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才不外现的徐向前
徐向前（1901-1991）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十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世界上没有神童，我也不是神童。生于一个穷秀才家。从小笨，读书也不是高才生。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这是徐向前对家世和青少年时期的自我说明。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五台县紧靠黄河北岸的永安村。
徐向前的母亲一辈子生下七个子女。头一胎是女孩子，奶奶虽不喜欢，给取名先月，意思是先得月亮；第二个是男孩子，奶奶乐得喘不出气来，取名为“银仓”，意思是他会为徐家带来银钱满仓；第三胎又是女孩，奶奶对她的到来，不冷不热，因为正是春暖花开季节，奶奶说就叫“春月”吧；第四胎刚生下不久，就夭亡了；第二年冬天，徐家第五个孩子又出世了，是个男孩，奶奶遂赠名为“银福”，意思是银钱福贵全占了。徐向前出生时是徐家第6个孩子，奶奶当然开心，取名为“银存”，意思明白：他的前程不光发财，而且银钱会多多积存起来。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是村上学问最大的秀才。他从小在外祖母家就读私塾，13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穷，全靠外祖母供上学；20岁成为秀才。本来他可以继续攻读参加乡试，中个“举人”，但是因家境不好，再加上清朝末年的科举制度已渐消声，徐懋淮成了终身的生员。在永安徐家有一名举人，三名秀才，他是最后的一名生员——即秀才。因为家境贫寒，人们都称他“穷秀才”。但是，穷秀才却认为作为读书人，名字很重要。
第六个孩子出生后，他给他起了学名、字和号。于是，小“银存”有了上家谱的正名大号——徐象谦，字子敬。徐秀才这时没有想到，“象谦”这两个字的谐音，与“向前”那么近似。儿子参加革命后，根据这谐音，改成了“向前”。这一改，意思就更深奥了。
乡下人盼富贵，总先从名儿上图吉利，希望仓里有余粮，手头有银钱，几十亩地几头牛。可是，徐门家的“银仓”、“银福”和“银存”这些“男子汉”，赤条条来，每天要吃穿，结果，徐家由于子女多越来越贫穷。
徐象谦出生的第三个年头，母亲赵金銮又生了一女。
徐家正愁家里人多口多，一大窝孩子，最大的不过12岁，像一窝翅膀不全的小燕子，只知张嘴等吃，不会飞出去采食。再加上这是女娃，奶奶和家里人都不欢迎最后的来者。多余的人儿，总也得有个名呀，奶奶说叫她“占月”吧。意思是她又“占”了个吃饭的位置。
然而，在银存6岁时，全家人正准备过年，12岁的银仓却不知患了什么急性病，一天夜里就死了。家里老人为了不让小孩儿们看到死人的事，一大早打发银福抱上弟弟，春月抱上妹妹，躲出门去。从此，徐家少了一个儿子，在众人的记忆中只留下银仓这名字。
赵金銮怀占月时已过35岁。结果小占月从生下来就没奶水喝，靠米汤养着。两岁时她出了天花，满头满脸满身上都是水泡泡。家里人本不喜欢这“多余”，见她出花，都觉得没治了，结果，徐占月躺在一个大筐里，和西屋的猫狗放在一起。正是炎热的夏季，苍蝇围着病孩子飞，不断嘬着她脸上的水泡、浓血。虽然几个孩子们轮换看护着气息奄奄的占月。但是，占月长大后还是满脸麻坑，成了村里最丑的女孩。
这一下引起了父亲徐懋淮的担心。他怕占月以后嫁不出去，于是在家教她读书认字，外出教书也带上她。占月自知满脸是麻子，眼睛又不好，读书特别用功。后来，硬是考到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太原第二女子高小谋得个教师职位。她教书认真，对同学们耐心、细心，孩子们渐渐对这位看不惯的“麻脸老师”亲切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失守前，同学们纷纷逃难，徐占月听说哥哥徐向前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当副师长，跑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说是要找哥哥去当八路军。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彭雪枫，动员她去延安。于是，徐占月搭乘一辆去延安的汽车，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她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而后又进妇女党训班；再后出任延安女子大学干部科副科长。
在山西的滹沱河岸边上，有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一个叫河边村，一个叫永安村。就是在这两个村子里，先后出了两个名人：阎锡山和徐向前。
阎锡山生于1883年，比徐向前大18岁。阎家开始是小地主，尔后在五台经营“吉庆昌”钱铺。阎锡山幼读私塾，16岁弃学经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那年，清兵在五台山一带设防，阎锡山因钱庄倒闭，为躲避债务，跑去投军，在清军中当了一名伙计，不久，又从军队中逃出，进入了山西武备学堂读书。1904年夏天，清政府指派山西武备学堂选派20名出国留学生，阎锡山当选了。他在日本专修军事的振武学校，结识了正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阎锡山和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学校的同乡赵戴文等人，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和“铁血丈夫团”。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先在太原陆军小学任教官，后参加北京朝考，得了个“武官举人”头衔。随即升任为监督官和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第86标统（相当于团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以在山西太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铁血丈夫团成员的资格，召集秘密会，响应武昌起义，并领兵占领了太原抚署。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
在20世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徐向前和阎锡山这两个“五台老乡”为了追求各自的理想和信仰，不时地碰撞到一块，演绎出一幕幕的历史活剧。
（一）小学徒投“师”阎百川
徐向前元帅算是阎锡山的学生。
1911年10月29日，在日本留过学的阎锡山（字百川）响应武昌起义，率领所部杀死太原巡抚，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并于1919年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919年春，徐向前经过考试，成为这个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学习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徐向前参加了国民师范的学生游行。阎锡山对学生的革命害怕得要命，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徐向前不禁对阎锡山的做法产生了疑问。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1924年5月，徐向前离开了山西老家，考入黄埔军校，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一条与阎锡山完全相反的道路。
（二）总指挥威震山西王
黄埔军校毕业后，徐向前辗转到了武汉，并在这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就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蒋介石派来“围剿”红军的王牌主力军，一个个被打得落花流水。徐向前声威大震。
而此时的阎锡山却在与蒋介石的军阀混战中连连败北，不得不悄然下野，前往大连，过起寓公生活。在此期间，他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永安村徐懋淮的儿子徐向前，在鄂豫皖当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阎锡山开始对这个同乡后生产生了一丝敬佩之意。一天，他禁不住对同乡将领们说道：
“我倒想什么时候，亲眼见见这位徐向前，和他攀谈攀谈。”
（三）两同乡共树抗日旗
1937年，徐向前和阎锡山真的见面了，而且就在山西。
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联共抗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师长刘伯承），而阎锡山也乘蒋介石无力西顾之时在山西重整旗鼓，恢复了其“山西王”的地位。由于徐向前与阎锡山同是山西五台山老乡，徐向前又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凭着这种乡亲和师生的“特殊”关系，他跟随周恩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谈判活动。
1937年7月，当他们到达太原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周、徐与阎锡山的真正首次会面是在山西岭口。
在阎公馆里，周恩来首先对阎锡山积极抗战大大赞扬了一番，阎锡山则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说罢，他又向徐向前笑了笑。
周恩来说：“百川先生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这次和向前一块来，是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带路的。同时，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特来拜会你的。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哩！”
阎锡山说：“我阎某人，可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又面向徐向前道，“徐向前，你我老家是乡邻，回去问问父老，我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除了派人来你家问长问短，还特别提醒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哩！”
周恩来又说了一些共同抗日的话，最后说：“我们也了解百川先生的为人，承蒙先生对向前家人的关照。”
这次会面后，徐向前和阎锡山开始在山西合作抗日。
（四）徐阎决战山西境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许多革命同志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解放军决定铲除这个在山西为害多年的土皇帝。率领队伍攻打阎锡山的，正是阎的同乡徐向前。
1947年10月和12月，徐向前带领部队两度攻打运城，取得了首战胜利。
1948年6月，徐向前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八纵与阎锡山的王牌“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在汾河滩上遭遇了。阎锡山的这支王牌部队只用两个小时就被全部歼灭，只逃掉带伤的少将师长陈震东。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倒在地，连连长声哀叹：“我阎百川白活了65，让个邻村的乡亲后辈徐向前整得好苦。”
1948年10月5日，我华野第一兵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动太原战役，解放了太原，阎锡山狼狈地逃到了南京，后来又飞逃台湾。过着所谓“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生活，与人民为敌的大军阀，被同乡后生赶出山西后，落了个尸骨无归的下场！
1924年5月初，徐向前通过考试，成为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第一次上课，每位学生发给一张表格，要求填写，结果徐向前就和同学们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他还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官。他住在要塞司令部里，又在黄埔军校设了办公室，每天都到军校来。他身披一件拿破仑式的黑斗篷，进军校来前边有副官开道，身后跟着四个护兵，威风凛凛，比大元帅孙中山不差几分。学生和军校教官路上遇到他，如果不立定敬礼，轻则会受到训斥，重则要追究甚至给予处分。
蒋介石不吸烟，也不准学生吸烟；他不喝酒，除了宴席，不准军校官兵饮酒，他还亲自旁听教官上课。早晨起床号刚响，他就从距军校一里多的长洲要塞司令部走来，闯进教官或学生宿舍巡视，如碰上睡懒觉的人，必严加责问。他若在军校吃饭，定亲自去餐厅与教官同桌。
蒋介石每月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
一次，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排队在校长办公室门外，等候与蒋介石个别谈话。轮到徐向前了，蒋介石问他：“叫什么名？”
徐向前答：“徐象谦。”
又问：“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
再问：“在家做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机械没趣。
蒋介石睁大眼睛瞅瞅面前这个瘦弱的学生；学生规规矩矩立正站着。他们好像从不认识似的。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俨然像个法官。平时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更腼腆的徐向前，不会多吐半句话。
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蒋介石留下个好印象。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然而他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5年后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最后让他更想不到的是徐向前后来又成为了新中国的元帅！
在20岁时，由父母包办，徐向前与五台县东冶镇朱门家女子朱香婵结了婚。
朱香婵是一位勤快、文雅、懂情理的女人，次年生一女孩，取名松枝。第二年朱香婵得了一种不能吃、不能喝的病去世。此时，徐向前已经离家远去，在广东的黄埔军校读书。
朱香婵死后4年多，徐向前一直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心思再娶。
1930年，徐向前到鄂豫皖苏区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安县七里坪的女共产党员程训萱。他们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结婚。然而，不到一年，程训萱就在大“肃反”中被杀害。
徐向前非常怀念妻子程训萱。从程训萱牺牲到1939年的8年中，徐向前转战了许多地方，都没想到再结婚。尽管他手下红军中有不少女将和女兵，在川陕苏区还建立了一个“妇女独立团”，爱徐向前的女子不少，徐向前却把心思用到作战上。
1940年春，他临离开山东去延安前，经同志劝说与一位姓王的女干部结了婚。婚后3年，两人因感情不合分手了。
离婚后，徐向前没心思再娶。
谁知他从到延安后，不是落马负伤，就是患病，许多战友，特别是一些“老大姐”，左说右劝，四处说合，结果，他和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结婚了。
黄杰，也是一位婚姻不美满、个人经历坎坷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原名黄书莲。两岁时父亲病故，她和一个智力不全的哥哥，随同母亲靠出租土地和卖油生活。伯父黄仲甫是郝穴镇上有名的地主豪绅、民团团总。他不仅不照顾这一家寡母弱女，反而多方欺凌他们，逼迫黄杰的母亲改嫁，又硬要把黄杰嫁给镇上姓刘的商会会长流氓成性的儿子。
黄杰从小性格倔强，1924年她不满15岁，就逃出黄家去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小读书。第三年又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在北伐军攻下武昌后，黄杰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女生队。这个女生队共招收了183名学员，后来不少人成了女中豪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杰潜回家乡，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青团，1928年初参加共产党。随后被派往松滋县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领导了九岭冈暴动。九岭冈暴动失败，黄杰则成了松滋县反动政府通缉的“女犯”。
1929年4月，黄杰被地下党组织送往上海。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她随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曾中生在南京领导秘密工作。同年秋，黄杰随曾中生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两人结了婚。
婚后，曾中生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工作。黄杰一直留在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而后被派往闸北区任女工部长。不久，闸北区委书记被捕，黄杰被调到沪东区继续做女工部长。1933年“五一”组织沪东区工人游行集会，被巡捕抓住推上了黑车，最后被法院定为“违犯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5年“减半执行”。黄杰在租界女监，度过了两年半的铁窗生涯，1935年底被释放。她辗转到香港，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找到党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
徐向前和黄杰说起来有缘分。他们在武汉军校时，曾共同学习、战斗过。当时徐向前是军校的队长；黄杰只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女小兵。黄杰真正知道徐向前的大名，是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这时，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把“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徐向前的名字。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曾中生和徐向前一起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两个人朝夕相处。徐向前从曾中生口中知道他的妻子黄杰在上海党中央机关跑“交通”。1935年8月，曾中生在川北卓克基被张国焘密谋杀害，年仅35岁。
1946年5月4日，徐向前和黄杰结婚。这时徐向前45岁，黄杰36岁。
1931年2月初，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编为红四军。徐向前由红一军副军长兼十师师长，改任为红四军参谋长。
打下新集之后，过罢春节，徐向前又率军西出平汉线。
天降大雪，平汉路上的铁轨，被掩埋在深雪里。红军一路夜袭李家集火车站；一路截获兵车一列，全歼车上敌军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和军用物资；另一路袭击柳林火车站，歼敌一个营，击溃敌两个团。西出平汉线，共歼敌两千多人。被俘的敌人一个团长连声称赞：“贵军神兵天降，神兵天降！”
徐向前和红四军的“神兵”，并没就此结束行程，接着逼近信阳。此时，敌军云集，开始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六师集结信阳，令该师三十八旅、骑一师和三十一师之九十一旅、第二十路军、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指挥新编第二旅守广水，令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令岳维峻率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
碰巧的是，这个岳维峻原是徐向前在国民二军时期的“老上司”。
岳维峻虽是师长，却是个资深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任国民二军军长。但是，蒋介石却不重用他，急得他总想找个机会立下个战功让蒋介石发现他这个“人才”。这一次，“围剿”机会来了，他亲自率领部队出征。他行军速度之快，求战之急，是少有的。3月8日孤军冒进到双桥镇。
双桥镇，四面环山，东傍水澴，岳维峻率三十四师进入双桥镇为中心的地带，正举棋不定时，徐向前的红军突然发起进攻，夜晚冒着雨开进，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并占领双桥镇东南方向的小葵山和西南的尖鸡岗。岳维峻先是顽抗，打得不行后，要求上边派飞机助战，然而飞机来了投弹轰炸，还是无济于事；岳维峻只好又亲自指挥两个团向红军反扑，争夺制高点。
战斗十分激烈。
阵地被夺回，又夺去，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
这个硬仗，鏖战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岳军筋疲力尽，徐向前突然下令预备队出击，对岳军进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一下子打瘫了岳维峻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岳军受不住了，很快被红军分割全歼，结束战斗。这次岳徐较量长达7个多小时，最后红军毙敌千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支，山炮4门、迫击炮10多门。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三师的重大胜利。岳维峻的马弁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红军活捉。
大别山红军，头一次打这么大的歼灭战，捉到敌师长，从上到下，兴奋极了。战场上欢声笑语，用枪声代替鞭炮，庆祝胜利；四乡百姓，成千上万纷纷涌向双桥镇凑热闹，赤卫队员们原来是手持大刀、长矛参战的，这时也“鸟枪换炮”，换了新武器。徐向前听说敌师长岳维峻被活捉，从双桥镇出来，匆匆走到附近一个小山村，去会见他的“老上司”。
已是黄昏时分，一间小茅草屋里，点起了油灯。两名红军战士正看管着岳维峻。这位师长当了俘虏，却放不下长官的架子，他虽然在逃跑时化装为士兵，但肥胖的身体和那脸相，使徐向前一眼就认出了他。一点不错，他正是徐向前5年前的顶头上司。
“我要见最高指挥官！”岳维峻蹲在地上，喃喃地说。“我要见最高指挥官！”
“什么高呀低呀！”徐向前在一条长木凳上坐下来。问：“岳师长，你认识我吗？”
岳维峻抬起头看看。坐在他面前的这位红军，瘦高个头，身披灰大衣，佩一支小手枪在皮带上。红军服装一律，长官和士兵不分，小手枪却是指挥员的一个标志。官越高，手枪越精小。岳维峻却认不出问话的人是他的老部下。
“请坐吧，坐吧！”徐向前指着对面木凳说，“你真不认识我了？”
岳维峻坐在木凳上，一只手遮着灯光，向徐向前上下打量着，似乎见过，却又认不出是谁，更不知姓名。
“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徐向前说。
岳维峻呆呆地望着。他知道红军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有黄埔军校毕业的，有在北伐军中干过的，有在国民二军任过职的。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一些名将都是在军事情报中常看见的大名，但是他却不认识面前这位红军将领是何人！
“5年前，你在国民二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六混成旅，是吧！”
“是的。”
“我在第六混成旅当过参谋呢。”徐向前不隐讳地说。
“啊，老同事，老同事……”岳维峻惊喜地说，“对不起，我确实认不得了。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徐向前暗暗发笑，什么老同事，应该说是“老下级”呢。打了大胜仗，使徐向前开心，捉住了他的老军长，让他感到自豪。他想从敌军指挥官口中，检验一下红军作战指挥和战术动作问题，便向岳维峻“请教”说：
“你对我们红军作战，有些什么见解？”
岳维峻忙说：“惭愧，惭愧！战败之人，还说什么哟！”
此时此刻，岳维峻记起5年前在河南安阳，一个广东黄埔军校来的小军官，分在他军中的第六混成旅任参谋。但是，那时他是威严的军长，一呼百应，一个命令全军动作，他没有机会和必要，同旅里的一位小参谋人员交谈。没想到5年后的今天，他败在了这位小参谋的手下呀！他连说“惭愧”，倒是心里的实话。
这位“老上司”，军事上没说出什么，只关心他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一再要求徐向前不要杀他，如能释放，愿意答应红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徐向前头脑中闪出利用岳维峻的念头，但不是马上要谈判的问题。他站起身，向岳维峻说：“你放心，红军是保证俘虏人身安全的。你要看清楚形势，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那是白日做梦。红军是剿不尽的！”
岳维峻连连点头，说：“是，是的，请……”
他还想多和徐向前谈谈，叙叙旧情，徐向前一无心思，二无时间，匆匆离去。
双桥镇大捷，宣告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红军第一次“围剿”彻底破产。敌军纷纷后撤，红军乘机扩大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达200万，红军扩大到15000多人。
从此，在大别山区和红军中，流传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
关于岳维峻最终的下场，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中留下一笔：
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
一天，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反革命组织，“AB团”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红军总部驻地许多人被抓。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凉水，张国焘这种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学来的审讯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结果，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
许多人被逮捕和杀害，使红区内人心惶惶。徐向前也越来越困惑。
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他妻子程训萱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下半年和程训萱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但是，这一次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警卫员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肃反”，怎么会肃到这样一位20岁妇女干部头上呢？
程训萱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5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萱，怎么会反革命呢！徐向前忍住气想：是不是她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呢？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对个人的事不计较，平时多余的话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喜欢程训萱火爆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只是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儿多得多。如今程训萱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划上一个大问号：是不是冲我来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很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他那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的军人本能，使他暂时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向徐向前说：
“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徐向前重复说，“你做你的事，管那么多做什么呀！”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
“肃反”继续扩大。“肃反”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白白地牺牲了性命。徐向前虽然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但是，他除了指挥作战，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尽管他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萱的下落，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于是，他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萱会又说又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结果，不久却传来了程训萱被处死的消息。
徐向前和程训萱从相识、结婚到永别，只两年零三个多月。这短短岁月中，他和她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一个月。但是，程训萱年轻单纯，对党一片赤诚，对徐向前深深地眷恋着。“肃反”时程训萱在被捕关押、审讯中，始终据理力争，反抗对她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她不让人告诉徐向前她关押的地方，怕连累丈夫，影响他指挥作战。审讯人要她揭发“同伙”的“反革命行为”，她大声回答：“我的同伙都是好共产党员！”
她临死也没乱供什么“材料”。临死前夜，难友还听见在她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笑语和山歌。她被害时，年仅21岁！
“肃反”和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使红军陷入内外交困。大仗一个连一个，败仗接连不断，战死的人越来越多。红军于1932年秋天，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走向外线，越走越远，进入四川。
此后，在川陕苏区、在万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怀念着程训萱。直到延安，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被彻底揭露和清算，红军在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人们才敢于对“肃反”的事件提出公开的议论。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窑洞口前，阳光下，红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友聚谈，大家说起大别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肃反”。
“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徐向前问在场的一位老友周纯全。这人曾是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对“肃反”的内幕知情最多。
“她究竟有什么罪？”徐向前见周纯全沉默，又问了一句。
“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于谈情说爱。他却终生都在怀念着程训萱。
程训萱的母亲名叫汪秀芝，一生养了四男一女。而唯一的女儿程训萱嫁给了战功卓著的徐向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汪秀芝老人思女心切，来到北京，住进了大儿子程启光的家里。徐向前得知后，立即赶去看望她老人家。
岳母见到徐向前忍不住问：“向前，训萱到哪里去了？”
徐向前不知怎么回答好，只好撒了谎：“训萱到陕西学习去了，怕一时回不来呢。”
老人眼含泪花笑了：“给我打张车票，我要到训萱那里去！”
这下徐向前慌了神，忙说：“噢，妈，您这么性急，训萱功课紧，又要准备考试，您老说去就去，她也没个准备……”
“我等了她这么多年，真巴不得一下子见到她。”岳母悲伤地说，用央求的目光望着女婿：“那你说怎么办？”
徐向前见气氛有些缓解，即“反守为攻”：“您老要是等不得，我就打电报让训萱退学回来。”
“向前，别打，千万别打……”
岳母知道女儿“下落”后，心里踏实了，她回到了老家红安。
为了摆脱老人的“追踪”，徐向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给程训萱“调动工作”：从陕西“调”到青海，从青海“调”到新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摆脱”，只有“调”到苏联。
老人1972年逝世，终年96岁，临终前，她说：“向前，你是个好心人，训萱跟着你，我死也放心了。”老人含笑离开了人世，她临死也不知道女儿早在40年前就已离她而去。
临汾相传是4000多年前尧帝建都之地，城外低内高，坚固宽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站在高处眺望该城，就像一条硕大的黄牛伏在汾河东岸，因此有“卧牛城”之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1643年兵临城下，屡攻不克，气得“挂甲”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历史的长河流逝了300多年，“挂甲屯”这个历史的遗迹，仍坐落在临汾城郊外。然而，临汾城在日军和阎锡山的十多年盘踞经营下，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
1948年春节一过，徐向前就率军区前方指挥所从河北冶陶镇来到山西翼城，准备3月10日实施攻坚临汾的计划，3月6日这天，徐向前坐在院子里草垛旁的躺椅上，边晒太阳边批阅文电。中午时分，参谋送来情报：蒋介石突然发来急电，要把嫡系胡宗南20旅空运西安。清晨，敌人派来一队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的庙宫机场降落，已将旅长尹赢舟及约一营人运走，明日还要继续空运。徐向前看完情报，脸上的疲容荡然无存，脱口而出：“不好，敌人要跑！”
于是，徐向前立即签发了部队提前出动的命令：八纵全部立即出动，以急行军于明晨天亮前赶到临汾城南抢占机场；其他部队全部出动，以急行军到达临汾城下。
下午3点多钟，徐向前要通信参谋接通八纵王新亭司令员，但因王已上路，联络不上。他心急如焚，立即写一手令：“不能让敌人跑掉！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到敌人飞机前边，不能叫敌人逃走，最好是在敌机降落以后发起攻击，缴获它几架飞机。”两名参谋带着徐向前的手令坐上他的美式中吉普去追部队，随后，徐向前坐进一辆十轮卡车的驾驶室，向临汾进发。
王新亭接到徐向前手令后，在行军途中拟定了作战方案，7日凌晨，二十四旅首先向南郊机场发起攻击。战士们攻占机场，胡宗南的空运计划彻底落空。
攻打临汾的战斗打响后，敌守城总司令梁培璜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坚守待援。但是，经过一周的激战，徐向前夺取了城外的大部主要阵地，指挥所也前移20华里，进驻到了东堡头村。
随后，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城垣附近实施猛烈突击，但是，这场攻坚战要比原来预想的更复杂、更艰难。
临汾城池呈“吕”字形，上部的小“口”朝东，没有设关，但是这里有密集的居民建筑，而且有坚厚的高大城墙护卫；下部的大“口”座西，背靠汾河，其西、南、北三面设有城垣、城门，设有城关。城西紧靠汾河，大部队无法展开；城南为开阔地带，敌人设防严密，形成体系，进攻部队很难接近城垣；城北地势较高，有登城阵地，敌守备薄弱，但开阔地深广，部队无法隐蔽接敌；只有东关是攻城部队实施突破的有利地段。但是，梁培璜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将战斗力比较强的第六十六师放在这里扼守。
经再三研究，徐向前最后决定改变从东、南、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把城东与城北作为重点攻击方向。命令以十三纵向东关突击，力争消灭守敌第六十六师主力，并策应城北部队攻城；以八纵第二十三、二十四两旅位于城北北门及以西地段，主攻兴隆殿等要点，以太岳部队4个团位于北门以东地段，主攻日本坟等要点；以八纵第二十二旅及太岳部队两个团，位于城南助攻，牵制和迷惑敌人。
3月22日子夜，攻城部队炮兵开始实施火力准备，为数不多的大炮小炮一齐向城墙部位轰击。一道道闪光、一阵阵轰鸣，伴随着喊杀声，震颤着临汾城池。
第十三纵队三十八旅从东南方向攻击东关城垣，三十九旅从东北方向攻击东关要点电灯公司。电灯公司紧靠城垣北侧外壕边沿，筑有一道道的围墙，挖掘了不少暗道和外壕，明碉暗堡加多种类型的铁丝网，构成了独立的“小城堡”。三十九旅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撕破了阎锡山“铜墙铁壁”的老脸。敌人像输红眼的赌徒，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一手拿着马鞭，一手提着短枪，亲赴现场督战。攻坚部队每占领一座房屋，每爆破一个碉堡，都遭到敌人拼死的抗击。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三十九旅终于摧垮了电灯公司这座“小城堡”。
在东南方向，三十八旅采取坑道掘进爆破和四门火炮齐射战法从护城垣上打开了缺口，突击队借助硝烟，一鼓作气登上城垣，但因缺口太窄太陡，后续分队难以跟进，被敌人压了回来。一一二团七连战士李海水因负伤，没能撤回阵地。他立即把十几名伤员组织起来，继续同敌人战斗，先后打退敌人步兵连的7次反扑。第二天上午，敌人又组织了更多兵力准备反扑，疯狂地叫喊：“你们已无退路，快投降吧！”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李海水沉着应战，组织伤员撤退。
当敌人一窝蜂似的向他冲过来时，他将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投向敌群，打退了敌人第9次反扑，掩护16名伤员安全撤回我军阵地。
徐向前得知李海水的英雄事迹后，立即打电话给十三纵队首长，要求全部队官兵都要向李海水学习，接着又发布了嘉奖令，命名七连为“李海水英雄连”。
攻城，古今中外的兵书上都称之为恶仗。尽管攻城部队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但由于敌人有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第二次攻打东关仍未成功。4月9日，攻击部队共挖掘接近护城垣的坑道4条，将1.6万多斤的炸药装入坑道顶端的爆破室，给敌人的脚下安上了四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完成了再次发起作战的准备。10日下午，徐向前的表针指向4时整。他把手一挥“进攻开始！”瞬时间，解放军92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开火，对敌人阵地实施摧毁性射击。一小时后，营连的各种火器同时开火。
火力准备持续两小时，打得敌东关阵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紧接着，重头戏开场了，惊天动地的坑道大爆破，如火山爆发，几百吨的砖石、土灰和敌人一起被抛上天空，城垣炸开了两处缺口。突击部队的勇士们冒着浓烟烈火，迅猛登城，潮水般向敌纵深发展，经一夜激战，敌六十六师大部被歼，当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之时，解放军攻下了临汾东关。
这时，南京正在举行“行宪国民大会”，上演选举伪总统副总统的历史闹剧。消息传来，像一声惊雷在南京爆炸，出席大会的山西议员们惊恐万状，如丧考妣，遗老遗少们相互搀扶着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请求他立即派飞机助战，以解临汾之危。蒋介石为了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多拉选票，在大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请山西父老放心，请在座的各位代表放心，我们决心保卫临汾。”然后派空军出动飞机助战，一面对围临解放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一面给守城的部队空投面粉、大米和罐头，安抚军心。
临汾危在旦夕，阎锡山龟缩在太原，无力派兵增援临汾，三次电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
最后，他还是放心不下，又亲自派六十一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小飞机降于临汾城内，传递手令，告诉梁培璜“不要希望援兵”。梁培璜看着电文，有气无力地对副官说：“给蒋总统、阎总司令回电，我梁培璜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可惜，历史的车轮已压住了他的双脚。
攻临部队占领东关后，徐向前和前指机关立即指示部队巩固阵地，调整兵力，准备攻坚临汾城池。梁培璜已经知道夺回东关已不可能，便对东关的房屋、工事进行地毯式轰炸。
4月15日，夺取护城壕外沿据点的战斗打响了。十三纵位于城南门以东地段；八纵位于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段；太岳部队位于城东北角至大东门地段，开始扫清城外守敌与挖掘坑道。
攻城部队在城东和城南与守敌反复争夺1号碉、老鸦咀、火车头、20号碉、21号碉等阵地。敌人用杂牌军守碉，把他们推到决一死战的境地，一旦阵地失守，解放军又尚未站稳脚跟之时，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第三十旅就从后面进行反扑。攻城部队每夺取一块阵地，都要遭到敌人拼死抵抗和疯狂反扑。
4月21日，太岳部队四十四团向1号碉发起攻击，经1小时的战斗，夺下了敌人守备坚固的1号碉。26日，胡敌三十旅九十团二营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1号碉阵地实施反扑，整个阵地顿时笼罩在战火与硝烟之中，坚守阵地的四十四团四连指战员高喊：“人在阵地在！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到了！”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最后只剩5人，仍不后退半步，配合增援部队将敌人击退。
敌人在地面反扑的同时，又从天上用飞机向解放军阵地轰炸扫射，其中，一个团指挥所被炸弹击中，团长、政委等全部被埋在土里壮烈牺牲。为夺回失去的阵地，梁培璜竟使用毒气和燃烧弹，护城壕外沿成了一片火海。解放军将士们顽强坚守阵地，激战10多天，牢牢控制着护城壕外围阵地。
与此同时，双方又在地下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解放军用坑道爆破攻城，向城垣挖，敌人则从城垣向外挖，以“坑道对坑道”，破坏徐向前的战术。指战员为了争分夺秒抢挖坑道，在缺少工具的情况下，有的战士就用刺刀、瓦茬、手指挖，手磨出血泡，手指甲裂开了，战士们忍着剧痛继续拼搏。坑道越向前伸延，空气就越稀薄，有的昏倒了被拖出来，一阵轻风吹醒后，又钻进去挖掘。从旅长到战士，都争着下坑道，涌现出一批掘进能手和英雄。到5月上旬，攻城部队已挖掘破城坑道15条，掩护坑道40多条。除被敌发现破坏以外，攻城前有三条主坑道完好无损，巨大的药室直抵城墙墙基。
就在准备攻城之时，中央给徐向前来电，说明傅作义、阎锡山企图联合进攻石家庄，保卫石家庄是晋冀鲁豫战场当务之急。要求攻临部队抽出3个旅，昼夜兼程至太谷附近，攻击和牵制阎军。徐向前当即决定将太岳一个旅及吕梁部队两个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北上晋中，牵制阎军。攻临作战仍按时开始。
5月17日17时，由八纵、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两个团组成的攻临部队开始发起总攻。榴弹炮、野炮、山炮及82毫米口径以上的迫击炮一齐开火，破坏敌城垣上下的各种火力点。两小时后，在炮火延伸，向城内实施压制射击的同时，攻城坑道的炸药室于19时点火。巨大的爆炸产生了有感地震，使站在地上的人左摆右晃，临汾城垣被炸开了两个大口子，一个宽37米，一个宽39米，由二十三旅组成的第一梯队突击队潮水般地涌入突破口，迅速向纵深及两翼发展；太岳军区部队作为第二梯队适时投入战斗，攻入城内展开夜间巷战；二十四旅、三十七旅迅速攻占了八府囫囵、鼓楼、铁佛寺、南门楼等要点。指战员们在敌人雷区多、工事坚、火力强的情况下，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战斗至24时，城内之敌全部被歼灭。
敌守城总指挥梁培璜等高级将领裹挟部分群众从西门逃跑，徐向前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命令晋绥部队和二十二旅活捉梁培璜。结果，梁培璜在逃跑的途中被活捉。5月18日晨，临汾战役胜利结束，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这一仗打了72天，共歼敌2.4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5万人。
战后，徐向前来到城垣上转了一圈，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厚的城垣，第一次看到如此强固的防御工事，也第一次看到坑道爆破产生的强大破坏力，深感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对身边参谋说：“给党中央、毛主席发报要写上‘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9个字。”不久，毛主席在临汾战役的经验报告上批示：
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000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7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1948年5月临汾大捷，震惊了阎锡山。
这位自认为多谋善断的“山西王”，思来想去，推测徐向前的下一步行动时间，最后，他对部下说：“共军在临汾伤亡两万多，大大损了元气，不可能很快恢复，更不可能一步跨入我晋中腹地以卵击石！我军在晋中的主要军务就是趁麦收屯粮于手，巩固晋中，保住太原。”为此，这位阎老先生转而要学徐向前，说要打“运动战”，并且，他还归纳出16字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
谁知6月9日，徐向前、周士第却发布了《晋中战役作战命令》，他们要用6万大军北上晋中，和阎锡山10余万人较量。战役发起时间预定为6月20日。为迷惑敌人，让阎锡山睡几天好觉，徐向前带指挥所的人暂去长治市，派周士第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汇报晋中战役计划和部署。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熄灭了正在吸的半截香烟，神采飞扬地作了如下指示，说：“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保存人民，保卫麦收。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他说什么”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其实呀！他跑出太原就好，只要一跑出来，你们就在运动中消灭之。阎锡山还有14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他就慌喽！下面的文章就好做！”
阎锡山为防范徐向前率军北上，倒也费了一番苦心，“特意”成立了“闪击兵团”。何谓“闪击兵团”？阎锡山在决定成立该兵团的一次训话中说：“共军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节节取胜，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因此，我决定成立‘闪击兵团’，闪电雷击，要比共军跑得更快！”
阎锡山听说林彪在东北有“三只虎”，也在“闪击兵团”中配备了“三只虎”——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另外，他还有两个“小家伙”，即他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新提的“闪击兵团”司令高倬之是阎锡山的五台老乡，把守晋中南大门。
北上晋中必经“南大门”，阎锡山“三只虎”守在那里，徐向前硬拼必定吃亏，于是，他决定用“调虎离山”之计，出奇不意，直下晋中。
6月11日，吕梁部队一部分提前出现在汾阳、孝义间高阳镇地区；太岳部队沿同蒲路北进，13日攻占灵石。阎锡山得知徐向前率大军北进的消息，先是一愣，接着又平静下来。他判断：共军不敢从正面北上，只能以一侧进击，这正是他“闪击兵团”威力镇住了那个五台小老乡徐向前。于是，他认为这正是他的“闪击兵团”大显身手的时候。随即，他急令高倬之率13个团分路从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出动。
高司令年轻气盛，高傲地说：“给阎总司令发报，我高某正以‘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术，直扑高阳镇，聚歼徐向前主力。”
“闪击兵团”名不虚传，机械化一开动，风驰电掣，就出现在吕梁部队面前了。6月14日，吕梁部队在彭绍辉、罗贵波的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然而，高倬之的第三十四军军部第一战就受到重创。高倬之见势不妙，又派出“亲训”第七十二师和“亲训”炮兵团前来增援，双方打得难分难解。
西边战斗打响后，徐向前立即率领兵团指挥所离开长治。这时他的身体因为患病还很虚弱，既不能乘车，也不能骑马，只得坐在担架上，沿白晋公路依山而行，向子洪口一带急进。子洪口是从东山进入晋中平原的门户，距祁县县城仅30华里，十三纵准备从这里突破，直下晋中。
为减轻吕梁部队的压力，调动敌“闪击兵团”回援，在它回窜途中聚而歼之，徐向前决定第八、第十三两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东南山口的敌人要点，并前出同蒲路东南平川作战。
6月19日凌晨4时30分，解放军向敌阵地发起攻击，下午4时，八纵与太岳军区部队分别攻占了平遥，介休东南山的东西泉、段村、洪山等多处要点。吕梁八分区部队在汾阳东北神堂头地区与敌第七十师展开激战，将其少将师长侯福俊击毙。
阎锡山的晋中大门被彻底打开，主力部队如猛虎下山，突然出现在平遥、祁县地区，像潮水般作宽正面展开。此时，负责向忻（县）、太（原）、榆（次）、太（谷）间破击的部队，也按计划攻下敌据点，斩断了阎锡山的铁路交通线。
徐向前的这着棋果然灵得很，又一次拨动了阎锡山的算盘珠。他万万没有料到徐向前如同天兵天将，直向腹心杀来。为保太原的绝对安全，他急令高倬之回师东“跑”，要越快越好，并令榆次、太谷守军南下祁县与之靠拢，以防结合部“空当”，被分割掉。
为捕获这只“晋中虎”，徐向前开始张网了。
6月20日凌晨，徐向前和八纵及太岳军区部队进至平、介东侧堵截。十三纵进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阻击南来之敌。吕梁部队一部对敌实施追击，赶“虎”入网。可高倬之鬼得很，回窜的敌第三十四军竟从汾阳以东渡河，直“跑”平遥县城，同敌第十九军军部，暂编第四十师会合。阎锡山的亲训师及亲训炮团则返回介休。解放军冒着滂沱大雨，在野外伏击一夜，敌人却没有入网。
徐向前判断，敌人企图北窜。于是，他决定火速将兵力北移，再次张网拦截。
6月21日，阎锡山的亲训师、亲训炮团由介休向平遥靠拢，行至张兰镇地区，进入八纵及太岳部队的网底，激战3小时，亲训师、亲训炮团7000余人全部被歼，24门山炮和12门重迫击炮全部落入徐向前的手里，阎锡山的一只“老虎爪子”被完全斩断。亲训师、团是阎锡山请日本军官当教官和顾问，按照“武士道”精神，苦心培养和经营起来的“铁军”，全是机械化装备，是阎锡山的“精神支柱”。这两个“小家伙”的覆灭，使阎锡山如丧爱子，老泪横流。
6月23日，敌第十九军军部及暂编第四十师由平遥北上，行至洪善地区，又一次钻入网中，落入预伏在那里的十三纵包围，经激战一夜，大部被歼。残敌被赶入北营村的一个角落里负隅顽抗，经两小时的猛烈炮击后，十三纵发起总攻，解决了战斗，阎锡山的又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两个建制团完蛋了，第十九军少将副参谋长李又唐被生俘。
这时，阎锡山的太原绥署野战总司令赵承绶在平遥、祁县地区与八纵与太岳军区部队形成“顶牛”之势；而在榆、太、徐、祁地区则守备薄弱，这里便于大部队展开，麦收正在进行，是野外围歼敌人的好战场。于是，徐向前决定以太岳部队并北岳军分区肖文玖集团攻歼太谷守敌，破袭榆太铁路；吕梁部队袭取徐沟；八纵主力控制祁太铁路以南地区，以一部破袭祁太铁路；晋绥军区孙超群、张达志7个团，切断黄寨至太原的铁路，威胁太原并占领有利地形，牵制阎军第六十八、四十九师南援。如赵承绶集团由平、祁向太谷增援或回窜太原，则在祁太铁路南北地区消灭之。这一大胃口的作战方案报告军委后，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晋中的盛夏，天旱少雨，烈日当空，战地流火。部队按既定部署行动。由于身体有病尚未痊愈，他坐在担架上随八纵行动。八纵从司令员到战士都为之感动。
徐向前率军向北运动，立即拨动了赵承绶中枢神经，这条大鱼被引上了钩。
6月30日，赵承绶即令所部停止在洪善地区的攻势，准备回师北窜。7月2日，第三十三军主力进至太谷地区，第三十四军及十总队也向祁县集结。
徐向前同五台老乡阎锡山较量的一场大仗，又在晋中大地展开了。
北线的太岳部队和肖文玖集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坏了榆次至太谷间的铁路和桥梁，控制了北起东阳镇、南至董村地段，死死封住了敌人逃往太原的退路。孙、张集团的7个团在太原以北张开大网，将从忻州逃向太原的敌人一部全歼。这时，八纵已开始围攻祁县县城。赵承绶发现退往太原的通路已被堵死，惊魂落魄，先后动用第九总队、第三十三军主力、第七十一师全部、第四十六师一个团及第十总队，计9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击下，指挥步兵营、团向解放军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赵承绶和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戴上钢盔，提着手枪，亲自上阵督战，然而，他们还是被一条钢铁般铸成的阻击防线死死拦住。
董村阻击战的成败是关系晋中战役获胜的关键。
这个村庄位于太谷以北15华里，坐落在铁路东南，离铁路仅二三百米。敌人要想回太原，就非得拿下董村不可。太岳军区第四十一团在两天只吃一顿饭，两夜没睡觉的情况下，在这里坚守阻击阵地。第三天，敌人出动4架飞机，6辆装甲汽车助威，整营整团地向董村发起进攻。四十一团董村前沿部队的一个营，炮弹、枪弹全部打光，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全营最后剩下几个人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徐向前从电话里听完这一壮烈事迹，亲自打电话对坚守董村的指挥员说：“你们是好样的，一定要坚持守住，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不能放敌人跑掉！”最后又下一道死命令：“剩下一个人，也要把阵地守住！”
敌人连续几天突不破董村防线，沿铁路北逃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于7月6日被迫改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
徐向前预设战场，迫敌就范终获成功。
十三纵及八纵一部，追击敌第三十四军，并抢先一步插入徐沟以东、子牙河以南、城镇以东地区，切断了敌人归路；以太岳部队及肖集团向西接通十三纵，两个大部队联手；以吕梁主力跨河东东进榆次西南永康地区，堵溃打援；令主力7日攻占祁县，歼敌第三十七师师部及两个团，8日北上徐沟东南地区，合围敌人。战役打到这一步，阎锡山、赵承绶如恶梦初醒，但已晚了！3万大军已经全钻入了徐向前的口袋。
在总攻前夕，徐向前和周士第将指挥所开设在徐沟以南的张家庄。徐向前因身体不好，被用担架抬到前线指挥所的。这时由于天气酷热，连续行军打仗，徐向前的部队疲惫至极，减员聚增。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不足70人，最少的连队仅有27人。十三纵三十七旅人数最多，但每营只能编两个连，每连编两个排，每排编两个班。论武器装备更不如对方。如果此时赵承绶头脑清醒，突围是可能的。但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赵承绶，此时又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兵力分散。当徐向前对他已成合围之势时，仍兵分三路作战，形不成气候，只能坐以待毙；二是昏聩无能，当断不断。在危急之时，没有主见，全听中将副司令原泉福的摆布。原泉福是日本人，他看不起赵承绶，更看不起“土八路”，他认定不须突围，现在应该“同共军决一死战”。结果，赵承绶必败无疑了。
7月10日，天刚蒙蒙亮，总攻的号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一颗颗信号弹从四面八方腾空而起，在灰白色的天空闪闪发光。八纵、十三纵以闪电般的速度，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攻方向，插向敌人的阵地。担任助攻的太岳部队及肖集团，也以主攻的姿态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发起攻击，疲惫不堪的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锅粥。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均有坚固的围墙，一来用于防水，二来用于防贼，青砖青瓦的房舍紧密相联。敌人利用这些地形，把村落当阵地，固守顽抗，垂死挣扎。敌机频频出动，向解放军出击阵地轮番轰炸扫射，然后先后被击落两架，空中攻击也被打退了。解放军进攻部队的各种火炮猛烈射击，摧垮了敌人利用村落围堰改造修建的火力点、工事和障碍，打开了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击队，对敌实施穿插分割。
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十三纵队攻下了敌三十四军守地大常镇，中将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丢下阵地，化装逃回太原。八纵血战南庄，摧垮了由原泉福坐阵指挥的、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的第十总队。此时，赵承绶率1万多人，被困在西范、小常、南席、新戴4个村庄里，呼叫阎锡山派兵增援。
这时在太原城内阎锡山官邸里，山雨欲来风满楼。阎锡山惊恐万状，一面急令第四十五、四十九师及四十师残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企图援应赵承绶残部突围北上；一面慌忙收拢晋中各县杂牌兵力速向太原集中，以补守城兵力之不足。一夜之间，汾河两岸的10多座县城的守军纷纷弃城北窜。
这正是野战歼敌的良机。
徐向前当机立断，调整部署，除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主力继续围歼赵承绶残部外，其余部队均投入追堵北窜之敌，聚而歼之。“汾西集团”的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十旅、第八分区部队和第二十四旅，将敌拦截在交城、太原之间的旷野村镇之中，共歼敌1万余人。有三位战地记者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发现一大群敌人惊慌不安、游蛇般跑来，就举起手中的照相机闪光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大喊：“站住！这是苏联进口的‘死光灯’，谁不放下武器，我一闪光就死。”敌人被“死光灯”吓破了胆，一个个眯缝着小眼，谁也不敢正视这“新式武器”，乖乖投降，结果这一下就俘敌排长以下37人，缴获大炮2门，轻机枪2挺，步枪10多支。太谷守敌第九总队也在弃城逃走的路上被全部歼灭。
15日，十三纵三十七旅、三一九旅和二十二旅攻占西范村，原泉福此时才猛然醒悟，他坚持的“同共军决一死战”，得到的是自己死到临头了。他对野战军参谋处少将处长杨诚哀叹：“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射来将他击毙。同日，太岳部队攻占南席村、新戴村。赵承绶残部全部被赶入小常村，继续防守挣扎。
7月16日，朝霞映照着硝烟弥漫的战场。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晋中战役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了。然而，敌人仍作垂死挣扎。天亮后，赵承绶选定小常村西北地段为突破口，准备攻击三十九旅阵地。
敌人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的轰击掩护下，轮番向这一阵地冲击，准备突围，以便拉住阎锡山派出的“南援兵团”这根救命稻草。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下午3时30分，总攻开始。三十九旅一一七团三营营长曹烽琴和九连连长周谨莫带领突击队冲入小常村，从敌特务营两个俘虏口中得知，赵承绶还躲在村中一个大院内的掩蔽部里。曹营长立即派一个小分队去攻击这个据点，几枚手榴弹投过去，战士们大喊：“缴枪不杀！”硝烟中，一件白衬衣系在枪杆上左摇右摆，一个佩戴中尉军衔的敌人爬出洞口，颤抖着说他是赵总司令的副官。请求与解放军长官讲话！一个战士大喊一声：“什么时候啦，还摆官架子！”说着便冲了过去，刺刀对准了地堡口。赵承绶和少将参谋处长杨诚、三十三军中将军长沈瑞、三十三军少将参谋长曹近谦，一个跟一个地钻出洞口，简直就像从地窟里爬出的魔鬼。
晚霞还没有被黑暗
“世界上没有神童，我也不是神童。生于一个穷秀才家。从小笨，读书也不是高才生。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这是徐向前对家世和青少年时期的自我说明。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五台县紧靠黄河北岸的永安村。
徐向前的母亲一辈子生下七个子女。头一胎是女孩子，奶奶虽不喜欢，给取名先月，意思是先得月亮；第二个是男孩子，奶奶乐得喘不出气来，取名为“银仓”，意思是他会为徐家带来银钱满仓；第三胎又是女孩，奶奶对她的到来，不冷不热，因为正是春暖花开季节，奶奶说就叫“春月”吧；第四胎刚生下不久，就夭亡了；第二年冬天，徐家第五个孩子又出世了，是个男孩，奶奶遂赠名为“银福”，意思是银钱福贵全占了。徐向前出生时是徐家第6个孩子，奶奶当然开心，取名为“银存”，意思明白：他的前程不光发财，而且银钱会多多积存起来。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是村上学问最大的秀才。他从小在外祖母家就读私塾，13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穷，全靠外祖母供上学；20岁成为秀才。本来他可以继续攻读参加乡试，中个“举人”，但是因家境不好，再加上清朝末年的科举制度已渐消声，徐懋淮成了终身的生员。在永安徐家有一名举人，三名秀才，他是最后的一名生员——即秀才。因为家境贫寒，人们都称他“穷秀才”。但是，穷秀才却认为作为读书人，名字很重要。
第六个孩子出生后，他给他起了学名、字和号。于是，小“银存”有了上家谱的正名大号——徐象谦，字子敬。徐秀才这时没有想到，“象谦”这两个字的谐音，与“向前”那么近似。儿子参加革命后，根据这谐音，改成了“向前”。这一改，意思就更深奥了。
乡下人盼富贵，总先从名儿上图吉利，希望仓里有余粮，手头有银钱，几十亩地几头牛。可是，徐门家的“银仓”、“银福”和“银存”这些“男子汉”，赤条条来，每天要吃穿，结果，徐家由于子女多越来越贫穷。
徐象谦出生的第三个年头，母亲赵金銮又生了一女。
徐家正愁家里人多口多，一大窝孩子，最大的不过12岁，像一窝翅膀不全的小燕子，只知张嘴等吃，不会飞出去采食。再加上这是女娃，奶奶和家里人都不欢迎最后的来者。多余的人儿，总也得有个名呀，奶奶说叫她“占月”吧。意思是她又“占”了个吃饭的位置。
然而，在银存6岁时，全家人正准备过年，12岁的银仓却不知患了什么急性病，一天夜里就死了。家里老人为了不让小孩儿们看到死人的事，一大早打发银福抱上弟弟，春月抱上妹妹，躲出门去。从此，徐家少了一个儿子，在众人的记忆中只留下银仓这名字。
赵金銮怀占月时已过35岁。结果小占月从生下来就没奶水喝，靠米汤养着。两岁时她出了天花，满头满脸满身上都是水泡泡。家里人本不喜欢这“多余”，见她出花，都觉得没治了，结果，徐占月躺在一个大筐里，和西屋的猫狗放在一起。正是炎热的夏季，苍蝇围着病孩子飞，不断嘬着她脸上的水泡、浓血。虽然几个孩子们轮换看护着气息奄奄的占月。但是，占月长大后还是满脸麻坑，成了村里最丑的女孩。
这一下引起了父亲徐懋淮的担心。他怕占月以后嫁不出去，于是在家教她读书认字，外出教书也带上她。占月自知满脸是麻子，眼睛又不好，读书特别用功。后来，硬是考到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太原第二女子高小谋得个教师职位。她教书认真，对同学们耐心、细心，孩子们渐渐对这位看不惯的“麻脸老师”亲切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失守前，同学们纷纷逃难，徐占月听说哥哥徐向前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当副师长，跑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说是要找哥哥去当八路军。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彭雪枫，动员她去延安。于是，徐占月搭乘一辆去延安的汽车，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她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而后又进妇女党训班；再后出任延安女子大学干部科副科长。
在山西的滹沱河岸边上，有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一个叫河边村，一个叫永安村。就是在这两个村子里，先后出了两个名人：阎锡山和徐向前。
阎锡山生于1883年，比徐向前大18岁。阎家开始是小地主，尔后在五台经营“吉庆昌”钱铺。阎锡山幼读私塾，16岁弃学经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那年，清兵在五台山一带设防，阎锡山因钱庄倒闭，为躲避债务，跑去投军，在清军中当了一名伙计，不久，又从军队中逃出，进入了山西武备学堂读书。1904年夏天，清政府指派山西武备学堂选派20名出国留学生，阎锡山当选了。他在日本专修军事的振武学校，结识了正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阎锡山和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学校的同乡赵戴文等人，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和“铁血丈夫团”。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先在太原陆军小学任教官，后参加北京朝考，得了个“武官举人”头衔。随即升任为监督官和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第86标统（相当于团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以在山西太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铁血丈夫团成员的资格，召集秘密会，响应武昌起义，并领兵占领了太原抚署。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
在20世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徐向前和阎锡山这两个“五台老乡”为了追求各自的理想和信仰，不时地碰撞到一块，演绎出一幕幕的历史活剧。
（一）小学徒投“师”阎百川
徐向前元帅算是阎锡山的学生。
1911年10月29日，在日本留过学的阎锡山（字百川）响应武昌起义，率领所部杀死太原巡抚，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并于1919年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919年春，徐向前经过考试，成为这个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学习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徐向前参加了国民师范的学生游行。阎锡山对学生的革命害怕得要命，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徐向前不禁对阎锡山的做法产生了疑问。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1924年5月，徐向前离开了山西老家，考入黄埔军校，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一条与阎锡山完全相反的道路。
（二）总指挥威震山西王
黄埔军校毕业后，徐向前辗转到了武汉，并在这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就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蒋介石派来“围剿”红军的王牌主力军，一个个被打得落花流水。徐向前声威大震。
而此时的阎锡山却在与蒋介石的军阀混战中连连败北，不得不悄然下野，前往大连，过起寓公生活。在此期间，他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永安村徐懋淮的儿子徐向前，在鄂豫皖当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阎锡山开始对这个同乡后生产生了一丝敬佩之意。一天，他禁不住对同乡将领们说道：
“我倒想什么时候，亲眼见见这位徐向前，和他攀谈攀谈。”
（三）两同乡共树抗日旗
1937年，徐向前和阎锡山真的见面了，而且就在山西。
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联共抗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师长刘伯承），而阎锡山也乘蒋介石无力西顾之时在山西重整旗鼓，恢复了其“山西王”的地位。由于徐向前与阎锡山同是山西五台山老乡，徐向前又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凭着这种乡亲和师生的“特殊”关系，他跟随周恩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谈判活动。
1937年7月，当他们到达太原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周、徐与阎锡山的真正首次会面是在山西岭口。
在阎公馆里，周恩来首先对阎锡山积极抗战大大赞扬了一番，阎锡山则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说罢，他又向徐向前笑了笑。
周恩来说：“百川先生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这次和向前一块来，是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带路的。同时，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特来拜会你的。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哩！”
阎锡山说：“我阎某人，可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又面向徐向前道，“徐向前，你我老家是乡邻，回去问问父老，我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除了派人来你家问长问短，还特别提醒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哩！”
周恩来又说了一些共同抗日的话，最后说：“我们也了解百川先生的为人，承蒙先生对向前家人的关照。”
这次会面后，徐向前和阎锡山开始在山西合作抗日。
（四）徐阎决战山西境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许多革命同志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解放军决定铲除这个在山西为害多年的土皇帝。率领队伍攻打阎锡山的，正是阎的同乡徐向前。
1947年10月和12月，徐向前带领部队两度攻打运城，取得了首战胜利。
1948年6月，徐向前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八纵与阎锡山的王牌“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在汾河滩上遭遇了。阎锡山的这支王牌部队只用两个小时就被全部歼灭，只逃掉带伤的少将师长陈震东。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倒在地，连连长声哀叹：“我阎百川白活了65，让个邻村的乡亲后辈徐向前整得好苦。”
1948年10月5日，我华野第一兵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动太原战役，解放了太原，阎锡山狼狈地逃到了南京，后来又飞逃台湾。过着所谓“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生活，与人民为敌的大军阀，被同乡后生赶出山西后，落了个尸骨无归的下场！
1924年5月初，徐向前通过考试，成为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第一次上课，每位学生发给一张表格，要求填写，结果徐向前就和同学们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他还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官。他住在要塞司令部里，又在黄埔军校设了办公室，每天都到军校来。他身披一件拿破仑式的黑斗篷，进军校来前边有副官开道，身后跟着四个护兵，威风凛凛，比大元帅孙中山不差几分。学生和军校教官路上遇到他，如果不立定敬礼，轻则会受到训斥，重则要追究甚至给予处分。
蒋介石不吸烟，也不准学生吸烟；他不喝酒，除了宴席，不准军校官兵饮酒，他还亲自旁听教官上课。早晨起床号刚响，他就从距军校一里多的长洲要塞司令部走来，闯进教官或学生宿舍巡视，如碰上睡懒觉的人，必严加责问。他若在军校吃饭，定亲自去餐厅与教官同桌。
蒋介石每月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
一次，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排队在校长办公室门外，等候与蒋介石个别谈话。轮到徐向前了，蒋介石问他：“叫什么名？”
徐向前答：“徐象谦。”
又问：“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
再问：“在家做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机械没趣。
蒋介石睁大眼睛瞅瞅面前这个瘦弱的学生；学生规规矩矩立正站着。他们好像从不认识似的。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俨然像个法官。平时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更腼腆的徐向前，不会多吐半句话。
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蒋介石留下个好印象。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然而他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5年后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最后让他更想不到的是徐向前后来又成为了新中国的元帅！
在20岁时，由父母包办，徐向前与五台县东冶镇朱门家女子朱香婵结了婚。
朱香婵是一位勤快、文雅、懂情理的女人，次年生一女孩，取名松枝。第二年朱香婵得了一种不能吃、不能喝的病去世。此时，徐向前已经离家远去，在广东的黄埔军校读书。
朱香婵死后4年多，徐向前一直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心思再娶。
1930年，徐向前到鄂豫皖苏区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安县七里坪的女共产党员程训萱。他们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结婚。然而，不到一年，程训萱就在大“肃反”中被杀害。
徐向前非常怀念妻子程训萱。从程训萱牺牲到1939年的8年中，徐向前转战了许多地方，都没想到再结婚。尽管他手下红军中有不少女将和女兵，在川陕苏区还建立了一个“妇女独立团”，爱徐向前的女子不少，徐向前却把心思用到作战上。
1940年春，他临离开山东去延安前，经同志劝说与一位姓王的女干部结了婚。婚后3年，两人因感情不合分手了。
离婚后，徐向前没心思再娶。
谁知他从到延安后，不是落马负伤，就是患病，许多战友，特别是一些“老大姐”，左说右劝，四处说合，结果，他和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结婚了。
黄杰，也是一位婚姻不美满、个人经历坎坷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原名黄书莲。两岁时父亲病故，她和一个智力不全的哥哥，随同母亲靠出租土地和卖油生活。伯父黄仲甫是郝穴镇上有名的地主豪绅、民团团总。他不仅不照顾这一家寡母弱女，反而多方欺凌他们，逼迫黄杰的母亲改嫁，又硬要把黄杰嫁给镇上姓刘的商会会长流氓成性的儿子。
黄杰从小性格倔强，1924年她不满15岁，就逃出黄家去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小读书。第三年又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在北伐军攻下武昌后，黄杰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女生队。这个女生队共招收了183名学员，后来不少人成了女中豪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杰潜回家乡，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青团，1928年初参加共产党。随后被派往松滋县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领导了九岭冈暴动。九岭冈暴动失败，黄杰则成了松滋县反动政府通缉的“女犯”。
1929年4月，黄杰被地下党组织送往上海。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她随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曾中生在南京领导秘密工作。同年秋，黄杰随曾中生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两人结了婚。
婚后，曾中生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工作。黄杰一直留在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而后被派往闸北区任女工部长。不久，闸北区委书记被捕，黄杰被调到沪东区继续做女工部长。1933年“五一”组织沪东区工人游行集会，被巡捕抓住推上了黑车，最后被法院定为“违犯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5年“减半执行”。黄杰在租界女监，度过了两年半的铁窗生涯，1935年底被释放。她辗转到香港，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找到党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
徐向前和黄杰说起来有缘分。他们在武汉军校时，曾共同学习、战斗过。当时徐向前是军校的队长；黄杰只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女小兵。黄杰真正知道徐向前的大名，是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这时，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把“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徐向前的名字。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曾中生和徐向前一起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两个人朝夕相处。徐向前从曾中生口中知道他的妻子黄杰在上海党中央机关跑“交通”。1935年8月，曾中生在川北卓克基被张国焘密谋杀害，年仅35岁。
1946年5月4日，徐向前和黄杰结婚。这时徐向前45岁，黄杰36岁。
1931年2月初，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编为红四军。徐向前由红一军副军长兼十师师长，改任为红四军参谋长。
打下新集之后，过罢春节，徐向前又率军西出平汉线。
天降大雪，平汉路上的铁轨，被掩埋在深雪里。红军一路夜袭李家集火车站；一路截获兵车一列，全歼车上敌军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和军用物资；另一路袭击柳林火车站，歼敌一个营，击溃敌两个团。西出平汉线，共歼敌两千多人。被俘的敌人一个团长连声称赞：“贵军神兵天降，神兵天降！”
徐向前和红四军的“神兵”，并没就此结束行程，接着逼近信阳。此时，敌军云集，开始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六师集结信阳，令该师三十八旅、骑一师和三十一师之九十一旅、第二十路军、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指挥新编第二旅守广水，令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令岳维峻率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
碰巧的是，这个岳维峻原是徐向前在国民二军时期的“老上司”。
岳维峻虽是师长，却是个资深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任国民二军军长。但是，蒋介石却不重用他，急得他总想找个机会立下个战功让蒋介石发现他这个“人才”。这一次，“围剿”机会来了，他亲自率领部队出征。他行军速度之快，求战之急，是少有的。3月8日孤军冒进到双桥镇。
双桥镇，四面环山，东傍水澴，岳维峻率三十四师进入双桥镇为中心的地带，正举棋不定时，徐向前的红军突然发起进攻，夜晚冒着雨开进，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并占领双桥镇东南方向的小葵山和西南的尖鸡岗。岳维峻先是顽抗，打得不行后，要求上边派飞机助战，然而飞机来了投弹轰炸，还是无济于事；岳维峻只好又亲自指挥两个团向红军反扑，争夺制高点。
战斗十分激烈。
阵地被夺回，又夺去，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
这个硬仗，鏖战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岳军筋疲力尽，徐向前突然下令预备队出击，对岳军进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一下子打瘫了岳维峻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岳军受不住了，很快被红军分割全歼，结束战斗。这次岳徐较量长达7个多小时，最后红军毙敌千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支，山炮4门、迫击炮10多门。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三师的重大胜利。岳维峻的马弁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红军活捉。
大别山红军，头一次打这么大的歼灭战，捉到敌师长，从上到下，兴奋极了。战场上欢声笑语，用枪声代替鞭炮，庆祝胜利；四乡百姓，成千上万纷纷涌向双桥镇凑热闹，赤卫队员们原来是手持大刀、长矛参战的，这时也“鸟枪换炮”，换了新武器。徐向前听说敌师长岳维峻被活捉，从双桥镇出来，匆匆走到附近一个小山村，去会见他的“老上司”。
已是黄昏时分，一间小茅草屋里，点起了油灯。两名红军战士正看管着岳维峻。这位师长当了俘虏，却放不下长官的架子，他虽然在逃跑时化装为士兵，但肥胖的身体和那脸相，使徐向前一眼就认出了他。一点不错，他正是徐向前5年前的顶头上司。
“我要见最高指挥官！”岳维峻蹲在地上，喃喃地说。“我要见最高指挥官！”
“什么高呀低呀！”徐向前在一条长木凳上坐下来。问：“岳师长，你认识我吗？”
岳维峻抬起头看看。坐在他面前的这位红军，瘦高个头，身披灰大衣，佩一支小手枪在皮带上。红军服装一律，长官和士兵不分，小手枪却是指挥员的一个标志。官越高，手枪越精小。岳维峻却认不出问话的人是他的老部下。
“请坐吧，坐吧！”徐向前指着对面木凳说，“你真不认识我了？”
岳维峻坐在木凳上，一只手遮着灯光，向徐向前上下打量着，似乎见过，却又认不出是谁，更不知姓名。
“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徐向前说。
岳维峻呆呆地望着。他知道红军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有黄埔军校毕业的，有在北伐军中干过的，有在国民二军任过职的。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一些名将都是在军事情报中常看见的大名，但是他却不认识面前这位红军将领是何人！
“5年前，你在国民二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六混成旅，是吧！”
“是的。”
“我在第六混成旅当过参谋呢。”徐向前不隐讳地说。
“啊，老同事，老同事……”岳维峻惊喜地说，“对不起，我确实认不得了。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徐向前暗暗发笑，什么老同事，应该说是“老下级”呢。打了大胜仗，使徐向前开心，捉住了他的老军长，让他感到自豪。他想从敌军指挥官口中，检验一下红军作战指挥和战术动作问题，便向岳维峻“请教”说：
“你对我们红军作战，有些什么见解？”
岳维峻忙说：“惭愧，惭愧！战败之人，还说什么哟！”
此时此刻，岳维峻记起5年前在河南安阳，一个广东黄埔军校来的小军官，分在他军中的第六混成旅任参谋。但是，那时他是威严的军长，一呼百应，一个命令全军动作，他没有机会和必要，同旅里的一位小参谋人员交谈。没想到5年后的今天，他败在了这位小参谋的手下呀！他连说“惭愧”，倒是心里的实话。
这位“老上司”，军事上没说出什么，只关心他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一再要求徐向前不要杀他，如能释放，愿意答应红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徐向前头脑中闪出利用岳维峻的念头，但不是马上要谈判的问题。他站起身，向岳维峻说：“你放心，红军是保证俘虏人身安全的。你要看清楚形势，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那是白日做梦。红军是剿不尽的！”
岳维峻连连点头，说：“是，是的，请……”
他还想多和徐向前谈谈，叙叙旧情，徐向前一无心思，二无时间，匆匆离去。
双桥镇大捷，宣告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红军第一次“围剿”彻底破产。敌军纷纷后撤，红军乘机扩大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达200万，红军扩大到15000多人。
从此，在大别山区和红军中，流传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
关于岳维峻最终的下场，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中留下一笔：
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
一天，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反革命组织，“AB团”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红军总部驻地许多人被抓。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凉水，张国焘这种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学来的审讯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结果，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
许多人被逮捕和杀害，使红区内人心惶惶。徐向前也越来越困惑。
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他妻子程训萱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下半年和程训萱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但是，这一次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警卫员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肃反”，怎么会肃到这样一位20岁妇女干部头上呢？
程训萱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5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萱，怎么会反革命呢！徐向前忍住气想：是不是她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呢？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对个人的事不计较，平时多余的话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喜欢程训萱火爆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只是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儿多得多。如今程训萱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划上一个大问号：是不是冲我来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很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他那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的军人本能，使他暂时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向徐向前说：
“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徐向前重复说，“你做你的事，管那么多做什么呀！”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
“肃反”继续扩大。“肃反”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白白地牺牲了性命。徐向前虽然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但是，他除了指挥作战，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尽管他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萱的下落，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于是，他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萱会又说又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结果，不久却传来了程训萱被处死的消息。
徐向前和程训萱从相识、结婚到永别，只两年零三个多月。这短短岁月中，他和她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一个月。但是，程训萱年轻单纯，对党一片赤诚，对徐向前深深地眷恋着。“肃反”时程训萱在被捕关押、审讯中，始终据理力争，反抗对她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她不让人告诉徐向前她关押的地方，怕连累丈夫，影响他指挥作战。审讯人要她揭发“同伙”的“反革命行为”，她大声回答：“我的同伙都是好共产党员！”
她临死也没乱供什么“材料”。临死前夜，难友还听见在她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笑语和山歌。她被害时，年仅21岁！
“肃反”和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使红军陷入内外交困。大仗一个连一个，败仗接连不断，战死的人越来越多。红军于1932年秋天，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走向外线，越走越远，进入四川。
此后，在川陕苏区、在万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怀念着程训萱。直到延安，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被彻底揭露和清算，红军在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人们才敢于对“肃反”的事件提出公开的议论。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窑洞口前，阳光下，红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友聚谈，大家说起大别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肃反”。
“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徐向前问在场的一位老友周纯全。这人曾是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对“肃反”的内幕知情最多。
“她究竟有什么罪？”徐向前见周纯全沉默，又问了一句。
“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于谈情说爱。他却终生都在怀念着程训萱。
程训萱的母亲名叫汪秀芝，一生养了四男一女。而唯一的女儿程训萱嫁给了战功卓著的徐向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汪秀芝老人思女心切，来到北京，住进了大儿子程启光的家里。徐向前得知后，立即赶去看望她老人家。
岳母见到徐向前忍不住问：“向前，训萱到哪里去了？”
徐向前不知怎么回答好，只好撒了谎：“训萱到陕西学习去了，怕一时回不来呢。”
老人眼含泪花笑了：“给我打张车票，我要到训萱那里去！”
这下徐向前慌了神，忙说：“噢，妈，您这么性急，训萱功课紧，又要准备考试，您老说去就去，她也没个准备……”
“我等了她这么多年，真巴不得一下子见到她。”岳母悲伤地说，用央求的目光望着女婿：“那你说怎么办？”
徐向前见气氛有些缓解，即“反守为攻”：“您老要是等不得，我就打电报让训萱退学回来。”
“向前，别打，千万别打……”
岳母知道女儿“下落”后，心里踏实了，她回到了老家红安。
为了摆脱老人的“追踪”，徐向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给程训萱“调动工作”：从陕西“调”到青海，从青海“调”到新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摆脱”，只有“调”到苏联。
老人1972年逝世，终年96岁，临终前，她说：“向前，你是个好心人，训萱跟着你，我死也放心了。”老人含笑离开了人世，她临死也不知道女儿早在40年前就已离她而去。
临汾相传是4000多年前尧帝建都之地，城外低内高，坚固宽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站在高处眺望该城，就像一条硕大的黄牛伏在汾河东岸，因此有“卧牛城”之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1643年兵临城下，屡攻不克，气得“挂甲”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历史的长河流逝了300多年，“挂甲屯”这个历史的遗迹，仍坐落在临汾城郊外。然而，临汾城在日军和阎锡山的十多年盘踞经营下，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
1948年春节一过，徐向前就率军区前方指挥所从河北冶陶镇来到山西翼城，准备3月10日实施攻坚临汾的计划，3月6日这天，徐向前坐在院子里草垛旁的躺椅上，边晒太阳边批阅文电。中午时分，参谋送来情报：蒋介石突然发来急电，要把嫡系胡宗南20旅空运西安。清晨，敌人派来一队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的庙宫机场降落，已将旅长尹赢舟及约一营人运走，明日还要继续空运。徐向前看完情报，脸上的疲容荡然无存，脱口而出：“不好，敌人要跑！”
于是，徐向前立即签发了部队提前出动的命令：八纵全部立即出动，以急行军于明晨天亮前赶到临汾城南抢占机场；其他部队全部出动，以急行军到达临汾城下。
下午3点多钟，徐向前要通信参谋接通八纵王新亭司令员，但因王已上路，联络不上。他心急如焚，立即写一手令：“不能让敌人跑掉！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到敌人飞机前边，不能叫敌人逃走，最好是在敌机降落以后发起攻击，缴获它几架飞机。”两名参谋带着徐向前的手令坐上他的美式中吉普去追部队，随后，徐向前坐进一辆十轮卡车的驾驶室，向临汾进发。
王新亭接到徐向前手令后，在行军途中拟定了作战方案，7日凌晨，二十四旅首先向南郊机场发起攻击。战士们攻占机场，胡宗南的空运计划彻底落空。
攻打临汾的战斗打响后，敌守城总司令梁培璜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坚守待援。但是，经过一周的激战，徐向前夺取了城外的大部主要阵地，指挥所也前移20华里，进驻到了东堡头村。
随后，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城垣附近实施猛烈突击，但是，这场攻坚战要比原来预想的更复杂、更艰难。
临汾城池呈“吕”字形，上部的小“口”朝东，没有设关，但是这里有密集的居民建筑，而且有坚厚的高大城墙护卫；下部的大“口”座西，背靠汾河，其西、南、北三面设有城垣、城门，设有城关。城西紧靠汾河，大部队无法展开；城南为开阔地带，敌人设防严密，形成体系，进攻部队很难接近城垣；城北地势较高，有登城阵地，敌守备薄弱，但开阔地深广，部队无法隐蔽接敌；只有东关是攻城部队实施突破的有利地段。但是，梁培璜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将战斗力比较强的第六十六师放在这里扼守。
经再三研究，徐向前最后决定改变从东、南、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把城东与城北作为重点攻击方向。命令以十三纵向东关突击，力争消灭守敌第六十六师主力，并策应城北部队攻城；以八纵第二十三、二十四两旅位于城北北门及以西地段，主攻兴隆殿等要点，以太岳部队4个团位于北门以东地段，主攻日本坟等要点；以八纵第二十二旅及太岳部队两个团，位于城南助攻，牵制和迷惑敌人。
3月22日子夜，攻城部队炮兵开始实施火力准备，为数不多的大炮小炮一齐向城墙部位轰击。一道道闪光、一阵阵轰鸣，伴随着喊杀声，震颤着临汾城池。
第十三纵队三十八旅从东南方向攻击东关城垣，三十九旅从东北方向攻击东关要点电灯公司。电灯公司紧靠城垣北侧外壕边沿，筑有一道道的围墙，挖掘了不少暗道和外壕，明碉暗堡加多种类型的铁丝网，构成了独立的“小城堡”。三十九旅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撕破了阎锡山“铜墙铁壁”的老脸。敌人像输红眼的赌徒，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一手拿着马鞭，一手提着短枪，亲赴现场督战。攻坚部队每占领一座房屋，每爆破一个碉堡，都遭到敌人拼死的抗击。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三十九旅终于摧垮了电灯公司这座“小城堡”。
在东南方向，三十八旅采取坑道掘进爆破和四门火炮齐射战法从护城垣上打开了缺口，突击队借助硝烟，一鼓作气登上城垣，但因缺口太窄太陡，后续分队难以跟进，被敌人压了回来。一一二团七连战士李海水因负伤，没能撤回阵地。他立即把十几名伤员组织起来，继续同敌人战斗，先后打退敌人步兵连的7次反扑。第二天上午，敌人又组织了更多兵力准备反扑，疯狂地叫喊：“你们已无退路，快投降吧！”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李海水沉着应战，组织伤员撤退。
当敌人一窝蜂似的向他冲过来时，他将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投向敌群，打退了敌人第9次反扑，掩护16名伤员安全撤回我军阵地。
徐向前得知李海水的英雄事迹后，立即打电话给十三纵队首长，要求全部队官兵都要向李海水学习，接着又发布了嘉奖令，命名七连为“李海水英雄连”。
攻城，古今中外的兵书上都称之为恶仗。尽管攻城部队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但由于敌人有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第二次攻打东关仍未成功。4月9日，攻击部队共挖掘接近护城垣的坑道4条，将1.6万多斤的炸药装入坑道顶端的爆破室，给敌人的脚下安上了四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完成了再次发起作战的准备。10日下午，徐向前的表针指向4时整。他把手一挥“进攻开始！”瞬时间，解放军92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开火，对敌人阵地实施摧毁性射击。一小时后，营连的各种火器同时开火。
火力准备持续两小时，打得敌东关阵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紧接着，重头戏开场了，惊天动地的坑道大爆破，如火山爆发，几百吨的砖石、土灰和敌人一起被抛上天空，城垣炸开了两处缺口。突击部队的勇士们冒着浓烟烈火，迅猛登城，潮水般向敌纵深发展，经一夜激战，敌六十六师大部被歼，当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之时，解放军攻下了临汾东关。
这时，南京正在举行“行宪国民大会”，上演选举伪总统副总统的历史闹剧。消息传来，像一声惊雷在南京爆炸，出席大会的山西议员们惊恐万状，如丧考妣，遗老遗少们相互搀扶着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请求他立即派飞机助战，以解临汾之危。蒋介石为了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多拉选票，在大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请山西父老放心，请在座的各位代表放心，我们决心保卫临汾。”然后派空军出动飞机助战，一面对围临解放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一面给守城的部队空投面粉、大米和罐头，安抚军心。
临汾危在旦夕，阎锡山龟缩在太原，无力派兵增援临汾，三次电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
最后，他还是放心不下，又亲自派六十一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小飞机降于临汾城内，传递手令，告诉梁培璜“不要希望援兵”。梁培璜看着电文，有气无力地对副官说：“给蒋总统、阎总司令回电，我梁培璜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可惜，历史的车轮已压住了他的双脚。
攻临部队占领东关后，徐向前和前指机关立即指示部队巩固阵地，调整兵力，准备攻坚临汾城池。梁培璜已经知道夺回东关已不可能，便对东关的房屋、工事进行地毯式轰炸。
4月15日，夺取护城壕外沿据点的战斗打响了。十三纵位于城南门以东地段；八纵位于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段；太岳部队位于城东北角至大东门地段，开始扫清城外守敌与挖掘坑道。
攻城部队在城东和城南与守敌反复争夺1号碉、老鸦咀、火车头、20号碉、21号碉等阵地。敌人用杂牌军守碉，把他们推到决一死战的境地，一旦阵地失守，解放军又尚未站稳脚跟之时，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第三十旅就从后面进行反扑。攻城部队每夺取一块阵地，都要遭到敌人拼死抵抗和疯狂反扑。
4月21日，太岳部队四十四团向1号碉发起攻击，经1小时的战斗，夺下了敌人守备坚固的1号碉。26日，胡敌三十旅九十团二营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1号碉阵地实施反扑，整个阵地顿时笼罩在战火与硝烟之中，坚守阵地的四十四团四连指战员高喊：“人在阵地在！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到了！”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最后只剩5人，仍不后退半步，配合增援部队将敌人击退。
敌人在地面反扑的同时，又从天上用飞机向解放军阵地轰炸扫射，其中，一个团指挥所被炸弹击中，团长、政委等全部被埋在土里壮烈牺牲。为夺回失去的阵地，梁培璜竟使用毒气和燃烧弹，护城壕外沿成了一片火海。解放军将士们顽强坚守阵地，激战10多天，牢牢控制着护城壕外围阵地。
与此同时，双方又在地下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解放军用坑道爆破攻城，向城垣挖，敌人则从城垣向外挖，以“坑道对坑道”，破坏徐向前的战术。指战员为了争分夺秒抢挖坑道，在缺少工具的情况下，有的战士就用刺刀、瓦茬、手指挖，手磨出血泡，手指甲裂开了，战士们忍着剧痛继续拼搏。坑道越向前伸延，空气就越稀薄，有的昏倒了被拖出来，一阵轻风吹醒后，又钻进去挖掘。从旅长到战士，都争着下坑道，涌现出一批掘进能手和英雄。到5月上旬，攻城部队已挖掘破城坑道15条，掩护坑道40多条。除被敌发现破坏以外，攻城前有三条主坑道完好无损，巨大的药室直抵城墙墙基。
就在准备攻城之时，中央给徐向前来电，说明傅作义、阎锡山企图联合进攻石家庄，保卫石家庄是晋冀鲁豫战场当务之急。要求攻临部队抽出3个旅，昼夜兼程至太谷附近，攻击和牵制阎军。徐向前当即决定将太岳一个旅及吕梁部队两个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北上晋中，牵制阎军。攻临作战仍按时开始。
5月17日17时，由八纵、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两个团组成的攻临部队开始发起总攻。榴弹炮、野炮、山炮及82毫米口径以上的迫击炮一齐开火，破坏敌城垣上下的各种火力点。两小时后，在炮火延伸，向城内实施压制射击的同时，攻城坑道的炸药室于19时点火。巨大的爆炸产生了有感地震，使站在地上的人左摆右晃，临汾城垣被炸开了两个大口子，一个宽37米，一个宽39米，由二十三旅组成的第一梯队突击队潮水般地涌入突破口，迅速向纵深及两翼发展；太岳军区部队作为第二梯队适时投入战斗，攻入城内展开夜间巷战；二十四旅、三十七旅迅速攻占了八府囫囵、鼓楼、铁佛寺、南门楼等要点。指战员们在敌人雷区多、工事坚、火力强的情况下，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战斗至24时，城内之敌全部被歼灭。
敌守城总指挥梁培璜等高级将领裹挟部分群众从西门逃跑，徐向前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命令晋绥部队和二十二旅活捉梁培璜。结果，梁培璜在逃跑的途中被活捉。5月18日晨，临汾战役胜利结束，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这一仗打了72天，共歼敌2.4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5万人。
战后，徐向前来到城垣上转了一圈，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厚的城垣，第一次看到如此强固的防御工事，也第一次看到坑道爆破产生的强大破坏力，深感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对身边参谋说：“给党中央、毛主席发报要写上‘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9个字。”不久，毛主席在临汾战役的经验报告上批示：
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000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7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1948年5月临汾大捷，震惊了阎锡山。
这位自认为多谋善断的“山西王”，思来想去，推测徐向前的下一步行动时间，最后，他对部下说：“共军在临汾伤亡两万多，大大损了元气，不可能很快恢复，更不可能一步跨入我晋中腹地以卵击石！我军在晋中的主要军务就是趁麦收屯粮于手，巩固晋中，保住太原。”为此，这位阎老先生转而要学徐向前，说要打“运动战”，并且，他还归纳出16字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
谁知6月9日，徐向前、周士第却发布了《晋中战役作战命令》，他们要用6万大军北上晋中，和阎锡山10余万人较量。战役发起时间预定为6月20日。为迷惑敌人，让阎锡山睡几天好觉，徐向前带指挥所的人暂去长治市，派周士第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汇报晋中战役计划和部署。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熄灭了正在吸的半截香烟，神采飞扬地作了如下指示，说：“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保存人民，保卫麦收。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他说什么”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其实呀！他跑出太原就好，只要一跑出来，你们就在运动中消灭之。阎锡山还有14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他就慌喽！下面的文章就好做！”
阎锡山为防范徐向前率军北上，倒也费了一番苦心，“特意”成立了“闪击兵团”。何谓“闪击兵团”？阎锡山在决定成立该兵团的一次训话中说：“共军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节节取胜，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因此，我决定成立‘闪击兵团’，闪电雷击，要比共军跑得更快！”
阎锡山听说林彪在东北有“三只虎”，也在“闪击兵团”中配备了“三只虎”——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另外，他还有两个“小家伙”，即他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新提的“闪击兵团”司令高倬之是阎锡山的五台老乡，把守晋中南大门。
北上晋中必经“南大门”，阎锡山“三只虎”守在那里，徐向前硬拼必定吃亏，于是，他决定用“调虎离山”之计，出奇不意，直下晋中。
6月11日，吕梁部队一部分提前出现在汾阳、孝义间高阳镇地区；太岳部队沿同蒲路北进，13日攻占灵石。阎锡山得知徐向前率大军北进的消息，先是一愣，接着又平静下来。他判断：共军不敢从正面北上，只能以一侧进击，这正是他“闪击兵团”威力镇住了那个五台小老乡徐向前。于是，他认为这正是他的“闪击兵团”大显身手的时候。随即，他急令高倬之率13个团分路从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出动。
高司令年轻气盛，高傲地说：“给阎总司令发报，我高某正以‘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术，直扑高阳镇，聚歼徐向前主力。”
“闪击兵团”名不虚传，机械化一开动，风驰电掣，就出现在吕梁部队面前了。6月14日，吕梁部队在彭绍辉、罗贵波的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然而，高倬之的第三十四军军部第一战就受到重创。高倬之见势不妙，又派出“亲训”第七十二师和“亲训”炮兵团前来增援，双方打得难分难解。
西边战斗打响后，徐向前立即率领兵团指挥所离开长治。这时他的身体因为患病还很虚弱，既不能乘车，也不能骑马，只得坐在担架上，沿白晋公路依山而行，向子洪口一带急进。子洪口是从东山进入晋中平原的门户，距祁县县城仅30华里，十三纵准备从这里突破，直下晋中。
为减轻吕梁部队的压力，调动敌“闪击兵团”回援，在它回窜途中聚而歼之，徐向前决定第八、第十三两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东南山口的敌人要点，并前出同蒲路东南平川作战。
6月19日凌晨4时30分，解放军向敌阵地发起攻击，下午4时，八纵与太岳军区部队分别攻占了平遥，介休东南山的东西泉、段村、洪山等多处要点。吕梁八分区部队在汾阳东北神堂头地区与敌第七十师展开激战，将其少将师长侯福俊击毙。
阎锡山的晋中大门被彻底打开，主力部队如猛虎下山，突然出现在平遥、祁县地区，像潮水般作宽正面展开。此时，负责向忻（县）、太（原）、榆（次）、太（谷）间破击的部队，也按计划攻下敌据点，斩断了阎锡山的铁路交通线。
徐向前的这着棋果然灵得很，又一次拨动了阎锡山的算盘珠。他万万没有料到徐向前如同天兵天将，直向腹心杀来。为保太原的绝对安全，他急令高倬之回师东“跑”，要越快越好，并令榆次、太谷守军南下祁县与之靠拢，以防结合部“空当”，被分割掉。
为捕获这只“晋中虎”，徐向前开始张网了。
6月20日凌晨，徐向前和八纵及太岳军区部队进至平、介东侧堵截。十三纵进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阻击南来之敌。吕梁部队一部对敌实施追击，赶“虎”入网。可高倬之鬼得很，回窜的敌第三十四军竟从汾阳以东渡河，直“跑”平遥县城，同敌第十九军军部，暂编第四十师会合。阎锡山的亲训师及亲训炮团则返回介休。解放军冒着滂沱大雨，在野外伏击一夜，敌人却没有入网。
徐向前判断，敌人企图北窜。于是，他决定火速将兵力北移，再次张网拦截。
6月21日，阎锡山的亲训师、亲训炮团由介休向平遥靠拢，行至张兰镇地区，进入八纵及太岳部队的网底，激战3小时，亲训师、亲训炮团7000余人全部被歼，24门山炮和12门重迫击炮全部落入徐向前的手里，阎锡山的一只“老虎爪子”被完全斩断。亲训师、团是阎锡山请日本军官当教官和顾问，按照“武士道”精神，苦心培养和经营起来的“铁军”，全是机械化装备，是阎锡山的“精神支柱”。这两个“小家伙”的覆灭，使阎锡山如丧爱子，老泪横流。
6月23日，敌第十九军军部及暂编第四十师由平遥北上，行至洪善地区，又一次钻入网中，落入预伏在那里的十三纵包围，经激战一夜，大部被歼。残敌被赶入北营村的一个角落里负隅顽抗，经两小时的猛烈炮击后，十三纵发起总攻，解决了战斗，阎锡山的又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两个建制团完蛋了，第十九军少将副参谋长李又唐被生俘。
这时，阎锡山的太原绥署野战总司令赵承绶在平遥、祁县地区与八纵与太岳军区部队形成“顶牛”之势；而在榆、太、徐、祁地区则守备薄弱，这里便于大部队展开，麦收正在进行，是野外围歼敌人的好战场。于是，徐向前决定以太岳部队并北岳军分区肖文玖集团攻歼太谷守敌，破袭榆太铁路；吕梁部队袭取徐沟；八纵主力控制祁太铁路以南地区，以一部破袭祁太铁路；晋绥军区孙超群、张达志7个团，切断黄寨至太原的铁路，威胁太原并占领有利地形，牵制阎军第六十八、四十九师南援。如赵承绶集团由平、祁向太谷增援或回窜太原，则在祁太铁路南北地区消灭之。这一大胃口的作战方案报告军委后，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晋中的盛夏，天旱少雨，烈日当空，战地流火。部队按既定部署行动。由于身体有病尚未痊愈，他坐在担架上随八纵行动。八纵从司令员到战士都为之感动。
徐向前率军向北运动，立即拨动了赵承绶中枢神经，这条大鱼被引上了钩。
6月30日，赵承绶即令所部停止在洪善地区的攻势，准备回师北窜。7月2日，第三十三军主力进至太谷地区，第三十四军及十总队也向祁县集结。
徐向前同五台老乡阎锡山较量的一场大仗，又在晋中大地展开了。
北线的太岳部队和肖文玖集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坏了榆次至太谷间的铁路和桥梁，控制了北起东阳镇、南至董村地段，死死封住了敌人逃往太原的退路。孙、张集团的7个团在太原以北张开大网，将从忻州逃向太原的敌人一部全歼。这时，八纵已开始围攻祁县县城。赵承绶发现退往太原的通路已被堵死，惊魂落魄，先后动用第九总队、第三十三军主力、第七十一师全部、第四十六师一个团及第十总队，计9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击下，指挥步兵营、团向解放军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赵承绶和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戴上钢盔，提着手枪，亲自上阵督战，然而，他们还是被一条钢铁般铸成的阻击防线死死拦住。
董村阻击战的成败是关系晋中战役获胜的关键。
这个村庄位于太谷以北15华里，坐落在铁路东南，离铁路仅二三百米。敌人要想回太原，就非得拿下董村不可。太岳军区第四十一团在两天只吃一顿饭，两夜没睡觉的情况下，在这里坚守阻击阵地。第三天，敌人出动4架飞机，6辆装甲汽车助威，整营整团地向董村发起进攻。四十一团董村前沿部队的一个营，炮弹、枪弹全部打光，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全营最后剩下几个人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徐向前从电话里听完这一壮烈事迹，亲自打电话对坚守董村的指挥员说：“你们是好样的，一定要坚持守住，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不能放敌人跑掉！”最后又下一道死命令：“剩下一个人，也要把阵地守住！”
敌人连续几天突不破董村防线，沿铁路北逃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于7月6日被迫改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
徐向前预设战场，迫敌就范终获成功。
十三纵及八纵一部，追击敌第三十四军，并抢先一步插入徐沟以东、子牙河以南、城镇以东地区，切断了敌人归路；以太岳部队及肖集团向西接通十三纵，两个大部队联手；以吕梁主力跨河东东进榆次西南永康地区，堵溃打援；令主力7日攻占祁县，歼敌第三十七师师部及两个团，8日北上徐沟东南地区，合围敌人。战役打到这一步，阎锡山、赵承绶如恶梦初醒，但已晚了！3万大军已经全钻入了徐向前的口袋。
在总攻前夕，徐向前和周士第将指挥所开设在徐沟以南的张家庄。徐向前因身体不好，被用担架抬到前线指挥所的。这时由于天气酷热，连续行军打仗，徐向前的部队疲惫至极，减员聚增。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不足70人，最少的连队仅有27人。十三纵三十七旅人数最多，但每营只能编两个连，每连编两个排，每排编两个班。论武器装备更不如对方。如果此时赵承绶头脑清醒，突围是可能的。但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赵承绶，此时又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兵力分散。当徐向前对他已成合围之势时，仍兵分三路作战，形不成气候，只能坐以待毙；二是昏聩无能，当断不断。在危急之时，没有主见，全听中将副司令原泉福的摆布。原泉福是日本人，他看不起赵承绶，更看不起“土八路”，他认定不须突围，现在应该“同共军决一死战”。结果，赵承绶必败无疑了。
7月10日，天刚蒙蒙亮，总攻的号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一颗颗信号弹从四面八方腾空而起，在灰白色的天空闪闪发光。八纵、十三纵以闪电般的速度，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攻方向，插向敌人的阵地。担任助攻的太岳部队及肖集团，也以主攻的姿态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发起攻击，疲惫不堪的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锅粥。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均有坚固的围墙，一来用于防水，二来用于防贼，青砖青瓦的房舍紧密相联。敌人利用这些地形，把村落当阵地，固守顽抗，垂死挣扎。敌机频频出动，向解放军出击阵地轮番轰炸扫射，然后先后被击落两架，空中攻击也被打退了。解放军进攻部队的各种火炮猛烈射击，摧垮了敌人利用村落围堰改造修建的火力点、工事和障碍，打开了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击队，对敌实施穿插分割。
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十三纵队攻下了敌三十四军守地大常镇，中将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丢下阵地，化装逃回太原。八纵血战南庄，摧垮了由原泉福坐阵指挥的、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的第十总队。此时，赵承绶率1万多人，被困在西范、小常、南席、新戴4个村庄里，呼叫阎锡山派兵增援。
这时在太原城内阎锡山官邸里，山雨欲来风满楼。阎锡山惊恐万状，一面急令第四十五、四十九师及四十师残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企图援应赵承绶残部突围北上；一面慌忙收拢晋中各县杂牌兵力速向太原集中，以补守城兵力之不足。一夜之间，汾河两岸的10多座县城的守军纷纷弃城北窜。
这正是野战歼敌的良机。
徐向前当机立断，调整部署，除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主力继续围歼赵承绶残部外，其余部队均投入追堵北窜之敌，聚而歼之。“汾西集团”的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十旅、第八分区部队和第二十四旅，将敌拦截在交城、太原之间的旷野村镇之中，共歼敌1万余人。有三位战地记者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发现一大群敌人惊慌不安、游蛇般跑来，就举起手中的照相机闪光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大喊：“站住！这是苏联进口的‘死光灯’，谁不放下武器，我一闪光就死。”敌人被“死光灯”吓破了胆，一个个眯缝着小眼，谁也不敢正视这“新式武器”，乖乖投降，结果这一下就俘敌排长以下37人，缴获大炮2门，轻机枪2挺，步枪10多支。太谷守敌第九总队也在弃城逃走的路上被全部歼灭。
15日，十三纵三十七旅、三一九旅和二十二旅攻占西范村，原泉福此时才猛然醒悟，他坚持的“同共军决一死战”，得到的是自己死到临头了。他对野战军参谋处少将处长杨诚哀叹：“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射来将他击毙。同日，太岳部队攻占南席村、新戴村。赵承绶残部全部被赶入小常村，继续防守挣扎。
7月16日，朝霞映照着硝烟弥漫的战场。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晋中战役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了。然而，敌人仍作垂死挣扎。天亮后，赵承绶选定小常村西北地段为突破口，准备攻击三十九旅阵地。
敌人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的轰击掩护下，轮番向这一阵地冲击，准备突围，以便拉住阎锡山派出的“南援兵团”这根救命稻草。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下午3时30分，总攻开始。三十九旅一一七团三营营长曹烽琴和九连连长周谨莫带领突击队冲入小常村，从敌特务营两个俘虏口中得知，赵承绶还躲在村中一个大院内的掩蔽部里。曹营长立即派一个小分队去攻击这个据点，几枚手榴弹投过去，战士们大喊：“缴枪不杀！”硝烟中，一件白衬衣系在枪杆上左摇右摆，一个佩戴中尉军衔的敌人爬出洞口，颤抖着说他是赵总司令的副官。请求与解放军长官讲话！一个战士大喊一声：“什么时候啦，还摆官架子！”说着便冲了过去，刺刀对准了地堡口。赵承绶和少将参谋处长杨诚、三十三军中将军长沈瑞、三十三军少将参谋长曹近谦，一个跟一个地钻出洞口，简直就像从地窟里爬出的魔鬼。
晚霞还没有被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