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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邓小平访新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形成的影响
孙景峰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最终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年和1978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的两年，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新加坡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中新两国建交前中国领导人首次访新。邓小平此次访新活动，也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的一个重大事件。但对邓小平这次访新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决策中的具体作用，学术界没有专文研究，甚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专门研究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的论著中也没有涉及黄一兵：《试析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如何认识和评价邓小平此次访新的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决策的过程中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直接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最终形成。
一、新加坡是邓小平此次东南亚之行中印象最深的国家
1978年末，中共党内主张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日趋活跃。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经邓颖超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印发《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和《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四份简报。会议还印发了有关部委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一些报告，供与会代表参阅。这些参考文件，主要以我国各代表团出访考察的见闻为基础，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初步分析并指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吸取的，而哪些可能并不适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这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考察和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但毕竟为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为了掌握国外经济发展经验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提供更翔实和可靠的参考和借鉴，1978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决定赴中国的近邻中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国进行访问。1978年10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汽车厂、钢铁厂，从东京到京都，乘新干线上的超特快列车，非常感慨，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对这一时期邓小平出访的目的，当时的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看得很清楚：“我们那时自然也晓得，中国已决定放弃几十年的封闭政策，要开放了。要到处寻找走向现代化的最快速和最佳途径。”《拉惹勒南回忆录》，新明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3页。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正值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际，未能与中央工作会议错开时间，说明邓小平了解外部世界心情的迫切。
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邓小平依次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对新加坡的印象最深。
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李光耀（时任新加坡总理）、王鼎昌（时任新加坡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和吴庆瑞（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到机场迎接。邓小平此次访新的主要活动，依照中国官方的报道，主要有：
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抵新，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新“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下午，邓小平和李光耀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就东南亚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当晚，李光耀在伊斯塔纳宫举行欢迎宴会，邓小平称赞勤劳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总理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邓小平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新加坡奉行不结盟政策，坚持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持东盟提出的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积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经济合作，注意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13日上午，邓小平在裕廊镇管理局主任郑章远的陪同下，参观裕廊工业园区。郑章远向中国客人扼要地介绍了这一新兴工业中心的建设情况。之后，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时，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介绍后，邓小平登上这个局二十二层办公大厦的顶层，�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邓小平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
13日下午，邓小平和李光耀继续会谈。双方认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着广阔的前景。他们表示，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形势交换了看法，并且强调对霸权主义在非洲、中东、亚洲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行径要提高警惕。
我们从中国官方的报道可以看出，邓小平此次访新的主要目的，是“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就东南亚的形势交换意见”。这是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的国际局势相关联的。但同时，邓小平也考察了裕廊工业区和新加坡的住房。与此前访问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邓小平对新加坡印象最深。这也可以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此时间段关于三国的报道频次得到验证。
在邓小平访新前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新加坡的报道有《新加坡的城市建设》、《新加坡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新加坡点滴》、《新加坡共和国的人口密度》、《高速度发展的新加坡工业》、《迅速发展的新加坡旅游业》、《开展“礼貌运动”搞好环境卫生新加坡发展旅游业采取的两项措施》共7篇，均是从正面介绍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而同一阶段，《人民日报》对马来西亚的介绍有4篇（《著名的马来西亚橡胶》、《“锡和橡胶王国”――马来西亚》、《邓副总理赞扬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成就》、《马来西亚培育成功高产椰树新品种》），关于泰国的介绍有3篇（《劳动的帮手――泰国的象》、《华丽的泰国挽巴茵皇宫》、《泰国兴建小型灌溉工程》）。不管是从报道的频次，还是从报道的内容，都可以看出，中国官方的主要媒体对新加坡的介绍最详尽，也最全面。
新华社记者曾建徽、章蟾华采写的《难忘的东南亚之行――记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邓小平此次东南亚之行的一个总结性特写，其中特别提到，新加坡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解决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经验，都有可资借鉴之处。新加坡发展旅游事业使之成为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引人瞩目的曾建徽、章蟾华：《难忘的东南亚之行――记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1日。这篇报道有关新马泰的内容，以新加坡的篇幅最长也最详尽。
甚至14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游览珠海市容时，邓小平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珠海有点像新加坡了。”彭冠：《我幸运地跟随小平七天》，《珠江晚报》2008年8月5日。后来，又发表了关于学习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也表明此次访新给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访新过程中，与李光耀的会见对邓小平触动颇深
邓小平与李光耀的会谈内容，中国的官方报道则偏重于国际局势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对此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1978年11月12日晚上，李光耀在伊斯塔纳宫宴请邓小平夫妇的席间，邓小平邀请李光耀访问中国。李光耀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66页。可见，在此时，邓小平认为，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倒是李光耀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信心。
邓小平在结束访新离开之际，李光耀又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邓小平感叹道，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邓小平表示，他一直希望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71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中国的新闻传媒不再把新加坡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是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其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
我们从李光耀和邓小平的对话可以看出，此时的邓小平虽然急于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但由于中国不像新加坡，是一个大国，又显出在短期内改变中国面貌信心不足的一面，所以“才沉默不语”。由于在新加坡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社会状况迅速好转，离此次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整整两年，即1980年11月，李光耀访问了中国，他发现，“中国跟过去已大不相同了”《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73页。14年后，邓小平在南方的途中，与当年的“沉默不语”不同，显得信心十足：“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邓小平访新也立即影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决策。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召开，此时邓小平已在东南亚访问途中。14日晚上邓小平结束对东南亚三国访问回到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四天。依照惯例，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有关人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随着中央全会期间形势出乎意料的变化，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邓小平认为原来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的讲话稿要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主题。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三页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要求重新起草一个新文本。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对重新写出的稿子，邓小平看后又谈了很多意见，其中就讲到了新加坡的发展。这次谈话，胡乔木有一个记录，用圆珠笔，字很小，记在文稿的最后一页上。邓小平特别提出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问题，还有工人的住房问题。邓小平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1/3）。胡乔木记录的手迹后来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上。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除了当时的主客观形势外，邓小平访新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EzraVogel）教授见到李光耀。李光耀告诉傅高义，1978年邓小平去新加坡时，惊叹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新加坡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到新加坡如此之快，意识到国内的体制需要改变。这条信息让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也感到“很新鲜”：“先前我们无法得到这些信息。”傅高义、程中原、夏杏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及其他――中美学者三人谈》，《中华儿女》2008年第4期。程中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和新、马、泰诸国后对未来的设计思路变得开阔而具体了苏文慧：《胡乔木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始末――访＜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程中原研究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4期。
邓小平的此次访新，震惊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龙其是裕廊工业区的发展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其基础建设、引进外资、科学技术、优惠政策等都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邓小平希望工业园区的创始人、主管新加坡经济的副总理吴庆瑞访华，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1985年，吴庆瑞辞职后，中国国务院正式聘请他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他诚恳地接受中国的邀请。邓小平会见他时说，您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经济政策的决策人，还一手创办了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为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许多奉献。中国政府特意聘请您当经济顾问，主要目标是协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协助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张青：《邓小平聘请的外国经济顾问――新加坡经济学家吴庆瑞》，《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7期。自1985年至1990年，吴庆瑞担任中国经济顾问六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也是邓小平访新的一大成果。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动都可在这次出访中寻出源头
李光耀曾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72页。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动都可在这次出访中寻出源头。
关于利用外资。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就非常注重对外的经济联系，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决心把新加坡利用外资的这个“经”取走。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一个月之后，“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吴庆瑞担任中国的经济顾问之后，也就中国引进外资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议。如他指出，中国一定要开发国内市场，认真选择合适的项目。引进外资的重点应放在出口和高科技产业这两个方面。中国吸引外资，但不能坐在国内等待外商，而应尽快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猎取信息，挑选项目。中国可在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成为同外商接触联系的窗口，可以无偿地向他们提供咨询服务，疏通渠道，解决疑虑。吴庆瑞还就引进外资的技术层面的问题献计献策：中方办理外商投资的手续太复杂，登记的单位太多，使外商摸不到头脑。这种办法效果不良，建议中国政府建立专门的办事机构，简化手续，为外商申办手续提供方便张青：《邓小平聘请的外国经济顾问――新加坡经济学家吴庆瑞》，《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7期。
关于经济特区。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区时，就详细了解了这一新兴工业中心的建设情况：裕廊工业园区成立16年来，已建立了三家大型炼油厂，加工提炼来自中东的原油。此外，还兴建了几座用进口废钢作原料的钢厂以及卡车装配厂、造船厂、石油化工厂、鱼类加工厂，并完成了一些房屋建筑工程。目前，正在计划围海造地以兴建更多的工厂。中国也受此启发，在广东沿海地区建立了“特区”，邀请吴庆瑞做中国的经济顾问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要他对华南沿岸几个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提供意见”《拉惹勒南回忆录》，新明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0页。
中国的旅游事业发展。事实上，邓小平在此次访新之前，就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新加坡的旅游业的发达，表示要在旅游业方面赶超新加坡。1978年1月，邓小平恢复原职以后第一次出访，访问的国家是缅甸。在访问途中，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程瑞声告诉邓小平，1976年他曾经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在桂林游览的时候，李光耀对他讲，中国那么漂亮，如果把旅游好好弄一弄，一年至少可以创收外汇20亿美元。程当时不太相信，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邓小平当时听了后，就说：“好好地搞他几年，肯定能达到，还可以超过！”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同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谈经济建设方针时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业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要狠抓一下旅游和城市建设。发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综合起来考虑，开始时国家要给城市建设投些资，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邓小平又提出，发展旅游必须考虑城市建设的配套工作。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值得我们参考。公路搞立体交叉，可以搞两层、三层的戴长澜：《一百亿美元的设想与四百多亿美元的现实――程瑞声回忆邓小平设计开放中国旅游市场》，《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22日。
邓小平访新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当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重新回忆邓小平三十年前的这次出访，探讨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程中的地位，无疑会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李光耀2004年6月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采访时指出：“你们在二三十年后，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从五十到一百年之内，或许六七十年间，你们会像日本和美国，到时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你们有办法这么做，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想我们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在五六十年后，我们必须向你们学习。”《对话，李光耀》，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40621/101484.shtml，访问日期2008年8月2日。李光耀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更有理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最终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年和1978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的两年，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新加坡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中新两国建交前中国领导人首次访新。邓小平此次访新活动，也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的一个重大事件。但对邓小平这次访新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决策中的具体作用，学术界没有专文研究，甚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专门研究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的论著中也没有涉及黄一兵：《试析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如何认识和评价邓小平此次访新的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决策的过程中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直接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最终形成。
一、新加坡是邓小平此次东南亚之行中印象最深的国家
1978年末，中共党内主张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日趋活跃。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经邓颖超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印发《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和《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四份简报。会议还印发了有关部委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一些报告，供与会代表参阅。这些参考文件，主要以我国各代表团出访考察的见闻为基础，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初步分析并指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吸取的，而哪些可能并不适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这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考察和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但毕竟为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为了掌握国外经济发展经验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提供更翔实和可靠的参考和借鉴，1978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决定赴中国的近邻中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国进行访问。1978年10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汽车厂、钢铁厂，从东京到京都，乘新干线上的超特快列车，非常感慨，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对这一时期邓小平出访的目的，当时的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看得很清楚：“我们那时自然也晓得，中国已决定放弃几十年的封闭政策，要开放了。要到处寻找走向现代化的最快速和最佳途径。”《拉惹勒南回忆录》，新明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3页。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正值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际，未能与中央工作会议错开时间，说明邓小平了解外部世界心情的迫切。
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邓小平依次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对新加坡的印象最深。
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李光耀（时任新加坡总理）、王鼎昌（时任新加坡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和吴庆瑞（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到机场迎接。邓小平此次访新的主要活动，依照中国官方的报道，主要有：
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抵新，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新“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下午，邓小平和李光耀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就东南亚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当晚，李光耀在伊斯塔纳宫举行欢迎宴会，邓小平称赞勤劳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总理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邓小平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新加坡奉行不结盟政策，坚持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持东盟提出的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积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经济合作，注意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13日上午，邓小平在裕廊镇管理局主任郑章远的陪同下，参观裕廊工业园区。郑章远向中国客人扼要地介绍了这一新兴工业中心的建设情况。之后，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时，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介绍后，邓小平登上这个局二十二层办公大厦的顶层，�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邓小平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
13日下午，邓小平和李光耀继续会谈。双方认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着广阔的前景。他们表示，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形势交换了看法，并且强调对霸权主义在非洲、中东、亚洲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行径要提高警惕。
我们从中国官方的报道可以看出，邓小平此次访新的主要目的，是“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就东南亚的形势交换意见”。这是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的国际局势相关联的。但同时，邓小平也考察了裕廊工业区和新加坡的住房。与此前访问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邓小平对新加坡印象最深。这也可以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此时间段关于三国的报道频次得到验证。
在邓小平访新前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新加坡的报道有《新加坡的城市建设》、《新加坡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新加坡点滴》、《新加坡共和国的人口密度》、《高速度发展的新加坡工业》、《迅速发展的新加坡旅游业》、《开展“礼貌运动”搞好环境卫生新加坡发展旅游业采取的两项措施》共7篇，均是从正面介绍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而同一阶段，《人民日报》对马来西亚的介绍有4篇（《著名的马来西亚橡胶》、《“锡和橡胶王国”――马来西亚》、《邓副总理赞扬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成就》、《马来西亚培育成功高产椰树新品种》），关于泰国的介绍有3篇（《劳动的帮手――泰国的象》、《华丽的泰国挽巴茵皇宫》、《泰国兴建小型灌溉工程》）。不管是从报道的频次，还是从报道的内容，都可以看出，中国官方的主要媒体对新加坡的介绍最详尽，也最全面。
新华社记者曾建徽、章蟾华采写的《难忘的东南亚之行――记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邓小平此次东南亚之行的一个总结性特写，其中特别提到，新加坡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解决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经验，都有可资借鉴之处。新加坡发展旅游事业使之成为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引人瞩目的曾建徽、章蟾华：《难忘的东南亚之行――记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1日。这篇报道有关新马泰的内容，以新加坡的篇幅最长也最详尽。
甚至14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游览珠海市容时，邓小平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珠海有点像新加坡了。”彭冠：《我幸运地跟随小平七天》，《珠江晚报》2008年8月5日。后来，又发表了关于学习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也表明此次访新给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访新过程中，与李光耀的会见对邓小平触动颇深
邓小平与李光耀的会谈内容，中国的官方报道则偏重于国际局势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对此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1978年11月12日晚上，李光耀在伊斯塔纳宫宴请邓小平夫妇的席间，邓小平邀请李光耀访问中国。李光耀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66页。可见，在此时，邓小平认为，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倒是李光耀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信心。
邓小平在结束访新离开之际，李光耀又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邓小平感叹道，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邓小平表示，他一直希望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71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中国的新闻传媒不再把新加坡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是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其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
我们从李光耀和邓小平的对话可以看出，此时的邓小平虽然急于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但由于中国不像新加坡，是一个大国，又显出在短期内改变中国面貌信心不足的一面，所以“才沉默不语”。由于在新加坡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社会状况迅速好转，离此次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整整两年，即1980年11月，李光耀访问了中国，他发现，“中国跟过去已大不相同了”《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73页。14年后，邓小平在南方的途中，与当年的“沉默不语”不同，显得信心十足：“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邓小平访新也立即影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决策。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召开，此时邓小平已在东南亚访问途中。14日晚上邓小平结束对东南亚三国访问回到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四天。依照惯例，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有关人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随着中央全会期间形势出乎意料的变化，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邓小平认为原来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的讲话稿要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主题。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三页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要求重新起草一个新文本。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对重新写出的稿子，邓小平看后又谈了很多意见，其中就讲到了新加坡的发展。这次谈话，胡乔木有一个记录，用圆珠笔，字很小，记在文稿的最后一页上。邓小平特别提出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问题，还有工人的住房问题。邓小平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1/3）。胡乔木记录的手迹后来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上。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除了当时的主客观形势外，邓小平访新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EzraVogel）教授见到李光耀。李光耀告诉傅高义，1978年邓小平去新加坡时，惊叹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新加坡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到新加坡如此之快，意识到国内的体制需要改变。这条信息让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也感到“很新鲜”：“先前我们无法得到这些信息。”傅高义、程中原、夏杏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及其他――中美学者三人谈》，《中华儿女》2008年第4期。程中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和新、马、泰诸国后对未来的设计思路变得开阔而具体了苏文慧：《胡乔木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始末――访＜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程中原研究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4期。
邓小平的此次访新，震惊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龙其是裕廊工业区的发展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其基础建设、引进外资、科学技术、优惠政策等都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邓小平希望工业园区的创始人、主管新加坡经济的副总理吴庆瑞访华，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1985年，吴庆瑞辞职后，中国国务院正式聘请他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他诚恳地接受中国的邀请。邓小平会见他时说，您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经济政策的决策人，还一手创办了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为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许多奉献。中国政府特意聘请您当经济顾问，主要目标是协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协助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张青：《邓小平聘请的外国经济顾问――新加坡经济学家吴庆瑞》，《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7期。自1985年至1990年，吴庆瑞担任中国经济顾问六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也是邓小平访新的一大成果。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动都可在这次出访中寻出源头
李光耀曾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672页。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动都可在这次出访中寻出源头。
关于利用外资。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就非常注重对外的经济联系，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决心把新加坡利用外资的这个“经”取走。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一个月之后，“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吴庆瑞担任中国的经济顾问之后，也就中国引进外资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议。如他指出，中国一定要开发国内市场，认真选择合适的项目。引进外资的重点应放在出口和高科技产业这两个方面。中国吸引外资，但不能坐在国内等待外商，而应尽快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猎取信息，挑选项目。中国可在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成为同外商接触联系的窗口，可以无偿地向他们提供咨询服务，疏通渠道，解决疑虑。吴庆瑞还就引进外资的技术层面的问题献计献策：中方办理外商投资的手续太复杂，登记的单位太多，使外商摸不到头脑。这种办法效果不良，建议中国政府建立专门的办事机构，简化手续，为外商申办手续提供方便张青：《邓小平聘请的外国经济顾问――新加坡经济学家吴庆瑞》，《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7期。
关于经济特区。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区时，就详细了解了这一新兴工业中心的建设情况：裕廊工业园区成立16年来，已建立了三家大型炼油厂，加工提炼来自中东的原油。此外，还兴建了几座用进口废钢作原料的钢厂以及卡车装配厂、造船厂、石油化工厂、鱼类加工厂，并完成了一些房屋建筑工程。目前，正在计划围海造地以兴建更多的工厂。中国也受此启发，在广东沿海地区建立了“特区”，邀请吴庆瑞做中国的经济顾问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要他对华南沿岸几个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提供意见”《拉惹勒南回忆录》，新明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0页。
中国的旅游事业发展。事实上，邓小平在此次访新之前，就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新加坡的旅游业的发达，表示要在旅游业方面赶超新加坡。1978年1月，邓小平恢复原职以后第一次出访，访问的国家是缅甸。在访问途中，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程瑞声告诉邓小平，1976年他曾经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在桂林游览的时候，李光耀对他讲，中国那么漂亮，如果把旅游好好弄一弄，一年至少可以创收外汇20亿美元。程当时不太相信，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邓小平当时听了后，就说：“好好地搞他几年，肯定能达到，还可以超过！”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同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谈经济建设方针时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业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要狠抓一下旅游和城市建设。发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综合起来考虑，开始时国家要给城市建设投些资，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邓小平又提出，发展旅游必须考虑城市建设的配套工作。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值得我们参考。公路搞立体交叉，可以搞两层、三层的戴长澜：《一百亿美元的设想与四百多亿美元的现实――程瑞声回忆邓小平设计开放中国旅游市场》，《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22日。
邓小平访新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当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重新回忆邓小平三十年前的这次出访，探讨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程中的地位，无疑会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李光耀2004年6月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采访时指出：“你们在二三十年后，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从五十到一百年之内，或许六七十年间，你们会像日本和美国，到时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你们有办法这么做，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想我们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在五六十年后，我们必须向你们学习。”《对话，李光耀》，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40621/101484.shtml，访问日期2008年8月2日。李光耀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更有理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