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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建和谐社区：新加坡经验与南山区实践之比较
毕杰振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社区治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所。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的辖区。社区是共同性和亲密的伙伴关系。社区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社区是居民居住的主要区域，社区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社区治理既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也要根据本地实际自主创新。一方面，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不仅在短短的四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他们的社区建设是社会良好秩序的保障。其成功做法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发。另一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市在经济成绩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在社会稳定上也有比较成熟的做法。深圳市南山区在建设和谐社区中，针对本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制度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比较新加坡经验和南山区实践，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探析构建和谐社区的方法路径。
一、贴近民众以实现官民和谐：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访问选民与南山区人大代表工作站（室）履职之比较
新加坡现行的制度是议会共和制，选区的划分与社区的关系比较紧密。新加坡社区组织是以选区为基础，社区组织的活动范围以选区为基本单位。定期接见民众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是新加坡实行代议政治的要求。这有助于增强议员的服务性、亲和性以增进自身代表力的有效方式。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是在晚上开始，往往要到深夜结束。其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1]求见登记，即求见议员的选民到议员接见选民的处所进行登记。求见者进门后须交上身份证给工作人员，填一张表格，领取一个号码，然后在外厅等候。[2]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3]打印谈话内容，即由接谈者将记录下来的情况交打印室统一打印到印有“人民行动党”标志的专用信纸上。[4]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便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给当事人。也会一周隔一周地轮换着在两个地方接见选民。为了便于选民掌握会见的时间和地点，议员们会专门印刷一张带有接见选民日程表的贺年卡。这张带有日程表的贺年卡制作精美，上面写着“新年进步，万事如意”的吉利话。议员会在头年岁末将它送到每个选民家里。选民有了这张卡，按照卡上标明的时间和地点前来拜访，就定能找到议员。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规定要做的工作。人民行动党议员固然要定期接见选民，反对党议员同样要定期接见选民。反对党议员詹时中先生接见选民的所在地，接见选民的场景，与工作人员的工作之认真、态度之诚恳，同样令人感动、钦佩。
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几个案例记录如下引自《国会议员接见民众观摩记》，http：//www。qhddj。com。cn/tbtj/defalut-32.asp：
其一，一印度族中年女性，离异，无业，手机欠费200元，称无钱交纳，向议员求助。成汉通议员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向电信公司反映，争取分期付款；二是可考虑帮她找一份社区清洁工的工作，获取收入后，手机费从薪金中直接分期支付给电信公司。中年女性满意而归。
其二，一男性老者，看上去70多岁，腿有残疾，无固定收入，租住一间组屋，无力交纳每月50元的房租费，子女也不愿赡养，请议员帮忙解决。成姓议员安慰了老者一番，答应给予协调。老人走后，成姓议员对代表团成员说，过去子女不管老人的事情很少，现在有些年轻人既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也不为他们交房租，实在是不应该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6页。
其三，一对中年夫妇，男为孟加拉人，女为华人。男离异带一男孩，女前夫亡遗下两子。两人结婚后又生一小孩。家庭有困难请求帮助。成议员耐心倾听，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中年夫妇走后，成姓议员苦笑道：“这关系好复杂啊。”
其四，一年轻女子，带一9岁女儿。女子为新加坡公民，小孩在马来西亚所生，因无新加坡国籍，就学遇到问题，要求入籍。成议员当场答应予以解决，母女高兴而去。议员对代表团成员讲，这个问题以前不好办，因为新加坡法律规定，夫妇在外国所生子女，如男方是新加坡公民，子女可以拥有新加坡国籍；如男方是外籍，女方即便是新加坡公民，孩子也不能拥有新加坡国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最近国会刚刚通过一个法案，规定即便只有女方是新加坡公民，在外国生的子女也可以拥有新加坡国籍。一般来说，议员一晚上要接见几十个民众，每周进行一次，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要耐心解释，倾心安慰，尽力解决。作为选民的代议士，议员对于选民的要求，往往必须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国会议员所能做的，就是在体制条例的隙缝间，为选民争取个别情况的伸缩破例。
访问选民。访问选民是指国会议员进行挨家挨户的访问。按照规定，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与他会谈。上述活动都是服务性质，不收取任何报酬。因为服务选民是议员应尽的义务。国会议员通过接见选民、访问选民的工作，切实掌握了社区选民的诉求，把矛盾和问题及时给予解决。这种把社区居民的任何事情都不作为小事来对待，从而防止产生大的社会问题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南山区通过人大代表工作站（室）的工作方式，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意见反馈途径和问题解决渠道。有学者将其称为“将体制外的民间政治参与诉求‘吸纳’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实现公民自主参与的有序化”黄卫平：《解放思想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区报》。2004年，南山区创建招商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和南山街道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前一个试点由区人大和街道、党工委安排区人大代表深入社区，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及时将群众反映的问题转办，及时反馈处理结果。为何要在街道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源说，以前各街道办没有固定的人大代表工作与活动场所，因此，老百姓不方便与人大代表沟通，代表们的活动也较少，为了方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们与老百姓的联系，区里决定设立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据介绍，西丽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配有主任、副主任和联络员各一名，他们将负责代表活动的组织、联络、协调、服务等工作，协助代表接待选民、进行专题视察、交流心得，加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同时，群众可随时到工作室反映问题。“以前想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总是要等到代表接访日，现在则变成天天可接访。而且辖区14位人大代表的照片、职位和联系方式都悬挂在代表工作室的墙壁上，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根据反映问题的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人大代表。这样就可以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向人大代表们反映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了”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会社区建设资料汇编》，2008年12月，第46页。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做法已在全区街道推广。
后一个试点采取聘用人大代表联络员的机制，由人大代表联络员负责联系人大代表和居民，定期到社区与居民交流，搜集民情民意；受人大代表委托对社区内一些公共问题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人大代表形成提案，提交政府职能部门解决，并跟踪办理进度；对片区内的环保、治安等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和协调，针对热点问题、重大问题，协助人大代表以及有关组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公共舆论部门与居民进行讨论协商，促使问题妥善解决。最先设立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月亮湾片区有12个住宅小区，5万多居民。由于历史原因，片区存在大量污染工厂，同时由于其位于港口的疏港大道旁，近年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片区成了一个集交通、污染、治安等多种难点问题于一身的问题社区。由于片区内居住环境恶化加剧了居民不满情绪。政府对群众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无法全面了解，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解决，导致部分居民出现比较激烈的集体行动，加剧了社区问题的复杂性。2002年5月，由于西丽的垃圾发电厂将要搬迁到月亮湾周围，这使得当地居民反应强烈，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抵制，进行对抗行为。针对这一情况，南山街道办事处发动当地的人大代表到社区居民当中了解情况，通过人大渠道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加强政府部门与居民的沟通等措施，多方疏导，颇费周折才平息了事件。2002年底，出于解决社区内各种公共问题的需要，借鉴当年5月份人大代表在参与解决片区问题、沟通居民与政府部门关系、反映片区问题的成功经验，在南山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敖建南等五名热心人士当上了义务联络员，以“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名义开展公益性活动。其主要功能是：加强社区居民、人大代表、政府部门等的沟通，将居民的意愿反映给人大代表、政府部门；借助本社区人大代表的作用，向有关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以使政府部门决策有利于社区居民；同时也向居民传达政府部门的信息，帮助政府部门做社区居民的工作。2005年4月25日，南山街道办事处给“工作站”正式挂牌，作为街道办事处“人大代表工作室”在月亮湾片区的延伸，由敖建南担任“工作站”的站长。南山街道办事处为“工作站”提供了办公场地、设施，联络员也增至13人。“工作站”的工作分为三个方面：[1]受人大代表委托了解民意，开展专题调研，为代表提出建议、意见或议案服务；[2]定期邀请人大代表与居民面对面交心座谈；[3]参与片区公共事务管理，协助街道和社区解决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工作站”的具体职责包括：[1]建立人大代表与片区居民便捷融洽的联系交流机制，使选民对所选代表的了解、支持和监督落到实处；[2]关注片区社情民生的热点、难点，为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有利因素及有效资源解决问题而尽心尽力；[3]协调基层社会利益各方的相互平衡和相互礼让，促进片区在多方共赢基础上的和谐共处；[4]维护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维护片区居民的正当权益，通过不懈努力不断增强广大居民的家园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此外，为保证正常运作，“工作站”还建立了人大代表接访、处理来信来访、值班等多项工作制度，13名联络员每天轮流值班，接访群众，收集民意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会社区建设资料汇编》，2008年12月，第309页。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日益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社会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与国家行政权力发生关系全天锡：《“人大代表工作站”运作评析》，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网站，会议专题，2007年1月23日。实质上，“人大代表工作站”是随着社会利益主体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发展的深化而出现的，它是社会利益主体在与行政权力发生关系时，为进一步节约成本而出现的一个成本节约载体。通过人大代表工作室（站）的制度设计，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激发现行人大制度的政治生产力，为代表履行职责提供良好的平台，在居民、政府、人大代表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搭建了一座信息沟通、对话协商的桥梁，使各种民意诉求得到有序释放，解决了社区居民利益的有序表达问题，提高了居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从而在操作层面发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性政治制度的优点。
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人大代表，都把反映社区居民利益作为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是代议形式的具体体现。两者都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与本社区的居民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需求、意愿，通过相关程序解决出现的问题。这样实现了议员、代表贴近民众的关系，实现了议员、人大代表与社区居民的官民和谐，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二、加强服务以实现党群和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无处可见，无所不在”与南山区共产党员“亮出身份”之比较
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工作作风是“无处可见，无所不在”，也就是说人民行动党是站在幕后工作。在对基层社区的工作中，人民行动党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先后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协会、民众联络所、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一系列基层组织机构。由于统领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的最高领导人由总理出任，各个基层组织（以选区划分）也由本选区的行动党议员出任顾问，各个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行动党党员，这样，基层组织也就实际上处在行动党掌控之中。基层组织为民服务，也就是行动党在为民服务，而基层组织服务内容之详尽、服务方式之周到，又让人感觉到行动党的服务无处不在。人们慨叹：在新加坡社会，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争取选民选举行动党上台，支持行动党执政，通过这些组织，时刻同人民保持联系。这么做不只是要了解他们的疾苦，同时也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灌输对建设新加坡社会有帮助的各种社会意识。人民行动党每周一次会见社区选民的所在地――人民行动党党支部被称为“事务诊所”。新加坡人在这些地方上的“事务诊所”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徙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八九十年代，当新加坡在经济上迅速发展时，人们所忧虑的问题从主要是生活问题转移到主要是提高生活素质的问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一间新的更大的房子，成了新加坡人主要关心的问题。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变化，但是，套用人民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行动党接见选民的宗旨：“接见选民是党贯彻的基本政策之一。部长、国会议员和政治秘书以及尽职的党干部必须遵守这项原则：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接见选民朴素的场景目前依然在新加坡各地重现。例如，在丹戎巴葛集选区的麟记区的议员办事处办公的欧进福博士就刻意使用十分简朴而实用的家具，其中一些椅子和桌子已经用了十年。欧进福博士说：“人们来这里是要向你倾诉心里最焦急的事儿，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你，他们需要感到自在，而不是害怕，”而且，“他们需要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是我，我不是一个喜欢铺张的人，我不会用一些很考究的家具。我是个要替他们把事情办好的人。”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议员每周的接见选民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课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当永久居民，他们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的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是提供奖学金或其他形式的协助，如捐赠食品，协助居民找工作等。人民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它同社区居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发出去的信件数以千计，拨的电话数以百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让提供援助者可以协助需要的援助者。这是国会议员在自己所在的人民行动党的一支义务工作者队伍的支援下一直都在做的工作。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曾前来见自己。他投诉住家附近蚊子滋生。他还带了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贴在三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解决了。当然，议员对于社区选民的协助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例如，那些受欢迎的学校的校长接到多封由国会议员替居民写来的要求提供学额的信件，他们不可能一一答允所有的要求，校长们有权在执行教育政策时从自己的角度进行考量。为了更为有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居民甚至不去向本区的国会议员求助，而宁可到部长接见选民的地点排队轮候。他们认为，找部长也许可以使他们的个案获得特别处理。但是，每星期都在丰加选区接见选民的交通及资讯科技部长姚照东说：人民行动党的部长并没有特别的权力，可在寄出上诉信时向政府官员施压。他们只是尝试帮忙那些可能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途径的居民求助，他们提供的协助可能是更清楚地向当局反映他们的问题。
人民行动党要更加接近群众，人协将协助它在民众联络所举办各种活动，让民众参与，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倾听基层民众的声音，加强行动党与群众的联系。人民行动党在社区工作中深入下去，密切联系它的人民，反映人民的意愿。
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南山区让社区里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在家门口“站出来”，亮出共产党员身份，代表社区人的利益。“激活在社区的体制内传统政治组织资源，将其‘嵌入’到体制外，去主动代表、表达、实现民意”[KG□2]黄卫平：《解放思想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区报》。让党员和公职人员在所居住的社区“亮出身份”、“浮出水面”，推动他们竞选社区业主委员会成员，担任楼长、片长，参与社区义工队伍，努力将体制内党的组织资源“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努力要求党员、干部真正成为多数民意的代表者、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者，以及人民群众合法理性维权的引领者。在这一过程中，实行了党员属地化管理；党员和公职人员挂点社区；实行社区党建“三个全覆盖”，即社区党组织的全覆盖、社区党员管理和服务的全覆盖、党员在社区建设中作用发挥的全覆盖；构建党员“四个负责”机制，即在社区实行“党员责任区”制度，做到党员负责家庭，党小组长负责楼栋，党委（总支）委员负责小区，社区党委（总支）书记负责社区，以增强社区党组织及其党员的凝聚力和渗透力；实行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十百千万行动”，即培植、树立和推广十类社区组织典型，动员上百名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竞选业委会委员，动员上千名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担任楼栋长，发展上万名社区义工。在南山许多居民社区，担任小区党小组长、业主委员会成员或楼栋长的党员、国家公职人员，正在成为建设“和谐社区”的领头人。让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进入业主委员会，是提高业主委员会成员素质和大局意识的一个有益尝试，南山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已成为建设“和谐社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主导力量，他们在环保和社区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化解了小区矛盾，提高了社区党员的威信。开展党员“站出来”、“亮明身份”活动以来，小区里出了问题、邻里之间发生了争执，居民首先找的就是身边的党员、身边的楼栋长，大量的矛盾纠纷解决在社区、化解在萌芽状态，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形成了讲文明、树新风、守法纪、共和谐的良好局面。以和谐社区建设为平台，创新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的做法，为现行体制下的政治和谐、制度和谐、社会和谐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这项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党的领导同社区民主自治相结合，政府施政同群众利益相统一，加强社会管理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相协调。通过社区党员“站出来”，“将体制内传统政治资源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使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得到了创新。黄卫平：《解放思想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区报》。
人民行动党的“幕后”工作与共产党员的“台前”工作，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同，但作为政治组织，两个党的工作目的是相同的，即服务广大的社区居民，改善党群关系，实现社区的和谐稳定。
三、增强社区联谊以实现社群和谐：新加坡社区基层组织与南山区社区群众组织之比较
新加坡的社区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防协商委员会等，这在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基层组织主要从事政府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政府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廉价许多。此外，新加坡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租屋比较发达。组屋设有居民委员会，它是义务为居民服务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居民委员会的作用最大，它不仅是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负责举办各种福利事业，而且还是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促进邻里和睦、种族和谐和社会团结。这些活动包括：邻里守望，民防演练，家政课程，教育旅游，民众对话会，唱歌，社区联欢会等。这些活动使居住在同一组屋区的居民彼此增强认识与了解，更好地理解和响应政策措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起成立的华社自助理事会，旨在资助劳动能力弱、收入低的弱势群体和帮助在校贫困学生奋发上进。以“人人关爱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营造“温馨大家庭”的和谐氛围，倡导成功人士积极参与慈善捐助活动和支持人人甘当“义工”，参与志愿服务。以政策引导人们关注社区事业发展，如捐款人可享受等额税务扣除，轻微违法者可处罚为社区无偿工作，社区诊所就医有优惠补贴。新加坡的这些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在实现建立一个和谐的多元种族国家的建国目标中的独特作用，是它们存在的重要理由。把不同种族的群众拉在一起的好办法，即组织文娱演出。社区文娱演出的节目刻意表现出多元性，使得各族人民都能消除各种族之间的文化歧见，欣赏到彼此的歌曲、舞蹈和音乐。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种族的紧密团结。维系和促进新加坡种族和谐的重要机制。发扬亚洲价值观，重视家庭亲情，邻里和睦，社会兼容。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尊师重教、谦恭礼让的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会得到广泛传承张春阳：《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组织研究――以角色理论为视角》，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6月。
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是通过居民自己组建的群众组织进行活动，使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居民通过互动，使邻里之间充满爱心。这就犹如一剂强心针，把社区居民的关系紧紧地粘在一起。例如，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建了“四有”关爱服务队，目前服务队有成员180人，他们通过喜事有祝贺、矛盾有调解、病困有慰问、故去有送行的活动，融洽了居民关系，拉近了邻里感情。“四有”关爱服务队，将关爱行动带进了社区、带进了家庭，邻里关系更加和谐，感情拉得更近，社会治安也变好了。粤海街道浪琴屿花园业主委员会，通过搭建平台，开展形式丰富的邻里活动；规范管理，构建和谐物业管理体系；加强协调，做好政府与居民的沟通桥梁等活动，使本小区的邻里关系大大上了一个台阶。桃源街道和谐企业园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区建设；龙联社区“五老爱心社”发挥“五老”优势，让中小学生在社区健康成长；桃园社区“阳光心语”驿站让单亲母亲拥有阳光般的心态。南山区通过各个社区的有特色的互动方式，邻里关系变得更加和睦。此外，南山区通过提出“一社一策”的创建要求，打造文化社区活动，使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社区的和谐环境变得“好起来”。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提倡孝道为魂，大力打造尊老爱幼为主题的孝道文化，努力建设特色文化社区。花果山社区立足社区，大力弘扬孝道文化；以服务为载体，倡导孝道文化新理念。在花果山，孝已经不是一个字，而是一种行为，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爱国、敬业、平等、保障、共享、和谐构成了新时期孝道文化的新理念陈海涛、钟国华：《孝道为魂，努力建设特色文化社区》，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www。szns。gov。cn/hxb/JyJL/2009010565479，shtml。。针对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的特点，非户籍人口多，很多人都缺乏对深圳的归属感的情况，南山区通过业主委员会的形式与外来移民加强沟通交流，保障他们的权益，把在深圳的房产作为他们归属的心理依存的载体。通过一系列活动，很多非户籍人员也感到自己成为了深圳人。南山区的这些群众组织在社群和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担了政府的忧愁，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使社区的关系和谐起来。
新加坡的社区组织和南山区的群众组织，都是联系居民最紧密最有效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亲和力、影响力是社区和谐的最有利的保障，也是让社区居民最为值得信赖并参与进来的组织。通过社区组织的联谊活动，增强了社群的和谐。
总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社区发展理念是社区建设的核心，体制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障，整合社区资源、全方位地为社区提供服务是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社区居民积极广泛的参与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引导、民间自助是推进社区发展的方向。新加坡的国情与我国有很大不同，在社区建设方面有许多具体做法因为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不一定要照搬。但是其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内涵我们是应当学习的，应当使其本土化，与我们自己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南山社区建设健康发展。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四、“纪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讲座”部分演讲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社区治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所。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的辖区。社区是共同性和亲密的伙伴关系。社区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社区是居民居住的主要区域，社区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社区治理既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也要根据本地实际自主创新。一方面，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不仅在短短的四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他们的社区建设是社会良好秩序的保障。其成功做法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发。另一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市在经济成绩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在社会稳定上也有比较成熟的做法。深圳市南山区在建设和谐社区中，针对本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制度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比较新加坡经验和南山区实践，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探析构建和谐社区的方法路径。
一、贴近民众以实现官民和谐：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访问选民与南山区人大代表工作站（室）履职之比较
新加坡现行的制度是议会共和制，选区的划分与社区的关系比较紧密。新加坡社区组织是以选区为基础，社区组织的活动范围以选区为基本单位。定期接见民众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是新加坡实行代议政治的要求。这有助于增强议员的服务性、亲和性以增进自身代表力的有效方式。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是在晚上开始，往往要到深夜结束。其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1]求见登记，即求见议员的选民到议员接见选民的处所进行登记。求见者进门后须交上身份证给工作人员，填一张表格，领取一个号码，然后在外厅等候。[2]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3]打印谈话内容，即由接谈者将记录下来的情况交打印室统一打印到印有“人民行动党”标志的专用信纸上。[4]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便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给当事人。也会一周隔一周地轮换着在两个地方接见选民。为了便于选民掌握会见的时间和地点，议员们会专门印刷一张带有接见选民日程表的贺年卡。这张带有日程表的贺年卡制作精美，上面写着“新年进步，万事如意”的吉利话。议员会在头年岁末将它送到每个选民家里。选民有了这张卡，按照卡上标明的时间和地点前来拜访，就定能找到议员。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规定要做的工作。人民行动党议员固然要定期接见选民，反对党议员同样要定期接见选民。反对党议员詹时中先生接见选民的所在地，接见选民的场景，与工作人员的工作之认真、态度之诚恳，同样令人感动、钦佩。
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几个案例记录如下引自《国会议员接见民众观摩记》，http：//www。qhddj。com。cn/tbtj/defalut-32.asp：
其一，一印度族中年女性，离异，无业，手机欠费200元，称无钱交纳，向议员求助。成汉通议员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向电信公司反映，争取分期付款；二是可考虑帮她找一份社区清洁工的工作，获取收入后，手机费从薪金中直接分期支付给电信公司。中年女性满意而归。
其二，一男性老者，看上去70多岁，腿有残疾，无固定收入，租住一间组屋，无力交纳每月50元的房租费，子女也不愿赡养，请议员帮忙解决。成姓议员安慰了老者一番，答应给予协调。老人走后，成姓议员对代表团成员说，过去子女不管老人的事情很少，现在有些年轻人既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也不为他们交房租，实在是不应该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6页。
其三，一对中年夫妇，男为孟加拉人，女为华人。男离异带一男孩，女前夫亡遗下两子。两人结婚后又生一小孩。家庭有困难请求帮助。成议员耐心倾听，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中年夫妇走后，成姓议员苦笑道：“这关系好复杂啊。”
其四，一年轻女子，带一9岁女儿。女子为新加坡公民，小孩在马来西亚所生，因无新加坡国籍，就学遇到问题，要求入籍。成议员当场答应予以解决，母女高兴而去。议员对代表团成员讲，这个问题以前不好办，因为新加坡法律规定，夫妇在外国所生子女，如男方是新加坡公民，子女可以拥有新加坡国籍；如男方是外籍，女方即便是新加坡公民，孩子也不能拥有新加坡国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最近国会刚刚通过一个法案，规定即便只有女方是新加坡公民，在外国生的子女也可以拥有新加坡国籍。一般来说，议员一晚上要接见几十个民众，每周进行一次，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要耐心解释，倾心安慰，尽力解决。作为选民的代议士，议员对于选民的要求，往往必须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国会议员所能做的，就是在体制条例的隙缝间，为选民争取个别情况的伸缩破例。
访问选民。访问选民是指国会议员进行挨家挨户的访问。按照规定，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与他会谈。上述活动都是服务性质，不收取任何报酬。因为服务选民是议员应尽的义务。国会议员通过接见选民、访问选民的工作，切实掌握了社区选民的诉求，把矛盾和问题及时给予解决。这种把社区居民的任何事情都不作为小事来对待，从而防止产生大的社会问题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南山区通过人大代表工作站（室）的工作方式，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意见反馈途径和问题解决渠道。有学者将其称为“将体制外的民间政治参与诉求‘吸纳’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实现公民自主参与的有序化”黄卫平：《解放思想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区报》。2004年，南山区创建招商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和南山街道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前一个试点由区人大和街道、党工委安排区人大代表深入社区，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及时将群众反映的问题转办，及时反馈处理结果。为何要在街道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源说，以前各街道办没有固定的人大代表工作与活动场所，因此，老百姓不方便与人大代表沟通，代表们的活动也较少，为了方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们与老百姓的联系，区里决定设立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据介绍，西丽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配有主任、副主任和联络员各一名，他们将负责代表活动的组织、联络、协调、服务等工作，协助代表接待选民、进行专题视察、交流心得，加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同时，群众可随时到工作室反映问题。“以前想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总是要等到代表接访日，现在则变成天天可接访。而且辖区14位人大代表的照片、职位和联系方式都悬挂在代表工作室的墙壁上，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根据反映问题的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人大代表。这样就可以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向人大代表们反映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了”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会社区建设资料汇编》，2008年12月，第46页。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做法已在全区街道推广。
后一个试点采取聘用人大代表联络员的机制，由人大代表联络员负责联系人大代表和居民，定期到社区与居民交流，搜集民情民意；受人大代表委托对社区内一些公共问题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人大代表形成提案，提交政府职能部门解决，并跟踪办理进度；对片区内的环保、治安等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和协调，针对热点问题、重大问题，协助人大代表以及有关组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公共舆论部门与居民进行讨论协商，促使问题妥善解决。最先设立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月亮湾片区有12个住宅小区，5万多居民。由于历史原因，片区存在大量污染工厂，同时由于其位于港口的疏港大道旁，近年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片区成了一个集交通、污染、治安等多种难点问题于一身的问题社区。由于片区内居住环境恶化加剧了居民不满情绪。政府对群众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无法全面了解，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解决，导致部分居民出现比较激烈的集体行动，加剧了社区问题的复杂性。2002年5月，由于西丽的垃圾发电厂将要搬迁到月亮湾周围，这使得当地居民反应强烈，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抵制，进行对抗行为。针对这一情况，南山街道办事处发动当地的人大代表到社区居民当中了解情况，通过人大渠道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加强政府部门与居民的沟通等措施，多方疏导，颇费周折才平息了事件。2002年底，出于解决社区内各种公共问题的需要，借鉴当年5月份人大代表在参与解决片区问题、沟通居民与政府部门关系、反映片区问题的成功经验，在南山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敖建南等五名热心人士当上了义务联络员，以“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名义开展公益性活动。其主要功能是：加强社区居民、人大代表、政府部门等的沟通，将居民的意愿反映给人大代表、政府部门；借助本社区人大代表的作用，向有关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以使政府部门决策有利于社区居民；同时也向居民传达政府部门的信息，帮助政府部门做社区居民的工作。2005年4月25日，南山街道办事处给“工作站”正式挂牌，作为街道办事处“人大代表工作室”在月亮湾片区的延伸，由敖建南担任“工作站”的站长。南山街道办事处为“工作站”提供了办公场地、设施，联络员也增至13人。“工作站”的工作分为三个方面：[1]受人大代表委托了解民意，开展专题调研，为代表提出建议、意见或议案服务；[2]定期邀请人大代表与居民面对面交心座谈；[3]参与片区公共事务管理，协助街道和社区解决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工作站”的具体职责包括：[1]建立人大代表与片区居民便捷融洽的联系交流机制，使选民对所选代表的了解、支持和监督落到实处；[2]关注片区社情民生的热点、难点，为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有利因素及有效资源解决问题而尽心尽力；[3]协调基层社会利益各方的相互平衡和相互礼让，促进片区在多方共赢基础上的和谐共处；[4]维护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维护片区居民的正当权益，通过不懈努力不断增强广大居民的家园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此外，为保证正常运作，“工作站”还建立了人大代表接访、处理来信来访、值班等多项工作制度，13名联络员每天轮流值班，接访群众，收集民意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会社区建设资料汇编》，2008年12月，第309页。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日益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社会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与国家行政权力发生关系全天锡：《“人大代表工作站”运作评析》，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网站，会议专题，2007年1月23日。实质上，“人大代表工作站”是随着社会利益主体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发展的深化而出现的，它是社会利益主体在与行政权力发生关系时，为进一步节约成本而出现的一个成本节约载体。通过人大代表工作室（站）的制度设计，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激发现行人大制度的政治生产力，为代表履行职责提供良好的平台，在居民、政府、人大代表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搭建了一座信息沟通、对话协商的桥梁，使各种民意诉求得到有序释放，解决了社区居民利益的有序表达问题，提高了居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从而在操作层面发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性政治制度的优点。
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人大代表，都把反映社区居民利益作为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是代议形式的具体体现。两者都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与本社区的居民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需求、意愿，通过相关程序解决出现的问题。这样实现了议员、代表贴近民众的关系，实现了议员、人大代表与社区居民的官民和谐，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二、加强服务以实现党群和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无处可见，无所不在”与南山区共产党员“亮出身份”之比较
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工作作风是“无处可见，无所不在”，也就是说人民行动党是站在幕后工作。在对基层社区的工作中，人民行动党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先后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协会、民众联络所、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一系列基层组织机构。由于统领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的最高领导人由总理出任，各个基层组织（以选区划分）也由本选区的行动党议员出任顾问，各个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行动党党员，这样，基层组织也就实际上处在行动党掌控之中。基层组织为民服务，也就是行动党在为民服务，而基层组织服务内容之详尽、服务方式之周到，又让人感觉到行动党的服务无处不在。人们慨叹：在新加坡社会，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争取选民选举行动党上台，支持行动党执政，通过这些组织，时刻同人民保持联系。这么做不只是要了解他们的疾苦，同时也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灌输对建设新加坡社会有帮助的各种社会意识。人民行动党每周一次会见社区选民的所在地――人民行动党党支部被称为“事务诊所”。新加坡人在这些地方上的“事务诊所”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徙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八九十年代，当新加坡在经济上迅速发展时，人们所忧虑的问题从主要是生活问题转移到主要是提高生活素质的问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一间新的更大的房子，成了新加坡人主要关心的问题。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变化，但是，套用人民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行动党接见选民的宗旨：“接见选民是党贯彻的基本政策之一。部长、国会议员和政治秘书以及尽职的党干部必须遵守这项原则：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接见选民朴素的场景目前依然在新加坡各地重现。例如，在丹戎巴葛集选区的麟记区的议员办事处办公的欧进福博士就刻意使用十分简朴而实用的家具，其中一些椅子和桌子已经用了十年。欧进福博士说：“人们来这里是要向你倾诉心里最焦急的事儿，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你，他们需要感到自在，而不是害怕，”而且，“他们需要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是我，我不是一个喜欢铺张的人，我不会用一些很考究的家具。我是个要替他们把事情办好的人。”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议员每周的接见选民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课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当永久居民，他们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的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是提供奖学金或其他形式的协助，如捐赠食品，协助居民找工作等。人民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它同社区居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发出去的信件数以千计，拨的电话数以百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让提供援助者可以协助需要的援助者。这是国会议员在自己所在的人民行动党的一支义务工作者队伍的支援下一直都在做的工作。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曾前来见自己。他投诉住家附近蚊子滋生。他还带了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贴在三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解决了。当然，议员对于社区选民的协助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例如，那些受欢迎的学校的校长接到多封由国会议员替居民写来的要求提供学额的信件，他们不可能一一答允所有的要求，校长们有权在执行教育政策时从自己的角度进行考量。为了更为有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居民甚至不去向本区的国会议员求助，而宁可到部长接见选民的地点排队轮候。他们认为，找部长也许可以使他们的个案获得特别处理。但是，每星期都在丰加选区接见选民的交通及资讯科技部长姚照东说：人民行动党的部长并没有特别的权力，可在寄出上诉信时向政府官员施压。他们只是尝试帮忙那些可能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途径的居民求助，他们提供的协助可能是更清楚地向当局反映他们的问题。
人民行动党要更加接近群众，人协将协助它在民众联络所举办各种活动，让民众参与，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倾听基层民众的声音，加强行动党与群众的联系。人民行动党在社区工作中深入下去，密切联系它的人民，反映人民的意愿。
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南山区让社区里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在家门口“站出来”，亮出共产党员身份，代表社区人的利益。“激活在社区的体制内传统政治组织资源，将其‘嵌入’到体制外，去主动代表、表达、实现民意”[KG□2]黄卫平：《解放思想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区报》。让党员和公职人员在所居住的社区“亮出身份”、“浮出水面”，推动他们竞选社区业主委员会成员，担任楼长、片长，参与社区义工队伍，努力将体制内党的组织资源“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努力要求党员、干部真正成为多数民意的代表者、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者，以及人民群众合法理性维权的引领者。在这一过程中，实行了党员属地化管理；党员和公职人员挂点社区；实行社区党建“三个全覆盖”，即社区党组织的全覆盖、社区党员管理和服务的全覆盖、党员在社区建设中作用发挥的全覆盖；构建党员“四个负责”机制，即在社区实行“党员责任区”制度，做到党员负责家庭，党小组长负责楼栋，党委（总支）委员负责小区，社区党委（总支）书记负责社区，以增强社区党组织及其党员的凝聚力和渗透力；实行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十百千万行动”，即培植、树立和推广十类社区组织典型，动员上百名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竞选业委会委员，动员上千名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担任楼栋长，发展上万名社区义工。在南山许多居民社区，担任小区党小组长、业主委员会成员或楼栋长的党员、国家公职人员，正在成为建设“和谐社区”的领头人。让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进入业主委员会，是提高业主委员会成员素质和大局意识的一个有益尝试，南山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已成为建设“和谐社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主导力量，他们在环保和社区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化解了小区矛盾，提高了社区党员的威信。开展党员“站出来”、“亮明身份”活动以来，小区里出了问题、邻里之间发生了争执，居民首先找的就是身边的党员、身边的楼栋长，大量的矛盾纠纷解决在社区、化解在萌芽状态，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形成了讲文明、树新风、守法纪、共和谐的良好局面。以和谐社区建设为平台，创新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的做法，为现行体制下的政治和谐、制度和谐、社会和谐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这项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党的领导同社区民主自治相结合，政府施政同群众利益相统一，加强社会管理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相协调。通过社区党员“站出来”，“将体制内传统政治资源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使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得到了创新。黄卫平：《解放思想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区报》。
人民行动党的“幕后”工作与共产党员的“台前”工作，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同，但作为政治组织，两个党的工作目的是相同的，即服务广大的社区居民，改善党群关系，实现社区的和谐稳定。
三、增强社区联谊以实现社群和谐：新加坡社区基层组织与南山区社区群众组织之比较
新加坡的社区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防协商委员会等，这在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基层组织主要从事政府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政府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廉价许多。此外，新加坡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租屋比较发达。组屋设有居民委员会，它是义务为居民服务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居民委员会的作用最大，它不仅是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负责举办各种福利事业，而且还是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促进邻里和睦、种族和谐和社会团结。这些活动包括：邻里守望，民防演练，家政课程，教育旅游，民众对话会，唱歌，社区联欢会等。这些活动使居住在同一组屋区的居民彼此增强认识与了解，更好地理解和响应政策措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起成立的华社自助理事会，旨在资助劳动能力弱、收入低的弱势群体和帮助在校贫困学生奋发上进。以“人人关爱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营造“温馨大家庭”的和谐氛围，倡导成功人士积极参与慈善捐助活动和支持人人甘当“义工”，参与志愿服务。以政策引导人们关注社区事业发展，如捐款人可享受等额税务扣除，轻微违法者可处罚为社区无偿工作，社区诊所就医有优惠补贴。新加坡的这些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在实现建立一个和谐的多元种族国家的建国目标中的独特作用，是它们存在的重要理由。把不同种族的群众拉在一起的好办法，即组织文娱演出。社区文娱演出的节目刻意表现出多元性，使得各族人民都能消除各种族之间的文化歧见，欣赏到彼此的歌曲、舞蹈和音乐。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种族的紧密团结。维系和促进新加坡种族和谐的重要机制。发扬亚洲价值观，重视家庭亲情，邻里和睦，社会兼容。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尊师重教、谦恭礼让的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会得到广泛传承张春阳：《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组织研究――以角色理论为视角》，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6月。
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是通过居民自己组建的群众组织进行活动，使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居民通过互动，使邻里之间充满爱心。这就犹如一剂强心针，把社区居民的关系紧紧地粘在一起。例如，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建了“四有”关爱服务队，目前服务队有成员180人，他们通过喜事有祝贺、矛盾有调解、病困有慰问、故去有送行的活动，融洽了居民关系，拉近了邻里感情。“四有”关爱服务队，将关爱行动带进了社区、带进了家庭，邻里关系更加和谐，感情拉得更近，社会治安也变好了。粤海街道浪琴屿花园业主委员会，通过搭建平台，开展形式丰富的邻里活动；规范管理，构建和谐物业管理体系；加强协调，做好政府与居民的沟通桥梁等活动，使本小区的邻里关系大大上了一个台阶。桃源街道和谐企业园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区建设；龙联社区“五老爱心社”发挥“五老”优势，让中小学生在社区健康成长；桃园社区“阳光心语”驿站让单亲母亲拥有阳光般的心态。南山区通过各个社区的有特色的互动方式，邻里关系变得更加和睦。此外，南山区通过提出“一社一策”的创建要求，打造文化社区活动，使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社区的和谐环境变得“好起来”。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提倡孝道为魂，大力打造尊老爱幼为主题的孝道文化，努力建设特色文化社区。花果山社区立足社区，大力弘扬孝道文化；以服务为载体，倡导孝道文化新理念。在花果山，孝已经不是一个字，而是一种行为，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爱国、敬业、平等、保障、共享、和谐构成了新时期孝道文化的新理念陈海涛、钟国华：《孝道为魂，努力建设特色文化社区》，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www。szns。gov。cn/hxb/JyJL/2009010565479，shtml。。针对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的特点，非户籍人口多，很多人都缺乏对深圳的归属感的情况，南山区通过业主委员会的形式与外来移民加强沟通交流，保障他们的权益，把在深圳的房产作为他们归属的心理依存的载体。通过一系列活动，很多非户籍人员也感到自己成为了深圳人。南山区的这些群众组织在社群和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担了政府的忧愁，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使社区的关系和谐起来。
新加坡的社区组织和南山区的群众组织，都是联系居民最紧密最有效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亲和力、影响力是社区和谐的最有利的保障，也是让社区居民最为值得信赖并参与进来的组织。通过社区组织的联谊活动，增强了社群的和谐。
总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社区发展理念是社区建设的核心，体制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障，整合社区资源、全方位地为社区提供服务是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社区居民积极广泛的参与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引导、民间自助是推进社区发展的方向。新加坡的国情与我国有很大不同，在社区建设方面有许多具体做法因为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不一定要照搬。但是其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内涵我们是应当学习的，应当使其本土化，与我们自己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南山社区建设健康发展。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四、“纪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讲座”部分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