少精力和体力，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呵！人们可能更不知道，为了能尽快学会游泳，罗瑞卿不仅自己下决心学，而且还把他夫人“拉下了水”，一块学会了游泳。
时光荏苒，十年韶光弹指一挥间。1959年9月，罗瑞卿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不久，又辞去公安部职务，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他便离开公安战线，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
对于自己和夫人郝治平的爱情，罗瑞卿曾在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
其实，要说相识，应当说是郝治平先认识了罗瑞卿。
郝治平原是开封第一师范的学生。1938年春天，她不满16岁，便同当时成百上千的热血青年一样，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到陕北公学后，她不到两个月就入了党，随后又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到抗大不久，她见到了时任抗大的副校长的罗瑞卿。
罗瑞卿认识郝治平，要晚得多。
大概是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郝治平参加了抗大的演出队到会进行慰问演出。她表演的节目是跳工农舞。一些较矮的女同志扮农民，而她和几位个子高一点的女同志则女扮男装演工人。郝治平女着男装显得更加俊俏，而白衬衣、蓝色背带工装裤在当时的延安不啻时装，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罗瑞卿等与会的领导坐在台下观看，第一次见到了郝治平。但是，这次演出只是使罗瑞卿知道了抗大有这么一批文艺骨干，仅此而已，他连郝治平的名字也不知道。
1939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1938年陕北大旱，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在号召根据地的军民自力更生、上山开荒后，又决定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去。
7月7日，罗瑞卿等率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单位离开延安东进。此时，郝治平已结业，留校任第二大队的技术书记。
当抗大转移到延长县时，一天，郝治平在路上同罗瑞卿迎面相遇。她向他敬了一个礼，便走了过去。罗瑞卿发现她个子高高的，便停下脚，把她叫住，问她是哪一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她有些拘谨地一一作答后便又走开了。
对于这一段往事，罗瑞卿在和郝治平结婚后，他对她说：“那个时候你好高傲呐！”
郝治平回答说：“你是副校长，我是一个基层干部，我们以前又不熟悉，难道还要我主动同你拉呱儿不成？”
罗瑞卿听了不禁莞尔一笑。
1940年6月，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离开了抗大。同年底，郝治平也从抗大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继续深造。这一期间，郝治平收到过各式各样的情书。有知识分子写的书法工整的长诗，也有工农干部写的字迹拙朴的约会便条。对这些，她一概置之不理。
一天，她刚下课，又收到了一封信，一看前面的称呼是“紫萍”。
自从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她即改名赤茜，是谁用谐音叫我原来的名字呢？再看信尾，署名是“洛水清”。这三个字如果用四川话来读，即是罗瑞卿的谐音。她脸上不禁飞起一片红晕。再看信的内容，是约她晚饭后在村口相见。此信虽只寥寥数语，但她已能猜出其含义。但她又想：也许是罗主任要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呢。于是，她依约而去。
从此，在夕阳中的村外河边上、小树林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双方都感到对方正是自己所要寻找的伴侣，于是，罗瑞卿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她轻轻地点点头，但提出：“要等我毕业以后。”
罗瑞卿询问她：“你哪一天毕业？”
郝治平说：“是4月3日。”
罗瑞卿立即说：“好，婚期就订在4月3日。”
4月3日，桃李芳菲。党校毕业典礼结束后，女同学们便簇拥着新娘郝治平，唱着歌，说说笑笑，向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走去。罗瑞卿在镇口迎接，把她们都请到新房——一座在太行地区少见的新式两层小楼。为了避免惊动更多的人，罗瑞卿没有将举行婚礼的日期通知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人，出席婚礼的只是野政的一些同志。
傍晚，客人们陆续散去。在小油灯下，他俩相对而坐。伙房送来了晚饭。有小米饭和特地炖的一碗鸡汤。吃饭时，罗瑞卿将鸡肫夹到她碗内，对她说：“这个最好吃了。”
她说：“最好吃你怎么不吃？”又将它夹回他碗里。让来让去，最后他将它一分为二，一人吃一半。从此，罗家吃鸡，鸡肫总是剖成两半，他俩各吃一半。
郝治平毕业后分配到政治部秘书处。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的需要，政治部机关也军事化了，共编为第四、第五连两个连队，郝治平任四连指导员。
1942年初，郝治平分娩刚刚11天，便赶上了反“扫荡”。孩子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的木筐，盖上小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弥漫，郝治平的头发、眉毛都结上了霜花。她十分想看看女儿，但部队在转移，沿途又无处可以避风。罗瑞卿也十分担心女儿的处境。他解开马褡子上的一块油布，盖在木筐上面，然后，又策马去指挥部队和机关的反“扫荡”。天亮后，敌机轰炸，通信员避入一个窑洞，刚把木筐卸下，一颗炸弹把窑洞震塌，通信员赶忙把木箱从土中扒出救出孩子。
直到傍晚，郝治平才在一小村庄住下，进入屋内，郝治平赶忙掀开小棉被。一看，心都凉了，只见婴儿浸在屎尿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也没有了。房东老大娘把孩子抱起来，看了一看说：“别急，我来试一试。”她把孩子放在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周身按摩。许久，孩子终于哭出声来，得救了！以后，郝治平将她寄养在辽县麻田村一户老乡家里。孩子是在桐峪生的，在麻田托付给老乡，孩子的奶娘便给她起名叫“峪田”。
5月，日军又发动了2？郾5万人的“拉网大扫荡”，兵分七路，于24日完成对窖门口、青塔、艾铺地区的包围。25日，在包围圈中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掩护下向东、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左权和总部几位干部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等总部大部分人员仍在包围圈内。罗瑞卿命令大家
1936年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底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左腿致残。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8年7月出国治腿，8月3日不幸逝世。
罗瑞卿的祖父叫罗盛于，是地主，在当地可称大户。他中年逝世后，三个儿子分了家。他的妻子蒲氏随最小的儿子罗春庭生活。罗春庭就是罗瑞卿的父亲。
罗瑞卿的母亲姓鲜，是南充北乡有名的大户鲜锦堂的女儿。鲜家在南充城里买了房子，开着绸缎铺。1905年同罗家结亲，两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门当户对。
第二年麦收时节，鲜氏要分娩了，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几天几夜也生不下来。开始时鲜氏呻吟不已，结果，几天以后，声音越来越小，罗蒲氏怕有三长两短，赶紧派长工把亲家母接来。到阴历闰四月初九，孩子仍未生下，两亲家左商量右商量，最后又用轿子请来了当地有点名气的接生婆。
接生婆一进门，摸一摸鲜氏的肚子，说：“孩子还是活的。”
两亲家这才算松了一口气。接着接生婆要洗手，一面洗一面问：“要大人还是要娃儿？”
按照惯例，这时要给接生婆洗手钱。如果大人、小孩都要，价格是一对银镯子。亲家母不敢怠慢，赶紧将一对银镯从女儿手上退下来，交给接生婆，同时连连说道：“大人、娃儿都要。”
罗蒲氏看到银镯子落入接生婆之手，有点心疼，埋怨亲家母说：“你咋个这么快当？”
鲜氏的母亲瞪了她一眼，反问一句：“是人要紧，还是东西要紧？”
说话间，接生婆已经接下了娃儿，此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谁知孩子刚出世不会哭，接生婆“啪啪”打了几巴掌，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孩子落生时，脐带缠在身上，很像是武装带。接生婆就说：“这娃儿将来是要当兵的。”
“大人、娃儿没事就行，当兵不当兵无所谓。”罗浦氏马上接口说。
这孩子就是罗瑞卿。
由于他是由接生婆接到人世间的，小名就叫接娃儿，后来为了讨个吉利，家里人就叫他吉娃子。
然而，他的诞生并未给家里带来什么吉利。他的父亲罗春庭是个“耍哥儿”，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没有钱了就卖地卖家具。而母亲由于生罗瑞卿是难产，伤了身子，以后又接连生了12个孩子，只活了7个。结果，罗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鲜氏既当妈，又当爹，除了侍奉婆母和不争气的丈夫、抚育子女外，还要掌管家里入不敷出的经济。劳累和疾病使她心力交瘁，常大口大口地吐血。
幼年时，罗瑞卿曾与一个弟弟同时染上天花。罗春庭夫妇各自照看一个。罗瑞卿的母亲衣带不解，日夜守护着罗瑞卿，不让他搔破水疱。结果罗瑞卿不但养好了病，而且奇迹般地周身未留下任何疤痕。而罗瑞卿的弟弟在他父亲的照看下，却留下了一脸麻子。以后，罗瑞卿热爱他的母亲，对父亲却没有什么感情。
6岁时，罗瑞卿入一姓袁的地主家的私塾读书，11岁时，外祖父将他接到鲜家沟自己家的私塾读书。
罗瑞卿的外祖父鲜锦堂是一个土财主，平时省吃俭用，购置了不少土地，但由于在官场上没有靠山，曾经挨过官吏的敲诈。他平时比较吝啬，但却舍得在培养大外孙身上花钱。
鲜锦堂之所以愿意培养罗瑞卿，原因有二：一是他感到把女儿嫁给没出息的窝囊废罗春庭，亏待了女儿，要在培养外孙上做一点补偿；二是鲜锦堂虽有三个儿子，但老大早死，老二去上海学医，一去不返，同家里断绝了关系，老三还小，鲜锦堂便把振兴家业、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罗瑞卿身上。
罗瑞卿入中学读书不久，他母亲的病日益沉重，父亲罗春庭则依旧是成天泡茶馆。家里的田地已快卖光了。罗春庭看到三家邻居都因为有儿子在商店当掌柜而赚了钱，便开始打他大儿子罗瑞卿的主意，想让他去学徒，家里可以省下一张嘴，3年满师就可以挣钱养家了。
由于罗瑞卿出生是难产，当初家里怕不好带，除了给他取名吉娃子、给他戴上银项圈外，还给他拜了几个当地称作保爷的干爹。其中有一个姓刘的干爹，给商人当采买，认识城里小东街一个绸缎铺的曾老板。经姓刘的介绍，罗瑞卿便进了这家绸缎铺当学徒。
在送罗瑞卿当学徒后不久，罗春庭夫妇又一手包办给他娶了一位姓林的姑娘为妻。
罗春庭给儿子娶亲，虽然已告诉了鲜锦堂，但让儿子去当学徒，却没有告诉老丈人。一天，鲜锦堂清早从小东街路过，突然发现大外孙正在曾家绸缎铺门前扫大街，十分诧异，忙问是怎么回事。罗瑞卿一五一十告诉了他。
鲜锦堂听了十分恼火，立即乘轿子下乡，来到罗家，把罗春庭叫出来，臭骂道：
“你们干的好事！好了不起的曾大老爷，把我的外孙送给他去当学徒！你们不怕丢人，我还要我的老脸呢！”
他骂完便打轿回城，连女儿亲自煮的醪糟蛋都没有吃。
过了几天，鲜锦堂便把罗瑞卿接了回来，并再度把他送入县立南充中学学习。
罗瑞卿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入党的经历颇有些传奇性。
1926年初，黄埔军校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了武汉，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要在各地招收一批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的老师、共产党员袁诗荛鼓励罗瑞卿投考军校。听到这个消息，罗瑞卿十分高兴，立即离开了成都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6年底，罗瑞卿被分配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他因为生病脱离了张发奎的队伍。病好了，罗瑞卿便同失掉党的关系的共产党员任启愤等一起找党。
这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他们认识的党员不是被逮捕抓进监狱了，就是被送上刑场了；还有一些是已经在报上登了反共启事的变节者，而这些人已经不成其为党员了。真正的、仍然在进行着革命活动的党员呢？在茫茫人海中却一个也找不到。
天气越来越冷，白色恐怖也越来越严重。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任启愤对罗瑞卿说，秦汉山部驻在湖南常德。这支部队曾参加过由刘伯承等领导的泸顺暴动，出川后被鲁涤平收编。任认识秦，可以在那里找事做，暂时存身。
于是，罗瑞卿、任启愤即乘小火轮穿洞庭湖经津市到常德。
来到常德后，秦汉山给了任启愤一个差事，对罗却爱莫能助。此时，茕茕孑立的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1个月的时间。不久，他得知任伯芳在澧州由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他，随后，罗瑞卿由任伯芳介绍到澧州那支部队的政治部宣传科当科员。
此时，任伯芳也失去了党的关系。1928年夏天，他们商量决定到上海找党。
到上海后不久，罗瑞卿又同任白戈、王义林等相遇。五六个人挤住在田汉举办的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一个亭子间里，过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这时，罗瑞卿在军校的同学潘先知等人看到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被罗瑞卿拒绝了。
不久，罗瑞卿得知任伯芳已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便向他提出入党要求。
任伯芳说：“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已经转入地下的情况下，要想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你就说在军校入党，失掉了关系，你写个报告，由我做证明人算了。”
罗瑞卿虽然感到这样做不妥，但由于入党心切，还是照办了。
中央军委随即派欧阳钦同他接上了关系，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给他。
这就是罗瑞卿入党的经过，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寻找信仰的一个真实、又有点悲壮的故事。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当时罗瑞卿不成熟的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瑞卿逐渐步入领导岗位，然而，入党一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他心上的一个阴影。他总觉得自己是做了对不起党的事情，于是，便用加倍的忠诚和努力来弥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盖子终于揭出来了。
林彪、康生、“四人帮”把假党员的帽子戴到罗瑞卿的头上。罗瑞卿带着悔恨和愤怒，诚恳地向党、向毛泽东陈述这段真实的经历：
1926年夏，我从我那个破产的地主家庭分裂、偷跑出来后，就带着一点进步的倾向（当然是很微弱的）向革命寻找出路。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黄埔武汉分社。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有比较强烈的愿望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大革命失败被敌人打散后，无论是想回四川找朋友，或病因武昌，或因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同任启愤去湘西以致流浪各地，在以后同任伯芳到上海，都没有改变这种愿望……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都未能如愿。从中学起，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接近的人都是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带有某些进步倾向的人。我没有同坏人亲密接近过，我没有做过或任何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坏事。这些，如果党还没有审查清楚，请求党严加审查。
我加入党，没有组织手续，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到党内来是革命的，不是来混日子，更不是来投机、来破坏的。这是被历史决定也被历史证明了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严重地压迫我，我除革命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去年11月我向主席的报告中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同党发生关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到宜昌后，因交通断绝，党要我去一个县委任秘书暂时隐蔽。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回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州，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人，一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都是坚决服从的。
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了不少重要职务。每当想起此事心里总觉不安。职务每提拔一次，自己就震动一次，但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过任何坏事。我的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于主席和党的路钱、政策、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没执行好所致，决非我有意损害党。
这段往事多少年来，甚至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罗瑞卿的心上。
后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罗瑞卿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重又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罗瑞卿去世以后，由邓小平同志宣读的悼词中对罗瑞卿的入党这样写着：
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党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承认罗瑞卿的党籍。
1929年初，在中央军委的安排下，罗瑞卿、曾省吾由地下交通员带领，经漳州、南靖、龙岩到上杭蛟洋。
这时，闽西有两支游击队，一支在上杭，领导人即为傅柏翠；另一支在永定，领导人是张鼎丞。这两支队伍是在1928年6月永定和蛟洋暴动后组成的。罗瑞卿和曾省吾加入了傅柏翠的游击队。
5月间，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傅柏翠、曾省吾闻讯后立即到上杭北面的新泉、庙前去联络。
第二天，红四军路过游鱼坝，罗瑞卿和傅、曾率领游击队和当地群众欢迎红四军，街上摆了茶水，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村口插了红旗。随后，一起攻打龙岩。红四军主力打西门，罗瑞卿等率游击队在东门佯攻，5月23日攻克龙岩。5月26日，上杭一带游击队编为红五十九团。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6月，红四军三打龙岩之后，闽西的地方武装又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为司令，张鼎丞为党代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主任。随后，罗瑞卿参加了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陈毅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并就红四军的现状及党内存在的分歧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罗瑞卿随第四纵队和第一纵队一道，坚持闽西斗争。不久，罗瑞卿被调到第二纵队第五支队任党代表。在上杭，罗瑞卿又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开完“八大”后，即奉命出击粤北东江地区，但是战斗失利，只好于11月中旬返回闽西。这时，陈毅已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返回部队。23日，红四军攻克汀州。随即，毛泽东被朱德、陈毅等人请回部队。
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注意到了罗瑞卿。其实，在红四军召开“七大”时，他们就见过面。但当时毛泽东心事重重，对罗也就没在意。这一次，他注意到了这位看着比自己还要高的罗瑞卿，便问道：“你是北方人吧？”
罗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
毛泽东略感惊讶：“哦，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却都是长人，你看来还要比我更高一点。称得上是个‘长子’。”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他的姓名和干什么工作。这是罗瑞卿和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交谈。
随后，罗瑞卿在一个月内几乎每天同毛泽东都有接触。
1929年底，罗瑞卿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结束后，秋收起义的参加者罗荣桓任第二纵队政委，随后，罗瑞卿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由于毛泽东说他是“长子”，从井冈山开始，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外号。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对于“罗长子”有许多的形象说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的：“天塌下来怕什么，有罗长子顶着呢！”
1930年1月，赣闽粤三省敌人对闽西举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毛泽东率领的前委和第二纵队在闽西阻击敌人。
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找报纸，并从第一版直到最后一版仔细阅读，连广告也不放过，从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了解敌人的动态。在井冈山时期，报纸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东西。这时，作为二纵的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除协助罗荣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搜集白区报纸。为此，罗瑞卿经常托人为毛泽东购买报纸。在从闽西到江西的途中，罗瑞卿曾为毛泽东买报纸引出过一段轶事。
一天，罗瑞卿拿出一些钱委托一位做邮差的江西老表到白区去收购报纸。
几天后，这位老表满载而归，并向罗交回还剩余的两块光洋。
罗瑞卿看到这位邮差薪水菲薄，家小多，生活很困难，便将这两块光洋送给他。这位老表做了多年邮差，见过各种牌号的军队，但从未见过像红军这样同老百姓心连心的军队，也未见过对老百姓这样和蔼的长官。他将这两块大洋视如拱璧，一直舍不得花。
然而，后来他生活实在困难，家里快要断炊了，便将这两块银元换了40枚5分的中华苏维埃铜币。这些铜币他每用一枚都要掂量再三，当剩下最后一枚时，他决心永远保留以作纪念。
1934年秋，红军长征后，他仍将这枚铜币珍藏在家中。
全国解放后，他从报上看到罗瑞卿已任公安部长，便给罗瑞卿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信。当罗瑞卿拆开这封信时，那枚铜币便滚落到他的办公桌上。后来，罗瑞卿将这枚铜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井冈山时期，在第二纵队中，罗荣桓任二纵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两人都是分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他们性格上各有特点。罗瑞卿活泼、干脆，罗荣桓沉静、稳重，一动一静，迥然不同，但配合十分默契，开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因为他们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为区别起见，大家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以后，罗瑞卿和罗荣桓长期在一起战斗，大罗小罗之称一直伴随着他俩。
1931年4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率2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4月20日，红军主动后撤到根据地腹部东固、龙冈一带隐蔽待机。
敌军进入根据地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动十分谨慎。到5月14日，红军已等待了25天之久，敌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准备离开富田坚固的工事向东固推进。红军总部获悉后，立即命令一、三军团分3路攻击运动中之敌。红四军担任右路，抢占观音崖、九寸岭两处隘口，正面阻击敌人。
从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一大山，只有两条大路可通，观音崖、九寸岭是必经之地。5月16日，师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率领十一师迅速抢占了观音崖，十一师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独立房屋内。这所房屋是老表看山歇脚、以避风雨的，房门很矮，身材高大的罗瑞卿进出都要低头。师特务连长杨得志又领人在旁边搭了一个棚子，作为师指挥所。
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敌人便打来猛烈炮火，那个棚子很快被炸塌。曾士峨、罗瑞卿此时正在棚外用望远镜专注地观察敌情。不一会儿，罗瑞卿看到敌人的一路正向左面三十三团阵地迂回，立即告诉曾士峨，曾士峨点头说：“三十三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只有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三十三团阵地。”
随即，曾士峨吩咐杨得志派人通知三十三团团长聂鹤亭，让他坚决顶住。
杨得志刚把人派出，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高高的罗瑞卿首当其冲，左颊中弹，他立即转身去扶那房屋的门框，没扶住便倒在独立房屋面前。这一子弹打断了罗瑞卿的动脉，顷刻间，他满头满脸是血。看到政委倒了下去，曾士峨命令医生抢救后，自己也挥舞着驳壳枪冲下山去迎敌了。
这时，医生叶青山刚刚恢复党籍才4天，他听说罗瑞卿负了伤，飞快赶来进行抢救。
罗叶有过一段交情。1930年12月，当部队南撤到宜黄时，开展反“AB团”的斗争。第十一师的唯一经过科班训练的医生叶青山也被一个看护长供出是“AB团”，于是叶也遭到审查。在动员他招供时，他搜索枯肠，交代道：“我惦念孤身一人在家的老母，有一次卫生队有人怕被抓‘AB团’，要开小差，我也随声附和，想回家看看老母亲，这说明我革命意志不坚定，有危险的动摇情绪。”
然而，十一师政委罗瑞卿不相信叶是“AB团”，在“左”倾情绪盛行的形势下，要解脱叶青山，需要转一点弯子。于是在一次大会上，罗瑞卿宣布：“对叶青山，还是让他看病治伤，在使用中进一步对他进行考察。至于说他动摇，给他开除党籍处分！”
罗瑞卿这一着在极“左”情绪下，是要承担风险的，终于救了叶青山一命。
后来，毛泽东见到叶青山时常常开玩笑地说：“叶青山，叶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1931年5月12日叶青山又被恢复党籍。
此刻，叶青山看到罗瑞卿左侧颞颥颌关节已经击穿，颞颥动脉受损，出血严重，应采取压迫止血法，但身边又找不到可应用的材料。他摸摸自己的口袋，发现一块银元，情急智生，于是，他将这块银元用几层纱布裹住，放在罗瑞卿伤口出血处，实行了加压止血包扎，然后让人用担架将罗抬到救护所去，自己又去抢救别的伤员。
在师救护所，有一位护士不知罗瑞卿的伤情，他看到罗的脸上结了紫黑色的血痂，血痂上还有一些泥土、草棍，便动手去清除污物而把血痂揭开了。这一来，动脉中的血又冒了出来，他吓得手足无措，又到前线去找叶青山。
结果，叶青山赶了十几里路到后方，好不容易才又止住了血。
这时罗瑞卿已经十分虚弱，叶青山怕他再出血，便陪伴着他，并决定马上把他送到后方医院。结果，叶青山和罗的勤务兵王保林还有两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一路上小心翼翼，每天多则走三四十里，少则走一二十里，终于在25日把罗平安送到位于上田的后方医院。
在医院内，由医务主任李治和叶青山给罗瑞卿做了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的手术。手术基本可以，但由于失血过多，加上一路上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
有一天，他稍稍清醒，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一人说：“太短了，长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
另一人说：“已经够长了。”
罗瑞卿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说的就是自己。原来，他们在为他做棺材。
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罗瑞卿这次负伤也落下一个后遗症，这就是嘴不能张大，吃饭困难，不能大笑，说话也吃力，显得有些咬牙切齿。后来，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时，有人还提出：罗瑞卿太严肃，没有笑容，一说话就咬牙切齿，人们都怕他。
叶青山立即解释说：“他受过伤，是我给治的，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所以以后讲话他一定要咬牙切齿，否则就讲不出来。其实他虽然对敌狠，但对自己人很和蔼，是一位好领导。”
罗瑞卿在抗大工作期间，曾留下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一）要蒋介石把悬赏人头的钱先拿来买纸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纸张严重匮乏。红军大学便用蒋介石从飞机上撒下来的传单背面印讲义、写笔记，部队搜集到这些传单，都送到红大来供大家使用。
一天，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大家来看呀，你们的身价又提高啦！”
大家一看，是国民党悬赏的赏格，宣布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都按职务大小不同各奖大洋若干。同志们一算，仅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值好几百万。有的同学对罗瑞卿说：“老罗，你去给蒋介石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先支出来，我们买点纸、笔也好哇！”
罗瑞卿立即风趣地说：“可以啊！我对他说，脑壳我先保存着，就怕他龟儿子付不起钱呀。”
后来，张爱萍、宋裕和按此情节编了一出小戏。过去演戏，罗瑞卿常演蒋介石，这次他要演自己，蒋介石这一角色便让给了耿飚。宋美龄由宋裕和扮演。据耿飚回忆，这出小戏的台词大致是：
罗：（作打电话状）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罗）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对宋）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罗：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你一分也没有发。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此时，罗瑞卿仍然绷着脸，但台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干脆跳到台上，作夺下蒋介石的电话状，问：“喂，你把钱弄到哪里去了？”
台下七嘴八舌问：“快交代！”
“快说！”
这已经出了原规定的剧情范围了，扮做蒋介石的耿飚只得应付一句：“我都抽了大烟啦！”
（二）给科长处分
在抗大，队列科负责外来青年学生的报到和编队工作。凡是分配到抗大来学习的，先要到队列科报到。
1938年的六七月间，天气干热。一个从白区来的女青年学生来抗大报到，路上跑得满头大汗。队列科科长好意地给她打来洗脸水。
这位30岁了，还没有结婚，看这个女青年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打完水后又凑上去和她比胳膊，说些什么“你这么白，我这么黑”之类的废话，还伸手摸了人家一下。
当时，这位女青年什么也没说，只是躲闪了一下。队列科长见人家没有大的反感，胆子就大了，又试探着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满怀信心认为人家对他有点意思呢，哪晓得稀里糊涂之间就闯了个祸。
那位女同志办完手续之后，就给校方写信告发了这件事。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接到告发信后，把信拿给党务科长李逸民和组织科长李志民。这位出了洋相的科长同李逸民和李志民的工作关系很好，李逸民感到很为难，于是就提出最好把这件事压下来，由张主任去跟那个女孩子谈一谈，然后由两个李科长找这个冒失鬼批评批评，这件事就算了。
谁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不晓得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把李逸民找去，批评说：“你这个机关党委委员、党务科长，原则性跑到哪里去了？”
李逸民问：“你怎么知道的？”
罗瑞卿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连这些都不知道，我能管好抗大吗？”
最后，他叫李逸民第二天把那个女孩子的揭发信送给他看，才让李逸民离开。
第二天，张际春、李志民和李逸民一同到了罗瑞卿同志那里。他正在吃早饭，见张际春等人来了，放下碗筷，接过那个女孩子的信，看完后，他很生气地说：“怎么搞的！我们抗大冒出这么个科长来？真不像话！”
李逸民和李志民都不吭气，张际春只好讪讪地说：“你先吃饭吧。”
“不吃了，气也气饱了！你们挂电话，把机关党委的成员都找来，就到我的窑洞来，马上开会处理这件事。”
不一会，委员们都前后脚跑来了，惟独那位队列科长没有到。罗瑞卿同志厉声吩咐：“一定把他找来，派人去找。他不到，我们就坐等！”
等了片刻，队列科长骑马慌忙赶来了。一进门，罗瑞卿就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然后主持开会。
在会上，这个科长老老实实做了检讨，大家也都对他进行了帮助。罗瑞卿最后很严肃地讲：“有人把这看成小事一桩，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个违犯纪律的问题。当前，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党在全国搞统一战线，对外来的青年，应当热忱欢迎，给他们关怀照顾，使他们感到像是回到了家那么温暖。可是，有的人行为不检点，在政治上影响很坏，败坏我们抗大的声誉，这还是小事吗？”
由于这个科长承认错误的态度比较好，根据罗瑞卿提议，经过会议讨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决定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党政军机关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徐向前率领由晋冀鲁豫一些部队组成的第一兵团在山西转战；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部队编为第二兵团。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第三、第四纵队过平绥路东进。
12月23日，解放军攻克张家口。
在石家庄，罗瑞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他乘车上街，看到3名战士骑着马朝天开了3枪，然后围着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岗楼转，一面转一面骂：“老子抗战八年有功，你们谁敢管！”
罗瑞卿见到了非常生气，命令停车，派随行人员去制止，同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3个战士一见罗瑞卿，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听交通警说，这3位战士把马拴在路旁的树上，啃坏了树皮，还拉了满地粪。这位警察劝他们将马牵走，便惹出了这场风波。
罗瑞卿又问这3个战士是哪个单位的。他本想给这3个战士从严处理。但是，他一听他们是原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副和两个兵，刚刚改编过来，就改变了主意，命随行人员把这3个人交给他们原部队处理。这位警察看在罗瑞卿的面子上也就作罢了。
这是罗瑞卿第一次与交通警察打交道，这时，他绝对不会料到，3个月以后他自己会成为全国所有警察的领导人。
1949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召罗瑞卿到北平。
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等同志话别后，便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前往北平。
抵达北平后，罗瑞卿来到中南海。这时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已从西柏坡迁进北平，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毛泽东还住在香山。罗瑞卿推门进去时，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毛笔，哈哈一笑，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
罗瑞卿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
“李克农。”罗瑞卿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罗瑞卿便不作声了。
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又被政务院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5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领导机构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妓院是旧社会的毒瘤，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一进北平，立即着手实行对妓院限制发展的政策。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和纱帽胡同。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增加到十条妓院胡同。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北平的妓院数又有了增加，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到40年代初，各等级的妓院总数达到了263家，从业人数达到2597人。嫖客主要是汉奸权贵，以及发国难财的商人。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数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有273家，妓女1268人。
北平的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又称“一等小班”或“一等清吟小班”、“大地方”、“大胡同”。所谓“清吟”是指妓女都为苏州、扬州或杭州人，年轻漂亮、清秀可人，她们自小就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一等小班一般设在整齐的四合院内，妓女有贴身女佣，嫖客都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玩的地方，也是他们做事的地方，卖官买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二等妓院称为“中地方”，或叫“茶室”。设置比一等妓院差一点，但并不是很明显，差别明显的是妓女。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三等妓院叫“下处”，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妓院的房子简陋，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
妓院是有钱有势之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藏污纳垢之处，性病蔓延，无法控制。一些罪犯如盗窃犯、烟毒贩子、诈骗犯等更是躲在妓院寻欢作乐，滋事生非。妓院，一片恶臭熏天。
对妓院这一旧社会的毒瘤，人民政府不能坐视它溃烂流脓。北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将妓院列入特行管理，对妓院的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不再放任自流。1949年，北平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固定住址，并于当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迅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同时，各派出所经常派干警检查妓院遵守以上规定的情况，并及时收容审查嫖客中的特务、土匪、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及其他不法分子，使他们不再浪荡于社会，危害社会。民警常在一些妓院集中的胡同巡逻，盘查嫖客的真实身份。对于嫖客是公职人员或学生的，则通知所在单位，责令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教育和适当处置。这样，许多嫖客害怕“丢脸”而不敢再涉足妓院。派出所还采取在嫖客的证件上打戳子的办法，以便于追查。有一段时间，巡警在出入妓院嫖客的证件上、货单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子，这一举措吓得许多嫖客不敢再上妓院。
1949年10月的一天，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来见毛泽东，谈他暗访妓院的事。
前几天一个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当他向一位15岁的妓女了解情况时，小妓女痛哭流涕，哭诉了她被拐卖到妓院的经过。她还告诉彭真，她一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
回来后，他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后，义愤填膺，当即急电罗瑞卿，让他马上来一趟。
罗瑞卿急急地赶来，毛泽东对他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11月12日，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急送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最后决议。
与此同时，北京市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统一领导封闭妓院的工作。于是，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单位也共同组成“妓女处理委员会”，着力于封闭妓院之后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工作，对老板和领班则视其罪行轻重依法惩办或强迫改造教育。
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接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下达的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决议》的命令。在行动前，罗瑞卿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班“请进”了各区公安局，并对他们宣布封闭妓院的命令。
当夜8点，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
在出发前，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再次强调六条执行纪律：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各行动小组出发后，在妓院附近的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不许其他人员走动，防止有人破坏。随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又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如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只有妓女留了下来。
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叫喊声一片。干部们向妓女宣传和解释封闭妓院的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对妓女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至22日凌晨5时，全市的妓院全部被封闭，行动干净利落。
妓院老板、领班中凡毒杀妓女或残酷虐待妓女致死或自杀者，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有买卖妇女、逼良为娼、迫令妓女堕胎、强奸幼女、残酷虐待妓女、阻止妓女从良者，判处5年以上徒刑；勒索盘剥妓女10年以上者、奸宿妓女者判5年以下徒刑；盘剥妓女10年以下者，移送人民法院处劳役或罚金，并没收财产；盘剥妓女未满2年者，无重大罪行，可教育保释，没收财产。
到1950年4月，全部妓院老板、领班都被依法处理完毕。其中判死刑2人，10年以上徒刑19人，10年以下徒刑314人，教育释放20人，处以罚金劳役4人，没收房产989处。
被送往教养院的妓女，教养院对她们进行教育，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对有家可归者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有对象者帮助结婚，将年幼者送进学校读书，其余人员则被安排学习生产技术后进入国营企业。她们中的许多人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路途中，有的积极要求入党，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国家干部。
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后，首先率领公安队伍在首都，并指导全国开展荡涤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的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便加紧向大陆派遣间谍特务。
这些特务有空投的，有从海上偷渡的，还有从边境潜入的，他们以“杀死一名部长，奖励十条黄金”为诱饵，使一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把暗杀目标盯在一些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身上。当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他们很不简单嘛！海、陆、空都出动了。这就叫做‘海里爬上来，陆地钻出来，空中掉下来’。不过，他们折腾得再凶，怕是在罗长子面前也讨不了好去呢！”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罗瑞卿却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投入这一斗争。
9月下旬，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为控制敌人交通线和运送破坏器材的运输线，准备选择一些人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去。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指示说：“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甩几个手榴弹，烧两间茅房子，到敌人那里去报告，只要不死人就行。”
说得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
就在这次会谈后不久，名噪一时的国民党特务段云鹏，便落入了罗瑞卿设置的法网。
段云鹏，自幼习武，能飞檐走壁，解放前是京津一带有名的飞贼，1946年为军统北平站所收买，当上了国民党特务。北平解放前夕，为破坏国共和谈，恐吓民主人士，他在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搞爆炸，使何的一个女儿当场死亡，何夫妇受重伤。北平解放后，他逃到台湾，但贼心不死，先后于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两次潜入京津地区，发展特务人员，策划多次爆炸事件。他甚至想利用熟悉中南海地形的特点，阴谋再次潜入北京，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罗瑞卿得到这个情报后，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派秘密人员诱骗段贼入境，终于将这个自命不凡，声称任何人对他也奈何不得的飞贼，在第三次潜入大陆，刚刚到广州时便被捕获，除掉了这个祸害。当罗瑞卿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
“你们莫要这么性急嘛！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在此前后，我公安人员还先后除掉了企图在广州刺杀叶剑英的赵一帆，混入我中央机关内部企图暗害中央领导人的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敌特分子；还把几批空投到东北地区，企图搞反革命暴乱的敌特和数名美国间谍悉数就擒。把敌人一次次阴谋利用“五一”、“十一”重大节日搞爆炸，制造重大事件的图谋彻底粉碎，使新中国革命政权日益巩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满意，多次指出：国家政权的巩固，公安战线功不可没！
1950年八九月间，有一天李克农转告罗瑞卿，毛主席在一次和他谈话时，对罗拍着桌子发火。罗瑞卿听了一怔：“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向他写报告。”
“写过多次了，每次都是按级呈报的嘛！”
“主席说他一次也没有看到。”
罗瑞卿听后很快便去见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兜头就问：“为什么你不给我写报告？”
罗瑞卿随即解释：“写过报告了，而且不只一次。”
毛泽东声严色厉：“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罗瑞卿茫然道：“报告都是呈总理再转主席这里的。”
毛泽东听了，这才口气有些和缓地说：“啊，以后有些报告，要直接写给我！”
几天后，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这里，未及时呈给主席。”
周恩来为罗瑞卿分担了责任。
毛泽东知道后，又召见罗瑞卿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现在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拿来我看看？”
罗瑞卿立即将随带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呈给毛泽东。几天后，即9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上批示：
“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罗瑞卿见到这个批示，感到非常重要，立即向全国公安部门传达。他特别指出：“公安系统强调党委领导，有其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公安系统有秘密、特费、特权三个特点，特别需要党和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还因为公安工作是一种十分复杂、十分尖锐的对敌斗争，如果没有党委密切领导，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忠实的人也没有保证不犯严重错误。有了党的领导，再加上自己谨慎从事，就可以保证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和罗瑞卿的这些观点，一直到今天，仍然对公安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后来的时间里，罗瑞卿又先后向毛泽东呈送了大量的工作计划、简报、综合报告、考察报告等，毛泽东对这些文件都仔细过目，而且大都作了相应的批示。
毛泽东对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使罗瑞卿很受鼓舞和教育，也更为自己以往在这方面的疏忽而愧疚。
其实，罗瑞卿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并不只这一次，另外一次批评也是很严肃的。
那是在1953年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把他和谭政召进中南海，问道：“中央要分一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罗瑞卿听了猛然一怔，不明所以，但还是嗫嚅地说：“那……那，如果主席退居二线，当然由少奇同志……”
说到这，他没有再说下去。
毛泽东听了，脸色不悦，用手指着罗瑞卿，言辞犀利地批评道：“你鼻子不通，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睡在床上，有些睡在鼓里，我看你就是睡在鼓里。”
毛泽东见罗瑞卿被批评得更加茫然，又接着说道：“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搞阴谋、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同志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不是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没有了。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他也会打倒林彪！”
毛泽东要求罗瑞卿找萧华、邓华等谈谈，把他的话向他们打打招呼。作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很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所感动，但也为自己政治嗅觉的迟钝而不安。当晚，他就把毛泽东的谈话向萧、邓作了传达。
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罗瑞卿列席。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到杭州去，他不在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工作。最后毛泽东似有所指地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中央的风这么吹（手势向上），他的风这么吹（手势向下）。我们大家要注意，你们赞成不赞成？”
罗瑞卿向一旁的高岗瞥了一眼，只见他很不自然地应了一声“赞成”。
当晚，高岗给罗瑞卿打电话，说要来看看他。对于高岗这破天荒的拉近乎的举动，罗瑞卿立即感到气味不对头，马上回答：“首长不要来看我，有事我到你那里去。”
说罢，他即刻驱车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说：“你快去，看他对你讲些什么。”
罗瑞卿到高岗处，高岗一方面掩饰自己的图谋，一方面还想从罗瑞卿这里探听到一些什么。他要罗注意毛泽东的健康，说：“主席检查身体时……不要离开，不要马虎……”
最后他又说，如果成立部长会议，他赞成由林彪当主席等等。
离开高岗后，罗瑞卿马上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的高岗问题座谈会。陪同毛泽东在外地的罗瑞卿，奉命回京参加这次会议。不久，中央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集中解决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会后，罗瑞卿随周恩来去沈阳，向东北局高干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并参加高干会议对高岗的揭发和批判。
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作了重要发言，严肃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他这篇发言稿是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审阅过的，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原野几乎到处都留下了他巨人的足迹。毛泽东外出，作为“大警卫员”的罗瑞卿，除了相随相伴之外，更多地是为他的安全做保卫工作。
毛泽东每次外出或出席各种活动，罗瑞卿都要亲自安排保卫人员，对毛泽东将要出入的场所、行走的路线、乘坐的车辆，亲自过问和检查。有时甚至他自己要先走一走，椅子要先坐一坐，东西要先摸一摸看一看，力争做到缜密周详，无一纰漏。毛泽东的专车到达或离开，都由罗瑞卿开道。儿童上天安门献花，也是他亲自带上去。罗瑞卿相随毛泽东左右，使得毛泽东戏谑地说：
“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毛泽东酷爱游泳，他外出，经常提出要游泳，而罗瑞卿对此则常常持反对意见，不同意毛泽东冒这个险。当毛泽东1953年在武汉时，曾打听长江可不可以游泳，回答是否定的。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一天突然又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罗瑞卿等知道后，都坚决反对。因为长江水情复杂，还可能有血吸虫，无法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罗瑞卿亲自去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
“为什么？”毛泽东脸色不悦。
“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可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毛泽东言辞咄咄逼人，罗瑞卿听了连忙解释道：“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们不能眼看着您去冒这个风险。”
毛泽东还是听不进去，并吩咐道：“先派人去试试水性再说。”
警卫一中队长先被派去实地考察。他也很不同意毛泽东游长江，便沿江走了一趟，问了问岸边的老乡，听大家说，长江旋涡很多游不得，就回广州报告毛泽东，说长江不能游。
“你下水了吗？”毛泽东问道。
“我没有下水。”
“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再派人去！”毛泽东有些发火了。
第二次又派副卫士长去。他水性好，毛泽东还亲自交待要他一定下水试一试。结果，这次考察回来说长江可以游。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决定先由广州到长沙，去湘江里游一游，作为游长江的准备；然后再到武汉，去游长江。
5月31日，罗瑞卿提前来到“武康”轮上，挑选了一些游泳好手陪同毛泽东游泳，又对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作了充分准备，然后亲自扶毛泽东走下轮船扶梯下水。毛泽东高兴地跳入水中，回头招呼罗瑞卿也来下水游泳，罗瑞卿苦笑着摇摇头：“我不会，我是个‘秤砣’。”
其实，这时罗瑞卿自己真恨自己少年时代为什么没有学会游泳，不然，这会儿也可以陪着毛泽东游一游，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自己也好处理。
毛泽东这次在长江一直游了两个多小时，尽兴后才上船。他得意地以一个胜利者的口气对罗瑞卿说：
“谁说长江不能游？我一游就是十几里！你不让我游，我偏要游。明年我还要来，还要把你拉下水！”
毛泽东说的也许是玩笑话，可罗瑞卿听了却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保卫毛泽东，自己说什么也得学会游泳！
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毛泽东在江西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就已经能够陪同毛泽东下水了。后来，他还陪同毛泽东在韶山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地方游泳。但是人们可能很少知道，为了学会游泳，年及半百的罗瑞卿，该要付出多少精力和体力，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呵！人们可能更不知道，为了能尽快学会游泳，罗瑞卿不仅自己下决心学，而且还把他夫人“拉下了水”，一块学会了游泳。
时光荏苒，十年韶光弹指一挥间。1959年9月，罗瑞卿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不久，又辞去公安部职务，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他便离开公安战线，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
对于自己和夫人郝治平的爱情，罗瑞卿曾在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
其实，要说相识，应当说是郝治平先认识了罗瑞卿。
郝治平原是开封第一师范的学生。1938年春天，她不满16岁，便同当时成百上千的热血青年一样，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到陕北公学后，她不到两个月就入了党，随后又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到抗大不久，她见到了时任抗大的副校长的罗瑞卿。
罗瑞卿认识郝治平，要晚得多。
大概是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郝治平参加了抗大的演出队到会进行慰问演出。她表演的节目是跳工农舞。一些较矮的女同志扮农民，而她和几位个子高一点的女同志则女扮男装演工人。郝治平女着男装显得更加俊俏，而白衬衣、蓝色背带工装裤在当时的延安不啻时装，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罗瑞卿等与会的领导坐在台下观看，第一次见到了郝治平。但是，这次演出只是使罗瑞卿知道了抗大有这么一批文艺骨干，仅此而已，他连郝治平的名字也不知道。
1939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1938年陕北大旱，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在号召根据地的军民自力更生、上山开荒后，又决定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去。
7月7日，罗瑞卿等率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单位离开延安东进。此时，郝治平已结业，留校任第二大队的技术书记。
当抗大转移到延长县时，一天，郝治平在路上同罗瑞卿迎面相遇。她向他敬了一个礼，便走了过去。罗瑞卿发现她个子高高的，便停下脚，把她叫住，问她是哪一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她有些拘谨地一一作答后便又走开了。
对于这一段往事，罗瑞卿在和郝治平结婚后，他对她说：“那个时候你好高傲呐！”
郝治平回答说：“你是副校长，我是一个基层干部，我们以前又不熟悉，难道还要我主动同你拉呱儿不成？”
罗瑞卿听了不禁莞尔一笑。
1940年6月，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离开了抗大。同年底，郝治平也从抗大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继续深造。这一期间，郝治平收到过各式各样的情书。有知识分子写的书法工整的长诗，也有工农干部写的字迹拙朴的约会便条。对这些，她一概置之不理。
一天，她刚下课，又收到了一封信，一看前面的称呼是“紫萍”。
自从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她即改名赤茜，是谁用谐音叫我原来的名字呢？再看信尾，署名是“洛水清”。这三个字如果用四川话来读，即是罗瑞卿的谐音。她脸上不禁飞起一片红晕。再看信的内容，是约她晚饭后在村口相见。此信虽只寥寥数语，但她已能猜出其含义。但她又想：也许是罗主任要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呢。于是，她依约而去。
从此，在夕阳中的村外河边上、小树林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双方都感到对方正是自己所要寻找的伴侣，于是，罗瑞卿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她轻轻地点点头，但提出：“要等我毕业以后。”
罗瑞卿询问她：“你哪一天毕业？”
郝治平说：“是4月3日。”
罗瑞卿立即说：“好，婚期就订在4月3日。”
4月3日，桃李芳菲。党校毕业典礼结束后，女同学们便簇拥着新娘郝治平，唱着歌，说说笑笑，向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走去。罗瑞卿在镇口迎接，把她们都请到新房——一座在太行地区少见的新式两层小楼。为了避免惊动更多的人，罗瑞卿没有将举行婚礼的日期通知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人，出席婚礼的只是野政的一些同志。
傍晚，客人们陆续散去。在小油灯下，他俩相对而坐。伙房送来了晚饭。有小米饭和特地炖的一碗鸡汤。吃饭时，罗瑞卿将鸡肫夹到她碗内，对她说：“这个最好吃了。”
她说：“最好吃你怎么不吃？”又将它夹回他碗里。让来让去，最后他将它一分为二，一人吃一半。从此，罗家吃鸡，鸡肫总是剖成两半，他俩各吃一半。
郝治平毕业后分配到政治部秘书处。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的需要，政治部机关也军事化了，共编为第四、第五连两个连队，郝治平任四连指导员。
1942年初，郝治平分娩刚刚11天，便赶上了反“扫荡”。孩子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的木筐，盖上小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弥漫，郝治平的头发、眉毛都结上了霜花。她十分想看看女儿，但部队在转移，沿途又无处可以避风。罗瑞卿也十分担心女儿的处境。他解开马褡子上的一块油布，盖在木筐上面，然后，又策马去指挥部队和机关的反“扫荡”。天亮后，敌机轰炸，通信员避入一个窑洞，刚把木筐卸下，一颗炸弹把窑洞震塌，通信员赶忙把木箱从土中扒出救出孩子。
直到傍晚，郝治平才在一小村庄住下，进入屋内，郝治平赶忙掀开小棉被。一看，心都凉了，只见婴儿浸在屎尿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也没有了。房东老大娘把孩子抱起来，看了一看说：“别急，我来试一试。”她把孩子放在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周身按摩。许久，孩子终于哭出声来，得救了！以后，郝治平将她寄养在辽县麻田村一户老乡家里。孩子是在桐峪生的，在麻田托付给老乡，孩子的奶娘便给她起名叫“峪田”。
5月，日军又发动了2？郾5万人的“拉网大扫荡”，兵分七路，于24日完成对窖门口、青塔、艾铺地区的包围。25日，在包围圈中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掩护下向东、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左权和总部几位干部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等总部大部分人员仍在包围圈内。罗瑞卿命令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