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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加坡经验对广东的启示
（发言提纲）
曹云华
一、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有没有民主？
●新加坡有没有政治民主，一些西方人士认为新加坡没有政治民主，新加坡人则认为新加坡有政治民主，只是这种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所区别，它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民主。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民主，有没有一个东西方都适用的民主的基本原则，存在不存在一个东方式的民主。
●目前，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和部分学者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一套东西方都适用的民主的基本原则。他们还以印度和斯里兰卡及苏联为例，认为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基本原则不适用于东方，它们在东方国家的实验都是失败的，因为东方缺少让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土壤。因此，推行民主要结合各国的国情，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最近发生在泰国的事情也令人们在反思，西方民主的那一套东西，在亚洲国家究竟行不行得通？
●笔者认为，在新加坡，某种程度的民主是存在的，民主的制度和各种组织形式在新加坡都存在，如国会、大选、反对党等。但是，新加坡又的确是一个缺乏自由的国家，人们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行动党及其政府控制了政府、国会、传媒、工会、宗教团体等。笔者曾经在1992年著的《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一书中这样分析新加坡的民主：“在这里，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在这里，具有几乎与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差别的民主设施和制度，如代议制、普选制，等等。然而，这些民主设施和制度的功能及其运作又与西方民主国家迥然相异。”现在，我仍然坚持上述观点。我们在分析新加坡的民主时，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它所处的特定内部和外部环境中去。民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欧美国家的民主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进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新加坡在几十年就走完人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
●新加坡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实行民主应该循序渐进。
2.民主的基本原则带有普遍意义，但是实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方式和方法则应该有所区别，应该因各国的国情而异，绝不可盲目生搬硬套。
3.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东西方都适用的，但却没有一套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应该有一套固定的民主模式。西方国家不应该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而东方国家在实行民主时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的模式。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1992年，我曾经写过一本小书，叫《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现在回过头看看，书中写的许多东西仍然没有过时。
●第一，新加坡领导人发起的反对全盘西化的运动，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关于信仰问题。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得有精神上的信仰或者叫寄托，如果没有，或者出现真空，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第三，宗教信仰是一个好东西。新加坡政府在1989年发表的《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指出，“在新加坡社会，宗教起着积极的作用，宗教团体一直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新加坡人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和道德上的指引。许多宗教团体不遗余力地从事教育、社区和社会工作，如办学校，帮助老人及残疾人士，开办托儿所等。可以预见，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将与日俱增”。
三、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高薪养廉。
●第二，制度保障。
●第三，反贪倡廉成为习惯和文化。
1.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高薪养廉
●高薪能否养廉？最贵的=最好的？
●我认为，单纯依靠高薪不能养廉，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保证，但是，低薪肯定是导致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贪污受贿已经成为政府官员低薪的一种合理但不合法的补充。
●新加坡高薪养廉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高薪与低薪的代价相比，前者要低得多。
●新加坡新老两代领导人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薪酬过低，就不可能保持政府廉洁，前总理吴作栋指出，“当薪酬变得不符现实时，公共服务的诚实水平必然降低。如果薪酬过低，要保持政府的廉洁是不可能的。一个交通警察的薪金，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必然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接受贿赂，而不发传票给超速驾驶的司机。从上到下，维持清廉的公共服务，而不让它的水准降低，对新加坡是至关重要的”。
●新加坡政府的高薪政策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充分肯定，并且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1993年8月，世界银行发表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认为，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实践证明，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愈高，公务员队伍的质量也就愈高，人民从中得到的回报也愈多。“在官僚机构，与在其他方面几乎所有的情况一样，你付出什么，便会得到什么。就相对报酬而言，‘四小龙’明显好于其他经济实体。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相对收入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同，但仍远远高于菲律宾，而菲律宾一般被认为是东南亚官僚机构最弱的国家之一。一般来说，与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的待遇越好，官僚机构的质量就越高。毫不奇怪，新加坡的政府被认为是本地区最称职、最正直的政府――其公务员的工资最高。”
2.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制度保证
●建立严格的选拔和录用制度。
●建立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
●建立严格的品德考核制度。
●有法可依和执法必严。
●赋予反贪污机构各种特权。
3.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习惯和文化
●反贪倡廉成为习惯和文化。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局长苏圻现说：“反贪需要很长的历史，才能变成习惯、风气，进而变成文化。”
●举一个例子，新加坡建国以来出现过的最高的贪官，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1986年11月，警方调查他涉嫌受贿新加坡元100万（约合人民币500万元）时，他自杀了。在服下大量安眠药前，他写下一封遗书给当时的总理李光耀：“总理，两个星期来，我感到非常伤心和沮丧。对于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我觉得我唯有承受最高的处罚以谢过。”
●这件事说明，在新加坡，贪污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贪官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感到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了。反观我们国家最近10多年披露的各种高官的贪污案件，个个都是厚颜无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我们国家，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贪污文化根深蒂固，要真正使反腐倡廉成为一种习惯和文化，是长期的任务。
四、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不照搬西方的福利主义。
●第二，给穷人送渔网，教他们学会打鱼。
●第三，建设优雅社会。
●针对年轻一代过分追求物质，轻视精神生活，过分重视个人，忽视社会，过分崇尚西方文化，抛弃东方价值观的倾向，以吴作栋为首的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表示一定要扭转这个错误的倾向，使新加坡的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近年来，吴作栋和其他领导人一再强调，新加坡追赶发达国家，不单纯是在物质方面要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要在人的素质、社会发展和精神生活等各方面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吴作栋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即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优雅社会”，其目的就是要纠正新加坡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而轻视社会和人的精神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的倾向。
五、什么是优雅社会
●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制定的《新加坡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计划》中对新加坡人未来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作了较为详细的描绘，这些描绘实际上就是吴作栋所说的“优雅社会”的基本轮廓。这个计划书说，把新加坡建设成为发达国家的理想，不单纯是提高人均收入，而是应该包括经济活力、民族特性、生活质量及世界性城市结构等四个方面的因素。
●在民族特性方面，主要目标是“使全体新加坡人树立一种共同个性和一致目标的观念，这对国家的建设和富强是十分重要的。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根基坚固的强烈意识，将能够使新加坡人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包含有克服困难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能够使人们有信心把家庭和后代扎根于新加坡”。
●在生活质量方面，该计划书指出，生活质量的高低由以下五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一是购买力强；二是高质量的物质环境；三是高质量的活动环境；四是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五是有素养的社会。关于有素养的社会，计划书这样写道：“这包括两个含义：这里的人们信息灵通、文雅大方、通情达理和对他人体贴入微；这个地方充满了理念、艺术、文学和音乐。”“高质量的生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新加坡实现为其国民提供更高生活质量这一理想的过程中，较高质量的生活也将对此起着促进作用。”
六、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每一次的转折关头，面对变化了的世界经济形势，都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制定新的发展战略。这就要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灵活性。因此，我认为，新加坡经济之所以能够起飞和取得成功，还是应该归功于其人才政策――精英主义和精英治国。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在他著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大量廉价的资源投资导向阶段――大量的资本，尤其是外资的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知识和高新技术人才、企业创造力富裕导向阶段――社会价值挂帅，经济活力开始下降，但仍然在一些关键产业维持优势。
●波特指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顺利地实现从低级阶段向更高一级阶段的过渡。新加坡的成功就在于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顺利地实现过渡和转移，领导层能够顺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地调整与修正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使新加坡经济能够不断地前进，与变化和发展的世界经济同步前进。
●东莞的经济现在正在处于波特所说的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移过渡的时期，对新加坡经济而言，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成功地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
●波特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是最困难的，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门槛”，“能够成功跨越的国家并不多”。最为成功的是日本，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西班牙、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而没有成功。
●新加坡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进行跨越？我曾经在广东科技厅主办的一份杂志《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7期发表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题为“跨越分水岭――新加坡是如何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提高创新能力的？”文章认为，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有一条，那就是不断地创造新的优势。如何创造新的优势，具体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增强人民的凝聚力；
●第二，促进人才与人力资源的发展；
●第三，制定新的工业政策；
●第四，深化和增强科技基础。
例如，1995年，新加坡研究与发展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1%，而在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9%，在200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在2010年前将提升至3%。新加坡财政部副部长尚达曼说，政府计划逐步提高投入研究与开发领域的款项。他指出，要使新加坡成为亚洲领先的知识型工业，我国有必要继续投资于研究与开发领域，虽然它短期内无法带来明显的经济回报，但是长远来说，它却有助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尚达曼强调：“我们不期待短期回报。这是一项长期投资，而它明显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无法确定能取得成功，而且即使我们成功了，许多经济利益相信都是以间接方式显现。”
七、简短的结论
●学习新加坡，究竟学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就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最近10多年，我们国家派到新加坡考察、短期学习的干部很多。据我所知、深圳、珠海等地还专门派中层干部到新加坡轮流接受培训，广东省委书记还提出，广东要敢于向新加坡“叫板”。为什么都是华人，新加坡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就做不到，新加坡行的，我们就不行？
●新加坡经验：
1.忧患意识。
2.争做第一的思想。
3.人才至上的思想。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曹云华
一、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有没有民主？
●新加坡有没有政治民主，一些西方人士认为新加坡没有政治民主，新加坡人则认为新加坡有政治民主，只是这种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所区别，它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民主。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民主，有没有一个东西方都适用的民主的基本原则，存在不存在一个东方式的民主。
●目前，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和部分学者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一套东西方都适用的民主的基本原则。他们还以印度和斯里兰卡及苏联为例，认为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基本原则不适用于东方，它们在东方国家的实验都是失败的，因为东方缺少让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土壤。因此，推行民主要结合各国的国情，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最近发生在泰国的事情也令人们在反思，西方民主的那一套东西，在亚洲国家究竟行不行得通？
●笔者认为，在新加坡，某种程度的民主是存在的，民主的制度和各种组织形式在新加坡都存在，如国会、大选、反对党等。但是，新加坡又的确是一个缺乏自由的国家，人们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行动党及其政府控制了政府、国会、传媒、工会、宗教团体等。笔者曾经在1992年著的《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一书中这样分析新加坡的民主：“在这里，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在这里，具有几乎与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差别的民主设施和制度，如代议制、普选制，等等。然而，这些民主设施和制度的功能及其运作又与西方民主国家迥然相异。”现在，我仍然坚持上述观点。我们在分析新加坡的民主时，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它所处的特定内部和外部环境中去。民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欧美国家的民主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进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新加坡在几十年就走完人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
●新加坡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实行民主应该循序渐进。
2.民主的基本原则带有普遍意义，但是实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方式和方法则应该有所区别，应该因各国的国情而异，绝不可盲目生搬硬套。
3.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东西方都适用的，但却没有一套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应该有一套固定的民主模式。西方国家不应该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而东方国家在实行民主时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的模式。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1992年，我曾经写过一本小书，叫《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现在回过头看看，书中写的许多东西仍然没有过时。
●第一，新加坡领导人发起的反对全盘西化的运动，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关于信仰问题。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得有精神上的信仰或者叫寄托，如果没有，或者出现真空，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第三，宗教信仰是一个好东西。新加坡政府在1989年发表的《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指出，“在新加坡社会，宗教起着积极的作用，宗教团体一直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新加坡人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和道德上的指引。许多宗教团体不遗余力地从事教育、社区和社会工作，如办学校，帮助老人及残疾人士，开办托儿所等。可以预见，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将与日俱增”。
三、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高薪养廉。
●第二，制度保障。
●第三，反贪倡廉成为习惯和文化。
1.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高薪养廉
●高薪能否养廉？最贵的=最好的？
●我认为，单纯依靠高薪不能养廉，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保证，但是，低薪肯定是导致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贪污受贿已经成为政府官员低薪的一种合理但不合法的补充。
●新加坡高薪养廉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高薪与低薪的代价相比，前者要低得多。
●新加坡新老两代领导人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薪酬过低，就不可能保持政府廉洁，前总理吴作栋指出，“当薪酬变得不符现实时，公共服务的诚实水平必然降低。如果薪酬过低，要保持政府的廉洁是不可能的。一个交通警察的薪金，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必然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接受贿赂，而不发传票给超速驾驶的司机。从上到下，维持清廉的公共服务，而不让它的水准降低，对新加坡是至关重要的”。
●新加坡政府的高薪政策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充分肯定，并且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1993年8月，世界银行发表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认为，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实践证明，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愈高，公务员队伍的质量也就愈高，人民从中得到的回报也愈多。“在官僚机构，与在其他方面几乎所有的情况一样，你付出什么，便会得到什么。就相对报酬而言，‘四小龙’明显好于其他经济实体。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相对收入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同，但仍远远高于菲律宾，而菲律宾一般被认为是东南亚官僚机构最弱的国家之一。一般来说，与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的待遇越好，官僚机构的质量就越高。毫不奇怪，新加坡的政府被认为是本地区最称职、最正直的政府――其公务员的工资最高。”
2.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制度保证
●建立严格的选拔和录用制度。
●建立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
●建立严格的品德考核制度。
●有法可依和执法必严。
●赋予反贪污机构各种特权。
3.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习惯和文化
●反贪倡廉成为习惯和文化。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局长苏圻现说：“反贪需要很长的历史，才能变成习惯、风气，进而变成文化。”
●举一个例子，新加坡建国以来出现过的最高的贪官，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1986年11月，警方调查他涉嫌受贿新加坡元100万（约合人民币500万元）时，他自杀了。在服下大量安眠药前，他写下一封遗书给当时的总理李光耀：“总理，两个星期来，我感到非常伤心和沮丧。对于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我觉得我唯有承受最高的处罚以谢过。”
●这件事说明，在新加坡，贪污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贪官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感到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了。反观我们国家最近10多年披露的各种高官的贪污案件，个个都是厚颜无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我们国家，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贪污文化根深蒂固，要真正使反腐倡廉成为一种习惯和文化，是长期的任务。
四、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不照搬西方的福利主义。
●第二，给穷人送渔网，教他们学会打鱼。
●第三，建设优雅社会。
●针对年轻一代过分追求物质，轻视精神生活，过分重视个人，忽视社会，过分崇尚西方文化，抛弃东方价值观的倾向，以吴作栋为首的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表示一定要扭转这个错误的倾向，使新加坡的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近年来，吴作栋和其他领导人一再强调，新加坡追赶发达国家，不单纯是在物质方面要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要在人的素质、社会发展和精神生活等各方面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吴作栋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即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优雅社会”，其目的就是要纠正新加坡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而轻视社会和人的精神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的倾向。
五、什么是优雅社会
●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制定的《新加坡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计划》中对新加坡人未来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作了较为详细的描绘，这些描绘实际上就是吴作栋所说的“优雅社会”的基本轮廓。这个计划书说，把新加坡建设成为发达国家的理想，不单纯是提高人均收入，而是应该包括经济活力、民族特性、生活质量及世界性城市结构等四个方面的因素。
●在民族特性方面，主要目标是“使全体新加坡人树立一种共同个性和一致目标的观念，这对国家的建设和富强是十分重要的。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根基坚固的强烈意识，将能够使新加坡人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包含有克服困难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能够使人们有信心把家庭和后代扎根于新加坡”。
●在生活质量方面，该计划书指出，生活质量的高低由以下五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一是购买力强；二是高质量的物质环境；三是高质量的活动环境；四是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五是有素养的社会。关于有素养的社会，计划书这样写道：“这包括两个含义：这里的人们信息灵通、文雅大方、通情达理和对他人体贴入微；这个地方充满了理念、艺术、文学和音乐。”“高质量的生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新加坡实现为其国民提供更高生活质量这一理想的过程中，较高质量的生活也将对此起着促进作用。”
六、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每一次的转折关头，面对变化了的世界经济形势，都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制定新的发展战略。这就要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灵活性。因此，我认为，新加坡经济之所以能够起飞和取得成功，还是应该归功于其人才政策――精英主义和精英治国。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在他著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大量廉价的资源投资导向阶段――大量的资本，尤其是外资的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知识和高新技术人才、企业创造力富裕导向阶段――社会价值挂帅，经济活力开始下降，但仍然在一些关键产业维持优势。
●波特指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顺利地实现从低级阶段向更高一级阶段的过渡。新加坡的成功就在于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顺利地实现过渡和转移，领导层能够顺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地调整与修正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使新加坡经济能够不断地前进，与变化和发展的世界经济同步前进。
●东莞的经济现在正在处于波特所说的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移过渡的时期，对新加坡经济而言，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成功地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
●波特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是最困难的，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门槛”，“能够成功跨越的国家并不多”。最为成功的是日本，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西班牙、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而没有成功。
●新加坡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进行跨越？我曾经在广东科技厅主办的一份杂志《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7期发表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题为“跨越分水岭――新加坡是如何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提高创新能力的？”文章认为，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有一条，那就是不断地创造新的优势。如何创造新的优势，具体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增强人民的凝聚力；
●第二，促进人才与人力资源的发展；
●第三，制定新的工业政策；
●第四，深化和增强科技基础。
例如，1995年，新加坡研究与发展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1%，而在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9%，在200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在2010年前将提升至3%。新加坡财政部副部长尚达曼说，政府计划逐步提高投入研究与开发领域的款项。他指出，要使新加坡成为亚洲领先的知识型工业，我国有必要继续投资于研究与开发领域，虽然它短期内无法带来明显的经济回报，但是长远来说，它却有助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尚达曼强调：“我们不期待短期回报。这是一项长期投资，而它明显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无法确定能取得成功，而且即使我们成功了，许多经济利益相信都是以间接方式显现。”
七、简短的结论
●学习新加坡，究竟学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就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最近10多年，我们国家派到新加坡考察、短期学习的干部很多。据我所知、深圳、珠海等地还专门派中层干部到新加坡轮流接受培训，广东省委书记还提出，广东要敢于向新加坡“叫板”。为什么都是华人，新加坡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就做不到，新加坡行的，我们就不行？
●新加坡经验：
1.忧患意识。
2.争做第一的思想。
3.人才至上的思想。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