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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丹戎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陈振泉先生的演讲
尊敬的各位领导、主席先生，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小弟来自新加坡。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和各位交流、分享新加坡的建国之路和间中所经历的过程、所累积的经验，以及展望将来所面对的新挑战。
中国和新加坡有着非常良好的外交关系。双方的领导人有深厚的友谊，两地的商家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两国的人民也经常互相游览观光，双方的研究员也相互研究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所撰写的《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据说已经第七次印刷，可说是洛阳纸贵，一纸风行啊！这也说明了在中国，已有许多专家对新加坡有兴趣，也仔细地研究了新加坡的体系制度。吕元礼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想吕教授对新加坡的了解，比大部分的新加坡人还要清楚。所以，大家其实只要阅读吕教授所写的《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就足够了。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在30年之间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晋升到第一世界的国家，从谦容客观的角度看，确实是有研究参考的价值。同样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课题。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展开，也经历了30年的过程，这30年走过的道路和累积的经验，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宝贵课题。
我出生于1958年，而新加坡则在1959从一个英国的殖民地演变成一个享有选举投票权的自治邦，更进而在1965年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我的一生，几乎是跟随着新加坡的自治、独立和发展道路共同迈进。因此，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建国之路的见证者、支持者、参与者和受惠者来回顾与展望，真有百感交集的心情。
和我一样“年轻”的新加坡人（50岁应该不算太老吧？），一定会感恩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由李光耀先生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创立，在1959年新加坡的自治帮选举获胜后，便一直执政，组织政府，管理新加坡，一直到现在，从没间断过。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执政目标是改善民生，为民服务，而它的施政策略就是“改革，创新，再改革，再创新”，从不间断。从我懂事以来，新加坡就一直不断地在改革，我可说是在改革中成长，壮大，成熟。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贫民区。在我14岁之前，生活虽然清贫但是还非常快乐。那时先父还健在，是个计程车司机，每天在马路上奔波10多个小时，赚取微薄的薪金。家中除了父母亲之外，还有5个小孩。虽然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暖，但日子还是挺快乐的。
我的父亲在我15岁那年，因为操劳过度而患上胃癌。在医院挣扎了几个月后，便痛苦地离开我们。父亲的逝世，让家中的经济顿失依靠，陷入困境。我的两位姐姐只得提早踏入社会工作，把所赚取的微薄薪金，一面养家，一面为三个年纪较轻的弟妹负责教育费。
幸运的是，新加坡在70年代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时代，政府也积极地推广教育，培养优秀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我便是靠着政府的助学金修完了中学和高中，再考取到政府的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我们的家庭几个较年轻的兄弟姐妹刚好赶上了新加坡政府的改革时代。从此，家庭和个人的命运也随之转折。家中除了两位姐姐因为要帮助家用必须提早辍学之外，我们三个年纪较小的弟妹们都能修完大学的课程。现在，我们家中有的进入政府机关，有的从政，而我的弟弟觉得中国的发展机遇无限，在整十年前便来中国工作发展，现在他和中国姑娘结婚，成家立业，也有了孩子，全家都住在中国，已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在过去30年里非常亲密。现在许多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结成连理，可说是亲上加亲了。
我的母亲今年将近80岁了，虽然身体不是非常健康，但是精神相当爽朗。每逢春节全家聚会时，她总是告诫我们，做人不要忘本，一定要感恩。要不是政府的改革政策，我们是不可能有今天。是的，改革改变了新加坡，也改变了无数的家庭。
一个家庭的变化，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变迁。新加坡的改革创新，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究竟是什么有利的因素和条件创造了新加坡的成功？新加坡是个蕞尔小国，整个国家的面积仅仅是700平方公里，从东端到西端的长度只有30多公里，从南端到北端不超过20公里。除了海水之外。新加坡没有任何天然资源。
其实在建国之初，新加坡的领导人都认为新加坡没有办法单独生存，我们必须和北方的国家马来西亚结盟，依靠马来西亚2000多万人口的内需市场和丰富的资源，新加坡才有可能找到生机，让300万―400万人存活。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在1963年毅然公投，决定与马来西亚合并。可惜这段异国婚姻就像是琼瑶的小说中所说，“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离”。在合并的两年，两地的政府因为政见的不同，造成关系紧张。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1965年月9日正式“离婚”，而新加坡也在百般困难和无奈的情况下，正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一个新加坡人，包括我在内，在回首这段坎坷的历史的时候，当时真有百感交集，不知何去何从的悲情。
幸亏当时政府当机立断，决定要推行工业化的政策，从世界各地吸引投资者，给予他们优惠的条件，在新加坡设立工厂，制造就业机会。而政府也同时修改教育政策，大量培养训练数理工艺科的学生，为工厂所需要的工作队伍提供合格的生产力高的人力。
综观过去40年来的发展，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人力资源是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虽然完全缺乏任何天然资源，但只要把教育搞好，培养出知识型、高效率、纪律强的劳动队伍，便能够“无中生有”，“举一反三”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便能在困境中开辟出一个春天。
从新加坡的发展史来看，人文因素是举足轻重的成功条件之首。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原因是执政党不仅廉洁不贪污，更重要的是，时时引进贤能，在恰当的时候自我更新，让年轻、有理想、有干劲、有想法的新一代接班，领导新加坡前进。就在两天前，新加坡的李显龙总理刚宣布了内阁改组的消息。这是自2006年大选过后李总理第二度改组内阁，目的是引进新血，同时又擢升表现优异的年轻部长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而一些服务多年的老部长也卸下政务荣休，让年轻的部长接过棒子继续向前冲刺。这样的交棒过程知易行难。不过如果做得到和做得成功顺利的话，便能使政治生态圈充满稳定的生机，进而确保整个国家社会也能随之安定平稳。对于一个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450万的小国家来说，政治平稳、交棒顺利是至关重要的生存条件之一。
改革创新是决定当代新加坡命运的重要关键抉择。新加坡之所以发展成功，有7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坚持清廉的政府。上面已约略说过执政党筛选人才和自我更新的重要性。由执政党所成立的政府不仅要网罗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整个政府的运作必须是要有清廉无贪、按功论赏、过失问责的制度。吕元礼教授在《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杰作里一针见血地用几句话清楚交待了，它们就是：
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
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
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
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第二个条件是坚持经济改革先行。第一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吴庆瑞副总理是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他坚持经济改革先行的政策，认为只有提高经济生产，制造就业机会，人民安居乐业后，民心才会顺服，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会富强。
第三个条件是坚持渐进式改革。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先试点后推行，先开放后规范。政治制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的发展也都是渐进式的。在重要的课题上，政府总是先试验性地在某个地区先推行后改善，试验成功后才大规模地推行。这样的过程，就算是试验失败了，对整体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震撼不会太强烈。不过一旦试验成功，便能迅速地大规模进行。
第四个条件是保持社会安稳。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四大种族和许多宗教信仰都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要如何在狭小的空间里让每个种族，每个宗教都能和谐共处，是一大挑战。在维持种族宗教和谐上，政府可谓绞尽心思、出尽法宝。从政治层面入手，政府创新地推出“集选区”制度，就是在大选时候，选民在投票时，投的不是一个候选人，而是一组5到6个候选人。在这一组5到6个候选人之中，必须至少有1―2个候选人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为何要推行“集选区”制度呢？原因是新加坡的华人占人口的76%，而且分布全国各地。如果大选只单单选一个候选人的话，中选的大部分会是华人。如此一来，新加坡的少数民族如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人便会觉得被边缘化，政治空间缩小，进而产生第二等公民的心情。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之间曾经历血腥的种族暴乱事件，造成一些人命财务的损伤，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悲剧。因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决心不让种族之间的关系成为冲突的沸点，所以才会想出“集选区”这样的概念。这个构想推行了20多年，已证明它是行得通的创新之举。
在维持种族和谐上，许多民间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成立了一个叫“人民协会”的基层组织。这个人民协会在全国各地建立可以媲美乡村俱乐部的民众联络所，主办许多文娱、体育、文教活动，让居民不分种族宗教，都可尽情地参加。每年通过几千项这类活动，让多元种族和宗教的居民有机会接触和交流。所谓“见面三分情”，只要居民们时常见面谈话，增进彼此的认识，便会减少种族宗教之间的猜疑。
第五个条件是给予人民平等的教育机会。新加坡立法规定每个孩子必须上学，否则家长会面对法律制裁。在学校里，则是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对于学习较差的学生，还举办额外的补习班和活动，让这些进度差的学生能够跟得上其他的学生。
在教育普及的制度下，清寒学生只要功课好，也可以考取国家的奖学金修读大学，前途便可以肯定。提供一个公平的教育平台，让贫困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受到同样的教育，除了能让新加坡的人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消除了社会中贫富差异扩大的两极化现象。
第六个条件是制定清晰、公平和透明的法律和维持公正不阿的司法机构。这使得一切事务的运作有清楚的法律基础，有解决纠纷的公平渠道和维持社会安定的机制。
第七个条件是坚持创新。新加坡之所以可以生存至今，一个原因是时时创新，出奇制胜。刚才说过的“集选区”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可举。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举出单靠国内的生产是不足够的，必须“走出去”，才能扩展新加坡的商机。因此我们便开始了“区域化”的计划，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等邻国签署友好合作条例，鼓励新加坡人到这些国家投资开工厂。到了90年代，觉得必须走得更远，必须“国际化”才能扩大新加坡的生存空间。其中与中国在苏州兴建苏州工业园是一个最佳例子。不过，单靠工业园的模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时时寻找新的合作和发展模式，共创双赢和多赢的局面。到了2000年的时代，中国和新加坡携手合作，在天津共设“生态城”的计划。就在这个星期，中国与新加坡又创高峰，双方合作在广东成立“知识城”的建设计划。
2008年11月下旬我随着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对中国进行官式访问。当拜会温家宝总理时，他用6个字来形容中新两国的关系。这6个字就是“友好，合作，创新”。其中最后两个字，点出了今后中新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历史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启示。当每个国家发展到一个新的关口时，经济体制、人文素养、政治环境和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来机遇，带来活力，也蕴含着社会的矛盾、困难和挑战。新加坡和中国的亲密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向新加坡取经。改革开放期间，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很多支持，中国也给新加坡许多重要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现在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新加坡则是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不过，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地灵人杰，人才济济，在很多地方，能人之所不能，2008年圆满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是有史以来最出色成功的奥运会，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示范。
我非常深信，历史正在改写，风水正在流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是新加坡向中国学习改革创新之道。不过无论谁向谁学习，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和新加坡会继续秉持“友好，合作，创新”的精神，共创美好的双赢局面。
谢谢！
小弟来自新加坡。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和各位交流、分享新加坡的建国之路和间中所经历的过程、所累积的经验，以及展望将来所面对的新挑战。
中国和新加坡有着非常良好的外交关系。双方的领导人有深厚的友谊，两地的商家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两国的人民也经常互相游览观光，双方的研究员也相互研究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所撰写的《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据说已经第七次印刷，可说是洛阳纸贵，一纸风行啊！这也说明了在中国，已有许多专家对新加坡有兴趣，也仔细地研究了新加坡的体系制度。吕元礼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想吕教授对新加坡的了解，比大部分的新加坡人还要清楚。所以，大家其实只要阅读吕教授所写的《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就足够了。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在30年之间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晋升到第一世界的国家，从谦容客观的角度看，确实是有研究参考的价值。同样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课题。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展开，也经历了30年的过程，这30年走过的道路和累积的经验，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宝贵课题。
我出生于1958年，而新加坡则在1959从一个英国的殖民地演变成一个享有选举投票权的自治邦，更进而在1965年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我的一生，几乎是跟随着新加坡的自治、独立和发展道路共同迈进。因此，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建国之路的见证者、支持者、参与者和受惠者来回顾与展望，真有百感交集的心情。
和我一样“年轻”的新加坡人（50岁应该不算太老吧？），一定会感恩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由李光耀先生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创立，在1959年新加坡的自治帮选举获胜后，便一直执政，组织政府，管理新加坡，一直到现在，从没间断过。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执政目标是改善民生，为民服务，而它的施政策略就是“改革，创新，再改革，再创新”，从不间断。从我懂事以来，新加坡就一直不断地在改革，我可说是在改革中成长，壮大，成熟。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贫民区。在我14岁之前，生活虽然清贫但是还非常快乐。那时先父还健在，是个计程车司机，每天在马路上奔波10多个小时，赚取微薄的薪金。家中除了父母亲之外，还有5个小孩。虽然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暖，但日子还是挺快乐的。
我的父亲在我15岁那年，因为操劳过度而患上胃癌。在医院挣扎了几个月后，便痛苦地离开我们。父亲的逝世，让家中的经济顿失依靠，陷入困境。我的两位姐姐只得提早踏入社会工作，把所赚取的微薄薪金，一面养家，一面为三个年纪较轻的弟妹负责教育费。
幸运的是，新加坡在70年代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时代，政府也积极地推广教育，培养优秀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我便是靠着政府的助学金修完了中学和高中，再考取到政府的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我们的家庭几个较年轻的兄弟姐妹刚好赶上了新加坡政府的改革时代。从此，家庭和个人的命运也随之转折。家中除了两位姐姐因为要帮助家用必须提早辍学之外，我们三个年纪较小的弟妹们都能修完大学的课程。现在，我们家中有的进入政府机关，有的从政，而我的弟弟觉得中国的发展机遇无限，在整十年前便来中国工作发展，现在他和中国姑娘结婚，成家立业，也有了孩子，全家都住在中国，已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在过去30年里非常亲密。现在许多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结成连理，可说是亲上加亲了。
我的母亲今年将近80岁了，虽然身体不是非常健康，但是精神相当爽朗。每逢春节全家聚会时，她总是告诫我们，做人不要忘本，一定要感恩。要不是政府的改革政策，我们是不可能有今天。是的，改革改变了新加坡，也改变了无数的家庭。
一个家庭的变化，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变迁。新加坡的改革创新，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究竟是什么有利的因素和条件创造了新加坡的成功？新加坡是个蕞尔小国，整个国家的面积仅仅是700平方公里，从东端到西端的长度只有30多公里，从南端到北端不超过20公里。除了海水之外。新加坡没有任何天然资源。
其实在建国之初，新加坡的领导人都认为新加坡没有办法单独生存，我们必须和北方的国家马来西亚结盟，依靠马来西亚2000多万人口的内需市场和丰富的资源，新加坡才有可能找到生机，让300万―400万人存活。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在1963年毅然公投，决定与马来西亚合并。可惜这段异国婚姻就像是琼瑶的小说中所说，“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离”。在合并的两年，两地的政府因为政见的不同，造成关系紧张。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1965年月9日正式“离婚”，而新加坡也在百般困难和无奈的情况下，正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一个新加坡人，包括我在内，在回首这段坎坷的历史的时候，当时真有百感交集，不知何去何从的悲情。
幸亏当时政府当机立断，决定要推行工业化的政策，从世界各地吸引投资者，给予他们优惠的条件，在新加坡设立工厂，制造就业机会。而政府也同时修改教育政策，大量培养训练数理工艺科的学生，为工厂所需要的工作队伍提供合格的生产力高的人力。
综观过去40年来的发展，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人力资源是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虽然完全缺乏任何天然资源，但只要把教育搞好，培养出知识型、高效率、纪律强的劳动队伍，便能够“无中生有”，“举一反三”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便能在困境中开辟出一个春天。
从新加坡的发展史来看，人文因素是举足轻重的成功条件之首。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原因是执政党不仅廉洁不贪污，更重要的是，时时引进贤能，在恰当的时候自我更新，让年轻、有理想、有干劲、有想法的新一代接班，领导新加坡前进。就在两天前，新加坡的李显龙总理刚宣布了内阁改组的消息。这是自2006年大选过后李总理第二度改组内阁，目的是引进新血，同时又擢升表现优异的年轻部长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而一些服务多年的老部长也卸下政务荣休，让年轻的部长接过棒子继续向前冲刺。这样的交棒过程知易行难。不过如果做得到和做得成功顺利的话，便能使政治生态圈充满稳定的生机，进而确保整个国家社会也能随之安定平稳。对于一个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450万的小国家来说，政治平稳、交棒顺利是至关重要的生存条件之一。
改革创新是决定当代新加坡命运的重要关键抉择。新加坡之所以发展成功，有7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坚持清廉的政府。上面已约略说过执政党筛选人才和自我更新的重要性。由执政党所成立的政府不仅要网罗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整个政府的运作必须是要有清廉无贪、按功论赏、过失问责的制度。吕元礼教授在《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杰作里一针见血地用几句话清楚交待了，它们就是：
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
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
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
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第二个条件是坚持经济改革先行。第一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吴庆瑞副总理是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他坚持经济改革先行的政策，认为只有提高经济生产，制造就业机会，人民安居乐业后，民心才会顺服，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会富强。
第三个条件是坚持渐进式改革。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先试点后推行，先开放后规范。政治制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的发展也都是渐进式的。在重要的课题上，政府总是先试验性地在某个地区先推行后改善，试验成功后才大规模地推行。这样的过程，就算是试验失败了，对整体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震撼不会太强烈。不过一旦试验成功，便能迅速地大规模进行。
第四个条件是保持社会安稳。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四大种族和许多宗教信仰都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要如何在狭小的空间里让每个种族，每个宗教都能和谐共处，是一大挑战。在维持种族宗教和谐上，政府可谓绞尽心思、出尽法宝。从政治层面入手，政府创新地推出“集选区”制度，就是在大选时候，选民在投票时，投的不是一个候选人，而是一组5到6个候选人。在这一组5到6个候选人之中，必须至少有1―2个候选人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为何要推行“集选区”制度呢？原因是新加坡的华人占人口的76%，而且分布全国各地。如果大选只单单选一个候选人的话，中选的大部分会是华人。如此一来，新加坡的少数民族如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人便会觉得被边缘化，政治空间缩小，进而产生第二等公民的心情。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之间曾经历血腥的种族暴乱事件，造成一些人命财务的损伤，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悲剧。因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决心不让种族之间的关系成为冲突的沸点，所以才会想出“集选区”这样的概念。这个构想推行了20多年，已证明它是行得通的创新之举。
在维持种族和谐上，许多民间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成立了一个叫“人民协会”的基层组织。这个人民协会在全国各地建立可以媲美乡村俱乐部的民众联络所，主办许多文娱、体育、文教活动，让居民不分种族宗教，都可尽情地参加。每年通过几千项这类活动，让多元种族和宗教的居民有机会接触和交流。所谓“见面三分情”，只要居民们时常见面谈话，增进彼此的认识，便会减少种族宗教之间的猜疑。
第五个条件是给予人民平等的教育机会。新加坡立法规定每个孩子必须上学，否则家长会面对法律制裁。在学校里，则是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对于学习较差的学生，还举办额外的补习班和活动，让这些进度差的学生能够跟得上其他的学生。
在教育普及的制度下，清寒学生只要功课好，也可以考取国家的奖学金修读大学，前途便可以肯定。提供一个公平的教育平台，让贫困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受到同样的教育，除了能让新加坡的人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消除了社会中贫富差异扩大的两极化现象。
第六个条件是制定清晰、公平和透明的法律和维持公正不阿的司法机构。这使得一切事务的运作有清楚的法律基础，有解决纠纷的公平渠道和维持社会安定的机制。
第七个条件是坚持创新。新加坡之所以可以生存至今，一个原因是时时创新，出奇制胜。刚才说过的“集选区”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可举。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举出单靠国内的生产是不足够的，必须“走出去”，才能扩展新加坡的商机。因此我们便开始了“区域化”的计划，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等邻国签署友好合作条例，鼓励新加坡人到这些国家投资开工厂。到了90年代，觉得必须走得更远，必须“国际化”才能扩大新加坡的生存空间。其中与中国在苏州兴建苏州工业园是一个最佳例子。不过，单靠工业园的模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时时寻找新的合作和发展模式，共创双赢和多赢的局面。到了2000年的时代，中国和新加坡携手合作，在天津共设“生态城”的计划。就在这个星期，中国与新加坡又创高峰，双方合作在广东成立“知识城”的建设计划。
2008年11月下旬我随着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对中国进行官式访问。当拜会温家宝总理时，他用6个字来形容中新两国的关系。这6个字就是“友好，合作，创新”。其中最后两个字，点出了今后中新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历史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启示。当每个国家发展到一个新的关口时，经济体制、人文素养、政治环境和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来机遇，带来活力，也蕴含着社会的矛盾、困难和挑战。新加坡和中国的亲密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向新加坡取经。改革开放期间，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很多支持，中国也给新加坡许多重要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现在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新加坡则是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不过，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地灵人杰，人才济济，在很多地方，能人之所不能，2008年圆满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是有史以来最出色成功的奥运会，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示范。
我非常深信，历史正在改写，风水正在流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是新加坡向中国学习改革创新之道。不过无论谁向谁学习，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和新加坡会继续秉持“友好，合作，创新”的精神，共创美好的双赢局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