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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才、文化、制度：新加坡经验与中国之思
吕元礼 梅黎明
一、人才决定命运：新加坡经验诱发的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忧思
新加坡特别重视人才，奉行精英治国的理论。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国与国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由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所以，其所谓人才，天赋即基因在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说人才决定命运，一定意义是说基因决定命运。李光耀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素质，比教育和环境等因素的培养，更能决定他的能力表现。他相信遗传学家的如下结论：人类的智力主要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例如，通过观察同卵双生子的智商显示，即使在不同教育和文化水准的家庭里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他们的智商也都有高度的一致性。有人曾经研究过同卵双生的孪生子在出世时就分别送给属于不同社会、经济阶级不同的家庭抚养的情形，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环境不同，他们的表现却非常接近。有关研究者曾到处寻找年龄20到40岁的同卵双生的孪生子。他们在检测这些孪生子的词汇、习惯和对颜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恶爱憎之后所得的结论是：80%和天赋、遗传有关，另外20%和不同的环境、教养有关。这就是说，决定智商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后天环境，而是先天遗传。
李光耀早就预言中国将崛起，其第一根据是中国人聪明。他说，新加坡早年的华人都是从中国内地广东、福建去的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而中国内地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等的后代，那些人在中国内地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而中国人之所以聪明，是中国传统的生育状况遵循着一种优胜劣汰的模式。在传统中国，因为“文化和经济决定生育的模式――越富有代表越成功，这种人可以娶越多的妻室，生越多的子女，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李光耀说，如果某人是成功者的儿子，他自己往往也会很成功，所以很早就结婚，而且娶更多妻子，生更多小孩。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就曾描述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的情形。当时，成功的商人或朝廷命官，可以任意挑富商的女儿或最年轻貌美的村女，娶上六、七、八、九、十房的妻妾，子女成群。贫穷愚昧的劳工等于被阉割，像野生动物群落中居于弱势而遭到放逐的雄狮或公鹿，没有配偶，也没有机会传递基因。这样，就出现一个智力较高的人口群。中华传统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当然不适应当今的现实，但是，即使在一夫一妻制的范围之内，在如何实现优生方面也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韩福光等合著的《李光耀治国之钥》，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版，第176页。因此，当1969年新加坡堕胎法案在国会进行三读时，李光耀敏锐地提出了如下观点：评估新堕胎法和自愿绝育法的成效，有一项关键性的准则，就是它们是否有助于提高或降低新加坡人口的总体素质。
由此引发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忧思。中国目前的人口生长呈现出一种逆淘汰趋势。许多优秀的人才不生育或少生。据有关报道显示，近些年北京的人口是零增长，上海的人口是负增长。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两地的计划生育搞得好，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忧的是上述两地属于人才集中的地方，新增人口少，一定意义也就是优秀的人才出生少，长此以往，将会出现人口素质降低的情况。这将在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崛起和腾飞，影响中国自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对此，不能不加以正视，引起忧思。
二、文化制约命运：新加坡经验引发的对中国道德教育的深思
新加坡很强调继承文化传统。李光耀说：“所谓传统，是指一个民族铭记和保存祖先经验结晶的一种方法。”《总理吁国人新春勿玩火》，1988年2月6日《联合早报》。传统的由来“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相似，也就是在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中，适者生存”《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557页。传统之为传统，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久经磨炼和考验的价值观念制度的基础上”《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420页。
根据李光耀的上述观点，传统的意义可以归结为如下两方面：一方面，传统是一代又一代的无数前人的集体经验的积淀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传统的可靠性就要胜过少数天才的头脑，甚至于也要胜过一两代人的“革命性”创造。轻视传统，也就是轻视历史，轻视形成、绵延了这些传统的民众，甚至于也等于反民主。因为没有什么观念意见比传统所能代表的人数更为众多，所反映的民意更为广泛。轻率地抛弃传统，只能将自己归于愚昧；彻底地砸烂传统，只能使社会倒退到没有文化的荒蛮世界。另一方面，传统又是一次又一次的物竞天择的结果。它是经过了无数次试错考验之后适者生存的“战利品”。因此，传统不是人为而成，而是自然天成。从这一意义上说，传统与自然具有相似性。实际上，传统就是一种文化自然（相对于宇宙自然）。尊重自然，也就应该尊重文化传统；尊重传统，也就是在尊重文化的自然。历史的教训已经正告人们，片面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就难免干出“围湖造田”、“垦草造田”的蠢事，并最终遭到洪水泛滥、草原沙漠化等的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同样，片面强调“打碎”传统、抛弃传统，就难免演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的闹剧乃至悲剧，并最终走到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荒漠。今天，在吸取了与自然“交手”的惨痛教训之后，人们已经变片面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为尊重自然，亲和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此类推，在吸取了与传统对抗后的血的教训之后，人们也应该变片面强调“打碎”传统、抛弃传统为尊重传统，理解传统，从传统走向未来。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我本身有了这种体验，所以我很重视维护华族新加坡人的文化价值观。”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那些久经考验的、有力的核心价值观，李光耀十分重视家庭、节日、语言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载体对于传统的传承作用。他强调：“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转引自刘军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1版，第201页。
由此引发对中国道德教育的深思。目前，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寻找养料，获得生机。具体地说，从传统中吸收道德教育的养料，就必须将教育内容上升为哲学，使人道符合天道，是为天道原则；就必须让教育方式顺应乎人心，强调推己及人，是为人道原则；就必须将教育载体落实到家庭，因为孝悌是仁之本，家齐而后国治，是为地道原则。总而言之，是为“王教”。王者，三画而连其中者也。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三、制度改变命运：新加坡经验启发的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反思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道德水准之所以比较高，原因之一是因为该党早年存在着李光耀所指称的亲共派。他们与李光耀为首的非共派最终目标不一致，但其献身精神和清廉作风却给非共派留下深刻印象。为了能够经得住对方的攻击，非共派也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同时，李光耀也承认，他从所谓的亲共派那里学到了如何发动、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问题是，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其较高的道德水准，保持与群众的亲密联系，关键原因是该党面对竞争压力。如议员不好好干，就会落选；政党不好好干，就要垮台。
由此启发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反思。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中诞生的党，其意识形态和组织机制最适宜于危机和压力，在竞争中其实最具战斗力。所以，面对汶川地震、奥运会这种压力，其应对能力谁也比不过共产党。问题是，当地震过去，当奥运会过去，进入凡人小事、按部就班的生活，我们的一些党员、组织就容易松懈，容易腐化。所以，一党长期执政有没有前途，取决于能否从包括两党轮流执政在内的人类一切模式中吸收合理因素。就像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取决于能否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中吸收合理因素。《周易》中的六十四卦中开头两卦是乾和坤。这里，乾卦是六条连线，每条连线都代表阳，所以，乾卦意味着纯阳；坤卦是六条断线，每条断线都代表阴，所以，坤卦意味着纯阴。它表明，过程从简单的阴阳对立、奇偶对立开始。中间经过六十四卦的反复变化，或者说，经历了所有可能形式的矛盾，最后以既济和未济结束了整个行程。这结尾的两卦，从图象看，正好是开头两卦的交合错综，调和整合；或者说，是乾坤两卦各以己之所有，济彼之所无，各以己之所过，济彼之不及，从对立走向统一。北宋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有事物就会有对立，如民主与集中、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等，对立必然会导致相反的行为。有相反必然会产生仇恨，但仇恨必然通过互相融合、调和得到解决。最后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加坡的非选区议员制度，将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扮演反对党角色的做法，就是一种吸收两党轮流执政模式的合理因素的较为初步的尝试。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年代成立的，其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最能应对压力和竞争。目前，之所以少数党员和组织有所松懈，原因之一是因为缺乏压力和竞争。如果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引进压力、竞争（如差额选举，等等）机制，可以焕发党的活力，保持党的廉洁。毛泽东的思维是“社会主义就是好”，邓小平的思维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例如，市场经济是好的，就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吸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同样，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做主统一起来的出路是，不仅要强调“党的领导就是好”，从而坚持党的领导；而且要强调“好的就是党的领导”，从而改进党的领导。这样，“党的领导”才会是开放的模式，才有前途、出路。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
一、人才决定命运：新加坡经验诱发的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忧思
新加坡特别重视人才，奉行精英治国的理论。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国与国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由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所以，其所谓人才，天赋即基因在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说人才决定命运，一定意义是说基因决定命运。李光耀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素质，比教育和环境等因素的培养，更能决定他的能力表现。他相信遗传学家的如下结论：人类的智力主要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例如，通过观察同卵双生子的智商显示，即使在不同教育和文化水准的家庭里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他们的智商也都有高度的一致性。有人曾经研究过同卵双生的孪生子在出世时就分别送给属于不同社会、经济阶级不同的家庭抚养的情形，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环境不同，他们的表现却非常接近。有关研究者曾到处寻找年龄20到40岁的同卵双生的孪生子。他们在检测这些孪生子的词汇、习惯和对颜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恶爱憎之后所得的结论是：80%和天赋、遗传有关，另外20%和不同的环境、教养有关。这就是说，决定智商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后天环境，而是先天遗传。
李光耀早就预言中国将崛起，其第一根据是中国人聪明。他说，新加坡早年的华人都是从中国内地广东、福建去的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而中国内地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等的后代，那些人在中国内地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而中国人之所以聪明，是中国传统的生育状况遵循着一种优胜劣汰的模式。在传统中国，因为“文化和经济决定生育的模式――越富有代表越成功，这种人可以娶越多的妻室，生越多的子女，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李光耀说，如果某人是成功者的儿子，他自己往往也会很成功，所以很早就结婚，而且娶更多妻子，生更多小孩。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就曾描述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的情形。当时，成功的商人或朝廷命官，可以任意挑富商的女儿或最年轻貌美的村女，娶上六、七、八、九、十房的妻妾，子女成群。贫穷愚昧的劳工等于被阉割，像野生动物群落中居于弱势而遭到放逐的雄狮或公鹿，没有配偶，也没有机会传递基因。这样，就出现一个智力较高的人口群。中华传统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当然不适应当今的现实，但是，即使在一夫一妻制的范围之内，在如何实现优生方面也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韩福光等合著的《李光耀治国之钥》，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版，第176页。因此，当1969年新加坡堕胎法案在国会进行三读时，李光耀敏锐地提出了如下观点：评估新堕胎法和自愿绝育法的成效，有一项关键性的准则，就是它们是否有助于提高或降低新加坡人口的总体素质。
由此引发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忧思。中国目前的人口生长呈现出一种逆淘汰趋势。许多优秀的人才不生育或少生。据有关报道显示，近些年北京的人口是零增长，上海的人口是负增长。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两地的计划生育搞得好，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忧的是上述两地属于人才集中的地方，新增人口少，一定意义也就是优秀的人才出生少，长此以往，将会出现人口素质降低的情况。这将在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崛起和腾飞，影响中国自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对此，不能不加以正视，引起忧思。
二、文化制约命运：新加坡经验引发的对中国道德教育的深思
新加坡很强调继承文化传统。李光耀说：“所谓传统，是指一个民族铭记和保存祖先经验结晶的一种方法。”《总理吁国人新春勿玩火》，1988年2月6日《联合早报》。传统的由来“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相似，也就是在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中，适者生存”《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557页。传统之为传统，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久经磨炼和考验的价值观念制度的基础上”《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420页。
根据李光耀的上述观点，传统的意义可以归结为如下两方面：一方面，传统是一代又一代的无数前人的集体经验的积淀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传统的可靠性就要胜过少数天才的头脑，甚至于也要胜过一两代人的“革命性”创造。轻视传统，也就是轻视历史，轻视形成、绵延了这些传统的民众，甚至于也等于反民主。因为没有什么观念意见比传统所能代表的人数更为众多，所反映的民意更为广泛。轻率地抛弃传统，只能将自己归于愚昧；彻底地砸烂传统，只能使社会倒退到没有文化的荒蛮世界。另一方面，传统又是一次又一次的物竞天择的结果。它是经过了无数次试错考验之后适者生存的“战利品”。因此，传统不是人为而成，而是自然天成。从这一意义上说，传统与自然具有相似性。实际上，传统就是一种文化自然（相对于宇宙自然）。尊重自然，也就应该尊重文化传统；尊重传统，也就是在尊重文化的自然。历史的教训已经正告人们，片面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就难免干出“围湖造田”、“垦草造田”的蠢事，并最终遭到洪水泛滥、草原沙漠化等的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同样，片面强调“打碎”传统、抛弃传统，就难免演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的闹剧乃至悲剧，并最终走到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荒漠。今天，在吸取了与自然“交手”的惨痛教训之后，人们已经变片面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为尊重自然，亲和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此类推，在吸取了与传统对抗后的血的教训之后，人们也应该变片面强调“打碎”传统、抛弃传统为尊重传统，理解传统，从传统走向未来。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我本身有了这种体验，所以我很重视维护华族新加坡人的文化价值观。”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那些久经考验的、有力的核心价值观，李光耀十分重视家庭、节日、语言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载体对于传统的传承作用。他强调：“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转引自刘军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1版，第201页。
由此引发对中国道德教育的深思。目前，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寻找养料，获得生机。具体地说，从传统中吸收道德教育的养料，就必须将教育内容上升为哲学，使人道符合天道，是为天道原则；就必须让教育方式顺应乎人心，强调推己及人，是为人道原则；就必须将教育载体落实到家庭，因为孝悌是仁之本，家齐而后国治，是为地道原则。总而言之，是为“王教”。王者，三画而连其中者也。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三、制度改变命运：新加坡经验启发的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反思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道德水准之所以比较高，原因之一是因为该党早年存在着李光耀所指称的亲共派。他们与李光耀为首的非共派最终目标不一致，但其献身精神和清廉作风却给非共派留下深刻印象。为了能够经得住对方的攻击，非共派也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同时，李光耀也承认，他从所谓的亲共派那里学到了如何发动、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问题是，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其较高的道德水准，保持与群众的亲密联系，关键原因是该党面对竞争压力。如议员不好好干，就会落选；政党不好好干，就要垮台。
由此启发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反思。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中诞生的党，其意识形态和组织机制最适宜于危机和压力，在竞争中其实最具战斗力。所以，面对汶川地震、奥运会这种压力，其应对能力谁也比不过共产党。问题是，当地震过去，当奥运会过去，进入凡人小事、按部就班的生活，我们的一些党员、组织就容易松懈，容易腐化。所以，一党长期执政有没有前途，取决于能否从包括两党轮流执政在内的人类一切模式中吸收合理因素。就像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取决于能否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中吸收合理因素。《周易》中的六十四卦中开头两卦是乾和坤。这里，乾卦是六条连线，每条连线都代表阳，所以，乾卦意味着纯阳；坤卦是六条断线，每条断线都代表阴，所以，坤卦意味着纯阴。它表明，过程从简单的阴阳对立、奇偶对立开始。中间经过六十四卦的反复变化，或者说，经历了所有可能形式的矛盾，最后以既济和未济结束了整个行程。这结尾的两卦，从图象看，正好是开头两卦的交合错综，调和整合；或者说，是乾坤两卦各以己之所有，济彼之所无，各以己之所过，济彼之不及，从对立走向统一。北宋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有事物就会有对立，如民主与集中、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等，对立必然会导致相反的行为。有相反必然会产生仇恨，但仇恨必然通过互相融合、调和得到解决。最后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加坡的非选区议员制度，将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扮演反对党角色的做法，就是一种吸收两党轮流执政模式的合理因素的较为初步的尝试。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年代成立的，其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最能应对压力和竞争。目前，之所以少数党员和组织有所松懈，原因之一是因为缺乏压力和竞争。如果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引进压力、竞争（如差额选举，等等）机制，可以焕发党的活力，保持党的廉洁。毛泽东的思维是“社会主义就是好”，邓小平的思维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例如，市场经济是好的，就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吸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同样，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做主统一起来的出路是，不仅要强调“党的领导就是好”，从而坚持党的领导；而且要强调“好的就是党的领导”，从而改进党的领导。这样，“党的领导”才会是开放的模式，才有前途、出路。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