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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为了深入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并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改进和执政能力的加强提供借鉴，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于2007年9月22日、23日上午在深圳蛇口邓小平先生题名“海上世界”的明华轮举办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之前的8月，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体，所长黄卫平教授任团长，组织了深圳大学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团，赴新加坡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新加坡内阁总理接见了考察团的黄卫平教授、吕元礼教授和李永华部长。吕元礼教授将由他本人撰写并由李显龙总理作序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赠送给了李总理。考察团参观、考察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议员接见选民活动、民众联络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并访问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带着考察归来的收获和需要研讨的问题，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召开了这次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两国三地的新加坡政治研究专家。所谓两国，是指中国和新加坡；所谓三地，是指中国内地、中国澳门和岛国狮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他认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同时实现了高效、廉洁，其经验值得而且便于中国借鉴。最近几年，深圳等地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要召开的背景之下，深圳市政府派几百名官员前往新加坡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召开此次学术会议，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教授、深圳大学副校长阮双琛教授、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处长王斌伟博士、深圳大学科研处处长李学金教授出席了开幕式。上述领导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一致肯定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肯定了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政治的研究，肯定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对于中国特别是深圳的借鉴作用。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教授专门接见了吕元礼教授，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领导也转达了冷溶教授对此书的评价：“开卷有益，南天有道”，承诺将此书送进中南海。
与会代表有：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李路曲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庄礼伟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孙景峰教授、贵州大学法学院卢正涛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邹平学教授、深圳大学社科部曹天禄教授和范晓军教授、深圳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汪永成博士、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和副所长张定淮教授、吕元礼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涛教授、唐娟博士、谭功荣博士、陈家喜博士。上述代表或者是长期研究新加坡政治并著述颇丰的学者，或者是对新加坡有深入了解并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会议围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展开研讨。其具体形式包括专题发言、专家点评和自由讨论。这里，我们按发言的先后次序对专题发言内容介绍如下：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教授以“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织发展趋势”为题发言如下：
全球化、信息化给人民行动党提出了挑战，如“两党”政治对一党独大的挑战、民主浪潮对权威体制的挑战、西方文明对东方特色的挑战和前喻文化对后喻文化的挑战（后喻文化是指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一般出现在农业社会；同喻文化是指同代人之间互相影响的文化，一般出现在工业社会；前喻文化是指由于社会、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文化的传递不再主要是从长辈到晚辈，而往往是从晚辈到长辈，一般出现在信息时代。新加坡当然属于信息化社会。但是，东方农业文明的底色，又使得其组织体制较之美国等西方社会相对多一些后喻文化的特征。李光耀认为“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为了迎接挑战，人民行动党强调与时并进，不断更新。其发展趋势如下：
一、组织形象：从庄严郑重形象到青春时髦
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现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年长一代的国人出现了距离，而且还会继续迅速转变。在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后的回家途中，年龄介于十来岁和20多岁的孩子们告诉父亲李显龙自己对这次群众大会的看法：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献的方法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与此同时，李显龙也从其他年轻人的口里听到相同的批评。李显龙说，这不单是针对行动党的群众大会，也针对党如何向群众传达信息，以及号召支持者参与我们的活动。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指示一个由新议员组成的小组出点子，以改善党组织与年轻一代的联系，并提出新鲜的计划，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这个由新议员组成的小组自称P65小组（Post65，意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12位独立后出世的新进国会议员从2006年10月开始在网上的博客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周遭事务的看法。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留言的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人民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一。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倡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需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形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例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二、组织活动：从严肃刻板到轻松活泼
组织活动具体是指组织开展活动的方法、形式。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从革命斗争中诞生而怀抱使命的政党，其活动方式往往比较严肃。为了适应年轻一代的需求，该党致力于让过去过于严肃、刻板的活动方式变得更为轻松、鲜活起来。以前，人民行动党每临重大活动，都穿着象征纯洁、廉洁的白衣白裤，是为党服。但是，在有人质疑这种装扮是否过于呆板后，该党在重大活动时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红色的马甲，以便在严肃中透露活泼。2004年10月的某个晚上，人民行动党在新达城设千人宴庆祝建党50周年，干部和党员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党服，改穿庄重又不失轻松的便装出席，让人感到还真不像是去参加这个执政党的聚会。人们评论说，这个严肃了50年的政党，现在放轻松了。就连晚宴上的八道菜，都拿来玩文字游戏，力求贴近民众。例如菜单上的爆虾球，取名为“环球竞争，历经考验”；红烧鸡丝翅称为“政治清廉，有福共享”；五香脆皮鸡叫着“杜绝禽流，有鸡可吃”；蟹肉扒津白卷因螃蟹横行，巧妙地取名为“各族互信，打恐防恐”；飘香荷叶饭形象地称为“政策扭转，保住饭碗”；红豆沙汤圆也有个名堂叫“全力以赴，抗沙成功”。而党员喝的中国茶，也不忘提醒“交棒接班，饮水思源”。
新一代的行动党领袖为了进一步接近年轻一代，近些年来也打破多年来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厅办起政党的庆典。李显龙总理和一些年轻部长、议员、年轻党员在舞池内“难得摇滚”的场面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李显龙在行动党的创党50周年舞会上说：“行动党虽是个严肃的政党，却没食古不化，党员也都懂得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三、组织沟通：从单向下行到双向互动
组织沟通是指组织内外的信息沟通。过去，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内部沟通较多采用单向下行的沟通，如上级向下级布置工作、传达指示；现在，则更为注重双向互动的沟通，如设立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成员有188名，他们来自84个支部，每个支部有2名代表，而每个行青团和妇女组也各委派10名党员参加。论坛顾问由两名党委派的国会议员担任。论坛主席和10名论坛成员则成立联合论坛理事会，负责拟定议题和主持论坛的活动，任期1年。
设立行动党政策论坛的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在行动党政策论坛中，普通党员能指出“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而党中央则记下他们所反映的意见，进行决策。例如，假设人力部长说失业率已经下降，但帮助议员接见选民的普通党员却提出在接见选民时还有人来要求帮忙找工作的情况，这说明就业机会虽然增多，但是，人们对工作感到不满意。因此，政府就提出就业奖励花红，以鼓励人们积极找工作，甚至接受较低的薪金。人民行动党的政策论坛成立后，基层党员可以主动针对政策向党领导层提出建议和批评。这个论坛将成为党领导层和党员之间的桥梁，透过由下而上的回馈，让彼此进行双向的咨询与沟通。行动党也希望通过这个论坛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层和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之间的联系。
行动党政策论坛所举办的工作坊兼对话会，普通党员所提问题和意见往往直截了当，十分尖锐，颠覆了人们印象中党员们都是“政治正确”的观念。例如，在一个讨论会上，当协调员问到“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你的议员表现杰出”的问题时，在场的80人当中，只有大约十来个人举手。一位与会者指出，议员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出席选区活动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是好莱坞偶像。他说：“他们应该为民服务，但这个角色好像对调了似的。有时，我想议员们是否觉得，他们能抽空出席活动是我们的荣幸。”另一名与会者则说，一些议员“只有在大选时才出现”，导致居民觉得他们不够诚恳。还有人说，党风自上而下，令人们感到不自在。毕竟他们也是党的代表。
行动党政策论坛的对话会上，针对有人提出的“党员之间是否有任何政治言论界限”的问题时，行动党第二助理秘书长张志贤的回答说：“行动党政策论坛不应该有任何政治言论界限。我们可以讨论任何课题，毕竟大家都是党员。”他也明白纪律与创意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并告诉党员们应该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勇于自我批判，不然，大家将无法进步。同时，在论坛中的闭门讨论会上的坦率讨论，可以消除误解。但是，他也指出，任何批评必须是建设性的。他说，通过设立论坛，普通党员的意见有利于行动党正确拟订大选党纲，普通党员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比以前增强。
四、组织任用：从上级委任到竞争选举
组织任用是指组织领导干部的任命、使用，简单地说，也就是组织职位的安排。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民主化潮流，人民行动党对于一些领导职位或领导人的任用也从过去的主要实行上级委任转变为渐进推行竞争选举。例如，人民行动党总部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980年，宗旨是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党务运作的决议。总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前都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为了配合党的自我更新，减少由上而下，增加由下而上的工作程序，2004年7月3日，人民行动党第一次通过投票选举两名总部执委，即5个选区的60名选定党员凝合在一起，推选出两名总部执委。其余总部执委则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候选人都进行了5分钟左右的竞选演讲。60名参与这次投票的党员，都是各分区选派出来的代表。他们在当年较早时分别在5个分区当选为区委。过后，每个分区从当选区委中选派两名竞逐总部执委。候选人共有10名。总部执行委员会秘书黄永宏医生说，这次选举是行动党史上另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巨大里程碑。新当选为总部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素清说：“应使党的内部改革程序合理化。我憧憬党干部不只能入选总部执委，也能有机会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2006年，人民行动党再一次投票选举了两名总部执委。
渐进推行竞争选举还表现为选举产生区部委员会。行动党是按照目前新加坡五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各自管辖的范围，把全国84个选区的支部分别划入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和中区五个分区。每个分区都有一个区部委员会。以前，行动党五个区委会的委员全都是受委任的。随着总部执委选举制度的推行，区委委员也随之引入竞争性选举。各支部须从50至90个党员中选出代表竞逐区委职位，目的是促使党内决策更为民主与透明。由于担任各支部或区部主席的国会议员或部长都不会参与党基层选举的事务，所以，各支部的秘书将负起组织选举的工作。每个支部一般将由基层提名4名党员参加区部选举。每个区部通过基层党员选举，选出10人进入区委会。各个区委会还有另外两名委员分别来自行动党青年团和妇女团。它们也将通过内部选举，各选出一人进入区委会。因此，每个区委会的当选委员总共是12名。基于区部委员会的选举是行动党内部的事务，5个分区属下的支部在筹备选举的过程中一般都非常低调。尽管获提名的党员可以在区内展开拉票，但是，目前还未听闻基层出现这样的竞选活动。行动党东北分区的区部委员会主席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张有福受访时说，行动党通过直选方式选出五个区委会的委员，是一个进步，也反映了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日趋成熟。
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发展趋势体现了如下原则：
一是天道原则，即坚守价值永恒的天理，如“为人民而行动”的组织宗旨、任人唯贤的组织原则和诚实正直的组织文化等永恒不变，其目的是要“立党基”。
二是人道原则，即顺应世俗社会的人心，如该党强调顺应民主要求进行组织体制的改革，顺应青年心理打造时髦组织形象等，其目的是要“得民心”。
三是地道原则，即立足现实时空的实地，在进行组织更新的时候注重脚踏实地、与时并进，其目的是要“造远景”。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孙景峰教授以“从部长加薪辩论透视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向”为题发言如下：
“高薪养廉”与“高薪养贤”是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为保持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和运行高效所制定并延续的独特且有效的既定政策。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党和民众不同程度的反对，但是，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却认为，“我们的薪金政策是确保新加坡继续拥有一个好政府；继续拥有诚实能干的领导人的关键策略”。继1994年和2000年两次大幅度提高部长及公务员薪金之后，2007年4月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超级公务员及部长的年薪平均增加25%，其中部长和属于高级常任秘书等级的超级公务员年薪的增幅达到33%，总统的年薪达到319万元，总理的年薪达到309万元，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的年薪达到304万元。这一决定前后，在新加坡国内各个层面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国会内部，对此课题进行了三天辩论，不仅反对党议员对此政策大加抨击，一些行动党议员也颇有微词；在市井层面，不同声音也不绝于耳。这场辩论是李显龙出任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掌门人以后的第一次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充分发表了对加薪决策的立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加坡今后的政治发展动向。
一、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更加注重政治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更新
人民行动党自执政以来一直奉行精英政治的治国理念，十分注重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民事服务部门，重视对政治人才尤其是“最高阶层”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培养，建立了“好领袖”当政的“好人政府”与“精英政治”，这对于保持新加坡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李光耀曾指出：“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选来担任。他们必须具有最好的素质，也就是廉洁的作风，献身的精神，领导国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办事的能力，并顺利地实现了政治领导层的自我更新。”“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他们德才兼备。正是有了他们，我国才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使新加坡成为南亚出类拔萃的地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功人士表示对从政毫无兴趣，使得优秀政治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一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消闲时间与私生活。他们知道，一旦成为国会议员，为了与民打成一片，他们不得不参与各种选区活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消闲时间。二来新加坡一片繁荣安定，人们也少了出来从政的那股冲劲”。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增长，政界以外的各类组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私人企业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而不断提高薪金，与此相对应，政治人才的流失与缺乏现象就日益突出，这对于奉行精英政治的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来说，不仅会直接导致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下降，也无疑成为人民行动党难解的心头重压。
在此次加薪的辩论中，主管公共服务的国防部长张志贤对公务员的流失状况有一个估算：“公务员的整体辞职率已从前年的4.8%增至2006年的5.7%，辞职者包括律师、会计师和管理执行级官员。当中，各部门具有大学学历的管理执行级官员的辞职率从前年的7.4%增至去年的10.6%，而内政团队的初级人员今年（2007年）1月和2月的辞职率同比高出40%，而入门等级（entry level grade）官员的流失率最为严重，高达25%。”针对公务人员流失的现象，张志贤认为，必须在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之前行动。身为雇主，政府必须迅速且果断地做出反应，以保持竞争力并缩小工资差距，否则我们所需的有才干人才会被耗尽，为民众服务的水平也会下降。
人民行动党坚信，“从过去20年的经验来看，支付适当的工资来吸引人才的机制已奏效，因为这让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高效率”。为了保持国家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优秀政治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更新。李显龙在国会辩论时坦言，这次加薪之所以这么急忙推出，是因为如果再等一两年，肯定会流失一两批人才，以致会削弱国家领导人的阵营和政府能力。他认为，物色未来总理是当务之急。当有议员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刚刚在两个月前宣布调高消费税率，此次加薪时机欠妥时，张志贤反驳说，此次加薪“政府其实已等了六年，如果再拖，情况将会更糟。因为公务服务流失大量人才，长远来说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利”。
只有有了好的领袖和管理者，才能为新加坡今后的发展奠定政治基础。基于此，李显龙表示：“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能干的决策者和好的政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断地引进高素质的人才。理想的政治领袖必须德才双修，才干非常重要，为社会奉献的精神更重要，他们必须尽心尽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有了这样的领导人，政府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会为新加坡创造非凡的成就。”可以看出，未来新加坡仍将不断物色更多“造雨人”，以确保国家继续生存。
二、“高薪”的功能开始由从“养廉”到“抢贤”转变
人民行动党领导人认为，低薪不足以养廉，如果绝大多数官员生活在贫困中，要禁绝贪污是很难的。与其让官员们通过不法途径获取钱财，不如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要吸引精英人才到政府工作，仅让他们有成就感还不够，还应让他们在经济上也得到实惠。李光耀曾对印尼前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其身份和地位。”新加坡政府历来主张“公务员的薪酬必须和他们职务相称”，强调用“接近市场价格”的办法适时调整公职人员的工资，以使公职人员“不必贪”即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高薪养廉”确实在保持新加坡政府的廉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廉洁指数位居世界前列。在新加坡的国家建设进程中，与政治人才的流失与缺乏相比，公务员的队伍廉洁问题显得退居其次。从这次部长加薪辩论可以看出，“高薪”的功能开始由从“养廉”到“抢贤”转变。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实行“高薪养廉、厚禄养贤”的政策，其实质是“根据市场的做法”而建立的“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薪金制度。这种政策不仅提高了公务员的待遇，更重要的是净化了政府的运行环境，提高了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从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金是新加坡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条件，如果没有政府所需的有才干的人，将会造成政府整体水平的下降。正是有了以适当工资吸引人才的机制，才使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有效率。”“拿高薪不是件害羞的事，只要你有这个分量，你就应该拿这个薪水”。“我们已经过了高薪养廉的时代，现在其实是高薪抢贤的新时代”。“高薪抢贤”标志着未来新加坡人才政策更加务实和灵活。
注重用高薪吸引优秀人才从政。“金钱上的报酬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吸引人们加入公共服务的主要动力。我们不希望人民为了薪金而加入，但是也不希望薪金成为他们不加入或离开的理由”。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加坡民众对公共服务要求也不断提高，这也成为新加坡吸引优秀人才从政的一个方面。如今新加坡民众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更踊跃地发表看法，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明显提高。因此，公共服务部门也必须仔细聆听和了解民众的要求，集思广益以不断改进服务。张志贤认为，公共服务部门改进服务的关键在于拥有足够的人才，他们也必须持有正确的价值观，对公共服务充满热忱。而国家也需要有英明的领导人来推动公共服务及集合全体的力量去落实各项政策。他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支付官员具有竞争力的工资，为他们提供发展和培训机会，使他们能为所服务的机构倾注全力，作出更大贡献。”
对新加坡来说，如果只有一流的公务员，却没有一流的部长是不够的。“现在各部门和部长的工作量已经增加，如果还以当年的方式去管理，新加坡必定落在世界后头。”李显龙指出，我们有能干的公务员，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能干的部长。如果公务员能干，部长无能，我们依然办不了事情。关于培养什么样的部长，李显龙也指出，新加坡要的不仅是能干的部长，还要一些能够献身国家，愿意为民服务，让人民信得过的部长。他们必须有建设国家的责任感，服务与回馈社会的心愿，坚持为新加坡而奋斗。换句话说，新加坡要的不是随波逐流的人，而是能够留下烙印的人。与此同时，李显龙指出，新加坡不应该有70岁的总理，这就是政府积极物色30多岁至40多岁的年轻人，拥有强大阵容内阁的原因。我们必须引进最佳的人才组成领导班子，以证明新加坡的成功能延续到未来。可见，李显龙继承了李光耀的培养青年精英完成人民行动党的自我延续的思想，已经开始物色高级政治人才，为最终领导权平稳交接奠定基础。
三、政府的决策逐渐透明化与公开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依据新加坡的现实国情，逐步构建了威权体制。这种体制对于实现种族和睦、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行动党实行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控制，而这种控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是以个人自由换取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无疑是公民所盼望的结果，降低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因为威权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参与程度较低，威权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与高度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建立在威权主义体制基础上的人民行动党及政府政策的制定权主要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更多地强调政策制定的效果而不拘泥于民主的形式。政治精英垄断决策权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及时果断地作出决策，并推动政策的执行。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不高，势必导致决策的“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但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特殊国家来说，这种做法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近年来，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制定政策时更注意吸收普通民众的意见。半官方、半民间性的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人民协会等组织，可以把最下层的群众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决策层中，各种地方社团组织的领导人被邀请共同商讨，为制定地方政策提供决策依据，这就既加强了社会基层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与公开化。
随着新加坡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民主浪潮的冲击，新加坡民众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常常利用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政府也更加注重政策制定的民主形式。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也常常采取辩论的方式，体现决策的透明化与公开化，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阻力。这场部长加薪辩论更使得这一趋势明朗化。
在国会内部长加薪的辩论中，反对党议员坚持反对立场是很正常的。因为“高薪”一直是反对党指责行动党的话题。早在1994年加薪时，国民团结党的《铁锤报》就发表文章《利字当头的统治哲学》，指出：“像这样可说破世界纪录的部长加薪措施，应该认真地征求民意，更负责任的做法是进行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来决定应否加薪和加薪的幅度，因为你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世界哪有雇员自己决定加薪而且还不需要征求老板的意见的。”连人民行动党议员也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异议。“多名议员过去三天参加辩论时，也对部长及超级公务员加薪的课题意见纷呈，反对党议员更如预料般提出各种理由，说明为何部长不应漠视一般工人平均仅赚2000多元月薪的现实，再拉大收入差距”。
在辩论中，著名的反对党领袖刘程强就拿出联合国所公布的资料说，在国际清廉国家排名榜上列在新加坡前头的芬兰、瑞士及丹麦的部长，薪金都远比新加坡的部长低，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都优于新加坡。结果招致李光耀的反驳，两人来回辩论了几个回合。詹时中则揶揄道，新加坡部长所领取的薪金在世界名列前茅，足以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他认为，一个国家即使有付给部长高薪的能力，并不说明他们就应该要求领取高薪。非选区议员、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反对调整部长及超级公务员薪金指标，认为这是最终会违反国家利益的决定。她说，领取高薪的部长可能逐渐失去对人民的同情之心，无法同人民保持共同理想和目标，日后无法号召国人为国牺牲和奉献。
行动党议员殷吉星虽然支持部长加薪，但反对根据私人企业界的薪金标准来决定给予部长和超级公务员多少加薪。他认为，要是政府真的要利用一个标准，应当与其他相同发展国家的部长和官员的收入相提并论，包括他们在任期内和任期后所获得的额外利益。哈莉玛则认为，必须不断检讨和重新设计工作，让所有公务员都有机会享有高额花红和工资增长。不要忘记工资最低的公务员――日薪工友。林谋泉则声称，他虽支持公务员薪金应该能够与市场竞争，但是他却对高级公务员领取高薪有所保留，他不认为公务员的流失与工资不足有直接关系，如果有人因为无法承受加入民事服务所面对的薪金损失，那就应该让他们留在私人企业，以另一种形式为国家作出贡献。
李显龙坦言，部长薪金永远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因为这是牵动人心的情绪化问题。他坚信政府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是走对了方向，而他个人也是捍卫这项政策的。此外，张志贤在针对有的议员就部长加薪提出的“部长薪金越高，道德权威越低”的质疑时，强调部长领的是洁净的薪金，政治领导人除了领取已公开的薪金，并没有获得其他隐藏起来的利益。他还对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觉得国会辩论部长薪金是在浪费时间感到失望。他表示政府决定在国会辩论部长薪金，就是为了确保整个过程具有透明度。因此尽管一些人对如此公开辩论感到不自在，然而进行这样的辩论是有必要的。正如李显龙所说，我国决定把部长薪金摊开来辩论，以开放、坦诚及透明的方式讨论这个课题，没有向人民隐瞒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新加坡政府的确“开明”了很多，而新加坡政府的决策也正在从“幕后”走向“前台”。
人民行动党决策的日趋透明化和公开化也显现出了其务实与未雨绸缪的政治取向，主动地在公开透明的舆论背景下作出决策，又使得新加坡政府运作过程中因公共政策失误而转嫁国民的隐蔽性成本非常少，且这一转变具有可控性――其路径选择、进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动党的控制之下，这就使新加坡政府的决策的透明化、公开化具备了重要前提。
四、公务人员的廉洁及责任被更加强调
新加坡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进而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说靠的是有一个好政府及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李光耀曾对官员们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就要保持廉洁和奉献，要想挣钱就去经商。他不仅要求属下大公无私，反对任人唯亲，而且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为政清廉方面发挥模范作用。他的口号是“正人正己，孰敢不正”。因此，必须是能维护自身廉洁的人，同时必须是有卓越才能又有献身精神的人才可以在新加坡当官。为了造就这样的人，新加坡领导人非常重视道德素养的培养，经常进行忠国爱民、遵纪守法、廉洁清正的教育，努力造成一种良好的官场风气。对此，新加坡设有公务员培训中心和公务员学院，负责对公务员进行为政清廉、遵纪守法的系统教育，牢固树立防止贪污贿赂的思想防线。
新加坡也注重对各级公务人员的严格管理。新加坡政府认为，人都有违法的可能，要管理好社会、建立廉洁政府，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制并在严格执行法制的过程中努力减少产生腐败行为的机会。
公务员是否享有“铁饭碗”，也是这次国会辩论的一个焦点。张志贤反驳“公务员是铁饭碗”的说法。他说，公务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估，表现优异的公务员可以获得更高的表现花红，若是表现太差，将被责令离职。以属于公务员精英的行政官员为例，在民事服务的195名行政官员当中，2006年有8名表现低于预期，其中6人所获得的是低于基本水平的花红，表现将受到监视。另2人并没有获得任何花红，已经离开民事服务部门。政府将主要以表现奖励基金的方式，将增加的薪金派发给表现良好的公务员。表现越好的公务员，将获得更高的奖励金。
高级公务员担负着重要职责，直接影响民事服务的管理和水平。高级公务员的职位也不是永久性的。张志贤解释说，所有的公务员都必须在严格的评估制度下受到评估。除了顶头上司的评估之外，其他部门的主管也会评估公务员的表现，并且比较了同样级别的公务员表现之后，进行排名和评估。“作为上司，我们让下属知道他们的优点根本不难，但是要让下属知道他们的弱点就成问题了。当某个公务员认为他的表现理想，但没有得到表现花红时，必会感到非常惊讶”。
在部长加薪辩论中，几乎所有的议员都认为政府必须支付具有竞争性的薪金给公务员，把个人表现和薪金挂钩。张志贤表示，随着民事服务推出各种表现花红、设立更多的升级等级，将更好地管理人才。公共服务署也将加强民事服务人员的管理，让主管能更有效地指导其他官员。给公务员高薪正是人民行动党的一种新策略，通过加薪进一步提升公务员的廉洁和责任意识，从而提高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并获得支持。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以“考察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的三个定位”为题发言如下：
（1）定位历史。执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决定的，例如，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上台很大程度是受英文教育与受华文教育者联合行动的结果，而受华文教育者往往是“亲共人士”，因此，人民行动党的组织方式继承了共产党的一套做法。
（2）定位地区。把新加坡的政治放在东南亚来考察，人民行动党是组织最严密、最有动员力的政党。“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在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适应了国际趋势。
（3）定位社会。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东方社会，其对中国具有更为便捷的借鉴作用。新加坡的主要做法是：首先，对社会进行严密的控制，尤其是新闻传媒；其次，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再次，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总之，新加坡的经验就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贵州大学法学院卢正涛教授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两点启示”为题发言如下：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长达四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然而，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岛国，只有一级政府；它处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大马来人国家之间，国内的种族关系又总是与邻国的关系牵连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新加坡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较大，一有风吹草动，新加坡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环境积累起的执政经验对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有多大的借鉴作用呢？这很令人怀疑。我们以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但它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两点有益的启示。
一、把维护政府的道德基础作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对执政党威胁最大的是政府的缺陷，而政府的缺陷就在于失去民众的信任。人民行动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执政初期就意识到保持民众信任的重要性。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李光耀这样说道：“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新加坡]李光耀著：《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显然，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少地狭、自然资源匮乏的新国家，人民行动党为了能够继续执政下去而不是乞求再回到马来西亚去，就必须励精图治，带领新加坡人走出独立时的困境，踏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以良好的业绩回报人民的信任。舍此别无他途。
要赢得或保持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应做到三件事：廉洁、负责任的人掌管政府、为民谋福利。1959年，李光耀在当上总理后就召集家人宣布：从今以后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照顾，他们应该完全像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英]亚历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96页。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推动新加坡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腐败乃“政治之癌”，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行为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它不但败坏了政府的声誉，使政府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且瓦解了政府存在的道德基础，使民众不再相信这个政府。经过努力，人民行动党树立起政府绝不姑息、纵容腐败分子的清廉形象。政府官员拒绝腐败、依法办事，社会就不存在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风气就非常好。新加坡人从政府的实际行动中体会到人民行动党是值得信赖的。
政府要赢得人民的信任，必须要有所作为；而政府要有所作为，又得有不谋私利、精明能干的官员。一个充斥着庸才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举并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新加坡才能保持廉洁诚实”[新加坡]李光耀著：《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即是说，人民行动党选拔诚实而又能干的人担任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保持政府的诚实和高效率。只有这样的人掌管政府，政府才能吸引着更多诚实守信、精明能干的人，整个社会才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
政府不仅要清廉和高效率，而且必须能够制定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并迅速加以实施，这是维护政府道德基础的关键举措。早在1960年李光耀就说：“新加坡政府必须照顾全体的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话，也得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人民行动党明确提出根据全体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原则来制定公共政策，并加以执行。为此，新加坡政府先后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工业化、国际化等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在教育上采取了向马来人倾斜的政策，努力改善马来人的生活地位。为了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改善了人民居住条件，这一系列政策的执行，使得人民获益匪浅。
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历程表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政府及其官员清正廉洁而有作为，人民就会勤奋、努力工作，如果政府及其官员贪污腐化，每一个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空子，结果，再好的、规定再严密的制度都会漏洞百出，都不会为人们所尊崇。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体现着制度的实际价值，它引导人们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认同了制度的价值，自觉地控制自己那种不符合制度价值的欲望、求得内心的平衡时，这样的制度才是运转良好的。
二、按照现代政治建设要求推进政府建设和执政党建设
宪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通过宪法来治理国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现代国家普遍采纳了行宪这一形式以宣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发展中国家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一套政治制度形式，如果不加任何修改或者调整，未必适应该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因此，按照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要求首先意味着根据本国国情对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重大调整，使之能够有效驾驭该国的发展要求。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后，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重大修改，它利用执政的机会逮捕反对党议员或迫使其辞职，截断反对党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使反对党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而得不到发展，推行集选区制度等，使新加坡国会的民主表达功能无法发挥出来。通过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新加坡造就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须指出的是，人民行动党对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是符合新加坡的国情的。人民行动党刚执政的时候，新加坡在经济上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任务。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经济的发展是执政当局必然的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使权力集中。倘若维持原有的运行机制，那么，各种基于传统利益格局的势力就会以“民主”等为借口，为了争权夺利而不停地争斗，结果，发展这样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任务却无人顾及。
按照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意味着，执政党为了适应政府制度（广义上的政府）发展的需要依靠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策。从法理上来说，只有政府才能对社会及公民进行管理，其他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在内都不能直接对社会及公民行使管理之权。人民行动党从执政初期开始就弱化政府之外的党组织的决策功能，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进入政府的党的领导干部以国家的名义且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实现党的决策与国家决策的统一。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决策是由进入政府的党的领导来作出还是由政府的党的领导与政府外党组织的领导联合作出，而是在于决策的执行主要是依靠政府还是党的组织。人民行动党有关新加坡国家和社会的决策是完全借助于政府来执行的，这就使该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完善政府制度上来：人民行动党下大力推进政府制度的建设。通过政府制度的完善带动执政党的建设，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制度的发展所致。英国是这样，美国也如此。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凡是背离政府制度发展方向来搞执政党建设的，没有不遭到失败的。
通过完善政府制度带动执政党的建设，意味着执政党选拔党的领导干部与吸收党员是不同的。吸收党员的条件相对较低，只要认同党的纲领，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愿意履行党员的义务即可。而选拔党的领导干部则不同。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干部可能是政府官员，也可能是政府的后备官员。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而言，他们不仅要承担普通党员所应尽的义务，而且要有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公共责任心，并且要通过法定程序获得人民的认可。人民行动党在成立初期就转变为一个“干部党”。从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的做法看，党的领导干部，就是那些坚定地支持党的领导、在人民中享有声誉并得到人民支持的党的骨干。虽然人民行动党将党员区分为普通党员与正式干部等做法未必值得效仿，但根据政府制度发展的要求选拔党领导干部是值得肯定的。唯有获得人民授权的党员成为党的领导干部，执政党才不至于因为失去民众的信任而丧失执政地位。
通过完善政府制度带动执政党的建设，意味着执政党必须按照执政要求即保持党的执政地位选拔接班人，将现行的制度延续下去。对此，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1967年4月，李光耀明确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面临这个接班问题，除非你希望长期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否则，你们就必须创造一个自我延续――不是自我永存，而是自我延续――的权力结构。这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后辈将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服务大众。”凌翔等著：《李光耀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李光耀还认为，不能指定接班人，否则就会给阿谀奉承之辈以机会，真正有才干之人就会流向反对党，“如果我们没有挑选最能干和最肯献身的人才，如果我们只让我们喜欢的人或随波逐流的人充满国会，我们一定会失败”。[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页。怎样才能防止阿谀奉承之辈充斥政府甚至成为接班人呢？人民行动党的做法是，将相中的候选人放到民众中去接受选民的挑选。如果得不到选民的认可，那这样的人是不能被确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得不到选民信任的人，怎么能够为执政党赢得民众的支持呢？唯有经过严格考核且能为选民支持的人，才是执政党需要的人，才能被纳入到人民行动党后备人才库中，放到政治实践中加以培养。只有如此，人民行动党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不断赢得人民的信任，这是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长期执政的奥秘所在，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留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浦劬教授以“新加坡研究的方法问题”为主题发言如下：
第一，对于新加坡政治和执政党展开研究，除了直接经验概括和微观具体研究外，我们是否还需要对所研究的对象具有清楚的制度分析和宏观运行框架把握？应该说，对于新加坡政情的切实了解和经验描述，无疑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基础，现在看来，国内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这次吕元礼教授的研究和成果出版，更为深入细致地描述、分析和阐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实践及其效果，成果令人瞩目。与此同时，从深化学术研究着眼，我们是否还要看到，对于新加坡国情政情的理论抽象和定性分析，对于相关分析工具的准确选择建构，同样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认识前提。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治运行和执政行为是在宪政体制内进行的，还是在宪政体制外进行的？新加坡政治是法治逻辑主导的政治形态，还是政治权力逻辑主导的政治形态？新加坡政治体制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这一体制与其他国家政治体制有何相同之处和差异之处，由此确定新加坡治理模式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治理模式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可借鉴性与不可借鉴性。现在看来，这方面研究还有深化的空间，由此才能正确的检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第二，人们之所以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具有成功的经验，吕元礼教授将其概括为一党长期执政且保持活力和廉洁。我认为，这一概括很有价值，凸显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特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概括其实也内在地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初步看来，恐怕有两个问题可以考虑：第一个问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内在悖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这样的政党政治和政治体制被西方学者称为威权主义政治。按照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威权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和权力主体的强势统治，而权力高度集中和强势统治，势必造成政治腐败和衰败。可是，新加坡政治的实践经验，却悖逆着政治学的理论逻辑，使得相互排斥的政治价值即集权与效能、廉洁政治共生实现于同一政治体之中，这一悖论现象看起来简直类似于政治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是政治学理论有问题，还是新加坡的政治实践有问题，或者是我们对于新加坡政治和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的认识和概括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其执政绩效确实值得肯定，不过，按照已有研究成果的概括，这些绩效主要集中体现在活力和廉洁两个方面，这就提出了政治和执政的基本价值和衡量标准问题：从国家治理和党的执政来看，公共政治生活需要达成哪些价值？国家治理和政党执政的行为和效果，应该运用哪些价值标准来衡量？除了活力和廉洁之外，现代政治生活和执政党的执政目标中是否应该还有其他价值？换言之，是否还有其他价值或衡量标准如公民权利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等，对于新加坡政治和治理模式进行评估、衡量和分析？如果从这些价值尺度出发，对新加坡的治理应该如何评估和分析？这一问题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研究命题和内容。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和国家治理卓有成效，这样的国家治理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是威权体制性质，还是宪政法治性质。同时，我们是否还应该考虑、观察和分析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是一种过渡模式？还是一种理想模式，从时间和政治发展的维度上，从新加坡政治模式的来龙去脉纵深地动态地加以考察，以把握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具有阶段性和特定条件性的借鉴意义，还是具有长远性和普适性借鉴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以“新加坡的动态管治”为题发言如下：
管制（governance）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大到国家、城市、空间，小到企业、社区，具体到资源、交通、环境，无不在谈管治。和传统的管理（administration）相比，管治的概念，强调的是在当今的全球化环境中的，管治过程中所应具有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参与性（participation），透明度（transparency），形成共识（consensus），有效率（efficiency）和具有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的执政理念，管治能力，特别是动态的管治能力（dynamic governance），即它不仅具有上述管治过程所应有的所有主要要素，并且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动态的联系。
一、动态管治使新加坡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
新加坡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美金。但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同，新加坡在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后，仍然能继续长期地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90年代在较长的时期里，新加坡的GDP年增长保持在7%到8%。经过1997年的金融危机，2001年的美国的9・11事件，2003年的萨斯事件等的冲击，新加坡又很快恢复到较高的增长速度。2005年，2006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4%，7.9%，2007年预计为7.5%。不但远远高于其他的四个老东盟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而且远远高于其他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新加坡经济中正在不断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当前的现代休闲、娱乐、会展中心；生物科技、生物制药研发中心；以个人理财为主的东南亚金融中心；为中国、印度、海湾国家等新兴经济的起飞提供帮助的服务中心等。这些新的增长点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原有的电子、石油、化工等领先行业，带领新加坡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周期。
回过头来看，在每个增长点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政府所作的长期的工作准备。在领袖们看到各种可能性后，社会的发展共识是通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的反复中逐步形成的。比如说，对投资建设现代休闲中心，十多年前大部分新加坡人是反对的。十多年时间的代价所换取的，是从不同意见的抵触，转变为比较协调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动态管治是新加坡能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新的增长动力的根本原因。
二、动态管治的最新案例：对公积金制度的修正
近两个月来，在新加坡的政坛和媒体上讨论的热点：如何改进现有的公积金制度？可以看做是新加坡的动态管治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新加坡现有的公积金制度开始建立于1955年。这一制度的要点是：雇主缴纳雇员月工资的20%，雇员交纳自己工资的5%―20%（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整），存于雇员的CPF个人账户，用于退休，购房和医疗保险。退休金的多少由个人自己负责。雇员到55岁退休年龄后，可逐月提取退休金，取完为止。存于CPF的公积金由政府管理，利率随市场波动，政府保证不低于2.5%。
50年后，新加坡的经济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是个人的健康素质在改善，预期寿命在延长，按原有的个人负责体制，从个人的CPF户头取完退休金后，怎么办？二是老年人越来越多，新加坡65岁以上的老人，在1980年时是11.2万人，2005年时是29.1万人，2020年预计57.5万人；同时，新加坡的生育率持续下降，2006年为1.26（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26个小孩），全年新生婴儿3万人。2007年全年新加坡新增就业岗位预计20万人，社会失业率不足3%，以400万劳动力估算，不足12万。一方面就业岗位招不到人，另一方面，身体健康、适合工作的退休人员越来越多，但按原来的规定不能就业。三是新加坡的贫富差距在增大。收入最低和最高的2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1990―1997年为7.2%和8.8%，即基本同步，但在1997―2005年为0.3%和4.0%，收入低的家庭在过去八年中，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这些低收入者的CPF户头，在他们退休时，能否有足够的储蓄来保证他们的老年生活？
面对这种新的民生问题，新加坡政府提出建议修改现有的CPF制度：一是目前先延长退休年龄到62岁，到2012年再延长到65岁，最后到67岁；二是把可以开始提取公积金的年龄提高到62岁，同时给自愿延迟提取公积金者奖金；三是公积金中的第一个6万新币的年利率提高1%；四是另外建立长寿保险计划，凡是满55岁的公积金成员，每月都需要存入一笔钱进入长寿保险计划，这一保险能保证他在85岁以后，每个月能从这一保险中领取300新币。
这一建议由李显龙总理在2007年8月份公布，9月份在国会中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辩论，《海峡时报》等媒体对各种不同意见都作了详实的报道（The Straits Times，Sep。20 2007）。其中最激烈的意见是新的利率是否公正？新加坡的国家公司谈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年平均回报率分别为18%和8%，新加坡政府是否在把CPF作为自己的便宜的资金来源？9月29日《海峡时报》整版登摘了对新加坡财政部副部长的专访，部长说，政府需要钱可从市场发债券去借，每个专业人士都知道政府债券的市场利率要低于CPF的利率。29日和30日的海峡时报还整版专门报道了新加坡金融界专业人士的一些看法，其中既有如美国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没有风险的3.5%的年利率要比政府债券的利率好，市场上是很难找到有这样高的无风险利率的产品的，但也有人（如Mr Chris Firsh of dollar DEX）说，对长期投资来说，2.5%或3.5%的平均年利率是不够好的。
10月6日的《海峡时报》报道了李光耀先生在南洋理工大学的讲话，他警告说不能放松对经济繁荣中的黑暗面的警惕。新加坡是处在一个敏感的多事的地区，美国经济有可能下滑，引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可能，也不应承诺更高的无风险利率。CPF的无风险利率保证了每个CPF成员永远都不会亏损。如果有人认为他能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我们欢迎他取回钱去做自己的投资。
这天的报纸也报道了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部长谈话，他说，在政府提出这一方案后，许多新加坡人希望能把更多的钱存入他的CPF户头。据他了解，十分之九的新加坡人支持政府的方案，但“政府必须耐心，花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努力，去向有不同需求和不同感受的十分之一的人民作解释”。
三、新加坡的动态管治的主要支持要素
新加坡进行动态管治的客观条件是它是一个城市国家，468万人口集中在65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是相同的，获得的信息是相同的，和一个居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13亿人口的国家相比，比较容易达到共识（在城市层面上实现动态管治，可能会比在地区差异性大的国家层面上实行动态管治要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不应轻易忽视新加坡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所建立起的动态管治的支持要素：
（1）领袖们的超前意识。新加坡领袖们的超前意识、危机意识，是在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笔者曾有幸在新加坡的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手下工作。多次听他讲起，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意识，是“不平等贸易论”等左派思想，自主发展，进口替代是政策时髦。刚独立的新加坡没有工业，没有市场，没有经济增长点，被迫“反潮流”，建立裕廊工业园，敞开大门，欢迎外资进来。在新加坡成功进入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行列后，新加坡的领袖们继续念念不忘新加坡作为小国，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周边环境变化的影响，随时都在注意着可能发生的危机。这种超前意识不是来自于拍脑袋的，吓人的理论体系，而是来自于寻找在现有系统中能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错中找正确的方向，逐步走出一条管治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
（2）文化背景。新加坡78%是华人，18%马来人，3%印度人，还有1%为欧洲和其他人种。建国初期的种族冲突，使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吸取了教训，非常重视各族群之间的协商和和谐。李光耀至今都对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以英语，而不是某一族群的语言作为工作语言，深感骄傲。不以多数压少数，不以大族群压小族群，形成了新加坡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重视参与性，重视共识的传统。
（3）公共部门。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廉洁，是世界各国有目共睹的。但在各部门的日常工作能力的后面，还有着各部门领导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有高层领导能事前思考，反复思考和换位思考的革新能力。依靠这三种能力的结合，新加坡公共部门，不仅有责任心去有效地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而且有责任心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去发展新的设计，新的政策，新的平台，及时推出社会所需要的新的服务。
（4）人力资源。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一贯非常重视人力资源。一是从建国之初，就设立了各种奖学金制度，从小学开始，就跟踪培养有潜力的学生。二是广泛从世界各国吸收人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EDB）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有派出机构，招徕人才。三是重视培训，提高现有各级员工的工作素质。四是重视下一代领袖人物的培养。新加坡政府高级雇员的薪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这一
会议邀请了两国三地的新加坡政治研究专家。所谓两国，是指中国和新加坡；所谓三地，是指中国内地、中国澳门和岛国狮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他认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同时实现了高效、廉洁，其经验值得而且便于中国借鉴。最近几年，深圳等地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要召开的背景之下，深圳市政府派几百名官员前往新加坡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召开此次学术会议，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教授、深圳大学副校长阮双琛教授、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处长王斌伟博士、深圳大学科研处处长李学金教授出席了开幕式。上述领导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一致肯定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肯定了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政治的研究，肯定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对于中国特别是深圳的借鉴作用。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教授专门接见了吕元礼教授，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领导也转达了冷溶教授对此书的评价：“开卷有益，南天有道”，承诺将此书送进中南海。
与会代表有：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李路曲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庄礼伟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孙景峰教授、贵州大学法学院卢正涛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邹平学教授、深圳大学社科部曹天禄教授和范晓军教授、深圳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汪永成博士、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和副所长张定淮教授、吕元礼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涛教授、唐娟博士、谭功荣博士、陈家喜博士。上述代表或者是长期研究新加坡政治并著述颇丰的学者，或者是对新加坡有深入了解并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会议围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展开研讨。其具体形式包括专题发言、专家点评和自由讨论。这里，我们按发言的先后次序对专题发言内容介绍如下：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教授以“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织发展趋势”为题发言如下：
全球化、信息化给人民行动党提出了挑战，如“两党”政治对一党独大的挑战、民主浪潮对权威体制的挑战、西方文明对东方特色的挑战和前喻文化对后喻文化的挑战（后喻文化是指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一般出现在农业社会；同喻文化是指同代人之间互相影响的文化，一般出现在工业社会；前喻文化是指由于社会、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文化的传递不再主要是从长辈到晚辈，而往往是从晚辈到长辈，一般出现在信息时代。新加坡当然属于信息化社会。但是，东方农业文明的底色，又使得其组织体制较之美国等西方社会相对多一些后喻文化的特征。李光耀认为“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为了迎接挑战，人民行动党强调与时并进，不断更新。其发展趋势如下：
一、组织形象：从庄严郑重形象到青春时髦
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现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年长一代的国人出现了距离，而且还会继续迅速转变。在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后的回家途中，年龄介于十来岁和20多岁的孩子们告诉父亲李显龙自己对这次群众大会的看法：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献的方法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与此同时，李显龙也从其他年轻人的口里听到相同的批评。李显龙说，这不单是针对行动党的群众大会，也针对党如何向群众传达信息，以及号召支持者参与我们的活动。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指示一个由新议员组成的小组出点子，以改善党组织与年轻一代的联系，并提出新鲜的计划，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这个由新议员组成的小组自称P65小组（Post65，意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12位独立后出世的新进国会议员从2006年10月开始在网上的博客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周遭事务的看法。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留言的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人民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一。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倡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需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形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例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二、组织活动：从严肃刻板到轻松活泼
组织活动具体是指组织开展活动的方法、形式。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从革命斗争中诞生而怀抱使命的政党，其活动方式往往比较严肃。为了适应年轻一代的需求，该党致力于让过去过于严肃、刻板的活动方式变得更为轻松、鲜活起来。以前，人民行动党每临重大活动，都穿着象征纯洁、廉洁的白衣白裤，是为党服。但是，在有人质疑这种装扮是否过于呆板后，该党在重大活动时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红色的马甲，以便在严肃中透露活泼。2004年10月的某个晚上，人民行动党在新达城设千人宴庆祝建党50周年，干部和党员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党服，改穿庄重又不失轻松的便装出席，让人感到还真不像是去参加这个执政党的聚会。人们评论说，这个严肃了50年的政党，现在放轻松了。就连晚宴上的八道菜，都拿来玩文字游戏，力求贴近民众。例如菜单上的爆虾球，取名为“环球竞争，历经考验”；红烧鸡丝翅称为“政治清廉，有福共享”；五香脆皮鸡叫着“杜绝禽流，有鸡可吃”；蟹肉扒津白卷因螃蟹横行，巧妙地取名为“各族互信，打恐防恐”；飘香荷叶饭形象地称为“政策扭转，保住饭碗”；红豆沙汤圆也有个名堂叫“全力以赴，抗沙成功”。而党员喝的中国茶，也不忘提醒“交棒接班，饮水思源”。
新一代的行动党领袖为了进一步接近年轻一代，近些年来也打破多年来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厅办起政党的庆典。李显龙总理和一些年轻部长、议员、年轻党员在舞池内“难得摇滚”的场面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李显龙在行动党的创党50周年舞会上说：“行动党虽是个严肃的政党，却没食古不化，党员也都懂得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三、组织沟通：从单向下行到双向互动
组织沟通是指组织内外的信息沟通。过去，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内部沟通较多采用单向下行的沟通，如上级向下级布置工作、传达指示；现在，则更为注重双向互动的沟通，如设立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成员有188名，他们来自84个支部，每个支部有2名代表，而每个行青团和妇女组也各委派10名党员参加。论坛顾问由两名党委派的国会议员担任。论坛主席和10名论坛成员则成立联合论坛理事会，负责拟定议题和主持论坛的活动，任期1年。
设立行动党政策论坛的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在行动党政策论坛中，普通党员能指出“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而党中央则记下他们所反映的意见，进行决策。例如，假设人力部长说失业率已经下降，但帮助议员接见选民的普通党员却提出在接见选民时还有人来要求帮忙找工作的情况，这说明就业机会虽然增多，但是，人们对工作感到不满意。因此，政府就提出就业奖励花红，以鼓励人们积极找工作，甚至接受较低的薪金。人民行动党的政策论坛成立后，基层党员可以主动针对政策向党领导层提出建议和批评。这个论坛将成为党领导层和党员之间的桥梁，透过由下而上的回馈，让彼此进行双向的咨询与沟通。行动党也希望通过这个论坛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层和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之间的联系。
行动党政策论坛所举办的工作坊兼对话会，普通党员所提问题和意见往往直截了当，十分尖锐，颠覆了人们印象中党员们都是“政治正确”的观念。例如，在一个讨论会上，当协调员问到“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你的议员表现杰出”的问题时，在场的80人当中，只有大约十来个人举手。一位与会者指出，议员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出席选区活动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是好莱坞偶像。他说：“他们应该为民服务，但这个角色好像对调了似的。有时，我想议员们是否觉得，他们能抽空出席活动是我们的荣幸。”另一名与会者则说，一些议员“只有在大选时才出现”，导致居民觉得他们不够诚恳。还有人说，党风自上而下，令人们感到不自在。毕竟他们也是党的代表。
行动党政策论坛的对话会上，针对有人提出的“党员之间是否有任何政治言论界限”的问题时，行动党第二助理秘书长张志贤的回答说：“行动党政策论坛不应该有任何政治言论界限。我们可以讨论任何课题，毕竟大家都是党员。”他也明白纪律与创意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并告诉党员们应该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勇于自我批判，不然，大家将无法进步。同时，在论坛中的闭门讨论会上的坦率讨论，可以消除误解。但是，他也指出，任何批评必须是建设性的。他说，通过设立论坛，普通党员的意见有利于行动党正确拟订大选党纲，普通党员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比以前增强。
四、组织任用：从上级委任到竞争选举
组织任用是指组织领导干部的任命、使用，简单地说，也就是组织职位的安排。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民主化潮流，人民行动党对于一些领导职位或领导人的任用也从过去的主要实行上级委任转变为渐进推行竞争选举。例如，人民行动党总部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980年，宗旨是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党务运作的决议。总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前都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为了配合党的自我更新，减少由上而下，增加由下而上的工作程序，2004年7月3日，人民行动党第一次通过投票选举两名总部执委，即5个选区的60名选定党员凝合在一起，推选出两名总部执委。其余总部执委则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候选人都进行了5分钟左右的竞选演讲。60名参与这次投票的党员，都是各分区选派出来的代表。他们在当年较早时分别在5个分区当选为区委。过后，每个分区从当选区委中选派两名竞逐总部执委。候选人共有10名。总部执行委员会秘书黄永宏医生说，这次选举是行动党史上另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巨大里程碑。新当选为总部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素清说：“应使党的内部改革程序合理化。我憧憬党干部不只能入选总部执委，也能有机会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2006年，人民行动党再一次投票选举了两名总部执委。
渐进推行竞争选举还表现为选举产生区部委员会。行动党是按照目前新加坡五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各自管辖的范围，把全国84个选区的支部分别划入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和中区五个分区。每个分区都有一个区部委员会。以前，行动党五个区委会的委员全都是受委任的。随着总部执委选举制度的推行，区委委员也随之引入竞争性选举。各支部须从50至90个党员中选出代表竞逐区委职位，目的是促使党内决策更为民主与透明。由于担任各支部或区部主席的国会议员或部长都不会参与党基层选举的事务，所以，各支部的秘书将负起组织选举的工作。每个支部一般将由基层提名4名党员参加区部选举。每个区部通过基层党员选举，选出10人进入区委会。各个区委会还有另外两名委员分别来自行动党青年团和妇女团。它们也将通过内部选举，各选出一人进入区委会。因此，每个区委会的当选委员总共是12名。基于区部委员会的选举是行动党内部的事务，5个分区属下的支部在筹备选举的过程中一般都非常低调。尽管获提名的党员可以在区内展开拉票，但是，目前还未听闻基层出现这样的竞选活动。行动党东北分区的区部委员会主席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张有福受访时说，行动党通过直选方式选出五个区委会的委员，是一个进步，也反映了新加坡政党政治体制日趋成熟。
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发展趋势体现了如下原则：
一是天道原则，即坚守价值永恒的天理，如“为人民而行动”的组织宗旨、任人唯贤的组织原则和诚实正直的组织文化等永恒不变，其目的是要“立党基”。
二是人道原则，即顺应世俗社会的人心，如该党强调顺应民主要求进行组织体制的改革，顺应青年心理打造时髦组织形象等，其目的是要“得民心”。
三是地道原则，即立足现实时空的实地，在进行组织更新的时候注重脚踏实地、与时并进，其目的是要“造远景”。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孙景峰教授以“从部长加薪辩论透视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向”为题发言如下：
“高薪养廉”与“高薪养贤”是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为保持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和运行高效所制定并延续的独特且有效的既定政策。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党和民众不同程度的反对，但是，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却认为，“我们的薪金政策是确保新加坡继续拥有一个好政府；继续拥有诚实能干的领导人的关键策略”。继1994年和2000年两次大幅度提高部长及公务员薪金之后，2007年4月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超级公务员及部长的年薪平均增加25%，其中部长和属于高级常任秘书等级的超级公务员年薪的增幅达到33%，总统的年薪达到319万元，总理的年薪达到309万元，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的年薪达到304万元。这一决定前后，在新加坡国内各个层面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国会内部，对此课题进行了三天辩论，不仅反对党议员对此政策大加抨击，一些行动党议员也颇有微词；在市井层面，不同声音也不绝于耳。这场辩论是李显龙出任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掌门人以后的第一次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充分发表了对加薪决策的立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加坡今后的政治发展动向。
一、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更加注重政治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更新
人民行动党自执政以来一直奉行精英政治的治国理念，十分注重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民事服务部门，重视对政治人才尤其是“最高阶层”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培养，建立了“好领袖”当政的“好人政府”与“精英政治”，这对于保持新加坡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李光耀曾指出：“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选来担任。他们必须具有最好的素质，也就是廉洁的作风，献身的精神，领导国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办事的能力，并顺利地实现了政治领导层的自我更新。”“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他们德才兼备。正是有了他们，我国才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使新加坡成为南亚出类拔萃的地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功人士表示对从政毫无兴趣，使得优秀政治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一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消闲时间与私生活。他们知道，一旦成为国会议员，为了与民打成一片，他们不得不参与各种选区活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消闲时间。二来新加坡一片繁荣安定，人们也少了出来从政的那股冲劲”。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增长，政界以外的各类组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私人企业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而不断提高薪金，与此相对应，政治人才的流失与缺乏现象就日益突出，这对于奉行精英政治的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来说，不仅会直接导致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下降，也无疑成为人民行动党难解的心头重压。
在此次加薪的辩论中，主管公共服务的国防部长张志贤对公务员的流失状况有一个估算：“公务员的整体辞职率已从前年的4.8%增至2006年的5.7%，辞职者包括律师、会计师和管理执行级官员。当中，各部门具有大学学历的管理执行级官员的辞职率从前年的7.4%增至去年的10.6%，而内政团队的初级人员今年（2007年）1月和2月的辞职率同比高出40%，而入门等级（entry level grade）官员的流失率最为严重，高达25%。”针对公务人员流失的现象，张志贤认为，必须在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之前行动。身为雇主，政府必须迅速且果断地做出反应，以保持竞争力并缩小工资差距，否则我们所需的有才干人才会被耗尽，为民众服务的水平也会下降。
人民行动党坚信，“从过去20年的经验来看，支付适当的工资来吸引人才的机制已奏效，因为这让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高效率”。为了保持国家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优秀政治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更新。李显龙在国会辩论时坦言，这次加薪之所以这么急忙推出，是因为如果再等一两年，肯定会流失一两批人才，以致会削弱国家领导人的阵营和政府能力。他认为，物色未来总理是当务之急。当有议员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刚刚在两个月前宣布调高消费税率，此次加薪时机欠妥时，张志贤反驳说，此次加薪“政府其实已等了六年，如果再拖，情况将会更糟。因为公务服务流失大量人才，长远来说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利”。
只有有了好的领袖和管理者，才能为新加坡今后的发展奠定政治基础。基于此，李显龙表示：“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能干的决策者和好的政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断地引进高素质的人才。理想的政治领袖必须德才双修，才干非常重要，为社会奉献的精神更重要，他们必须尽心尽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有了这样的领导人，政府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会为新加坡创造非凡的成就。”可以看出，未来新加坡仍将不断物色更多“造雨人”，以确保国家继续生存。
二、“高薪”的功能开始由从“养廉”到“抢贤”转变
人民行动党领导人认为，低薪不足以养廉，如果绝大多数官员生活在贫困中，要禁绝贪污是很难的。与其让官员们通过不法途径获取钱财，不如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要吸引精英人才到政府工作，仅让他们有成就感还不够，还应让他们在经济上也得到实惠。李光耀曾对印尼前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其身份和地位。”新加坡政府历来主张“公务员的薪酬必须和他们职务相称”，强调用“接近市场价格”的办法适时调整公职人员的工资，以使公职人员“不必贪”即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高薪养廉”确实在保持新加坡政府的廉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廉洁指数位居世界前列。在新加坡的国家建设进程中，与政治人才的流失与缺乏相比，公务员的队伍廉洁问题显得退居其次。从这次部长加薪辩论可以看出，“高薪”的功能开始由从“养廉”到“抢贤”转变。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实行“高薪养廉、厚禄养贤”的政策，其实质是“根据市场的做法”而建立的“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薪金制度。这种政策不仅提高了公务员的待遇，更重要的是净化了政府的运行环境，提高了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从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金是新加坡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条件，如果没有政府所需的有才干的人，将会造成政府整体水平的下降。正是有了以适当工资吸引人才的机制，才使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有效率。”“拿高薪不是件害羞的事，只要你有这个分量，你就应该拿这个薪水”。“我们已经过了高薪养廉的时代，现在其实是高薪抢贤的新时代”。“高薪抢贤”标志着未来新加坡人才政策更加务实和灵活。
注重用高薪吸引优秀人才从政。“金钱上的报酬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吸引人们加入公共服务的主要动力。我们不希望人民为了薪金而加入，但是也不希望薪金成为他们不加入或离开的理由”。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加坡民众对公共服务要求也不断提高，这也成为新加坡吸引优秀人才从政的一个方面。如今新加坡民众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更踊跃地发表看法，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明显提高。因此，公共服务部门也必须仔细聆听和了解民众的要求，集思广益以不断改进服务。张志贤认为，公共服务部门改进服务的关键在于拥有足够的人才，他们也必须持有正确的价值观，对公共服务充满热忱。而国家也需要有英明的领导人来推动公共服务及集合全体的力量去落实各项政策。他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支付官员具有竞争力的工资，为他们提供发展和培训机会，使他们能为所服务的机构倾注全力，作出更大贡献。”
对新加坡来说，如果只有一流的公务员，却没有一流的部长是不够的。“现在各部门和部长的工作量已经增加，如果还以当年的方式去管理，新加坡必定落在世界后头。”李显龙指出，我们有能干的公务员，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能干的部长。如果公务员能干，部长无能，我们依然办不了事情。关于培养什么样的部长，李显龙也指出，新加坡要的不仅是能干的部长，还要一些能够献身国家，愿意为民服务，让人民信得过的部长。他们必须有建设国家的责任感，服务与回馈社会的心愿，坚持为新加坡而奋斗。换句话说，新加坡要的不是随波逐流的人，而是能够留下烙印的人。与此同时，李显龙指出，新加坡不应该有70岁的总理，这就是政府积极物色30多岁至40多岁的年轻人，拥有强大阵容内阁的原因。我们必须引进最佳的人才组成领导班子，以证明新加坡的成功能延续到未来。可见，李显龙继承了李光耀的培养青年精英完成人民行动党的自我延续的思想，已经开始物色高级政治人才，为最终领导权平稳交接奠定基础。
三、政府的决策逐渐透明化与公开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依据新加坡的现实国情，逐步构建了威权体制。这种体制对于实现种族和睦、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行动党实行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控制，而这种控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是以个人自由换取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无疑是公民所盼望的结果，降低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因为威权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参与程度较低，威权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与高度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建立在威权主义体制基础上的人民行动党及政府政策的制定权主要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更多地强调政策制定的效果而不拘泥于民主的形式。政治精英垄断决策权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及时果断地作出决策，并推动政策的执行。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不高，势必导致决策的“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但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特殊国家来说，这种做法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近年来，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制定政策时更注意吸收普通民众的意见。半官方、半民间性的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人民协会等组织，可以把最下层的群众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决策层中，各种地方社团组织的领导人被邀请共同商讨，为制定地方政策提供决策依据，这就既加强了社会基层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与公开化。
随着新加坡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民主浪潮的冲击，新加坡民众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常常利用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政府也更加注重政策制定的民主形式。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也常常采取辩论的方式，体现决策的透明化与公开化，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阻力。这场部长加薪辩论更使得这一趋势明朗化。
在国会内部长加薪的辩论中，反对党议员坚持反对立场是很正常的。因为“高薪”一直是反对党指责行动党的话题。早在1994年加薪时，国民团结党的《铁锤报》就发表文章《利字当头的统治哲学》，指出：“像这样可说破世界纪录的部长加薪措施，应该认真地征求民意，更负责任的做法是进行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来决定应否加薪和加薪的幅度，因为你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世界哪有雇员自己决定加薪而且还不需要征求老板的意见的。”连人民行动党议员也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异议。“多名议员过去三天参加辩论时，也对部长及超级公务员加薪的课题意见纷呈，反对党议员更如预料般提出各种理由，说明为何部长不应漠视一般工人平均仅赚2000多元月薪的现实，再拉大收入差距”。
在辩论中，著名的反对党领袖刘程强就拿出联合国所公布的资料说，在国际清廉国家排名榜上列在新加坡前头的芬兰、瑞士及丹麦的部长，薪金都远比新加坡的部长低，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都优于新加坡。结果招致李光耀的反驳，两人来回辩论了几个回合。詹时中则揶揄道，新加坡部长所领取的薪金在世界名列前茅，足以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他认为，一个国家即使有付给部长高薪的能力，并不说明他们就应该要求领取高薪。非选区议员、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反对调整部长及超级公务员薪金指标，认为这是最终会违反国家利益的决定。她说，领取高薪的部长可能逐渐失去对人民的同情之心，无法同人民保持共同理想和目标，日后无法号召国人为国牺牲和奉献。
行动党议员殷吉星虽然支持部长加薪，但反对根据私人企业界的薪金标准来决定给予部长和超级公务员多少加薪。他认为，要是政府真的要利用一个标准，应当与其他相同发展国家的部长和官员的收入相提并论，包括他们在任期内和任期后所获得的额外利益。哈莉玛则认为，必须不断检讨和重新设计工作，让所有公务员都有机会享有高额花红和工资增长。不要忘记工资最低的公务员――日薪工友。林谋泉则声称，他虽支持公务员薪金应该能够与市场竞争，但是他却对高级公务员领取高薪有所保留，他不认为公务员的流失与工资不足有直接关系，如果有人因为无法承受加入民事服务所面对的薪金损失，那就应该让他们留在私人企业，以另一种形式为国家作出贡献。
李显龙坦言，部长薪金永远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因为这是牵动人心的情绪化问题。他坚信政府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是走对了方向，而他个人也是捍卫这项政策的。此外，张志贤在针对有的议员就部长加薪提出的“部长薪金越高，道德权威越低”的质疑时，强调部长领的是洁净的薪金，政治领导人除了领取已公开的薪金，并没有获得其他隐藏起来的利益。他还对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觉得国会辩论部长薪金是在浪费时间感到失望。他表示政府决定在国会辩论部长薪金，就是为了确保整个过程具有透明度。因此尽管一些人对如此公开辩论感到不自在，然而进行这样的辩论是有必要的。正如李显龙所说，我国决定把部长薪金摊开来辩论，以开放、坦诚及透明的方式讨论这个课题，没有向人民隐瞒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新加坡政府的确“开明”了很多，而新加坡政府的决策也正在从“幕后”走向“前台”。
人民行动党决策的日趋透明化和公开化也显现出了其务实与未雨绸缪的政治取向，主动地在公开透明的舆论背景下作出决策，又使得新加坡政府运作过程中因公共政策失误而转嫁国民的隐蔽性成本非常少，且这一转变具有可控性――其路径选择、进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动党的控制之下，这就使新加坡政府的决策的透明化、公开化具备了重要前提。
四、公务人员的廉洁及责任被更加强调
新加坡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进而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说靠的是有一个好政府及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李光耀曾对官员们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就要保持廉洁和奉献，要想挣钱就去经商。他不仅要求属下大公无私，反对任人唯亲，而且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为政清廉方面发挥模范作用。他的口号是“正人正己，孰敢不正”。因此，必须是能维护自身廉洁的人，同时必须是有卓越才能又有献身精神的人才可以在新加坡当官。为了造就这样的人，新加坡领导人非常重视道德素养的培养，经常进行忠国爱民、遵纪守法、廉洁清正的教育，努力造成一种良好的官场风气。对此，新加坡设有公务员培训中心和公务员学院，负责对公务员进行为政清廉、遵纪守法的系统教育，牢固树立防止贪污贿赂的思想防线。
新加坡也注重对各级公务人员的严格管理。新加坡政府认为，人都有违法的可能，要管理好社会、建立廉洁政府，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制并在严格执行法制的过程中努力减少产生腐败行为的机会。
公务员是否享有“铁饭碗”，也是这次国会辩论的一个焦点。张志贤反驳“公务员是铁饭碗”的说法。他说，公务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估，表现优异的公务员可以获得更高的表现花红，若是表现太差，将被责令离职。以属于公务员精英的行政官员为例，在民事服务的195名行政官员当中，2006年有8名表现低于预期，其中6人所获得的是低于基本水平的花红，表现将受到监视。另2人并没有获得任何花红，已经离开民事服务部门。政府将主要以表现奖励基金的方式，将增加的薪金派发给表现良好的公务员。表现越好的公务员，将获得更高的奖励金。
高级公务员担负着重要职责，直接影响民事服务的管理和水平。高级公务员的职位也不是永久性的。张志贤解释说，所有的公务员都必须在严格的评估制度下受到评估。除了顶头上司的评估之外，其他部门的主管也会评估公务员的表现，并且比较了同样级别的公务员表现之后，进行排名和评估。“作为上司，我们让下属知道他们的优点根本不难，但是要让下属知道他们的弱点就成问题了。当某个公务员认为他的表现理想，但没有得到表现花红时，必会感到非常惊讶”。
在部长加薪辩论中，几乎所有的议员都认为政府必须支付具有竞争性的薪金给公务员，把个人表现和薪金挂钩。张志贤表示，随着民事服务推出各种表现花红、设立更多的升级等级，将更好地管理人才。公共服务署也将加强民事服务人员的管理，让主管能更有效地指导其他官员。给公务员高薪正是人民行动党的一种新策略，通过加薪进一步提升公务员的廉洁和责任意识，从而提高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并获得支持。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以“考察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的三个定位”为题发言如下：
（1）定位历史。执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决定的，例如，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上台很大程度是受英文教育与受华文教育者联合行动的结果，而受华文教育者往往是“亲共人士”，因此，人民行动党的组织方式继承了共产党的一套做法。
（2）定位地区。把新加坡的政治放在东南亚来考察，人民行动党是组织最严密、最有动员力的政党。“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在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适应了国际趋势。
（3）定位社会。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东方社会，其对中国具有更为便捷的借鉴作用。新加坡的主要做法是：首先，对社会进行严密的控制，尤其是新闻传媒；其次，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再次，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总之，新加坡的经验就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贵州大学法学院卢正涛教授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两点启示”为题发言如下：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长达四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然而，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岛国，只有一级政府；它处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大马来人国家之间，国内的种族关系又总是与邻国的关系牵连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新加坡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较大，一有风吹草动，新加坡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环境积累起的执政经验对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有多大的借鉴作用呢？这很令人怀疑。我们以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但它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两点有益的启示。
一、把维护政府的道德基础作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对执政党威胁最大的是政府的缺陷，而政府的缺陷就在于失去民众的信任。人民行动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执政初期就意识到保持民众信任的重要性。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李光耀这样说道：“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新加坡]李光耀著：《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显然，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少地狭、自然资源匮乏的新国家，人民行动党为了能够继续执政下去而不是乞求再回到马来西亚去，就必须励精图治，带领新加坡人走出独立时的困境，踏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以良好的业绩回报人民的信任。舍此别无他途。
要赢得或保持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应做到三件事：廉洁、负责任的人掌管政府、为民谋福利。1959年，李光耀在当上总理后就召集家人宣布：从今以后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照顾，他们应该完全像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英]亚历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96页。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推动新加坡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腐败乃“政治之癌”，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行为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它不但败坏了政府的声誉，使政府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且瓦解了政府存在的道德基础，使民众不再相信这个政府。经过努力，人民行动党树立起政府绝不姑息、纵容腐败分子的清廉形象。政府官员拒绝腐败、依法办事，社会就不存在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风气就非常好。新加坡人从政府的实际行动中体会到人民行动党是值得信赖的。
政府要赢得人民的信任，必须要有所作为；而政府要有所作为，又得有不谋私利、精明能干的官员。一个充斥着庸才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举并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新加坡才能保持廉洁诚实”[新加坡]李光耀著：《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即是说，人民行动党选拔诚实而又能干的人担任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保持政府的诚实和高效率。只有这样的人掌管政府，政府才能吸引着更多诚实守信、精明能干的人，整个社会才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
政府不仅要清廉和高效率，而且必须能够制定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并迅速加以实施，这是维护政府道德基础的关键举措。早在1960年李光耀就说：“新加坡政府必须照顾全体的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话，也得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人民行动党明确提出根据全体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原则来制定公共政策，并加以执行。为此，新加坡政府先后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工业化、国际化等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在教育上采取了向马来人倾斜的政策，努力改善马来人的生活地位。为了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改善了人民居住条件，这一系列政策的执行，使得人民获益匪浅。
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历程表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政府及其官员清正廉洁而有作为，人民就会勤奋、努力工作，如果政府及其官员贪污腐化，每一个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空子，结果，再好的、规定再严密的制度都会漏洞百出，都不会为人们所尊崇。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体现着制度的实际价值，它引导人们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认同了制度的价值，自觉地控制自己那种不符合制度价值的欲望、求得内心的平衡时，这样的制度才是运转良好的。
二、按照现代政治建设要求推进政府建设和执政党建设
宪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通过宪法来治理国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现代国家普遍采纳了行宪这一形式以宣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发展中国家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一套政治制度形式，如果不加任何修改或者调整，未必适应该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因此，按照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要求首先意味着根据本国国情对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重大调整，使之能够有效驾驭该国的发展要求。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后，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重大修改，它利用执政的机会逮捕反对党议员或迫使其辞职，截断反对党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使反对党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而得不到发展，推行集选区制度等，使新加坡国会的民主表达功能无法发挥出来。通过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新加坡造就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须指出的是，人民行动党对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是符合新加坡的国情的。人民行动党刚执政的时候，新加坡在经济上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任务。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经济的发展是执政当局必然的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使权力集中。倘若维持原有的运行机制，那么，各种基于传统利益格局的势力就会以“民主”等为借口，为了争权夺利而不停地争斗，结果，发展这样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任务却无人顾及。
按照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意味着，执政党为了适应政府制度（广义上的政府）发展的需要依靠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策。从法理上来说，只有政府才能对社会及公民进行管理，其他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在内都不能直接对社会及公民行使管理之权。人民行动党从执政初期开始就弱化政府之外的党组织的决策功能，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进入政府的党的领导干部以国家的名义且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实现党的决策与国家决策的统一。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决策是由进入政府的党的领导来作出还是由政府的党的领导与政府外党组织的领导联合作出，而是在于决策的执行主要是依靠政府还是党的组织。人民行动党有关新加坡国家和社会的决策是完全借助于政府来执行的，这就使该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完善政府制度上来：人民行动党下大力推进政府制度的建设。通过政府制度的完善带动执政党的建设，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制度的发展所致。英国是这样，美国也如此。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凡是背离政府制度发展方向来搞执政党建设的，没有不遭到失败的。
通过完善政府制度带动执政党的建设，意味着执政党选拔党的领导干部与吸收党员是不同的。吸收党员的条件相对较低，只要认同党的纲领，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愿意履行党员的义务即可。而选拔党的领导干部则不同。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干部可能是政府官员，也可能是政府的后备官员。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而言，他们不仅要承担普通党员所应尽的义务，而且要有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公共责任心，并且要通过法定程序获得人民的认可。人民行动党在成立初期就转变为一个“干部党”。从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的做法看，党的领导干部，就是那些坚定地支持党的领导、在人民中享有声誉并得到人民支持的党的骨干。虽然人民行动党将党员区分为普通党员与正式干部等做法未必值得效仿，但根据政府制度发展的要求选拔党领导干部是值得肯定的。唯有获得人民授权的党员成为党的领导干部，执政党才不至于因为失去民众的信任而丧失执政地位。
通过完善政府制度带动执政党的建设，意味着执政党必须按照执政要求即保持党的执政地位选拔接班人，将现行的制度延续下去。对此，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1967年4月，李光耀明确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面临这个接班问题，除非你希望长期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否则，你们就必须创造一个自我延续――不是自我永存，而是自我延续――的权力结构。这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后辈将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服务大众。”凌翔等著：《李光耀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李光耀还认为，不能指定接班人，否则就会给阿谀奉承之辈以机会，真正有才干之人就会流向反对党，“如果我们没有挑选最能干和最肯献身的人才，如果我们只让我们喜欢的人或随波逐流的人充满国会，我们一定会失败”。[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页。怎样才能防止阿谀奉承之辈充斥政府甚至成为接班人呢？人民行动党的做法是，将相中的候选人放到民众中去接受选民的挑选。如果得不到选民的认可，那这样的人是不能被确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得不到选民信任的人，怎么能够为执政党赢得民众的支持呢？唯有经过严格考核且能为选民支持的人，才是执政党需要的人，才能被纳入到人民行动党后备人才库中，放到政治实践中加以培养。只有如此，人民行动党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不断赢得人民的信任，这是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长期执政的奥秘所在，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留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浦劬教授以“新加坡研究的方法问题”为主题发言如下：
第一，对于新加坡政治和执政党展开研究，除了直接经验概括和微观具体研究外，我们是否还需要对所研究的对象具有清楚的制度分析和宏观运行框架把握？应该说，对于新加坡政情的切实了解和经验描述，无疑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基础，现在看来，国内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这次吕元礼教授的研究和成果出版，更为深入细致地描述、分析和阐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实践及其效果，成果令人瞩目。与此同时，从深化学术研究着眼，我们是否还要看到，对于新加坡国情政情的理论抽象和定性分析，对于相关分析工具的准确选择建构，同样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认识前提。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治运行和执政行为是在宪政体制内进行的，还是在宪政体制外进行的？新加坡政治是法治逻辑主导的政治形态，还是政治权力逻辑主导的政治形态？新加坡政治体制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这一体制与其他国家政治体制有何相同之处和差异之处，由此确定新加坡治理模式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治理模式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可借鉴性与不可借鉴性。现在看来，这方面研究还有深化的空间，由此才能正确的检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第二，人们之所以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具有成功的经验，吕元礼教授将其概括为一党长期执政且保持活力和廉洁。我认为，这一概括很有价值，凸显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特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概括其实也内在地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初步看来，恐怕有两个问题可以考虑：第一个问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内在悖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这样的政党政治和政治体制被西方学者称为威权主义政治。按照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威权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和权力主体的强势统治，而权力高度集中和强势统治，势必造成政治腐败和衰败。可是，新加坡政治的实践经验，却悖逆着政治学的理论逻辑，使得相互排斥的政治价值即集权与效能、廉洁政治共生实现于同一政治体之中，这一悖论现象看起来简直类似于政治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是政治学理论有问题，还是新加坡的政治实践有问题，或者是我们对于新加坡政治和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的认识和概括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其执政绩效确实值得肯定，不过，按照已有研究成果的概括，这些绩效主要集中体现在活力和廉洁两个方面，这就提出了政治和执政的基本价值和衡量标准问题：从国家治理和党的执政来看，公共政治生活需要达成哪些价值？国家治理和政党执政的行为和效果，应该运用哪些价值标准来衡量？除了活力和廉洁之外，现代政治生活和执政党的执政目标中是否应该还有其他价值？换言之，是否还有其他价值或衡量标准如公民权利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等，对于新加坡政治和治理模式进行评估、衡量和分析？如果从这些价值尺度出发，对新加坡的治理应该如何评估和分析？这一问题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研究命题和内容。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和国家治理卓有成效，这样的国家治理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是威权体制性质，还是宪政法治性质。同时，我们是否还应该考虑、观察和分析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是一种过渡模式？还是一种理想模式，从时间和政治发展的维度上，从新加坡政治模式的来龙去脉纵深地动态地加以考察，以把握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具有阶段性和特定条件性的借鉴意义，还是具有长远性和普适性借鉴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以“新加坡的动态管治”为题发言如下：
管制（governance）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大到国家、城市、空间，小到企业、社区，具体到资源、交通、环境，无不在谈管治。和传统的管理（administration）相比，管治的概念，强调的是在当今的全球化环境中的，管治过程中所应具有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参与性（participation），透明度（transparency），形成共识（consensus），有效率（efficiency）和具有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的执政理念，管治能力，特别是动态的管治能力（dynamic governance），即它不仅具有上述管治过程所应有的所有主要要素，并且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动态的联系。
一、动态管治使新加坡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
新加坡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美金。但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同，新加坡在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后，仍然能继续长期地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90年代在较长的时期里，新加坡的GDP年增长保持在7%到8%。经过1997年的金融危机，2001年的美国的9・11事件，2003年的萨斯事件等的冲击，新加坡又很快恢复到较高的增长速度。2005年，2006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4%，7.9%，2007年预计为7.5%。不但远远高于其他的四个老东盟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而且远远高于其他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新加坡经济中正在不断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当前的现代休闲、娱乐、会展中心；生物科技、生物制药研发中心；以个人理财为主的东南亚金融中心；为中国、印度、海湾国家等新兴经济的起飞提供帮助的服务中心等。这些新的增长点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原有的电子、石油、化工等领先行业，带领新加坡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周期。
回过头来看，在每个增长点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政府所作的长期的工作准备。在领袖们看到各种可能性后，社会的发展共识是通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的反复中逐步形成的。比如说，对投资建设现代休闲中心，十多年前大部分新加坡人是反对的。十多年时间的代价所换取的，是从不同意见的抵触，转变为比较协调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动态管治是新加坡能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新的增长动力的根本原因。
二、动态管治的最新案例：对公积金制度的修正
近两个月来，在新加坡的政坛和媒体上讨论的热点：如何改进现有的公积金制度？可以看做是新加坡的动态管治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新加坡现有的公积金制度开始建立于1955年。这一制度的要点是：雇主缴纳雇员月工资的20%，雇员交纳自己工资的5%―20%（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整），存于雇员的CPF个人账户，用于退休，购房和医疗保险。退休金的多少由个人自己负责。雇员到55岁退休年龄后，可逐月提取退休金，取完为止。存于CPF的公积金由政府管理，利率随市场波动，政府保证不低于2.5%。
50年后，新加坡的经济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是个人的健康素质在改善，预期寿命在延长，按原有的个人负责体制，从个人的CPF户头取完退休金后，怎么办？二是老年人越来越多，新加坡65岁以上的老人，在1980年时是11.2万人，2005年时是29.1万人，2020年预计57.5万人；同时，新加坡的生育率持续下降，2006年为1.26（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26个小孩），全年新生婴儿3万人。2007年全年新加坡新增就业岗位预计20万人，社会失业率不足3%，以400万劳动力估算，不足12万。一方面就业岗位招不到人，另一方面，身体健康、适合工作的退休人员越来越多，但按原来的规定不能就业。三是新加坡的贫富差距在增大。收入最低和最高的2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1990―1997年为7.2%和8.8%，即基本同步，但在1997―2005年为0.3%和4.0%，收入低的家庭在过去八年中，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这些低收入者的CPF户头，在他们退休时，能否有足够的储蓄来保证他们的老年生活？
面对这种新的民生问题，新加坡政府提出建议修改现有的CPF制度：一是目前先延长退休年龄到62岁，到2012年再延长到65岁，最后到67岁；二是把可以开始提取公积金的年龄提高到62岁，同时给自愿延迟提取公积金者奖金；三是公积金中的第一个6万新币的年利率提高1%；四是另外建立长寿保险计划，凡是满55岁的公积金成员，每月都需要存入一笔钱进入长寿保险计划，这一保险能保证他在85岁以后，每个月能从这一保险中领取300新币。
这一建议由李显龙总理在2007年8月份公布，9月份在国会中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辩论，《海峡时报》等媒体对各种不同意见都作了详实的报道（The Straits Times，Sep。20 2007）。其中最激烈的意见是新的利率是否公正？新加坡的国家公司谈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年平均回报率分别为18%和8%，新加坡政府是否在把CPF作为自己的便宜的资金来源？9月29日《海峡时报》整版登摘了对新加坡财政部副部长的专访，部长说，政府需要钱可从市场发债券去借，每个专业人士都知道政府债券的市场利率要低于CPF的利率。29日和30日的海峡时报还整版专门报道了新加坡金融界专业人士的一些看法，其中既有如美国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没有风险的3.5%的年利率要比政府债券的利率好，市场上是很难找到有这样高的无风险利率的产品的，但也有人（如Mr Chris Firsh of dollar DEX）说，对长期投资来说，2.5%或3.5%的平均年利率是不够好的。
10月6日的《海峡时报》报道了李光耀先生在南洋理工大学的讲话，他警告说不能放松对经济繁荣中的黑暗面的警惕。新加坡是处在一个敏感的多事的地区，美国经济有可能下滑，引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可能，也不应承诺更高的无风险利率。CPF的无风险利率保证了每个CPF成员永远都不会亏损。如果有人认为他能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我们欢迎他取回钱去做自己的投资。
这天的报纸也报道了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部长谈话，他说，在政府提出这一方案后，许多新加坡人希望能把更多的钱存入他的CPF户头。据他了解，十分之九的新加坡人支持政府的方案，但“政府必须耐心，花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努力，去向有不同需求和不同感受的十分之一的人民作解释”。
三、新加坡的动态管治的主要支持要素
新加坡进行动态管治的客观条件是它是一个城市国家，468万人口集中在65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是相同的，获得的信息是相同的，和一个居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13亿人口的国家相比，比较容易达到共识（在城市层面上实现动态管治，可能会比在地区差异性大的国家层面上实行动态管治要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不应轻易忽视新加坡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所建立起的动态管治的支持要素：
（1）领袖们的超前意识。新加坡领袖们的超前意识、危机意识，是在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笔者曾有幸在新加坡的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手下工作。多次听他讲起，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意识，是“不平等贸易论”等左派思想，自主发展，进口替代是政策时髦。刚独立的新加坡没有工业，没有市场，没有经济增长点，被迫“反潮流”，建立裕廊工业园，敞开大门，欢迎外资进来。在新加坡成功进入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行列后，新加坡的领袖们继续念念不忘新加坡作为小国，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周边环境变化的影响，随时都在注意着可能发生的危机。这种超前意识不是来自于拍脑袋的，吓人的理论体系，而是来自于寻找在现有系统中能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错中找正确的方向，逐步走出一条管治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
（2）文化背景。新加坡78%是华人，18%马来人，3%印度人，还有1%为欧洲和其他人种。建国初期的种族冲突，使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吸取了教训，非常重视各族群之间的协商和和谐。李光耀至今都对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以英语，而不是某一族群的语言作为工作语言，深感骄傲。不以多数压少数，不以大族群压小族群，形成了新加坡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重视参与性，重视共识的传统。
（3）公共部门。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廉洁，是世界各国有目共睹的。但在各部门的日常工作能力的后面，还有着各部门领导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有高层领导能事前思考，反复思考和换位思考的革新能力。依靠这三种能力的结合，新加坡公共部门，不仅有责任心去有效地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而且有责任心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去发展新的设计，新的政策，新的平台，及时推出社会所需要的新的服务。
（4）人力资源。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一贯非常重视人力资源。一是从建国之初，就设立了各种奖学金制度，从小学开始，就跟踪培养有潜力的学生。二是广泛从世界各国吸收人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EDB）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有派出机构，招徕人才。三是重视培训，提高现有各级员工的工作素质。四是重视下一代领袖人物的培养。新加坡政府高级雇员的薪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