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年有为的左权
左权，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猫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左纪传，字孳麟，号叔仁。1923年12月，离开醴陵经上海赴广州，在大本营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学兵，改名左权后并入黄埔军校一期。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派赴苏联留学。1930年8月，秘密回国，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12月，任闽西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5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处长，以中央军委代表的名义，与王稼祥、刘伯坚等赴宁都固厚村联络和接应宁都暴动。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后兼任红十五军军长。1933年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作战参谋。12月，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长征。1936年2至4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第一纵队参谋长，5月，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1937年，先后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1940年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十字岭东山坡指挥总部直属队突围之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国。
1905年2月10日，湖南醴陵北乡左家屋场左奉球的长子左兆新一家又添了丁口。他就是左权，在兄弟中，他排行最小。
在左权两岁的时候，父亲兆新穷愁潦倒，突然一病不起。左权的母亲左张氏又杀猪，又宰羊，请巫师到家中歌舞鸡卜，“拜斋斗”，想将兆新的魂从青泥湾收回来。但是，31岁的左兆新正值盛年，却没有被张氏挽留住，没几天就作了古人。不久，左权的祖父奉球公63岁时寿终正寝，祖母也去世，二老合葬于黄猫岭蛇形山之阳。
从此，左家屋场由一位寡居的中年女人支撑着。
左权7岁时，看到许多同龄人都去上学，也向母亲提出：“我也要读书。”
“读书是要钱的，”母亲又惭愧又为难，“我们家的财神菩萨还没睁开钱眼。”
左权是一个言路窄、心路宽的孩子，这时快过春节了，他想了个变钱的主意：正月里耍讨米狮子。他把这个主意告诉哥哥应麟和村里的好朋友左阳生、左继璋、左纪重，以及财主匡印澄的四儿子匡泉美。大家觉得耍讨米狮子又好玩、又热闹，便分头准备开了。
匡泉美躲开父亲的眼线，从家里偷出一条金黄色的被面，缝成了狮子被；左纪重托叔叔用篾和纸扎成了一个五光七彩的狮子脑壳，鼓眼睛，红鼻子，凸额头，下巴上还吊了个丁当响的铜铃；左权、左阳生放开喉咙练唱狮子歌；应麟手舞足蹈地学会了狮子舞。
正月初一，家家放过爆竹，开了“财门”，左权的讨米狮子就“出行”了。左权敲鼓，匡泉美打锣，左纪重掀钹，左继谷演唱，左阳生背米袋子，后面还拖着一群看热闹的小尾巴。
进到一个屋场，狮子先蹦进堂屋里，在贴有“天地国亲师位”的神主牌子前行两跪六拜大礼，左权、左阳生、左继璋、左继谷、左纪重、匡泉美就以稚嫩的童音唱道：
狮子进门六个揖、六个揖，
口中含斡羊毛笔，
上写天官赐福，
下写禄寿康宁。
若屋场主人鸣放鞭炮，应麟便将狮子脑壳耍得左顾右盼，前俯后仰，铜铃丁丁当当地向主人响过去，左权他们几个根据事先背好的歌词，应景便唱：
狮子头上一点绿、一点绿，
多谢主家鸣炮竹。
炮竹落地就开花，
一发人来二发家。
欢乐的气氛，掩饰不了空米袋子的要求。女主人看到这些孩子可怜又可爱，忙从屋里量出一升糙米，倒进左阳生背的米袋里，孩子们得到了酬谢，一时鼓乐喧阗，歌声又起：
狮子头上一点金、一点金，
我把伯娘赞一轮：
你穿得蓝是蓝来青是青，
不盖湖南盖北京。
要是在另一个屋场，碰到量米的是个小孩子，歌词便是：
狮子头上一点青、一点青，
我把后生赞分明：
你一岁两岁怀中抱，
三岁四岁进学堂门，
十一二岁做文章，
十五六岁金榜得头名。
按当时醴陵的习惯，狮子进屋，主家放鞭炮迎接，只要舞一会，就可告退。若大族聚居的屋场以酒食款待，则要操演军器、戈矛刀枪、拳术，一一演练，还要玩“撞刀”、“窜火圈”之类惊险把戏。左权这一行玩的不过是叫花子名堂，以卖欢乐、卖好话，博得主人的欢喜，米一到手，就舞着狮子作揖、叩头告别。唱歌的就放开喉咙高唱“少陪歌”：
狮子头上一点红、一点红，
吵闹华堂一回又一回，
大家请莫怪，
一齐都少陪。
讨米狮子一直耍到元宵散灯这一晚，它给黄猫岭周围山乡制造了欢乐，也使左权有了学费。
1912年春，左权在东冲铺磐中私塾发蒙读书了。
对于这次舞狮子还留下了一段后话。西安事变后，左权在西安红军联络处还意外地遇见了童年时代耍讨米狮子的伙伴匡泉美（号玉辉），他任国民党整一师一六七旅少将旅长。童年时代的友谊，促使他们在小范围内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次不寻常的会见，使得匡泉美在解放战争中不愿再打内战，于1946年解甲归田。在匡泉美的亲属中，至今仍保留着他和左权在西安的合影。
1923年冬，广州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柳漱风来醴陵招收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
程潜，号颂云，也是醴陵县人，为前清秀才。他以儒生习兵事，号召三湘子弟推翻异族，肇造民国，先后出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作为湖南人，他知道湘人重气节，尚诚朴，但求仁义，不计功利，每当国族危难，湘人负戈荷戟，前僵后仆。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程潜感到运筹帷幄的策士谋臣和胸怀韬略的千军统帅实在太少，于是，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便决定从强悍勇猛的湖南人中招收学生，以培养整军经武的人才。一条陌生的路出其不意地延伸到了左权的脚下。
这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弃文就武也许是一条救国救民之道，左权与蔡升熙、李人干、邓文仪、苏文钦、李隆光、张际春、李才霞、左纪棠、何元准等人报名，测试后被录取。
1923年12月，左权告别家乡父老，在醴陵县城伍家巷维新旅社，会合同去讲武学校的同学，由阳三石上火车，转道长沙、汉口、上海，经香港，抵达广州，开始了一生中职业军人的生涯。
左权来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时，正好19岁。学校位于广州小北登峰路北较场广东陆军医院旧地，学校比较简陋，原有房屋除作校本部办公室外，其余课堂、食堂、寝室、浴室都是临时用棕叶、竹篾搭盖的。450名学兵就生活在这个简陋的学校里，军政部长程潜兼任校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明灏任教育长。
第一期450名新生，入校后编为4个队，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学生，大多数被编入军官一、二队；从湘军、滇军中招来的下级军官和军士，编为军士三、四队。左权被编入军官第一队第一区队，区队长是广东梅县人、保定军官学校工科毕业的林柏森。学校以培养连排职军官为目标，主要开设军事课：一、二队学术科并重，以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5大教程为主；三、四队注重术科，以典范令为主，学期为6个月。在学习和操练中，左权掌握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实地测图等军事学科知识。每当学兵们全副武装跑步去黄花岗或瘦狗岭演习营、连、排、班长动作时，左权常被指令作示范演习，他受到第一队队长廖士翘和教育副官张克侠的称赞。
讲武学校的军事教官，多是保定军官学校步科或特科毕业的。
这些军事教官的知识都是旧的一套，对学兵管教十分严格，队长和区队长都佩有指挥刀在身，发现学员在操场或野外有违犯纪律的事，或不守纪律，便不由分说地用刀背砍人，或是拳脚交加。他们根据自己的好恶，无故处罚学兵，罚跪、罚站、罚跑步、打手板，训练学兵野蛮得像驯兽一样。这种德国、日本式的棍棒教育，激起了学兵们的痛恨。左权为了了解阵中勤务及技术原则，培养自己指挥小部队的智能，有时约了同学在北校场进行连的战斗教练，这种越轨行动也受到处罚，他常常被责令全副武装围着北校场跑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舌干唇焦，不能动弹为止。跑完后，左权气得抹下头上的无边军帽，很恼火地说：“真是朽得帽子没有边！”
不久，讲武学校的陈赓考入黄埔军校。张际春、邓文仪、李汉藩、桂永清也退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投奔黄埔军校去了。
尽管讲武学校管教严格，但是，左权认为学校也还有可爱的地方。学校里没有那班饮酒骂座，打牌掷骰、寻花问柳的兵油子，也没有吸食鸦片的双枪兵，于是，仍留在学校。随后，他与张克侠、蔡升熙、陈启科、陈明仁、左继棠等20余人，结成“莲社”，相互约束。“莲社”成立时，每个成员照了一张戎装单人照片，写了简历，刊登在“莲社”志上。
1924年10月10日，广州发生了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商团武装叛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滇军剿灭商团武装。
盘踞广州西关繁华商业区一带的商团武装，大约有12000人。西关是广州的金库。滇军师长廖品卓早已被大商贾的金钱所拉拢，他不但不遵令进剿，反而暗中掩护商团屯积粮弹。孙中山不得已，只好另派李福林的福军和湘军攻占西关。福军多是土匪出身，他们乐得到西关去“打起发”。10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的警卫军、黄埔军校的学生会同湘军、福军，对西关用铁栅、木栅闸子构成的街坊堡垒实行火攻，火势蔓延，1000多家商店和住宅葬入火海。西关既破，商团残兵退入租界。福军乘先抢入，银元、货物，兵士们抢的抢，夺的夺。他们把士官服脱下来，作了包袱，捆载而去。湘军、滇军和街市上的游杂分子也趁火打劫，把西关和小市街一带的金银、珠宝、手饰店掳掠一空。
左权所在的陆军讲武学校奉命担任观音山地区的警戒任务，以防商团突围窜扰。西关火起，发了洋财的士兵、官佐满街都是，有些同学也想去“打起发”，擅自离了岗。
左权和“莲社”的同学们则自动上街，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一起，整肃军人风纪，制止抢掠。滇军一些发了财的官兵们向左权他们掷银洋，故意弹着自己的宽边红帽子，嘲讽地说：“有财不会发，真是朽得帽子没有边！”
左权不理睬他们，依然和学员们巡游街面。
1924年9月13日，孙中山率大本营由广州进驻韶关，指挥北伐。程潜随营出征，担任攻鄂军总司令。自程潜走后，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经费非常困窘，加上落后的棍棒教育方式，学员们纷纷要求和黄埔军校合并。经过与监督周贯虹交涉，11月19日，左权、袁策夷、陈启科、李光韶、陈明仁、李默庵、丁德隆、萧赞育、李铁军、刘戡等146人带上枪支弹药，转入黄埔。因为这批学生的学术科成绩都很好，黄埔军校将他们编入第一期第六队。
在黄埔军校，左权认识了蒋先云、周逸群、许继慎，与原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同学陈赓、苏文钦有了更深的交往。
陈赓和苏文钦曾两次陪同左权与周恩来见面，并作私下详谈。1925年2月，左权由中共黄埔支部的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从此，他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热情，去实现自己的信念。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陈炯明所部，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事的机会，向广州进攻。
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一、二团组织成黄埔校军，奉命东征。左权被分派在教导一团二营六连当排长，他的团长是战术总教官何应钦，营长为战术教官刘峙。只有3000多人的校军，由校长蒋介石统率，加入右翼军作战。
3月东征军取得棉湖大捷之后，左权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以后，东征军连克兴宁、五华，敌酋林虎、王德庆、刘志陆几乎被擒，仓皇逃出广东省境。陈炯明逃往香港，不到两个月，东征军平定了东江，荡平了潮梅。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左路滇军杨希闵、中路桂军刘震寰得知这个消息，以为发难机会已到，准备西联云南唐继尧，北联军阀段祺瑞，图谋割据广东。他们调兵遣将，麇集广东省垣，阻挠右路军回师广州。为了平定刘、杨叛乱，5月21日，左权冒着盛暑，随军兼程回师。杨、刘所部都是些烟兵赌将，将不知兵，械不可用，尤其是桂军，将军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步枪比子弹多，不堪一击，革命军在6月15日便克复广州。
削平杨、刘之后，左权被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点名调入司令部卫队营任连长，随后参加第二次东征，出广州，向博罗、惠州前进。10月23日，东征军攻克河源，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11月上旬，肃清了梅县、大埔的敌人。11月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抵汕头，东征告成。
1925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招收留学生，程潜喜欢左权的沉毅勇敢，选拔他赴俄深造。11月中旬，左权告别羊城，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
左权被分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第七班。这个班的大多数学生既有长期党龄，又有革命经历，是国共两党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杜柏生、吴淡人等；共产党方面有左权、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潘子力、朱瑞等。中山大学第一期任何一个班，都没有第七班这么多的著名人物，大家都羡慕地称这个班为不同凡响的“理论班”。其中左权和邓文仪在一个班。
左权和邓文仪既是醴陵同乡，又是渌江中学和黄埔军校时的同学。
邓文仪家住醴陵枧头洲，父亲以打豆腐为业，家境贫寒。他小时候好吃爱玩，很会想些鬼点子。他父亲有个装钱的小筒罐，上了锁，平时卖豆腐所得到的铜钱就存在这个罐子里，邓文仪口馋了，就跑到树德堂药铺。这里有膏药布施，不要钱。他要了膏药，反贴在棍子上，插进投钱的孔里，顿一下，沾一块铜板，再顿一下，再沾一块……
在渌江中学，邓文仪也是全校有名的调皮大王。
考上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后，家穷没有旅费，他就做了有钱学生的挑伙，一路上由他们供给他车资马价。在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时，他发现黄埔军校是个进身的阶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讲武学校而考进了黄埔。不久陆军讲武学校的几乎全部学生都跟着他进了黄埔军校，大家不得不承认他有胆识、有远见。
然而，他和左权这一对老乡和同学却总是处于对立状态中。左权参加了共产党，他就钻入国民党；左权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他就做了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两个人就像是两只格格不入的齿轮，在不同的轴心上转动着。
邓文仪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被推荐到苏联中山大学就读。
在中山大学，他试图建立一个以国民党员为主体而又能束缚其他势力的中心，但是，他做了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晚上，左权和中山大学的同学们愤怒地聚集在大礼堂，声讨革命叛徒蒋介石。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穿着列宁式高领皮夹克、戴着苏联式的工作帽，走上讲坛，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像一根火捻子，点燃了中山大学这个密封的火药罐，赢得了震耳欲聋的掌声。
几天后，蒋经国的一份俄文书面声明落到了左权的手上，许多同学接到了同样的声明，在要老子还是要革命这个戏剧性的选择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他的声明说：
“蒋介石的叛变，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革命的时候，他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但是，27日，邓文仪却在《黄埔日刊》发表了他的《清党运动的必要及其意义》一文，和中山大学的反蒋浪潮唱反调。
左权和同学们把邓文仪的文章剪贴在党支部局的机关墙上，并且标上题目：《请看中大同学败类邓文仪的反动嘴脸》，以正视听。
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依仗国民党员占500名学生的一半以上这个多数，抱着“束矢难折”的信念，自成体系，在国共两党同学中形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互不往来。最后，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气节”，以“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作为古训，决定离俄回国。结果，邓文仪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莫斯科。
左权在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就读。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左权分配在东方系，他与刘伯承、陈启科、刘云、屈武、黄第洪等另编在一个中国班，由刘云当班长。
这时，王明在中山大学同学中大搞宗派活动，不断地给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打小报告，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这就更加激起了同学们反米夫的情绪。中山大学反米夫的著名学生有董亦湘、俞秀松、蒋经国、朱务善、周达文、孙冶方等人。他们的背后集合着一大批同盟者。
为了把俞秀松等人弄散，王明一伙捏造了一个所谓以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孙冶方为首的“江浙同乡会”的假案。
俞秀松是浙江诸暨县人，董亦湘是江苏常州人。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中，大抵以江浙人、湖南人、广东人、安徽人居多。在中大读书的上述地域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兼任讲师或翻译，每月有近百卢布的工资，时常聚集到莫斯科的中国城去吃中国饭菜。左权与孙冶方时有往来，有时也从“伏龙芝”的沃兹德维热尼克的宿舍旧楼到中国城去吃饭。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他比左权小两岁，这时已经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经济课程的翻译，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助手。左权正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读书，他喜欢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孙冶方对事不看风，对人不看势，我行我素，守正不屈。他治学态度严谨，除研读未曾翻译的经典原著外，总是面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与王明那种夸夸其谈，照搬欧洲经验的教条主义学风绝不同途。左权与孙冶方过从甚密，孙冶方也时常邀左权到中国城去杯酒论心，剪烛谈笑。
有一天，孙冶方约了左权、陈启科、董亦湘、俞秀松、周天樱、胡世杰共同会餐。他们多数是江浙人，席间谈笑风生。正巧，学生公社的主席王长熙路过孙冶方的住处，他在门外听到室内的谈笑声，便向支部局打“小报告”，说孙冶方室内有许多人在谈话，好像是在开江浙同乡会。支部局的负责人本来就不满俞秀松、董亦湘、左权这些人，便向米夫汇报说，“中大”有一个江浙同乡会，这是一个反动组织。孙冶方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骨干成员，左权便被王明等人说成是“江浙同乡会”的“卫士”。
于是，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苏共克格勃联合对所谓“江浙同乡会”进行了调查，结果只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并不能说明子虚乌有的江浙同乡会存在。但王明仍咬定这种组织有存在的可能。
1928年4月，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王明向米夫建议，把向忠发拉到中大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讲一次话，把“江浙同乡会”扬弃出去。船夫出身的向忠发只听了米夫和陈绍禹的片面反映，不作任何调查就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并且威胁说，已经掌握了可以对“江浙同乡会”进行惩处的证据，同乡会的领袖甚至可以拉出来枪毙。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和王明依旧坚持说，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问题大得很。陈绍禹还专门向一些代表作了所谓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报告。
左权、俞秀松、周达文、孙冶方和被指控参加江浙同乡会的学生，为洗刷被王明一伙泼在身上的污水，他们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要求出面调查。
结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经过调查，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张闻天、沈泽民等江苏、浙江籍的同学也否认有“江浙同乡会”这个小组织。更奇怪的是，传说是“江浙同乡会”会长的周达文，却是贵州人。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他们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28年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作出了否定“江浙同乡会”存在的结论。
1929年底，苏联开始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中山大学、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军事学院的中国学生，都要接受审查。每个学校由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主持清党运动。被审查的人，要在许多人的监督之下，接受严格的盘问，甚至要彻底审查祖宗几代的家史。要是发现是托派或是其他反党分子，或者交代含混、被指控有托派和反党分子嫌疑，当场就被逮捕。结果，清党委员会给了孙冶方一个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左权也被指责为“行动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这是左权第二次受到党内处分。
1930年9月，左权回国后回到了中央苏区。1932年3月，在攻下漳州第二天，在王明“左”倾的路线下，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以“阴谋叛变”罪被中央执委会人委执行部逮捕。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
原来，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31岁的米夫把25岁的王明抱上了台。王明一上台就在党内开始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教条主义猖獗，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基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之类的“主义”和“路线”如枪似棒，谁要不同意他们的所谓“国际路线”，就会被无情打击，左权深知王明一伙的为人，他曾经忧虑地对彭德怀说：“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
这时，王明一伙在中央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肃反中，闽西的新十二军第一团团政委刘梦魂向中央局报告了左权曾经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
刘梦魂说，1930年12月，左权率新十二军在汀州作战时，他的大衣口袋里插着一本托陈取消派文件，他没有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备案。不久，左权参加托派组织的政治谣言便不胫而走。
1932年6月，左权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职务，从漳州的枪林弹雨中来到瑞金乌石垅。
随后，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先后找左权谈话。左权承认有刘梦魂所说的那件事。
原来，托陈取消派文件是上海托派组织从邮局寄给施简的，由施简保存在箱中，左权得知后为不致传散，从施简的箱中拿出，交由贺声洋封存。1931年2月左权调离闽西新十二军，随项英到中央军委任职，托派文件落到何处就不知道了。
对于这次调查，组织上没有做出结论。
1933年元月，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从上海迁入瑞金，随即就发起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他们在瑞金出版的《斗争》杂志上发表了诸如《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向右倾机会主义开火》等一系列文章，火力所向是针对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战友的。随即遭到攻击和受到各种形式的纪律处分的就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萧劲光、谭震林、邓子恢、何叔衡、陆定一等，有的还受到特别法庭的正式审判。左权也因托陈取消派问题被列入专案，由项英在乌石垅主持专案会议，进行了整整3天的审查。左权一再向党声明事实真相，无法为中央所相信。但是，因为他自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工作一向表现很好，作战勇敢，几乎每战必捷，因此，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作反革命论处，在党内只作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王明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纯属于虚乌有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质问道：“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副参谋长？”
结果，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又被王明戴上了“托派”的帽子。王明和康生从苏联途经新疆回延安时，将担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的俞秀松诬陷为“托派”，指使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1938年6月又把他押上苏联飞机，后来俞秀松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被杀害，时年39岁。与俞秀松同时被王明诬陷为托派的董亦湘，也被杀害于苏联。
左权被诬为托派后，并不屈服于王明的政治压力，1941年12月29日，他在太行山前线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我在1932年时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的处罚一次，是因为当时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件，那文件是希林铎在外面带来后，（他从施简箱中拿出）为不使反革命文件传播故而收藏。但不久我就和项英同志去江西了，该文件究不知落到哪里去了。直到现在虽不断回忆，总没有证明出来。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惟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但当时中央书记处他们未发觉，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亦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中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已将近17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
我再以坦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坦白向党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小组织活动，我与反革命托派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任何相同之点与任何组织关系。我并且可以以我的全部政治生活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
彭德怀于12月29日用电报将左权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说：
（丑）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不释……（寅）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但是，直至左权牺牲，此事还没有结论。
历史是公正的。1959年，由于董亦湘妻子的申诉，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给董亦湘平了反。1962年，党和人民政府给俞秀松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1979年8月30日，左权的夫人刘志兰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给左权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一案平反昭雪。1979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复信如下：
刘志兰同志：
你1979年8月30日给中央组织部的信，中央组织部9月27日转给总政治部，对为左权同志在中央苏区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平反昭雪问题，经我们与中央组织部研究认为：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
左权的“托派”问题，由此有了结论。
1930年5月，左权、刘伯承、刘云、陈启科、屈武、黄第洪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奉命启程回国。
左权与刘伯承、刘云一路同行。他们顺利地偷越了严密防堵的中苏边境，乘上了由绥芬河西去的列车。在哈尔滨停留6天之后，再转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去大连。一路上，左权发现各处车站游动着日本的护路警察，一些穿着便衣的日本暗探把头、身子紧紧地裹在衣服和帽子里，只露出两只像狼一样凶狠的眼睛。一次，刘伯承被一个日本暗探盯上了，他惟恐连累左权，故意视左权如路人，不与交谈。左权为了刘伯承的安全，在危险时偏能镇静，他不离刘伯承的左右，并趁机暗示警号，将这条跟踪的“大和狼”甩掉了。
8月，左权一行人到达上海，他们搭乘的客轮泊岸之后，左权与刘伯承、陈启科、刘云、黄第洪各自分散，按照各人的联络暗号去找“钟英”。“钟英”为代号，即中共中央。
与左权接头的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曹蕴玉，她以一小烟酒铺作掩护，做着秘密工作，左权被安顿在新民旅馆里。
第一个来见他的是傅钟。他与傅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第七班同学，傅钟于1929年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参与处理军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军事干部的安排。同学相见，分外高兴。从傅钟那里左权得知上海的敌情很复杂。
一天，左权得到消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的吴乃宪正在搜捕他。吴乃宪是蒋介石安放在上海的耳目，专门猎取在中共党内工作的黄埔同学。左权考虑到上海地方大，租界内又不登记户口，人员复杂，好隐蔽，即使有险也能脱险，并不把吴乃宪放在眼里。
一天，陈赓突然神秘地出现在左权面前。这位湘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时期的同学，戴着礼帽，穿着中山装，鼻梁上架着墨镜，乍一看像一个国民党的党棍。
陈赓告诉左权，黄第洪已经叛党投敌。左权对此非常吃惊。黄第洪是湖南平江人，与陈赓、左权同为湘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与他同编在中国班，这次毕业回国又一路同行。到上海后，他还直接与军委书记周恩来联系过，他怎么一下子就叛变了呢？原来，在莫斯科时黄第洪高谈革命，表面上也和大家亲如兄弟，及至回到上海，他看了国民党报纸上吹嘘全国各地“剿匪”胜利的报道，看到上海繁华富丽的大都市生活，对革命悲观失望。为此，左权、刘伯承、刘云、陈启科等拍桌打椅地和他辩论过。但是，不久他却投书蒋介石，卖身之外，不惜飞暗矢以伤其友。
左权一听说黄第洪一到上海就卖身求荣很气愤。
蒋介石很重视黄第洪的那张“卖身契”，交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办理。徐恩曾指示调查科驻上海的杨登瀛执行，这将危害周恩来和从伏龙芝回国的同学。
陈赓叮嘱左权说：“马上搬家，无事时要提防，有事时须镇定。”
说完，便悄然离去。
随后，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秘密接待了左权。李立三和左权是醴陵同乡，乡音不改，显得十分投机。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刘伯承留上海，担任军委委员，和聂荣臻、傅钟、曾钟圣等参与军委机关的日常工作。调陈启科去重庆。刘云去武汉。左权去闽西苏区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
这时，叛徒黄第洪企图逮捕周恩来、刘伯承、左权等人，曾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局里会面，到时他却躲在别处，并不露面。特委的红队派人密跟，穷其所往，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址，将他秘密处决了。
左权离开上海后，来到了厦门，在胡同港口，他找到了福建省委交通站，然后和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接上了头。罗明指示木匠出身的省委委员雷时标、裁缝出身的省委委员苏阿德以他们的职业作掩护，护送左权从厦门过滴虫州，进入闽西工农民主政府的所在地——龙岩县城。左权到职不足1个月，便被调到中央工作，于9月进入中央苏区。
不久，闽西总行委将红二十一军和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共编为3个团，一、二团共1100支枪，2600人，三团驻长汀应付团匪，不能集中，编制为500多人枪。全军共计3000余人，2000支枪，番号为新十二军。闽西红校的200多名学员提前毕业，派到新十二军充任连排干部。新十二军由左权任军长，施简任政委，宋铁英任参谋长，李力一任政治部主任。
12月底，左权侦知张贞的四十九师正以3个团的兵力，以龙岩为主要攻击目标，企图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在吉安，泰和、赣东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夹击之势。左权指挥新十二军和闽西的赤卫队，以长汀为支点，在龙岩以北的永定、武平、连城、长汀地区，用游击运动战的手段，盘式打圈子战术，牵制袭扰敌人，阻止张贞的进攻，配合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反“围剿”作战。
10万蒋军的第一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于1931年2月动用20万兵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中央苏区紧张的军事形势，左权被调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担任参谋处处长。从此，左权开始了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宁都，位于江西智东南部，贡水梅江的西岸。这座披山带水的古城，在1931年已是中央苏区上的一个小白点，除宜黄、广昌这条交通线时通时断之外，出城二三十里，就是苏区的红色土地。它处在一个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250万的红色包围圈里。然而，这时宁都县城已变成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愁城。前进，有被红军歼灭的危险；后退，宁都以北的广昌一带有蒋介石嫡系朱绍良部断其后路，他们只好困守孤城。
12月初，第二十六路军七十九旅的袁汉澄（即袁血卒）乘着夜色，向固厚圩进发，天大亮时，山冲里突然传来一声喝令：“站住！”随即冲出4个年轻小伙子截住去路。其中两个拿着梭标、两个端着上了猪尾巴刺刀的步枪，从四面抄过来，口里骂着：“哪来的反动派？”
不由分说，4个人将袁汉澄反剪了双手，来了个五花大绑，袁汉澄被绑送到一间普通的茅草房里，这就是彭湃县委办公室。
县委书记霍步青得知袁汉澄是“朱瑞”派来的暗语后，立即拨给一匹马，把他送到了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
紧接着，中革军委在叶坪召开会议。朱德、左权、王稼祥、叶剑英、李富春、刘伯坚等人，围坐在两张对起的方桌周围，听取袁汉澄关于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情况的报告。
在热烈的讨论中，大家分析了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着重研究了万一失败后的措施。最后，中革军委会决定，由左权、王稼祥、刘伯坚等代表中革军委，携带电台到彭湃县固厚圩联络指挥。
第二天早饭后，左权、王稼祥、刘伯坚把袁汉澄领到主席毛泽东的办公处。毛泽东个子高大，背有点驼，面容瘦削，颧骨突出，头戴八角帽，身穿一套退了色的灰布军服，像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仔细观察，才会发现他的衣袋比别人的大，大约是为了让它们发挥书包或文件袋的作用。他举止随便，有着某些农民的习惯。毛泽东亲切地和袁汉澄握手，他望着左权、王稼祥、刘伯坚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
毛泽东问袁汉澄：“袁同志，你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的把握？”
袁汉澄一时紧张得答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哩？”
“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大家说：“能争取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
在袁汉澄返回宁都时，左权、王稼祥、刘伯坚立即率领工作人员携带电台，赶往固厚圩。他们将红四军部署在宁都附近的胡嘴岭、东山坝和会同、安福一线，牵制广昌方向的朱绍良部，并令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将石城以南几个白色据点加以围困，同时在固厚地区下了戒严令，以确保起义成功。与此同时，左权还派出一些红军干部协同彭湃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做好迎接起义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左权亲自到固厚圩周围区、乡苏维埃政府检查落实，看参加欢迎起义军的群众，每人是否都做了一面红纸三角旗，旗上面写没写“欢迎二十六路军光荣起义”的口号。村里是不是准备了鸡、鸭、猪、鱼、蔬菜、大豆、花生等食品，柴火备好了没有，慰劳队是否已经组织起来，妇女洗衣队、做鞋队落实到人没有，他走一处问一处，看一处，细致得简直像个管家婆。但是，他更为关注的是宁都方面的动静。
袁汉澄回宁都后，向二十六军中共特别支部报告了去瑞金的联系情况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大家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可以马上投入起义的直接部署。为了达到“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的目的，赵博生加紧了对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争取工作。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七十四旅主力团团长黄中岳秘密会商后，互推季振同为起义领袖。
季振同赞成起义，但他提出：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冬衣和11月份饷款已经到了广昌，如果按原定计划起义，这些冬衣和饷款就无法到手，建议将起义推迟1天。其次，他提出番号问题，是不是可以再考虑。赵博生和特支商量后，觉得应马上报告在固厚圩联络指挥的军委代表。于是，特支以袁汉澄为代表，七十四旅以营长卢寿椿为代表，七十三旅以地下党员郭如岳为代表，赶往固厚圩，详细地向左权、王稼祥、刘伯坚报告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和季振同提出的两项要求。
左权仔细地了解了季振同的个人情况，认为必须慎重考虑他提出的问题，以争取暴动成功。左权从卢寿椿那里了解到，季振同是河北沧州人，生于一个有着2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他出身行伍，因胆识、魄力、机敏过人，有名豪大侠的气概，在西北军攻占陕州、洛阳、郑州、开封中屡立战功，由排长而升到手枪旅旅长，深得冯玉祥的器重。左权考虑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担负着宁都的城防任务，争取季振同起义，不但可以扩大起义部队的力量，而且便于控制局势。但是，到14日暴动，还有9天时间，为时太久恐被泄漏。为此，左权令驻胡嘴岭、东山坝、会同、安福的红十二师师长陈光派出便衣侦探，密切注视广昌和宁都一带的动静，同时和王稼祥、刘伯坚请示军委同意后，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同意将起义时间推迟到12月14日黄昏。
二、暴动胜利后，二十六路军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十三、十四，十五3个军。由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黄中岳任红十五军军长。
12月14日黄昏，宁都城内全部戒严，由七十四旅二团换岗换哨，总指挥部电台、二十五师师部电台和专与蒋介石联络的特务电台奉命立即关机，人员一律离开机器，由学兵连、执法队分别控制。还不到6点钟，总指挥部所在地的基督教堂已经灯火辉煌。赵博生以执行南昌行营“进剿”为名，宴请二十六路军团以上军官。席间，将不同意起义的七十五旅旅长张方昭，八十一旅旅长王恩布以及王天顺等三四名团长当场押了起来。
这时，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全部切断，地下党员，执法队队员孙步霞根据预先规定的全军行动信号，立即鸣枪3响。宁都沸腾了，呼叫声、奔跑声、枪声响成一片。
左权、王稼祥、刘伯坚从电台上收到的电讯得悉，起义成功了！整个二十六路军全军一个总部、两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4个独立营，1个总部直属队，共17000多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全部暴动了！
起义一胜利，左权立即将策应宁都起义驻防会同地区的红四军撤至石城，以3个师分驻洋池、屏山、珠坑、秋溪等地，防止二十六路军在整编中发生意外事变。另令陈光率红十二师立即进军宁都，待二十六路军离开后，驻防宁都县城。
12月15日，董振堂率七十三旅为前锋，出东门，过梅江，浩浩荡荡地向固厚圩进发。二十六路军这条曾经“摇摆”的航船，现在也解缆脱钩，开始了新的征程。部队抵固厚圩时，军委派出以左权为团长的代表迎接起义军。各乡、村苏维埃主席率领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夹立道路两旁，挥动手中的三角彩旗，热烈欢呼；鞭炮和三眼铳放得响个不停。左权看着浩荡南来的队伍，兴奋地对董振堂说：“宁都城修了4道防御工事，但工事挡不住革命。这回你们可触了蒋介石的龙鳞了！”
赵博生在欢迎的人群中发现了刘伯坚，疾步走去，和刘伯坚紧紧地握手。刘伯坚风趣地说：“让你严缉共产党，你却把队伍带到共产党这边来了，蒋介石可要通缉你这个总参谋长哟！”
赵博生激动地说：“让蒋介石通缉吧，我这把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16日清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在左权的陪同下，率全军向石城的龙岗、横江、秋溪前进，并在那里接受整编。
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中央军委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红五军团各级政治领导工作。由于原二十六路军的军官大都是日本士官生、保定军校生、将校团生，被选派到红五军团军以上的政治委员，都是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留学生。其中有军团政委肖劲光（留苏）、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留法、比利时、苏联）、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留法）、十四军政委黄火青（留苏）。左权也担任了红十五军政委。
1932年3月21日，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根据林彪、聂荣臻的提议，同意按毛泽东的意见，中路军向闽西、闽南进军，一、五军团由原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由林彪任总指挥，毛泽东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随东路军行动。4月2日，东路军离开长汀地区经河田、涂坊、白砂，抵达龙岩西部约50里的大池，拉开了东路军攻克漳州的战幕。
此时的闽南，是敌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张贞经营的独立王国。
张贞，人称他为“闽南王”。他是福建省诏安东峤村人，曾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中途辍学回漳州拉“民军”，当过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那时，他到处招兵买马，皮包里塞满了委任状，给许多民军头目，绿林盗寇以支队司令头衔。但多半是有官而无兵，或有兵却没有枪，漳州、泉州一带的老百姓送了他一个“皮包司令”的雅号。他打着“以匪制匪”的旗号，多方收编土匪和游杂武装，几年之中竟拥兵1万余众。军队虽为杂凑之兵，但装备精良，为日本六五步枪和三八式步枪，各团配有迫击炮连，各营配有机枪连，各连配有捷克式轻机枪，团部还设置通讯队、电台。所部分驻漳州、泉州、永春三属十几个县，主力驻扎南靖、平和、长泰一带，对闽西苏区施行警戒，并时常派兵骚扰龙岩的大池、小池、钢庄、赤坑、适中、马坑一带。永定的金丰、陈东坑、虎岗、上洋、窑背等苏区，两年之中，被窜扰20余次。凶锋所及，庐舍为墟，除劫夺粮食、牲畜之外，甚至搜捕妇女、儿童做“猪仔”贩卖。闽南和闽西百姓中流行着“时逢四十九（师），百姓无路走”的歌谣。
南下漳州，先得攻取龙岩。左权以红四十四师袁汉澄的一三一团为先锋团，主攻龙岩城。
赤卫队攻了两天，大池民团拖枪退至小池，与第二补充营叶杨榆部会合。赤卫队跟踪追击，又交战1天，守军败逃而去。张贞特别倚重的杨逢年一四五旅的官佐们认为民团和叶杨榆土匪是收编部队，战斗力差，他们还能抵挡两三天之久，于是，判定进攻龙岩的是“土共”，便未作戒备。
4月7日，左权令少数部队佯攻龙门二九一团驻石排之前哨连。10时左右，全线发动攻击，一时枪声大作，直到这时，敌人才发现考塘、龙门以及龙门通往龙岩之要隘龙门坑，已被红十五军的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分割包围，互相不能救援。
驻龙门的阮宝洪二九一团1000余人，是张贞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是屏藩龙岩的看门狗。左权集中最优势兵力，将该敌包围聚歼，经一上午的战斗，阮宝洪的防线崩溃，他率所部余光武、黄铁汉、苏冠英3个营的残部300来人突围。刚往龙岩方向逃窜，早已奉命等在那里的四十五师九十三团杨得志团长，率突击队一顿横风猛雨的扫射，阮宝洪不敢再回龙岩，调头转向永福、漳平方向逃命去了。
这一仗，红军打得敌人连个回去报丧的人都没有。
4月10日拂晓，左权率十五军为先头，乘敌不备向龙岩县城的西门、北门发起进攻。驻守龙岩的一四五旅指挥部不知把守龙门的阮宝洪已逃之夭夭，也不知红军主力从何而降，慌忙急调驻坎市的二八九团和驻白土的二九〇团迅速回援龙岩，并驰电漳州，向远在后方的旅长杨逢年告急。
杨逢年驱车进城不到两小时，左权指挥的红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分别由西门、北门突入城里。防守龙岩的独立团大部被歼，独立团团长兼龙岩县县长张性白被击伤，率残兵100余人跟着杨逢年和他的直属队从南门突围，沿适中方向撤退。在离县城7里地的三岔路口，遇上了回援龙岩的黄克绳二九〇团。杨逢年顾不得丢城撂地的羞耻，生怕红军衔尾追来，急令二九〇团少校团副林梦飞率第三营两个连阻击红军，自己带着直属队和二九〇团及开往龙岩途中的二八九团、吴赐独立营向适中、南靖撤逃。
那些平日在龙岩城里倚仗杨逢年、张性白作威作福的民团头目、土豪劣绅，也像丧家之犬，随军逃亡。时值春雨绵绵，道路上像抹了油一样，又烂又滑。地主老婆、军官太太、名娃闺秀，有的跌得像个泥菩萨，哭得娘死爹亡一般；有的顾不得平日体面，像猪仔一样装在米篓里，让人抬着走。羊肠小道被败退部队和这些贵气的难民们所拥塞，后面的败兵生怕红军追来，急得骂天骂地。一路上，他们不断遭到赤卫队的袭击，如同惊弓之鸟，由金山而龙山，由龙山而保林圩，沿路弃险不守，节节败退。
打下龙岩，左权率红十五军离开苏区，向东南兼程疾进，两天赶路150多里。十五军打龙岩之后，以利兵之师，锋不可犯，锐不可当，连下和溪、芝田、水潮、龙山，直逼漳州西侧的天宝山下。
天宝山前临龙江溪，背倚漳州城，直扼漳龙公路咽喉，是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左权估计张贞为固守漳州，必定在天宝、南靖、浦南一线构成无防御纵深的线式防御，与红军决战，便率部于4月16日驻防波岭圩，迫敌而居，占据攻击位置。
张贞获悉攻占龙岩的红军部队，已分头向适中、漳平寻带挺进，似有继续南下攻击漳州的意图，他判定红军的行动有两种趋向：一由漳平沿九龙江而下，直趋长泰、浦南，攻漳州；这一线山路崎岖，江流险急，交通不便，大部队行动困难。一由适中沿漳龙公路直趋南靖，而下漳州，这一线地势平坦，水陆交通便利，虽则危险性大，但适合大兵团作战。张贞根据上述判断，选定南靖、天宝山的榕子岭、风霜岭一带作主阵地，在浦南方面布置警戒。张贞手上的兵力，除一四五、一四六旅之外，还有地方靖卫团、保安队，共1万余人。他将王祖清的一四六旅两个团的兵力，部署在右翼风霜岭、十二岭阵地，指挥部驻天宝镇；将杨逢年一四五旅两个团部署在左翼榕子岭阵地，指挥部驻南靖县城。杨逢年凭借龙江这一天然障碍，以二九〇团第一、第三营分别防守榕子岭、笔架山阵地，第二营为团的预备队。第三营调一个连为前哨连，防守宝林桥前沿阵地，二八九团作为旅的总预备队驻榕子岭山后小高地。张贞自以为列卒周匝，坐在漳州城里，等待着前方的捷报。
东路军指挥部以红四军主攻敌人的王祖清一四六旅阵地，以十五军助攻宝林桥至南靖的一四五旅阵地；以三军为预备队。左权领受命令后，亲自前往宝林桥实行威力侦察。左权发现张贞把杨逢年的一四五旅摆在有龙江天险可凭的阵地上，而把王祖清的一四六旅摆在风霜岭危险的阵地上，看出了张贞对所部的亲疏关系。因为杨逢年是“闽南派”，王祖清则是“福州派”。军阀们每当情势紧迫，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总是按照历来的传统，各保实力，互不协同，或见危不救，或苟安一时，或打滑头战，或撒腿就跑。左权考虑到，如果将王祖清的一四六旅先行围困就歼，鉴于杨逢年平时与王祖清的派系矛盾，私嫌很深，他是不会派兵出援的。倘若先打杨逢年的一四五旅，不但地形对红军进攻不利，而且杨逢年必定请张贞下令王祖清作为二线增援。为此，左权拟定了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作战方案。
4月16日，左权令四十四师一三〇团佯攻一四五旅二九〇团宝林桥前沿阵地，并摆出决战的架势，牵制一四五旅。令四十五师主力稳伏于离南靖两公里多路的山林地地区，卡断漳龙公路，使杨逢年的一四五旅援退无路。其余部队在南靖周围占据攻击位置。左权自己亲率四十四师两个团涉渡龙江，大胆地从一四五旅和一四六旅的榕子岭与大尖山结合部迅猛穿插，迂回到一四六旅侧翼，分割敌人兵力，配合红四军的正面进攻。
4月19日拂晓，红四军主力从正面的风霜岭、天宝山、十二岭向一四六旅阵地发动全线总攻击。王祖清以机关枪连挡第一线，以大炮队断后，固守不退。担任正面攻击的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绕到敌后去攻歼大尖山守敌，由三十三团正面主攻天宝山。左权集中四十四师主力从侧翼向大尖山、榕子岭结合部的敌二八九团发起攻击。在正、侧火力夹击之下，红三十二团团长刘忠率所部夺取了敌人的机关枪阵地，敌二九三团团长陈启芳被击毙，营长游其富负重伤。战斗至上午9时，二九三团大部被歼。王祖清折损一个团，有点招架不住，急忙向一四五旅杨逢年呼援。
结果，正如左权所预料的一样，杨逢年的宝林桥前哨虽被红四十四师一个团牵制，但主阵地尚未打响，他一兵一卒也不出援，坐视一四六旅覆没。
王祖清所部林清龙的二九四团本来是收编的土匪部队，还没上过正规战场，一见精锐二九三团被歼，吓得不战而逃，风霜岭一带被红四军攻占。激战中王祖清不见杨逢年出击应援，不免愤懑交加，溃败之时也不通报杨逢年作相应戒备，只顾自己只身脱逃。
一四六旅被歼之后，左权率红四十四师一部，以神速行动，直下南靖，与红四十五师合围杨逢年的一四五旅。
杨逢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王祖清一个旅不到一上午就被红军歼灭了。他急令驻榕子岭的旅预备队二八九团增援南靖。团长黄克绳在撤离榕子岭、大尖山时，命第三营营长林超带4个连为后卫，掩护一、二营向南靖救援。但是，二八九团只赶到南靖外围，左权指挥的红十五军已攻占了南靖县城。黄克绳便决定与榕子岭、宝林桥退下来的二九〇团会合行动。行军中，又与佯攻宝林桥的红四十四师一个团遭遇。黄克绳的两个营的士兵因驰援南靖，喘息未定，现在仓促应战，一触即溃，败兵纷纷纵身投江，其余的往山城、小溪、漳浦方向逃去。黄克绳本人伏在马背上，泅水过去才逃得性命。跟在他后面的残兵吓得不时惊呼：“共军追来了！”
林超率掩护一、二营的4个连从榕子岭、大尖山撤下来，在漳龙公路上集中，恰好与从南靖回窜漳州的二九〇团会合。行军至离南靖约两公里的地方，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红四十五师从山上冲出，用火力封锁了公路，战士们在左权的指挥下，惊东击西，左右掩杀，使敌人顾此失彼，进退无路。公路左面靠山，右面临江，敌军无法展开，像被陷住了的野兽，躲无处躲，逃无处逃，除56人泅水逃得性命，其余不是伤亡，就是当了俘虏。
4月19日一天，张贞的天宝山、南靖防线全线溃败。一四五旅旅长杨逢年走投无路，只得潜入百姓家中，脱去军服，剃掉胡须，化装成农民，躲了两天之后，经由城、璃溪、云霄而到诏安东峤，找到了自己的败残部队，演了一出现代“割须弃袍”的丑剧。
天宝，南靖失守，漳州完全处于红军的锋镝之下。
红军兵临城下，张贞害怕被擒，便用商办的漳龙汽车运输公司的几十辆只吃油不跑路的破烂汽车，运送僚属和私财。张贞从漳州溃退时，惊慌失措，官逃在先，兵乱于后，散兵游勇沿途杀人越货。张贞的汽车逃经漳浦时，被部卒开枪拦截，要求搭车一路逃命，张贞无可奈何地说：“就是当土匪，也要尊重土匪头呀！”
4月20日上午8时，红军举行庄严的入城式。军号齐吹，红旗飘扬，部队分4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漳州城。
1933年冬天，国民党50万大军的烟云弹雨，笼罩了中央苏区的版图。
红一军团于江西永丰县滕田整编后，由3个师、9个团组成，每个师有5000多人。部队时而东走黎川，时而西顾永丰，或乐安，或宜黄，或南丰，“短促突击”于敌人的堡垒与重兵之间，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有难思良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深感在军务繁忙之中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原来的参谋长徐彦刚已调往湘鄂赣任司令员去了。于是，10月中旬，军委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12月底他到职上任。
对于左权的到来，林彪和聂荣臻都是非常高兴。
在他们的印象中，左权除了具有指挥员所必须的战场经验和坚强意志外，还具有一些非凡的精神素质。他不像别的留洋回来的人，摆架子，动辄给那些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扣上“狭隘经验论者”的帽子，而标榜自己是有理论修养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不图名利，是一个十分纯朴和本色的共产党员。
参谋长到任，林彪和聂荣臻趁过年准备了一顿年饭。
这时，由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连困带打，根据地很困难，除了前线部队能吃饱饭，后方人员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饭”：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草袋子装着放在锅里煮，一天两顿，一顿就是一小袋。江西不出盐，吃盐就是吃金子，一块光洋只买几两甚至几钱盐。部队因营养差，夜盲症越来越多。战士们不得不在晚上点起火把，到水田里捉泥鳅、田螺来改善生活。
林彪和聂荣臻准备的年饭自然是淡薄的，但这顿淡薄的年饭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没有吃成。
军团参谋长，是军团长、政委的第一个助手和代理人。他要善于体察军政首长的战略意图、战术方针，并根据这些意图和方针组织作战、监察实施。其他诸如补充兵员、筹划粮草、制造弹械、布置通讯侦察、组织转送伤员……事无巨细，无不亲自运筹。左权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之时，蒋介石已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又回过头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构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
然而，这时洋顾问李德仍完全沉醉在“短促突击”的新原则之中，坐在瑞金实行绝对的集中指挥，他连迫击炮放在地图某一曲线上，都给部队作了规定，而这种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既不详细又错误百出，有的地方连方向都不对。结果，红军完全陷入了死板的军事教条主义的泥坑中去了，只有招架战术，全无还手方略，根据地一块块被敌人蚕食而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但是，李德并不以为然，为了推行在欧洲战场上曾使用过的据说是“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4月份李德又调集一、三、九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实行“广昌决战”。红一军团在广昌打了18天守备战，与敌人拼消耗，指挥员伤亡严重，最后广昌失守，连建宁也丢给敌人了。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和战士们一样从敌人的子弹、炮弹、炸弹组成的火网里冲进杀出，险象环生。林彪在回忆和左权一道战斗的生活时写道：“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为了保存红军主力，左权作为参谋长，认为有必要在战术上避开与敌人硬打硬拚，在态势上采取有利于红军的行动，迫使敌人暴露弱点，以便先让一步，后发制人。为此，左权向林彪和聂荣臻建议：组建军团侦察科，用以及时地获得准确的情报，研究敌情，捕捉和利用战机，使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红军，因利用战机而使战斗力的对比变成相对优势。左权的建议，得到了林彪和聂荣臻的支持，他立即着手组建军团侦察科。
5月，左权正式组建军团侦察科，经考察，决定调模范红五团团长刘忠担任侦察科长。
刘忠是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曾3次参加才溪暴动，他参加过粉碎国民党4次“围剿”的多次重大战役，在红军中当过排长、连党代表、团政委、团长、组织科长，年龄28岁；又进过红四军学校，政治、军事素质都很好。左权在选择第一任侦察科长时看中了他。
侦察科成立后，左权让教育科长陈士榘找来一些有关侦察工作的书籍，交给刘忠。左权叫管理科长王礼给刘忠派一名警卫员，配一匹马，叫作战科长聂鹤亭将原属作战科的侦察参谋毛孝清、李廷赞、丁振秀和苏孝顺以及军团司令部的便衣侦察队移交侦察科。
然后，左权根据红军所处的战略防御的形势，绐侦察科规定了如下任务：一、侦察敌情，整理综合敌情材料报告军团首长，通报全军；二、绘测作战要图；三、调查行军路线，找向导带路；四、捕捉俘虏，了解敌人的行动意图；五
1905年2月10日，湖南醴陵北乡左家屋场左奉球的长子左兆新一家又添了丁口。他就是左权，在兄弟中，他排行最小。
在左权两岁的时候，父亲兆新穷愁潦倒，突然一病不起。左权的母亲左张氏又杀猪，又宰羊，请巫师到家中歌舞鸡卜，“拜斋斗”，想将兆新的魂从青泥湾收回来。但是，31岁的左兆新正值盛年，却没有被张氏挽留住，没几天就作了古人。不久，左权的祖父奉球公63岁时寿终正寝，祖母也去世，二老合葬于黄猫岭蛇形山之阳。
从此，左家屋场由一位寡居的中年女人支撑着。
左权7岁时，看到许多同龄人都去上学，也向母亲提出：“我也要读书。”
“读书是要钱的，”母亲又惭愧又为难，“我们家的财神菩萨还没睁开钱眼。”
左权是一个言路窄、心路宽的孩子，这时快过春节了，他想了个变钱的主意：正月里耍讨米狮子。他把这个主意告诉哥哥应麟和村里的好朋友左阳生、左继璋、左纪重，以及财主匡印澄的四儿子匡泉美。大家觉得耍讨米狮子又好玩、又热闹，便分头准备开了。
匡泉美躲开父亲的眼线，从家里偷出一条金黄色的被面，缝成了狮子被；左纪重托叔叔用篾和纸扎成了一个五光七彩的狮子脑壳，鼓眼睛，红鼻子，凸额头，下巴上还吊了个丁当响的铜铃；左权、左阳生放开喉咙练唱狮子歌；应麟手舞足蹈地学会了狮子舞。
正月初一，家家放过爆竹，开了“财门”，左权的讨米狮子就“出行”了。左权敲鼓，匡泉美打锣，左纪重掀钹，左继谷演唱，左阳生背米袋子，后面还拖着一群看热闹的小尾巴。
进到一个屋场，狮子先蹦进堂屋里，在贴有“天地国亲师位”的神主牌子前行两跪六拜大礼，左权、左阳生、左继璋、左继谷、左纪重、匡泉美就以稚嫩的童音唱道：
狮子进门六个揖、六个揖，
口中含斡羊毛笔，
上写天官赐福，
下写禄寿康宁。
若屋场主人鸣放鞭炮，应麟便将狮子脑壳耍得左顾右盼，前俯后仰，铜铃丁丁当当地向主人响过去，左权他们几个根据事先背好的歌词，应景便唱：
狮子头上一点绿、一点绿，
多谢主家鸣炮竹。
炮竹落地就开花，
一发人来二发家。
欢乐的气氛，掩饰不了空米袋子的要求。女主人看到这些孩子可怜又可爱，忙从屋里量出一升糙米，倒进左阳生背的米袋里，孩子们得到了酬谢，一时鼓乐喧阗，歌声又起：
狮子头上一点金、一点金，
我把伯娘赞一轮：
你穿得蓝是蓝来青是青，
不盖湖南盖北京。
要是在另一个屋场，碰到量米的是个小孩子，歌词便是：
狮子头上一点青、一点青，
我把后生赞分明：
你一岁两岁怀中抱，
三岁四岁进学堂门，
十一二岁做文章，
十五六岁金榜得头名。
按当时醴陵的习惯，狮子进屋，主家放鞭炮迎接，只要舞一会，就可告退。若大族聚居的屋场以酒食款待，则要操演军器、戈矛刀枪、拳术，一一演练，还要玩“撞刀”、“窜火圈”之类惊险把戏。左权这一行玩的不过是叫花子名堂，以卖欢乐、卖好话，博得主人的欢喜，米一到手，就舞着狮子作揖、叩头告别。唱歌的就放开喉咙高唱“少陪歌”：
狮子头上一点红、一点红，
吵闹华堂一回又一回，
大家请莫怪，
一齐都少陪。
讨米狮子一直耍到元宵散灯这一晚，它给黄猫岭周围山乡制造了欢乐，也使左权有了学费。
1912年春，左权在东冲铺磐中私塾发蒙读书了。
对于这次舞狮子还留下了一段后话。西安事变后，左权在西安红军联络处还意外地遇见了童年时代耍讨米狮子的伙伴匡泉美（号玉辉），他任国民党整一师一六七旅少将旅长。童年时代的友谊，促使他们在小范围内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次不寻常的会见，使得匡泉美在解放战争中不愿再打内战，于1946年解甲归田。在匡泉美的亲属中，至今仍保留着他和左权在西安的合影。
1923年冬，广州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柳漱风来醴陵招收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
程潜，号颂云，也是醴陵县人，为前清秀才。他以儒生习兵事，号召三湘子弟推翻异族，肇造民国，先后出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作为湖南人，他知道湘人重气节，尚诚朴，但求仁义，不计功利，每当国族危难，湘人负戈荷戟，前僵后仆。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程潜感到运筹帷幄的策士谋臣和胸怀韬略的千军统帅实在太少，于是，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便决定从强悍勇猛的湖南人中招收学生，以培养整军经武的人才。一条陌生的路出其不意地延伸到了左权的脚下。
这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弃文就武也许是一条救国救民之道，左权与蔡升熙、李人干、邓文仪、苏文钦、李隆光、张际春、李才霞、左纪棠、何元准等人报名，测试后被录取。
1923年12月，左权告别家乡父老，在醴陵县城伍家巷维新旅社，会合同去讲武学校的同学，由阳三石上火车，转道长沙、汉口、上海，经香港，抵达广州，开始了一生中职业军人的生涯。
左权来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时，正好19岁。学校位于广州小北登峰路北较场广东陆军医院旧地，学校比较简陋，原有房屋除作校本部办公室外，其余课堂、食堂、寝室、浴室都是临时用棕叶、竹篾搭盖的。450名学兵就生活在这个简陋的学校里，军政部长程潜兼任校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明灏任教育长。
第一期450名新生，入校后编为4个队，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学生，大多数被编入军官一、二队；从湘军、滇军中招来的下级军官和军士，编为军士三、四队。左权被编入军官第一队第一区队，区队长是广东梅县人、保定军官学校工科毕业的林柏森。学校以培养连排职军官为目标，主要开设军事课：一、二队学术科并重，以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5大教程为主；三、四队注重术科，以典范令为主，学期为6个月。在学习和操练中，左权掌握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实地测图等军事学科知识。每当学兵们全副武装跑步去黄花岗或瘦狗岭演习营、连、排、班长动作时，左权常被指令作示范演习，他受到第一队队长廖士翘和教育副官张克侠的称赞。
讲武学校的军事教官，多是保定军官学校步科或特科毕业的。
这些军事教官的知识都是旧的一套，对学兵管教十分严格，队长和区队长都佩有指挥刀在身，发现学员在操场或野外有违犯纪律的事，或不守纪律，便不由分说地用刀背砍人，或是拳脚交加。他们根据自己的好恶，无故处罚学兵，罚跪、罚站、罚跑步、打手板，训练学兵野蛮得像驯兽一样。这种德国、日本式的棍棒教育，激起了学兵们的痛恨。左权为了了解阵中勤务及技术原则，培养自己指挥小部队的智能，有时约了同学在北校场进行连的战斗教练，这种越轨行动也受到处罚，他常常被责令全副武装围着北校场跑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舌干唇焦，不能动弹为止。跑完后，左权气得抹下头上的无边军帽，很恼火地说：“真是朽得帽子没有边！”
不久，讲武学校的陈赓考入黄埔军校。张际春、邓文仪、李汉藩、桂永清也退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投奔黄埔军校去了。
尽管讲武学校管教严格，但是，左权认为学校也还有可爱的地方。学校里没有那班饮酒骂座，打牌掷骰、寻花问柳的兵油子，也没有吸食鸦片的双枪兵，于是，仍留在学校。随后，他与张克侠、蔡升熙、陈启科、陈明仁、左继棠等20余人，结成“莲社”，相互约束。“莲社”成立时，每个成员照了一张戎装单人照片，写了简历，刊登在“莲社”志上。
1924年10月10日，广州发生了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商团武装叛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滇军剿灭商团武装。
盘踞广州西关繁华商业区一带的商团武装，大约有12000人。西关是广州的金库。滇军师长廖品卓早已被大商贾的金钱所拉拢，他不但不遵令进剿，反而暗中掩护商团屯积粮弹。孙中山不得已，只好另派李福林的福军和湘军攻占西关。福军多是土匪出身，他们乐得到西关去“打起发”。10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的警卫军、黄埔军校的学生会同湘军、福军，对西关用铁栅、木栅闸子构成的街坊堡垒实行火攻，火势蔓延，1000多家商店和住宅葬入火海。西关既破，商团残兵退入租界。福军乘先抢入，银元、货物，兵士们抢的抢，夺的夺。他们把士官服脱下来，作了包袱，捆载而去。湘军、滇军和街市上的游杂分子也趁火打劫，把西关和小市街一带的金银、珠宝、手饰店掳掠一空。
左权所在的陆军讲武学校奉命担任观音山地区的警戒任务，以防商团突围窜扰。西关火起，发了洋财的士兵、官佐满街都是，有些同学也想去“打起发”，擅自离了岗。
左权和“莲社”的同学们则自动上街，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一起，整肃军人风纪，制止抢掠。滇军一些发了财的官兵们向左权他们掷银洋，故意弹着自己的宽边红帽子，嘲讽地说：“有财不会发，真是朽得帽子没有边！”
左权不理睬他们，依然和学员们巡游街面。
1924年9月13日，孙中山率大本营由广州进驻韶关，指挥北伐。程潜随营出征，担任攻鄂军总司令。自程潜走后，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经费非常困窘，加上落后的棍棒教育方式，学员们纷纷要求和黄埔军校合并。经过与监督周贯虹交涉，11月19日，左权、袁策夷、陈启科、李光韶、陈明仁、李默庵、丁德隆、萧赞育、李铁军、刘戡等146人带上枪支弹药，转入黄埔。因为这批学生的学术科成绩都很好，黄埔军校将他们编入第一期第六队。
在黄埔军校，左权认识了蒋先云、周逸群、许继慎，与原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同学陈赓、苏文钦有了更深的交往。
陈赓和苏文钦曾两次陪同左权与周恩来见面，并作私下详谈。1925年2月，左权由中共黄埔支部的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从此，他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热情，去实现自己的信念。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陈炯明所部，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事的机会，向广州进攻。
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一、二团组织成黄埔校军，奉命东征。左权被分派在教导一团二营六连当排长，他的团长是战术总教官何应钦，营长为战术教官刘峙。只有3000多人的校军，由校长蒋介石统率，加入右翼军作战。
3月东征军取得棉湖大捷之后，左权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以后，东征军连克兴宁、五华，敌酋林虎、王德庆、刘志陆几乎被擒，仓皇逃出广东省境。陈炯明逃往香港，不到两个月，东征军平定了东江，荡平了潮梅。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左路滇军杨希闵、中路桂军刘震寰得知这个消息，以为发难机会已到，准备西联云南唐继尧，北联军阀段祺瑞，图谋割据广东。他们调兵遣将，麇集广东省垣，阻挠右路军回师广州。为了平定刘、杨叛乱，5月21日，左权冒着盛暑，随军兼程回师。杨、刘所部都是些烟兵赌将，将不知兵，械不可用，尤其是桂军，将军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步枪比子弹多，不堪一击，革命军在6月15日便克复广州。
削平杨、刘之后，左权被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点名调入司令部卫队营任连长，随后参加第二次东征，出广州，向博罗、惠州前进。10月23日，东征军攻克河源，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11月上旬，肃清了梅县、大埔的敌人。11月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抵汕头，东征告成。
1925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招收留学生，程潜喜欢左权的沉毅勇敢，选拔他赴俄深造。11月中旬，左权告别羊城，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
左权被分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第七班。这个班的大多数学生既有长期党龄，又有革命经历，是国共两党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杜柏生、吴淡人等；共产党方面有左权、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潘子力、朱瑞等。中山大学第一期任何一个班，都没有第七班这么多的著名人物，大家都羡慕地称这个班为不同凡响的“理论班”。其中左权和邓文仪在一个班。
左权和邓文仪既是醴陵同乡，又是渌江中学和黄埔军校时的同学。
邓文仪家住醴陵枧头洲，父亲以打豆腐为业，家境贫寒。他小时候好吃爱玩，很会想些鬼点子。他父亲有个装钱的小筒罐，上了锁，平时卖豆腐所得到的铜钱就存在这个罐子里，邓文仪口馋了，就跑到树德堂药铺。这里有膏药布施，不要钱。他要了膏药，反贴在棍子上，插进投钱的孔里，顿一下，沾一块铜板，再顿一下，再沾一块……
在渌江中学，邓文仪也是全校有名的调皮大王。
考上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后，家穷没有旅费，他就做了有钱学生的挑伙，一路上由他们供给他车资马价。在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时，他发现黄埔军校是个进身的阶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讲武学校而考进了黄埔。不久陆军讲武学校的几乎全部学生都跟着他进了黄埔军校，大家不得不承认他有胆识、有远见。
然而，他和左权这一对老乡和同学却总是处于对立状态中。左权参加了共产党，他就钻入国民党；左权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他就做了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两个人就像是两只格格不入的齿轮，在不同的轴心上转动着。
邓文仪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被推荐到苏联中山大学就读。
在中山大学，他试图建立一个以国民党员为主体而又能束缚其他势力的中心，但是，他做了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晚上，左权和中山大学的同学们愤怒地聚集在大礼堂，声讨革命叛徒蒋介石。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穿着列宁式高领皮夹克、戴着苏联式的工作帽，走上讲坛，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像一根火捻子，点燃了中山大学这个密封的火药罐，赢得了震耳欲聋的掌声。
几天后，蒋经国的一份俄文书面声明落到了左权的手上，许多同学接到了同样的声明，在要老子还是要革命这个戏剧性的选择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他的声明说：
“蒋介石的叛变，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革命的时候，他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但是，27日，邓文仪却在《黄埔日刊》发表了他的《清党运动的必要及其意义》一文，和中山大学的反蒋浪潮唱反调。
左权和同学们把邓文仪的文章剪贴在党支部局的机关墙上，并且标上题目：《请看中大同学败类邓文仪的反动嘴脸》，以正视听。
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依仗国民党员占500名学生的一半以上这个多数，抱着“束矢难折”的信念，自成体系，在国共两党同学中形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互不往来。最后，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气节”，以“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作为古训，决定离俄回国。结果，邓文仪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莫斯科。
左权在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就读。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左权分配在东方系，他与刘伯承、陈启科、刘云、屈武、黄第洪等另编在一个中国班，由刘云当班长。
这时，王明在中山大学同学中大搞宗派活动，不断地给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打小报告，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这就更加激起了同学们反米夫的情绪。中山大学反米夫的著名学生有董亦湘、俞秀松、蒋经国、朱务善、周达文、孙冶方等人。他们的背后集合着一大批同盟者。
为了把俞秀松等人弄散，王明一伙捏造了一个所谓以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孙冶方为首的“江浙同乡会”的假案。
俞秀松是浙江诸暨县人，董亦湘是江苏常州人。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中，大抵以江浙人、湖南人、广东人、安徽人居多。在中大读书的上述地域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兼任讲师或翻译，每月有近百卢布的工资，时常聚集到莫斯科的中国城去吃中国饭菜。左权与孙冶方时有往来，有时也从“伏龙芝”的沃兹德维热尼克的宿舍旧楼到中国城去吃饭。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他比左权小两岁，这时已经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经济课程的翻译，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助手。左权正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读书，他喜欢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孙冶方对事不看风，对人不看势，我行我素，守正不屈。他治学态度严谨，除研读未曾翻译的经典原著外，总是面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与王明那种夸夸其谈，照搬欧洲经验的教条主义学风绝不同途。左权与孙冶方过从甚密，孙冶方也时常邀左权到中国城去杯酒论心，剪烛谈笑。
有一天，孙冶方约了左权、陈启科、董亦湘、俞秀松、周天樱、胡世杰共同会餐。他们多数是江浙人，席间谈笑风生。正巧，学生公社的主席王长熙路过孙冶方的住处，他在门外听到室内的谈笑声，便向支部局打“小报告”，说孙冶方室内有许多人在谈话，好像是在开江浙同乡会。支部局的负责人本来就不满俞秀松、董亦湘、左权这些人，便向米夫汇报说，“中大”有一个江浙同乡会，这是一个反动组织。孙冶方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骨干成员，左权便被王明等人说成是“江浙同乡会”的“卫士”。
于是，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苏共克格勃联合对所谓“江浙同乡会”进行了调查，结果只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并不能说明子虚乌有的江浙同乡会存在。但王明仍咬定这种组织有存在的可能。
1928年4月，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王明向米夫建议，把向忠发拉到中大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讲一次话，把“江浙同乡会”扬弃出去。船夫出身的向忠发只听了米夫和陈绍禹的片面反映，不作任何调查就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并且威胁说，已经掌握了可以对“江浙同乡会”进行惩处的证据，同乡会的领袖甚至可以拉出来枪毙。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和王明依旧坚持说，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问题大得很。陈绍禹还专门向一些代表作了所谓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报告。
左权、俞秀松、周达文、孙冶方和被指控参加江浙同乡会的学生，为洗刷被王明一伙泼在身上的污水，他们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要求出面调查。
结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经过调查，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张闻天、沈泽民等江苏、浙江籍的同学也否认有“江浙同乡会”这个小组织。更奇怪的是，传说是“江浙同乡会”会长的周达文，却是贵州人。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他们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28年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作出了否定“江浙同乡会”存在的结论。
1929年底，苏联开始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中山大学、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军事学院的中国学生，都要接受审查。每个学校由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主持清党运动。被审查的人，要在许多人的监督之下，接受严格的盘问，甚至要彻底审查祖宗几代的家史。要是发现是托派或是其他反党分子，或者交代含混、被指控有托派和反党分子嫌疑，当场就被逮捕。结果，清党委员会给了孙冶方一个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左权也被指责为“行动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这是左权第二次受到党内处分。
1930年9月，左权回国后回到了中央苏区。1932年3月，在攻下漳州第二天，在王明“左”倾的路线下，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以“阴谋叛变”罪被中央执委会人委执行部逮捕。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
原来，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31岁的米夫把25岁的王明抱上了台。王明一上台就在党内开始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教条主义猖獗，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基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之类的“主义”和“路线”如枪似棒，谁要不同意他们的所谓“国际路线”，就会被无情打击，左权深知王明一伙的为人，他曾经忧虑地对彭德怀说：“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
这时，王明一伙在中央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肃反中，闽西的新十二军第一团团政委刘梦魂向中央局报告了左权曾经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
刘梦魂说，1930年12月，左权率新十二军在汀州作战时，他的大衣口袋里插着一本托陈取消派文件，他没有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备案。不久，左权参加托派组织的政治谣言便不胫而走。
1932年6月，左权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职务，从漳州的枪林弹雨中来到瑞金乌石垅。
随后，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先后找左权谈话。左权承认有刘梦魂所说的那件事。
原来，托陈取消派文件是上海托派组织从邮局寄给施简的，由施简保存在箱中，左权得知后为不致传散，从施简的箱中拿出，交由贺声洋封存。1931年2月左权调离闽西新十二军，随项英到中央军委任职，托派文件落到何处就不知道了。
对于这次调查，组织上没有做出结论。
1933年元月，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从上海迁入瑞金，随即就发起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他们在瑞金出版的《斗争》杂志上发表了诸如《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向右倾机会主义开火》等一系列文章，火力所向是针对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战友的。随即遭到攻击和受到各种形式的纪律处分的就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萧劲光、谭震林、邓子恢、何叔衡、陆定一等，有的还受到特别法庭的正式审判。左权也因托陈取消派问题被列入专案，由项英在乌石垅主持专案会议，进行了整整3天的审查。左权一再向党声明事实真相，无法为中央所相信。但是，因为他自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工作一向表现很好，作战勇敢，几乎每战必捷，因此，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作反革命论处，在党内只作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王明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纯属于虚乌有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质问道：“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副参谋长？”
结果，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又被王明戴上了“托派”的帽子。王明和康生从苏联途经新疆回延安时，将担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的俞秀松诬陷为“托派”，指使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1938年6月又把他押上苏联飞机，后来俞秀松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被杀害，时年39岁。与俞秀松同时被王明诬陷为托派的董亦湘，也被杀害于苏联。
左权被诬为托派后，并不屈服于王明的政治压力，1941年12月29日，他在太行山前线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我在1932年时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的处罚一次，是因为当时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件，那文件是希林铎在外面带来后，（他从施简箱中拿出）为不使反革命文件传播故而收藏。但不久我就和项英同志去江西了，该文件究不知落到哪里去了。直到现在虽不断回忆，总没有证明出来。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惟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但当时中央书记处他们未发觉，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亦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中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已将近17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
我再以坦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坦白向党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小组织活动，我与反革命托派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任何相同之点与任何组织关系。我并且可以以我的全部政治生活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
彭德怀于12月29日用电报将左权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说：
（丑）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不释……（寅）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但是，直至左权牺牲，此事还没有结论。
历史是公正的。1959年，由于董亦湘妻子的申诉，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给董亦湘平了反。1962年，党和人民政府给俞秀松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1979年8月30日，左权的夫人刘志兰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给左权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一案平反昭雪。1979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复信如下：
刘志兰同志：
你1979年8月30日给中央组织部的信，中央组织部9月27日转给总政治部，对为左权同志在中央苏区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平反昭雪问题，经我们与中央组织部研究认为：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
左权的“托派”问题，由此有了结论。
1930年5月，左权、刘伯承、刘云、陈启科、屈武、黄第洪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奉命启程回国。
左权与刘伯承、刘云一路同行。他们顺利地偷越了严密防堵的中苏边境，乘上了由绥芬河西去的列车。在哈尔滨停留6天之后，再转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去大连。一路上，左权发现各处车站游动着日本的护路警察，一些穿着便衣的日本暗探把头、身子紧紧地裹在衣服和帽子里，只露出两只像狼一样凶狠的眼睛。一次，刘伯承被一个日本暗探盯上了，他惟恐连累左权，故意视左权如路人，不与交谈。左权为了刘伯承的安全，在危险时偏能镇静，他不离刘伯承的左右，并趁机暗示警号，将这条跟踪的“大和狼”甩掉了。
8月，左权一行人到达上海，他们搭乘的客轮泊岸之后，左权与刘伯承、陈启科、刘云、黄第洪各自分散，按照各人的联络暗号去找“钟英”。“钟英”为代号，即中共中央。
与左权接头的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曹蕴玉，她以一小烟酒铺作掩护，做着秘密工作，左权被安顿在新民旅馆里。
第一个来见他的是傅钟。他与傅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第七班同学，傅钟于1929年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参与处理军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军事干部的安排。同学相见，分外高兴。从傅钟那里左权得知上海的敌情很复杂。
一天，左权得到消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的吴乃宪正在搜捕他。吴乃宪是蒋介石安放在上海的耳目，专门猎取在中共党内工作的黄埔同学。左权考虑到上海地方大，租界内又不登记户口，人员复杂，好隐蔽，即使有险也能脱险，并不把吴乃宪放在眼里。
一天，陈赓突然神秘地出现在左权面前。这位湘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时期的同学，戴着礼帽，穿着中山装，鼻梁上架着墨镜，乍一看像一个国民党的党棍。
陈赓告诉左权，黄第洪已经叛党投敌。左权对此非常吃惊。黄第洪是湖南平江人，与陈赓、左权同为湘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与他同编在中国班，这次毕业回国又一路同行。到上海后，他还直接与军委书记周恩来联系过，他怎么一下子就叛变了呢？原来，在莫斯科时黄第洪高谈革命，表面上也和大家亲如兄弟，及至回到上海，他看了国民党报纸上吹嘘全国各地“剿匪”胜利的报道，看到上海繁华富丽的大都市生活，对革命悲观失望。为此，左权、刘伯承、刘云、陈启科等拍桌打椅地和他辩论过。但是，不久他却投书蒋介石，卖身之外，不惜飞暗矢以伤其友。
左权一听说黄第洪一到上海就卖身求荣很气愤。
蒋介石很重视黄第洪的那张“卖身契”，交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办理。徐恩曾指示调查科驻上海的杨登瀛执行，这将危害周恩来和从伏龙芝回国的同学。
陈赓叮嘱左权说：“马上搬家，无事时要提防，有事时须镇定。”
说完，便悄然离去。
随后，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秘密接待了左权。李立三和左权是醴陵同乡，乡音不改，显得十分投机。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刘伯承留上海，担任军委委员，和聂荣臻、傅钟、曾钟圣等参与军委机关的日常工作。调陈启科去重庆。刘云去武汉。左权去闽西苏区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
这时，叛徒黄第洪企图逮捕周恩来、刘伯承、左权等人，曾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局里会面，到时他却躲在别处，并不露面。特委的红队派人密跟，穷其所往，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址，将他秘密处决了。
左权离开上海后，来到了厦门，在胡同港口，他找到了福建省委交通站，然后和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接上了头。罗明指示木匠出身的省委委员雷时标、裁缝出身的省委委员苏阿德以他们的职业作掩护，护送左权从厦门过滴虫州，进入闽西工农民主政府的所在地——龙岩县城。左权到职不足1个月，便被调到中央工作，于9月进入中央苏区。
不久，闽西总行委将红二十一军和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共编为3个团，一、二团共1100支枪，2600人，三团驻长汀应付团匪，不能集中，编制为500多人枪。全军共计3000余人，2000支枪，番号为新十二军。闽西红校的200多名学员提前毕业，派到新十二军充任连排干部。新十二军由左权任军长，施简任政委，宋铁英任参谋长，李力一任政治部主任。
12月底，左权侦知张贞的四十九师正以3个团的兵力，以龙岩为主要攻击目标，企图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在吉安，泰和、赣东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夹击之势。左权指挥新十二军和闽西的赤卫队，以长汀为支点，在龙岩以北的永定、武平、连城、长汀地区，用游击运动战的手段，盘式打圈子战术，牵制袭扰敌人，阻止张贞的进攻，配合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反“围剿”作战。
10万蒋军的第一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于1931年2月动用20万兵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中央苏区紧张的军事形势，左权被调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担任参谋处处长。从此，左权开始了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宁都，位于江西智东南部，贡水梅江的西岸。这座披山带水的古城，在1931年已是中央苏区上的一个小白点，除宜黄、广昌这条交通线时通时断之外，出城二三十里，就是苏区的红色土地。它处在一个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250万的红色包围圈里。然而，这时宁都县城已变成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愁城。前进，有被红军歼灭的危险；后退，宁都以北的广昌一带有蒋介石嫡系朱绍良部断其后路，他们只好困守孤城。
12月初，第二十六路军七十九旅的袁汉澄（即袁血卒）乘着夜色，向固厚圩进发，天大亮时，山冲里突然传来一声喝令：“站住！”随即冲出4个年轻小伙子截住去路。其中两个拿着梭标、两个端着上了猪尾巴刺刀的步枪，从四面抄过来，口里骂着：“哪来的反动派？”
不由分说，4个人将袁汉澄反剪了双手，来了个五花大绑，袁汉澄被绑送到一间普通的茅草房里，这就是彭湃县委办公室。
县委书记霍步青得知袁汉澄是“朱瑞”派来的暗语后，立即拨给一匹马，把他送到了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
紧接着，中革军委在叶坪召开会议。朱德、左权、王稼祥、叶剑英、李富春、刘伯坚等人，围坐在两张对起的方桌周围，听取袁汉澄关于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情况的报告。
在热烈的讨论中，大家分析了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着重研究了万一失败后的措施。最后，中革军委会决定，由左权、王稼祥、刘伯坚等代表中革军委，携带电台到彭湃县固厚圩联络指挥。
第二天早饭后，左权、王稼祥、刘伯坚把袁汉澄领到主席毛泽东的办公处。毛泽东个子高大，背有点驼，面容瘦削，颧骨突出，头戴八角帽，身穿一套退了色的灰布军服，像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仔细观察，才会发现他的衣袋比别人的大，大约是为了让它们发挥书包或文件袋的作用。他举止随便，有着某些农民的习惯。毛泽东亲切地和袁汉澄握手，他望着左权、王稼祥、刘伯坚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
毛泽东问袁汉澄：“袁同志，你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的把握？”
袁汉澄一时紧张得答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哩？”
“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大家说：“能争取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
在袁汉澄返回宁都时，左权、王稼祥、刘伯坚立即率领工作人员携带电台，赶往固厚圩。他们将红四军部署在宁都附近的胡嘴岭、东山坝和会同、安福一线，牵制广昌方向的朱绍良部，并令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将石城以南几个白色据点加以围困，同时在固厚地区下了戒严令，以确保起义成功。与此同时，左权还派出一些红军干部协同彭湃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做好迎接起义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左权亲自到固厚圩周围区、乡苏维埃政府检查落实，看参加欢迎起义军的群众，每人是否都做了一面红纸三角旗，旗上面写没写“欢迎二十六路军光荣起义”的口号。村里是不是准备了鸡、鸭、猪、鱼、蔬菜、大豆、花生等食品，柴火备好了没有，慰劳队是否已经组织起来，妇女洗衣队、做鞋队落实到人没有，他走一处问一处，看一处，细致得简直像个管家婆。但是，他更为关注的是宁都方面的动静。
袁汉澄回宁都后，向二十六军中共特别支部报告了去瑞金的联系情况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大家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可以马上投入起义的直接部署。为了达到“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的目的，赵博生加紧了对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争取工作。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七十四旅主力团团长黄中岳秘密会商后，互推季振同为起义领袖。
季振同赞成起义，但他提出：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冬衣和11月份饷款已经到了广昌，如果按原定计划起义，这些冬衣和饷款就无法到手，建议将起义推迟1天。其次，他提出番号问题，是不是可以再考虑。赵博生和特支商量后，觉得应马上报告在固厚圩联络指挥的军委代表。于是，特支以袁汉澄为代表，七十四旅以营长卢寿椿为代表，七十三旅以地下党员郭如岳为代表，赶往固厚圩，详细地向左权、王稼祥、刘伯坚报告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和季振同提出的两项要求。
左权仔细地了解了季振同的个人情况，认为必须慎重考虑他提出的问题，以争取暴动成功。左权从卢寿椿那里了解到，季振同是河北沧州人，生于一个有着2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他出身行伍，因胆识、魄力、机敏过人，有名豪大侠的气概，在西北军攻占陕州、洛阳、郑州、开封中屡立战功，由排长而升到手枪旅旅长，深得冯玉祥的器重。左权考虑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担负着宁都的城防任务，争取季振同起义，不但可以扩大起义部队的力量，而且便于控制局势。但是，到14日暴动，还有9天时间，为时太久恐被泄漏。为此，左权令驻胡嘴岭、东山坝、会同、安福的红十二师师长陈光派出便衣侦探，密切注视广昌和宁都一带的动静，同时和王稼祥、刘伯坚请示军委同意后，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同意将起义时间推迟到12月14日黄昏。
二、暴动胜利后，二十六路军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十三、十四，十五3个军。由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黄中岳任红十五军军长。
12月14日黄昏，宁都城内全部戒严，由七十四旅二团换岗换哨，总指挥部电台、二十五师师部电台和专与蒋介石联络的特务电台奉命立即关机，人员一律离开机器，由学兵连、执法队分别控制。还不到6点钟，总指挥部所在地的基督教堂已经灯火辉煌。赵博生以执行南昌行营“进剿”为名，宴请二十六路军团以上军官。席间，将不同意起义的七十五旅旅长张方昭，八十一旅旅长王恩布以及王天顺等三四名团长当场押了起来。
这时，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全部切断，地下党员，执法队队员孙步霞根据预先规定的全军行动信号，立即鸣枪3响。宁都沸腾了，呼叫声、奔跑声、枪声响成一片。
左权、王稼祥、刘伯坚从电台上收到的电讯得悉，起义成功了！整个二十六路军全军一个总部、两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4个独立营，1个总部直属队，共17000多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全部暴动了！
起义一胜利，左权立即将策应宁都起义驻防会同地区的红四军撤至石城，以3个师分驻洋池、屏山、珠坑、秋溪等地，防止二十六路军在整编中发生意外事变。另令陈光率红十二师立即进军宁都，待二十六路军离开后，驻防宁都县城。
12月15日，董振堂率七十三旅为前锋，出东门，过梅江，浩浩荡荡地向固厚圩进发。二十六路军这条曾经“摇摆”的航船，现在也解缆脱钩，开始了新的征程。部队抵固厚圩时，军委派出以左权为团长的代表迎接起义军。各乡、村苏维埃主席率领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夹立道路两旁，挥动手中的三角彩旗，热烈欢呼；鞭炮和三眼铳放得响个不停。左权看着浩荡南来的队伍，兴奋地对董振堂说：“宁都城修了4道防御工事，但工事挡不住革命。这回你们可触了蒋介石的龙鳞了！”
赵博生在欢迎的人群中发现了刘伯坚，疾步走去，和刘伯坚紧紧地握手。刘伯坚风趣地说：“让你严缉共产党，你却把队伍带到共产党这边来了，蒋介石可要通缉你这个总参谋长哟！”
赵博生激动地说：“让蒋介石通缉吧，我这把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16日清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在左权的陪同下，率全军向石城的龙岗、横江、秋溪前进，并在那里接受整编。
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中央军委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红五军团各级政治领导工作。由于原二十六路军的军官大都是日本士官生、保定军校生、将校团生，被选派到红五军团军以上的政治委员，都是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留学生。其中有军团政委肖劲光（留苏）、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留法、比利时、苏联）、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留法）、十四军政委黄火青（留苏）。左权也担任了红十五军政委。
1932年3月21日，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根据林彪、聂荣臻的提议，同意按毛泽东的意见，中路军向闽西、闽南进军，一、五军团由原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由林彪任总指挥，毛泽东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随东路军行动。4月2日，东路军离开长汀地区经河田、涂坊、白砂，抵达龙岩西部约50里的大池，拉开了东路军攻克漳州的战幕。
此时的闽南，是敌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张贞经营的独立王国。
张贞，人称他为“闽南王”。他是福建省诏安东峤村人，曾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中途辍学回漳州拉“民军”，当过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那时，他到处招兵买马，皮包里塞满了委任状，给许多民军头目，绿林盗寇以支队司令头衔。但多半是有官而无兵，或有兵却没有枪，漳州、泉州一带的老百姓送了他一个“皮包司令”的雅号。他打着“以匪制匪”的旗号，多方收编土匪和游杂武装，几年之中竟拥兵1万余众。军队虽为杂凑之兵，但装备精良，为日本六五步枪和三八式步枪，各团配有迫击炮连，各营配有机枪连，各连配有捷克式轻机枪，团部还设置通讯队、电台。所部分驻漳州、泉州、永春三属十几个县，主力驻扎南靖、平和、长泰一带，对闽西苏区施行警戒，并时常派兵骚扰龙岩的大池、小池、钢庄、赤坑、适中、马坑一带。永定的金丰、陈东坑、虎岗、上洋、窑背等苏区，两年之中，被窜扰20余次。凶锋所及，庐舍为墟，除劫夺粮食、牲畜之外，甚至搜捕妇女、儿童做“猪仔”贩卖。闽南和闽西百姓中流行着“时逢四十九（师），百姓无路走”的歌谣。
南下漳州，先得攻取龙岩。左权以红四十四师袁汉澄的一三一团为先锋团，主攻龙岩城。
赤卫队攻了两天，大池民团拖枪退至小池，与第二补充营叶杨榆部会合。赤卫队跟踪追击，又交战1天，守军败逃而去。张贞特别倚重的杨逢年一四五旅的官佐们认为民团和叶杨榆土匪是收编部队，战斗力差，他们还能抵挡两三天之久，于是，判定进攻龙岩的是“土共”，便未作戒备。
4月7日，左权令少数部队佯攻龙门二九一团驻石排之前哨连。10时左右，全线发动攻击，一时枪声大作，直到这时，敌人才发现考塘、龙门以及龙门通往龙岩之要隘龙门坑，已被红十五军的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分割包围，互相不能救援。
驻龙门的阮宝洪二九一团1000余人，是张贞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是屏藩龙岩的看门狗。左权集中最优势兵力，将该敌包围聚歼，经一上午的战斗，阮宝洪的防线崩溃，他率所部余光武、黄铁汉、苏冠英3个营的残部300来人突围。刚往龙岩方向逃窜，早已奉命等在那里的四十五师九十三团杨得志团长，率突击队一顿横风猛雨的扫射，阮宝洪不敢再回龙岩，调头转向永福、漳平方向逃命去了。
这一仗，红军打得敌人连个回去报丧的人都没有。
4月10日拂晓，左权率十五军为先头，乘敌不备向龙岩县城的西门、北门发起进攻。驻守龙岩的一四五旅指挥部不知把守龙门的阮宝洪已逃之夭夭，也不知红军主力从何而降，慌忙急调驻坎市的二八九团和驻白土的二九〇团迅速回援龙岩，并驰电漳州，向远在后方的旅长杨逢年告急。
杨逢年驱车进城不到两小时，左权指挥的红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分别由西门、北门突入城里。防守龙岩的独立团大部被歼，独立团团长兼龙岩县县长张性白被击伤，率残兵100余人跟着杨逢年和他的直属队从南门突围，沿适中方向撤退。在离县城7里地的三岔路口，遇上了回援龙岩的黄克绳二九〇团。杨逢年顾不得丢城撂地的羞耻，生怕红军衔尾追来，急令二九〇团少校团副林梦飞率第三营两个连阻击红军，自己带着直属队和二九〇团及开往龙岩途中的二八九团、吴赐独立营向适中、南靖撤逃。
那些平日在龙岩城里倚仗杨逢年、张性白作威作福的民团头目、土豪劣绅，也像丧家之犬，随军逃亡。时值春雨绵绵，道路上像抹了油一样，又烂又滑。地主老婆、军官太太、名娃闺秀，有的跌得像个泥菩萨，哭得娘死爹亡一般；有的顾不得平日体面，像猪仔一样装在米篓里，让人抬着走。羊肠小道被败退部队和这些贵气的难民们所拥塞，后面的败兵生怕红军追来，急得骂天骂地。一路上，他们不断遭到赤卫队的袭击，如同惊弓之鸟，由金山而龙山，由龙山而保林圩，沿路弃险不守，节节败退。
打下龙岩，左权率红十五军离开苏区，向东南兼程疾进，两天赶路150多里。十五军打龙岩之后，以利兵之师，锋不可犯，锐不可当，连下和溪、芝田、水潮、龙山，直逼漳州西侧的天宝山下。
天宝山前临龙江溪，背倚漳州城，直扼漳龙公路咽喉，是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左权估计张贞为固守漳州，必定在天宝、南靖、浦南一线构成无防御纵深的线式防御，与红军决战，便率部于4月16日驻防波岭圩，迫敌而居，占据攻击位置。
张贞获悉攻占龙岩的红军部队，已分头向适中、漳平寻带挺进，似有继续南下攻击漳州的意图，他判定红军的行动有两种趋向：一由漳平沿九龙江而下，直趋长泰、浦南，攻漳州；这一线山路崎岖，江流险急，交通不便，大部队行动困难。一由适中沿漳龙公路直趋南靖，而下漳州，这一线地势平坦，水陆交通便利，虽则危险性大，但适合大兵团作战。张贞根据上述判断，选定南靖、天宝山的榕子岭、风霜岭一带作主阵地，在浦南方面布置警戒。张贞手上的兵力，除一四五、一四六旅之外，还有地方靖卫团、保安队，共1万余人。他将王祖清的一四六旅两个团的兵力，部署在右翼风霜岭、十二岭阵地，指挥部驻天宝镇；将杨逢年一四五旅两个团部署在左翼榕子岭阵地，指挥部驻南靖县城。杨逢年凭借龙江这一天然障碍，以二九〇团第一、第三营分别防守榕子岭、笔架山阵地，第二营为团的预备队。第三营调一个连为前哨连，防守宝林桥前沿阵地，二八九团作为旅的总预备队驻榕子岭山后小高地。张贞自以为列卒周匝，坐在漳州城里，等待着前方的捷报。
东路军指挥部以红四军主攻敌人的王祖清一四六旅阵地，以十五军助攻宝林桥至南靖的一四五旅阵地；以三军为预备队。左权领受命令后，亲自前往宝林桥实行威力侦察。左权发现张贞把杨逢年的一四五旅摆在有龙江天险可凭的阵地上，而把王祖清的一四六旅摆在风霜岭危险的阵地上，看出了张贞对所部的亲疏关系。因为杨逢年是“闽南派”，王祖清则是“福州派”。军阀们每当情势紧迫，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总是按照历来的传统，各保实力，互不协同，或见危不救，或苟安一时，或打滑头战，或撒腿就跑。左权考虑到，如果将王祖清的一四六旅先行围困就歼，鉴于杨逢年平时与王祖清的派系矛盾，私嫌很深，他是不会派兵出援的。倘若先打杨逢年的一四五旅，不但地形对红军进攻不利，而且杨逢年必定请张贞下令王祖清作为二线增援。为此，左权拟定了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作战方案。
4月16日，左权令四十四师一三〇团佯攻一四五旅二九〇团宝林桥前沿阵地，并摆出决战的架势，牵制一四五旅。令四十五师主力稳伏于离南靖两公里多路的山林地地区，卡断漳龙公路，使杨逢年的一四五旅援退无路。其余部队在南靖周围占据攻击位置。左权自己亲率四十四师两个团涉渡龙江，大胆地从一四五旅和一四六旅的榕子岭与大尖山结合部迅猛穿插，迂回到一四六旅侧翼，分割敌人兵力，配合红四军的正面进攻。
4月19日拂晓，红四军主力从正面的风霜岭、天宝山、十二岭向一四六旅阵地发动全线总攻击。王祖清以机关枪连挡第一线，以大炮队断后，固守不退。担任正面攻击的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绕到敌后去攻歼大尖山守敌，由三十三团正面主攻天宝山。左权集中四十四师主力从侧翼向大尖山、榕子岭结合部的敌二八九团发起攻击。在正、侧火力夹击之下，红三十二团团长刘忠率所部夺取了敌人的机关枪阵地，敌二九三团团长陈启芳被击毙，营长游其富负重伤。战斗至上午9时，二九三团大部被歼。王祖清折损一个团，有点招架不住，急忙向一四五旅杨逢年呼援。
结果，正如左权所预料的一样，杨逢年的宝林桥前哨虽被红四十四师一个团牵制，但主阵地尚未打响，他一兵一卒也不出援，坐视一四六旅覆没。
王祖清所部林清龙的二九四团本来是收编的土匪部队，还没上过正规战场，一见精锐二九三团被歼，吓得不战而逃，风霜岭一带被红四军攻占。激战中王祖清不见杨逢年出击应援，不免愤懑交加，溃败之时也不通报杨逢年作相应戒备，只顾自己只身脱逃。
一四六旅被歼之后，左权率红四十四师一部，以神速行动，直下南靖，与红四十五师合围杨逢年的一四五旅。
杨逢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王祖清一个旅不到一上午就被红军歼灭了。他急令驻榕子岭的旅预备队二八九团增援南靖。团长黄克绳在撤离榕子岭、大尖山时，命第三营营长林超带4个连为后卫，掩护一、二营向南靖救援。但是，二八九团只赶到南靖外围，左权指挥的红十五军已攻占了南靖县城。黄克绳便决定与榕子岭、宝林桥退下来的二九〇团会合行动。行军中，又与佯攻宝林桥的红四十四师一个团遭遇。黄克绳的两个营的士兵因驰援南靖，喘息未定，现在仓促应战，一触即溃，败兵纷纷纵身投江，其余的往山城、小溪、漳浦方向逃去。黄克绳本人伏在马背上，泅水过去才逃得性命。跟在他后面的残兵吓得不时惊呼：“共军追来了！”
林超率掩护一、二营的4个连从榕子岭、大尖山撤下来，在漳龙公路上集中，恰好与从南靖回窜漳州的二九〇团会合。行军至离南靖约两公里的地方，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红四十五师从山上冲出，用火力封锁了公路，战士们在左权的指挥下，惊东击西，左右掩杀，使敌人顾此失彼，进退无路。公路左面靠山，右面临江，敌军无法展开，像被陷住了的野兽，躲无处躲，逃无处逃，除56人泅水逃得性命，其余不是伤亡，就是当了俘虏。
4月19日一天，张贞的天宝山、南靖防线全线溃败。一四五旅旅长杨逢年走投无路，只得潜入百姓家中，脱去军服，剃掉胡须，化装成农民，躲了两天之后，经由城、璃溪、云霄而到诏安东峤，找到了自己的败残部队，演了一出现代“割须弃袍”的丑剧。
天宝，南靖失守，漳州完全处于红军的锋镝之下。
红军兵临城下，张贞害怕被擒，便用商办的漳龙汽车运输公司的几十辆只吃油不跑路的破烂汽车，运送僚属和私财。张贞从漳州溃退时，惊慌失措，官逃在先，兵乱于后，散兵游勇沿途杀人越货。张贞的汽车逃经漳浦时，被部卒开枪拦截，要求搭车一路逃命，张贞无可奈何地说：“就是当土匪，也要尊重土匪头呀！”
4月20日上午8时，红军举行庄严的入城式。军号齐吹，红旗飘扬，部队分4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漳州城。
1933年冬天，国民党50万大军的烟云弹雨，笼罩了中央苏区的版图。
红一军团于江西永丰县滕田整编后，由3个师、9个团组成，每个师有5000多人。部队时而东走黎川，时而西顾永丰，或乐安，或宜黄，或南丰，“短促突击”于敌人的堡垒与重兵之间，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有难思良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深感在军务繁忙之中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原来的参谋长徐彦刚已调往湘鄂赣任司令员去了。于是，10月中旬，军委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12月底他到职上任。
对于左权的到来，林彪和聂荣臻都是非常高兴。
在他们的印象中，左权除了具有指挥员所必须的战场经验和坚强意志外，还具有一些非凡的精神素质。他不像别的留洋回来的人，摆架子，动辄给那些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扣上“狭隘经验论者”的帽子，而标榜自己是有理论修养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不图名利，是一个十分纯朴和本色的共产党员。
参谋长到任，林彪和聂荣臻趁过年准备了一顿年饭。
这时，由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连困带打，根据地很困难，除了前线部队能吃饱饭，后方人员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饭”：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草袋子装着放在锅里煮，一天两顿，一顿就是一小袋。江西不出盐，吃盐就是吃金子，一块光洋只买几两甚至几钱盐。部队因营养差，夜盲症越来越多。战士们不得不在晚上点起火把，到水田里捉泥鳅、田螺来改善生活。
林彪和聂荣臻准备的年饭自然是淡薄的，但这顿淡薄的年饭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没有吃成。
军团参谋长，是军团长、政委的第一个助手和代理人。他要善于体察军政首长的战略意图、战术方针，并根据这些意图和方针组织作战、监察实施。其他诸如补充兵员、筹划粮草、制造弹械、布置通讯侦察、组织转送伤员……事无巨细，无不亲自运筹。左权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之时，蒋介石已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又回过头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构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
然而，这时洋顾问李德仍完全沉醉在“短促突击”的新原则之中，坐在瑞金实行绝对的集中指挥，他连迫击炮放在地图某一曲线上，都给部队作了规定，而这种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既不详细又错误百出，有的地方连方向都不对。结果，红军完全陷入了死板的军事教条主义的泥坑中去了，只有招架战术，全无还手方略，根据地一块块被敌人蚕食而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但是，李德并不以为然，为了推行在欧洲战场上曾使用过的据说是“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4月份李德又调集一、三、九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实行“广昌决战”。红一军团在广昌打了18天守备战，与敌人拼消耗，指挥员伤亡严重，最后广昌失守，连建宁也丢给敌人了。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和战士们一样从敌人的子弹、炮弹、炸弹组成的火网里冲进杀出，险象环生。林彪在回忆和左权一道战斗的生活时写道：“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为了保存红军主力，左权作为参谋长，认为有必要在战术上避开与敌人硬打硬拚，在态势上采取有利于红军的行动，迫使敌人暴露弱点，以便先让一步，后发制人。为此，左权向林彪和聂荣臻建议：组建军团侦察科，用以及时地获得准确的情报，研究敌情，捕捉和利用战机，使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红军，因利用战机而使战斗力的对比变成相对优势。左权的建议，得到了林彪和聂荣臻的支持，他立即着手组建军团侦察科。
5月，左权正式组建军团侦察科，经考察，决定调模范红五团团长刘忠担任侦察科长。
刘忠是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曾3次参加才溪暴动，他参加过粉碎国民党4次“围剿”的多次重大战役，在红军中当过排长、连党代表、团政委、团长、组织科长，年龄28岁；又进过红四军学校，政治、军事素质都很好。左权在选择第一任侦察科长时看中了他。
侦察科成立后，左权让教育科长陈士榘找来一些有关侦察工作的书籍，交给刘忠。左权叫管理科长王礼给刘忠派一名警卫员，配一匹马，叫作战科长聂鹤亭将原属作战科的侦察参谋毛孝清、李廷赞、丁振秀和苏孝顺以及军团司令部的便衣侦察队移交侦察科。
然后，左权根据红军所处的战略防御的形势，绐侦察科规定了如下任务：一、侦察敌情，整理综合敌情材料报告军团首长，通报全军；二、绘测作战要图；三、调查行军路线，找向导带路；四、捕捉俘虏，了解敌人的行动意图；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